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时期的太平盛世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特点？

　　高丽时代初期的文物制度在成宗时期基本完成，百姓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太平的盛大岁月成宗时期以世祖奠定的王权为基础，从政体、文化、学问、军事等，在各个领域引领了全盛期。以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和平生活而得享的太平盛世，时而烂熟助长宫廷内外的奢侈风气。

　　

　　由此可见，奢侈与豪华早已在社会上蔓延。而且不难看出，当代社会的确是最为富足、最为稳定的时期，可想而知是太平盛世的时代。与这种奢侈风潮一起，成宗的治世被称为“文化黄金期”，是以成宗和世祖实现的政绩为基础，展开光辉文化政策的时期。

　　

　　因此，与这些相关地所有事项几乎成为后半部内容的大部分内容。一言蔽之，《乐学规范》将当时的音乐和直接、间接相关的所有事项都包含在内容之中。当时，正如成便所说一般，这是一本无所不有的乐书。从高丽时期开始流传的所有宫廷舞蹈全部包含在《乐学规范》中。

　　以成宗时期的《乡乐呈才》记录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是接连跳“鹤舞”、“莲花台舞”、“处容舞”，并采取比较华丽的构成形式。如第二章所述，合设之前的三种舞蹈，无论是在内容、构成、服饰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特点，独立进行也毫无逊色。

　　

　　但在成宗时期作为合设的形态，史无前例的以大规模歌、舞、乐的形式在傩礼时上演。“傩礼”是从中国流入，在每年的农历腊月十五到除夕，为了驱赶宫廷和民家的陈年杂鬼，贞洁地迎接新年而举行的仪式。

　　特别是在宫中，通过贞洁宫廷祈求整个国家太平、百姓平安，被举行为大妃、宗亲和宰相们共同享受的大规模国家仪式之一。作为重要国家活动的驱傩仪式进行的《鹤莲花台处容舞合设》，也应当是以大规模而构成。

　　

　　更何况，如果整个社会氛围都追求多少有些奢侈和华丽，那么从合设的舞蹈结构和音乐构成方面，以乐、歌、舞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剧是理所当然的。归根结底，作为国家重要仪式活动的一部分而使用的合设，也是分明反映了成宗时期的华丽、奢侈的社会面貌，才能得以盛行。

　　礼乐安邦之法

　　高丽初期，随着性理学理解的深化，“礼乐”被要求整顿的事实，是建立以新王朝统治原理的儒教严格正统理念为基础的社会体制不可或缺的必然过程，《礼记》中“乐器”篇有以下文章。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备，其治辩其禮具。”这意味着，一旦一个王朝创业、其政策稳定，就会创作出歌颂那个王朝创业的乐曲、制作音乐、规定建立和维持政策体系的礼仪来制定礼法。

　　如上所述，正如孔子的礼乐潘想，“舞乐”是由国家最髙统治者来制定，自高丽建国之后从太祖时期起，音乐就被重视为国家事业。太祖设有掌管音乐的“典乐署”和“雅乐署”，太宗制定、整备了许多音乐和礼仪的程序。

　　

　　但高丽王朝的几乎所有礼仪和音乐到了世宗时代，体系更加完善，借助朴塽、南汲、郑穰、孟思诚等理论家，实现了雅乐的复兴、乡乐的创制、乐谱创造发明、刊行等。

　　世宗朝代的音乐文化是除了音乐整备事业外，还有皇家音乐机关的整备、律管制作发生的雅乐器制作、乐谱和乐书的编纂、创制新记谱法、整备唐乐呈才和乡乐呈才等，进行在各种层面上。因此，世宗朝代的呈才不仅剧情丰富多彩，而且将各种呈才合在一起，作为舞蹈变成大规模乐舞的合设方式开始出现。

　　

　　此外，新创制的呈才适用�牎耙跹粑逍小彼枷耄�在舞蹈和音乐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切都源于世宗对乡乐的特别关心和音乐机关及乐舞的整备工作。首先，这个时期在收容中国古代的“礼乐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从国进口“礼乐”。

　　而是在维持高丽李氏地独立性地的同时，努力将礼乐思想接受并制度化的时期。如上所述，世宗时代形成的各种国家性的音乐事业取得了与以前无法相比的巨大成就，这些任务在世宗之子世祖的推动下持续不断。

　　

