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创世神话对待“大洪水”的不同态度，隐含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差异

　　编者按：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不约而同的有大洪水神话。洪水神话中的毁灭与重生内容，可以带领我们探究文明的起源，也构成了创世神话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洪水神话是世界上流传最广泛的口承故事之一。据研究，世界上已有181个国家和民族有洪水故事。洪水神话出现于人类几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献，在地理上扩布得又如此之普遍，既与人类某种本质属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又蕴藏着许多与各民族独特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信息，引来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我们选取了被称为“神话学皇冠上的明珠”的世界洪水神话作为对象，汇编有关学者提出的世界洪水神话故事圈研究资料，以及中外洪水神话比较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发掘、厘清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洪水神话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神话类型之一。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洪水神话出现于人类几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献，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中，都有和洪水有关的神话故事，闻名于世的如《圣经·创世纪》中的“挪亚方舟”和我国上古时代鲧禹治水的传说。马克·埃萨克在其著作《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中记载：世界上已有181个国家和民族流传着洪水神话，全世界已知的洪水传说有500多则。英国人类学家葛瑞姆·汉卡克在《上帝的指纹》一书中，收集了大量洪水神话，除了“挪亚方舟”和鲧禹治水外，还包括中东苏美尔神话、中美洲阿兹特克神话、玛雅族的洪水神话、阿拉斯加神话、马来西亚神话以及日本、澳洲、印度、希腊等地的洪水神话。

　　洪水神话的百多年研究述评

　　1872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乔治·史密斯从美索不达米亚尼尼微遗址出土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上，识读出了一个与《圣经·创世纪》中的“挪亚方舟”非常相似的洪水故事。在此之前， 人们就已经知道一些别的民族和地区有洪水神话流传，但只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挪亚方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体。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怀着巨大的兴趣，带着明确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广泛搜求、记录和发表了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洪水神话文本。一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中国洪水神话的研究却很少。

　　1898年，法国人保尔·维尔记述了一篇我国彝族的洪水神话，这是目前所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最早记录。英国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致力于洪水故事文献的研究，他从有记载的政府报告到传教士们的口头描述，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并于1918年出版的《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中记录了三卷洪水故事文本。虽然这本著作被公认为洪水故事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书中对中国洪水故事的记载却是空白。1988年，阿兰·邓迪斯教授将国际上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洪水神话》，不仅收入了对希伯来、巴比伦、印度、希腊等地古代洪水神话的经典研究，还有对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亚等广大地区口传洪水神话研究的新成果。在这部被称为洪水神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国洪水神话依然缺席。

　　我国洪水神话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胡武在概括总结洪水神话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二十世纪洪水神话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荣期，50—70年代中期的萧条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复苏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荣期”。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和附录“洪水考”尝试在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有针对性的洪水神话进行研究。20世纪30、40年代，芮逸夫、闻一多等前辈大家都对洪水神话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37年，芮逸夫先生《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记载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四个有关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内容“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进而论证认为“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

　　1942年，闻一多先生《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详细征引了近代西南苗、瑶、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话资料，采集了近 50则西南苗、瑶、彝等少数民族关于洪水泛滥、伏羲女娲在洪水过后兄妹婚配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叶，随着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不断深入，大量洪水神话被发现和记录下来。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民俗学日益成为显学，西方研究理论和相关译著不断引入，以陈建宪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们对中西方洪水神话进行了史料详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从二十世纪20年代“萌芽期”至今，国内学者对洪水神话的研究也已有百年历史。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洪水神话的研究，不断从西方学术研究中借鉴全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得我国的洪水神话研究，经过百年的探索取得显著的成果，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本文主要调研了近10年来国内学者们公开发表的“洪水神话”相关期刊、学位和会议论文等文献材料（2008-2017年），以“比较中外洪水神话”为核心主题，试图从社会意识、民族价值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对十年来中外洪水神话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展现出“神话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流光溢彩。

　　中外洪水神话概述

　　国外洪水神话故事圈

　　经过学者们全世界广泛收集整理，发现大量洪水神话文本分布于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有研究指出，全球洪水神话文本构成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东南亚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大大小小的故事圈。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们最早发现、研究最多的一个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来，希腊，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洪水故事为主，通常也被称为西方洪水神话。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话的著作中，其学术用语是“世界毁灭和末世神话”，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话是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如“挪亚方舟”中，人类的作恶多端和不虔诚，惹怒了造物主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世界，于是发动了一场滔天洪水，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了挪亚一家子，夫妻结合繁衍人类；希腊洪水神话中，国王吕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于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过后只剩下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俩通过扔石头重新创造了人类等等。总体来说，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情节为人的罪恶——洪水惩罚——人类再生，人类的再生是洪水神话的基本主题。

