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斐 ｜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否可能——英国新左翼早期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教

　　

　　作者简介

　　黄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作为英国新左翼早期的重要理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由爱德华·汤普森提出并经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深化，在理论争鸣中得以发展。汤普森在反思现实道德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呼吁，主张恢复人的主体价值和道德意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地位。之后，学术界围绕“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内在地包含人道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道主义”问题展开了争论。基于此，麦金泰尔主张应在历史规律和个体需求之间寻找替代物，实现道德与历史和欲望的统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是英国新左翼构建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尝试。它肯定了“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试图在“人的价值”维度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这一思想带有较为浓厚的乌托邦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脱离经济结构改造的抽象的“人道”最终陷入了空想的泥潭。

　　【关键词】：英国新左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作为二战后试图结合英国实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英国新左翼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史观”“大众文化政治学”等理念对本国传统的精英史观和精英文化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对20纪下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范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集中体现其人民史观和大众文化观的早期理论形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却并未得到理论界的足够重视。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如何重新发掘出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当时引发的理论争鸣？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如何进一步重塑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展现了怎样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英国新左翼早期思想的理论进路，从而更好地理解二战后英国社会主义者试图结合本国实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

　　一、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精神的再发掘

　　人道主义思想由来已久，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人性反对神权专制，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人性道德论证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演绎“现实的人的活动”创立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人道主义从“天国”走向“人间”。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格奥尔格·卢卡奇（Gy?rgy Lukács）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发了人们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关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后，在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中出现了一股批判性思潮。一些西方左翼社会主义者试图恢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英国新左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试图发掘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内涵，由此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则，并对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被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Communist Humanism）的思想在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1956年发行的刊物《理性者》（The Reasoner）中就已初见端倪，最初系统的提出是汤普森在《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1957年创刊号上的发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中。汤普森是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应当与具体的历史和实践相联系，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他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中，汤普森提出了建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呼吁。

　　第一，人的主体价值和道德意识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重视和恢复。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对社会主义路线产生分歧，英国共产党（以下简称“英共”）发生分裂，包括汤普森在内的一些英共党员退党。汤普森不满英共领导人盲目追随苏共的做法，批评苏联的意识形态“用唯心主义思想模式建立了一个虚假的或部分虚假的概念体系。它不是从事实和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从观念、文本和公理出发:事实、机构和人民都必须服从于观念”。汤普森将这一体制下有意识的人类主体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被轻视的现象称为“反智主义”，即物被置于人之上，经济基础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人变成一种无主体意识的被动存在。人和物的关系被本末倒置，个体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被轻视，成了生产工具的附加物。这种“反智主义”否定人的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最终演变为官僚主义的家长制作风。另一方面，汤普森指出在这套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赋予了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人被意识形态所支配。“道德权威的中心从共同体或个人意识中被移出并交托给了党……对党的忠诚最终演变为对特定个人的忠诚。”因此，人的道德意识被特殊的道德符号所取代，从而把人引向对自身本质的否定，成为政治实用性的奴仆。

　　第二，社会主义不应出现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空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辩证互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汤普森批判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被简化为一种机械的运动模式，这一机械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人的价值。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通过人发挥纽带作用，物质力量由人类活动创造，并通过人类作用于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也通过人来反作用于社会基础。这种动态的、双向的关系被曲解为静态的、单向的状态，从而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模式，在实践中又通过官僚—政治机构的支持在社会上扎根。汤普森认为，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机械唯心主义”，它“通过抑制社会各阶层对道德意识的表达，导致人对自身本性的否定”。汤普森提出，正是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空场使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道德困境并为人所诟病。但对此，汤普森的立场又是矛盾的。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生产的发展常常伴随着人类的苦难。然而，汤普森也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和道德的困境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只有对理论和实践进行理性反思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对道德困境的辩证理解使汤普森进一步得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重建道德并恢复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应倡导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性者》第一期的编者评论提出，英国新左翼的力量源泉是通过“打破资本主义制度，重建社会主义的力量，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来表达自由的人类理性和良知”。新左翼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人的自由、理性和具体的历史传统相结合，这种人类理性的精神就是人道主义。在汤普森看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致力于“将人们从物的奴役、追求利润和屈从于‘经济必要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恢复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目的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因素，破除异化的人与物的关系，使人成为历史的主体。“人的需求是评判社会制度、经济和社会规则的唯一有效标准，应当是这些来满足人而不是要人去适应这些环境或‘历史必然性’。”汤普森对“人”的重视深受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影响。他继承了莫里斯的浪漫主义传统，并坚持认为“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与浪漫主义传统息息相关”，因此汤普森的思想带有浓重的英国本土伦理主义和激进主义色彩。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本土化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的是突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一理念与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目标是统一的，马克思追求的正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理想。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汤普森将实现这一目标的重任寄托于知识分子，希冀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来推动道德困境的解决，“必须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团结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汤普森认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带领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层参与到抗争中，这体现了汤普森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作为对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抗议，汤普森的思想批判性色彩浓厚，而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现路径论证不足。这使他的观点被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批判为主观主义、唯我主义和浪漫主义，从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论争。

