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真的是因为欧美给忽悠解体的吗？剧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于1991年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世人的看法总是不尽相同，从演变、解体、制度倾覆到联盟消亡，很多人至今都难以理解这个红色巨人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发生剧变、消失不见的。

　　

　　之所以用“剧变”这一词，是因为苏联变化的巨大、突然、内容广泛、深刻和对世界格局影响的重大。苏联剧变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的消亡，而是列宁亲手缔造的、拥有93年历史和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冲垮，丧失执政党地位；是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15个加盟国的独立；是独立的15个联盟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轨；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联盟国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转而向人类共同文明与西方普遍价值观方向发展。剧变的庞大内容涉及甚广，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广泛波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政党建设以及普世价值等方面。

　　正因为苏联剧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探究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就成为了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

　　

　　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很多人已作了不少阐释，但是，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从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也不相同。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有关论著中，分析剧变原因的侧重点亦各不相同，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强调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强调民族问题，有的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有的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加以分析，有的则强调体制或制度因素的作用，亦有人把苏联的剧变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失误的结果等。

　　从古到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的最终崩溃，无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但它们的直接“死因”通常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财政枯竭——譬如1991年宣告解体的苏联。从浅层次来讲，苏联与过往的封建帝国并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导致了它的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性，这在后文中会详细说明的。我想要提一嘴的是，美国本质上来讲亦是一种帝国，不同于苏联内部的高度集中性，美国的帝国性质在于经济方面对全球的根植性掠夺，以取代英国的贸易文明而基于美元所创建的金融文明是美国帝国性质的根本显现。经济的全球化并非美元全球化的原因，而是结果，想要看懂当今的全球化的不同所在，我们就必须搞清楚美元在这其中所扮演着何种角色。

　　

　　不可否认，上述因素对苏联剧变都起到了作用，但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抓住主要矛盾便是关键。

　　任何事物的现在状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存在凭空出现这一说法。假如说想要研究我国近代史的形成与发展，我们便不能只从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说起，而是要从明朝谈起。浅层基里的讲中国的近代史就是是一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史，而制度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体现，因此，我们要探究文化冲突的结果就无法避免要进行制度的比较。彼时的西方资本主义蒸蒸日上，而我国的封建制度则是行将末路、几近桎梏。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从明朝就日益强化、逐步走向巅峰的中央皇权，因此正如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探究我国近代史的发展需要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明朝肇始。

　　

　　所以，想要探究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就需要追本溯源地回到苏联体制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斯大林时期。

　　我们如何评价斯大林本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发展建设起到了怎样的指导作用。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便是苏联模式或者说是斯大林模式，此处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特征概括，读者只需要了解斯大林模式是对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化，是对生产资料分配权的国家化、一党化甚至是个人化。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上面的片面理解，使得在谈论他个人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是斯大林对苏联法治建设的巨大破坏。

　　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上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整个国家政权；狭义是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暴力镇压职能。而斯大林常常把两者等同起来，混淆起来 它他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职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他最喜欢用的字眼是“彻底消灭”，不仅消灭现存的敌人与残余，也消灭“潜在”的对手与敌人。他从来不谈专政的民主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真正民主国家的思想更是只字不提。在无产阶级已经稳固了政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斯大林还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的法律限制，这显然是错误的。普通人不能无所顾忌的随意行事，只有最高领导人才有这种可能，所以，其实质只能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这成为他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根源。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这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从制度的重要性再回到苏联，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弊端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突出，难以治愈，由制度的桎梏所催生出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东西自然是难逃毁灭的。

　　

　　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对法治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大的滥杀无辜；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对的建设的长期忽视；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以上是政治上的弊端，在经济方面同样存在弊病：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对市场的强烈排斥，忽略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于政治方面的独断专行、排斥异己，于经济上的过度管控、层层浪费，这些都彰显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

　　

　　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

　　我并没有将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人毕竟是要盖棺定论的，在斯大林同志明显的功大于过的情况下，我只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而对他犯的过错只字不提，这是不对的。

　　关于苏联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的建设发展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对于我们普通人了解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帮助。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如今习近平同志提出刀刃向内的党内自我革命，我们从苏联的剧变中所吸取的经验与教训是意义重大的，这也是对苏联问题研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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