叶帅病逝，邓公和李先念在陈云家开密会，反复强调：该提上日程了

　　1986年10月22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剑英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

　　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叶剑英追悼大会，5000余名来自首都各界人士自发参加。

　　追悼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胡耀邦致悼词。

　　悼词回顾了叶剑英元帅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

　　赞扬叶剑英同志在革命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崇高的品德与优良作风。

　　10月31日，叶剑英元帅的灵骨由北京移送广州。

　　就在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结束的第二天，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照事前约定，来到陈云家中，三位老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与陈云反复强调——这件事该提上日程了……

　　图｜陈云与邓小平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然而，经历了那段特殊时期，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是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位耄耋老人挑大梁。

　　年轻的干部没有及时顶上来，令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感到忧心忡忡。

　　党的领导集体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新老交替。

　　说穿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希望在自己还能动弹，尚且有余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带一带后辈，实现党领导集体的更新换代。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后不久，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缅怀老友的同时，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意识到新老交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不尽快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命运与走向将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正因如此，在十二届六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就想着找个时间坐在一起，商量交班接班的问题。

　　1986年10月30日上午，即为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照约定来到陈云家中。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可是，一向对拍照来者不拒的陈云，还没等身边工作人员忙完，他就找了个理由把他们全部支出办公室，反手把门给锁上了。

　　三位老人身边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其重要性或许将会决定党的今后命运与走向。

　　曾经担任陈云同志的警卫员赵天元在晚年回忆，当他被陈云指出办公室准备刚刚回到值班室，电话铃就响了。

　　赵天元接起电话，对方让他赶紧到办公室里来一趟，赵天元马上原路返回。

　　打开办公室门，三位老人都高声喊着要拿香烟。

　　赵天元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特制香烟。

　　谈话结束，赵天元进入办公室一看，烟灰缸里有六个特制过滤嘴的烟头。

　　不用多问，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如果不是遇上重大事情，小平同志不会在80分钟里连续抽完六支香烟。

　　可见这件事情是如此的急迫。

　　不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老人这场谈话的具体内容是秘密的，除他们三人之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内情。

　　图｜1952年，李先念（左）与陈云

　　只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还有当时三位老人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的片段，将这一场世纪谈话的内容拼凑个七七八八。

　　邓小平率先发言，内容就是交班接班的问题。

　　等到陈云表达意见时，邓小平感慨地说道：“不能继续等下去，把这件事要尽早提上日程。”

　　李先念和陈云都表示赞同。

　　就此来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场秘密谈话的内容就是要尽早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1976年，粉碎反动团体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重任，中华民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977年，在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陈云、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革命家与邓小平呼应，发表谈话和撰写文章。

　　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利用这一基本纲领，迅速带领党和国家步入正轨。

　　在特殊时期，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几位老同志，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这些老同志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经济上的重大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标志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开始。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会议结束后，这几位老人又有了新的忧虑。

　　原来，十年特殊时期，一群反动分子混进各级党政机关，打乱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成长道路被堵塞。

　　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严重断层现象。

　　各级领导机关缺少一批有专业知识且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领导班子老化状况特别严重。

　　加上特殊时期结束后，中央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冤假错案平反。

　　到1982年底，全国共纠正300余万人的冤假错案，一大批受到错误对待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不可否认，这是中央正视历史，正确对待老干部的最好结果，可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

　　大量老干部获得解放，回领导岗位后，出现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闲职多的现象，使得党政机关领导班子原本年龄偏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20世纪70年代末，各国家机关部委政府部长主任平均达10人以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多达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

　　最多的省，光是正副省长就有20多人。

　　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的领导占51%，65岁以上者占27%，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1岁。

　　许多老干部积劳成疾，很难承担领导岗位的繁重工作。

　　那有同学会说了：既然老同志刚刚获得解放，身体不好，中央为何不让他们全部退居二线，重用提拔年轻干部？

　　首先一点，我党在任用干部，尤其是重要岗位负责人的时候，有一套详细且规范的标准，不能说想任命谁就任命谁。

　　提拔年轻干部确实能保证领导班子及时补充新鲜血液，但怎么安置这些刚刚解放，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呢？

