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下）

　　历史的思想只有在变成实践思想时才能得到拯救，而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践，也不能逊色于操作其世界总体（totalité de son monde）的历史意识。 革命工人运动的所有理论思潮都来自与黑格尔思想的关键冲突，在马克思身上是这样，在施蒂纳和巴枯宁身上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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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理论和黑格尔方法的不可分离的特点，本身就与这种理论的革命特点即它的真理不可分离。正因如此，这个初始关系通常被人忽视或误解，或者还被斥责为一种缺点，即虚假地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民主》一书中，伯恩斯坦完美地揭示了辩证方法与历史立场之间的联系，哀叹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在德国即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历史的自我推测相当错误，以至第一位来到的政治空想家，他似乎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东西，这种事发生在马克思身上似乎难以理解，因为他在这个时期已经认真研究过经济学。人们真不愿意从中看到一种黑格尔反命题辩证的残余的产物，其实马克思，甚至恩格斯，从来就没能彻底摆脱掉这个反命题辩证。在那些普遍动荡的年代，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尤其致命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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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所进行的颠倒，以便“通过转移而拯救”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不是平庸地去替代，即以生产力的唯物主义发展去替代黑格尔精神在当时与其思想相遇的历程，因为他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与其异化等同，而其历史伤口也没有留下伤疤。变得真实的历史不再有 终结。马克思摧毁了黑格尔面对所发生事物的被分离立场，也摧毁了一个外部最高主使的凝视，不管他是怎样的主使。理论只须知道它所做的事情。相反，对经济运动的凝视，在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中，才是某种循环体系的黑格尔意向中非辩证（non-dialectique）方面非颠倒（non renversé）的遗产：这是一种丢失了观念维度的赞同，它不再需要黑格尔主义给自身证明，因为这里所赞扬的运动不过是无思想世界的一个区域，其机械的发展确实统治着一切。马克思的规划是有意识的历史规划。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的历史占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个史前史终结的第一幕：“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的阶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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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马克思理论与科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的东西，便是对社会中真正实施的各种力量的理性理解。然而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思想的一个彼处，科学思想只有在那里被超越后才能保存下来：这就是对斗争的理解，而不是对法则的理解。“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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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时代，它想要科学地建立历史，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可支配的科学，它自身更应该是与经济学一起历史地建立的科学。反过来，只有当这种历史仍然是经济史时，历史才会绝对依赖于这种认识。曾经有多少历史的部分，就在经济本身中——改变其基础科学资料的总体过程中——况且已经被科学观察的观点所忽略，这便是社会主义者的算计所展示的空洞无物，他们以为已经建立起一种危机的精确周期性；自从国家的持续干预成功地补偿了趋向危机的效应，同类的说理在这种平衡中看到了一种最终的经济和谐。克服经济问题的计划，着手掌握历史的计划，如果它必须认识——而且为自己找回——社会的科学，那它自己就不具有 科学性。在最后这个运动中，在自以为通过科学知识主宰当今历史的运动中，革命的观点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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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的空想思潮，尽管它们自身历史地建立在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批评中，但恰恰可以被称为空想的思潮，原因是它们拒绝历史——正在进行的真实斗争，还有时间的运动，这个时间超越了它们对幸福社会空想形象的永久完善——而不是因为它们拒绝科学。相反，空想主义思想家们完全被科学思想所统治，正如科学思想在前数个世纪中逐步立足（s'imposer）那样。这些思想家寻找着这个普遍理性体系的圆满完成：他们丝毫不把自己看作手无寸铁的预言家，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展示的社会权力，而圣西门主义则甚至相信能通过科学去夺取权力。正如桑巴特所说：“他们怎么能通过斗争来夺取必须 被证明的东西？”然而，空想主义者们的科学观念并不扩展到这一认识，即不同社会团体在现存境况中都拥有利益，它们有保持这种境况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对应于这般立场的虚假意识的形式。因此，科学观念就在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现实之内，而这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社会需求的引导，而产生于这般因素的社会需求，它所选择的不仅仅是可以被接受之物，也包括能够被找回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者被科学真理的展示方式所禁锢，根据其抽象的纯粹形象去设想这个真理，这个形象正如社会的先前阶段所看到的那样，是个逐步立足的抽象形象。正如索雷尔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天文学模式，空想主义者想象会发现和展示社会的法则。他们所瞄准的协调，与历史相对抗的协调，来自一种应用的尝试，应用于最不依赖于历史科学的社会。它试图让人们认可它，抱着与牛顿主义同样的实验性清白，而持续预设的幸福命运，“在其社会科学中，扮演着与在理性力学中成功发现惯性的那个人同样的角色”（《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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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决定论（déterministe-scientifique）方面恰恰是一个缺口，“意识形态化”过程就通过这个缺口乘虚而入，在他活着时是这样，在他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中更是这样。历史主体的到来被推延到更迟的时候，而只有最杰出的历史科学，即经济学，才能越来越全面地保障一种需求，对自身未来否定的需求。然而由于这种做法，革命的实践则被推到理论视觉的场域之外，而革命的实践才是这个否定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有必要耐心地研究一下经济发展，还要以黑格尔式的安静情绪去接受它的痛苦，这一点在其结果中还是“良好意向的公墓”。