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张烈士证明，农村小伙仅因猎杀兔子就被判死刑 ｜ 人间

　　领导已下定决心为郭浩申报追烈，而主管追烈部门的意图他们已经领会：郭浩评烈士，刘向必须死。不久以后我就发现，我最初的忧虑果然成了谶语。

　　

　　这是20年前我在日记中记录一桩刑事案件的片段：

　　面对狩猎者的枪口，青年民警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一步。沉闷的枪声打破暗夜的沉寂，一条火蛇瞬间将青年民警击倒，身中48粒铁砂弹，22粒洞穿心脏。一个年轻的生命如含苞绽放的花蕊一般凋谢了，永远定格在18周岁生日的夜晚。

　　1

　　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几乎每个男人们都喜欢玩猎枪。在一个个分散的乡间集市，自制的猎枪就像其它的农村手工制品一样，在暗地里悄然流传。

　　参军之前，我有一杆自制的“瘸把枪”，枪管是一根两米来长的无缝钢管，底部镶嵌一块坚硬的弯头木板，枪托后座安装一个挂弹簧扳机，使用火炮引火。

　　我仍然记得当年自制猎枪火药的工序：先到河滩里砍伐一些柳木棍，然后到山岗上将柳木埋入坑中烧制成碳，再用碾盘将木炭碾碎，筛掉杂质，按比例配上火硝土，便制成了枪药。猎枪子弹则更容易弄来，公社有个翻砂厂，豆粒般大小的废弃铁砂子遍地都是，它们是天然的子弹。

　　进入寒冬腊月的豫东大平原空旷萧索，秋天时遗留下的玉米秆和棉花秆被勤恳的庄稼人拾掇殆尽，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无遮无拦，繁殖了一个夏天的野兔再也无处藏身，纷纷钻进河滩附近的茅草窝越冬。这里曾是 “黄泛区”，抗战年代，为阻止日军南下，黄河大坝被炸开，八十余万人直接死于溺水和随后的饥荒。在长年洪水的冲积下，这里的土壤功能严重退化，以至于很多年以后，“黄泛区”还是贫穷与闭塞的代名词，人们在稀少而恶劣的土地上耕种，艰难地获取食物。

　　打猎的收获，对于这个贫穷地区的人来说，并非微不足道。田猎作为耕作的补充，是一个重要的风俗，从老一辈人延续到我们身上。它不仅是一项被严肃对待的生计方式，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更是一项充满了激情与野性的活动。

　　冬季正是狩猎的最佳季节。我们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行动，肩上扛着新买的猎枪，张扬而喧哗着钻进河滩上茂密树丛，放出空枪，将野兔惊出地洞，追着兔子打。跑上半天，打着一只，便得意地挂在枪筒上，挑回家当即煮了吃掉。

　　我们的狩猎并不如老猎手稳重。邻居歪嘴牛就是一名出色的猎手，他与我父亲年龄相仿，年轻时玩枪底座“窝火”，将自己的嘴给冲歪了，半张脸被火药熏成抹不去的炭黑色，被人们戏称为“歪嘴牛”。歪嘴牛喜欢单独行动，沿着那些草蛇灰线般的记号，紧追野兔的脚印，咬住猎物藏匿的轨迹，看准时机，扣动扳机，十打九稳，次次都满载而归。这些猎物，一部分留作自家食用，一部分则拿到市场售卖，换成女人做菜的佐料或者孩子的学费。

　　就这样，打猎的枪声响起，在烈风吹过的山岗，在秋雾弥漫的麦地，在鸟兽隐没的密林，在巨流翻滚的河畔，人们平静而艰难地与生活搏斗，抵御贫穷与压迫。

　　2

　　然而，平原上的猎枪声，终有戛然而止的一天。

　　1996年，村头街尾出现了一张张收缴民用枪支的布告。警车频繁地出现在村子里，车上的大喇叭来回播放着那些措辞严厉的禁令：猎枪一律收缴，私自藏匿，一经查出，惩罚是行政拘留和5000元的罚款。在当时这是一个足够有威慑力的惩罚条款，对于生活在这片贫穷泛黄区的农民来说，5000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尽管如此，那些视猎枪为心爱之物的农民猎人，根本不愿意交出猎枪，他们认为法不责众，打兔子不犯“王法”。最终，你观望我，我观望你，主动缴枪的人寥寥无几，在那些北风呼啸的野外，平原上的猎枪声依然不断响起，直到发生了后来那件事情。

