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海洋的华夏文明

　　电影的缘故，提到海盗，很多人的印象都是船形帽、眼罩、木头假腿和望远镜。还会反应出一条挂着骷髅旗的船。读过点历史的可能会有长胡子末端打个小结、一身肌肉挥舞长把斧子的狂战士印象。

　　其实史上海盗，真正成气象的，既不是八到十一世纪北大西洋东岸和地中海上的维京海盗，也不是十八世纪的加勒比海盗，而是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横行整个太平洋西部，影响力从日本、朝鲜、大陆东海岸一直到印支半岛和南亚各群岛的东方海盗。

　　

　　如果把东方海盗定义为海盗，那么维京海盗和加勒比海盗只能称为海贼，还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那种。如果把维京海盗、加勒比海盗定义为海盗，那么东方海盗就只能称为海军、海上王国了。两者规模、能力和组织天壤之别。维京与加勒比海盗是从劫掠开始到劫掠结束，一条船几十个人已经可以名动天下了。东方海盗大都是从走私开始，发展到大规模军事商贸集团，达到了可以和官府对抗、影响政治格局和民俗的程度。

　　这其中最兴盛的时期是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从王直、安德鲁?德替思、颜思齐到尼古拉斯?加思巴德。他们的基地位于日本、台湾和福建等地，活动范围是整个太平洋西部。

　　十六世纪中叶的安徽人王直，起初就是个走私商人。十几年发展，他把基地建立在日本平户的时候，已经可以立国号为宋、自称徽王了。他的船可以容纳两千人、甲板可以跑马，这比十九世纪西方的风帆战列舰大了几倍，和后来的铁甲战列舰规模差不多。这样的船，他有两百艘，于是“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王直似乎已经初步建立了海上秩序，而此时他的政治理想非常明确，“要挟官府，开港通市”。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心系祖国，积极配合官府，打击其它海上势力。但他没有清醒认识到，自己才是朱厚熜眼里无法容忍的存在。在被诱捕之后，狱中仍然认为自己可以为朝廷平定海疆，他为自己辩解：“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

　　同时他说：“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若嘉靖皇帝果真就认了他徽王的名号，把他收入大明官制序列，给他一个开疆拓土的任务，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商养战恐怕就不是西方专利了，俞大猷、戚继光弄不好也会成为开疆名将，而不是只会手忙脚乱地守土。王直被斩的时候，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等还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毛孩子。

　　可惜历史没有假如，朱厚熜富有天下，不在乎那些腥膻海域，只在乎不要烦自己，一刀了事。这一刀与三四百年后金陵城里的那千万刀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就懵然不知了。此种马后屁式的拷问颇有民族立场之嫌，也只是想象一下文明发展过程中各种力量博弈对后世的影响而已。

　　

　　今日大陆不少人认为王直是汉奸，这与嘉靖皇帝的立场一致。日本人纪念王直，因为就是他的缘故，海滨小城平户逐渐成为海上贸易中心。

　　王直去世几十年以后以后，安德鲁?德替思、颜思齐、尼古拉斯?加思巴德等等登场，他们也以平户作为主要基地。安德鲁、尼古拉斯都是中华土著，把他们信奉天主教用的洋名列出来，无非是想说明当时出现的文化融合现象，也由此能看到民间的开放与开化程度。这二位，安德鲁名李旦，尼古拉斯就是名震一时的明郑集团创始人：郑芝龙。

　　李旦与颜思齐是过渡人物，他们主要的事迹是开始开拓台湾。李旦应该是甲必丹（船长）这个称号的起源，这个称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马来西亚等地对华人领袖的正式称呼。郑芝龙之所以成为李旦颜思齐集团的继承者，雄才大略、宽厚仁慈之类的形容词没必要他身上乱扣，直接原因大概是两个：一是长得漂亮，有资料显示他是李旦的男男恋人。二是郑芝龙是位语言天才，据说他通晓闽南话、南京官话、日语、荷兰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当年的海上贸易中，这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郑芝龙小名一官，西方文献对他的记载也使用这个名字。他掌握那个庞大的海上军事贸易集团以后开始使用郑芝龙这个名字，同时建立了以芝命名的十八人领导集团，成员有郑芝豹、郑芝虎、郑芝凤等等。其中除了郑芝龙亲兄弟之外，各有自己的本名，这些名字更像是顺着郑芝龙名字而起的代号，他们就是当年威震东南的十八芝。与明郑集团这个更加官方更加史学化的名字相比，十八芝明显是一个江湖地下秩序的代号。

