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焦虑与洗牌下的海淀黄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

白岩松曾说，有一类学校，比如毛坦厂中学，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因为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

在《毛坦厂中学的日与夜》纪录片里，有一幕颇值得拿来一谈：一群上了大学的毛坦厂学子回到他们昔日奋斗过、厌恶过的学校，他们在镇上最好的饭店订了一间包间，办了一场迟来的谢师宴，程晓东受邀入席。

饭桌上，学生们纷纷开起了老师的玩笑，谁曾经被老师盯梢过，哪个老师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色。他们的脸上早就没了在毛坦厂复读时的晦气，显然曾经吃过的苦已经被大学生活彻底填平。如果去年他们尚处地狱泥沼，如今看，个个喜气洋洋，功德圆满。

不止是毛坦厂中学，包括海淀黄庄、顺义妈妈、衡水家长，它们都是中国教育分支下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在于中国教育的代际不可传承。在高考面前，每一代都必须重新洗牌，分数是绝大多数人手上唯一的砝码，也是中国广大底层学子能够通过教育，来克服在出身上的种种不平等的最大的机会。

说到底我们民族有着上千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信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是整个社会的活力源泉。这个国家对抗教育分层的努力，永远都不应该结束。

三大省市的代表地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全貌——海淀黄庄、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和美国教育复杂而多元化的选拔机制相比较，中国教育的唯成绩论有着更好的上升渠道和极强的普适性，给了绝大多数穷人后代重新洗牌的机会。

在分数面前，他们没有三六九等，父母的身份地位也不会成为决定下一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简单说：在中国，教育资源很难代际传承。

京沪等一线城市的高考竞争优势向来为全国人民所艳羡，高学历人口聚集地、优质师资分配地、教育科研核心地的优势创造了京沪高考的高录取率。但以上海为例，很多人并不知道上海中考的淘汰率高达50%，也就是说，在上海四五万人参加高考之前，已经有四五万的人被淘汰出局。

京沪教育的惨烈厮杀其实重心从来都是在高考之前，就像那个著名笑话所描绘的：“4岁孩子英语词汇量在1500左右属于什么水平？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如果说京沪的精英教育离大多数国人还很远，那么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学校对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而言并不陌生。通过掐尖的生源优势和高压的学习环境，衡水中学打造了最完美的应试教育机器，每年高考上百个清北学子的成绩堪称登峰造极。

过去二十年，这种通过地方政府默许而迅速崛起的超级中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最大赢家。虹吸优质生源，收取高昂学费，使得超级学校成为高考内卷化的加速器，衡水一面压制的河北再无名校，另一面还在张牙舞爪地向其他省份挺进，超级学校日渐成为高考制度下轰鸣的赚钱机器。

今年三月，美国曝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招生舞弊案，行贿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牵扯出的家长非富即贵，不乏好莱坞大牌影星与华尔街明星企业的CEO。

买通监考老师、伪造运动生涯甚至谎报种族身份，五花八门的舞弊手法将这些富家子弟送进了斯坦福、耶鲁这样的常青藤名校。而随后哈佛公布的一则调查报告则更是火上浇油：2021 届的新生中，29.3% 的学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曾是哈佛学生，而 46% 的新生家庭年收入超过 50万美元。

美国顶级教育资源世袭罔替的一面展露无遗。顶级名校的教育资源，被利益集团量化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如果父母本身就是藤校毕业的精英，还可以明目张胆的直接捐赠入校。

研究美国教育的Dora Seigel在其2018年6月的博客《赞助到底对申请入学有多大帮助？》中，详细的介绍了这种捐赠的机制。斯坦福的招生人员会每年从学校领到拟好的名单，然后去主动接触这些富豪，捐赠门槛高达50万美元。这意味着普通人即便愿意花钱，也找不到门路。

这样的捐赠足以让一名SAT成绩在1200分左右的学生踏入斯坦福，而通常录取分数要接近1550分（满分1600）。在本次案件中引起中文互联网关注的步长制药董事长女儿赵雨思，其ACT成绩高达33分（相当于SAT1500分），但进入斯坦福却花费超过650万美元，被中介坑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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