　　印度的洪水神话产生于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它最早见于印度古典《百道梵书》。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创世为主题的古文献；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头传说。摩奴创世的故事大意是说摩奴救了一条鱼并将它养大，在洪水来临时，大鱼将摩奴拉到北山，那里后来被称为“摩奴登陆处”。摩奴登陆后与摩奴之女一起繁衍出子孙后代。叶舒宪教授提出印度洪水神话不是独立发生的，它是西亚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产物，这种文化传播并非照搬， 印度文化固有的核心内容——果报主题已对洪水原型做出了重要的改造。这一主题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思想所继承，并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和东亚、东南亚文化之中。

　　洪水故事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地区的各个国家，人们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泰国等国家，都有所发现。如菲律宾伊富高人的故事大意是有一年发生大早灾，人们挖掘河床底下，寻找河的精魂。结果惹怒河神发起洪水，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只剩下一对兄妹维甘和布甘幸存。大水退后，兄妹重逢，重新繁衍人类。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先生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他认为，所谓“东南亚文化区”，是由铜鼓、芦笙、兄妹（姐弟）配偶遗传人类的洪水神话三个文化元素为标志构成的。他指出，普遍流传于东南亚各民族中的这种“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洪水故事中别立一型的。

　　洪水故事在西半球同样大量存在。15 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方人类学家仔细的调查与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态，这些研究表明，南北美洲土著都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它各大洲也有许多洪水故事发现。有些学者在研究古文献时发现，来自于这些地区的部分故事的亚型竟然与中国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亚型极为相似。如大洋洲新几内亚瓦曼斯人的一个洪水故事大意为，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进了港湾，有位大善人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这条鱼，并劝大家不要吃这鱼。但是大家不听，将鱼分吃了。善人忙将各种动物的一对赶到树上，与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树。洪水降临，所有人和动物皆被淹死。水退后，善人一家从树上下来重建家园。这个故事与中国古籍所载古巢县人吃巨鱼而引发地下水使城陷为湖的晋代故事如出一辙。

　　中国洪水神话故事圈

　　中国是一个洪水神话极为丰富的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 中国曾饱受洪水之患，并且至今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因此，从远古时期就有大量关于洪水的神话与传说见诸于各种文献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不少民族与地区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态广泛流传。据统计，56个民族中，有近400则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洪水神话。除了家喻户晓的鲧禹治水故事外，陈建宪教授还总结出我国洪水神话的几种不同亚型：神谕奇兆亚型、雷公报仇亚型、寻天女亚型和兄妹开荒亚型等等。各种不同亚型的洪水神话，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性格， 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同时，又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这些洪水神话的结尾有一个常见的母题，即许多民族出自同一个始祖，他们都是洪水后那对兄妹所生，或是从同一个大葫芦中出来的。

　　向柏松教授指出洪水神话是一种复合型的神话，它由原型洪水神话、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兄妹婚神话等融合而成。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话。完整的再殖型洪水神话是由下列各部分组成的：一是洪水发生的多种起因。二是洪水滔天，毁灭人类。三是兄妹逃脱，逃避洪水所依赖的工具有多种。四是兄妹经过多种占卜应验后成亲。五是兄妹成为再造人类的始祖，繁衍人类。中国各民族的再殖型洪水神话故事圈大致可分为5个类型：汉族洪水故事圈、藏缅洪水故事圈、苗瑶洪水故事圈、南岛洪水故事圈和其他地区洪水故事圈。

　　中外洪水神话的比较

　　中国洪水神话对东方洪水神话的影响

　　我们在调研近百篇对中外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中发现，大部分学者的比较范围通常是选取“西方洪水神话”、“两希洪水神话（希伯来、希腊）”和中国的“大禹洪水神话”作为中外的代表故事。部分题名为“中外洪水神话比较研究”的文献，在谈到中外差异时，也多是以此为切入点，研究方向基本是围绕文化内涵、文化差异、民族价值和民族精神等颇为相似的角度展开。

　　在梳理中外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东南亚神话和日本神话等东方洪水神话，虽然传播范围和世界影响力远不如西方洪水神话，但是由于这些地域和中国地理位置相邻，彼此文化交流深远，在这些东方洪水神话中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身影。我们对这些数量不多的东方神话的研究进行了整理，试图厘清中国洪水神话与其他东方洪水神话之间的关联，探讨在文化传播和历史推进中，中国洪水神话的文化影响力。

