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复幽云到联金灭辽，宋徽宗如何被忽悠？起因一场大风两艘辽船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赵良嗣首次觐见徽宗，话语不多，却为何让宋徽宗“言听计从”？

　　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赵良嗣之言恰好打动了那个宋朝历代皇帝埋藏在心底，却时不时要像牲畜那样经常“反刍”的恢复幽云十六州之历史情结。

　　1、幽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

　　幽云十六州五代时或称燕云十六州，即幽、蓟、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北)、涿（河北涿县）、檀（北京密云）、顺（北京顺义）、新（河北涿鹿）、妫(河北怀来东南)、儒（北京延庆）、武（河北宣化）、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县东北）、朔（山西朔县）、蔚（河北蔚县西南）等州。

　　

　　需要一提的是，北宋徽宗时候始有“燕云”之称，为宋人对五代时陷于辽之长城南部诸州之泛称，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宋朝宣布建立燕山府、云中府两路，这才有了确定的地域。

　　但幽云十六州其中一些州城被废置、改名，或另有添置，到宋人以燕云十六州相称时，仅指燕山和云中两路所辖十六州，包括后唐失陷的平、营、滦等州，以及契丹所置景州，在数字上已经超过了“十六州”的概念，也不局限于当年石敬瑭的割地范围，而是包括了五代以来所有被契丹夺取的地区。

　　从地理范围而言，这一地区以燕山山脉为骨架，大致以今北京市和山西大同市为中心，东至河北遵化，北迄长城，西界山西神池，南至天津市海河以北、河北河间、保定市以及山西繁峙、宁武一线以北地区。

　　而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而言，这一多山地区龙蟠虎踞，形势雄伟，长城险关，扼守捍卫，十六州又连绵分布在长城以南一侧，形成了不可多得的由天然山地和长城、城池三者互为依托、互为唇齿、互为犄角的攻防体系，于是在唐宋时期成了横亘于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的一道令人十分关注的军事防线，进而成为南北逐鹿的兵家必争之地。

　　这样一种地理形势，站在中原王朝的位置来看，守住幽云十六州，就是守住了河北和山西，守住了整个中原的北大门；而一旦丧失这一地区，就等于门户大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因为无险可守，北方铁骑将长驱直入，饮马黄河，中原王朝也就危在旦夕了。

　　2、北宋皇帝的幽云情结

　　幽云十六州之失，后来成为宋人一块长久隐痛的“心病”，一个割舍不掉的“情结”。

　　追根溯源，还在五代时期，石敬瑭与契丹做成的一桩卑劣的买卖，导致了如此结果。

　　

　　五代末的后周世宗柴荣，是主动出兵收复幽蓟十六州的第一人。

　　显德六年(959)夏四月，世宗“率步骑数万发沧州，直趋契丹之境”。周军所到州城，契丹守臣纷纷投降，一个多月中连下益津关、瓦桥关、莫州、瀛州等地，“于是关南悉平”。

　　这年六月，世宗病故。以后若干年，除了瓦桥关（周设为雄州）、益津关（周设为霸州）、莫州和瀛州之外，易州复为契丹攻取。

　　宋朝立国之初，还在倾力收拾五代十国那付乱糟糟的割据“烂摊子”时，太祖赵匡胤就已敏锐地看到了失控幽燕十六州对中原政权生存极为不利的形势，准备用兵收复这块故地。

　　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说，太祖某年率兵扫平河北，就有了“欲乘胜取幽燕”的念头，但其部下以“师老”为借口反对进兵幽燕，太祖一时犹豫不决，便寄信问留守汴都的宰相赵普。

　　赵普回信说：“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难入手，又从失多之后别有关心。”

　　赵普认为对幽燕用兵，即使有所得也是一件极为吃力的事情，而如果损失大了，以后咱们就将被这件事牵连拖住，其他啥事也甭干了。

　　既然武力一时难有胜算，太祖就另辟蹊径，创新思维，盘算着通过“理财”手段做好收复幽云的准备。

　　据宋人笔记《渑水燕谈录》说：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日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人焉。尝语近臣日：‘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指契丹)，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其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

　　太祖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尽显开国皇帝之雄才大略。

　　“封桩库”设立于乾德三年(965)，太祖当时还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假如契丹对宋朝挂牌五百万缗之价以赎回幽云故地这笔买卖不买账，依然兵戎相见，那么，“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其精兵不过十万，止不过费我二百万匹绢，则契丹尽矣。”

