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第四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小说发展的蓬勃期，作家之多，风格之多前所未有，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本土特点。经济繁荣，生活有保障，思想无拘无束，作家们的创作也自信而从容。一方面作家们清晰而明确地肯定了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些新移民的作家 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的过程。他们一改南下作家不认同工商社会的“士大夫”特点，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中，并成为社会的弄潮儿。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女性的增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受到冲击。性即政治。不少女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

　　    文学上少数的精英文化与欧美现代主义潮流唱和，显示了香港国际化殖民地的特点，与数量众多的适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形成了无伤大雅的对照，增加了香港文坛的热闹气氛。

　　    个性极强，风格各异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形成了香港小说的后现代特点。

　　    1979年，市政局公共图书馆主办了中文文学奖，聘请本地和海外文学名家主持，把历届获奖作品汇编成《香港文学展颜》出版。1980年起，新青学社主办工人文学奖，旨在“鼓励工人写作，反映工人生活。”类似的文学奖还有职青文学奖。这些举动都说明了香港政府开始注重大众的文化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文学社团日趋活跃。1980年初，香港文学艺术协会成立，选戴天为会长，古苍梧为秘书长，集合了许多学者型作家。1980年11月，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成立，首推何紫为会长，该协会拥有一百多名会员。1982年9月，香港青年作者协会成立，入会者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五岁，聘请刘以鬯、王辛笛、余光中等十七位文学名家为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的马临和香港大学的黄丽松两位校长为名誉顾问，创办了会刊《香港文艺》。1985年，刘以鬯主编了文学期刊《香港文学》，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华人创作。

　　    第一节 流行文学的媚俗化倾向

　　    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功绩，是在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工市场的调节下，解放个人，使原来从属于贵族的政治平民化。新型的社会关系映照出传统的忠贞、服从的旧人格的不合时宜，社会要求培养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更个人主义的新人格，由于强调民主，加上资本主义制度，个人主义更加地甚嚣尘上。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毫不迟疑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充当了这种新人格的代言人。在香港，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香港的大众文化，从来就是根植于民间的脱离既定统治形态的文化，它往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众的需要塑型。

　　    在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曲高和寡地与欧美潮流的唱和，并不能满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的需要。人数众多的、鱼龙混杂的、高低并存的大众文化虽然媚俗，却也更敏感地反映出社会变化、人心所向的特质。如果说精英文化在反省人在社会及文化历程中的角色这方面与人类历史接轨，那么，大众文化就更为迫切地凸现了市民的需要。

　　    市民们需要什么？当然不仅仅是黄、赌、毒，我们不能低估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市民们需要的是在家庭角色逐渐丧失，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运作下只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之余的情绪调节，是如何解决这一恼人的问题的新对策。渐渐地，精英文化丧失了以往独一无二的文化角色的优势地位。

　　    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培养资本主义需要的人才，大众文化参与了这个阴谋的整个过程。不仅控制生产，也控制消费。以确保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销路。消费不仅是商业行为，还是让别人活下去、尊敬别人劳动的礼貌，曾经起着纪律作用的道德主义，特别是清教意识，因为阻碍消费扩张，而变得不合时宜。大众文化帮助资本主义在消费领域确立霸主地位[1]。

　　    现代消费，不是简单的满足温饱的消费。工资提高，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也相应提高。大众传媒的发达，使资本主义经济严重地介入个人领域，传媒不断制造新需要，鼓吹科学主义以满足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续发展，鼓吹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3]”于是资本家制造的潮流像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威，无形地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个人品味及价值判断被纳入到一种共同的趣味中。潮流的周期性变换经广告信息的宣传，变成了一种近乎铁定的定律，大众只能宿命地接受这客观的定律，不然便会与时代和大众脱节，被孤独及虚无的恐惧所困扰。资本家永远是大众消费不折不扣的满足者，他们不仅制造层出不穷包装精美的商品，也制造层出不穷的文化产品，为现代人枯燥无聊的生活点缀一点欢愉。他们不断变换花样，以满足观众、读者的需要。反过来，大众小说那些极尽奢华的描写，又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人们的虚荣心，支持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扩张。社会经济结构和群众心态的转变，为百花齐放的大众文化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我们看见，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被留在了过去，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被“英雄莫问出处”的强者人格所取代，在生活方面，挥霍代替了节俭，享乐主义代替了刻苦勤奋。

　　    八十年代的香港，继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倪匡的科幻小说，严沁、亦舒、林燕妮、西茜凰等人的言情小说，李碧华的怀旧小说，钟晓阳的平民小说。

　　    “功夫在诗外”，经济之道也在经济之外。受经济操纵的文学大量地贩卖爱情。所谓爱情是以荷尔蒙为基础的激情通过社会允许的方式渲泄出来的感情。是勇敢的、不自觉的，向他方要求而不能自足的感情。爱情也是一种文化表达。通过体验爱情，人们学会向他人和社会学习，性格也因此成熟起来。言情小说家是以这样的爱情定义来构筑她们的小说的。灵与欲的统一是完美婚姻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很难达到这种完美——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很难找到爱情，有了钱，生活稳定了，可以买到爱情，别人却不一定爱你。在均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爱情可以通过婚姻获得健康的生活，但资本主义社会，健康生活的可能性很少，没钱的人很多时候要出卖自己。婚姻中的精神分裂状态是一种普遍状态。

　　    由于香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各种背景、各种派别的作家也在香港这个舞台上争相表演，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最能反映人性的自然状态。严沁的作品反映了和台湾关系比较密切的群体的生活状况。国民党撤退台湾，把过去内地上流社会的风气也带到了台湾、香港。亦舒的作品表现了通过艰苦奋斗之后，有英国资本背景的华人富裕的程度。林燕妮的作品反映了香港人国际性的特质——站在外国人面前依然坦然自若的心理。在西方的自由恋爱精神，中国传统积淀的民族心理，要生活下去就不能不具有的商业精神的合力下，产生了严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言情小说。她们在扬弃老一辈作家创作内容的基础上，表现了新一代年青人的精神面貌。五四时期的作家片面地强调爱情，而严沁她们却写出了爱情的复杂性——爱情并不总是快乐的。从而把人生的追求目标从爱情校正到更准确的地方。从严沁到亦舒，我们看到了爱情从缠绵到决绝的转变，如果爱情的游戏只属于有钱阶级，那么为生活奔波的人可以拒绝，亦舒毫不犹豫地对爱情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爱情在比较倾向于生存是第一需要的亦舒看来是奢侈品，如果爱情和生存下去产生了矛盾，那么选择生存下去，放弃爱情。这是流行小说一抹现实理性的胜利。

　　    然而不管言情小说家如何看待爱情，她们的创作都和商业有关。七十年代，亦舒在英国读了三年大学，回香港后，当上了一流酒店的工作人员，不久又在香港政府当起新闻官来，无论在曼彻斯特做学生还是在香港当官，她依然写她的小说，写她的杂文。香港政府不允许它的工作人员卖文，她就用笔名写，笔名保不住，就换新的，冒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亦舒的小说很得中产阶级、职业女性的喜欢，至少流行了二十年，是因为年轻的读者认为有亦舒的作品在手，是时髦的，有亦舒熏陶就不会显得“老土”。李碧华身兼电影工作者和作家的身份，林燕妮身兼广告公司老板和作家的身份，都为她们引导潮流提供了便利，她们是流行品味的鼓吹者。人生中所有的经济热点——恋爱、婚姻、生日等都被利用。尤其是林燕妮的小说，塑造了许多现代淑女，她们有令人羡慕的风度和得体入时的衣着，凸现了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她们的作品把都市生活作为买点，反过来又引导了都市生活，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都市人的财富以金钱衡量，她们不仅写金钱的魅力，也写金钱的出路，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的高积累，导致了消费的畸形发展，这种消费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点，养情人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式。过去在巴尔扎克笔下被灌药全身腐烂而死的骗财的大众情妇——贝姨，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得到了理解和宽容。在亦舒的小说中，有许多被金钱包装出来的女人，她们的聪明和魅力都是一流的。例如，亦舒小说里的任思龙，她以机智的谈吐，充沛的精力，出众的工作能力，盖过了电视台的许多员工，并赢得了同台的有妇之夫的爱慕。她常常穿白色的衣服，家里也装修成白色，养白鲤鱼，水晶盘里插白葁花，白色是纯洁、幽雅和高贵的象征，代表一种品味。更重要的是，她有金钱堆出来的高智商——美国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学历。这个神秘的女人却有着不一般的背景，她的那幢别墅是包养她的情人所赠（《两个女人》），一般工薪阶层是养不起她的。林燕妮极尽铺陈爱情的表达方式——送大量的鲜花和卡片，而且是跨国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随着的金钱流动，成了都市人驱之若骛的潮流。  

　　    人性是有弱点的，不仅是懒、贪、馋，像婚外情这种不可遏制的需求，正应了自由资本主义激发个人欲望的规则，是有钱有闲人的游戏。流行小说为了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把它处理成具有美感的事情。一般地说，在内地这种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让所有的人都活得尊贵的地方，被包、被养，是被排斥的观念。我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国会在《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这本书中对中国人致以的敬礼：“经济的另一个革命的特征是消灭了大量的偷窃、行贿、敲诈和娼妓，很多人都说，今天的中国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国家。[4]”如果婚外情人因小说的推销而流行起来，就会有违公平的原则，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就会更甚，更不要说买淫了。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内地已经消失了的腐朽的生活，在台湾和香港还继续存在着。虽然这样的事情为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所不容，但存在却是事实。对这类形象，新一代作家遵循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写出了它的复杂性，作为隐私被揭露出来。一般来说，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婚外情、一夜情是被作为丑事来涂抹的，现实主义作家比较偏重道德。但在流行小说家笔下，婚外情却是人性不可回避的一面，她们理解它的合理性，发掘它美丽的舜间，让它得到升华，为的是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维护商业利益。流行作家的处理手法是偏重于美的。婚外恋、一夜情成了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大范围的道德溃疡，使沾沾自喜的个人主义者都措手不及。