　　二、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引发的理论争鸣

　　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理论界引发了热烈讨论。哈里·汉森（Harry Hanson）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分别发文《致爱德华·汤普森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Edward Thompson）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Marxism and Humanism）对汤普森的观点表示质疑。杰克·林德赛（Jack Lindsay）、约翰·圣约翰（John St. John）和蒂姆·恩赖特（Tim Enright）也分别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Socialism and Humanism）、《对哈里·汉森的回应》（Response to Harry Hanson）、《唯物主义或折衷主义》（Materialism or Eclecticism）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辩护。对此，汤普森发表《机构和选择:针对批评的回应》（Agency and Choice: A Reply to Criticism），对一些批评者展开反驳。麦金泰尔则接连发表了两篇《道德荒原笔记》（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争论推向高潮。当时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汤普森认为，指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并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它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理念、文本、教条出发，所有的现实、制度、人的存在都是为了证明其理念的正确”，因此应当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但泰勒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中提出，苏联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精英对受到敌对势力威胁的政治和落后社会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应，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充分性，也体现了对这一不充分性的歪曲。因此，对它的真正批判不能简单地回归到原始传统，还必须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在泰勒看来，“绝对的唯意志论”和“历史唯我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这方面汤普森并没有作出说明。

　　林德赛则在《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回应和批驳了泰勒的观点，他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解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道德困境问题，支持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克服人的异化的斗争，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加强异化来发挥作用，而社会主义是通过减轻人的异化来发挥作用。”但当这一目标落到现实中，当俄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它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这使得它彼时的主要任务是求得生存和发展生产力，而非与异化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提高生产力与实现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没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才导致出现这个两难局面。从异化的角度解读苏联社会主义的道德困境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林德赛比较有洞见的一个观点，进一步补充了汤普森的思想。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内在地包含人道主义精神”的问题。汤普森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含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现必须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泰勒却认为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理念，却是一种未完成的人道主义。在阶级观念上，泰勒提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对待其他阶级，使实践中出现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之间的形而上学的鸿沟，这“表明了阶级道德观念的局限性，这一观念被一个阶级因其历史作用而继承”。在共产主义理念方面，泰勒指出“人向自我的回归”和“人向社会的回归”二者的同时实现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很难做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从而出现类似“农民群众不仅因为集中于大城镇而被迫无产阶级化，在农村也由于集体农庄而被无产阶级化，而这又以人对自然的支配这一通往新的人性本质的关键因素的名义而受到赞美”这样的情况。依照泰勒的分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当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回归。

　　林德赛则对泰勒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强调要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必须辨析马克思主义的涵义，尤其是作为一种理解现实的工具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依据现实经验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可能脱离现实成为一种纯粹学术的存在，但在面对现实时，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以批判的态度进行审视，学会怀疑并适时抛弃一些原则或教条。所以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林德赛强调:“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的思想实践和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创造性地应用辩证法应处的立场”。另一方面，林德赛提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时代表达，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斗争。在林德赛看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实并解决那些矛盾。恩赖特也在《唯物主义或折衷主义》一文中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总是要伴随一些代价，这与其社会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环境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现实中受到了一些阻滞，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并以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表明其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不仅是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而且是为社会的一个完整的实践组织带来生命，换句话说，就是成为一个完全的、完整的文明。”