根据革命的科学，人们发现在当今， 意识总是到来得太早，而且意识必须传授于人。“历史曾经指责我们，针对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恩格斯后来在1895年这样说过。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其理论的统一观点，不过其理论的 表述却处在一种主导思想的土地上，即精确表现为针对特殊学科的批评形式，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正是这种肢解，后来又被人们接受的最终肢解，造就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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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理论的缺陷自然也是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缺陷。在184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布持久革命的命令；巴黎公社在孤立无援中战败。因此，革命理论还没能达到其自身的全面存在。被限制在 大英图书馆里捍卫革命理论，在学者研究的分离中提炼革命理论，这就会导致理论本身中的损失。恰恰是这些关于工人阶级发展前途的科学证明，还有与这些证明相结合的组织实践，到了某个更为先进的阶段，将成为无产阶级觉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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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地捍卫无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任何理论的不足，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有可能导致一种认同，即从革命夺取政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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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过去重复的实验去建立一种展示的倾向，即证明无产阶级政权的科学合法性，这从《共产党宣言》时起就让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变得昏暗，让其支持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形象，这种发展是由阶级斗争带动的，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每次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是在历史的可观察现实中，还有“亚洲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见证的那样，尽管有各种阶级冲突，却保留了其稳定状态，同样，农奴的起义从来没有战胜过男爵贵族，古代的奴隶反抗也不能战胜自由人。线性的图式首先就看不到一个事实， 资产阶级是曾经得胜的唯一革命阶级；它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唯一阶级，即经济的发展对它来说，既是控制社会的原因，也是控制社会的结果。同样简单的思考导致马克思忽略了国家在阶级社会管理中的经济角色。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解放了国家经济，那仅仅是因为古老的国家在一种静态经济中与阶级压迫的工具混为一体。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国家的虚弱时代，在平衡的权力被封建分裂的时刻，发展了它独立的经济威力。而近代国家通过重商主义，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放任自流、货物通畅”的时代，最终成为资产阶级 自己的国家，后来它又在经济过程的精明管理中显示出一种核心威力。然而马克思也曾经从波拿巴主义角度，描述了近代国家官僚制度的雏形，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一种“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国家权力，一种旨在奴役社会的有组织的公共力量”。在这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将放弃除事物经济历史之外的任何历史生活，它情愿“与其他阶级一样被迫成为政治的虚无”。这里就已经展现出近代景观的社会政治基础，近代景观将从负面定义无产阶级，将其定义为 历史生活的唯一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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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唯一的阶级，真正与马克思理论对应的两个纯粹的阶级，即《资本论》中全面分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革命的阶级，然而其状况则大相径庭：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只是一个规划，它是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规划，而且在性质上与前者完全不同。忽略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特色，那就掩盖了这个无产阶级规划的具体特色，这个规划就不能实现，充其量只能穿着其自身的色彩，而且会遇到“其任务的艰巨性”。资产阶级能够登上权力舞台，因为它是发展中的经济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成为 觉悟的阶级才能让自己成为权力。生产力的成熟并不能保障这样一种权力，即使通过权力带来的不断剥夺的迂回方法亦然。雅各宾派夺取国家权力的方法不能成为它的工具。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帮助它将部分目的装扮成普遍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够保留真正属于自己的任何部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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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马克思在其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特定时期，曾经过分地期待于科学预见，以至创立了其经济主义幻想的知识基础，那么众所周知，他个人并没有屈从于幻想。在1867年12月7日那封著名的信件中，附着一篇他自己批判《资本论》的文章，恩格斯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仿佛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政敌之手，马克思在文中清楚地展示了他自己科学的局限性：“……作者的 主观倾向（也许是他的政治立场或他的过去强加于他的），也就是说他表现自己的方式，还有他向别人表现当今运动最终结果和当今社会进程的方式，与其真正的分析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马克思在自己揭露其客观分析的“倾向性结论”之时，通过讽刺，即与强加于他的科学外（extra-scientifique）选择相关的“可能”的讽刺，同时指明了两个方面融合的方法论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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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历史斗争的本身中，才必须实现认识与行动的融合，让每个词语将真理的保障放置到另一个词语中。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不过，这个组织的中心问题，在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是革命理论最少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理论还拥有从历史思想继承下来的统一特点（而该理论自我赋予的任务恰恰是发展一种实践，直至一种统一的历史实践）。