　　    言情小说家不探讨哲学、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问题，只专注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低层次的需要——爱欲，当读者阅读的时候，作品的终极目标是唤起他们熟悉的感受，而不是给他们一些崭新的东西，这就使得一些有着更高期待的读者把它斥之为下里巴人的艺术。

　　    然而一个地方的文学，在另一个地方产生的传播效果却不一样。相对于七、八十年代港台爱情小说家爱情经验的老到，内地人的爱情感觉在萎缩，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言情小说在内地的流行，聪明的范蠡把西施送给他的敌国，让她在那里充当攻无不克的糖衣炮弹。

　　    国民性可以被熏陶和操纵，

　　        

　　    倪匡的科幻小说在鼓吹科学主义的同时，也唤起了香港人的好奇心和求实精神。

　　    一 倪匡的科幻小说

　　    随着香港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科幻小说也流行起来。科幻小说无疑是一种拥有大量读者的小说形式。它的源头在西方。工业革命是科幻小说的摇篮。我们见识过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那种蓬勃向上，无所畏惧的社会风尚；也领略过英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大战火星人》、《首次到月球的人》那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将会给未来人类社会带来的痛苦和危险。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核裂变、宇宙航行、电子计算机、激光、月球登陆等科技成就的出现，科幻小说也趋于成熟。尤其是对于未来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副作用，如核污染、生态破坏、计算机作案和病毒感染、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能源枯竭、基因等，科幻小说以其精确的预见性向人类敲起警钟。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倪匡小说是这种产物在香港的果实。

　　    从接受的观点来看，倪匡的科幻小说因与科学主义合拍，能赢得香港崇拜西方高科技的时髦年青一代的喜爱。倪匡对现代科技的普及性介绍，为文学欣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的真理是全人类的共同成果，所以倪匡的科幻小说，人物不局限于某一国别，地域也不局限于某一国家，倪匡的自尊表现在他的全部小说都一以贯之地以一个有外国名字——“卫斯理”的中国人作为主角。这是一面香港特有的旗帜，表达了香港人在某一时期里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倪匡的科幻小说有强烈的西方气氛，但缺乏西方古典理性精神的严谨，这又是香港文化的显著特征。

　　    倪匡的小说许多篇都涉及了外星人，像《红月亮》、《地图》、《丛林之神》、《环》、《石林》、《天书》、《新年》、《雨花台石》、《影子》、《变心》、《聚宝盆》、《搜灵》、《透明人》等。他在小说中以一句无可奈何的直白：“又是外星人”表达了自己因技能不高对读者的歉意。然而，同是外星人，在地球的存在方式和在天体的存在方式却是不同的。《红月亮》中的外星人是生活在海底的八爪鱼一样的怪物，《地图》中的外星人是生活在地底的不知形的东西，《雨花台石》中的外星人是能进入人体的条状的物体，《影子》的外星人就是影子。

　　    在《天书》中倪匡这样解释宇宙：“黑色带是一个界限，界限的两边，是完全一样的，假设是两个宇宙。在他们的地球上，早已发生过的事，在我们的地球上，也迟早会发生！”在《环》中倪匡告诉我们：“土星的环是我们的祖先建立的，起先，只是远离土星表面的一个浮空站，渐渐地，一个站一个站建立，终于成为环绕土星的一个大环，我们自制氧气，自制食水，繁殖地球上的生物，摒弃地球上人类的劣根性。”

　　    外星人留给地球人的启示，倪匡写得很多。如：世上的宗教是外星人留给地球人的启示，人类沉睡了，需要唤醒以拯救人类（《心变》）；有人能预知未来是他们得到了外星人留下的一块石头（《丛林之神》）；传说中明代沈万三的聚宝盆是外星人留下来的一架精密的金属复制机（《聚宝盆》）；空中的“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放出来搜集人类灵魂的器物（《搜灵》）；新能源——磁，是外星人给地球人的能源启示（《石林》）；隐形人是外星人留给地球的一种能发透明光的物体（《透明光》）。

　　    倪匡小说中的外星人基本都比地球人先进、优越，他们全是人格高尚的人，根本没有罪犯，因而他们也人口太多，必须向别的星球移民，这就构成了对别的星球的侵略。这是一种道德的背论，从道德走向反道德。因此，当巴图送一只满身细菌的老鼠给他们的星球后，他们不得不感激：你们的所作所为，已使我们星球上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我们已不需要向地球移民了。这是《红月亮》、《支离人》等小说涉及的主题。

　　    倪匡说：“科学是科学，有科学的观点；科学幻想是科学幻想，有科学幻想的观点。[5]”科幻小说虽然建立在幻想上，但也必须有科学的完满解释才能令人信服。倪匡的小说虽然不及经典的科幻著作来得严谨，但也有可圈可点的几篇。例如《大厦》，整幢大厦只有一部电梯，所以吸引不来住客。主人公的两个朋友相继在大厦里失踪，一个看大厦的管理员尸体摔在大厦的天台上。主人公卫斯理勇敢地进入大厦，寻访朋友失踪和摔死的原因。那座电梯是进入另一个空间的过程，所谓另一个空间，是时间和原来不同的一个空间。那电梯是使时间变慢的机器，在时间变慢的过程之中，我们到达了另一个空间，是时间已变慢了的空间。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如果时间变慢，所有的一切都按比例伸展，时间慢了一倍，这幢大厦就高了一倍。在我们的空间中，大厦是高了，但是在正常的空间中，大厦还是和原来一样高，大厦管理员在一个时间变慢的空间中向下跳去，结果在他向下跳去之际，忽然之间，他突破了这个空间，当他突破那空间的一瞬间，他还在半空之中，而大厦却回复了原来的高度，结果，他跌下来，落到了大厦的天台上。卫斯理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运用自己的聪明机智，救出了自己的两个朋友。又如《古声》，一位考古学家，一直爱着他大学时的女同学，他给她写信，告诉她：他将在考古界中有一个重大发现，但他的成果还未公布，就因车祸死了。他留下了一盒录有一个女子临死前尖叫声的录音带。警方定为谋杀案，他们要寻找杀害这个女孩的邪教组织。他们从香港找到美国，在一家“音响实验室”找到证据，爱迪生发现：液体在凝结为固体时，会保留音波，唱片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作品中的人物抚摸着一只古瓶上的细纹说：它的作用是和唱片一样的。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制瓶匠，在制造一只奇特的瓶子时，无意中将附近发出的声音记录了下来。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那是谋杀，但两千多年前那是祭神。牺牲一个少女的生命，去满足他们崇拜的神的要求，然后又齐唱哀歌替那少女招魂。又如《访客》，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一个家里有钱，叫鲍伯尔；另一个很穷，叫丁纳；假期，有钱那个雇穷的那个去干活。穷丁纳亲眼目睹了“海地巫都教”的邪恶——海地巫都教的权威人士，都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他们可以利用咒语，使死人为他们工作。丁纳逃了出来，在他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之后，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用尽所能得到了巫都教的那个秘方：那是几种植物提炼出来的一种状态，能使人心脏几乎不跳动，也没有新陈代谢，呼吸和停顿一样，但是，他们都不是死人。在那样情形之下的人，他们只受一种尖锐的声音所驱使，不论叫他们去做什么，他们都不会反抗。丁纳用这个方法把鲍伯尔吓死。《玩具》写计算机对人类的控制。到那个时候大型计算机指挥着所有的生产过程，动力来源是永久使用的太阳能，人变成了机器人的培育品，变成了机器人的玩具。

　　    倪匡的小说布局都很巧妙。先写离奇的事情，越是怪诞，越是常理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越好，然后穿插一些特别事件，或者凶杀，或者离奇死亡，或者通过另类思考把读者引入歧途，最后才把科学的解释告诉读者。这种结构虽然死板，但在取乐读者方面却是百发百中。

　　    倪匡的小说不仅只谈科学，也塑造人物。他写得最动人的人物，不是常常出现的卫斯理，而是“异种情报处理局”局长巴图和卫斯理的妻子白素。巴图和白素都是比平常人更为高尚一点的人。巴图的形象感人，不仅是因为他勇敢，还在于他身上的道德力量。巴图听到外星人对地球人的指责后，不是硬撑着抗议，而是十分伤感。巴图道：“我们为什么要替地球人出力呢？人类的丑恶，已使地球失色了，而且人类既然那么热衷于自我毁灭，有什么理由对人家要求毁灭我们如此激动！”巴图这种英雄的伤感是对自己人发出的，是一种无力回天的伤感。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履行自己的职责：“地球的事情应该由地球人来管，和他们外层空间的八爪鱼有什么相干！”不理解巴图付出了多少努力的人开除了巴图的军籍，希腊最大的轮船公司的女董事长密蓓拉·巴昂“美救英雄”，卫斯理对她的霸道十分反感，他说：我相信，巴图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会要你的那些东西。巴图道：我的工作，本来是隶属于军部的，我是一个军人，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没有什么侮辱比革除了军籍更甚的了，卫有可能帮助我恢复军籍，所以我……，企图占有巴图的密蓓拉叫道：“我不能么？我可以使你成为将军，真正的将军。”巴图点着头道：“是的，我绝不表是怀疑，但是我即使成了将军，我这个将军也必须听命于你，这样的将军实在不如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伍长。”巴图选择了职责，放弃了爱情和荣耀。白素的形象是典型的东方女性再多加一点聪明和镇定。卫斯理是一个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他有许多去了就可能回不来的分别。“白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或许这时她的心中，焦急得难以形容，但是至少表面看来，她极度镇定，而世上实在很少女人，能够在知道丈夫去了一个可能回不来的神秘地方之际，仍然这样镇定的。”白素的聪明表现在卫斯理处理的许多案件都是由她一语道破天机的。至少在《天书》、《迷藏》、《丛林之神》中是这样。而白素又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卫斯理因为工作需要，要动一次脑部手术，医生征求白素的意见，“白素的上唇，汗珠隐隐地渗了出来，在她来说，这的确是难作出决定来的，过了好一会，她才叹了一口气，道：‘博士，你别逼我，我是一个中国女子，我是习惯于以丈夫的意见为意见的。’”小说中的卫斯理是一个有缺点的人物。因为他的屈就，更衬出巴图的单纯、坦荡和白素的贤淑、善良。作者对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卫斯理的低调处理，表达了一种尊敬他人的难能可贵的修养。作者在塑造人物时，也尽可能地追求细腻。卫斯理打探到外星人的秘密后，被外星人用激光洗了脑，变成了一个粗俗的人，加上医生的脑部手术，他不认得自己的妻子了。他醒来时，“只见屋角处站着一个中国女子，她苗条而美丽，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但是更衬得她的眼珠是如此之漆黑深亮。我几乎在这一眼中，便已经爱上了她。”卫斯理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但潜意识里，他还是爱着这样的女人。