　　

　　先礼后兵，文的不行再来武的，太祖将以后收复幽云的步骤甚至军费开支的细节都算计好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等到“封桩库”积蓄满五百万缗，没有等到可与契丹人亦文亦武的“对话”时机，太祖就在开宝九年(976)突然驾崩了，让后来多少英雄豪杰一声长叹。

　　太宗赵光义继立以后，没有延续太祖“封桩库”的做法，而是将收复幽云付诸实打实的军事进攻。太平兴国四年(979)二月，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依附于契丹的北汉国。契丹人派使者向太宗质问宋朝的师出之名，太宗当即向对方“叫板”：

　　“河东（指北汉）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指契丹）不援，合约如故；不然则战。”

　　契丹被迫起兵应战，太祖和契丹订立的合约就此破裂。

　　五月，北汉主在太原投降，北汉亡。六月，太宗不顾大多数将领的反对，挟屡胜之威，乘势挥师攻辽。宋军从太原向东越过太行山，一路挺进，击败辽朝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进围辽朝之南京（即幽州）。七月，宋辽大军会战于高梁河（在北京西直门外），结果宋军惨败，太宗“窃乘驴车遁去”。

　　太宗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在隐忍辽军的无数次侵袭之后，雍熙三年(986)正月，太宗再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伐辽战争。

　　这次他却不再亲自率兵行动了，而是派遣大将曹彬进攻幽州，潘美进攻云州，两路大军东西并进，此外，另有大将田重进一路出飞狐（河北涞源县）北上。

　　太宗本指望曹彬、潘美这两位在扫荡南唐和后蜀的战争中发挥出摧枯拉朽之威力的胜将一举收复幽云。然而，负责主攻方向的曹彬东路军，其攻势几乎是第一次太宗北攻幽州的翻版，初战告捷，一路奏凯，却最后兵败歧沟关（在河北涿县西南），死者数万人；东路军一败，潘美西路军奉命从云州退兵，却因指挥失当，勇将杨业被俘而死，北宋朝野震动。

　　

　　这样，后周和宋初选练的精兵损失殆尽，太宗对于收复幽云之举，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军事进攻。而且，第一次伐辽战争中的箭伤每年还时不时地发作，以至于至道三年(997)，只有五十八岁的他便早早谢世了。

　　契丹人挡住了周世宗和宋太宗这“三板斧”之后，南北之间的攻守形势就完全颠倒了，辽军开始频频出击，宋朝则勉为其难地苦于招架。

　　辽军在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的又一次大举进攻，则基本打消了宋朝恢复幽云的念头，宋朝最终与辽朝订立了“澶渊之盟”。

　　这尽管是屈辱的城下之盟，但能消缓辽军直逼汴京的心腹之患，真宗已经很满意了。到神宗皇帝赵顼时，宋朝恢复幽云之志又有所反弹。

　　神宗即位之初，便显露出进取幽云的意向，“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某日说起当年高梁河之战太宗溃逃之紧急，中箭之伤痛，损失之惨重，神宗言语激动，“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世仇、屈辱和愧疚让神宗“泣下久之”，油然而生“取北虏大志”。

　　神宗遵循太祖的遗愿，直接取法“封桩库”之制，“积聚金帛成币”，称作“御前封桩库”，而且还亲笔写了四言诗一首云：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每成一库，就以诗中一字作为库名。

　　后来神宗又题写五言绝句一首，云：“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分别张贴在每个库上。

　　按照神宗最初的想法是，“御前封桩库”积蓄的财资首先用于征服西北青唐和西夏的战事，终极目标却是“复取燕、云”。

　　

　　然而，后来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接连在永乐（在陕西米脂西）、灵州（在宁夏灵武西南）等地遭到重创，致使神宗的恢复大志和精心筹划终究成了镜中花、水中月。最后，神宗在临终时对收复幽云一事仍耿耿于怀，发出遗训：“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

