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女性主义与#MeToo运动

　　原创 戴潍娜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主持人语

　　刚刚仙逝不久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1929—2020）曾发问：“如果精神分析学以安提戈涅而不是俄狄浦斯作为其出发点，那么结果又会如何？”这番对人类精神史的考古学富有争议的追溯，将彻底改写乃至粉碎原有的故事版本。男权社会对公民、自由、平等的定义中，有意忽略了性别差异。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修正人类精神结构中的这种“瘸腿”，这种公共空间的排他性和亲缘关系里的“奴隶制”。二者角力的背后，是深深嵌入法律、城邦、公共秩序、宗教政治、家庭伦理之中的古老对峙。

　　这几乎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漫长革命”，然而也正体现出女性主义的目标——正如#MeToo运动内含的目标之一就是纠正#MeToo，女性主义始终在悖论中生长，它接纳和涵盖各种不同的声音，它拥有不止一处应许之地。唯有未完成的状态才可能带来历史的进步，一个句号只可能带来单一性，带来暴政和极权，镣铐的打破者很可能最终成为镣铐本身。正在狂野生长的#MeToo运动究竟会走向何方，它是否蕴含了更多我们尚未觉察的危险和意义，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又如何与之相互牵拉、相互提拔，这些都有待继续探索实践。在女性解放运动急行军的步伐中，适时坐下来总结回顾近年相关的文学和事件，尝试让理论和现实的双生花彼此纠正和呼应，将有可能为正在发生的#MeToo运动开辟出新的战场和方向。深入敏感地思考时代当下的问题，同样是文学的传统美德，也是文学在日渐边缘化的处境里展现出的抵抗的魅力。

　　作为一场涉及最长时间、最广地区、最多人口的“革命”，女性解放运动并非一场反对男人的游戏——二元对立的性别战争仍不过是男权思维和权力结构的延续，而这些也都是女性主义所要革新的对象。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解放力，不仅要在所有“公领域”和“私领域”中纳入“她者”，还意味着要对现有权力结构补充、穿透，由此撼动建立今日世界的根基。其最终寻求的，是人的身体和精神的解放，而这些“解放”的实现，则要基于对于“人”，对于身体，对于爱之认识的不断重新发现。

　　戴潍娜

　　专题∣沉默规则打破者

　　——女性主义及#MeToo运动四人谈

　　沈睿 西川 覃里雯 戴潍娜

　　戴

　　戴潍娜，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文论《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自编自导戏剧《侵犯》，主编诗歌mook《光年》。

　　沈

　　沈睿，1982年3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94年赴美留学，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妇女研究证书，现为美国莫尓豪斯学院教授。著有《假装浪漫》《一个女人看女人》《想象更美好的世界——美国社会观察笔记》《荒原上的芭蕾》，译有《激情的政治》。

　　西

　　西川，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自八十年代起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出版诗集、散文集、随笔集、评著数十部。获鲁迅文学奖（2001）、庄重文文学奖（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1997）、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等。

　　覃

　　覃里雯，笔名苏丝黄，作家、著名新闻人，曾任职于《经济观察报》《生活》等媒体，著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历险》《苏丝黄的世界》等，现居德国。

　　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两年里，#MeToo运动可谓最醒目的关键词之一，这场拒绝强权、拒绝性别暴力的革命，引发了社会各界诸多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内部也有众多不同阵营和观点的分化。本文邀请四位嘉宾，从历史、政治、文学、身体革命、社会事件、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对当下女性主义潮流进行剖析，并对下一个阶段的#MeToo运动发展提出期望或担忧。

　　关键词 女性主义 #MeToo运动 身体革命 两性文明

　　一、 女性主义：社会革命与身体革命

　　沈睿（下文简称“沈”）：

　　众所周知，虽然英文词只有一个feminism，但在汉语语境下却被翻译成两个有不同侧重的中文词：“女性主义”强调女性性别的被压迫，“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权利。而我理解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有两层意思：第一，不应该由于性别不同而出现某个性别压迫和剥削其他性别的倾向；第二，性别上的生理、心理差异不应造成某个性别的人有特权，而其他性别的人的权利被减少和剥夺。其实这两层意思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无论什么性别，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性别的不同和差异不能成为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基础。

　　（女性主义运动，图片源自网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个人认为每个接受这些核心价值观的人都应当是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这里要强调的是：性别平等，不是性别消失或性别相同，不是没有性别，而是无论什么性别，都应该被平等对待，享有同等的权利，同等的机会。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男性一直享有比女性更多的特权，并利用自己的特权占居高位，贬抑其他性别，女性被男性视为半个人或智力低于男性的人，甚至等同于孩童。比如，西方社会的主流男性一直有政治权，而占人口一半的西方女性获得政治权是近一百年的事情。到美国女性获得政治选举的1920年，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了一百四十四年了，一个以平等、自由、启蒙思想为主导的民主制度，需要女性近八十年的奋斗——从1848年美国女性在纽约州塞内卡召开全国女性大会算起——女性才获得政治权和财产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女性获得政治权五十年之后，与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相呼应的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才使女性彻底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工作、经济、文化、社会参与等一切“人权”方面的权利，女性在法律文件上最终做到了与男性享有同样的人权。