　　三是关于“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道主义”的问题。对此，汤普森的解决路径是:“道德的目的只能通过道德的手段得到”，道德应被置于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地位。但汉森在《致爱德华·汤普森的公开信》中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和批判。他批判的重点在于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没有搞清楚目的—手段的问题。依汉森之见，“现实的人”的价值不能仅靠道德实现，而应通过斗争来实现，只有“阶级战斗是唯一有价值的道德原则”。汤普森对现实的批判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客观环境，构想出的人道主义图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汉森批判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实际上是断层式分裂，无法说服英国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在汉森看来，汤普森的理论是本土激进主义、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古怪结合。汉森对汤普森的批判得到其他一些质疑汤普森的新左翼学者的支持，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汤姆·奈恩（Tom Nairn）等。但汉森将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社会形态中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选择，忽略了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多元探索和俄国自身的历史背景，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

　　三、“德性的马克思主义”：麦金泰尔

　　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

　　麦金泰尔是英国知名哲学家，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曾积极参加英国新左翼早期的政治和思想活动。基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展开的争论，他在《道德荒原笔记》I和II中对质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和反驳，并尝试重塑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探讨了如何通过德性的重构来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对汤普森“道德目的只能通过道德手段来实现”的回应和深化。

　　第一，应在历史规律和个体需求之间找到替代物。在麦金泰尔眼中，苏联体制下的个人服从于历史规律，道德受到历史制约。而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则相反，所有问题都用道德高下来评判。“应是”原则完全被置于历史的“是”之外。它们成为两个极端，前者唯历史规律论，后者唯道德论。麦金泰尔指出，这种批判模式不过是用一种支配性的思想模式取代另一种，并以“道德领域中的堂吉诃德”来形容这些道德批判家的浪漫主义。通过对这些道德批判家的拒斥，他提出不论是历史决定论还是个人至上论都无法唤醒马克思主义中的道德内核，应当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替代物，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而重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在麦金泰尔看来，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道德应与历史（客观规律）和欲望（人的个体需要）相结合，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

　　第二，应当实现道德与历史的统一。依照麦金泰尔的分析，重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首先要做到道德与历史的统一，将历史与道德相结合，进行历史主义的道德建构。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客观规律，即在道德与历史中寻找平衡点，在主观理念与客观规律中实现平衡。在麦金泰尔看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机械式的。创造经济基础的过程就是在创造上层建筑，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理解这二者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解也代表着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因此必须在基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基础上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主义不能被客观地操纵成为现实，也不能强加那些意识抗拒的人身上，因为社会主义正是意识之于以往的经济政治活动的奴役的胜利。”通过对这些理论概念的重申，麦金泰尔提出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新标准，即把历史中出现的事物作为道德标准的基础，而不是把历史过程当做是道德至上或自动进化的，从而避免道德片面性的问题。

　　第三，应当实现道德与欲望的统一。除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从麦金泰尔的思想中还可得出重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第二个原则是实现道德与欲望的统一。麦金泰尔将道德理解为社会的一般理念，欲望则是个体的实际需要。人的行动包括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因此人的行动既体现个体性也体现社会性。从这一点看，自由主义道德观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它的道德原则没有道德基础，分离了道德的“应是”与欲望的“是”。依麦金泰尔之见，道德是基于人类的欲望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演变为社会的既定规则，人们机械地服从于这种规则而忘却了规则本身的意义所在，道德成为一种自律的信仰凌驾于人的欲望之上。只有当旧的道德规则无法再满足大多数人新的欲望需求时，欲望的对象才会重新回到对道德的思考中。因此，“道德史就是人们不再将道德规则视为对欲望的压制以及为自身制定和接受的事物，而逐渐将其视为异在的、永恒的、无形但客观的有约束力和压制力的法则的历史，或视为完全任意的主观选择的历史”。道德的客体化演变为一种异化表现，造成了道德与欲望的矛盾。由此麦金泰尔提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构需要解决道德与欲望分离的问题，实现二者的统一。实现二者统一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麦金泰尔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人的历史是发现和形成共同人性的历史。“人们通过对分享人性共通点的更深层次欲望的重新发现，满足竞争性社会在我们心中孕育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欲望，从而既不背离人性，也不背离自己，成为一个人。在这一发现中，道德规则再次彰显其意义。因为这是可以纠正我们的短期自私从而帮助释放欲望的重要内容。道德准则和我们的根本需要不再截然对立。”在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概念基础上，麦金泰尔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必须是道德与历史、道德与欲望的统一，是个体人性与共同人性的平衡，从而使“我要”和“我们要”合一。