　　    在外国人面前，倪匡表示了一个香港人应有的风度，在面对中国内地时，倪匡也没放弃一个香港人应有的视角。倪匡有一类小说是写中国内地的。比如《奇玉》、《换头人》、《风水》。他对中国内地的反映，为海外人士了解内地，搭起了一座桥梁。海外人士对内地的审视是以西方为参照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观念妥协时，他们从不放弃批评内地的权力，同时，倪匡也不避忌以内地的苦为苦，以内地的乐为乐。在东西方的夹击下，倪匡的叙述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冷傲。《奇玉》写的是两地对一块玉石的不同态度。“这块翡翠是真正的透水绿，高三点六五公分，宽七公分，长十七点二公分，当时国际珠宝协会估价是三十英镑。”这块奇玉原来的拥有者熊勤鱼由于经营的事业不景气，只剩下一个空场面了，他们想把玉石买给西方，以换回一笔庞大的资金。卫斯理为了帮助他们找回这块玉石潜回内地。内地方面却不想奇玉流出国外，他们也有理由：熊家在内地居住了很久，勾结政要，占了政府不少便宜，熊勤鱼自己不敢回来，便是这个缘故。如今新政府大可没收熊家的所有的财产，但新政府却不这样做，新政府只要这块翠玉。其实，这块翠玉的价值虽高，比起熊家数十年来走漏的税项来，也还是刚好够的。小说把对这块奇玉的竞争写得相当残酷，卫斯理九死一生，杜子荣翻遍了熊家旧院，最后发觉奇玉落入了黑社会手里。《换头记》也是以一个中性的事件，以中西方两边不同的态度来构成故事：奥斯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准备为一位在核试验中烧伤全身的中国领导人换头，奥斯教授的态度是：医生的责任是救人，至于那个人是什么人，不在医生的考虑范围之内。奥斯教授最后的换头手术还算成功。小说指责的不是科学实验，而是个人专制和蔑视法律。“这骯脏的灵魂在A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权倾朝野，但是他是没有实际上的职务的，这在一个民主国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由于倪匡没有特指，从他的写作时间来看，我们估且把这个人物猜想为文革时的造反派头目。《风水》探讨的是信仰和国际政治经济的问题。许多年前，李恩业和陶启泉的祖先选了各自的墓地，他们都相信：上代尸体埋葬的地方，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命运。

　　        

　　    许多年后，李恩业成了国内的政府官员，陶启泉成了东南亚的资本家，东南亚的政局不稳定，陶启泉接到电报：一个一向和他合作得极好的某国政要失了势，新上台的那位是他的死对头，他可能没收他在这个国家的全部财产。恰巧陶启泉家的墓过几天要迁坟，他把这看成是他家风水要转变了。他要求卫斯理潜回国内，帮他完成迁坟的任务。那时正值文革武斗，卫斯理利用斗争中的红卫兵达成了陶启泉的心愿。小说的重点在于真实地反映文化大革命，西方的传媒报道了卫斯理成功的消息后，陶启泉和新上台的政要言归于好，并保住了自家的财产。

　　    也许因为受东方文化影响很深，倪匡的科幻小说充满了东方人的世界观和东方的神秘色彩。他劝告人们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比如《贝壳》、《不死药》、《地心洪炉》《仙境》等。在《迷藏》中，他甚至引入了轮回的观念。

　　    二 严沁的言情小说

　　    严沁是写爱情小说的作家，她以流畅的语言，优美的情节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爱情故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严沁小说有《水琉璃》、《归程已渺》、《星星的碎片》、《初晴微雨》、《草的絮语》、《谁伴风行》、《寒柏点点翠》、《告别夕阳》、《黄昏过客》、《晚晴》、《午夜吉他》、《让时间告诉你》、《烟外晓云轻》、《有月亮的早晨》、《独奏心曲》、《戏子》、《齐庄》、《失落的风铃》、《天若有情》、《水天一色》。

　　    严沁继承的是与一九四九年内地文学传统不同的另一类文学传统的作家。国民党撤退台湾，把中国当时上流社会的风气也带到了台湾，严沁的小说表现的是这种风气的后续发展，爱情小说的产生是这种文化的自然流程。

　　    严沁的小说有杰克和徐訏作品的烙印，是杰克和徐訏小说爱情部分的突现和分支。然而比较起来，我们还是看出了杰克和徐訏思想家的特点，严沁虽然继承了他们的精神，但创作主旨却更多地侧重了商业性的争取读者上。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八年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日子，还有强占钓鱼台，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屈辱，但是年青一辈作家不会及老一辈作家体会得深，老一辈作家是冲击思想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这些体会和他们当时的政治主张互相激荡，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烙印在作品里，是历史的见证，具有巨大的震撼力。而严沁的小说由于流畅地表达了爱情，拥有很多读者，但却失去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鲜活的血肉和思想。

　　    严沁小说的买点在于它的爱情故事。她是张道藩、蒋碧微式爱情的崇拜者。她以人物心理展开爱情故事，小说写得比较缠绵。例如《点点滴滴到黄昏》，老一代人回忆他们的爱情“他来英国念书，念军校，我们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一星期之后，我们就决定结婚，因为我们发觉再也不能没有对方。……属于我们的只有在伦敦婚前的那一段日子，及我们回到上海蜜月的时期，那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虽短暂，却真实。”以后他是别人的丈夫。这是一个时代顶尖人物生活的缩影和升华，是中国人率真表达自己爱情的第一声啼哭。现在我们同样：婚姻地久天长，思念地久天长。

　　    严沁是一个展现爱情的高手，她几乎写尽了性格不同的少年男女、中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少年男女处在人生经验不足的青春期，严沁的小说正好成为他们的爱情教科书，弥补了他们要求被肯定的自卑心理，为他们恋爱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辅导。中年男女也有许多感情危机的时刻，严沁的小说提醒他们要作好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

　　    严沁的小说在供给我们的更多的娱乐的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当代信息。这些信息是当下的，如，我们的商业在怎样地进行着：“他是哈佛的，是家族从小刻意培养的贵族接班人。是日本新一代的精英，是日本经济侵略的先锋”，现在他们到香港来投资了。又如，大家族企业之间的商战也打得十分残忍——他们积几十年的忍耐，拐婴幼儿，利用丑闻攻击对方（《流水不再浪漫》）。再如，旅美华人奋斗的艰辛，黑暗的环境要求他们以黑面对（《不死的梦》）。还有一种人是通过黑暗途径发财的，如《天若有情》中的傅天威一家，父母靠赌博出术骗人金钱，而他凭长得英俊，把酒女、舞女、富家太太、黑市夫人“钓进他的场子”，骗她们的钱。还有我们的华人富有到了什么程度——拥有整栋大厦，赔礼道歉送的是别墅。

　　    严沁小说正面肯定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显赫的父母，都是商场上的胜利者，故事大多发生在“一幢小巧精致的花园洋房”里，读一流的中学，如：“我是建国中学的。”“我是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点点滴滴到黄昏》、《晚晴》），他们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相貌堂堂，有正当的职业，他们的价值观是以“念国际贸易”，读理工科为首选。但不幸的是他们都是异乡人，到最后在海外更是失落的一代。

　　    严沁把爱情分成爱与被爱的关系，开拓了生活和创作可操作的新领域，引入了新的价值观念。严沁总是选择那些有婚外恋的人作为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写他们炼狱般的心理过程，从而衬托出没有婚外恋的人的心地纯正，光明磊落。上帝祝福真爱，她在有遗憾的生活中切入，通过三角恋爱，使人物不正常的生活达到新的平衡，那就是回到人们道德普遍接受的方面去。

　　    《归程已渺》是追寻少年恋情的爱情故事。一个已婚妇人偶遇初恋情人，激起了翻江倒海的情思，很长一段时间，她徘徊在迷情与平实的婚姻中，最后终于悟出：少年的情缘只是她加了太多美丽幻想的错觉。作者在透彻展现爱情是非理性的同时，透过女主人公对人生世态的亲身经历，用伏笔写出了爱情以外残酷的现实生活，温馨生活背后的买卖关系——有钱人可以用钱去弥补恋爱之中所犯的错误，也可以用钱去买幸福。爱情的路上到处都是陷阱，一落下去，便永不超生。作品中毕群办演魔鬼的角色，不断诱惑着已婚的卓尔，不仅是情上的追逐，更是财产的战略，而雇员持股权在老板卓尔受到黑社会引诱时，救了卓尔的广告公司，卓尔可以庆幸的是：她平时对下属的关爱，使她保住了自己的婚姻，也没有让财产落入毕群的黑色行当中，保住了自己基督徒的清白。

