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英文范文

栏目:小说资讯  时间:2023-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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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英文篇1

  吴清辉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并获化学工程学位及化学硕士,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获化学博士。吴教授在化学领域“多相催化”和“薄膜科技”方面的研究,深得海内外学术界的称许。他在香港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从事高等教育近四十年,于2001年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2010年8月从浸会荣休后,全力担任UIC校长。

  12月17日,应UIC招生办邀请,《高考金刊》记者赴蓉城参加UIC校长成都媒体、家长见面会。参会之前,记者在网上了解到UIC有一个长长的名字――北京师范大学一番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简称UIC)。这是中国校名最长的大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携手创立于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是首家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这到底是一所怎么样的大学呢?带着好奇,记者走进了UIC。

  一场特殊的聚会: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在笔者的印象里,内地不少大学校长一般在开学讲一次话,毕业讲一次话,和学生座谈的机会很少,更谈不上毕业后保持联络。很多学生读书四年连校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吴校长却在百忙之中,联络了UIC在成都工作的几位毕业生,与他们共进晚餐。

  在校友会上,有五位UIC的毕业生,他们的面孔还比较青涩,都是大学毕业一两年,刚刚进人企业工作,其中的四位是商科毕业生,就职于成都的银行系统,还有一位校友熊浩然学的是新闻专业,就职于华西都市报。

  吴校长向校友们亲切询问了他们是如何通过面试、成功就业的,几位学生的回答都一致:“在单位的群体面试中一次性通过!找工作很顺利。”在他们的求职经历中,虽然很多单位的HR都没有听说过UIC,但通过他们的介绍,HR们对UIC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全英文的授课方式非常感兴趣,因此对UIC的毕业生格外青睐。

  吴校长问:“你们觉得是不是和其他学生不一样?”就职于农村信合银行的陈菲菲回答:“对的,UIC毕业的学生的确与其他学生不一样,在学校里,我们学习了如何通过面试。如何在工作中与人交流、合作。当其他院校的毕业生都还在工作中被动地听领导安排指挥,我们已经能够主动积极地承担工作任务,解决问题。这些能力的获得都与学校对我们的全面培养是分不开的,”有趣的是,就职于华夏银行的一位校友,因为表现良好,受到领导赏识。又将她的好朋友,也是UIC的同班同学一起招至华夏银行工作。

  吴校长对校友们的表现非常满意,在席间对他们表达自己的期望:“每一个学生都是大学的名片,你们就代表了UIC的信誉,如果你们表现良好,就把学弟学妹的前途也带出来了。在日本政界。有80%的政府官员都出自东京大学,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校友网络,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种校友网,不是走关系,拉帮结派,而是相同的教育背景、相同的教育经历,带来同学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认同。UIC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学校也可以拨出一定经费,帮助成都校友会早日建立起来,加强UIC在内地的影响力。今天你们以UIC为荣,明天UIC以你们为荣!”校长的关心让在场的每一个校友都深受感动。

  据UIC招办主任林群英介绍,2011年UIC的第三届779名毕业生大多数选择读研,并有愈六成被国外及香港知名高校录取。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华威大学、美国杜克大学、波士顿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另外,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也纷纷被著名跨国企业、国企、政府等企事业单位录用,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央电视台、广东省气象局财务核算中心、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渣打银行等。

  一所特立的大学:大学之大,非大楼也

  是什么原因,让一所2005年成立的大学具有如此的成就,吴校长为我们讲述了6年多来UIC创办的艰辛历程。

  2005年,响应国家多元化办学的要求,UIC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合作办学大学,由教育部特批成立,选址广东珠海。第一年,学校没有校舍,以高昂的价格租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校舍。因为办学基础薄弱,广东省教育厅在其招生第一年只批准了三本线招生,招收了280个学生。当时办大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经费不足还是其次,学生听不懂纯英语授课,师生的挫败感都很强烈。但是,UIC的全体老师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全英文授课理念,直到第二年,学生们开始慢慢听得懂英文课程,学校开始有了转机。

  UIC奉行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UIC的退学率相对其他学校是比较高的,如果入学第二年GBA(学力考试水平)没有达到1.7,学生将被勒令退学,确实有部分同学还没念完大一就被退学了,所以就读UIC的学生都格外勤奋,经常学习到深夜。“在UIC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被挂科影响了成绩,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花了好多时间奋斗才把学分挣了回来。”熊浩然对挂科还深有余悸。虽然前两届是三本招入的学生,也有同学考上牛津大学的研究生。前两届毕业生优秀的质量给了广东省教育厅信心,随后的三年时间里,UIC从三本升到二本,目前已经全国统招。一本录取。成立至今,UIC已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独特教育理念的国际化大学。

  吴校长说:“知识爆炸的时代,无论你念多少学分,学得再深入,都不能保证你永远跟得上时代。所以大学的教育就变成如何教学生学东西,即‘leam hOW to leam’,学会如何学习知识比学习多少知识更重要。这就是UIC不要像填鸭式地教很多知识给学生,而是推行博雅教育和全人教育。”

  招办主任林群英补充道,目前,UIC已汇聚了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韩国、英国、法国、尼日利亚、马里等地约4400名学子,并拥有一支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师资。其中外籍教师占41%,香港及台湾教师占27%。大陆教师占32%。众多海外学生与优秀师资队伍。打造了UIC多元化的校园文化和环境:通过与国外的交流合作、交换学生、暑期进修及海外义工等方式,给予学生跨文化的体验,培养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

  UIC报考须知

  1.一本线录取,英文需达标

  作为一所全英文授课的大学,UIC对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较高,原则上录取一本线的学生,英文要求100分以上,英文应用翻译、英文第二语言教学、现当代英语语言文学、国际新闻、国际政治五个专业英文要求110分以上。

  2.学费每年6万元,可每年出国交流

  UIC的学费相对内地的大学也算是比较高的,一年收费6万元。住宿费是3400元/年,生活费与珠海当地水平相当。UIC的暑假有3个月,其中一个月学生可自由申请选择到世界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考察和交流,