　　但这并不是说男女真的平等了，性别平等文化的建设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改变父权制文化是从现实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的。在这点上，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在美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理解女性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西方社会。

　　女性在每个领域都在冲破层层天花板，虽然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失败，但她开拓了女性从政的道路。美国自1789年建立参议院以来的二百三十年里，先后共有五十六位女性参议员，而如今的美国参议院就有二十五位女参议员，占整个参议院的四分之一，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

　　学术上，很多学科自古以来就几乎没有多少女性学者，比如哲学，而现在美国女性哲学家已占整个哲学领域任教者的25%，由从前的不到1%到现在的25%，这是五十年间取得的进步。但正如我所挚爱的女政治评论家茉莉·埃文斯（Molly Ivins）在2000年所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女性主义的意义所在。因为无论是占参议院四分之一席位的参议员还是占整个哲学界四分之一的女哲学家，女性的进步还没有达到占人类人口一半的地步，还没有与女性人口的比率相当。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其中最主要的是改变父权制文化。

　　（茉莉?埃文斯，图片源自网络）

　　西川（下文简称“西”）：

　　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我并不陌生，这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角度和观点。今天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理论不外乎是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以及与结构主义相关的解构主义。

　　有人开玩笑说女性主义是最好做的一门学问，因为历史非常短，它的产生很晚近，并没有积累起那么多的资料和文献，这方面材料相对其他领域来讲更容易收集。但这些是从西方传到我们这儿来的，中国的女性问题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在西方，女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第二阶段是男女还是有所不同，女人就是没有男人力气大。这套理论在中国落地后，会看到一些特别有趣的现象。例如近代以来包括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也强调女性的解放，一是为民族，一是为革命。毛主席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一个很社会主义的口号，它是鼓励妇女劳动、参与建设的。

　　覃里雯（下文简称“覃”）：

　　任何运动思潮都存在多样化的分叉和交结。女性主义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会引来“最多相悖的头脑”，如果说它的确有多样化的分叉，那也是因为这个议题涉及人类一半的人口，这当中有非常多样的个人和群体境遇，需要多方进行研究、思考和提出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个人理解的女性主义，首先是一个从根基上纠正数千年（抑或万年）的父系社会错误的运动。基于弱肉强食规则的高度等级化父系社会，不断造就集体和个体的暴力创伤。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发现，人类个体的潜能发挥，人类群体的持续发展，需要积极公正的环境。而父系社会打压女性（以及儿童）的诸多自然需求和潜能，甚至剥夺其生存权（堕女胎），是一种慢性自残，也是一种反人性的不公。

　　其次，女性主义是对二十一世纪走入各类困境的人类社会的一场拯救。在政治上，对父权传统下的各种政治思想进行补充，把之前被忽视、排挤和压迫的一半人口纳入权力和权利分配体系，使之更为公平合理，比如平权运动做得最好的北欧，其解决传统社会问题的创造力一直位居全球前列，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也十分成功；在经济上，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释放另一半人口的更大潜力，并带来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维，比如印度针对贫困女性发放小额贷款比对贫困男性相对更为成功就是一例；在科学和技术上，去除偏见和排斥，发挥女性才能，既能促进科技进步，比如二战时期英美最早一批的编程员主要由女性组成，又能保证科技发展不会偏向只为单个性别服务，比如微软AI机器人在早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攻击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倾向，是因为早期AI程序员绝大部分为男性，而改变这一点必须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在文化、历史、社会组织形态等各个领域，女性的地位和话语的提高，都将有助于为今日困境重重的世界提供新的出路：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无限增长、修改不可持续的掠夺自然资源的增长式经济理念、纠正基于父权权力框架的激进民族主义、应对环境危机，等等，女性已经在不断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贡献，虽然她们依然需要克服诸多有形无形的压力乃至暴力。

　　戴潍娜（下文简称“戴”）：

　　但凡你有一定的性别意识，一定会经常感到不适。性别问题深入在所有社会问题的毛孔中，无法切割。如同天花疫苗、狂犬病疫苗、肝炎疫苗一样，当一个人接种了女权主义的反抗疫苗，初期可能会痛苦、恶心、发烧，会把生活打翻，会付出自由的代价。然而，经受过文明洗礼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之间的差别，就相当于1520年西班牙人和辛博阿兰人之间的差距——天花这种西班牙人眼里的小麻烦，足以让缺乏免疫力的墨西哥辛博阿兰全城覆灭。新一代女性普遍的不适感，也许正是觉醒的感觉。谁说觉醒是舒服的？觉醒必定伴随着搔痒跟疼痛。

　　如果说女权主义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可说是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如果说它是一场战争，无疑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战火波及所有人所有领域。然而，女性主义对任何领域、任何事物的开战，却绝不是女人反对男人的战争，而应是女人和男人的共同福利。我心目中的女权，与当下的女权运动之间既有支援，同时也有辩论。