　　这些老同志大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自身没犯下严重过错，难道为了提拔年轻干部，就把这些老同志全部弃之不管吗？

　　图｜晚年的邓小平与陈云

　　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时候就提出：“庙只有这么多，菩萨只能要这么多，老的不退出去，新的就进不来；

　　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肯定要建立离退休制度。”

　　1980年初，陈云在邓小平这番谈话的基础上补充说道：“现在省委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干部，其中不少还是70岁以上干部。

　　大部分人头发都白了，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情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繁重的领导工作。”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暂行规定。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任重、王震等几位老同志，率先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聂荣臻、蔡畅、刘伯承、张鼎丞等同志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这些老干部以身作则，目的就是想通过主动辞去职务，号召其他老同志主动把舞台让给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同志思想都能转的这么快。

　　到了1981年，老菩萨们“出”的速度，与年轻干部“进”的比例，差距还是过于悬殊。

　　陈云同志对这个现象十分着急，他在1981年5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用较为严厉的话说：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应当是极大危险的！

　　邓小平十分赞同老搭档陈云的意见，直指这一症结所在：既要做好青年干部选拔工作，还要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

　　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在会上多次强调：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十分迫切。

　　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还会再来一次灾难，老同志要开明些，还要带头。

　　甚至邓小平在会上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部分老同志：没有想到到底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

　　他主动表扬水电部老部长刘澜波，建议大家向他学习。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决定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同年底，中共“十二大”通过新党章明文规定：党的各级干部都不是终身的，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离退休。

　　1983年初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给国家领导人和各部门人员任期作出明确规定。

　　到了1986年，一批年轻干部已经及时补充上来。

　　可在最为关键的核心领导层上，似乎短时间内还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基于这个情况，陈云、邓小平、李先念于1986年10月30日进行了一次秘密商谈。

　　没过多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重大人事变化。

　　先是陈云同志一直未公开露面，引起外界种种猜测。

　　图｜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

　　不少境外媒体纷纷预测，党中央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进行变化。

　　1987年3月中旬，久未公开露面的陈云从北京来到杭州参加植树节。

　　1987年4月，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访问中国。

　　他直截了当地询问邓小平：“您在十三大时要退休吗？”

　　邓小平回答：“我想退休，这已经不是秘密，我都讲了好几年，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我就不参加了，只保留一个职务吧。”

　　就这样，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1987年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

　　回京后，陈云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首先当然是参与“十三大”一系列重大决策制定。

　　其次就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做好交班接班的问题。

　　到了1987年8月，繁重的工作让陈云同志身体欠佳。

　　1987年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到陈云住处看望他。

　　谈话中，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询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再活几年？”

　　陈云哈哈大笑回答：“我想再活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

　　其实，陈云和李先念的这场对话，已经为党中央接下来的交班接班问题定下步调，那就是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这个顽疾（交接班）。

　　1987年10月，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情况。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老人早就商议过，他们一定要在“十三大”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临中央领导职务，为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作出表率。

　　“十三大”结束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一起退出中央工作的第一线。

　　1987年11月初，已经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

　　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委员会主任。

　　至此，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正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早在毛泽东主席执政时期，他老人家就对一些领导滥用特权，在一个位置待的时间长的这些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与担忧。

　　平心而论，无论在各省市或者在中央各部门担任领导者的同志，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特权。

　　但这些特权怎么用？是用到自己和家人的身上？还是放在党和国家人民的身上？这就成了重中之重。

　　有时一些老同志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能继续干下去，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图｜党的第二代领导正式交棒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想要平稳高效地发展下去，就必须制定合乎本国特色的离退休制度。

　　只有老同志主动退下，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及时顶上来，才能让这台机器一直良好地运转下去。

　　在这个方面，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率先做出垂范，为后来者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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