  3.UIC可自主招生录取100名考生

  每年的5月1日,UIC会在网站上公布自主招生政策,同学们可以在网上下载申请表报名。在高考后的6月中旬在校区进行英文考试,考试通过可以直接录取,自主招生名额约100名。招办也会参考学生高考成绩。

  4.UIC毕业证与浸大学会含金量相当

  UIC学生毕业时获颂均受国际国内认可的香港浸会大学学士学位和UIC毕业证书。UIC的课程设置一直按照香港浸会大学的学术标准,且一直严格遵从香港浸会大学设立的规章制度和品质保证体系,

  5.奖学金制

  高考总分高出当地第一批本科线70分或以上,英语单科成绩达到127分以上的学生,第一年学费(6万元)被自动豁免:在校学习成绩满足复核要求的,还将被豁免来年学费。UIC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28号

  电话:(0756)3620209

  校长英文篇2

  一、校长用心管理学校。

  “一位好的校长能带出一所好的学校”,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头羊,他的办学思想,人格魅力如何,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通过考察,的确香港学校的校长们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心思用在学校的管理上,以先进的办学思想和激情,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师生,影响着学校的发展。

  1.打造一支敬岗爱业的教师团队。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的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的确香港的教师们都非常热爱和珍惜他们的工作岗位,把学校视为第二个家,这其中离不开校长们对他们的关心、信心和尊重。尤其把他们摆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同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如香港民生书院“民生一家亲,共坐一条船”;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校长亲自开广播,多谢获奖学生的辅导老师”;信义中学对教师们“高期望、高关心、高支持、共庆成果”。学校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教师激励机制,来提高教师们的业务水平。采取组织教师们走出去交流学习,引进来培训等策略,让教师们的学识、品行得到较大的提升,更好地配合和实践校长的办学思想,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一支业务优良和思想过硬的团队。

  2.大力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一所优质的学校必定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香港的学校虽然占地面积都比较少,但校长们都花费大量的心血把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布置得非常精致、恰当,为师生的学习、生活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如:充分利用先进的资信科技,让师生们更好地掌握知识,了解世界;设计舞台让学生表演,充分展示才艺;利用学校的电视台及时报道和传播最新的成果;利用文化长廊彰显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学生获奖成果,激励着师生锐意进取。如:信义中学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好学校的每一个地方,为师生们设置阅读、谈心浮习的场所,来增进师生们交流与合作。校长们甚至把学校的一草一木及艺术品都布置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学校蓬勃向上的朝气和生命力,为学生的学习营造了和谐、愉快的氛围。学生们在这样的校园文化氛围里学习,真正得到熏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3.关注学生的成长。

  香港的学校无论校长还是教师,都非常关注学生的成长,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识和健全的人格,以适应将来的社会环境。校长以教师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和影响学生的成长,如民生书院:对待学生做到严而有爱心,对待学习困难的学生,校长亲自见面谈心,要求学生写反思,请外来机构跟进,找对策、分析原因。如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校长亲自开广播多谢获奖的学生。信义中学为师生设置谈心和学习的地方,师生关系非常融恰。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和家长的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这些好的做法,都为学生的成长打下

  良好的基础。

  二、家校合作,形成合力。

  此次参观的三所香港学校都非常重视社会力量和家长充分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和教育中来,通过成立家长委员会,密切合作关系,形成合作伙伴,共同形成合力,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民生书院:增强学校的透明度、致家长一封信,让家长们更加了解学校,信任和支持学校,形成民生一家亲的办学理念。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要求家长尊重教师,敢于直面家长提出的每个问题,更加密切家校合作。信义中学:注重培养校长、教师、家长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相互配合,从,正面影响学生,让学生愉快、健康成长。这些好的做法,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大胆探索和实践高效益的课堂教学。

  自主、合作、探究是新课标提倡的学习方式,无论是培养学生思想品德,还是灌输书本的知识,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在课堂,高效益的课堂不在于使用多少辅助设备,关键在于教师个人扎实的基本功,灵活的应变能力,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师生互动、合作,处处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对三所中学的听课,我们发现教师课前已做足充分的准备,课堂上学生参与、师生合作,关系非常融恰,气氛热烈,具有新意,善于开启学生的思维,学生对学习感到愉快、轻松,没有多少压力。尤其是信义中学的启发潜能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四、以生为本,全面发展。

  通过参观学习,我们认识到香港学校的教育.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无论是在家校合作、课堂教学、人文关怀,还是社会实践等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见证。如民生书贸民生一家亲”、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课程设置(伦理、商业概论、经济、家政等)、体育分四社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信义中学的:启发潜能教育,让学生在教育之下,愉快、健康成长,装备学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这些学校的办学经验,让我们更新观念,明确了办学方向。

  五、考察后的反思:

  香港之行,收获甚多,开阔了视野,看到香港学校精心办学,用心管理,带给我们的震动是深刻的,触动了我们的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冷静下来进行认真的反思,思考我们存在的差距,理清我们的工作思路,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学习和借鉴香港教育的成功经验,把学校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作为校长要率先垂范,用心管理学校,善于借鉴和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理念,带领广大教职员工锐意改革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理解、尊重、信任和关注教师的成长,以校长的人格魅力和办学激情感染和影响教师的言行,努力打造一支敬岗爱业的教师团队。

  3、密切家校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促进学校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4.加大教科研力度,抓好教学常规管理,提高办学效益。

  校长英文篇3

  本次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分享了台湾著名教育家陈龙安教授、龙岗区教师进修学校刘静波校长、香港培桥书院校董罗庆琮校长、龙岗区外语学校龙岗分校邬晓莉校长、中国留学生人才基金会美国教育专家等5人的教育国际化专题讲座。第二阶段移到香港现场培训,我们考察了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真道书院、福建中学、保良局蔡继有学校,进行了观课,与师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并分别听取了丘日谦校长、林建华博士、刘筱玲校长的报告。