　　女性主义最重要的战场就是身体。在任何一个时代，身体都是手无寸铁的弱小个体能够去对抗国家机器、反抗压迫的唯一武器。因此，身体始终作为某种禁忌而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对身体的感知和掌控全然不同。试想战争年代，谁会为了一条马甲线每天花两个小时去健身房。对身体期望值和损失感的不同，导致对身体的运用和处置也大不一样。

　　女性主义最初目标、最低限度（不幸很多时候变成了最高目标）是夺回身体的所有权，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这其中有两个节点：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避孕药具的发明普及，让女人不再是无止境的生育工具；二是对于性界限的不断厘清，包括性解放、性教育，甚至2018年掀起的#MeToo运动都是在做这类重新厘清界限的工作。

　　（#MeToo运动，图片源自网络）

　　所谓的文明，就是一个不断精细化的过程。争取权利还是比较浅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尝试越过“性沟”，去感知和理解另外一种性别。性沟，可能是比代沟更加难以逾越的存在。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装在不同的容器里，很难互换、互相感知。历史上对于女性的描述，多数都是男性代言。而事实上，男人对女性感知层面的了解，往往是男性主体感受的投射。这不仅造就了文学中永恒“神秘”的女性，也限制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近二分之一经由女性感知的世界，被封锁在压抑的表达之中，成为冰川之下的部分。我们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上的匮乏，又加剧了这一点。打破人类基于两性生理的理解局限，其拓展的远不止是性别议题，它包含了对所有事物的理解。以男性感知代写的历史将不再是唯一。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女性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文明意义，即对情感边界的扩展，对知觉的扩展。

　　这是一场争取权利的革命，更是一场认知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主义代表了一种更均衡，更精致，更理想，也更高级的文明。

　　西：

　　所谓的革命，包括哪些革命？基本说来，有一类人从事社会革命，另一类人从事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肉体革命”。他们不关心国家形态，关心的是个人解放，认为个人解放主要就是肉体解放。肉体涉及道德底线，道德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是两性问题。今天有些知识分子集中讨论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形式，国家结构；与此同时也能看到有一部分人的观念、思想集中在肉体、个体、生命的解放上面。

　　肉体的解放不外乎是更自由的恋爱和两性关系。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府一直担心这种问题，即这个社会如果开始有性的自由解放，过多地讨论性、身体、肉体问题时，会危害到国家政体结构。所以清代出现一系列的禁书，不都是反国家的书，也包括与肉体有关的书。

　　这种情况有道理还是没道理？为什么一些政体那么关心肉体解放对于国家的危害？国家概念和肉体概念看起来是两极，但有时在极端情况下会走在一起。包括“花和尚”苏曼殊，他既是和尚，也谈恋爱，混得大名鼎鼎。不跟国家走在一起是一种个人自由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隐士。有一部分读书人的革命主要是身体革命、肉体革命，跟感受的更新有关系。

　　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化史、文学史上非常多。像中国人喜欢的萨福，她的诗歌今天人们看到的都是片断，只有三首是完整的诗。中世纪时，教廷曾经公开焚烧萨福的诗歌。萨福被教会当作敌人，当她成为一个社会结构的敌人时，她的诗歌留下来的就只有只言片语了。

　　戴：

　　您刚谈到了萨福，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父权社会，文明当中不断循环呈现的是俄狄浦斯“弒父娶母”的悲剧传统，但我认为其实还有一条被压抑的传统——弒母传统。而萨福，就是弒母传统的源头。古希腊一直有大母神传说，母神也叫作地母，她身边围绕着一群美少年。这些美少年为夫亦为子，既是丈夫也是儿子。大母神，是一个繁衍者，也是供养者，同时是艺术的源头。从教廷集体焚毁萨福诗稿开始，就有了文明的弒母，是父权文明对女性智慧的报复——恐惧这美过分强大。这一条弒母线索，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中最被压抑的、同时也是最残忍的部分。

　　回看夺回身体权的每一步，都可谓艰苦卓绝，常识的背后都有先驱为之燃烧的生命。就拿节育领域的进步而言，当年计划生育理论的鼻祖玛格丽特·桑格夫人（1879—1966），因为在美国开办小诊所，帮助当地的很多妇女终止妊娠，传播节育知识而身负多项指控。不到一百年前，“避孕”与“节育”还是违反国家法律的“猥亵犯罪”。1873年3月2日，美国国会曾通过了《康斯托克法》，明令禁止向美国母亲们传授避孕知识，并将一切避孕信息定位为“淫秽材料”。桑格夫人由此而不得不逃亡海外。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们，同样要迎着诋毁抗争。

　　女性解放在中国是从不缠足运动开始的。脚和鞋，有着某种东方式的性隐喻。我常想，我们距离“三寸金莲”的时代并没有那么远，梁启超、康有为提倡“天足会”，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今天这么多女性可以穿着高跟鞋大步伐行走，完全可以说是历史的侥幸。并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