　　为了了却恢复幽云这段夙愿，宋朝君主已经到了不惜代价以土地和王爵赐封功臣的地步，真是悲壮之极！

　　3、宋徽宗为何突然要收复幽云十六州？

　　徽宗是神宗之子，对于父皇的遗言原来并未刻骨铭心，也从未立下必取幽云的雄心壮志，但在童贯取得几次对西夏战争的胜利后，由西事牵出北事，便打起辽朝的算盘来了。

　　如今听赵良嗣说大辽在女真人的猛攻之下，节节败退，且一口咬定“辽国必亡”，徽宗便按捺不住趁火打劫的急迫心情，跃跃欲试，谋复幽云，以遂祖宗百余年未了之夙愿，成就大宋开国以来最辉煌之大业。

　　与此同时，力主谋取燕云的蔡京和童贯也在徽宗身旁煽风点火，并指示其党羽亲信迎合附会。当时和诜、侯益等人揣知徽宗、蔡京和童贯有意谋取幽蓟故地，便装模作样地向朝廷倡议用兵辽朝。

　　和诜还以重金结纳辽朝的豪杰之士，招其叛辽归宋，营造一种人心思归的假象来迎合徽宗的心意。这还不够，既然徽宗嗜于书画，和诜便绘制了一幅《收燕山图》，竟然以这种“莫须有”的艺术虚构手法取悦徽宗。

　　中山（河北正定县）守臣张杲和高阳关（在河北高阳东）安抚吴玠也向徽宗献议，认为“燕云可取”。

　　河东经略薛嗣昌在得到潜伏辽朝的间谍送来的情报，又往往恣意润色修改，以附会徽宗的意图；一有机会面见徽宗谈论到北事，薛嗣昌“辄请兴师”；薛嗣昌还嫌一己之力有限，又委托代州（山西代县）安抚王机“探伺辽人之隙，陈攻取之策”。

　　

　　当时辽朝武州（在山西神池东北）和应州（山西应县）等地不断有人投奔过来，王机置“澶渊之盟”双方不得收容对方叛逃者的盟誓于不顾，“悉接纳”。

　　后来也是因为王机的推荐，刚刚携带全家来到忻州（山西忻县)、代州赴任的王师中，被徽宗一纸诏令调到登州任知州，目的就是让他守住这个宋朝北通辽朝的最近航道，盯住辽朝，“以伺其事”。

　　赵良嗣一到宋朝，立即使朝野诸臣的收复燕云之心勃然而动。但令人感到荒唐的是，收复燕云之事尚在议论中，还未见有具体的实质性的行动，就有那么多的人一味迎合、顺应徽宗的思维，把一个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拿来当作拍马、讨好权贵以便自己升官发财往上爬的“垫脚石”。

　　这使得徽宗的恢复燕云之举从其一开始就变味走样，连带后来的“海上之盟”、联金灭辽和收复燕京等一系列行为，一并变馊发霉，最后自伤其身。

　　4、联金灭辽之计的提出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赵良嗣仍然不曾想到去争取、联合女真人一起夹攻辽朝，相反，他觐见徽宗时的说辞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尽快动手，尽可能赶在女真人出兵燕云之前，先下手为强，收复燕云。

　　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赵良嗣之策行事，徽宗就此出兵燕云，宋朝就必须在道义上承担撕毁宋辽百余年盟约的全部责任，同时，从现实考虑，就是即刻进入与辽朝的战争状态。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宋朝有无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呢？

　　答案是没有，宋朝什么准备都没有！于是，当徽宗把意欲撕毁盟约、出兵攻取燕云的图谋公诸于朝时，立即引起众多大臣的激烈反对。

　　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的劝谏，他说：

　　“陛下审视今日谋议之臣，孰如赵普？将帅之良，孰如彬、美（指曹彬、潘美）？甲兵精练，孰如国初？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为将，百战百胜，征伐四克，而独于燕云乃至挫衄，况在今日，何可轻议！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何以令吾民、告敌国乎？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指宋朝）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

　　邓洵武说的是大实话，要和辽朝翻脸动起手脚，那你的谋士在哪里？猛将在哪里？精兵又在哪里？这些最重要的开战条件都不具备，你却要违弃盟誓，背信弃义，岂不是自己找死！

　　邓询武的这番话让徽宗忽有所悟，次日就对蔡京说：“北事难做则休，祖宗盟誓违之不祥”。竭力吆喝开启边衅，想与辽朝大干一场的蔡京见徽宗突然变卦，一时脸色都变了，惊愕中一时也逼不出什么说辞来打动徽宗。于是，引起举朝热议的赵良嗣“取燕”方略就此戛然而止。