相反，对这个理论来说，这里是个不结果之地，因为它允许采用那些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借来的国家和等级的应用方法。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建立在抛弃该理论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倾向于禁止人们维持统一的理论，将其分解为特殊的和碎片式的不同知识。理论的这种意识形态异化，在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出现一种检验时，便不再认可对它自己所背离的统一历史思想进行的实践检验；它只能协助去压制对工人斗争的表现与记忆。然而，斗争中出现的这些历史形式，它们恰恰构成了理论所缺少的实践环境，以便让这个理论成为真正的理论。这些形式是理论的要求，但还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表述。苏维埃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况且，国际劳动者协会的最高理论真理便是其实践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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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斗争的初期成功，引导第一国际从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中解放出来，这种影响一直残留在国际里。然而它不久后遭遇的失败和镇压，将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推向了前台，这两种观念都包括了某种独裁的维度，由于这个独裁维度，无产阶级的有意识自我解放便被放弃。确实，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变得不可调和，而且是双重的争论。该争论既涉及革命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又涉及运动的当今组织问题，从这个方面到那个方面，对手们的立场都背道而驰。巴枯宁抨击那种通过专断使用国家权力而消灭阶级的空想，预想一种官僚统治阶级的重建和渊博专家的专政，或那些名人的专政。马克思曾经认为，经济的矛盾和工人的民主教育之间不可分离的成熟，会将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缩减到简单的法律认可阶段，使得客观确立的新型社会关系合法化，于是他便揭露巴枯宁及其支持者身上的阴谋精英的独裁主义，这些阴谋精英毫不犹豫地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形成一种险恶用心，试图将貎似革命而又不负责任的专政强加于社会，或者强加那些自封的革命者的专政。巴枯宁也确实招募了一批支持者，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视角：“作为大众风暴中心的隐身领航员，我们应该引导这场风暴，不是借助明显的权力，而是通过所有 联盟者的集体专政。这个专政没有绶带，没有头衔，没有正式权利，而正因为它没有任何权力的外表而变得更加强大。”这样就形成了关于工人革命的两种 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每种意识形态中都包括了部分的真实批判，但是却失去了历史思想的统一性，把自己建立为意识形态权威。那些强大的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它们曾经忠实地服务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这个或那个，但在所有地方，其结果都大相径庭，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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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看作即时地在场（immédiatement présent），这一事实同时构成无政府主义真正斗争的伟大和渺小（因为在其个性的变种中，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显得微不足道）。从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中，集体无政府主义仅仅保留了结论，而它对这个结论的绝对要求，也同样表达在其对方法的果断蔑视中。因此它对政治斗争的批判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对经济斗争的选择也只能根据最终解决的空想来确定，这个最终解决是在这个场地上一下子获得的，就在全面罢工或起义的那一天。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实现一个理想。无政府主义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式否定，即对被分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条件本身进行否定。正是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使一切变得平等，排除关于历史邪恶的任何想法。这种关于融合所有部分要求的观点，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表现拒绝现存条件的功绩，它针对的是生活的整体，而不是围绕某种特有的批评专业化。但是由于这种融合是以绝对方式考虑的，依据的是个体的任性，而且是在融合真正实现之前，因此也会将无政府主义指责为一种很容易见证的不协调。无政府主义只须重新表述，在每次斗争中重新启动其简单的总体结论，因为那个早先的结论从一开始便被等同于运动的完整成就。因此，巴枯宁在1873年离开汝拉山同盟时可以这样写道：“近九年来，人们为了拯救世界，在共产国际中发展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思想，如果仅仅靠思想就能拯救世界，那么我将向发明新思想的任何人发出挑战。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属于思想，而是属于事实和行动。”这个观念可能从无产阶级历史思想中保留了这样一种肯定，即思想应该变成实践，然而这种肯定又离开了历史的场地，它假设从思想过渡到实践的相应形式已经找到，而且不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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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意识形态的信念，明显区别于工人运动的整体，他们会在自己和工人之间重新制造这种能力的分离，向尚未成形的统治提供一块有利的土地，这是那些自己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和保卫者的统治，遍布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很可笑的专家，因为他们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对若干最终真理的不断重复。在决定中对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的尊重，在组织中就更有利于自由专家们那无法控制的权威；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从被解放的人民那里所期待的也是同一类型的意见一致，并且通过同样的方法去获得。此外，拒绝考虑条件的对立，即现有斗争与自由个人社会之间的对立，在共同做决定的时刻，滋养了一种持久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离，正如西班牙层出不穷的无政府主义者起义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地区层面上一次次被限制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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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中或多或少明显保持的幻想，就是一场革命的持续迫近，通过它的瞬间完成这场革命必须赋予意识形态理由，赋予从意识形态中衍生的组织实践的模式理由。