　　西：

　　高跟鞋所透露出来的含义非常多，从社会功能到社会含义，甚至透露出很多社会思想。高跟鞋固然好看，但它把身体调整成什么样，其实涉及社会结构，乃至阶级问题、社会风尚问题等等。可以做一篇高跟鞋的论文，这会非常有意思。

　　戴：

　　女权也可以有时尚化的表达，但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女性主义现在有点被窄化为年轻女孩的女权主义。我们这个社会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对大妈开炮。（事实上，思想的产生需要沉淀，西方女权思想家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女性，即中国的所谓“大妈”。）但是我想，一个社会如果大妈不幸福，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如果大妈不文明，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西：

　　女性主义这个话题在中国是年轻女性的女性主义，它跟大妈们有什么关系？中国古代妇女没有地位，一般指的是媳妇没有地位。虽然老母亲没了丈夫，应该听她儿子的，但实际上古代还有对老母亲的尽孝。女性主义为什么不发展到老母亲这一个层面，这很有意思。

　　二、全球#MeToo浪潮

　　沈：

　　最近我接触到一些关于中国#MeToo运动的资料，由五六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收集整理的，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的#MeToo运动。中国#MeToo运动是由受过国外教育并留在国外的年轻中国女性发起的，第一个爆发出来的故事是定居美国的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陈小武被处理的同时，有十三个大学学生举报老师。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评论，出发点是保护年轻人，但还是非常有力度。舆论的讨论里，那些被举报者似乎更有话语权，他们的发言，甚至厚颜无耻的自辩，都得以在网络上发表，而本土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大多对这一事件保持沉默。更甚之，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不是首先同情受害者，而是考虑运动不要扩大化，伤害无辜，同时似乎立刻对受害者采取怀疑的立场。

　　中国的#MeToo运动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2018年运动发展后则在公益组织和个别媒体当中首先得到认同，这是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往往是年轻理想主义者们聚集之处，年轻女性们也更容易接受#MeToo的思想和理论，她们能够站出来揭发公益组织里的性骚扰性侵害。

　　覃：

　　人们都说“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是被错误翻译的一句话，原话是“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起源已不可考。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迟到的正义就不再是正义”。我认为，#MeToo运动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传播有着正当而广泛的基础，在中国亦然。大批在计划生育政策中出生并受到高等教育的独生女，一方面具有高自尊，敢于要求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却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竟然越来越狭窄，感到忍无可忍愤而反击。性骚扰和侵犯只是女性在这个环境所受暴力的一种，而且也是最广泛的一种，男性往往通过这种暴力来向女性证明自己的权力。较为特别的是，男性的骚扰和侵犯极少会向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实施，实施家暴的男性也很少会向上司去施展暴力，这也就证明骚扰性侵与施暴不过是父系文化中施展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已。可以说，#MeToo运动反对的性暴力是每个女性在成长和工作生活中都会遭遇的事情，只不过每个人敏感度不同。那么在女性自主和权利意识不断提高的今天，历史潮流却发生逆转，#MeToo运动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沈：

　　我非常敬佩中国#MeToo运动中每一个站出来的女性，我也很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们骄傲，因为#MeToo运动是需要个人勇气的运动。

　　年轻的一代很勇敢，也更有斗争的智慧，我写《走向女权主义》那篇长文时感觉是单枪匹马，通过个人的经验谈女权主义的意义。现在你可以看到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如春草一样，我坚信在#MeToo运动中被启发、训练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成为改变中国男权文化的主力军。

　　中国的#MeToo运动集中在高校、公益组织、媒体等领域，其原因是女权主义思想在这些领域里比较有影响，这个领域里女性和男性有较强的性别意识，女权主义思想有比较深入的渗透。而#MeToo运动在西方则更有激进的倾向，有些人激进得不分青红皂白，但我觉得主流还是很理性的。其实任何社会改变运动都会有激进者，他们走得更远，有时脱离主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没有激进行动的社会运动又是不可想象的。

　　戴：

　　我相信每一个认真思考的女人或男人，都能在这场#MeToo运动中扔掉一些成见和野蛮，获得某种教养、启发、拓展和受益。

　　我们同时也能听到#MeToo运动所引发的一些负面声音。一方面，这些“反感”恰恰反证了#MeToo运动的必要性——男权社会培养出的一整套感知和价值系统的痼疾如此之深，它有待文明的更新；另一方面，这些声音里也不乏警醒和纠正的力量。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纸面上的理论，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远的运动，它具有无限的成长性，也必须发展出自我纠错的能力。但凡是运动，就有激进和危险的可能。这场“最漫长的革命”在2018年一年里带来了社会氛围的急速变化，以至于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似乎有点儿跟不上了。巨变的现实，渴求召唤与之匹配的理论指引。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们，不再是趴伏在一具具理论的僵尸上工作；相反，他们所做的研究，会立刻转化为行动的拐杖，去帮助这场伟大的实践自我调适，自我校正，自我更新。也正是在这种急速发展的时刻，尤其需要思考如何规避激进和被利用的风险，让这场运动健康地持续下去，而不至于夭折。

