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谈内幕：我党既然取得压倒性优势，为何还要和国民党谈判？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三大战役后的国共形势

　　平津战役后，华北国民党军仅能保有山西的太原、大同，豫北的新乡、安阳，山东的青岛等少数孤立城市，已经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和有实力的部队了。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平津战役最晚发起，最后结束，在其发起前和进行过程中，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已经陆续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被歼，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因此而多半失去了战斗士气，国民党统帅部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派军增援，这也使得平津战役在军事方面的战斗总体而言不似辽沈、淮海战役那般激烈而持久。

　　

　　自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计历时近5个月(142天)，国民党方面投入其五大战略集团中的三个集团(东北、徐州、华北“剿总")，出动了近190万部队(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为235万人)，占其总兵力的52%(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为64%)，结果损失了154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80%，其中伤亡26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14%(均不包括特种兵和海空军)。

　　中共方面投入其五大战略集团中的四个集团(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北野战军大部)，出动了150余万部队，占其总兵力的54%，结果伤亡近25万人，占其参战部队的16%；国共两军的伤亡人数及占参战部队的比例大体相当，表明战斗过程之激烈，但国共两军总的损失比例则为6比1，国民党的损失大大超过了中共，又表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完全失败。

　　三大战役为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双方动员兵力之多、战役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域之广大、战斗程度之激烈，均为国共战史上所仅见。在三大战役的战术层面，国民党军在进攻方面表现甚差，完全没有达成战役目的但在有空军支援并依托工事的情况下，仍可进行较长时间的固守防御作战；中共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处于攻方，在缺乏装甲车及空中支持的情况下，在进攻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伤亡代价。但中共部队具有更为高昂的士气、更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并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而采取不同的攻守战术，最终仍然胜过了国民党军。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204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中共部队总兵力则达到358万人，其中野战部队为56个纵队180个师218万人。中共部队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

　　

　　经过三大战役野战与攻城多方面的历练，中共部队已经完全过了打大歼灭战、攻占大城市这两关，在技战术和心理上均对国民党军形成了绝对优势。中共治下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北根据地基本连为一体，面积为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为下一步向全国进军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和物质基础。

　　二、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由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接连失利，其党内开始出现谈和的声音，社会舆论也有和平的呼吁。此时，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遭受重大失败，但仍据有长江以南和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在加紧整补部队，以图保住江南与西部半壁江山。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出现过多次大体以长江划界而治的南北朝的格局。对此，中共在军事胜利之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允许国民党通过和谈获得喘息之机，使南北朝的局面重演。

　　为此，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以打消国民党对于和平的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将犯有屠杀人民、抢掠财物、毁坏市政设备、银行金库、文化古迹、公共资材等12项罪行者列为应依法惩办的战犯。

　　12月25日，中共通过新华社公布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47人的战犯名单，提出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以分清战争双方的是与非。

　　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出国民党正在以“和平”阴谋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声明将“使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文告中提出了谈和的条件，1月14日，毛泽东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批驳蒋介石的文告。

　　声明认为，国民党提议谈和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谴责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提出中共的和谈条件是：

　　(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以这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和谈的基础，并以是否接受这八项条件作为区分主战还是主和、真心主和还是虚假主和的分界线。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并表示愿意谈和之后，中共在1月25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就桂系提出与中共谈和的主旨而言，与蒋介石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企图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整训部队，寻求美援，以待来日。李宗仁认为，“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提出：“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与中共谈和并非是“投降”，而是要获得“体面的和平"。

　　2月20日，李宗仁在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座谈，表示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如果不成，则使和谈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队，改进政治。

　　他们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希望蒋能够真正放权，由桂系真正主导国民党政权，为此他们需要以主和争取舆论和人心，也需要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以中共为砝码压迫蒋介石。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后，桂系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名分，反蒋之心便不似先前那般迫切，与中共接触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三、我党为何同意谈判？

　　早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不久，中共已经预见到由李代蒋的可能性。1948年8月，中共已经提出这样的可能性：

　　“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

　　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预见到由李宗仁出面组织政府、进行和谈的可能性，并提出：

　　“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

　　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而言，在军事已经接近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将国民党作为平等对手而谈和，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才是中共的根本目标，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也不排除为争取社会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以和平方式而达成这样的目标。平津战役期间，中共对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与做法，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共的立场。