　　十八芝舰队，或者说明郑舰队，已经有了三千艘舰船，二十万兵力。他们的主战舰船，没有理由小于王直舰队的战舰。记载认为他们使用的福船有三层、吃水三米多，测算一下大概为三千到五千的吨位。三千艘舰船，平均按二百吨计算，总吨位六十万吨。这个规模放在今天各国海军中，也能轻松进入前十。

　　这股力量开始进行海上税收，悬挂郑字旗号的船只畅通无阻，仅仅这一种收入，年逾千万白银，应该超过了所有东印度公司年收入总和。据信整个崇祯时期，明郑集团年收入至少也是与大明朝廷相同，到了后期，更有可能是数倍于大明。只是按照传统义利价值观，他们的内心中，自己必须也只能是大明的臣民。

　　这样的规模，却没有引起大明朝廷的警惕，因为崇祯皇帝已经被李自成和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轮番折磨折腾得欲仙欲死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明郑集团的势力范围在海上，他们在与明朝廷、荷兰、葡萄牙和其他海上势力的周旋中壮大以后，就接受了明朝廷的册封，与官府一直保持合作。

　　

　　他们善待沿海百姓，在民间的威望超过当地官府。1628年闽南饥荒，他们利用自己的船运优势，与官府合作向台湾移民，给予每家移民三两银子一头牛的创业补贴，史上记载为“三银一牛”。这大概是闽南人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台移民，也是台湾闽南文化的原因。

　　郑芝龙在平户娶妻田川氏，因其养父姓翁，后来被尊称为翁太妃。郑芝龙与田川氏生了两个儿子，郑森与田川七左卫门。郑森是郑芝龙长子，也就是日后的延平郡王、国姓爷郑成功。

　　清兵入关，明郑集团领导人们面临选择。郑芝龙与郑成功发生了争执，郑成功认为清人寡耻无信，明郑应该回到海上、继续积蓄力量，与其抗衡，郑芝龙没有接纳。田川氏死于清兵之手，这对郑成功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对郑芝龙来说，大概就没有那么严重。郑芝龙降清之后待遇不错，但郑成功的坚决抵抗使得清廷丧失了耐心，郑芝龙后来与他的三个儿子和其他家属共十一人被斩于街头。

　　日后郑成功以汉人的身份复台，施琅又以清人的身份复台。施琅的父亲是当年十八芝之一，施琅也曾经是郑成功部下。他们之间的纠葛，已经靠上了国家政治、国土民族的大主题，但其根本仍然有很浓的江湖意气色彩。江湖情仇江湖人，江湖恩怨江湖了。江湖是小社会，社会是大江湖。

　　从王直到郑芝龙，只是元末到清中期太平洋西岸海上民间力量的一段。他们之前之后，海上有名号的武装船队，有数十之多。他们中有劫扰地方、荼毒乡民的真正盗匪，但也不乏成了气候、建立了原则的真正武装力量。比如后来的张保仔、郑一、郑一嫂、郭婆带为首的海盗联盟，也是一支俨然的海上武装。他们的能力比不上明郑集团，但仍然可以抗衡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有资格在越南官府、大清官府与葡萄牙人之间斡旋。

　　

　　提起华夏，很多人反应出来的是农耕文明，是保守、封闭，缺乏冒险精神和创新力，似乎和海洋不搭界。这是一种错觉、一种扭曲的文化决定论，和海洋不搭界的是明清官府，而不是华夏这个文化。华夏文化对于海洋的陌生，并非缺乏能力，而完全是自我抑制的结果。朝廷文化、官府文化，必然是华夏文化自我革新必须予以革除的部分。

　　设若明清官家正视民间开拓力量，只需几份文件，就能完全改变世界的格局与历史。只是这种马后屁式的假设还是没有意义，明清官家费尽心机搬起石头砸碎的不只是自己的脚踝，还有膝盖。历史大概也需要这些巨人自作死而轰然长跪扑街的画面，作为后人的教材。一次学不会，那就再来一次，一次接着一次，反正看起来地球还能存续不少的时间。

　　对比维京海盗，他们讲述着奥丁和索尔的故事出征四海，即便是远及地中海以东去建立了基辅罗斯，最后还是完全成为了基督的俘虏。北欧崇拜没有因他们而发扬，基本彻底湮灭成了神话。

　　而明郑集团军事力量之外，庞大的商业航运系统以山五商、海五商规划为十大事业部，它们的命名是金木水火土与仁义礼智信。这看似随意的符号，却是无可匹敌的强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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