　　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东南亚许多民族结下了亲密的族缘关系。学者们认为，通过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等三个主要途径，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传说和民间神话传说对东南亚的神话传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东南亚洲文化区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质，其故事大概为：洪水灾害——兄妹乘坐工具（葫芦，南瓜，皮鼓，木桶，木舟）避水——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中国与东南亚共同拥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不仅在母题和故事情节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芦崇拜”这样的细节上也是惊人的相似。由此可见，中国洪水神话与东南亚洪水神话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

　　据傅光宇所著《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一书介绍，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存在着一条洪水神话的“云南—东南亚”链。东南亚一些神话把其北部山区与云南作为整体加以描述，体现出同源异流、要素移植、多元汇融、共同创造的文化现象。据考证，我国典籍里收录的、现存最早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文本是敦煌残卷《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里的洪水神话。刘锡诚认为，“兄妹婚型洪水神话”是起源、流传于中国大陆南部诸民族和南亚诸岛国的同一母题的人类起源神话，具有极其重要的东方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价值。其发端于中国境内，并传播至东南亚地区。芮逸夫先生指出“从地理上察看，‘兄妹婚型洪水神话’的文化中心当在中国本部的西南。所以我推测，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其由中国境内传入东南亚地区，并较为完整的得到传承。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两个民族 ，早在远古时代就互相往来。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洪水神话故事中与中国相似的内容非常多。有迹象表明，中国洪水神话是日本洪水神话的源流，如单海英对日本最著名的国家诞生神话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侗族的洪水神话也进行了调查和要素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侗族的神话传说中，在中国南方很多地区均流传着类似的神话。他指出，日本国家诞生神话来自中国神话的源头。“大禹治水”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洪水神话，最早出自吴越，后传至中原。大禹被称作“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话，流传于日本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流域，神话中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受到民间祭拜，俗称“泥祭”。徐宏图、张爱萍（日本）在对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时指出，“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但经过日本民族的再创造之后，成为本民族特有的神话 。

　　从东南亚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到日本的诞生国神话和“泥祭”神话，这些传说中的故事情节，甚至人物性格都能从中国洪水神话中找到几乎完全相同的“原型”。由此可见，东方洪水神话与中国洪水神话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其文化之根在中国。

　　中国洪水神话与西方洪水神话

　　1．“洪水灭世”和“人类再生”是中西洪水神话共同的永恒主题

　　西方普遍洪水神话的一般结构模式是：人类的行为触怒了天神，天神降水惩罚人类，洪水淹没世界，导致人类毁灭，但又未彻底灭绝，尚有遗民，遗民创造新的人类。陈建宪教授搜集到的中国洪水故事文本有五百多篇，这些故事分布于四十多个民族之中。虽然在情节上各个民族的故事会有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与世界洪水神话故事的普遍程式很相似，都是讲一场大洪水毁灭了整个世界，极少数人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洪水过后他们经过许多曲折又重新繁衍出新的人类。故事中心主题是人类的毁灭与再生，研究者又称其为“洪水再殖型故事”。如云南白族神话传说，从前怒江水猛涨，涨到离天三尺三，天上掉下一个大葫芦，有一对兄妹躲进葫芦里获救，其余人全部淹死。而后洪水退去，兄妹结婚，人类得以繁衍。

　　人类再生的主题是世界各地洪水神话的主题，不同民族的传说在情节和具体内容上是各具特色。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和印度洪水神话中，人们用来躲避洪水的是人工制造的船只，然而在中国几个最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类型里，避水工具是葫芦、牛皮等自然物， 或是神的保护（石龟、石狮）。中国洪水神话中人类的再生繁衍，多为兄妹结婚，这与西方同类情节中由夫妻或家庭繁衍又不相同。在兄妹婚的传说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伏羲和女娲。在后世描绘中伏羲女娲鳞身蛇躯交尾，其意自明。女娲与伏羲相婚，唐李冗《独异志》卷下表述更为具体。书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日：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女娲与伏羲点香观烟以散合为据，确定是否相婚。《独异志》将其行为看成是“女娲与伏羲再造人类说之大略”。洪水神话总是与再生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洪水灭世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人类何去何从便成了首要问题。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话的详细称谓该是“洪水造人故事”，这里的“造人”是人类再生、再造之意。从这个角度讲，洪水神话回答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新认识。

　　2．中西方洪水神话中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差异体现在价值观方面各不相同，不同地区的洪水神话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对比中西方洪水神话的差异时，通常是以“治水”神话作为典型中国洪水神话案例，与西方较为普遍的再殖性洪水神话作比较，来探讨不同民族在文化内涵、民族价值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1922年，梁启超在《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及其附录“洪水考”中，指出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有三：一是女娲积芦灰止淫水；二是共工振滔洪水；三是鲧禹治水。他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将这些神话与《圣经·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类神话，必是当初整个地球都经历了同一场大洪水，并认为这场洪水是由地球与其它的行星或彗星相错而形成的。他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例如中国人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故不言干天怒而水发，乃畜得天佑而水平。”并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1）“治”与“避”的民族心理差异