　　    《到黄昏点点滴滴》是一个很符合基督精神的婚外情故事，一个十四岁就因父母离异，到英国读书，然后只身回香港打天下的子女，得到了一个已婚男性的温情，她因有犯罪感而离开了他，醒悟地回到父母的身边，而这个男子也保住了完整的婚姻和一份长久的思念。作品对所有人的宽恕和爱都是明显的。《点点滴滴到黄昏》更是一个寻根和回归的故事。夏士邦是一个出色的男子，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一篇论文突破了以往的观点，三十岁和教授的女儿结婚，他回国服务，遇到了已离婚的女子小元，他们发生了一夜情，他弥补了初恋的遗憾，而她“不想抓住幸福的尾巴，把它变成丑恶，”毅然离开了他。小说表现了新一代台湾人的精神面貌：老一代人培养了他们的壮志，今天他们却遗憾地成了外国人，小说的婚外情另有隐衷，那就是企图把遗失在海外的优秀的人才吸引回台湾，发扬他们优良的传统，继续他们不朽的事业。

　　    因为是人不是神，人的感情千奇百怪，难以自控，所以严沁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难以控制的感情引导到合理的地方。《黄昏过客》写的是年龄差别很大的人的恋爱故事，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依文养了贫穷而漂亮的沈奥，同样四十五岁的富商萧子樵娶了十九岁的店员乔丹芙。这些恋爱的形态都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买卖关系的畸形特点，都有违平等的原则，都可能让没爱的一方导向婚外情缘。不懂节制的疯狂的爱情是引导人们下地狱的，因此小说就上演了一场自杀的自杀，死的死的悲剧。只是太多没经过提炼的，普通市民原生态的，不理智的疯狂，使小说有了某些街谈巷议的品味。《天若有情》以悲悯的态度去写犯罪的主人公，是失恋把他推向了罪恶，最后他必须以死谢罪。《晚晴》写一家人离婚后的心路历程，突然袭来的病痛是一个机缘，促使他们言归于好。《风里人》写都市人欲爱不能的疏离感，但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结婚，可见纵横爱海的严沁已经意识到健康生活的重要。

　　    严沁的一些小说也有人际关系指南的作用。如《不死的梦》教会人们如何在美国成功立足。但这种现实题材的小说在严沁小说中只占少数，她的多数作品都是痛快淋漓的爱情故事，比较富于戏剧性。《不死的梦》按照现实的人性塑造了没有内疚感的商人的形象。尚玉轩是个有七情六欲的商人。他在美国社会靠摆摊起家，到后来成了头衔很多的巨富，表面温文尔雅，掩藏着铁腕手段。他的欲念很多，既贪财又贪女人。他阴险、狠毒，利用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为他工作，因为她们比较死心塌地，又可成为他的家庭成员。然后，他遵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生存原则，不惜杀死她们的情人，变她们的情人的财产为他的家庭财产。他不断地敛财，把聚积的财产分给他的家人和情妇管理，但他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却解决不了他家庭内部的财产抢夺战。这个卑劣的商人内心实际上很痛苦，在不断满足他可耻的欲望的同时，也很孤独。严沁的这篇小说有巴尔扎克作品的遗风，只可惜处理得不够精致。这篇小说和《天若有情》一起，说明了爱情如果用在坏人身上，会成了坏人的帮凶。

　　    严沁的小说犯罪和经济的窘迫总是联在一起，参与赌博、买淫的，都是社会下层失去尊严的一群。在选择罪犯做主人公时，严沁总是尽力展现罪犯的心理过程，行为的合逻辑性，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中构成故事，表现出她悲悯人性的方面。同时她在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方面，也比较照顾社会一般人的爱恨，这样她才能在接受的层面上对读者有所交待。严沁的小说在争取读者方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她是成功的，她的小说也获得了警世的作用。

　　    三 亦舒的言情小说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9年生于上海，童年定居香港并受教育，曾留学英国，回港后先任《明报》记者，后任职香港政府新闻处。笔耕极勤，收获十分丰饶。三十多年来，她出版小说、散文一百五十七种，其中小说达八十多种。主要小说有《家明与玫瑰》、《玫瑰的故事》、《珍珠》、《曼陀罗》、《蔷薇泡沫》、《独身女人》、《我的前半生》、《宝贝》、《星之碎片》、《香雪海》、《两个女人》、《蓝鸟记》、《风信子》、《喜宝》、《野孩子》、《回南天》、《五月与十二月》、《今夜星光灿烂》、《偶遇》、《开到荼薇》、《旧欢如梦》、《花事了》、《散发》、《暮》、《过客》、《戏》、《心之全蚀》、《璧人》、《她比烟花寂寞》、《可人儿》、《白衣女郎》、《传奇》、《胭脂》、《今夜不》、《琉璃世界》、《杜鹃花日子》、《小火焰》、《不要放弃春天》、《哀绿绮思》、《蝴蝶物》、《曾经深爱过》、《阿细之恋》、《雨花》、《朝花夕拾》、《我丑》、《蓝这个颜色》、《恼人天气》、《没有月亮的晚上》、《猫儿眼》、《拍案惊奇》、《请勿收回》、《精灵》、《红鞋儿》、《园舞》等。

　　    亦舒是香港经济繁荣时期凸现出来的作家，她的小说讲述新经济形态下，香港人对爱情的理解，描绘爱情的演变。她塑造和表现了香港人务实的精神面貌，也以爱情对这种精神进行了调侃。务实的香港人不欢迎情绪大起大落的爱情，但他们又离不开爱情。过去老一代人一生只爱一次，靠互相扶持或对不能结婚的情人深深思念度过一生。现在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了，青年人也采取了删繁就简的生活方式，性很容易得到满足，爱的形式也改变了。亦舒描写过许多缠绵美丽的爱情故事，但她没有沉醉于虚幻的爱情，却揭示了爱情的虚幻。

　　    香港是个文化多元的国际性都市，各种生活形态在这里争相表演，也造成了各种文化的相消相长，经过磨练的香港人理智地采取了务实的生活态度。他们虽然对爱有本能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当爱情和生存得更好不能兼得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爱情。奢侈的爱情香港平民是不欢迎的。《玫瑰的故事》、《蔷薇泡沫》、《曾经深爱过》阐释的就是香港中产阶级的这种爱情。

　　    由于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去改善社会福利，维持一定的工资水平，

　　        

　　    并由于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劳动阶层的就业、生活状况普遍有所改善，一个中间阶层正在崛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骨干作用。这一切，使得香港的阶级结构、社会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富豪生活不再被人羡慕。在亦舒的小说中，富豪真是不幸，承担财产和争夺财产像一个魔咒，使他们永无安宁。亦舒坚持中产阶级的立场，阶级之间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穷人的孩子早懂事，金钱买不来幸福，似乎是亦舒小说里的一条定律。在《连环》中，亦舒告诉我们，人性正常温馨和平的一面，存在于平民劳动者中，而且中产阶级正在扩大。

　　    中产阶级就是那些靠读书或经验获得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的人。他们从事高尚的职业，工资充裕，人格独立，活得比较自尊自主。如《玫瑰的故事》里的周士辉，他年少老成，人长得端正高尚，他对诗篇图画，鸟语花香，完全不感兴趣。只注重汽车洋房，当然还有公司的账簿，他是典型的香港有为青年。然而就是这个轻视爱情的周士辉，婚后却不能自控地陷入了爱海，他前后判若两人，过去他很敬业，现在他疏忽公事，一些业务由别人顶着，“我”警告过他，但是他不理会。爱情已把他整个人摧毁了。爱情成了面对竞争激烈，不够坚强的香港人逃避现实、自我毁灭的借口。谁遇着爱情谁倒霉。因此苏更生说：“一般人认为恋爱是好的，我却觉得这是种瘟疫，倘若能够终身过着无爱无嗔的生活，那才是幸福，故此恋爱实属不幸。”亦舒瞧不起陷在爱情中发痴发嗲的女性，《蔷薇泡沫》里的宝琳刚从爱的天空回到陆地，无暇旁及，便投入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曾经深爱过》里的周至美、邓永超更是以事业为重，删繁就简地阐释了爱情——两个互相倾慕的人一起工作，干脆就住在一起。在《寻找家明》中，亦舒借家明的口怒斥因失恋赌气嫁给蓝刚，而后又向家明诉苦的琏黛：“去找个精神病医生好好地治疗吧，”“这女人的思路乱成这样，我不想陪她疯。”一语道出了香港人只崇尚强者人格的冷酷的一面，任何人都别想成为别人的累赘。