  在香港的培训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香港同行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呈现的效果让我们极为敬佩。

  高瞻远瞩,全球视野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校长的思想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校长的视野决定学校的发展高度。推进教育国际化,校长至关重要。

  我们在真道书院考察,艺术家与学者风范兼具的丘日谦校长给我们留下至深印象。丘校长出身书香名门世家,2002年辞职创办真道书院,开始实现他的理想。他主修音乐,精通IT、摄影等多个领域,现身兼香港教育学院艺术系顾问、香港童声合唱团顾问、香港中小学校长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等十个职务。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1999年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荣誉勋章。丘校长走遍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有极广阔的教育视野,被誉为“全球通”。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真道书院参加了国际及跨地区认证委员会(简称CITA)设立的国际认证程序,2009年CITA加入世界教育质量促进联盟(简称AdvanceED),真道于2009年年中通过评审,获得颁发了为期五年的教育认证,成为香港首间在世界教育质量促进联盟(AdvanceED)成立后正式加入的学校,在国际教育认证的路途上担当先行者。

  教育国际化,除了校长的办学理念要与国际接轨,更要求校长要有教育家的情怀,对教育有执着的追求和爱。正是由于丘校长的这份情怀和执着,吸引、感染着一大批社会精英放弃已有的高薪和成功事业,转而从事教育,与丘校长一道齐心协力,让真道书院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办学颇有特色、成绩卓著的国际学校。

  深入推进,改革课程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要深入推进教育国际化,课程改革是关键。

  真道书院在这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实践“2+5+4”的11年制完成中小学“直通车”模式,把学生从入小学门到进大学门的课程进行有效的统整,形成一个稳定、连贯、持续的学习系统,而省了过去学段中存在的过渡、重叠的问题。“2+5+4”即基础阶段2年、拓展阶段5年、通达阶段4年,而且每个阶段都各具特色。基础的2年以建立学生好学、乐学的态度为主要目标,让学生在学习初期,培育自学、自理和自省能力,体验知识与生活结合的乐趣;拓展的5年是整个11年课程的核心部分,通过语言、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资讯科学、艺术、体育与健康、德育、宗教教育等学习领域,巩固学生学科概念,掌握相关知识,同时还开设“心理加油站”,培养技能和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发挥学生多方面的潜质;通达的4年是以准备参加大学预科国际文凭考试及将来在香港举行的新高中考试,同时进一步深化提升融会贯通所学知识,为升读大学作好准备。

  福建中学也对此进行了变革。在班级设置上,福建中学前十年(2000年至2010年)设置英文班及中文班;未来五年(2010年至2015年)设置英文班及双语班;六年后(2016年以后)设置英文班。此外,学校还开设了国际课程,如IGCSE及IELTS等课程。

  润物无声,培育素养

  教育国际化,首先是人的素养国际化。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香港学校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素养,包括:普世价值观、国际化视野、创意性思维、国际化知识、国际化礼仪、健康心理素质――不卑不亢、接纳多元文化心境。香港学校普遍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以福建中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为例,内容有自我与个人成长、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与生命、科技能源与环境等。

  香港学校注重引导学生关心国际大事,并善于把握教育契机。我们到真道书院考察时,校园的展板上粘贴着日本大地震相关的图片和文字,在另一展板上,密密麻麻地粘贴着很多小纸片,我靠近一看,原来满是孩子们对遇难者的祈祷。国际素养就是这样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渗透进学生心田,内化为他们的素质。

  敞开胸怀,开放校园

  国际化教育,必定是开放的教育;国际化学校,必定是开放的校园。

  真道书院的教育交流既有英、澳、美、加等发达地区,也有中、南美洲和中东及东欧及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几乎遍及世界。他们鼓励老师参与国际教育及教学会议,以论文形式发表研究心得,积极引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同行到访。2002年开办以来,来访者超过5000人,仅2009学年至今,就有100多名同行访问该校。我们考察该校时,碰巧遇上“云南省千名校长培训班”的30多名学员。

  福建中学非常注重教育的全球化,建立了国际间之校际联盟。他们与英国 Sandbach School、加拿大 West Vancouver School District、加拿大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澳洲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新加坡华侨中学、菲律宾华文学校及国内7所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为此学校特别设立了国际部、英文部、双语部等机构。福建中学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类不同国际竞赛和游学交流,如牛津剑桥夏令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游学团及爱丁堡节演出等。此外,福建中学的启发潜能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联席学校计划、校长论坛日臻成熟,学校将之做大做强,打造成国际教育品牌。

  校长英文篇4

  会上大家开心地说着体己话,只见李天济拿过话筒说,他要纠正一个校友会严重的错误!闻言众人愕然。

  他说:“校友会名册上把我列在同学一栏里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

  他说,当年重庆国立剧专那会儿,他是老师,不是学生,所以应该列在教职员工一栏里,以示师道尊严。

  这个不搭调的发言叫大家有点莫名其妙:什么专业的老师,这么重要,必须纠正?

  李天济说:“当时我在庶务科,这个庶字你们知道吗?是甘蔗的蔗去掉一个草字头。”

  下面坐着的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谁不识这个庶字,是杂七杂八的意思,就是办理杂务的部门里面的一个职员,相当于现在的事务科、总务科。李老师大不了在里头刻刻蜡纸印印讲义,跟专业勿大搭界的。一帮后生大不敬地报以哄笑。

  李老师严肃地说:“你们不要笑!知道吗?早在剧专的时候,我就上台演戏了。”

  资格的确老,那个时候我们许多人还没有生出来呢,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演什么戏呢?名字李老师没有讲。他说:“我演一个洋人,西装笔挺,坐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大菜台前面;张校长演一个侍者,用盘子托着一块牛排上来。”李老师接着说,“我这个角色还有一句台词呢,我对张校长说:‘瓦斯齐死?’”

  全体惊愕!什么?瓦斯不就是煤气吗?煤气中毒当然要死人,而且“一齐去死!”有这么严重吗?