无政府主义在1936年确实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形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指出，一方面，全面起义的信号是军队强加的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最初的日子里并没有完成，原因是佛朗哥政权在半个国家中依然存在，还得到国外的强大支持，而且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起义已经被打败，还因为资产阶级的残余力量相对强大，而共和国阵营中还有其他一批国家式工人政党。因此，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显得无法将革命的半途胜利进行到底，甚至连捍卫这些半途胜利也做不到。那些公认的革命领袖都成了部长，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而资产阶级国家摧毁革命，为的是国内战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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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scientifique），它将其整个真理等同于经济中的客观过程，等同于受过组织教育的工人阶级对这种必要性进行认同的进步。这种意识形态在教学演示中重新找回了信心，虽然这种教学曾经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但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搭配上 凝视的参照：然而，这样一种态度既丢失了黑格尔总体历史的维度，又丢失了空想主义批判（最大程度的批判是傅立叶）的现存总体性的静止形象。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态度，即以对称方式推动伦理选择的强硬态度，希法亭的废话才这般证明，他当时说，承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并不提供“有关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指示。因为承认一种必要性是一回事，而着手为这个必要性服务则是另一回事”（《金融资本》）。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即历史的统一思想，对于马克思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与 需要采取的实践态度毫无区别，这些人通常应该是他们所同时采纳的实践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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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组织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交给了教授们，让他们去教育工人阶级，而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则是与这种被动学习相适应的形式。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对政治经济斗争的参与当然是具体的，但在深层却是非批判性的。它以革命幻想的名义进行着，依据的显然是一种改良性实践。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坚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们的成功所打碎。运动中议员和记者们的分离，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招募的那些人带向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工会官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经纪人，将劳动力当作物有所值的商品去出售，即使是那些从产业工人斗争中招募的人，或是从他们中选拔出来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为使他们所有人的活动保持某种革命性，就必须让资本主义幸运地处于无能境地，即在政治上可以容忍合法动荡中的改良主义，而在经济上却无法支持它。产业工人的科学所保障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兼容性，而历史则时时刻刻都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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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矛盾，伯恩斯坦很正派地想展示其现实，因为他是最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分子，也是最直率地与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相结盟的人，而这个现实——而英国工人的改良运动，在放弃革命意识形态之时，也表现出这种情况——在被展现时若不受质疑，就只能通过历史的发展本身。此外，尽管伯恩斯坦充满幻想，却否定了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将奇迹般地迫使社会主义者就范，而社会主义者只想通过某种合法的祭奠从革命中继承遗产。社会深度动乱的时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到来，而且在觉悟方面也是富饶的时刻，它曾经两次表明，社会民主的等级并没有在革命层面上进行教育，丝毫没有让德国工人 变成理论家：首先是该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然后是在战败后，他们参与镇压了斯巴达克团革命者。工人出身的艾伯特还相信原罪，因为他承认自己“像对待原罪那样”痛恨革命。这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自我标榜为 社会主义代表制的最佳先驱，然而不久后又以绝对敌人的身份反对俄国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他制定出这种新型异化的准确纲领：“社会主义意味着努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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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不过是位忠实一贯的考茨基主义者，在俄国条件下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意识形态，俄国的条件不允许第二国际进行相应的改良主义实践。无产阶级的外部领导，通过纪律严密的地下党来实现，这个党又服从于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知识分子，这种领导在此构成一种职业，而且不愿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领导职业妥协（此外，沙皇政治制度也无法提供这样的开口，其基础将构成资产阶级政权的先进阶段）。它因此成为社会的 绝对领导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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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随着战争的来临及国际社会民主党面临战争时的垮台，得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民主幻想的血腥结局曾经将全世界变成了俄国，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统治着由危机时期导致的第一次革命决裂，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奉献出它的等级模式和思想模式，以便对统治阶级“用俄语说话”。