　　    香港人就是这样，在爱情的操练下，一次又一次地从实际变得不实际，又从不实际变得实际。最后，只能是施扬名经历了婚外情后回到了平庸的妻子陈美眷身边（《两个女人》），浦家敏在与玫瑰约会的时候，理智地认为：“她在享受一个快乐的晚上，我在恋爱。”约会的对象并不需要优秀，过得去就行。即使婚姻生活是“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6]”，他们也接受。既然爱情是奢侈品，就只属于年老的有钱有地位的罗德庆、勖存姿。所以美貌的玫瑰最终嫁了有钱有权有智慧的罗德庆爵士（《玫瑰的故事》），而姜喜宝就当了巨富勖存姿的外室（《喜宝》），虽然她们的内心另有所属。既然务实和快节奏的生活容不下爱情，在《胭脂》中亦舒就塑造了不断换性伴侣的叶世球。《她比烟花寂寞》里的电影演员姚晶为了要活得体面、无懈可击，就隐瞒了与她有牵连的全部下层的亲情。亦舒赞美爱情中的胜利者，那些懂得自我心理调节的人，勇于承担后果的人，浪漫却不痴缠的人。同时对深守闺中，不忘初恋的人也做出了规劝：“她处处受别人左右，不能自己，你们中的毒，叫做自我毁灭，”“性格怪癖，非邪非正，一念之差，就害人害己。”亦舒把痴情看作是有毒的曼陀罗，以健康为尺度对它作出了批判。亦舒就是这样以决绝的态度，消解了她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爱情。《曼陀罗》、《珍珠》也是这样的小说。恋爱不仅需要指导，也需要求证，失恋的时候，知道自己有许多同类，因此而心安理得起来，这样的小说起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香港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全体香港人的努力，因此，亦舒在《两个女人》中，塑造了平均每天工作十五点八小时、高智商的工作狂任思龙。就是因为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香港人获得了作为国际大都市人的优越感。“中国人已买下多伦多，现在要买温哥华，已买下三藩市，此刻想收购洛杉矶，更看中纽约市的皇后区，”父亲到国外发展，儿子回中国大展鸿图（《胭脂》）。香港人和美国华人比较，亦舒指责美国华人老土，而香港人修养、品味都是一流的。他们认为人中的艺术品黄玫瑰一生中最好的十年与不思上进的美国华人方协文一起渡过，是便宜了方协文。然而香港太繁华，人口太稠密，生活节奏太快，恋爱、婚姻都容易受到威胁，要爱情就到国外的“氧气箱”中去，故此方太初和周棠华拒绝了香港的好条件，毅然回了美国（《玫瑰的故事》）。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原则。生活在香港的人普遍存有强烈的竞争心理。所谓强，包括先天的优越，也包括后天的努力和智能。这一冷酷的社会状况，把亦舒小说中的人物磨练得冷静、理智、勇敢、决断。亦舒笔下的女性大部分具有香港社会磨练出来的特点，与过去那种不爱运动，痴心内向，秀外慧中、懦弱顺从的女性不同。她们泼辣，机警隐藏在表面的爱娇与俏丽上。她们目标清楚、独立自主、知书识礼，性格明朗，处事镇定，办事利落、善于应变、随遇而安。她们沿袭的是美国作家马格丽特·密西尔小说《飘》中郝斯佳的精神：强韧、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经摔经打、有旺盛的生命力。她们是只身闯天下的英雄，而且是“莫问出处”的那种。出身好的女孩才会纯情，穷苦人的孩子就要睁大眼睛找机会。所以二十一岁，爱贫乏、物质贫乏、安全贫乏的姜喜宝要活下去，并且要获得剑桥大学的学历，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勖存姿的儿子的爱慕，做了可以当父亲的勖存姿的外室。亦舒不写她内心的悲哀，这个出买自尊的知识分子理智地知道，用了别人的钱，就必须使别人快乐，所有的荣耀都附属于巅峰那个人，所有的优秀者都是金钱与权力的裙下之臣，爬上了巅峰之后，她也就什么都有了（《喜宝》）。

　　    香港是个实际的社会，谁也不喜欢接交落魄的人，“可怜的人自有他的可恨之处”，不仅苦水多，心也多。只有不把悲哀在皮囊上表露出来，以蓬勃向上的精神，展现劳动美才有希望。亦舒在《胭脂》中塑造了一个不甘沉沦，勇于向生活中的困难挑战的女性形象——杨之俊。她是个单亲母亲，上有老，下有小，再婚的可能性很少，但她自尊自爱，拒绝了男人的诱惑，坚强地担负着养育家庭的责任，她曾经获得优秀男人的求婚和爱慕，但她认为一个人最终可以信赖的不过是她自己，她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和承认。《胭脂》和《喜宝》塑造的是走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都得到善果的女性，唯一相同的是，她们遵循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生活在商业社会里付出就有回报的商业社会原则。亦舒还塑造了许多性格各异的奋斗者形象。并且渲染他们的奋斗美。如《曾经深爱过》中的周至美、邓永超，他们出身贫苦，在外国留学时受过屈辱——老板的刁难、指导教授盗窃成果。为了事业他们牺牲了健康和家庭。但他们像钻石一样的坚强。他们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

　　    相反，亦舒笔下有钱人的后代都不及苦出身的人具有竞争品格，“千金难买少年穷”，他们内心脆弱，不思上进，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亦舒以恨其不争的态度哂笑了他们。如《玫瑰的故事》中的罗德庆爵士的儿子，《喜宝》中勖存姿的儿子，《连环》中香权赐的两个女儿香宝珊和香紫珊。

　　    为了生存得更好，也为了在人际关系的逢隙中游刃有余，香港人是机敏与狡黠的。《玫瑰故事》里苏更生为人独立自主，处理爱情事件老练、果断，深得黄振华好感，但她却从不告诉想和她结婚的黄振华，她曾经结过婚。《胭脂》里的叶世球也会说：先搭好关系，说不定将来有用。《连环》里的连环懂得左右逢源，沉默是金。

　　    由于生活在香港社会里，他人并不可信，一切只能靠自己。亦舒似乎已经解决了活着为谁，可以靠谁，这类迷惘的问题，有一种独立自主、向往平民化的倾向。亦舒歌颂、赞美那些靠自己能力吃饭的人；那些活着很不容易，但依然活过来的人；也歌颂、赞美那些索取少，贡献大的人。如《胭脂》里的杨之俊，拒绝做男人的附庸，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社会尊重。在《曾经深爱过》里，亦舒褒扬那个敢回内地东北，像男人一样工作的理工科博士邓永超，以她的才华、能力和坚强，对照出有品味的香港小姐利璧迦一无是处。而巨富勖存姿的女儿最终厌恶了自己的家庭，回北京教书。

　　    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有传统观念中认为的污点，不良少女、妓女、离婚女人、婚外情人。由于亦舒立足于金钱关系、财富魅力、强者人格，不认为她们有错，因而对她们也很少有直露的谴责与批判，也不人为地设置一个恶有恶报的悲惨结局。在《寻找家明》中，十四岁下海的红牌阿姑，二十六岁就上了岸，有了自己的酒吧、别墅、小车，活得像公主一样。她说：“你还想打救风尘女子，你看的小说太多了，现在不是啼笑因缘的时代，我们并不苦，苦的是你们。”她对笔下有污点的人物充满了爱怜，她以博大的爱心对她们为求荣，为改变自己不公平的命运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她们天赋的善良、美丽、聪慧由衷的赞美。生活的磨难使她们聪明、敏感、世故、老练。正如书中喜宝自语：“这难道是我的错？过分的聪明，过分的敏感。我们出来孤身作战的女孩子，如果不是‘踏着尾巴头会动’，懂得鉴毛辨色，实在是很吃亏的。一股牛劲向前冲，撞死了也没人同情。这年头，谁会冒险得罪人教导人，教精了别人，他自己的女儿岂非饿死。一切都是靠自己罢了。” 亦舒不责备她们，显然是认为她们所做出的一切选择，都是社会适者生存定律的结果。但作者又不能不揭示出，她们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财富、地位、名誉，最后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的必然结果。

　　    亦舒虽然通过人物的经历、遭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生沉重的一面，但她又从不让故事的主人公陷入完全尴尬的境地，她笔下的人物常常具有极强的转危为安的应变能力和超出常人的人生智能，这决不是一种浅薄的浪漫手法，我们不认为小说人物陷入苦海难以自救便显示了小说的深度，恰恰相反，我们更为赞赏吃透了这个社会的规律后，建筑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宽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失败者的懦弱眼泪，失心疯癫都不是亦舒所要顾虑的，故此，她喜欢坚强、豁达的人生态度，能在轻松自然的气氛中向读者展示洒脱而理智的生活选择。亦舒的小说既揭示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对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巨大影响，又使读者在人物形象上吸取到某些智慧，获得一定的生活哲理。同时作者对新女性行为作风的肯定，也使小说观念超越了传统的妇女观，对女性思想、智慧、独立人格、自我价值在新环境的嬗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价值。

　　    亦舒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情来写小说，除了爱情经验和生活处事态度比较真实可信外，其它都很天马行空。作为新闻工作者，她永远站在生活的制高点上，有窥视别人生活的便利。她潇洒的叙述来自于她繁忙而广阔的日常生活。她的小说追求艺术的娱乐性大于遵循世事的本来样子对生活进行详尽描述。比如《喜宝》，夸张勖存姿的富裕，乘私人飞机，在苏格兰买下整座堡垒，送首饰送欧洲最受宠的情妇杜白丽用过的项链等，却隐去勖存姿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发家史，单独以外室爱情的故事，显现当代香港女性的处世态度。亦舒的这种写作手法产生于生活富足，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蓬勃向上的社会环境。她的小说对读者有很好的心境修复作用，读她的小说是一种休息。亦舒的小说每一部都有很好的故事结构，她的小说风格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泼辣、干练。她去掉了许多写小说的繁文缛节，以幽默、机智、俏皮的对话推进情节，但还是显示出了较深的文学修养。

　　    四 林燕妮的言情小说

　　    金庸曾经这样评介林燕妮的小说：“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然则，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也是痛苦的眼泪，虽然，轻柔的手帕永远擦不痛眼角。[7]”金庸对林燕妮爱情小说的评介很中肯。林燕妮的小说表现的是现代都市里物质生活比较优越的女性的生活。

　　    林燕妮主要小说作品有：《痴》（1981年）、《盟》（1982年）、《缘》（1987年）、《浪》（1988年）、《冥约》、《送君何处》、《都忘记得起》、《青春之葬》、《为我而生》、《他在我的房间》、《雪似故人人似雪》、《仙奴》、《铁蝴蝶》、《空江烟浪》。

　　        

　　    她虽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平庸小事，如因和丈夫赌气而发生的红杏出墙，怨妇们的嗟叹，艺员们的争风吃醋，但她小说所表达的气氛，从美学角度看，很能表达香港大都市的特色——衣香鬓影、灯红酒绿，因此她的短篇爱情小说集《痴》和《盟》是香港艺术家联盟的获奖小说。

　　    林燕妮的小说很铺陈恋爱的表达方式，张家荣约女朋友吃饭，就两个人，要订一间雅厅。俊书和女朋友坐火车，要买下那班夜车的全部车票（《晨访》）。玫瑰、时装、美酒、香水离不开叙述的字里行间。然而，以这种方式恋爱的女人，还是有无可奈何的惆怅，排遣不了的愁闷，这样的描写使林燕妮的小说有一种香艳的风格，难怪金庸说，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

