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人类学家的观影指南——《电影：一项心理学分析》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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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家的观影指南

　　——《电影：一项心理学分析》导读

　　摘要

　　《电影：一项心理学分析》是20世纪中叶由人类学家对当代西方电影所展开的一项重要研究。两位作者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玛格丽特·米德等提出的远距离文化研究法，以“民族性格”和“文化模式”为假设，将当代电影视作特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白日梦”；电影不仅折射出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和不言自明的文化结构，而且也通过主题和叙事等符号行为表达和解决了文化内部冲突。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一研究确立了人类学家对于当代文化的基本观点，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商业和政治宣传，而且还是对核心文化事项的神话表达和对文化内部冲突的心理调解；同时，这部著作还是对当代大众文化展开文本研究的早期尝试，成为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相结合的里程碑。

　　关键词：电影；民族性格；文化模式；主题分析；当代神话

　　作   者：梁君健，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随着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从传统上无文字的原始部落拓展至现代社会，电影也成了人类学家重要的研究对象。早期人类学家对于电影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这一现代媒介对于田野资料的独特记录功能，以及作为大众娱乐产品是如何呈现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针对电影业的民族志研究则将好莱坞视作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去探索电影业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在文化心理学的框架下，人类学家对于电影的认识再次发生转变，电影被视作一种当代神话和集体无意识的表征，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文化实践。《电影：一项心理学分析》正是上述第三阶段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其中对于电影的心理分析，甚至影响到电影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

　　一、背景：电影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

　　作为一种记录工具，电影自19世纪末发明以来，就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结缘。经典的视觉人类学研究处理的大多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在田野中拍摄文化现象，以及在何种理论假设下通过哪些分析方法可以将这些视觉资料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随着电影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和传媒形态，以及人类学这一学科从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研究转向，电影开始逐渐成为人类学家新的研究对象，并催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首先，人类学本身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封闭和部落文化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推动了人类学家对电影的关注。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学家研究对象的现代转向集中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传统”部落的逐渐消失和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学家开始引入批判理论对“文明社会”展开研究。不过新近的研究指出，这一转向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人类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关注现代西方社会的研究成果，而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研究也已经摆脱民族史的窠臼，出现了针对当代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析。人类学家第一次系统地针对电影领域展开研究正出现在这一时期，鲍德梅克尔（Hortense Powdermaker）在好莱坞的田野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学科转向的背景下出现的。在她的著作《好莱坞梦工厂》中，鲍德梅克尔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好莱坞的电影生产进行了民族志观察和理论思考。她认为，电影既折射出社会环境中已经存在的主导价值，同时又作为一股力量参与了这些价值的创造；同时，她将很多电影中公式化的内容归结为电影制作过程对于创造性的压制，而这又体现出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及其意识形态。

　　其次，人类学在20世纪上半段对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研究，为人类学家展开电影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是美国心理人类学的重要开创者，他较早地讨论了人格的文化性或者个性的文化基础，将生理和遗传性的特征视为常量，而将文化视作变量。他门下的多位人类学家都在这一范式下展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由于战争需要，师从博厄斯的米德等当时知名的美国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对日本、德国等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展开研究，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其中的代表成果。战后，米德继续领导由政府资助的人类学研究项目，视野则拓展至西方盟友、苏联和东欧以及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等与美国国家利益有特殊关联的一系列文化，并完善出一种“远距离研究法”。在这一阶段，人类学家持续得到了政府和军方的大项目资助，进而参与到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中。例如，由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主持的“密克罗尼西亚人类学联合调查”（Coordinated Investigation of Micronesian Anthropology）受到美国海军赞助，征召了30多名人类学家对当地文化展开研究，并将其与全球其他民族志档案中的个案展开比较。另一位知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n）在哈佛领导了“五种文化中的价值观对比”研究；后来，在他的建议下，麻省理工学院也开始了“莫都库图工程”（Modjukuto Project），由奥利佛（Douglas Oliver）负责，试图通过人类学研究去理解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传统国家是如何发展现代经济的，而这一研究团队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上述这些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美国政府赢得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好感和信任，且以西方模式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并确保他们不会成为美国的新威胁。