  再三追问之下,李老师说这句是英文,你们不懂了吧?洋人在台上当然要讲英文了。

  那么,是怎样一句英文台词呢?

  李老师说:“What is this?”

  他越重复强调,越是说了一遍又一遍,大家还是听成“瓦斯齐死”,自然又是哄堂大笑。

  校友们又疑惑了,张校长体态轩昂,玉树临风,一看就是西洋绅士派头,怎么让李天济扮洋人,反倒张校长演侍者呢?有没有记错啊?

  面对一众追问,李天济学长下巴更加突出,正色道:“我们当年都是热血青年,酷爱话剧艺术,演什么角色根据剧情需要。今天我演洋人张学长扮侍者,明天他扮洋人我演侍者,都是很正常的事,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不信,你们问问张校长有没有这件事儿。”

  张校长平时不苟言笑,不言自威。当年在摄影棚里拍戏,他坐在导演帆布椅子上,身后站了几茬的老少学生,个个都是垂手而立,鸦雀无声,这在当时是一道著名的师道尊严风景线了。现在被李天济一问,张校长不禁露出了罕有的笑容。李天济一再追问,张校长还是笑而不答,可把坐在边上轮椅里的周小燕教授乐坏了,大笑不已。

  周小燕教授说:“在家里你们张校长老是妒忌我有这么多学生参加国际比赛得奖,今天他看到你们济济一堂,学有成就,心里就别提多高兴了。”这时,坐在她边上的张骏祥校长又一次绽开了笑容,师生们笑声连连,整个文艺会堂充满了欢乐。

  当时虽然满天乌云已被吹散,不过也还不是云蒸霞蔚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尽情欢笑,我想这是张校长寿礼中最值得留念的了。

  李天济老学长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这是大家早已承认佩服的。他讲话亦庄亦谐,出人意料,常常令听者开怀大笑,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一脸严肃,上海人赞之为冷面滑稽,是当之无愧的冷面笑匠。我观察到人笑他不笑的一个秘密,就是当他自己忍不住也笑出来的时候,他嘴里的那假牙就会咯一声从嘴里头滑出来了,天济学长就要忙不迭地用手掌一托,咯的一声又把假牙推回嘴里去,还着嘴唇呶呶下巴,试试假牙是否复位,这时他的嘴巴更扁、下巴更抄了出来,大家就笑得翻了天。他也笑,不过小心地有限度地笑着,生怕假牙又掉落下来。这种场面真是流金岁月中值得留恋的一个光辉灿烂的镜头。

  在那个什么都要凭票限额供应的岁月里,唯独笑是不供应的,人们几乎都忘记了笑是什么劳什子的事。因此,能把笑带给众人,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智慧?天济学长就是这样一位大智大勇之人,是一位大德之人,不啻一位光明的使者,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与怀念的长者。

  我深信天济学长一定也把笑声带到了天堂,上帝一定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没准,上帝也犯戏瘾了,就让天济学长西装笔挺,坐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大菜台前面,自己托着一个盘子上来……毫无疑问,上帝是希腊人,当然是洋人,这戏码就贴在天济学长演洋人份上,让真正的洋人扮侍者。上帝又怎么了,为艺术献身嘛。这不,两人正在对台词呢――

  李天济:“瓦斯齐死?”(What is this?)

  校长英文篇5

  香港名校泛指英文学校,以英文教学为主,当中有政府办的官校,也有基督教、天主教办的私校和津贴学校。不少家长为求子女入读心仪的名牌小学,在幼儿园阶段就已搬到目标名牌小学的校网居住,以争取政府规定住所在校网内可得的5分、增加子女入读目标学校的机会。有些家长还会不惜斥资在校网中置业,买不起房子的,也甘愿付昂贵租金将家搬到校网去,一家人,父母子女均承受巨大压力。也有取巧的父母,向住在校网的亲友借地址,充当自己的住址。

  在怀孕4个月时,友人便替我在她女儿入读的国际学校S拿了报名表,她说为表诚意,我应在怀孕期间就递交报名表,这样会大大增加S校录取的机会。当时仍未知肚中胎儿性别,未有名字,只有预产日期,正在犹豫。友人催促我说,历年来家长都这样做,学校早已见怪不怪。我在觉得自己有点滑稽的情况下交了报名表。

  在儿子出生后约三个月,S国际学校的职员来电,查询胎儿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名字,学校要把资料补回去。我跟职员闲聊问:“我应是这年度第一个报名的人。”职员回复:“根据计算机档案,你应是第四位。”果然友人所言非虚,有人是刚知道怀孕便去报名。

  我也为儿子锁定一家属基督教会的幼儿园暨小学H,再直升同系统的中学,事前功夫是要儿子考入一间据说能大大增加考进H校的稚儿班。为此我先替儿子热身,一岁多便认得26个英文字母、分辨不同颜色及学会简单英语应对,再教他用英语说出自己名字、出生日期、住址等。

  递交报名表格后,花了三千多元,买了套名牌短裤小西装预备他穿去面试,面试的早上,又替他温习一次,并再三给他做心理准备,告诉他幼儿园的外籍校长会带他入校长室与他单独倾谈,他要保持礼貌,必需讲“早上好”、“你好”、“谢谢”等,回答校长每一条问题。他点着毛毛头表示明白。

  轮到儿子了,校长室门关上,我坐在外头,心情比自己准备面试更紧张,心脏加速狂跳,坐立不安,15分钟犹如15年。

  待儿子踏出等候室,我迫不及待地问儿子情况,他说校长给他看一张有关海洋的画,问他画中的不同颜色,他都答了,在开始面试前他跟校长讲“早安”,离开时说了“谢谢,再见”。