　　    林燕妮小说里的爱情，发生在平和冲淡、雍容华贵的环境里，她写爱着的女人的娇嗔、妒嫉、神经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失控行为。如《短短的梦》，快结婚的诗丽去美国玩，对邂逅的尊尼充满了旖旎的幻想，一夜情之后，他们分手了，诗丽结婚的时候，尊尼写了几个字来：“假使你认为对不起他，你要记着，我们也没有对得起自己，我们没有给自己时间。” 又如《除夕》，静然红杏出墙，“躺在浴室跟卑下的贼子做爱”，为的是报复不再爱她的丈夫。再如《爱情再见》，绿薇工作很努力，但她是电视台的配角，绿薇重心不重金，但她只是韦彬的外室，绿薇讨厌在任何人眼中都没有地位，她东歪西倒的指着韦彬的睡衣说：“从今以后，你付钱！爱情不收！”

　　    林燕妮的小说从来不刻意表现都市人的优越性，但从她笔下人物言谈举止不经意流露的礼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有教养、绅士风度。这是一种意至心随的境界，与审慎的、克制的爱情无关，相反林燕妮对因爱而导致的人性扭曲有成功的表现。《缘》里的方璧君因得不到男朋友完整的爱，状态像个精神病人；《痴》里的悠悠用烟蒂烫男朋友；不管是方璧君还是悠悠，这些人本身都是很有教养的——从事高尚的职业，有很好的出身。林燕妮在关注有钱太太、小姐的爱情纠葛时，也反映自食其力者的优越，维护了低身份的男艺员，买花女在有钱太太、小姐、公子哥儿面前的自尊。

　　    优越的林燕妮写的小说，风格基本上是沉郁的。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偶尔会是小时候失掉亲人，从底层干起，吃尽苦头，最后取得成就的人。这很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原则：因为深知世故，生命力强的，不会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只能是不甘心自己处境地位的人。《浪》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与命运搏斗的动人故事。杜安世自小失却父母的慈爱，无依无靠，在苦海中争扎成长，终于，年仅二十七岁当上了“广视电视台”的节目总监，可是，营业总监古奉良企图竞夺总经理职位，利用女艺员制造桃色绯闻，故意中伤陷害他，后又卑劣地破坏杜安世的婚姻。，事业与爱情卷起了一重又一重的风浪，杜安世不甘心被巨浪吞没，奋力争扎。

　　    《缘》借助爱情故事，写出了人性的善良和丑恶。范斌是个电影明星，他出身低微，没父没母，十四岁在片场做工养活自己，虽然他赚钱很多，观众也很敬仰他，但贵族阶层是排斥和蔑视他的。他爱富家女文宓，文宓想占有他的感情，又嫁给门当户对的石建国。倒反而是看着他长大与他同阶级的二流演员朱丽莉和贵族的私生女宁三给了他最多的爱与同情。朱丽莉生了他的女儿，却没有要妻子的地位，还处处维护他的声誉，不承认自己和他的关系，希望他有更好的前途，认为自己配不上他。宁三在他失恋之后维护了他的自尊，怒斥文宓：“范斌不会跟有夫之妇通奸。” 林燕妮借这个爱情故事道出了道德的谁高谁低——有教养的贵族的虚伪霸道，平民劳动者的无私善良。然而，林燕妮对文宓也没有作漫画式的描述，这个香艳的成熟女人，可以得到两个男人的爱情，自有她的条件，她有钱有貌又体面又懂投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宠儿。然而她并不幸福，在社交场合，石建国先生夫人光芒四射，背地里文宓爱范斌多于爱丈夫。

　　    从选材来看，林燕妮不是为了道德批判而构筑故事的，她所有题材的选择和《缘》同理，只因为一个孤独男人的自我奋斗以及和他相关的几个女人的脉脉温情，对照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而显得格外凄美，这样的选材角度，才符合文学创作的要旨。所以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林燕妮极尽铺叙的是那随时可能结束的美丽温情，以及随着范斌生命终结而来的无尽怀念。

　　    范斌的英年早逝，体现了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生存带来的沉重压力。这种压力也使人际关系变得畸形，文宓倾倒于范斌的色艺，但他们的爱情并不是纯粹的，与金钱无关的，文宓除了是范斌的情妇，也是范斌的投资顾问。在《浪》中，杜安世的母亲为了一张长期饭票，嫁给一个男人，竟遗弃了自己的儿子，古奉良为了获得一点心理满足，弥补失败婚姻的不幸和工作上的失意，引诱了对手杜安世的女朋友。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有很多因潜意识作怪而引起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自己受损的实际利益。

　　    五 西茜凰的言情小说

　　    西茜凰，原名黄绮莹，广东澄海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英文系。任职于香港某大机构行政主任，业余从事写作。西茜凰写得好的那些小说，是个人主义创作的典范，作者的欢喜和失落都因为个人命运，反映狭隘的个人经验又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是因为她的生活本身就有着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她写的大多数是学府和白领阶层的恋情。主要小说作品有：《情爱神话》（1991年）、《爱情童话》（1978年）、《经理与信差》（1989年）、《酒店星光》（1991年）、《政客情花》（1989年）、《中性年代》（1993年）、《雪地恋曲》（1989年）、《狂恋曲》（1992年）、《共醉天涯》（1992年）《浪子倾情》（1992年）、《末世之恋》（1990年）、《梦断非洲》（1991年）、《纽约最后一宵》（1990年）、《博士情泪》（1987年）、《长官小传》（1987年）、《多情北京》（1990年）、《优良情人》（1990年）。

　　    西茜凰的《大学女生日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它以日记体的形式，实录了香港新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有一种自信和蓬勃向上的气息。

　　    青春不仅是T恤、牛仔裤、长发飘飘、性格开朗、无忧无虑，更是一种装不来气质和心情。西茜凰的《大学女生日记》，用本色的青春诉说，免去了形象塑造的困苦，坦白了自己横溢的青春心情。小说保持了难得的稚气、单纯和坦白。主人公的形象自然而健康，对师长直陈好恶——诗美学讲师害羞、无架子，因此喜欢他，教现代小说欣赏的英国女老师，计较小器，因此不喜欢她。对友情宁取潇洒的君子之交，平时独来独往，真正愁眉不展时，又可以找到促膝长谈的朋友。

　　    做学生的，首先要专注学业，学得好坏主要靠自己，主人公显示了她特有的悟性和聪明。到图书馆借参考书做作业，被别人捷足先登，只好作此想：“文学见解贵乎有创作性，前人旧论虽可作参考，读多了反成因循而无新意的应声虫，不看参考书也罢。……心中已盘算着如何以自己的见解，挥就一篇令人信服的文章，……至少省下检看一大叠发黄参考书的时间，而能专注研读小说本身。”这样的学习方法使她受益匪浅，以至于那个眼中只有男生，与她有芥蒂的，教现代小说欣赏的英国老妇人，一次又一次地给她的作业打“A”。羡煞了其它的学生。

　　    生活在朗朗读书声中的学生，也是社会的一分子，隔着高墙深院也可以听到许多社会之声。如世界电影展、捐血、穷国的难民问题、性开放、香港小姐竞选，主人公始终坚持了自己纯真略为正面的形象。积极捐血，不象荣姑那样性随便，虽然有点虚荣心但最终胜利的还是实际的生活态度。最可贵的是她自愿过迫使学生脚踏实地做人的苦学生生活——必须自己赚取生活费。“每周一次的播音兼职，一个月有数百块钱，总比替人补习好一点。自小常替人补习，看学生面色之外，还要看家长面色。”这使得主人公在花花世界中保持了自立、节俭的品德。

　　    恋爱是校园中的一股暗流，腼腆的诗美学讲师，细腻的“小才子”，有志气的辉，实干的恒，面对许多的追求者，主人公自然而大方，她珍惜每一份感情，并对他们报以同样的好感。但对于爱情，主人公有自己的理性观念： “假如那男孩子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而我仍然愿意与他浪迹天涯，四处为家，那他就是我真正喜欢的人。”为此小说塑造了祖，他外貌俊美，出身富有，聪慧博学，心态健康，是众女钦慕的男“校花”。但女主人公凭着自己的自尊好学，得到了祖的欢心。作者在变态，扭曲的社会中，追求健康自然的东西，甚至为此而看轻剑桥博士，她贬低为学位而学位，为金钱而金钱的生活。对于复杂肮脏的现实社会来说，校园是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作者对健康、自然人性的描绘，为不健康的社会亮出了一个尺度。然而，作者的明星姿势和自恋的心理也妨碍了她成为更好的作家。

　　    西茜凰是个本色的作者，唯其本色，才以个人主义凸现了香港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大学女生日记》塑造了香港当代大学生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要经过社会的检验。社会是复杂的，《第八夜》就反映了作者面对社会时的心理落差。女主人公是个婚姻的失败者，作者原来健康的性观念，在失恋痛苦的挤压下变了型。《第八夜》描述的情场倾轧，到了无耻的地步，第三者用尽手段去抢别人的丈夫——色诱、公开奸情、写信给老板，蒙在鼓里的女主人公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失去丈夫的，她奋力挣扎，内心却承受了更多的失望。作品写出了婚外情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发生、发展的历程，反映了香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婚姻颓败的情况。最后受害者的复仇——用枪杀了抢了别人丈夫的女人，让读者觉得十分的解恨。《第八夜》保持了西茜凰十分自我的创作心态，是毫不犹豫地表达个人意气的作品，是高扬个人主义的典范代表作。但同时这种个人主义又因有相应的体验者，而获得了群体的共鸣。

　　    创作中，生活需要提升以表达某种思想，很少有人像西茜凰这样把实录的生活作为文学的。当然西茜凰的创作与她的修养有关，她的生活本身就有着一定的典型代表性。然而生活阅历少，过早成名，都是局限，限制了她创作更为气势磅礴的作品，她只好在生活题材枯竭了后，创作买钱的行货。