　　在上述应用导向的人类学研究中，文化心理学和民族性格研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也成为一段时期内对现代民族国家展开比较研究的主要视角。相比于鲍德梅克尔从田野工作中展开的对于好莱坞电影生产过程的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人类学家们在文化心理学的思路下，采纳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和分析各个国家的电影。玛格丽特·米德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学家对电影文本展开研究的起源和奠基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提出一种对于文化的“远距离研究法”（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这期间一项著名的电影研究是米德的前夫格里高利·贝特森对纳粹宣传电影《机智的希特勒青年》（Hitlerjunge Quex ，1933）的分析，当时这篇文章构成了他提交给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报告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米德继续领导了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项目（the 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ultures project），电影被视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电影：一项心理学》（下文简称《电影》）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书的。

　　二、理论：文化模式与深层文化特征

　　虽然《远距离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的出版要晚于《电影》，但米德等人在这本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后者所依托的语境和理论，并且《电影》一书的主要作者沃尔芬斯泰因（Wolfenstein）也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电影研究的章节。因而，《远距离文化研究》可以视作是对于《电影》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的统一说明。

　　《远距离文化研究》是由米德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项目的主要成果，本尼迪克特生前也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后来，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ional history）的赞助而继续进行。米德指出，这项研究起源于因特殊原因导致无法直接进入研究对象的文化社群中展开田野工作。这种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冷战时期，西方人类学者或是由于交战原因无法进入德国、日本这样的敌对国家，或是由于国际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苏联和中国等对立阵营国家；此外，由于快速现代化，一些传统的原住民所处的社会也已经消失或者被重新改造。上述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传统的田野工作无法开展。米德专门指出，人类学家当然希望能够进入鲜活的社会展开研究，研究特定理论和规律的历史学家也无疑会选取历史记录最为丰富的时段，因此这种远距离的研究方式并非是理论的要求，而是迫不得已之下采取的替代性的方式。

　　不过，虽然是权宜之计，这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仍然遵循了社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已经掌握的成熟研究经验。而正是这些理论假设和研究经验，将《电影》与针对电影的艺术与风格研究区分开来。首先，米德发展了她早年的心理人类学或者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将以前对于原住民和无文字民族等文化群体的兴趣延展至国际战争、政策制定、本土教育等现代国家行为，并用“性格的文化结构”（cultural character structure）作为关键概念来代替传统的“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以适应更为多样化和现代的研究对象。其次，针对“性格的文化结构”这一研究目标，研究者应当对“符号行为”（symbolic behavior）展开追溯和探讨，发掘其中蕴含的特定个体、特定阶段和文化群体的性格模式。为此，米德和她所领导的团队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假设，并将其用于对其他符号行为的研究。她指出，语言学家将语言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且用这些规律来预测人们的表达行为；同样地，人们还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借助设计、服装、建筑、烹饪等同样具有系统规则的实体形态来进行交流、感知以及表达，这套文化符号系统同样能够用来描述和探究一个群体的文化模式，并对未来的行动选择做出预测。

　　正是在上述的研究视野中，电影成为探究现代社会的重要研究对象。虽然电影的创作依赖于现代影视工业系统和具备创作天分的艺术家，但它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符号行为，并且是针对大众展开的故事讲述，因此比个体写作的文学更加能够代表当代文化群体的符号行为。格里高利·贝特森在谈及文化性格研究时，同样使用了语言学的比喻。他认为，在孩童学习母语的过程中，单词的语义是有意识的学习过程，而将单词组织在一起的句法和语法则是一种无意识的学习；一个文化成员很容易对词语的语义进行解释，但如果没有专门学习语言学的话很难说清母语的语法规则，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规则的存在。贝特森认为，民族性格类似于语法规则，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和意识到的文化模式，但却深刻决定了情感表达和行动选择，而文艺作品则提供了重要资料和证据来探讨这种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文化模式。贝特森还进一步指出，对电影等艺术形态展开研究，应当着重关注其中创作者认为可以不加说明而自证的部分，正是这些部分呈现了深层的文化特征。

　　三、方法：电影分析的步骤

　　《远距离文化研究》这本论文集的第六部分是电影分析，第一篇正是沃尔芬斯泰因撰写的《文化研究中的电影分析》（Movie analyse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在这篇文章中，她系统地阐述了针对文化研究而展开电影分析的理论来源和方案设计。首先，她将电影的文化研究的相关学术背景归为如下几类：一是以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哲学思潮为代表的艺术史研究，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定的艺术风格；二是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对于个体艺术家的生命史与作品的相关分析；三是由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所开创的将民俗作为文化要素来进行理解的视角，将电影视作特定文化群体的白日梦、道德伦理和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四是将电影视作当代神话、研究它所折射出来的心理动机，这可以溯源到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并在坎贝尔的《千面英雄》中完成了电影研究领域的迁移。