  发榜了,遍寻那张印有几十个名字的金榜,也找不到儿子的名字,他没考上。

  像世上每个妈妈一样,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世上最可爱最聪明的孩子,我实在接受不了他考不上的残酷事实。事前我已做足功课,查问面试时该穿什么衣服比较讨好,知道学校偏向录取穿短裤、打扮英式的考生,我不是已经做到了吗?脑海中不断问,究竟什么条件的孩子才考得上,待学期开始后,一连几天到H校门外观察,发觉所有学生都有一个共通点:皮肤晒得黝黑,剪平头、精神奕奕如运动员。反观儿子,他面如结实的大苹果,白里透红,像个小书生,与学校喜欢的类型恰恰相反。明白了,输得有理,原来不单靠衣装。

  校长英文篇6

  相比较人大附中的知名度,不少人民大学的毕业生酸溜溜地自谦道,如今的人民大学已经成为人大附中附属人民大学了。或许,这就是人大附中与人民大学办学境界之高低的反映。

  2013年12月底,当“北约”、“华约”、“卓越”三大自主招生联盟相继2014年自主招生简章的时候,唯有人民大学“缺席”了。人民大学解释的原因是,为进一步规范和改进自主招生工作,人民大学暂缓自主招生一年。当然,这只是人民大学自己的解释。教育部的说法是,“人民大学明年暂停自主招生,将按中央巡视组要求整改到位后恢复招生资格”。如此看来,如果一年之内无法整改到位,那么第二年的自主招生仍将有可能暂停。

  人民大学暂缓自主招生的举措,自然让人联想到正在接受有关纪检部门调查的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据称,由于受到蔡荣生的“牵连”,人民大学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护照都被上缴了。在貌似平静的人民大学校园里,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即使花一百万元能上人民大学,建议还是暂缓进行如此的教育投资吧。

  当然,“一百万可以上人大”只是坊间流传的说法。最初见诸于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的博客,“两年多前我就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一百万上人大,大家都听说过。”不难看出,“一百万上人大”的说法,张教授也是听来的。不过,在之前的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的招生网站上,“特殊招生”的导航似乎提醒着考生们,除了高考的成绩,还有“特殊”的录取渠道。

  “一百万上人大”姑妄听之,但花上一百万在人大还是能够获得名分的,那就是可以成为人大的校董。在国外,大学的校董所推荐的学生,在大学录取时的优势非常明显。不知道人大的校董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权利”。

  一位在人民大学在读的学生,当年以高分被人民大学录取。但是,入学之后她惊讶地发现,与自己一起被人民大学录取的另外两名“老乡”,高考分数竟然都没有达到当地的录取分数线。现在,她终于明白了,那两位“老乡”有可能属于“特殊招生”。

  如今,不少人怀念民国的大学。比如,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只得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却特别优秀,英文还得了满分,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比如,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和英文都得了满分100分,数学却考了0分,北大不予录取。吴晗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仍然是满分,数学依然是0分。最终,清华大学决定破格录取他。

  然而,能够流传下来,大多是经过时间洗刷的美好传言。现在,大学自主招生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发现像“钱钟书”、“吴晗”这样的学生。但是,时代真的不同了。

  那个时代的大学与现在的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大学的校长们在一心办教育,至于能否成为教育家,留待后人评定,但至少没有想成为“教育官”或者“教育土豪”。

  校长英文篇7

  马寅初校长

  我刚留校工作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主任是赵迺抟,经济学教授有周炳琳、周作仁、蒋硕杰等。马寅初还没有到校,校长是胡适。马寅初对北大是很有感情、很有贡献的。他五四时代就在北大担任教务长,后来到南方参加革命。他一直奋力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1949年春,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路上打扮成大菜师傅,也就是做西餐的厨子,然后转车到北平。到北平第二天,他只身一人来到北大,探望他五四时代的两个学生——周炳琳和赵迺抟。我在北大的北楼门口,给他们照了一张相。马寅初说回到北大就像回到家似的那么亲切。1951年他回到北大当了校长。

  顾孟余先生

  五四时代北大经济系主任叫顾孟余。顾孟余对北大经济系的建立是很有贡献的。北大原来就有经济门,顾孟余从德国留学归来,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将它改造成北大经济系,同时建立北大经济系的图书馆。那个时候不叫图书馆,叫Archives,是文献资料室的意思,后来翻译成中文,先叫经济记录室,后来叫法政经济记录室。地址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有一个尖头的小钟楼,这个楼现在还在。

  后来,顾孟余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工作。再后来,当了南京政府的铁道部长。他当铁道部长时,请来一位名叫列昂捷夫的德国人当顾问。列昂捷夫那时才20来岁,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解放后,列昂捷夫到北大访问时,提起过这段经历。

  顾孟余曾是汪精卫手下的一员大将。汪精卫叛逃后,顾孟余同他决裂,坚决不与他走。蒋介石当时要奖励顾孟余,就指派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可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要选举,他没有被选上。后来蒋介石又派他当中央大学校长,这时有人对他五四时期的学生周炳琳说:“他当中大校长了,你要帮助他呀!”周炳琳说:“当然,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1948 年夏,顾孟余到北平,匆匆忙忙跑到周炳琳家中看望。我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顾孟余1949年定居香港,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莱。1969年到台湾定居,1972年6月病逝于台北。

  周炳琳院长

  在我读书时,周炳琳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那时的法学院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院,包括经济、法律、政治三个系。

  周炳琳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经济学概论”是一年级上的课程,当时用的是费尔切尔德等人写的美国教材。“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的必修课,用的是海顿写的英文教材。四年级的“经济理论”用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用过的《经济学原理》是赵迺抟送的。赵先生在书上题记为:

  余治经济理论有年,愧无一得之愚,去秋枚兄(周先生字枚荪——笔者注)返校主讲马氏之学,用赠此书以供参考云尔。 枚荪兄存阅

  弟廉澄持赠

  1940年冬日?昆明

  周炳琳当时是怎么教的呢?首先,他把书中部分内容的要点用英文写在黑板上,同学们一边抄写内容,一边听他讲;然后再写新的内容和讲解,所以上经济学课程有点像上英文课似的。学生们给他的课程起外号:“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课程,就叫“大三英文”;“经济理论”是四年级的课程,就叫“大四英文”。