　　    西茜凰成名以后基本上走一条高修养的文化人写爱情偏色情的路子，一流的文字，写香艳的生命过程。许多故事反映知识分子的恋爱方式，如《情爱神话》、《爱情童话》、《博士情泪》、《梦断非洲》等。主人公从一个恋人走向另一个恋人，有很好的买点，思想价值却不高。例《梦断非洲》是一个歌女衣依玲和在香港大学做研究的旅非医生文可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文可为知识分子不滥情的恋爱态度，大段的色诱和床上生活描写暴露了作者追求发行量的倾向。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第八夜》中，这部小说写的是情场的倾轧，大众情人林森的情场经历，情欲心理被强调、注视。由于西茜凰津津乐道于情场的周旋、情欲的展现，她的许多作品除了给人彬彬有礼的香港人性随便的印象，就没有什么是值得讨论的了。

　　    六 李碧华的怀旧小说

　　    李碧华的小说有明显的难民立场，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这个难民避难所的产物，表达了被时代抛弃的一群的思想感情。李碧华的小说喜欢展现被历史陈封多年的个人命运，以满足现代人的猎奇心理。这些个人命运又同当时历史的大事件相联系，人物是当年事件的见证人，他们经历的历史事件，又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他们的本性。

　　    对李碧华小说是否流行小说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争论。一九七六年秋至今，李碧华任职记者、编剧。她的职业决定了她把新闻记者迁就大众的敏感和编剧善于制造戏剧性的故事的优点结合起来，创作了一些审美价值很高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有吸引读者的故事，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学价值。李碧华的小说写的不仅是社会表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所引起的纠纷，更深入到人的心理层次，写政治，经济压力下人性的变态扭曲。

　　        

　　    由于李碧华对人的爱欲意志的变形感兴趣，她的故事的选材都很极端，例如同性恋，性变态等，但也由于她写的都是健康人性被摧残的过程，因此她的故事也很感情，往往能获得震人心魄、摧人泪下的效果。由于过分重视以情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李碧华的小说也很难用现实主义来框定。

　　    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全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身份，阻碍或限制了他们的爱情实现。面对不得不服从的社会规范，李碧华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将他们无力支配的感情，焚烧成一场场灾难性的大火，让读者面对人性的残坦断壁，感叹社会的缺陷。

　　    中国有一段西风东渐的时期，爱情很泛滥——性有多压抑，爱就有多泛滥。李碧华有感于过去爱情的奢华，创作了《胭脂扣》（1986年），以对照爱情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生活原则下的萎缩。李碧华极力写得娇贵的如花，实际上是一个命薄如纸的妓女。“一架长班车(私家手车)载着千娇百媚，滴粉搓酥的倚红楼名妓，招摇过市。她又上班去了。阿姑的长班车，座位之后竖了一支杂色鸡毛扫，绚缦色彩相映，车上又装置铜玲，行车时叮铛作响。” 妓女的身价由她们的美貌和气质来决定，公子阔少在她们身上赌的是面子，讨她们欢心为的是赢回自己的被肯定。“正式婚姻尚且讲究面子，不肯贴大床，作为一个饮客(嫖客)，居然送给老契铜床，而这一座“炮垒”，由‘众人妻’的妓女承受，每晚有‘水流柴’般的人客穿梭往来，春色透牙床，春眠不觉晓。”爱慕如花的十二少就送了铜床给如花以讨她的欢心，昔日被人瞧不起的妓女拥有最虚荣的爱情，现代人在她们面前只能自叹不如。

　　    然而，奢华的爱情背后有它实际的原因，爱情被李碧华冷冷的笔调一写，利他、牺牲等绚丽的泡沫便被吹破，变作掺杂了许多自私自利杂质的虚荣。然而虚荣毕竟代替不了实际，无论名妓如何排场，娇贵，都改变不了低贱的地位。“做妓看不起娼，娼看不起穷人，穷人看不起乞丐。末了，乞丐反看不起妓来”。贱格的如花要攀上尊贵的十二少，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十二少的家人所接受。二人只好决定服毒殉情。如花悉力以赴，十二少临阵退缩。许多年以后黄泉道上的如花回来找十二少，只见他已变成色衰爱绝的老道友。女鬼一时想到：“时闯播弄一切！人间掣肘多，只有鬼的缠绵，是毫无后顾之忧的。”

　　    李碧华将这个不能爱，勿宁死的故事，放到当代香港社会来观照，又衬出了当代人爱情的苍白无力。书中常以过去的如花和十二少跟现在的凌楚娟和袁永定的爱情相对照，处处教人觉得今不如昔，“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当年塘西始有真爱。十二少送给如花的对联花牌，令袁永定觉得“不啻高手过招”成了他的讽刺，映得他手段不高，不懂讨人欢心，使女友若即若离。如花和十二少为情自杀更是恋爱的极致，教凌楚娟“无限艳羡”。相比之下，这段今日恋情更显窝囊。爱情的培养需要时间和修养，现代人的生活匆忙，实际，不易栽培爱情。因此袁永定自省到：“当年我怎么欠缺了一个轰烈地恋爱的对象？——不过，如果有了我也不晓得。‘轰烈’这两个字，于我甚是陌生，几乎要翻查字典，才会得解。”资本主义社会保住和争夺财产消解了爱情，“难道本世纪没有单纯的恋慕，生死相许？难道爱情游戏中间必得有争战谋略，人喊马嘶之局面？”

　　    李碧华的另一篇小说《凤诱》（1987年）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性别权力的倒置。机会平等使女人在都市里的角色有可能超过男人，而男人会变得萎缩。谭冠是一个被能干的妻子压迫的男人，“我在她（指妻子）的英明领导下，游不出魔掌，永不超生。堂堂一个男子汉，连做错事的机会都没有？真是天理难容。终有一天，给我遇上投怀小燕，就够她瞧了。”小说以荒诞的情节．加入了谭冠和一位古代女子的缠绵。告诉读者，人人都有这种舒展爱欲的倾向。作为心理医生的谭冠，如常地接见病人，静听他们对自己的失恋、失意、失落、失身、失败的倾诉，故不会失业。他告诉他们，这是大都市中常见的“忧郁症”，每个人都觉得生活有欠缺，但一时又说不出来欠缺的是什么？是一点浪漫，一点童真，一点出轨的自由，一点意外的惊或喜，生活乏善可陈，大家渴望有变，却不敢变得太多——怕无以回头。作品把已是落去之花的痴情、懦弱的旧式女子和过于强悍的新式女子作了比较，坦白了现代男人失落、孤独、压抑的内心，男人无论是对牢一个旧式女子，还是对牢一个新式女子都会觉得不完美，都会厌烦。

　　    压抑人性的不仅是社会风俗，政治因素也是其中之一。《秦俑》是一部超越时空的浪漫奇情故事。秦始皇的淫威可以灭绝人性，但秦天放与冬儿的一腔真情，却经受住了苛酷的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虽然冬儿被活活的火祭了俑窑、秦天放也惨遭被泥封活埋为秦俑，但他们的爱情超越时空，“过了三千多年，还志矢不移”。而秦代基业，却因秦始皇的乱杀无辜、刚愎自用、独裁专制，一瞬间化为了尘埃、烟云。

　　    李碧华以个人的命运与政治构成冲突，有时候指责强权，有时候修正个人，而文明与爱欲对立，个人被政治压抑，却是她说不完的话题。从人道立场说，文明不必抑制人的本能，而应当允许这些本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使人尽可能获最大的快乐和满足。但荒唐战乱的社会背景，往往压抑、扭曲人性。因此，李碧华在《霸王别姬》（1985年）和《川岛芳子》（1990年）这两篇小说中，把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冲突限制在战乱的社会背景中。

　　    《霸王别姬》和《川岛芳子》是两部人性在艰苦的生活中逐渐被扭曲变型的故事。《霸王别姬》戏中有戏，假戏生真情。“虞姬”和“霸王”，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爱情故事。《川岛芳子》是一个要忘记自己的“公主”身份，以男儿气慨完成政治赋予自己的使命的女子。性别的错乱，使他们欲爱不能，走上了孤独．艰难的人生之路。男“虞姬”执着的爱情和“男装丽人”艰难的复国之路，都是极端的例子，他们的生命轨迹，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绚烂，也看到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

　　    《霸王别姬》中的段小楼和程蝶衣，从小因为家里穷困被父母送入戏班，在师傅的严厉调教下，他们互相帮助，相依为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程蝶衣因为长得细小、清秀，在京戏中分配饰演女性，从此也失掉了作为男子汉的身份。他像地位低下的女戏子一样受尽了男性的欺凌，渐渐地也认同了自己扮演的女性身份。他爱上了阳刚气十足的同伴段小楼。他们俩人合演的《霸王别姬》极巧妙地暗示了他们的关系——虞姬对霸王的生死相随。然而段小楼却是个真男子，他只爱真女子，而忽略了程蝶衣的爱情。段小楼结婚之日，程蝶衣心如死灰，在袁四爷的淫威之下，他接受了屈辱的交易，内心却变态地认为自己报复了段小楼。三角恋爱的爱情，注定了同归于尽的命运。一生都不能像菊仙穿一袭红衣裳嫁给段小楼的程蝶衣，只能不断扮演“贵妃醉酒”，真情的寄托让不懂国剧的日本人也看得如痴如醉。程蝶衣的生命注定是“游园惊梦”中，将开遍的姹紫嫣红，全都付与断井残垣。作者巧妙地以日伪统治、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程蝶衣的自甘堕落，以及他的爱、妒、恨。“虞姬”几度自刎，“霸王”家破人亡。两“罪犯”押赴天南地北，几成永诀。原本是生死相随的爱情，结果是两败俱伤的结局，不要说《霸王别姬》的人物在特殊职业中的悲剧、生不逢时的时代悲剧，先是情感的纠葛，就已经让人唏嘘不已。