　　麦金泰尔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重塑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但与汤普森一样，麦金泰尔的“德性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引起了争议。对于他的理论，汉森从道德观和马克思主义两个角度进行了反驳。在道德观方面，汉森强调道德的讨论域始终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人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自律和人的需要也如此，因此在“我要”和“我们要”之间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状态。与麦金泰尔的“道德世界”相比，汉森显然更为注重“现实世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汉森一方面批判了麦金泰尔对马克思主义模棱两可的阐释，另一方面批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教义的修改。汉森认为麦金泰尔只是“抓住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并以一种马克思几乎肯定会否定的方式来‘阐明’这些东西，或者彻底修改现有的正统观念，使其与20世纪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道德直觉相一致”，从而试图杂糅出某种包含一切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却使其掉入文字游戏中。

　　四、关于英国新左翼的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思想的思考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实质上是英国新左翼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理论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试验。其基本特点是试图挖掘出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内核，彰显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突出社会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将道德置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地位，主张以道德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在当时的理论界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如今再次审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依然值得思考。

　　首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提出是英国新左翼构建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尝试。英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是最早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之一，马克思《资本论》的大量材料和数据都源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的英国。英国有着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本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镇，然而在20世纪之前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十分有限。直到英共成立后，这一情况才逐渐改观。但理论在被英共运用到实际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在英共内部出现了一批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道路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例如阿·莱·莫尔顿（A. L. Morton）的《人民的英国史》，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等。在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支理论队伍——“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包括莫里斯·多布、阿·莱·莫尔顿、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提出的“自下而上的人民史观”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解释框架，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56年以后，一部分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成为新左翼的中坚力量，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道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是本土化努力的重要成果。这一理念一经提出便成为新左翼的指导思想，《新理性者》直接被冠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Socialist Humanism）的称号。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表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左翼“以非凡的力量激发了人们的斗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的伦理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传统相结合，是新左翼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出的积极尝试，在当时和以克劳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为代表的法国新左翼一道，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性作用，也为后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理论范式。

　　其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肯定了“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试图在“人的价值”维度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人道主义，是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思潮和运动的总称。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以来，一代代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提出猛烈批评，主张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早期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人压迫人的秘密所在，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揭露出“人的异化”根源，从而提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一度被庸俗化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人的本质”概念被忽略，马克思的思想一度被曲解为“非人”的理论。英国新左翼挖掘出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肯定了“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使长久以来马克思的思想中被忽视的部分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回击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攻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但是，新左翼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带有较为浓厚的乌托邦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脱离经济结构改造的抽象的“人道”最终陷入了空想的泥潭。伦理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看做是一种道德理想，主张从德性出发改造社会，通过渐进主义和议会民主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曾深深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汤普森和麦金泰尔都受到了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与本土的理论传统相融合，主张恢复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德性的重构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在他们的理论中，经济范畴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人道”“德性”等脱离了经济结构基础，成为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基石之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分析在新左翼的分析中几乎是缺席的。恩格斯曾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样评价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汤普森所推崇的“以道德的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就如同恩格斯眼中能用自身力量“征服”世界的绝对真理。汉森批评汤普森“相信的不是历史的辩证法，而是语言的力量”，安德森也将这一理念称为“经验主义”的无谓尝试。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则评价汤普森的思想“本质是一种伦理激进主义，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英国本土许多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在新左翼早期的思想中，道德被赋予了过高的价值和地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严厉但不够有力，经济范畴的缺席使其难以从根本上找到突破资本主义的方式。另外，在如何辨别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辩证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问题等方面仍然存在理论空场和漏洞，由此导致这一理论在落入现实时遭遇困境。例如，对如何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融入人民主体和社会组织缺乏详尽可行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新左翼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涵和目的，但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如何使其深植人心，却没有详细的蓝图。这一思想犹如空中楼阁，理想的道德王国没能建立于现实的基础上。再比如，以道德为核心的革命战略与实践活动难以契合。这一战略把目标建立在空洞的道德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寄希望于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群众和政党，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精英主义的窠臼。

　　因此，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尽管英国新左翼早期在发掘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开出的“药方”却难以在实践中产生实质性影响。

　　文章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