　　就在大宋历史的长河将继续波澜不惊地流淌下去之时，政和七年夏秋之交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风，让平缓发展的历史出现了转折点。

　　

　　徽宗听到登州王师中奏报金人大军如火燎原，大辽王朝骤然雪崩，即命蔡京和童贯赶快拿出一个对策。

　　从上次徽宗和蔡京、童贯对赵良嗣提出要乘辽朝受困女真而下手燕云的建议反应来看，这君臣三人潜意识中要乘人之危、攫取燕云的思路是一致的，现下徽宗钦点这“哼哈二将”而不是别的大臣拿主意，无非是想“借船出海”，借人之口言己之意。

　　果然，这两个徽宗肚子里的“蛔虫”一起上奏徽宗，一个“腔调”地说：

　　“国初时，女真常奉贡，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如何？”

　　果然，徽宗全盘接受了这一建议，下诏登州守臣王师中，要他马上招募使者同高药师等辽人一起携带“市马诏”，从登州渡海北上辽东，想方设法和女真人接上头，“探问其后，通好女真，议举兵相应，夹攻灭辽”。

　　在这里，宋朝对付辽朝的策略从赵良嗣的抢先于女真人之前攻取燕云，到现下的通好女真、双方一起举兵夹攻灭辽，在与女真人的合作态度上来了一个重要的大转变。

　　这至少表明，徽宗君臣已充分意识到，仅仅凭借自己的实力收复燕云并无胜算，他们想借助已成燎原之势的女真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夺取燕云的目的；其次，“联金灭辽”这张牌应是徽宗和蔡京、童贯这三人一起策划的，它的发明权、所有权和出牌权当然应该属于这三人，至少到目前为止，与赵良嗣无涉；其三，《宋史》称“李良嗣”被童贯带回宋朝（事实证明没有这码事)，初来乍到就献计说：“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

　　且不说那时女真人尚未立国反辽，宋朝意欲夹攻辽朝的客观形势尚未形成，即使女真人已经形成足够的力量，赵良嗣能够提出这样具有创建意义的夹攻之策，徽宗等人早就该尝试了，不会一直等到现下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金人已经打过辽河后，再作出反应，启动夹攻之策。

　　

　　陈乐素先生曾说：

　　“谓其（指赵良嗣)来于政和元年实误，盖其所谓平燕策者，自登、莱涉海约女真攻辽。女真之兴，兴于阿骨打。阿骨打于政和三年（1113)始袭职，而实行抗辽之命。政和四年始起兵。政和元年犹僻处于混同江（松花江）。自登、莱涉海，不经辽人疆域则焉能达？故此策必建于女真势力已伸张至相当程度之后，而断不在政和元年。”

　　史称徽宗下诏指使王师中派人结好女真的这个时候，“国家祸变自是而始”。

　　一个历史事件常常是由无数个如风乍起的“偶然”因素而萌生、发轫、变易乃至尘埃落定，但影响和决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最终走向和走势的，却往往是早已生成的“必然”因素。

　　从表面上来看，是两艘辽船非常意外地误入宋境这一偶然事件，才触发了宋朝“联金灭辽”的念头，才有了后来的“海上之盟”及其一系列结果和后果。

　　然而，真正导致“国家祸变”的必然因素却是大宋君臣昏庸的政治、废弛的武备以及荒淫的生活。

　　所以，清代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

　　“宋至微宗之季年，必亡之势，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强不可御也，匪徒童贯之借金亡辽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张彀之降以挑狡虏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

　　偶然事件从来就是必然趋势的触动、触发和促进者，它往往使得必然之势变得更为显现而明晰，更为具体而生动。

　　从这点来说，一场大风为宋朝带来了两艘辽朝船只，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等于舞台大幕突然落下，将台上那些早已按照既定“剧情”进入状态的生、旦、净、末、丑等等诸般角色，豁然亮相于世，一出人间悲喜剧因此而生动、真实地演绎到曲终人散。

　　

　　当徽宗之朝这个豪华的戏班子将他们的大戏从“海上之盟”卖力地演到“靖康之变”时，整个过程都不曾背离宣和君臣的做人逻辑和做事逻辑，而且，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或报酬。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