  北大法学院在沙滩北大北楼,也就是图书馆后边那栋白颜色的三层楼。北楼里有文学院长和法学院长的办公室,以及文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和法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从北楼门进去西边第一间房子就是经济系的办公室,当时经济系只有一间房子,大概20多平方米。第二间是政治系的办公室。第三间是法律系的办公室。再往里边有一个套间是法学院院长办公室,其中里间是院长本人的办公室,外边一间是院长会客室,法学院秘书熊正文就在这里办公。那时候熊正文既是北京大学校长办事处秘书,又是法学院院长秘书。

  在院长办公室北边,是经济系的图书室。图书室书库约20平方米,藏书很丰富,包括中英文等图书。书库外有一间40平方米的阅览室。它们之间有一个门相通。当时,我在经济系做助教,兼管图书阅览室。北大地下党的教员支部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通宵达旦。

  说到地下党,我想提一下周炳琳与李大钊的关系。这是周炳琳亲口告诉我的。1925年,周炳琳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北大教书,李大钊就在红楼一间教室里找他谈话。李大钊说:现在国民党的北方支部是我在领导,共产党北方支部也是我在领导,想发展你入党,入哪个党都行。周炳琳问了一个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之后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后来,经顾孟余介绍,周炳琳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国民党某次会议上被内定为中央委员,可是他和何思源两人同当权派闹翻了,没有当成。快解放时,周炳琳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跟冯友兰一起被内定为中央委员,但那时他对蒋介石已不抱希望,就中途退出了。冯友兰也没有当中央委员。

  提到冯友兰,他和周炳琳也是颇有渊源。上面说的两人同拒国民党中央委员是一例。30年代初两人同拒清华大学校长职务又是一例。30年代初,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被学生驱赶走了,南京政府来电派周炳琳清华校务。周炳琳坚决不当,说:我是北大毕业生,不能当清华校长,我要当清华校长,人家会以为清华变成了北大的“殖民地”。后来,南京政府又来电报叫冯友兰,冯友兰说:我也是北大毕业的,也不能当。周炳琳还曾营救过冯友兰。1934年冯友兰出国访学,先到英国讲学,后去法国、瑞士、德国、苏联,最后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第八次会议。1935年回国后,冯友兰作过一次讲演,讲他所见到的苏联,立论比较持平,说了苏联几句好话,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起来,送到河北保定关押。当时保定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宣马上找到周炳琳,给他磕头,恳求他救冯友兰。周炳琳和夫人魏璧女士立即将任载宣扶起来。周炳琳那时是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马上出面将冯友兰救出来,接回北平。后来,冯友兰在他的“贞元之际所著书”中写到,我被抓到保定,虽然在那里只关了一两天,感觉好像被关了好几年似的。他的意思是“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我在西南联大听过冯友兰的伦理学课。伦理学是文法学院必修的大课,学生很多,教室坐不下。冯友兰在云南知府衙门内花园站着讲,我们也都站着听。我曾同别人合写一本书,专门讲冯友兰,书名叫《实说冯友兰》。

  赵迺抟主任

  我读书时,赵迺抟既教一年级的“经济学概论”,也教三年级的“经济思想史”。他把讲授的经济思想史讲稿印成书稿,名字叫《欧美经济学史》,是我做的文字校对。校对好的书稿后来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要去,当成重要文物收藏起来。1948年,《欧美经济学史》交给正中书局出版。正中书局1949年搬往上海,再后来搬到台湾,结果这本书最终在台湾出版,一共出了9版。1959年,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图书展览,我和赵迺抟一起去参观,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出了那么多版,赵迺抟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收到。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要求正中书局给他稿费。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还是没得到稿费。

  提到赵迺抟,还有一件事要讲到。赵迺抟夫妇是钱学森的老师。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是杭州府中学的校长。钱学森小时候到北京考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北师大)附中,当时这是最好的中学。钱家治怕钱学森考不上,就找赵迺抟给其补习中文、英文,找赵迺抟的夫人骆涵素给其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结果,钱学森如愿考上北师大附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家治去世,钱学森点名要赵迺抟参加追悼会。那时,北大经济系教师被集中圈在37楼,睡在地板上。钱学森家人通过北大军宣队的特许,找到赵迺抟,请他参加钱家治的追悼会。

  厉以宁同学

  厉以宁是我的学生。他原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经济系的大部分学生要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政治条件好的才能留在北大经济系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主要是三个人负责这件事:陈振汉系主任、我,还有学生党支部书记。说到厉以宁的时候,学生党支部书记说,这个人不行,不能到北大。陈振汉问,为什么?学生党支部书记说厉以宁书读得多。陈振汉问,书读得多怎么不好?学生党支部书记答不出。最后表决结果是二比一,陈振汉和我两票同意。这样,厉以宁才分到北大。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我那时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我说了话,让他到经济史教研室当资料员,实际上是给周炳琳当助手。厉以宁一直非常感激周炳琳,专门写有怀念周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百年潮》杂志和《北大校友通讯》上。过了几年,政治空气放松以后,周炳琳才把厉以宁改成助教,以后我又支持他同胡志仁、张秋舫同一批升为讲师。

  林毅夫同学

  林毅夫在台湾时,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曾经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去世后,台湾大学给他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林毅夫在台湾受到北大的影响,很向往北大。1979年,林毅夫到了大陆,来到北京大学上学。他做了我的研究生,并在北大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林毅夫读书期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来北大作学术报告,由他当翻译。事后,舒尔茨向陈岱孙老师提出:这个学生很不错,我还没有培养过中国学生,想让他做我的中国学生,来美国读博士学位。陈岱老说,林毅夫正在读北大的硕士,等他拿到硕士学位,再到你那里吧。就这样,林毅夫硕士毕业以后,就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舒尔茨的博士。

  蒋硕杰教授

  蒋硕杰,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原国民党内政部长、安徽省主席、驻德大使)的四子,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蒋硕杰出任北大经济学系教授,当年只有28岁。