　　1996年的冬季，我已经从野战部队退伍，辗转进入家乡县城民政局办公室当秘书。一天上午，戴着厚实大片眼镜的优抚股长匆忙地走进办公室，急切冲我招手说：“你过来一下。”我当即放下手头的文稿，起身来到隔壁办公室，看见一个熟人端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牛皮纸档案袋——是县公安局政办室马主任，我平时叫他老马。

　　马主任一改往日温和的笑脸，面色凝重地告诉我，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的儿子牺牲了，要申报烈士，“老弟，你是铁笔杆，这活儿情看着办啦！”

　　我闻言惊诧，“啊？”了一声，表示疑问，马主任便叹了口气，继续向我解释：县公安局刑警队长的儿子在派出所当民警，夜间巡逻发现农民打猎，收缴猎枪时遭到抵制，农民开了枪，警察当场殒命。

　　他提到的这位刑警队长叫郭原，也算我的老相识。当年我在南疆战场负伤退役，回到故乡疗养，郭原其时正好是乡派出所的民警，我在那个时候就帮过他一次：那时乡下盗贼猖獗，他抓捕到一名嫌疑人后用电警棒审讯，嫌疑人不堪折磨，竟自杀了。上级派了专案组调查，郭原需要有利的证明材料开罪，让本来不在场的民兵队长写材料，民兵队长大字不识，便找到我。他们那会儿视法律如儿戏，开始办这件事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

　　申报烈士是民政工作的本职，我自当尽力，加上马主任的关系，我更有理由办好，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以为的好意，却在无意中，加速造成了一个悲剧。

　　3

　　向郭原儿子开枪的是家乡临近村庄的一位年轻农民，叫刘向，有三个儿女，一女两男。妻子第二次生育是双胞胎，两个儿子出生带来的计划生育罚款，让这个家庭一贫如洗，作为一个北方家庭，他家居然没有院墙。

　　这一年冬天，刘向卖掉了不少粮食，凑够钱，买了一车砖回家，准备把院墙砌起来。请人干活需要招待吃喝，但他已经没有余钱置办一桌像样的酒菜，于是，他想到那个冒险的做法：打猎。只需要一碗兔肉，就可以在熟人面前，遮掩本来就已暴露无遗的寒酸。

　　高过河进入家乡县域腹地，大体自北向南流淌，刘向所在村庄与我家所在村庄相邻，仅一河之隔，当地行政区划以河为界，刘向的村子归河西乡镇管辖，我们则归河东。再向南，则是一片三市交界地带，荒无人烟，即便警察巡查打猎时，也不会去那边。所以，即便开始收缴猎枪以后，我们村子的人依然没有停止打猎，他们熟悉内情，在这里打野兔，从来没人管。

　　我们村子这边频繁响起的枪声一定给了刘向某种错觉，那天夜晚，他没有继续往南走。在夜深人静时出门，他终于找到一只野兔，瞄准，射击，巨大的枪声划破乡村夜晚的宁静。这是一发空枪，野兔没打中，却惊动了附近巡逻的民察。

　　郭原之子郭浩刚刚入职不久，当天正满18岁，几个兄弟吃饭时喝了点酒，然后开始值夜班，驾驶着一辆偏三轮摩托车在高过河边的公路上巡逻。忽然枪声传来，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应声追了过去，在荆棘丛生的滩地几经周旋，终于追上打猎的刘向。

　　在这起案件的预审卷中，我看到的笔录描述了悲剧的过程：警察已经亮明身份，但刘向不甘心就范，笔录中透露他当时的动机，“听说抓住了要罚钱的，俺家冇钱”。刘向已经到了极端焦灼的境地，5000元的罚款，对于这个只能靠卖粮食来修围墙的农民来说，意味着生活的覆灭。他开始威胁警察，“他们撵急了，俺说，再撵就开枪啦”。

　　酒劲上头的年轻警察郭浩站在刘向5米左右的地方，他将机会赌在这位底层小民的懦弱上。他又向前迈出一步，枪声再次响起，他应声倒地，当场死亡。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散弹猎枪的铁砂子弹，有22颗击中了郭浩心脏，同行的一名联防队员身中两弹受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