　　在参考后两类电影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沃尔芬斯泰因将以文化研究为旨归的电影分析分为两个具体步骤。首先是对于电影内容的分析，关键在于寻找重复性的主题，进而发现规律。她认为，主题的呈现形态比较多样，既可以是一副画面，也可以是整个情节配置，还可以是特定的角色类型。她以警察角色为例，指出在美国电影中，警察常常犯错误，私人侦探负责纠正；而在英国电影中，警察往往是对的。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警察的形象与父亲的形象之间的关联。同理，美国电影中的英雄往往能够从对一个危险女人的感情中抽离出来，而法国电影中，这个英雄即使知道危险，也倾向于倒向她的怀抱；美国电影否定失恋的沮丧，而法国电影则重点描摹这种沮丧。作者还拿法国电影和美国电影中的旁观者的角色和经历作为典型个案。如果旁观者代表了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儿童第一次发现父母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创伤经历的话，法国电影和美国电影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法国电影在情节设置上认同这种创伤经历，并且依靠不断地目睹这种创伤来减轻伤痛；美国电影则试图否定这种创伤经历，通过故事的方式将其想象为一种误解和没有实际发生的事情。

　　电影分析的第二个步骤是将抽象出来的主题置于文化背景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处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沃尔芬斯泰因小心翼翼地避免将电影与现实之间展开直接投射式的论述。她还强调跨文化比较的重要性，比较不同文化中处理同类题材或同类角色的不同做法往往能够带来具有洞见的结论，而这也是她在《电影》这一著作中所采取的主要方法。

　　四、电影：一项心理学分析

　　《电影》可以看作是对上述方法论的全面实施。在导论中两位作者借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认为特定文化群体往往共享了相似的“白日梦”（day-dreams），它既是流行神话、故事、喜剧和电影的创作素材，同时也是这些艺术形式的文化结果。电影是一种被大众观看和共享的白日梦，能够折射出人类内心深处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欲望和恐惧；并且，由于电影是关于别人的故事，是能够和他者共享的白日梦，因而它将个体面对自己潜意识时的紧张与困窘移除了。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对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电影情节展开比较研究。具体来说，两位作者分析了1945年下半年以来发行的、以当代城市为背景的所有A级影片，而由于浪漫情节剧包含了对于本项研究尤其有价值的材料，于是两位作者进一步地对1946年9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期间在纽约城发行的美国A级浪漫情节剧展开了量化研究。作者抽取出在三个国家电影中都重复出现的四个主题，即“爱人与被爱的人”“父母和子女”“杀手与被害者”“表演者与旁观者”。在每个主题中，两位作者通过心理分析的方式来研究主要的角色以及他们在电影中所对应的情节是如何体现出特定文化中个体的心理冲动的。

　　在第一个主题“爱人与被爱的人”中，作者抽象出了本书所讨论的第一个角色类型——“好的坏女孩”（the good-bad girl）。作者指出，美国文化中关于爱情的一个两难选择是：究竟选择一个危险的性感女郎，还是选择一个像母亲或姐姐这样传统持家的好女孩。作者引述了当时若干部电影中对这类角色的呈现方式之后，将这一角色与早期美国电影中的风流女子角色进行了对比。作者指出，在早期美国电影中，男主角经历了从相信风流女子到发现骗局的转变；而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A级情节剧逐渐出现了“好的坏女孩”这一模式，男主角一开始就感到怀疑，但随着剧情的进展发现了女主角的复杂性和可理解之处。在很多爱情故事中，男主角会发现，风流女子实际上是用她的美貌在控制和利用周围的一众追求者，并且这种女性魅力增加了她对男主角的吸引力；而随后的情节则证明了女主角对男主角的真心之爱。作者指出，这种情节类型实际上整合了当时美国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不同期待。

　　在“好的坏女孩”之后，对这一主题的第二项讨论是爱情的持续性问题。作者发现，美国电影往往展示出对于爱情的永恒性的执着追求，即，只要找到“真命天子”，相爱的感觉可以维系到天荒地老，而暂时的分离和误解只是一个待解决的技术问题。相比之下，欧洲电影对爱情的观念有很大不同，电影中的爱情会慢慢消退，人会有新的爱人。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使用了统计证据：在本书所研究的所有美国情节剧中，虽然50%的女主角和男主角之外的其他男人有某种关系，但并非真心相爱，只有15%的女主角被展示了此前的恋爱经历，而30%的女主角在遇到男主角之前并没有爱慕的人。对于男主角来说，25%的男主角也与其他女性有某种关联，但同样并非相爱，另有25%的男主角此前有过爱情，而高达45%的男主角在遇到女主角之前一直是独身。作者紧接着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女主角的不同情况：对于从来没有恋爱过的情况来说，她们往往有一群大献殷勤的追求者，但她们都严格地控制和这些男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好的坏女孩”来说，保持追求者的规模是生活所需和个人魅力的证明，但她们会更加谨慎地去选择对的那个，从而体现出对于真爱的向往。