列宁并没有指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 意识形态，而是责备它不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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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同一历史时刻，即布尔什维克为了自身在俄国取得胜利之时，还有社会民主党为了旧世界而胜利地战斗时，这个时刻标记了一种事物秩序的完全诞生，而这个秩序则位于现代景观的统治中心：工人的代表与工人阶级彻底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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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21日的《红旗》中写道：“在所有先前的革命中，战斗者都亮出面孔进行厮杀：阶级对抗阶级，纲领对抗纲领。而在当今的革命中，旧秩序的保卫部队并不打着领导阶级的招牌前来干预，而是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如果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公开和坦诚地提出来的，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今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任何迟疑。”因此就在德国无产阶级激进思潮毁灭的前几天，它发现了整个先前过程（工人代表曾经对此做过重大贡献）曾经创造的新条件的秘密：保卫现有秩序的景观组织，也是外表的社会统治，其中的任何“中心问题”都不再能“公开和坦诚地”提出。这个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既成为社会普遍做假的主要因素，也是这种做假的中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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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仿布尔什维克模式而建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它诞生于俄国的落后状况，还有先进国家工人运动对革命斗争的放弃，然而它却在俄国的落后中巧遇到所有的条件，推动这种组织形式朝着反革命颠覆的方向发展，这种颠覆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在它初始的萌芽中；而欧洲工人运动的大众在面对1918—1920年间的“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吧！”的重复放弃，包括暴力毁灭激进少数派的放弃，都有利于过程的完整发展，让其骗人的结果在人们面前得到肯定，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唯一解决办法。诉诸代表制的国家垄断，诉诸工人权力的捍卫，这就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使它 成为它该是的那样：无产阶级所有者的政党，它主要消除的是从前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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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倾向——资产阶级的弱点，农民占大多数的分量，无产阶级集中而具有战斗性的决定作用，但在全国又处于极其少数的地位——的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理论争论中，所有考虑到的对沙皇独裁的清算条件最终在实践中揭示了它们的解决办法，依据的却是在假设中并不在场的资料：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官僚，在夺取国家权力之时，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工农民主专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同时坚守阵地，既反对农民地主阶级，又对抗国内、国际的白色反动派，又反对自身那外化和异化成工人政党的代表，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言论的、不久还有思想的绝对主人的政党。托洛茨基的持久革命的理论和帕尔乌斯，即列宁在1917年4月实际结盟的理论，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是唯一变得真实的理论，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且仅仅是在官僚阶级政权这个未知因素被引入之后。在意识形态最高代表手中的专政集中，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多次冲突中最一贯捍卫的集中。列宁每次反对其政敌时都很有道理，其原因在于他支持由少数派绝对权力的前期选择所带来的解决办法：在 国家层面上拒绝给予农民的民主，也必须拒绝给予工人。这就使得人们拒绝将民主给予各同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党中如此，最终直到政党的最高等级。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即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被军队镇压而且淹没在诽谤中时，列宁就发表了这个结论去驳斥组织成“工人反对派”的左翼官僚主义者，而斯大林则将这个结论的逻辑扩展到某个世界的完美分裂中：“这里或那里，我们要的是枪杆子，而不要反对派……我们讨厌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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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制度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所有者，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通过与农民阶级的暂时结盟，它首先在内部保证了自己的政权。它也从外部保卫了这个政权，通过使用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的工人士兵，让其充当俄国外交的补充力量，以便破坏任何的革命运动，还支持一些资产阶级政府，想在国际政治中（1925－1927年中国的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等）得到某种支持。但是官僚社会必须通过对农民阶级实施的恐怖去继续它自身的完成，以实现历史上最为粗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工业化揭露了 官僚制度的最近现实：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在布鲁诺·里兹的理解中，极权官僚阶级不是“历史上最后的所有制阶级”，它仅仅是一个商品经济的 替代性统治阶级。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一个简化的亚产品（sous-produit）所替代，它不太多样，而且 集中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中。这种统治阶级的不发达形式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表达方式，而其前景仅仅是追赶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迟缓。正是工人政党，按分离的资产阶级模式组织的政党，向额外的新版统治阶级提供了国家等级的环境。安东·西利加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做了这样的记录：“组织的技术问题曾经显示为社会问题”（《列宁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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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意识形态，被分离物的协调，即列宁主义构成其最大意志主义努力的协调，决定着对推动自身的现实的管理，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改造，这种协调成了不协调中的真理。