　　范文澜先生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单从人类面对洪水灾害的文化心理划分，世界洪水神话可分为两类：以“治”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话和以“避”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话。面对大洪水灭世的灾难，国外的洪水神话基本都是采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观点，如苏美尔、巴比伦、希伯莱、希腊、印度等民族的神话和“挪亚方舟”的故事如出一辙。只有中国的洪水神话是采取了“治”的观点，始终强调治水主题，鲧禹皆以制服洪水为己任。

　　①洪水起因：“天神降罪”和“自然灾害”

　　在持“避”的观点的诸多神话中，洪水起因的基本线索为：人类的行为触怒了天神，天神降水惩罚人类，洪水淹没世界。发洪水的主要人物都是主神，主要原因就是要惩罚人类。汉斯·凯尔森在《洪水灾变神话中的惩罚原则》一文中指出“洪水神话比什么都能更清楚地显示出不同民族的思想与源头何其相似，同时也表明了即使是最文明的群体，在他们思想的幼年时期，也流露出相同的特点，在洪水和灾变故事所共有的元素中，惩罚的原则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研究它，因为它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思想。

　　”在希伯来“挪亚方舟”洪水神话中，“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便降洪水在地上，毁灭天下。”在基本情节上，希伯来神话和苏美尔、巴比伦神话非常接近，只是发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上有所不同。苏美尔人神话中人类触怒了众神；古巴比伦神话中人类惹怒的是大神恩里尔；在希腊神话中，国王吕卡翁触怒了宙斯；罗马神话中把宙斯换成了朱庇特。逃出生天的人类由挪亚变成了济乌苏德拉和乌特纳皮什提姆等被神认可的“善人”。如果说上述地区洪水发起原因相似是因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响的可能，那么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和大洋洲拉亚特亚岛的渔夫触怒海神而导致洪水降临的神话，则更好地说明了人类触怒天神，天神降罪这一洪水发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国的洪水神话虽零散不连贯，但是诸多记载并不特别强调洪水是神的惩罚，也没有交代洪水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毁灭人类或者为了考验人类。洪水只是一种自然灾害，与神力无关，至少人类没有原罪。《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天崩地裂，洪水泛滥，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但是对洪水原因并未交代。在鲧禹治水的神话中，大部分典籍都只是把洪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记载，如《尚书·尧碘》：“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本经训》中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在女娲补天治水的神话中，水神共工触倒不周山而致地倾东南，引发洪水，由于天柱折断、地势倾斜的原因，各条水系汇集东南低处而形成洪水，这是从中国地势由西北高处向东南低处渐次降低的状态角度所作出的关于洪水起因的神话式的解释。

　　②面对洪水的解决路径：“躲避逃生”和“治水救民”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神以洪水惩罚人类不听天命”为主题的多，人们面对洪水只有消极地等待神明的救助。虽然也有纯粹自然灾害引起的或不明原因造成的大洪水，但更多的是由于天神惩戒人类降下洪水，企图灭世，宗教观念渗透明显。在神祗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人类惹怒或忤逆了天神，天神便要降下洪水以示惩戒，人类对神的惩罚毫无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洪水也不是积极的抗争，被神庇佑的“义人”凭借神谕来躲避灾难，如在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下山后立刻制了一艘坚固的船，在希伯来神话中耶和华告诉挪亚用斐木造一只方舟等等，都是在神的指引下寻找或建造避水工具，在逃生中寻找出路。

　　中国神话以女娲、鲧、禹等神话人物的经历，阐述要对自然灾害采取“治”的方法。谢选骏先生认为：“治水的主题在整个汉族洪水神话中占有极大的份量，洪水之灾，是被人化神祗的意志力量和行动力量克服的”。《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后（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以“息壤”掩埋洪水，实际上采取的是挖土造堤的办法，即使没有“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的变故，他的治水终究会失败。相比之下，大禹继承父亲鲧的神力与遗志，一心致力于治水之事，采用疏导的办法，虽历尽艰辛，几过家门而不入，但是历时十三年，终于治水成功。中国的洪水神话突出反映了主动抗争精神，故事情节把鲧禹塑造成了具有神力的英雄形象，在他们身上注入了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坚强的生命意志。从古代人民所推崇的这些神话英雄身上，进一步体现了古代人民为了能战胜灾难而无所畏惧的精神。