　　    《川岛芳子》塑造的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女子，强者人格在亡国的压力下格外醒目。她出身显赫，是大清肃亲王的十四格格，然而，“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个略有“英气”的女孩，被父亲指派承担恢复清室的使命，从来责任都只和男子连在一起，这个承担了政治责任的人却是个女儿身，她做女人的本能被强烈的政治责任摧毁了。有政治野心的日本义父，为了去掉她谈恋爱可恃的资本——处女身，强奸她，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北支派遣军司令宇野骏吉对她突然的性侵袭，都包含了她失去独立人格，为政治意图破釜沉舟的暗示。她放弃了女人最要紧的——爱情、家庭，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8]”她终于穷途末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作品写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她穿上男装，热衷于政治斗争，表面不断背叛自己的女性身份，其实潜意识里十分留恋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为政治目的随便和别人上床，却摆脱不了潜意识里爱情专一的心态，“乳房上的一颗红痣不让任何人看”，她打自己的那一枪留下的疤痕是她决绝女性身份的标志，是她和她所爱的男人的一点秘密。但那个男人已不再在乎她了，她致使他变异和堕落，她对他也有一份责任。她把卖隐私的钱分一半给他，希望他振作。她引诱他，把其它的男人教会她的“到头来，千锤百炼，送还予初恋情人。”川岛芳子这个略有英气的女人，撇开附在她身上的清政府势力不谈，就人格上看，比懦弱的溥仪皇后——婉蓉好很多，但政治无情，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她，最终逃不了被暗杀的命运，再优秀的个人，在政治面前都不值一谈。只有爱情救她，那个男人愿意用生命换取她的生存。这个结局对疏离爱情，投靠政治，丢失女性身份，向男性身份靠拢的她，真是莫大的讽刺。历史上，川岛芳子由于倒行逆施是个遗臭万年的人物，但李碧华旨在分析政治环境压迫下扭曲的人性，于是川岛芳子也就成了一个具备了审美、教育、认识、娱乐等多种功能的艺术形象。

　　    李碧华在创作《霸王别姬》和《川岛芳子》时，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路子，以人本的态度对某些观念进行挑战。历来已成规则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不可颠覆的，诸如法律和爱国主义，然而，在特定的时刻里，这些东西却扭曲人性，是病态的，不健康的。

　　    个人意志与秩序的冲突，是带根本性的难以解决的人性问题。生活在香港这个个人主义比较张扬的地方，李碧华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关键的是李碧华笔下的个人意志是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偏执的政治形势下，它没有藏身之地，尽管它企图冲破重重压力茁壮生长，但那种垂死挣扎的凄凉的美，只提醒了我们以人道立场不断地校正秩序本身。同时，李碧华也写出了个人意志在改朝换代的惨烈变更中彻底毁灭。

　　    李碧华的《诱僧》就通过朝中大将石彦生的命运，对秩序和个人生存提出了质疑。石彦生是个守规矩的忠臣。李世民为了夺嫡，不惜亲手把兄弟干掉。被卷进“玄武门之变”漩涡的朝中大将石彦生，因洞悉内幕，不甘俯首称臣遭朝庭通缉。他走投无路之际，遁入佛门，剃度为僧，但仍无法摆脱被赶尽杀绝的命运。他开始对原有的是非忠奸观念表示怀疑。如果他当初救驾把李世民杀了，他们是不是也会像当朝者一样风光，“成者为皇败者寇，当他们奉命去追杀‘叛党’之际，一定也理直气壮。”可惜当初不悟。效忠朝庭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甚至辜负了爱他的红萼公主。君臣观念因为对世事的洞悉破碎了。那么人生是否就可以寄托于爱情？否！一个雍容冷艳，貌似红萼的神秘女人出现了，依然爱着为他而死的红萼的石彦生险些不能自持。但这女人是为杀他而来的．是当朝歼灭他的一着棋。长老为救他而开了杀界，多年修行毁于一旦，来世只能再变为人。权位、生死、爱恨、名利在石彦生心中曾经那么重要，但而今他的内心空无一物。

　　    与《诱僧》（1995年）的出世思想相反，《生死桥》（1995年）写的是爱情和事业在俗世中的毁灭。对事业的追求因爱情而起，唐怀玉一心想演好戏，进入那高人一等的境界，风光给红颜知己宋丹丹看。他深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熏陶，男人要成就大事业，伤了痛了不吭一声要硬撑，不能在女人面前出丑。然而，当唐怀玉在上海红极一时之际，却命犯了桃花，那个当红的电影明星段娉婷看上他了，她百般诱惑，他不能不就犯。璀璨的舞台后是龌龊的世界．分不清是男盗女娼，抑或女盗男娼，曾经包过段娉婷的“乐世界”的老板金啸风，眼看段娉婷爱上了别人，妒火中烧，决定报复。唐怀玉就此断送了前程。

　　    与唐怀玉一样，金啸风也是个铮铮的铁汉，不过他更为阴险，更具谋略。他强要了的小满自杀了，他心中也留下了一块心病，潜意识里他在寻找他生命中的“妻”——小满，他的初恋，那一碰就碎的爱情。他有无数女人，但总得不到任何一个女人对他天长地久的爱心，

　　        

　　    她们的心都另有所属。正因为得不到女人，他才猛烈地要钱，他的事业兴旺发达。宋丹丹出现了，他在这个刁蛮的乡下女子身上得到了某种补偿，但她是他的一个危险。宋丹丹爱的是唐怀玉，金啸风的爱情足以使自己致命，他赔了钱财．又赔了生命。

　　    《生死桥》中有无数个因爱欲残缺而引起的劫数，这些劫数全导致了人性和事业的毁灭。宋丹丹的心理残缺因唐怀玉而起，她是金啸风的劫数。唐怀玉追求事业，但段娉婷的爱欲是他的劫数。金啸风有心病，宋丹丹成了他的劫数。段娉婷是赢回了自己所要的东西。但那样的赢与失败无异，她留住的男人——唐怀玉是一个心有别人且双目失明的人。一切你争我夺，相生相克皆因欲望而起，欲望无视秩序，幸运的只是平庸的人。作品以并不怎么优秀的宋志高的最后走红说明了这一点。

　　    李碧华小说热衷的个人与秩序冲突的主题，只能产生在殖民地香港这样的地方，只有香港人，才会无视政治，对历史提出那样的质疑。

　　    无庸置疑，李碧华一直把她的小说当作艺术来经营，审美价值、娱乐价值都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为了构成冲突，她不惜时空交错，人鬼同台，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在讨好读者的同时，尽量使作品获得深度。

　　    七 钟晓阳的平民小说

　　    钟晓阳，1963年生于广州，同年随父母定居香港。1981年赴美国密西根洲立大学读文科。主要小说作品有：《停车暂借问》（1981年）、《流年》（1983年）、《细说》（1983年）、《柔情》（1985年）、《二段琴》、《爱妻》、《翠袖》、《突兀》、《荔枝熟》、《卢家少妇》等。

　　    钟晓阳的小说通过爱情反映市井平民的日常生活。庸常的情节有如普通人唠叨家常，老夫到内地来娶少妻，一生独居的二胡师傅，邻家少男少女的爱情，等等，但隽永、典雅的叙述，内冷外热的传情，云谲波诡的情节，都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赋予了香港当代市民琐碎的生活浓郁的文化气息。钟晓阳的小说写得老辣而富于感性，内容大都围绕人的感情，心理变化以及人际关系展开。善于揭示人性的自私。在展现爱情的美丽的同时，也冷静地告诉人们，这种感情的脆弱和易于消逝。

　　    钟晓阳的小说保留了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但运用的是书面语言，雅致、从容不迫，温柔敦厚。由于作者基本采用时间单线型的描述方法，情节单纯，背景少，故她笔下的爱情故事很纯粹也很丰满。《停车暂借问》题材纵跨了很长的时间领域：从抗战到当代；也横跨了广阔的地域：东北、上海、香港、美国。但不管她运笔去到什么年代，什么地域，小说中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爱情故事。小说以主人公宁静，一生的三个爱情故事组成：第一部“妾住长城外”，写的是宁静与日本少年吉田千重的初恋。第二部“停车暂借问”写的是宁静和林爽然的一次很成熟，很灿烂但又不得善终的爱情。第三部“却遗枕边泪”写宁静晚年与林爽然重逢相恋又分开的故事。虽然作者在描写这些故事时采用了很多精彩的细节，也运用了很多诸如误会、计谋、错误、意外、巧合等手段使情节显得跌宕起伏。但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采用一种水平系谱的形式来表示：男女主人公结合的愿望，这个愿望实现过程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战争、误解、第三者插入，爱情错过后男女主人公内心的孤独。这种从美好的愿望始，经过世事的分扰，终以遗憾结束的故事，揭示了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脆弱，以及事与愿违的不完美的人生。钟晓阳把生命中间歇出现的爱情审美化，并扩展到整个人生领域，更强化了“寻好梦，梦难成”的人生缺陷。

　　    钟晓阳善于写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11]”她的心理描写，大多数是这样的愁思。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提出了“爱欲”的概念，他指出：“爱欲的解放决不能等同于性欲的放纵。虽然弗洛伊德没有明确区分爱欲与性欲，但两者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性欲仅仅是关于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谴等其它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个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12]”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些爱欲意志强烈的人，为情的实现而敢作敢为，为义的不能尽责而宁愿忍受孤独，而且一生一个目标，一生一次恋情。然而由于他们比较在意他人和自我之间的平衡关系，所以他们的爱情表达是含蓄内敛的，苦了的是他们自己，于是在灰暗的现实的世界上便一个个都像投错胎似的鲜明夺目，又身世堪怜。这种不中庸的生死恋是钟晓阳小说人物的共同特色。《停车暂借问》塑造了直到老年还要还情的宁静。《二段胡》塑造了为了年轻时的一段情，决定独守一辈子的莫非。《流年》写江潮信留学美国，寂寞中与香伦相恋，但实际上又念念不忘自己的童年女伙伴叶晨的故事。《爱妻》是主人公天良因婚姻出错而向死去的妻子忏悔，那种悼词式的悲哀惯穿小说始终。钟晓阳小说中的情节，写出了许多人的感情生活经历，与之结合的那个人，往往不是最早，最满意的那个人。情况千差万别，原因多种多样。由于人们社会处境不同，在动荡的时代里，每个人生活道路上都充满了坎坷、意外和波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由于强大的习惯势力，由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