这个时候，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个目标。不再被人否定的谎言将变成疯狂。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景观的地方原始主义，然而其作用在世界景观的发展中举足轻重。这里正在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它不像到达物质富足阶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从经济上改造世界；它只是从治安角度改造感知（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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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的极权意识形态阶级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的政权：它越是强大，就越是断定自己不存在，而它的力量首先用来断定它的非存在（inexistence）。它就在这一点上比较谦虚，因为它正式的非存在也应该对应于历史发展的顶峰（nec plus ultra），同时，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其坚不可摧的指挥。到处都是官僚制度，对意识来说它该是个 隐身的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疯狂。绝对谎言的社会组织就来自这种根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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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主义是官僚制度本身中的恐怖统治。建立该阶级政权的恐怖主义也一定会打击本阶级，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法律保障，没有任何存在被认可为有产阶级，也不能将这个存在扩展到它的每个成员。真正的所有制被掩盖了起来，只有通过虚假意识的道路方能成为所有者。虚假意识只有通过绝对的恐怖才能维持其绝对的权力，在绝对恐怖中，任何的真实动机都将以失败告终。执政的官僚阶级的成员们，对社会只有集体地拥有的权利，只能充当基本谎言的参与者：他们必须扮演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角色，即使必须是意识形态非忠实性的文本的忠实执行者。但是对这个说谎存在者的实际参与，本身也应该被认可为一种真实的参与。任何官僚者都不能个体地支持其面对政权的权利，因为要证明他是一位社会主义无产者，这就表明他是官僚者的反面；而要证明他是一位官僚者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官僚制度的官方真理就是不要存在。这样，每位官僚者就处在绝对依赖的状况，依赖于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心保障，它承认一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集体参与，这一政权是 意识形态不能消灭的所有官僚者的政权。如果说形成整体的官僚者能决定一切，那么他们自身阶级的一致就只能通过集中于一人身上的恐怖主义权力的集中来保证。在这个人身上，常驻着政权中唯一谎言的实践真理：其不容讨论的边界定位总是得到校正。斯大林不需裁决就可最终确定谁是拥有权力的官僚者，也就是说能确定谁应该被称为“执政的无产者”或“日本天皇和华尔街雇佣的叛徒”。官僚制度的原子只能在斯大林个人身上寻得其权利的共同本质。斯大林就是这个世界的君主，他以这种方法自命为绝对的人，在这个人的意识中，就不存在其他更高的精神。“世界的君主拥有对世界是什么的真实意识——有效性的普遍威力——就在它施行的毁灭暴力中，以对抗与它形成对比主体的 自我。”他既是确定统治场地的强权，也是“ 破坏这个场地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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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意识形态通过对绝对权力的拥有而成为绝对的意识形态时，当它从一种碎片的知识变成极权的谎言时，历史的思想就被完美地消灭，以至在更为经验的认识层面上，历史本身不能够再存在。极权的官僚社会生存于一种永久的现时中，那里所到来的一切仅仅是为该社会而存在，就像一个可以到达其治安的空间（espace accessible à sa police）。拿破仑所拟定的规划，即“以君主方式引导记忆的能量”，在对过去的持续操纵中找到了它的全面具体化，不仅在意义中，而且还在事实中。但是这种对任何历史现实的解放，其代价却是理性参照的丢失，而这个理性参照对资本主义的 历史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家知道，变得疯狂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应用使俄国经济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李森科的骗局就足以证明。管理工业化社会的极权官僚的这种矛盾，夹在理性需求和理性拒绝之间的矛盾，从正常资本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构成一种主要的缺陷。官僚制度像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不能解决农业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中最终也逊色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工业生产是专制计划的生产，它建立在非现实主义和全面谎言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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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工人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协同行动所绞杀，而法西斯主义曾经向俄国经验丰富的极权政党借鉴了其组织形式。法西斯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极端主义保卫，而这个经济受到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颠覆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戒严，即借助它而使社会得到拯救的戒严，赋予自身一种紧急状态的第一理性，让国家大量地干涉国家管理。然而这样一种理性本身就充满了其手段的大量非理性。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挺身去保卫已经有点保守（家庭、财产、道德秩序、祖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去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被危机逼疯的失业者，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能产生失望的人们，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它的意识形态所致。它以自己存在的方式展示自己：这是一种神话的暴力起义，它要求一个确定的群体去参与，使用的是古老的伪价值（pseudo-valeur）：种族、血统、首领。法西斯主义是 技术上装备精良的仿古主义。其神话中被分解的代用品（ersatz）在景观语境中被借鉴使用，而这个语境则由更为现代的影响手段和幻想手段构成。因此，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景观形成中的一个因素，同样，它在古老工人运动毁灭中的份额，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性强权之一；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 最昂贵的形式，它在正常情况下必须远离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角色所占据的前台，这个前台已经被这一秩序的更为理性、更为强大的形式所消灭。

