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角度看，帕纳希电影中的噪音：边缘对中心

　　

　　在表现社会矛盾为主的影片中，故事往往围绕着几个女人展开。

　　妇女群体置身于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通过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女性群像，或反映伊朗女性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或展现她们对宗教神权和父权秩序的挑战。

　　

　　代表作有玛兹耶·玛克玛尔巴夫《女人三部曲》、贾法·帕纳西《生命的圆圈》、《越位》、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十段生命的律动》、洛珊·班尼蒂玛《故事》等。

　　在这类电影中，语言的异质性是人物之间对话、交流和互动的突出现象，不同于单一作者的权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文本。

　　

　　在主要表现社会矛盾的电影中，女主角不是权威作者的代言人和行动对象，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和自尊的个体。

　　就像巴赫金笔下的“复调小说”一样，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思想，形成了复调的话语。

　　

　　伊朗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的变化、错误和分裂更加突出。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形成了语言异质化的局面。

　　

　　影片中，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往往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立关系。

　　探究对话：独立思想的交锋

　　对话是电影中情节发展的常见形式。通过对话，逐步揭示人物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

　　

　　同样，在主要描写社会矛盾的电影中，对话往往成为探究问题本质的一种手段。在电影中，导演提出主题，不同角色讨论主题。居住在郊区的妇女通过对话与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交谈。使不同的思想充分交流互动，突出女性群体独立思想的交锋。

　　比如在贾法·帕纳西《越位》中，女性这个边缘群体通过伊朗宗教神权和社会规制的“越位”来质疑和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

　　妇女在伊朗社会中完全被边缘化。

　　

　　在公共场所，他们穿着罩袍遮住脸，不准露脸。当局甚至以女性在球场上受到猥亵侵犯为由，禁止女性进入足球场。

　　影片中，6名女球迷乔装打扮，试图潜入球场观看伊朗国家足球队的一场比赛，却在球场外被士兵发现并逮捕。

　　

　　从影片中的空间安排来看，《越位》是在伊朗对巴林世界杯预选赛当天拍摄的，但影片并没有出现任何比赛镜头，而是将镜头放在了边缘。从外部。现代化的环境直接暗示了法外监禁女孩的边缘化。

　　赛场外的一个角落是不允许进入赛场观看比赛的女生聚集地。拘留是通过警卫的眼睛进行的，女孩之间的对抗是通过可疑的对话实现的。

　　

　　赛场边上的女生们轮流向守卫提出观看比赛的请求，但守卫却粗暴地拒绝了她们的请求。他们直接指出拘留的不合理性。

　　这时候，场外的空间就变成了人群观看的空间，类似于于国明的“分体观看监狱”。在这种人群监视结构中，生活在边缘的群体可以查看和监视中心。

　　

　　在《越位》中，画面边缘的女孩们从不同的方向质问中间的守卫。

　　其中一名看起来和男孩毫无区别的女孩，举止粗鲁而冷静，甚至当着警卫的面点了一根烟。

　　

　　面对守卫的呵斥，他连忙回道：“你喊什么？”

　　这个假小子是几个女孩中最叛逆的一个。她完全蔑视宗教法，质疑宗教法令中对女性的限制性规定。在他看来，他的身份和人身自由不能受到宗教规矩的限制。

　　

　　他甚至与士兵们就为什么不允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观看比赛发生争执。

　　假小子和士兵轮流对话，将观众带入各个角色的意识中，通过角色的对话直接捕捉到思想的碰撞和对抗。

　　

　　女孩：“为什么女人不能进去和男人坐在一起？”

　　门卫：“你怎么这么固执？女人不能和男人坐在运动场上。”

　　

　　女孩：“为什么日本女人在这里看日本对伊朗的比赛？”

　　守卫：“他们是日本人。”

　　女孩：“所以问题是我出生在伊朗？”“如果我出生在日本，我可以看球赛吗？”...

　　

　　守卫：“不行，我管不了了。”

　　这场引人入胜的辩论探讨了双方的性别认同和伊朗民族认同。

　　警卫的回应揭示了伊斯兰文化背景下由于性别差异而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女性不应该来健身房。”“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正如《古兰经》所指出的，“男人高于他们”。在这个宗教神权统治的国家，女性的身份和权利目前无法得到充分承认。

　　

　　女孩不认同这样的规定，质疑规定的合理性。这场辩论中，对立的边缘势力步步推进，守卫却只能躲闪，最终哑口无言。怀疑。

　　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十段生命的律动》中，对话也是影片中不同叙述者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形式。

　　

　　如果说阿巴西的《樱桃的滋味》是男人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方式，那么《十段生命的律动》则是对女性生命境遇的视角，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的质疑。

　　主角是一位女出租车司机，有一天她遇到了她的儿子亚敏，亚敏催促他的母亲加快速度去观看足球比赛。

　　

　　甚至这些话都与她的母亲发生冲突。男孩用言语表达了对妈妈离婚行为的不满。一个固定的远景镜头捕捉到了男孩和他在屏幕外的母亲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孩子表现出暴力行为，强调母亲应该牺牲自己，以家庭利益为重，指责离婚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

　　男孩太成熟了，完全成了他父亲的代言人。她的言谈举止都流露出父亲对母亲的认可和厌恶，甚至拒绝交流。

　　

　　面对孩子对自己的指责，母亲无奈地回答：“但她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她自己。”孩子随后指控母亲为了离婚而在法庭上谎称自己的丈夫是瘾君子。

　　妈妈几乎崩溃地说：

　　

　　“我们这个社会该死的法律根本不给女人任何权力！为了离婚，一个女人必须说她被打了或者她的丈夫是吸毒者！”“女人没有生存的权利！”

　　影片通过对话推进剧情。通过讨论“女性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话题，女性可以与对话者产生双向互动交流，表达对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不满。.