　　覃：

　　我从#MeToo运动中获得无限鼓舞和启发，没有任何反感之处，只有很多遗憾，因为这个运动目前还难以深入结构性的社会改造，持久改善女性的境遇。比如高校迟迟未进行师生的反性骚扰培训，未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期望这个运动继续下去，并不断壮大和推进关于性别权力架构的大众讨论，深入到某些不平等理念的根源。

　　沈：

　　中国#MeToo运动每个事件的出现都让这个运动长了一寸，我关注这个运动的很多故事，坦白地说，这次谈话中你提出的问题也让我反思。中国的#MeToo运动还处于发芽阶段，女性的声音还十分微弱，更重要的是被害者在法律上、经济上还没有足够的保障和援助，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个运动推到各行各业，实践男女平等的国策，从个人做起，实现平等。

　　覃：

　　我最近关注的是某知名大学女生的自杀案。这并非一个典型案例，因为当事人已死去，但其母亲公布了她与男友的微信对话。这个事件折射了我们社会的根本病症，即依然存在的精神操纵和精神暴力。比如通过“不是处女”来对一个二十一世纪高等学府的女性进行打击竟然可以成功，说明这种封建思想依然有其丰沃的土壤。

　　中日韩的状况都是新一代受过教育并高自尊的女性对性别压迫的必然反抗。因为女性不再愿意在一个权益分配不公平的传统家庭中生存：从男性分担过少的家务，到只有母亲参与的丧偶式育儿等等，她们在婚姻中付出许多却没有收入，并要被各种评判约束，比如她是不是个贤妻良母，是否贞洁。而男性出轨却得到各种原谅，就连女星出轨也要遭受被娱乐公司解约的惩罚，而男星则不会。所以，部分当代女性的恐婚恐育乃至恐恋爱，也许都可以被看作是觉醒的女性对不公正的性别权力和文化体系的正常反应。

　　（#MeToo运动在韩国，图片源自《华盛顿邮报》）

　　戴：

　　日本和韩国已率先迈入了“低欲望社会”。事实上整个亚洲的生育率近年持续走低，年轻人不愿生育，不愿结婚，甚至懒得恋爱。父权制借以维系的基石正在遭遇撼动，女性主义一方面是摧毁它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它的解决方案——当婚姻家庭这些构筑稳定社会的最小组织不再稳固，就需要有全新的文明来重塑社会结构，抵御动荡和瓦解。

　　反对性骚扰，只是#MeToo运动打响的第一炮。广义的#MeToo运动会重新界定何为人天赋的权利，何为强权附加。未来，这场自动自发充满民主精神的运动，一定会向各个领域不断蔓延，整个翻新我们的感官认识、价值判断、公序良俗乃至权力结构。比方说，今日有#MeToo，明日必定会出现#HimToo，女性主义所捍卫的不仅是女人，还有被父权压迫（亦或被压迫而不自知）的男人。再比如，会有面向未来AI世界的#MeToo程序，也会有回溯过去世界的#MeToo补写的历史。我曾和韩国作家金爱烂讨论起#MeToo运动，得知在韩国这场斗争已经指向了语言，正在清洗韩语中的男权色彩。一些日常词语悄然发生改变，以减少词语自身携带的性别偏见。比如原来韩语中形容丈夫有很多敬语，妻子则没有；又比如原来韩语中作家一词专指男性，一个女性则非得加上女作家才能讲清。这些深刻的词性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我相信全球各个领域内，带有各自民族性格和地域特质的女权运动一定会给中国#MeToo运动以参照以支持。

　　沈：

　　2019年#MeToo运动继续向世界各国推进，各国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侧重。美国的#MeToo运动始于电影界而不是学校，因为在美国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反性骚扰教育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体制性反性骚扰机制相对成熟。而影视界、演艺界、媒体高层几乎是男权的最后堡垒，这次运动简直如文化地震，让很多权贵男人纷纷塌落，让社会和家庭的每个角落都感受到了#MeToo文化的深入，成为社会和家庭谈话的主题。

　　2017年10月11日我曾撰文表达对好莱坞大腕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倒台的看法：“这是权贵男人性特权完结的开始，以我看来，这只是序幕，这是美国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又一个跨栏。”现在看来，#MeToo运动两年对美国的改变是巨大的，所涉及的是法律、经济、文化等等方面。