　　在研究爱情主题时，作者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不少有趣的结论。例如，在讨论意外事件对于爱情的影响时，作者发现，在美国电影中意外的厄运是用来被克服从而证明爱情的，而法国电影中意外则往往带来不可挽回的分离，营造出了法国文化中特有的对于悲剧的审美，观众随着主角不断品味着分离带来的伤感和悔恨，甚至是错过挚爱之后持续一生的懊恼。类似地，本书还统计了电影故事中爱情的结局。美国的爱情电影只有1／6以死亡或分手结束，而法国电影则有一半是悲剧故事，英国电影的比例处于二者之间。对于少量的不幸结果，美国电影也发展出了剧情上的解决方案：男主角往往在和女主角分手或死亡后发现了女主角的不忠，并且发现了身边被自己所忽视的真爱；而对于法国电影来说，悲剧的爱情结果会让男人彻底走向自我毁灭。

　　本书的第二章探讨了家长和子女的关系在影片中的呈现。一半以上爱情电影中男女主角的家庭都没有被呈现；除了家里，男主角或女主角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 — —他们走在夜晚的街道上，晃荡在酒吧里，或者豪华酒店，等待着那一生一次的相遇，之后就是永远地幸福生活在一起。在其他的美国电影中，最常展现的是男主角和岳父母的关系，以及和自己孩子的关系；作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文化更加重视你所构建出的家庭，而非你所来自的那个家庭。相反，法国和英国的电影比美国电影更倾向于呈现家庭关系。随后，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讨论了不同的家庭角色与“俄狄浦斯情结”等经典心理分析话题之间的关联。作者指出，美国电影大多数是通过投射和否定机制来解决潜意识中的罪恶冲动。例如，对于父子关系来说，美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往往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被动角色，他们对于男主角除了良好的祝愿之外没有任何贡献或伤害；男主角潜意识中俄狄浦斯情结往往体现在他们和替代性的父辈角色之间的关系上，可以是他的罪恶上司或对自己首先进行伤害和攻击的前辈。这样，男性的弑父情结一方面被电影中真实无害的父亲所否定，另一方面则投射到男主角和其他反面角色的关系上，并由于反面角色本身的负面价值而让这一潜意识合法化了。

　　相比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爱情与家庭话题，第三章和第四章处理的是男性世界中的犯罪和暴力。在这类电影中，男主角往往是社区的陌生人或经历了长期旅行之后的回乡者，是既有环境中的外来者和打破平衡的人。接下来，无辜的主角往往卷入罪案，被误解、指责和攻击。在心理分析的视角下，这一常见主题被解释为个体层面上突破禁忌的冲动和负罪感的投射，而个体心理层面上的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被电影角色所经受外部的险境所替代。由此，个体得以借助电影中角色的经历来体验潜意识中的犯罪冲动真正被释放以及它所招致的道德谴责和社会制裁；影片中大量情节都用以描绘经历痛苦的主角是如何逃亡、辩白和挣扎的。由于观众对主角的代入和认同，当主角在巧妙的戏剧设计下最终脱罪后，个体心中的负罪感以及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张力，也随着影片大团圆的结局而得到释放。在上述这类重复出现的情节中，目击者的角色尤为重要。观众正是通过他的视角看到了对于禁忌欲望的满足，并最终还是通过他的视角确认了罪恶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一角色不仅在剧情推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还营造出一种看与被看的心理关系。进一步地，作者还发现这一角色在美国的一类情节剧中常常被设定为一位老年人，来自于他的受限视角的误会常常给一对年轻夫妇带来感情上的困扰。作者指出，这类角色关系反转了心理分析长期探讨的具有好奇心的孩子窥探父母的典型行为。这一章还分析了旁观者这一角色类型在法国和英国电影中发挥的不同功能，以及美国情节剧中旁观者的其他类型。