　　（2）“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差异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得到神的庇佑的善人。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希伯来神话中的挪亚就是耶和华的奴隶。他对神惟命是从，对神给人类制造的灾难没有丝毫的异议，为神的行为辩护，寻找正当的理由，因为自己的得救而更加敬奉神。这则神话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闻名于世，正如弗雷泽所说：“基督教用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对上帝的道德性质的崇尚和人们强迫自己遵奉上帝的责任感。”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夫妇逃过了灭世的大灾难后，在神谕的指引下“抛石成人”，人类将他们的幸存归功予他们的善良与敬神，因为他们是神认可的“义人”。

　　印度神话中面对洪水的态度依然是躲避，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神人和谐，神全力帮助人走出灾难，拯救众生。神话突出了印度宗教善有善报的观念，神话中的神强调的也是东方式的慈悲而不是西方式的威严。

　　中国华夏族面对洪水的态度是独特的“治理”态度。以此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中国的这种“人定胜天”的英雄传说显得最为积极。在灾祸发生后，女娲、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协助大禹下凡去治理洪水，这一点和西方的的洪水神话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华夏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强调宇宙是万物生命运动的载体，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相互交融，和谐相处，因此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国华夏族的洪水神话在面对大灾难时显示出人神协力共治水患。虽然天帝曾惩罚为治水“窃息壤”的鲧，但究其原因不是不想把息壤带下人间去治理洪水之患，而是在鲧的“窃”。洪水滔天的时候，鲧偷了天帝的息壤去挡洪水，没有报告天帝，没有获得天帝准许。鲧死之后，生出禹来。天帝又命令禹带着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了九州的洪水。从内容看，中国洪水神话中的天帝是“君以民为本”这一观点的神话式反映，是一种理想化的明君的形象化描绘。虽然，天帝还不是完美的神，但和耶和华相比还是仁慈的多，非常的强调“爱民”“敬德”。这里，远古华夏民族的神其实就是人“王”。诸神竭尽全力和人共治水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长城精神”，强调的是集体的作用。虽然禹功绩很大，但是没有诸多神祗和百姓的帮助恐怕治水大业难以完成。正是这种天神的利益一致，齐心合力最终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在这则神话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

　　（3）洪水神话产生的源头——“农耕文明”与“西方文明”

　　中国地处东亚，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降水量和气温值都适合农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文化形态，中国的农业发展早、规模大，由北到南的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都是非常复杂的。这就为中国洪水神话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土壤，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先民，过着安定宁静的生活。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文化意识中，他们具有追求安定，反对变化的意识。农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凭借其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先民们首先需要征服的自然力从来都集中在水患上，因而产生了关系到先民生存发展，并且与农业命脉——水利息息相关的治水神话。

　　李大钊先生在《东西民族根本之异点》中曾指出：“东西方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则是位于爱琴海沿岸，三面环海，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炎热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由于海上交通便利，西方人养成了崇尚流动、冒险和创新的思维。另一个源头古希伯来则是典型的游牧文明，他们最初生活领域是两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灾较多，挪亚方舟的神话继承了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它的背景就是两河流域反复出现的洪涝灾害。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社会动荡的关系，信仰上帝成为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挪亚一家，使得“义人” 存活，这给予了犹太人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只要皈依上帝，就能获得幸福，这深刻地表现了西方民族的对神的信仰、树立上帝的神威、尊崇上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

　　通过对中西洪水神话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根本而言，西方民族价值观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义之上；相反，华夏民族价值观更多地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西方神话着重强调神性的强大，中国神话则看重人性的伟大。中国的文化土壤是农业文明，从“士农工商”的排列体现了中国的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洪水神话中的天帝派鲧禹治水，还民安乐，就是“君以民为本”这种人本思想的体现。中国洪水神话在面对灾害时是人神协力共同治理洪水。神亲力亲为帮助人类抵御灾害，体现的正是神人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错的，就如共工一样。在中国文化中，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中国洪水神话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不同，希伯来洪水神话体现出的则是绝对的神本主义。希伯来民族把上帝奉为一切的渊源。在挪亚方舟的故事中，神人之间是契约关系，人要绝对服从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办事。因此面对洪水，这些民族所考虑的不是去治理它，而是始终追随神谕、逃命迀徙，于他们而言，上帝是他们逃命的庇佑。

　　结 语

　　世界洪水神话的普遍性证明各民族从远古时期在与自然的搏斗中，都有着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进自身的相同价值观，我们通过对各类洪水神话具体故事情节的对比研究，发现由于中外洪水神话既具很多相同点，又各具特色，分别体现着各自民族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