  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找一些人提名。胡适是提名人之一,他对人文学科领域比较熟悉,知道该提名哪些人,但是对法律、经济学科不熟悉,就写信给周炳琳,请周炳琳协助。周炳琳就提了一个名单,名单里有陈岱孙、赵迺抟等,也有年轻的蒋硕杰。周炳琳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提到的这些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年轻人中有蒋硕杰。可惜,这次院士选举名额实在有限,蒋硕杰没有被选上。后来,蒋硕杰到了台湾,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蒋硕杰是1949年初离开的,我送他到王府井南口。那个地方有航空公司。航空公司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把他送到轿车上。轿车开到南苑机场,他从那里坐飞机离开北平。之后,按照他的嘱托,我帮他还掉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蒋硕杰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蒋介石曾专门宴请他,并同他合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岸关系缓和,蒋硕杰曾回到北大,在图书馆作学术报告。当时,我和林毅夫陪他一起吃了饭,还照了一张相。蒋硕杰在中间,林毅夫和我在旁边。后来,蒋硕杰的夫人和女儿也曾来过北大,我领着她们参观了圆明园等地。

  校长英文篇8

  赛珍珠原名珀尔·康福特·塞登斯特里克(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1892年6月26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刚出生4个月的时候便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1910年赴美国读大学,由于母亲病重,大学毕业后赛珍珠回到江苏镇江照顾母亲,同时在一所中学教英文。1917年,赛珍珠和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美国青年农学家卜凯结婚,婚后,随丈夫到安徽宿州工作,正是这段经历为她提供了创作《大地》三部曲的素材。1919年,卜凯受邀到金陵大学农林系任教,夫妻俩来到南京,赛珍珠于次年受聘于金陵大学外文系(同时在国立东南大学及其后身国立中央大学兼授英文),他们住进了位于金大校园西侧平仓巷3号的一栋两层小洋楼,直到30年代离开中国,赛珍珠一直居住在此。赛珍珠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创作了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等作品。但是,赛珍珠很少提及自己在金陵大学执教的生涯,对于为何离开金大讲坛更是讳莫如深,在她晚年的自传以及他人为其撰写的传记中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内容。其实,赛珍珠离开金陵大学是不太愉快的,她是被金陵大学辞退的。金陵大学为什么会辞退才华横溢的赛珍珠呢?这主要是由于赛珍珠的教学方式与当时金大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金陵大学正式成立于1910年,是由美国传教士19世纪末在南京所办的汇文、基督、益智三所书院合并发展而来,1911年在美国立案,其文凭得到国际间的普遍认可。在中国众多的教会大学中,金大以经费较多,师资雄厚、教学质量高而居于领先地位,被誉为“钟山之英”。

  中国近代的教会大学普遍办学质量较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但这些大学毕竟是外国入侵中国的产物,这是民族主义逐渐高涨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爆发了反对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金陵大学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革。1927年11月,金陵大学理事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推举与金大渊源极深,“学识经验,均为中国人士钦佩”,“众望所归”的陈裕光为金大校长,开启了金陵大学发展的新篇章。

  陈裕光(1893~1989年),号景唐,祖籍浙江宁波,1893年3月8日出生于南京。1905年入南京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成美馆(今金陵中学)学习,1911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1916年赴美攻读有机化学,最初就读于克司工业大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陈裕光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1922年至1925年期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1925年应金陵大学校长包文邀请,陈裕光回到金陵大学担任化学系教授。陈裕光自1927年至1951年间一直担任金陵大学校长,他既是中国教会大学的第一个华人校长,也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对金陵大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陈裕光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提倡民主办学、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在处理涉及外籍教师的事情时,他都能维护民族的尊严。陈校长积极主张在办学过程中务必体现民主精神和自由精神。历届学校常务委员会,均有学生会代表参加,学生对于教师在授课、生活各方面如有意见,可随时向学校反映。正是治学严谨的陈校长辞退了赛珍珠。

  虽然赛珍珠自幼生活在中国,但她是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着一堵墙。中国人世界里,她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思想情感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她就关上了通向另一世界的门。”赛珍珠自小接受的是双重教育,家中为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清末秀才孔先生,教她中国经书、中国历史知识、古典文学以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她也接受了母亲按照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安排的西方基础教育。1910年,赛珍珠回到美国上大学,她慢慢地习惯了美国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本想留在美国发展,因为中国给妇女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而对一个决意不做传教士的外国女人来说,几乎毫无机会而言。但是由于母亲生病,她不得不写信给其父母为之工作的长老会域外传道委员会,要求立即派她到中国当教师。再次回到中国的赛珍珠已经接受了系统的美国大学教育,她的思维方式几乎完全“美国化”了。

  曾任安徽省农科院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顾问的丁震亚研究员毕业于金陵大学,在上学期间他无力交纳学费和生活费,因为在宿州时他就与赛珍珠一家人结识,曾给卜凯担任过助手,便找赛珍珠寻求帮助,赛珍珠对他说:“我出钱资助你读书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不主张这么做,你必须用劳动来挣这些钱。学校主楼前的草坪由你来负责修葺,我每星期付你工资。”丁震亚就这样靠赛珍珠这种典型的“美国式”帮助读完了大学。