　　描写高丽王朝519年岁月的27位君王行迹的《实录》中收录乐谱的只有“世宗实录”和“世祖实录”，从这个事实中可以自然而然地证明着这两个君王的音乐业绩。继承这两位君王音乐业绩的就是“成宗”。

　　但是当时“掌乐院”的音乐相关文献和乐谱中有很多是己经消失，剰下的也有陈旧的和错误的，因此提出必须重新进行完善和修改的必要性。这不是单纯的记录着音乐及音乐相关的大小事务来出版的事业之一，这是为了体现更大、更远大的国家经营所需的“礼乐精神”的实际方法。

　　

　　《乐学轨范》的出版是１４９３年，是高丽王朝成立的１３９２年至１００年的推移而成的成果。如果不是高丽王朝以“礼乐精神”为基础设计了理想国家的框架，恐怕到成宗以后也没能创造出很好的传承记录。可以说，“礼乐精神”的音乐实＾能延续了一个世纪是在成宗的努力下取得的成果。

　　成宗的孝亲之道

　　高丽儒家政体理念以“德治”、“人治”、“礼治”为根本，以“王道政体”为理想。这样的儒教政策因社会、政体的原因，开始强调人类伦理的根本一一孝道。在王道政体实现之前，开始将孝思想系统化为实践性的行为规范。

　　

　　于是，从“两班”到“常民”，为了能让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设立了能够进行实质性教育的教育机构，致力于孝的普及。特别是，在国家主导的以孝为中心的政策下，将努力普及以孝为根本的“三纲五伦”。《三纲行实道》是将可资借鉴三纲模范的高丽和中国忠臣、孝子、烈女的品行集合起来编写的书籍。

　　在世宗７年初刊，其宗旨是刊布能够广泛传播“孝行风俗”的书籍，使百姓时常阅读。但由于分量庞大、查看其内容困难，因此未能推广。但后来在成宗朝代重新受到重视。而且成宗下令礼曹，让全国的乡校生对《三纲行实道》进行讲习，同年还让各道的观察使发行《三纲行实道》，交给普通百姓。

　　

　　通过这些政策可以看出，成宗不仅把教育本身放在了知识的传播上，还把重点放在了道德和道理上，致力于儒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可知成宗是非常讲宄孝道的？。在高丽初期的君王当中，成宗尤其孝心至极。而且通过以下记录可以看出成宗作为孝子、孝孙顺从王大妃和大王大妃的面貌。

　　“朔戊午上觀獵于峩嵯山，左廂先獲獐以進，卽馳獻于大妃殿。”第一篇记事是“君王到‘阿次山’观看狩猎时，左相进上抓到的狍子，因此成宗立即奔向大妃殿而献上。”的内容。由此可见，成宗是最先想到母亲的孝子。

　　

　　另外，即使在荒年或因地区性变故土产贡品困难时，也没有减去对大王大妃殿和王大妃殿的物膳气能理解总是把最好的先献给长辈的恭敬之心。命召領敦寧以上傳曰：“大妃病證.....予欲遍禰諸神何如？”鄭昌孫等對曰：“允當，卽分遣重臣于......大川、城隍。”

　　第二篇记事是大妃的病情加重，无药可救，于是派重臣到宗庙、社稷、昭格署祈祷的内容。成宗又分为中外的名山和大川、城隍，求诸位神明。这可以看作是敬奉儒教的成宗政策中相反的行为，却可以看出欲治母亲病情的意志。

　　

　　下御札于承政院曰：“今日，仁粹王大妃謂予曰：‘吾聞臺諌以予寫經于奉先寺，極論於經筵......待論啓而後知其非也？”比長笑曰：“若主上每以爲：‘母后爲先王之事，予不得止之’＇群臣每以爲：‘非主上所爲，無妨治道，而無意諌止’，則宫中事佛，何時而止耶？”

　　御夜對。侍讀官金訢啓曰：“《禮》，‘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殿下宜以禮事大妃也。＂上曰：“寫經雖虛謎，爲先王爲之，則予豈敢請止哉？爾更思之！”第三篇和第四篇的记事，对于仁粹大妃抄写佛经，大臣们论起“礼”来反对的内容，第三篇记事前部分是仁粹大妃向成宗诉苦似地诉说着佛事之意。

　　

　　仁粹大妃于1455年被册封为世子妃，但两年后因懿敬世子死亡，没能成为国母的不幸女子。但是丈夫死后，她对公公世祖和婆婆贞熹王后尽到了孝心，对长子月山大君和次子者乙山君一一成宗进行了严的教育，培养成了端正的人才。