　　

　　在影片的中间，司机在晚上接了一个面容憔悴、情绪低落的女人，而乘客则因失恋的痛苦而痛哭流涕。

　　女经理是不是很懂。她认为女性应该独立并懂得如何生活：“我们必须取悦她们，这是我们的弱点。”

　　通过人物的对话，在不同的意识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表现出不同思想观念的交流与碰撞。在话语的交织中，表达了对女性群体生存困境的质疑与思考。

　　开放文本：离心权威话语

　　巴赫金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话语中，在每个层面都存在“主人公自我与他者话语之间深刻而棘手的冲突”，这种冲突“从不包含在某个A系统中，它始终保持自由和开放”.

　　

　　同样，我们看到，在视频话语交织的背后，矛盾关系主要表现为女性群体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

　　在对话和争论中，外围的离心力逐渐溢出，权威的向心力逐渐隐藏，文本趋于开放。影片不再是作者论的封闭文本，而是多义词的开放文本。

　　

　　开放式结局是这类开放式文本的主要特征，而女主的矛盾则造就了视频文本的公共性。

　　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成为追求个体解放和自由的进步群体。他们要么抱怨女性的边缘化处境，要么挑战权力秩序。

　　

　　另一方面，画面空间中女性角色的努力总是与父权相关，总是沉浸在暧昧的语言或悲剧循环或暗示结局的社会现实中，文本对读者开放。.

　　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嘈杂文本中的人物代表的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作者的意识。不同文化、阶级和立场的主体之间进行了热烈的对话和争论，这是作者无法借鉴的。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到一个单一的谐音。

　　

　　因此，文本通常以开放式结尾。《越位》的结尾，当伊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姑娘们聚在一起跳舞，但卫兵们并没有干预。

　　在警卫队的车里，警卫队亲自给姑娘们送水，调好收音机。收音机里传来伊朗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

　　

　　巴赫金熟悉了“狂欢节”这一欧洲民间习俗后，发现狂欢节在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庆祝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狂欢使人们暂时脱离现有的等级关系。在狂欢节的风格中，一切被狂欢节之外的等级世界观禁锢、分裂、抛弃的事物，再次相遇，又重新联合起来。

　　嘉年华把圣洁与世俗、崇高与卑鄙、伟大与渺小、智者与愚者等聚集在一起，联合起来，缔结婚约，结为一体。

　　在《越位》的结尾，狂欢仪式抹去了边缘与中心地位的差异。警卫和女孩从警车中走出来，警卫在人群中跳舞，女孩们奔向烟花，庆祝伊朗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

　　

　　这里的狂欢可以看作是一种实现一元权威话语离心的戏剧性对话实践。

　　在这个“狂欢”仪式中，身份的区分被抹去，手铐被摘掉，监禁被废除。守卫和平民手舞足蹈，欢呼雀跃，哪儿也去不了。

　　

　　借助大狂欢仪式，不同的话语可以在权威话语的隐蔽时刻平等交流，狂欢仪式成为异质话语的一种宣泄方式。在异质性语言中，听众得不到统一的语气，趋于开放式，判断权留给听众。使用“反拼接”技术是开放文本的另一个显着特征。

　　

　　“缝合”的概念由拉康提出，并由让-皮埃尔·奥达尔和丹尼尔·达扬等电影理论家提炼。它揭示了电影如何使用前景和背景镜头来下意识地让幻影室中的观众了解电影的叙事。

　　例如，在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中，角色A对着镜头说话，这意味着没有沟通伙伴。

　　

　　而当镜头重新回到B角色时，观众发现B角色代替了缺失的位置，讲述的故事自然而真实，观众的意识也被缝合成了一个完美的幻觉。借助拼接系统，可以自然地讲述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在隐藏相机意识形态的一年。

　　反“缝”就是拒绝以经典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缝制”。在以社会冲突为中心的电影中，镜头通常长时间静止不动，聚焦于某个角色A。

　　

　　由于角色A的长时间在场，观众脱离了对倒镜头的期待，代替角色B进入倒镜头，逐渐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存在。

　　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十段生命的律动》中，十个角色的对话段落几乎完全省略了前景和背景镜头。

　　

　　比如女主背着儿子亚明的时候，镜头水平摇摄，聚焦男孩亚明，远拍亚明催妈妈加速，表达对他的不满。母亲离婚和说谎的行为。

　　甚至在两人大打出手时，母亲也只是作为画外音出现，并没有出现在反镜头中。这时，观众从对倒拍的期待中移开，意识到摄影机一直在场，自觉。在场并以清醒的态度观看屏幕上发生的一切。

　　

　　儿子的话很凶，画外妈妈的声音更加愤怒，更加无奈。每个人都通过对话表达自我意识。法院判决。

　　无论是开放式结局还是“反缝合”手法的运用，文本都呈现出一种与权威和大众话语兼容的开放性，让女性的意识对话和辩论不同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

　　这意味着，在文化转型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瓦解和权威的弱化，进而导致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心的解体。

　　对巴赫金来说，这种现象被概括为“权威话语离心”。权威话语在文化动荡、分层和断裂的过渡时期失去了话语霸权。

　　

　　与向心力一样，非向心语言的离心力也是在众多话语的环境中竞争、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