　　110

　　当俄国的官僚制度最终成功地摆脱了阻碍其对经济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痕迹时，当它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以便为己所用时，当它在国外被认可为超级大国时，它便想默默地享用自己的世界，消除这个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任意部分：它开始从根本上谴责斯大林主义。然而这种谴责还是斯大林式的，任意的，不经解释的，而且不断校正的，因为其根本上的意识形态谎言永远也不会被揭露。因此，官僚制度既不能够从文化上也不能够从政治上变成自由化，因为它作为阶级的存在依赖于它的意识形态垄断，而这种垄断以其沉重的负担，成为它唯一的所有制名称。当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其积极肯定的热情，但是从中残存下来的漠然粗俗还具有这种镇压功能，以禁止任何的竞争，俘获思想的总体性。于是，官僚制度与一种再也没有人相信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恐怖主义的东西变成了不起眼的东西，然而这种不起眼本身只能通过将它想摆脱的恐怖主义存放于后台才能保持下去。这样，就在官僚制度试图展示其在资本主义场地上的优越性时，却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的穷困亲戚。正如其真正的历史与其权利相互矛盾那样，正如其粗俗地保持的与其科学抱负相矛盾的无知那样，它试图与资产阶级在富足的商品生产中进行竞赛的规划就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即这样一种富足自身就带有其隐性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implicite），通常会配备一种对景观进行虚假选择的无限扩展的自由，一种与官僚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伪自由（pseudo-liberté）。

　　111

　　在发展的这个时刻，官僚制度的意识形态所有制的名称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崩塌。在国内建立的政权，作为根本上的国际主义模式，必须接受这一点，即这个模式不再能指望在每条国界之外还能维护其谎言的一致性。各国官僚制度所经历的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的竞争利益，它们已经成功地在单一国家之外拥有了它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却导致了俄国谎言和中国谎言的公开和完全的冲突。从这一点出发，每个执政的官僚制度，或每个候选执政的极权政党，即斯大林时期在某些国家工人阶级中遗留下来的政党，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那些内部否定表现，随着工人反抗的兴起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东柏林工人以其“冶金者政府”的要求对抗官僚者，并且一度危及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政权，作为对这些否定表现的补充，最终分析表明，对官僚欺骗联盟的世界性解体，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发展的最为不利的因素。资产阶级在虚幻地统一对现存秩序的任何否定之时，正在失去客观上支持它的敌手。这样一种景观工作的分工，当轮到其伪革命（pseudo-révolutionnaire）角色也被分裂时，将看到它自身的终结。工人运动分解的景观要素本身也将被分解。

　　112

　　列宁主义的幻想不再有其他当前的基础，除了在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同倾向之中，其中无产阶级规划与意识形态等级组织的等同，将从所有结果的经验中毫不动摇地存活下来。分离托洛茨基主义与对当前社会革命批判的距离，也同样会产生一个它在立场方面观察到的可敬距离，这些立场在真正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时，就已经成为虚假的立场。直到1927年，托洛茨基也基本上与高层官僚保持一致，同时试图抓住这个官僚制度，让其在国外重新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为了帮助隐瞒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他甚至用诽谤方式去否认其支持者马克斯·伊斯曼，遗嘱的公开者）。托洛茨基被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判了死刑，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官僚制度在自己的结果中得知，作为国内的反革命阶级，它就该以革命的名义，在国外也要选择真正地充当反革命， 就像在国内那样。托洛茨基为建立第四国际所进行的后续斗争包含了同样的自相矛盾。他终生拒绝承认在官僚制度中有一个被分离阶级的政权，因为在俄国第二次革命期间，他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的无条件支持者。卢卡奇在1923年指出了在这个形式中最终找到的中介，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这时的无产者不再是其组织中所发生事件的“ 观众”，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选择并且经历这些事件。卢卡奇将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是的一切描写成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功绩。虽然卢卡奇从事的是深刻的理论工作，但他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他以粗糙地外在于无产阶级运动的那个政权的名义说话，相信并且说服人们相信，他自己和他的全部人格都处于这个政权中，就像是处于他自己的政权中。而后来的事情则表明，这个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否认并且取消它的仆人，卢卡奇本人也不断否认自己，让人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他将自己认同于什么：他自己的反面，以及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支持的观点的反面。卢卡奇精心核查了评判该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基本规则：他们所尊重的东西正好测出他们自己那可蔑视的现实。然而列宁在他的活动中却丝毫没有恭维这种幻想，他认为“一个政党不能通过检查其成员来证明在成员的哲学与党的纲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卢卡奇不合时宜地介绍了梦想形象的真正政党，它只有在面对某件精确而局限的任务时方能一致：夺取国家政权。