　　（“时间到了”基金会，图片源自网络）

　　首先，针对过去有权有势一方可以在工作合同里买无权无势者沉默这样的条款，美国加州、纽约州和新泽西等州设立禁止工作合同里有“买对方沉默”的款项，这就从法律上使有权有势一方不得用金钱买被害者的沉默。其次，扩大反性骚扰法的保护范围。美国很多州都开始设立法律保护更多的工作人员，包括自我雇佣者或帮佣者。2019年纽约州已通过法律扩大保护自我雇佣者和家政工不受性骚扰，该趋势正在逐渐扩展。第三，美国国会修改了国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规则，使工作人员更容易报告性骚扰事件。国会修改过去性骚扰案件报告要等三个月才获处理的期限，且禁止用纳税人的钱为国会性骚扰案的赔偿买单。第四，新的支流运动在#MeToo运动的影响下展开。在#MeToo运动影响下好莱坞影视界设立了“时间到了”（Time’s Up）组织基金，至2019年9月，已为三千六百七十七人提供资助，帮助她们寻求正义和资金补偿。比如这个基金会至2019年10月已资助二十位麦当劳工人的性骚扰起诉案，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文·伊斯特布鲁克（Steve Easterbrook）也于2019年11月被辞退。第五，#MeToo运动扩大了对其他阶层普通女性生存的关注。比如饭馆服务员的工资要比法定最低工资低一半以上，她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小费。#MeToo运动的代表论述说，小费迫使女服务员忍受顾客的性骚扰，所以必须从体制上改变，提高她们的基本工资。这个观点被很多州立法机构接受，美国现在已有七个州提高了饭馆服务员最低工资。2019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众议院通过法律要求饭馆服务员的工资必须与各州最低工资齐平。虽然这个法律还没有被参议院通过，但#MeToo运动已经进入为劳工阶级谋利益阶段。第六，一些性骚扰受害者获得了经济补偿，而曾经渎职的各级管理人员则受到了处罚。比如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密歇根州立大学医生拉里·纳萨尔的犯罪行为虽然在#MeToo运动之前曝光，但判决过程与#MeToo运动的兴起则密切相连，纳萨尔最终被判决服刑，与此事件沾边的人员，如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以及该校体育主任和美国体操协会管理董事会十八名成员等，都因此而引咎辞职。密歇根州立大学付给受害人的赔偿金达五亿美元，每个受害者均获得了二十五万到二百五十万不等的赔偿金。事实上，对受害者的赔偿金额在#MeToo运动的影响下大大提高。2018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提交了四十一个性骚扰法律诉讼案，受害者获得了七千万美元的赔偿金，比2017年提高了47%。最后，也许是对美国社会最根本的影响和对美国文化的改变，那就是美国人对“权力”概念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也对性别与权力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据民意调查机构PerryUndem于2019年9月27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一场深刻的对权力关系认识的改变已经发生，普通美国人对谁掌握权力以及可能会滥用职权的警惕有很大提高。

　　#MeToo运动在西方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发展有着不同轨迹，在此暂不赘述。仅简单以法国为例。法国文化传统里对男女调情和男女亲密关系等有不同于美国的传统，法国文化一直以男性“征服”女性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法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清教徒文化”很警惕，加上欧洲人的普遍反美情绪，#MeToo运动到法国就遭遇了相当大的文化阻力。比如著名影星凯瑟琳·德纳芙等一百位作家艺术家在#MeToo运动之初便在《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质疑这个运动，他们担心这个运动会让社会保守主义复苏。他们担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好不容易为女性争取到性自由和性别自由，#MeToo运动会不会以保护女性的名义夺走这个自由。不过五天后，德纳芙公开道歉，表示对性侵害性骚扰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并声明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强调自己早在1971年就与知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一起签署过女权声明，说自己在堕胎不合法的时代就曾堕胎。

　　法国的#MeToo运动在2018年开始之时虽有阻力，但法国政府性别平等部部长马琳·史阿帕（Marlène Schiappa）却成功推动法国通过了一项令人意外也情理之中的法律：对公共场合具有性别歧视的言语或行为就地罚款七百五十欧元。从2018年8月该法律通过到2019年3月，半年里罚款次数竟高达四百四十七次，令史阿帕也倍感惊讶。

　　（马琳?史阿帕，图片源自网络）

　　2019年4月BBC的新闻纪录片《拒绝#MeToo，我是法国人》（“Not #MeToo，I’m French”）探讨了#MeToo运动在法国的进展和阻力。在#MeToo影响下，法国记者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甚至创造了“暴露你这只猪”这个词，鼓励人们站出来，但她的努力影响甚微。直至2019年11月，法国#MeToo运动突然有了新的进展。三十岁的法国女影星阿黛尔·艾纳尔（Adele Haenel）举报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吉亚（Christophe Ruggia）在她十二岁和十五岁时性侵她。此事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天之后，法国摄影师瓦伦蒂娜·莫尼艾（Valentine Monnier）指控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1975年在某个滑雪场强奸了她。几天之内，很多人站出来揭露被性骚扰或性侵的遭遇，人们在波兰斯基电影首发式前抗议。#MeToo运动终于在法国形成了浪潮，以致新闻报道都在问：这是不是法国#MeToo运动的真正开始？

　　而日本、印度等其他国家的#MeToo运动也在展开之中。

　　我认为#MeToo运动是女权主义运动真正的第三次浪潮。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基本上是五十年一个浪潮，1920年前后的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女性的政治平等权利，1970年左右的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取得了女性经济和工作的平等权利，2018年开始的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也就是由#MeToo运动开导的新的运动，或许将取得女性在文化上的真正平权，我们目前还在这个运动的开始阶段。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两性文明？