  在14岁之前,赛珍珠基本上是在家接受教育,之后也是在完全西化的新式学校学习,她并未真正接受过中国学校的系统教育,早在1909年进入专为白人孩子办的上海朱威尔小姐女校时,她就发现自己不喜欢课堂学习,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母亲敏捷的思维和形象的教学。在美国上完大学后,赛珍珠更加崇尚西方化课堂教学方式,这并不完全适合“本土化”后的金陵大学。在陈裕光担任校长后,赛珍珠仍在金大外文系教授英文,她希望自己的学生思路开阔,并不按照课本来授课,上课时常夸夸其谈、离题万里,她对电影兴趣浓厚,不仅上课时会经常讲到电影方面去,还把无声电影带到课堂放映。然而作为一个教会大学,金大从开始办学起,就始终以“沟通中西文化”为使命,特别重视英文教育,除去国文和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一律采用英文,对于学生的英文学习要求特别严格,学生的英文水平也普遍较高。赛珍珠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们认为学习不到实用的知识,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有同学向陈校长反映,担心如此离开课本上课,考试时会不及格。陈裕光向赛珍珠转达了学生的意见,但她依然我行我素,并坚持认为学习英文就是要“海阔天空”、“信马由缰”,这与金大严谨的学风格格不入。此事提到校务委员会讨论,经过议决解除了对赛珍珠的聘约,陈校长在回忆这件事时表达得很委婉“她就被调走了”,赛珍珠在金大任教多年,却在中国人担任校长后而因学生投诉被“调走”,这引起了部分美籍教师对陈裕光的不满,认为他不尊重赛珍珠,“使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属可惜”。陈裕光“当时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值得一提的是,陈裕光与赛珍珠一家是邻居,私交甚笃,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公私分明的陈校长辞退赛珍珠。在行使校长职权辞退了赛珍珠后,陈裕光又以“朋友”身份登门拜访,请赛珍珠和卜凯谅解,并乐意推荐她到其他的地方工作。赛珍珠表示理解,学校是以学生的学习为重的。1945年陈裕光赴美讲学时还特地拜访赛珍珠,受到了她的热情款待,两位年过半百的老友相见异常开心,谈了很多金大的人和事。

  虽然赛珍珠从未提及她是被金陵大学辞退的,但从她的晚年自传中可以感受到她在金陵大学的不愉快。在金陵大学任教的同时,她也在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兼授英文,而她“更喜欢在民国大学(指国立东南大学)工作……与基督教会大学(金陵大学)那些文质彬彬的男学生相比,这些青年男女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生气勃勃”。在赛珍珠看来,基督教会大学的学生们英语都相当不错,见多识广,但是都相当保守;而民国大学的学生们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讲的英语几乎很难听懂,但是又很想讲英语,总是很期盼她去为他们上课,她与这些年轻人之间没有一点隔阂,无所不谈,可能她“信马由缰”的教学方式更适合这里。然而赛珍珠与东南大学的同事们却又相处得并不融洽,据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回忆:“我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应聘到国立东南大学授课,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是张欣海先生,也是和我同时到校的,每于教员休息室闲坐等待摇铃上课时,辄见赛珍珠施施然来。她担任的课程是一年级英文。她和我们点点头,打个招呼,就在一边坐下,并不和我们谈话,而我们的热闹的闲谈也因为她的进来而中断。有一回我记得她离去时,张欣海把烟斗从嘴边拿下来,对着我和韩湘玫似笑非笑的指着她说:‘That woman……’这是很不客气的一种称呼。”虽然不知为什么中国同事们会如此不尊重赛珍珠,但可以看出她在东南大学的教学工作也不是很顺利。

  家庭生活的不和睦是影响赛珍珠教学工作重要原因。1920年3月4日,女儿卡洛尔·格雷丝出世,她的到来并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增添了许多愁苦。她患有一种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疾病,如果不加治疗,会引起严重的精神发育迟钝。但是在当时,无论是这种病还是它的治疗方法,都还不曾为人所知。更为不幸的是,在生下女儿后不久,医生在赛珍珠的子宫里发现了一个肿瘤,在切除肿瘤后,她再也不能生育了。而赛珍珠的丈夫沉醉于他的工作,沉重的家务都由赛珍珠来负担,他们夫妻性格上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明显,卡洛尔不正常的发育状况进一步动摇了这桩婚姻。1924年,夫妻俩一起回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把女儿带回美国医治,经过医生的诊断,卡洛尔的病无药可医,这对赛珍珠和她的婚姻有着严重的影响。1925年9月,结束学业的赛珍珠夫妇回到南京,此时的赛珍珠再也没有初来这个美丽古城的愉快心情了,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患病的女儿又将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个人生活的不顺利使赛珍珠灰心丧气,痛苦无比。1927年3月“南京事件”发生后,赛珍珠一家像许多外国人一样逃离了南京,辗转来到日本,10月份回到中国,但是南京还是危机四伏,他们只得来到上海,仅靠外国传教董事会发的一些微薄津贴维持生计,而卜凯不顾家人的冷暖,也不管自身安危,和同事一起回南京调查工作了,把孩子丢给妻子照看。赛珍珠对于回到南京的生活毫无信心,她对朋友说“自己不相信金陵大学会欢迎外国人去教书,因为我是个女的”。

  1928年7月底赛珍珠和孩子回到南京,她的家庭生活更加糟糕了,卜凯有了外遇,赛珍珠指责卜凯和金陵大学的一些中国妇女关系暧昧。据一位金大学生回忆,有一次他和赛珍珠一道去农林系办公室找卜凯,一推开门却看到系里的女秘书正坐在卜凯的怀里。赛珍珠还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她需要钱花。夫妇俩的收入都不高,而且赛珍珠自己不能支配家庭开支,她把自己的收入全交给卜凯,然后索要一些私房钱,但他俩收入的大部分都被卜凯用来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了,使得赛珍珠三十多岁了还过着一种捉襟见肘的生活,更让她苦恼的是,她希望能让患病的女儿在有生之年不愁衣食,这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1929年,赛珍珠返回美国为女儿选择了一所康复学校,学费十分昂贵,然而卜凯却“觉得犯不着去管孩子”,赛珍珠就只能依靠自己写作来挣钱了。

  学生不满意其教学,与同事相处不融洽,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赛珍珠在被金大辞退后也无心再从事教学工作,而是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相对于教学,赛珍珠显然更适合写作,她全力投入到写作中,取得了众所周知的辉煌成就。1931年春,《大地》在美国出版,广受好评,成为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籍,1932年赛珍珠凭《大地》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凭《大地》等“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述”的作品获得了第82届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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