　　

　　中共一方面以公开宣传否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打消国民党企图以和谈维持划界而治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在实际准备和谈，希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的残余统治势力。

　　这种和谈准备首先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2月5日，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上海知名人士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上海人民代表团，准备北上与中共进行和平接触。中共表示可以私人资格接待他们，但对于和平谈判代表团“暂时均不准备接待”。

　　2月14日，颜惠庆一行飞抵北平，南京政府派邵力子同行，李宗仁还托随团到北平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带信给毛泽东，表示希望实现全面和平，并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22日，颜惠庆等飞抵石家庄转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24日，颜惠庆等与中共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为：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在石家庄或北平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后立即执行，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和联合政府的人选由双方商定，充分保障南方工商业，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颜惠庆等一行在完成其使命后于27日回南京向李宗仁复命。

　　此项秘密协定使其后的北平和谈成为可能，但双方在协定成立时有默契，此项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不使他人与闻。这也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有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及仍在其控制下的国民党主体能否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

　　为此，中共在准备与南京当局进行和谈的同时，也在与桂系就局部和平问题进行接触。

　　四、中共与桂系的初步接触

　　在蒋介石决定引退之前，桂系为逼其退位而施加压力，一度对联络中共较为迫切。黄绍竑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认为：

　　“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

　　白崇禧因此提出：

　　“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随即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

　　但如何才能与中共建立联系颇费了桂系一番心思。因为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与桂系有老关系，白崇禧认为：李“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

　　1月中旬，白崇禧专门包租飞机送黄绍竑到广州再转香港，找李济深与中共拉关系。因为李已应中共之邀北上，黄遂通过民革驻港人员找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说明桂系反蒋的决心和行动，希望与中共达成谅解。

　　

　　中共随后要白崇禧派刘仲华前往华中前线联系。与此同时，李宗仁派刘仲华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表示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然后联合程潜一同动作，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

　　李宗仁上台后，桂系不再提军事反蒋之事，但李宗仁仍派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和刘仲华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北平，向中共表示"求和诚意”。李、白委托他们带信给李济深，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愿意以中共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由局部和平而推动全面和平；白崇禧还在信中表示希望李济深“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并“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

　　1月23日，黄启汉和刘仲华到达北平，周恩来通过彭真和叶剑英告诉他们，关键是“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警告其“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李济深告诉黄启汉，只要李宗仁推动实现和平，可以出任未来联合政府的副主席。2月1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彭真等，“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

　　随后，中共与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华商定，南下的中共第四野战军部队停止在湖北黄冈、黄陂、花园、孝感一线以北地区，等待用和平方法接收武汉。4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员，指示“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共与桂系之间建立了联络通路，并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大体平和的关系。

　　五、和谈正式开始

　　虽然国民党及桂系都不愿意真正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但是和谈的准备仍在进行之中。2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举行联席会议李宗仁报告和谈准备情况，决定和谈基本原则是：

　　(1)应以平等地位进行和谈，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2)依照国际原则，内战不存在战犯问题；(3)关于政治体制着重隔江分治。

　　3月3日，李宗仁派张治中和吴忠信到溪口见蒋介石谈和谈诸问题。张、吴表示，惩办战犯不能接受，其他条件可以考虑，但改编军队应各自进行，联合政府应保持同等发言权，关键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

　　蒋则指示：“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张提出请蒋考虑出国暂避，但蒋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蒋介石对和谈和个人权力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10日，蒋致函李宗仁，强调“无论为战为和，必使内部趋向一致，共同对付敌人”，实为警告桂系不要退让，不要逼其太甚。在蒋的牵制下，李宗仁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3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派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和谈代表(其后又加派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代表团启程前，国民党内部经过讨论拟出了具体谈判方案。

　　

　　其中甲案为“最高希望"，主要内容为：

　　(1)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2)现有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3)中华民国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但可作必要之调整；(4)整编军队应分两期办理，第一期各就现有地区复员，双方保留相等兵额，第二期再予统一整编；(5)人民私有财产应予保障；(6)双方共同商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由新政协产生临时联合政府，俟宪法修改完成后，再依宪法产生新政府。