　　沈：

　　很遗憾，现在中国大部分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主义思想依然缺乏真正的了解，可悲的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妻子在家里管钱或在家里比较霸道就是性别平等，并常以女性在家很有权为理由，论证中国不需要女性主义思想，明显地活在中国的男权传统里。他们在思考性别关系问题时，常常把“女权”与“女利”混同，其根本问题就是在性别关系上用男权思想认识女性。中国的性别平等目标需要大量的男性知识分子参与，没有他们的参与，性别平等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需要男性知识分子打开心胸，接受新的教育，接纳新的思想，这当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们需要的是性别平等关系，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女权主义绝不是女性压迫和剥夺男性，是性别平等，而不是性别一样。有的人一谈性别平等就觉得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女都像男的一样。这完全是误解。女权主义绝不是要把女人都变成气势汹汹的女人，那样的女人是男权的翻版，而不是女权主义者。女性的美，甚至女性的柔弱、娇媚绝不是说女性低男人一等，女性行为举止霸道，说话风格跟粗野的男人似的，也并不说明女性与男性的平等。甚至就家庭来说，平等也不是家务劳动的平均分工和收入的完全对等，不是东方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这种“压倒”哲学，平等是尊重和互爱，是人的真正的解放，是作为个体和思想有同等的价值。

　　每个出生和生活在男权社会里的人都是“天然”的男权主义者，女性同样需要学习女权主义思想，女性知识分子不学习女权主义思想，也不会是女权主义者。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尊重互爱的，社会的进步是由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创造的。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其实人类的性别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还有介于中间的性别，我觉得“两性关系”这个概念应该用“性别关系”代替才准确。比如变性别的人，跨性别的人，心理性别即自我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统一的人，他们也在我们所说的性别关系里。

　　戴：

　　传统男女性别是一种过分简单的、生殖取向的划分。在未来，一定会有更为细腻的性别划分出现，我们今天说的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都仅仅是过渡期。一方面，如今的男女开始趋同，不断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我相信未来会像口红的色号一样，对不同性别作出更精细化的区分。

　　我个人认为目前两性文明里最缺的可能是新的羞耻和新的禁忌。性心理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曾梦想过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女人比火焰还要热烈，在那里羞耻会转变为勇气，但勇气的行动过后，依然保有更新过的羞耻。周作人评论过霭理士的这番说辞，认为所谓新的羞耻是明智地想、勇敢地做，最重要的是以仁存心。他谈论这些话题时，新文化运动正活泼，正如如今女权主义正热烈。如果只是去除旧的羞耻，而没有建立起新的精神面貌，其结果可能是建起新的牌坊，刻上新的陈词滥调。

　　（霭理士，图片源自网络）

　　如今两性文明日渐没有了禁忌，我们生活在一个消灭了性感的时代。性的泛滥、便利，损毁了性的科学跟性的艺术。禁忌有的时候是一种人性的保护，或者说它能塑造庄严人格，是某种高贵的源泉。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女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男人，有什么样的男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女人，两性之间是不断互相塑造的。关于理想的两性关系，霭理士给出了一个特别文明的两性关系理想图景：一半是道德，一半是艺术。

　　覃：

　　最缺乏的就是一种科学和现代化的态度，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一样。假如中国教育能够吸纳更多的西方社会科学、人类学、脑科学、基因科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在两性研究上的成果，很多当下针对女性及两性关系的谬论和偏见就会被纠正。比如“女孩子天生不适合学数学、编程、物理、化学……”，或者“女性的性欲要比男性低”之类的基本常识错误，这些偏见正在扭曲两性之间的关系。

　　对身体和爱的重新发现，都需要我们去不断了解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最新成果，来认知“何以为人”“身体里有什么，是怎么运作的”“人需要什么”这些问题中无限复杂、不断更新的知识。一种开放而谦逊的态度，是我们发展自身和爱的能力的关键。人类有一些反学习的本能，遇到跟自己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适和怒气。在这种时候，要提醒自己：我可能是错的，让我耐心学习一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源自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的优生学（eugenics）有着臭名昭著的传统，是二十世纪诸多悲剧的起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纳粹德国消灭六百万犹太人和强行将四十万“劣质基因”者（标准非常宽泛，甚至连“多愁善感者”和逃学儿童都包括在内）绝育的例子，占人口的1%，还不包括那些被“人道消灭”的人口。有些当时被“鉴定”为精神疾病如阿斯伯格症的，其实只是多样人类基因的一种。阿斯伯格症后来被发现是一种“天才病”，“患者”具有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非常特别的科学技术才能。今日硅谷的计算机天才里，有很高比例的阿斯伯格症“患者”。

　　我不反对生育之前进行遗传病筛查，也尊重每个母亲的自主决定，但我认为一个真正聪明的社会，应该明白自己并不知道何为“优”，要对生命的多样性保持敬畏之心。

　　（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研究》，图片源自网络）

　　戴：

　　关于优生学历来就有非常多尖锐的争论，很多在今天听起来非常荒谬可笑。比如英国曾经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优生学妨碍了英国产生新的天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天才跟疾病有一些神秘的关联，正是在某种反常的缺陷之下才诞生了天才；还有人很严肃地探讨天才跟癫痫病之间的关系，列举了一大串名人，比如梵·高、拿破仑等等。到今天，优生学虽然不再是科学，但不知不觉已变成了常识——每个孕妇在产检时，就是在践行优生学。