　　仁粹大妃自己也不怠慢对学问的精进，作为当代女人少有的会领悟《四书》的程度，封为大妃之后编纂内训，积极强调女性的“三从之道”等，作为王室的长辈，仁粹大妃是一个一丝不苟、准确、严谨的坚强人。

　　

　　成宗理解了母亲年轻时期依靠佛教，为了安抚孤独之心、緬怀丈夫的灵魂而致力于编纂佛经的心意，因此很难拒绝母亲的意思。“事勢已成......何害治道？”和第四篇的记事上曰：“寫經雖虛謎，爲先王爲之，則予豈敢請止哉？爾更思之！”

　　这篇文章中成宗对大臣们说：“这是大妃为了先王而做的事情，因此不能挽留，即使崇尚佛教是违背国家法度的事情，也不想阻止母亲的意愿。”这体现出了成宗作为儿子的道理。对佛教的宽容尤其强烈地体现在贞熹王后的孝心上，这可以从以下情形看出。

　　

　　“大王大妃召見右議政成奉祖......但當勉從其言，不崇奉爾。”是大王大妃召见右议政成奉祖和坡川君尹士昕，虽说朝廷的臣僚们崇尚佛教是错误的，但这是世祖崇尚的，说明所以不能回绝佛祖的记事。从中可以看出贞熹王后对佛教的坚定信念，虽然当时是采取强烈排斥佛教政策的时期。

　　丁卯司諌院獻納李從允來啓曰：“今爲大行大妃作佛事，此雖兩殿之敎，祖宗故事，如其非道，當速改之，不聽。” 1483年，贞熹王后薨，为贞熹王后做佛事是违道，因此请求改正，但成宗未接受。

　　

　　虽然，成宗并不是崇尚佛教，但这是两个大妃殿的希望，因此不能抹杀。更何况这是为了一直崇尚佛祖的奶奶而做的事，所以更不能接受。在实现儒教政体，高丽王朝的所有仪礼和制度都是根据儒家的政体理念而制定的，国家的所有仪礼都是立足于“礼治”的“五礼”为中心。

　　因此，根据五礼的“凶礼制度”，贞熹王后作为成宗的祖母，丧礼程序应穿“朞年服”。？但是成宗想行“三年丧”。其理由可以通过第三篇记事所述“到今思之，貞熹王后，當予幼沖，國家危疑之際，參決靡政，康濟艱難，功德之盛，宗社是賴，其喪制不可局於常例也。”的部分得知。

　　

　　因为祖母总是比任何人都更重视、更保护了成宗，所以他认为与跟随３年制度的大王相比，认为没有不足之处。对此，臣僚们能理解为人情，但是“礼记”的法度不能更多也不能更少，担心现在制定的丧礼会依后世为例。

　　所以多次上奏，但成宗以＂後世安有如貞熹之功德者，而以爲之例。假使後有如貞熹之功德者，則雖據此例，何害之有？＂爾等雖云後世援此爲例，然後有如貞熹王后，則以此爲例矣，若無如貞熹王后，則安得用此禮乎？必無後弊矣。＂的态度，表示对贞熹王后作为君主的尊敬之心。

　　

　　上述可以知道的事实是，高丽的“五礼”被认为是政体秩序的象征。特别是在编制国家秩序时强调王权威严和名分的内容，是高丽王朝灭亡，高丽王朝新成立时也可以对王权的权威构建和政体现实中可以维持国家权力的理论与名分的体制。虽然像上面这样的成宗面貌，分明是违背儒教名分的行为。

　　但这是为了使自己登上君王宝座，报答祖母无比之恩的孝行。成宗的这种孝行，通过为了先代君王和王妃们举办的丰呈和进宴也可以看出。宫内有大王大妃贞熹王后、王大妃安顺王后和大妃昭惠王后，成宗怕大妃们寂寞经常举行宴会，为大妃们助兴，成宗尤其对贞熹王后特别设宴款待。

　　

　　笔者想这可能是受到了祖父世祖的影响。成宗与世祖时期一样，没有忘记为贞熹王后举办诞日宴和献上丰呈。成宗年间比起丰呈，开始更多地使用了献上宴享的“进宴”一词，“进宴”大概是指成宗为了世祖妃——贞熹王后、德宗妃一一昭惠王后、睿宗妃一一安顺王后这三位大妃而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