　　乙案作为“最低要求”，再作让步，考虑废除宪法、法统，没收官僚资本，其他方面与甲案同。作为方案的附件，国防部提出双方应先行成立停战协定，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国民党中央还指示代表团，上述方案“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由此观之，国民党仍然以蒋介石元旦声明所提条件为基本原则，可以让步的底线还是隔江与中共划界而治，保持其地位与实力，以图再起，与中共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由其主导的新政权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北平和谈之不能成功势属必然。

　　4月1日，张治中一行到达北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谈判。双方首先进行非正式商谈，交换意见，为正式谈判作准备。经过数日相商，南京代表感觉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方案与中共的主张相差甚远，尤其是在处理战犯和渡江问题上，中共毫无通融余地。

　　中共的方针其实很明确，即“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周恩来告诉南京代表团：“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5日，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与何应钦，表示“因数日来所谈对于战争责任与渡江两问题，我方均甚坚持，几成僵局”，认为此等于“逼降而非议和，非我方所能接受"。

　　不过他也认识到：中共“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因此，他还是倾向于尽可能争取较好条件以达成协议。

　　在中共坚持渡江南进、不接受国民党隔江分治主张的情况下，所谓较好条件，主要是争取战犯处理不提名，以及协议文字表述较为缓和，使南京当局面子上过得去而已。

　　南京谈判代表虽然基本上是主和派，但他们也深知国民党内对于和谈的阻力，尤其是如果将蒋介石作为头号战犯列入协议条文，则国民党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他们在协议条文关于战犯处理的内容和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中共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团的顾虑，为了争取南京当局尤其是桂系能够接受协议，在坚持八项条件的前提下，也在战犯处理问题上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

　　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平西郊香山与张治中作长时间谈话，表示在协议中可不提战犯名单；军队改编，第一期照原有番号、长官、兵额不变，集中整理，第二期再行改编；联合政府，由于准备工作颇为繁重，成立尚需时日，在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协议达成后由李宗仁、何应钦等来北平签字。

　　当日，毛泽东致电李宗仁，表示战犯问题“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4月13日晨，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和平协议草案，这是在中共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治中等谈话的精神拟定的。

　　

　　但是我们仍然对代表团接受这个协议“抱着极大的希望”。张治中虽然已经知道中共的态度，不过还是希望中共对军队改编和渡江问题重加考虑。其实经过多日的非正式讨论，南京代表团成员已经了解到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再有根本变化，他们的讨价还价也无非表示尽心尽力，对南京政府可以交差而已。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京代表团一方面提出对草案的修正案，将条文改得“客气一些”，“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激性太重者”，以使南京政府更能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南京最关心的中共军队渡江问题，表示“惟有再行竭力与之切商折冲，期共方能大为让步，获致竣议。如至最后阶段不能竣议时，只好请示核夺。"

　　4月15日晚，北平和谈举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

　　其主要内容是：

　　(1)对于发动此次战争的战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事实表现，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2)废除《中华民国宪法》；(3)废除南京政府的一切法统；(4)南京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依照民主原则改编为解放军，成立全国整编委员会，由中共方面担任主任，第一阶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第二阶段分区改编为解放军正规部队；(5)官僚资本企业及其财产没收为国家所有，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并承认；(6)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7)南京政府所订的一切外交条约及协定由民主联合政府审查，凡对于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8)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移交事宜。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即行移交结束。中共愿意向新政协筹委会提议由南京政府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政协，并参加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表示这个修正案不能再改，将等待南京政府作出决定，直到20日为止。

　　

　　既然如此，张治中觉得“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表示将此案提交南京政府作是否接受的决定。

　　4月16日，南京谈判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和平协议文本飞回南京。当晚，李宗仁召集高层负责官员商议，白崇禧指责代表团无能。

　　17日，何应钦派专人乘专机将协议文本送交在溪口的蒋介石，“恳将钧旨谕知，以便遵循”。蒋阅后“彻夜徘徊，频频拍案”，斥责“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称此协议“是无条件投降之处分条件，其前文叙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入目”，指示一方面“速提对案”，另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国民党拒绝签署北平和平协议，但仍在谈什么订立停战协定，企图拖延时间，实在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黄绍兹在20日以电话联系留在北平的张治中，询问最新情况，张告他中共拒绝延长签字期限，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至此，国共之间北平和平谈判算是彻底破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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