　　这些年我经常有一种“遗民”的感觉：这个遗民不是清朝的遗民，也不是民国的遗民，而是纯人类时代的遗民。可能我们有生之年就可以见证基因编辑，婚姻解体，人工智能颠覆传统伦理，道德持续更新，人的寿命大幅延长，劳动结构彻底翻新……这一切都正在扑面而来。我们完全可以大大解放自己的思想，不被眼前的升学、买房、婚姻、生育这些传统大事绑架。然而，我们还是钉子户一样地生活在棚户区。我们所有的生活依然基于必然要溃败的过去，而不是基于必然要到来的未来。基因编辑事件让我看到推土机已经来了，新人类时代已经来了，不管你如何反对。作为棚户区的钉子户，你可以站在传统人文根基上去讨伐，却很难真正阻止这一轮文明更迭。这次学界反应让我惊诧，总有某种政治正确，没有辩论没有建设，只有死守，集体性的死守。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任何一个事件出来，都会有一群人赞同你，另一群人反对你。要有共识，更要有不共识，而如何处理不共识的部分，才能真正体现我们共识的精髓所在。

　　西：

　　说到优生、基因编辑，涉及不少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常说维护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尽量不让大自然走样，这对我们的生长有好处。然而，当你维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激进；但当你想维护人原样的时候，可能又会变得保守。人也是自然一部分，当修改人的基因的时候，实际上就反自然了。这是两个领域，但能不能联系到一个台面上讨论？

　　前一阵子我在另外一个采访时提到，我们如此号称热爱大自然，但每个人都会变老，变老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我不想变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反自然。修改人基因的时候也是反自然。为什么这个反自然是好的，而那个顺从自然也是好的，究竟人是根据什么做出的选择？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如果我站在道家的立场、顺应自然的立场上，实际上我既不能反对基因编辑，也不能反对堕胎、反对生孩子，因为这都是自然的。实际上我们一边保护大自然，一边也在做反自然的事情。所有高调维护大自然的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所有反自然的人，我估计也不敢走到大街上说我是一个反自然的人。这实际上是难题。

　　我更多看到的是文化当中的难题。比如我们可以说自己是世界人，没有祖国，全世界的文化都热爱，可以唱这种高调。但惠特曼就碰到这个问题，他说“我是所有人”，可一旦南北战争打起来，惠特曼就不得不是一个北方人了。当我们做抽象理论讨论的时候，那是一个理论，当我们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不得不带有立场。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

　　前面潍娜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除了有弒父情结，还有弒母情结。我之前不了解这点，我知道的是，有女性主义也有男性主义。美国的罗伯特·布莱写过一本书叫《铁约翰》（Iron John），他就是从男性角度触及好多男性的女性化这方面内容，在美国遭到不少批评，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但也得到一些人的追捧。我不知道弒母情结是什么，但我立刻想到的是，过去我们文化考虑到女性的时候，古代文献中更多指的是有孩子的女性。但如果是年轻女性的女性主义，这里面孩子的因素不多，因为个人解放、女性身体权利的收回，这都跟孩子没有关系。

　　（《铁约翰》，图片源自网络）

　　避孕的发明的的确确解放了女性。谈到二十世纪的大发现，一般会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想到火箭登月等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科学发现，但不要忘了还有避孕的发现，它可以使我们不生孩子。一旦不生孩子后，我们更多可以观照的是年轻女性，或者到中年和老年没有孩子的女性，而不是一个作为母亲的女性。这跟避孕措施的发明有关。那么，有孩子的女性主义和没有孩子的女性主义，是不是两种女性主义？

　　戴：

　　未来女性主义的根本性突破，很可能还是要体现在生育革命上。传统男权话语中，很多对母亲的赞美，实为一种绑架。要迎来真正的女性解放，可能需要更激进的生育革命，把女性从母性当中解放出来。那么很可能要依赖体外受孕、人工子宫等技术引领和伦理更新。

　　西：

　　这也是人的梦想。在歌德的《浮士德》里面，浮士德就要人造人。在犹太教的神秘主义里面，也有一个人造人的概念。这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又是一套反自然，那么在中国崇尚“天人合一”的情况下，如何接纳这种反自然的思想？

　　对这样一种反自然的思想，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这很先进很进步，人不用自然生产就可以出生了。那么这种先进，是不是以一个反自然的代价得来的？当它是一个孤立的科学发明，它可以显得有趣，但当它变成一个普遍现象时，必然涉及伦理问题。涉及伦理问题时，你可以说我对伦理问题不感兴趣，可以接着往前走。但是，全世界究竟51%的人对伦理不感兴趣，还是49%的人对伦理不感兴趣？这又是一个问题。一旦深究，会发现这些问题既是一个女性的问题、一个生育的问题，扩大开来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再扩大开来是一个跟自然有关系的问题，再扩大开来是一个跟人类本质有关的问题。

　　THE

　　END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2期“女性主义与#MeToo运动”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