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娃娃如何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终极身份象征 by Maria Teresa Har

　　

　　阶级至上的消费者发现冰冷、坚硬、易碎的雕像难以抗拒

　　我喜欢回想我小时候拥有的一个瓷娃娃。她的头是在德国图林根的阿尔芒·马赛工厂制造的。她的脸，也许是那天制作的1000张脸中的1张，是用和她所有姐妹一样的模具制作的。然后她的头被串成一个合成的身体，洋娃娃完成了最后的修饰——一件棉背心，一件天鹅绒连衣裙，一顶荷叶边帽子，一顶人发假发。

　　这个特殊的娃娃被捆绑出口。在我的脑海里，我看到她在一艘开往拉丁美洲的汽船上。在围绕着锯齿状的合恩角航行时，她的板条箱在船体中来回滑动，她侥幸脱险，抵达智利圣地亚哥，在那里，她被卖到一家玩具店，卖给了一个富裕的家庭。100多年后，当我拜访我的大家庭时，我在跳蚤市场上看到了她躺在毯子上。我用零用钱买了她，被某种无法命名的东西吸引。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已经陷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错误思维中，出于所有错误的原因将这些玩偶奉为偶像。

　　

　　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儿童被视为天生有罪。那是一个不打不宠坏孩子的时代，父母有一种道德召唤，要阻止孩子屈从于他们黑暗、邪恶的冲动。最终目标是什么?培养出一个能够履行自己人生使命的成年人。玩耍只有在养成好习惯时才有用。

　　这种立场在19世纪开始软化，因为像威廉·华兹华斯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将童年与纯洁和天真的状态联系起来。前拉斐尔派画家约翰·埃弗雷特·米莱斯等人没有把孩子描绘成僵硬的微缩成人，而是把他们描绘成有着脆弱甜蜜、苹果色脸颊和螺旋卷发的年轻个体。

　　

　　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童年变成了一段高度浪漫化、充满纯洁和纯真的梦幻时光——一个需要保护的脆弱时刻。但很明显，只有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会得到庇护，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则被迫在矿山、纺织厂和其他快速发展的行业劳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玩具主要是为富裕家庭的孩子设计的，体现了这种分裂。奢华的瓷质浓汤娃娃，通常描绘上流社会，穿着天鹅绒和蕾丝的衣服，可以被认为是这种虚伪的最壮观的景象。镀金时代的玩偶明显“助长了炫耀性消费、仪式和炫耀，”米里亚姆·福尔曼-布鲁内尔在《玩过家家》一书中写道。

　　娃娃本身就是时尚消费主义循环的一个缩影:新衣服、新发型、新配饰和新家具都是为这些浓妆艳施的美女准备的。这一切都是女性消费周期的一次彩排。

　　这些娃娃有一个时尚先锋:迷你人体模型。法国王室会将这些最新风格的雕像全部装饰好，以便其他国家的贵族可以复制它们作为自己的衣橱。从本质上说，它们是18世纪版的《Vogue》。

　　在这方面，瓷娃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玩具作为身份象征的联系由来已久。在中世纪，黏土玩具是人们的玩物，制作简单，而且随处可见，而华丽的骑士玩偶和比武的配件却很少见，精致的物品只留给皇室的孩子。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古代。想想Crepereia Tryphaena，一个罗马女人，她的石棺里被发现有一个制作精美的关节娃娃。死亡是伟大的均衡器:所有的骷髅看起来都一样。但这个娃娃充当了她主人身体的替身。当Tryphaena的身体不能再传达她的身份时，她的洋娃娃的雕塑脸、塑造的头发和细微的细节能够传递信息。

　　

　　与此同时，娃娃生产的繁荣是新出现的——这是19世纪许多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产物。第一个是美国中产阶级个人收入的增加，这推动了对欧洲商品的消费热潮。购买这些物品的目的是为了模仿上层阶级，反过来，也就是模仿欧洲精英。中产阶级家庭的托儿所空间也扩大了，为洋娃娃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并为玩耍创造了一个指定的地方。

　　随着这些发展，购物场所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豪华的百货商店到百科全书式的邮购目录，再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连锁商店。圣诞节是美国的全国性节日，也是19世纪70年代以圣诞老人为主题的送礼盛宴。最后，孩子少而忙碌的父母们开始把娃娃视为陪伴的好替代品。这一切都与大规模生产的创新和工厂的黎明相辅相成。结果是:瓷娃娃们准备好接管市场了。

　　在2015年的《纽约客》上，作家塞萨利·拉福斯讲述了欧洲人对瓷器的狂热痴迷。它在14世纪从中国传入，从一开始，它就被认为是“白色黄金”。拉福斯解释说:“瓷器是给上流人士的，给拥有权力和特权的统治阶级的。”“这种程度的物质主义，毕竟从来都不是关于必然性的。”

　　材料中也有种族成分;正如拉福斯所说，“瓷器最令人担忧的象征意义是它的白色。”乳白色的无颜色被比作苍白的皮肤。“瓷器般的肤色”，不受阳光和时间的影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美丽标准，有一大堆的配饰——遮阳伞、手套、粉底——保护白人女性不被晒黑，这更像是在户外劳动，而不是在海边闲逛。正是这种将瓷器类比为模范皮肤的做法使其成为玩偶制造者的理想表面。

　　这些窑烤脸的脆弱是它们吸引力的一部分。把这么精致的东西交到孩子手里，就等于公开宣布你有钱修理或更换它。这些娃娃不仅仅是富人的理想化形象，它们本身也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它们的本质传达了富人与穷人的关系。

　　

　　1861年，一向引领潮流的维多利亚女王因丈夫去世而终身哀悼，她引发了一段关于死亡和悲伤的浪漫主义时期。葬礼仪式变得更加精致，有盛大的游行队伍，华丽的墓碑和陵墓，还有死亡画像。这些壮观的葬礼是另一种通过物质财富公开展示个人价值的方式。丧事很长，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服装和礼仪。洋娃娃反映了这些社会趋势的微型丧服和面纱。父亲们甚至会为女儿们制作玩偶大小的棺材，就像今天的父亲为孩子们建造玩具屋一样。这并不被认为是病态或令人不安的。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死亡和悲伤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游戏时间是孩子们在经历真正的痛苦之前进行演练的机会。

　　娃娃反映了生命是脆弱易碎的事实，人类的身体也是如此。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他们的身体被珍视、保护和纪念。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身体被折断，被遗忘，被处理掉。这些是用于娃娃组装本身的身体，被认为只是大规模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在劳工法出台之前，孩子也是劳动的一部分。对于工人来说，体力劳动会导致疼痛、手指刺痛、背部僵硬、皮肤灼伤。但工人阶级的尸体也被用作原材料。娃娃假发通常是用从工人阶级女孩那里买来的人发做成的。实际上，这一过程使工人阶级的身体部位变成了上层阶级的玩物。

　　

　　我在跳蚤市场买的瓷娃娃寿命很长，但在我照顾她的时候，她的运气用光了。她坐在我的写字台上，摔了一跤，摔破了后脑勺。当我听到瓷器碰到木头的撞击声时，我尖叫起来。我母亲冲了进来，安慰我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我们一起带她去了一家“玩偶医院”，在那里，专家为她修复了裂缝和碎片。

　　时至今日，瓷器娃娃仍在继续生产，尽管有许多更实用的材料存在，这说明了它们被赋予的价值。这些是我们认为珍贵和值得保存的娃娃。这些是一个世纪后幸存下来的玩偶，充斥着我们的博物馆和拍卖行。这些是我们选择去保护和纪念的童年。它们继续作为一个人的阶级、白人和欧洲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