　　在全书的总结部分，两位作者再次强调了他们对于流行电影的观点：在特定文化和特定时代，戏剧性的叙事文本能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节结构，这一结构赋予了不同文本统一的总体气质，大多数具体的创作都会从一系列的可能情节中做出符合这一整体结构的选择。因此，三个国家的电影在主题方面会具有显著的差异，也反映出不尽相同的文化模式。英国电影的情节直接展现禁忌冲动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冲突，警察和侦探等社会秩序代言人往往是智慧和正义的；因而，英国电影让观众感觉到威胁来自于我们自身，尤其是我们潜意识中的破坏性的冲动。法国电影中的大部分情节展示出命运对人们愿望的阻碍；故事的主要内容并非是内部或外部的冲突，而是我们注定终将失败的对命运的反抗，主角只能学会去接受这种失败。美国电影的主要情节与英国、法国均不相同，影片中主要的阻力和威胁来自于外部，主角往往是一个外来的陌生人，通过一系列努力最终击败危险的敌人，赢得女孩的芳心，并证明了自己的无辜。

　　五、影响：反思与延续

　　当然，该书对于电影所从事的这项人类学研究在今天看来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更新的地方。首先，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秉持早期的文化研究模型。这大致来自于两类研究，一是在美国印第安人研究领域发展出的，对于一个已经分崩离析或者彻底消失的文化，进行单一报告人的采访；二是英美人类学领域对于仍然幸存的原始社会展开研究所发展出的田野工作方式，选择一个足够小的社区，以便能够接触和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参与到每一项文化活动中。在上述两类研究中，文化均被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实体，它与文化区域和文化特性等概念互相支持，假定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所有社群都共享一致的历史传统，接触共同的文化内容；虽然文化形态多样，但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模式的不同信息表达方式。虽然当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上述关于文化的静止观念的问题，但大多数的人类学研究积累仍然是来自于小社区的原始文化。我们在《电影》一书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大而化之的静态文化观念的痕迹。此外，《电影》一书基本上完全借鉴了民族性格研究的理论假定，并且过于依赖心理学的解释。因此，对于民族性格学派的理论批评与革新也同样适用于这项电影研究。

　　即便面临着诸多批评，但《电影》仍然给当代人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首先，它在对于电影的文化功能展开研究的过程中确立了主题分析的方法，将电影视为对于核心文化事项的神话表达和对于文化内部冲突的心理调解，而非仅仅是娱乐产业和政治宣传。即使民族性格学派过时之后，米德等人开创的这一电影研究路径仍然具有当下价值，尤其是对于大众文化产品的主题分析及其带来的对特定文化的理解。例如，魏克兰（Weakland）在1966年发表的对当时中国大陆电影的研究著作就部分延续了早期心理学的框架。即使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视角下，他仍然认为，不论这些电影中具备了多么明显的宣传要素，它们仍然致力于解决真实的社会互动中由中国文化结构带出的问题。人类学家伊丽莎白·特拉布对于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研究被视为人类学电影研究的新起点。她在著作中继承了将神话和仪式视作核心文化冲突的表达和解决的人类学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于电影展开分析，从而展示出电影究竟是如何回应和处理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中阶层、性别和代际冲突的。

　　最后，《电影》一书还代表着对当代大众文化展开文本研究的早期尝试，成为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相结合的里程碑。虽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之间对于相互的领域的边界争论持续至今，很多人类学家仍然将田野置于优先位置，但是，当对于一个边界分明的封闭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已经成为过去时，民族志和人类学本身的既有价值取向需要重新思考。斯图亚特·霍尔的两种阅读方式极大地赋予了大众文化文本以人类学研究的价值，重启了《电影》所采取的对于符号行为展开研究的视角。他提出，索引式读解（referential  readings）将电影等视作生活经验和自然发生的事情，而批评式读解（critical readings）则将电影中的每个要素都视为一种有目的的表达，最终让读者看到生产者所希望他们看到的世界。当下，不少研究者都将人类学与文化研究进行某种程度的结合，来完成对当代文化的分析。例如，伯德（Elizabeth Bird）对于超市小广告、电视流言和其他大众传播现象的研究，就综合了文本分析和民族志方法。她认为，对于研究者所在的社会中的分散观众并不一定要开展参与式观察，因为这种观察已经在文本分析之前很久就因作者自己身处这一社会中而开展起来。而在电影研究领域中逐渐成为主流的类型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和意识形态批评等，也都从文化研究和人类学两个方面充分汲取了理论养分，《电影》一书中对于浪漫情节剧和若干角色类型的结论，仍然是上述研究的重要基础。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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