　　113

　　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列宁主义幻想，时时刻刻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这个社会既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又是官僚制度，因此这种幻想在形式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自然会找到一个特殊的应用领域，在这些国家，国家与官僚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的幻想，被地方领导阶级有意识地操纵为经济发展的简单意识形态。这些阶级的混杂组成或多或少与官僚资产阶级幽灵的上升清晰地相连。它们在现存资本主义政权两极之间的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还有它们的意识形态妥协——尤其是与伊斯兰教——表现了其社会基础的混杂现实，成功地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副产品中去除了任何的严肃成分，而只剩下了治安。某种官僚制度得以形成，为全国斗争和农民的农村起义服务：正如中国那样，这种官僚制度倾向于在一个比1917年俄国还要落后的社会中应用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一个能够将国家工业化的官僚制度，可以从夺取政权的军事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出发而形成，正如埃及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某些事情上，如阿尔及利亚在独立战争之后，在斗争中组合成准国家领导的官僚制度，也在寻找某种妥协的平衡点，以便与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最后，在黑非洲的前殖民地中，即在公开与西方、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藕断丝连的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资产阶级——更为常见的是部落传统首领的强权—— 通过对国家的拥有而形成：在这些外国帝国主义还是真正的经济主人的国家，到来的是这样的阶段，买办们在出卖本土产品时，会得到本土国家的所有权作为补偿，这个国家在地方群众面前是独立的，而在帝国主义面前并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人为的不能积累的资产阶级，一个只会花钱的资产阶级，在它获得地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份额上是这样，在收受其保护国或财团的援助上也是这样。这样的资产阶级无法胜任资产阶级的正常职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在这些阶级面前树立起一种颠覆的模式，即或多或少适合于地方特色的官僚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抓住其遗产。但是，一个官僚制度在其基本工业化规划中的成功本身，必然包含其历史性失败的前景：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它也在积累无产阶级，在一个无产阶级还不存在的国家，它创造着自己的否定面。

　　114

　　在这种复杂而又可怕的发展中，这种将阶级斗争时代带向崭新环境的发展中，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对其独立前景的肯定，归根结底是失去了他们的幻想，而非他们的存在。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取消。它还顽强地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过强化的异化中：它是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而劳动者失去了其生命使用的任何权力，而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把自己重新确定为无产阶级，即这个社会中事业的消极面。这个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将随着农民阶级的消失运动而得到加强，正像工厂中劳动逻辑的扩展那样，应用于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和脑力劳动职业。 主观上说，这个无产阶级距离其阶级的实践觉悟还相去甚远，不仅在职员们身上是这样，而且在工人们身上也是这样，工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古老政策的无能和欺骗。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身外化的力量正在协助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加强，而且不仅以其劳动的形式，还以工会、政党或国家强权的形式在加强，况且它组建这些机构是为了解放自己，此时，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它也发现自己完全是任何固定外化和任何专业化政权的敌对阶级。它坚持的是不能给革命之外留下任何东西的革命，只有现时对过去的持续支配的要求，还有对分离的全面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必须找到其行动中的适合形式。任何对其贫困的数量改善，任何等级融合的幻想，都不能成为医治其不满足的持久良药，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在它所经历的某种特殊不公正中，因此也不能在对某个特殊不公正的纠正中，不能在大多数的这些不公正中而真正认识自己，而只能在被抛弃于生活边缘的绝对不公正中真正认识自己。

　　115

　　新的否定符号并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经过了景观整治的篡改，在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层出不穷。从这些符号中，人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在工人颠覆的第一次尝试之后，现在遭遇失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富足。当西方工人的反工会斗争首先遭到工会的镇压时，当青年人的反抗潮流发起第一次不成形的抗议，而且在抗议中对从前的专业化政策、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拒绝被立刻引导出来时，这便是新型斗争的两副面孔，而这种自发的斗争会以犯罪的面貌出现。这是无产阶级反抗阶级社会的第二次进攻的预兆符号。当这支还处于静止状态的军队的敢死队（entants perdus）重新出现在这个战场上时，这既是另一个战场又是同一个战场，他们将追随一位新的“卢德将军”，这一次，将军把他们投入摧毁 放任消费的机器的战斗。

　　116

　　“人们最终发现了一种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劳动的经济解放可以得到实现”，在本世纪的革命工人委员会中，它采用了一副清晰的面孔，在委员会中集中了所有的决定和执行功能，并且通过代表的方法互相联合，代表们对基础民众负责，而且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委员会的实际存在还仅仅是一个简短的开端，并且立即遭到反抗，被不同的阶级社会的防卫力量所打败。而在这些力量中，常常必须算上它们自己的虚假觉悟。潘涅柯克正好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工人委员会对某个政权的选择，不能带来解决方案，反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这个政权恰恰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问题可以找到其真正解决方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历史意识的客观条件全部具备。这就实现了活跃的直接交际，在这种交际中，专业化、等级化和分离都将结束，而现有的条件被改造成“联合的条件”。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主体可以从反抗凝视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它的觉悟已经达到觉悟所给的实践组织水平，因为这个觉悟本身就与历史中的一致干预不可分离。

　　117

　　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应该替代国际范围内任何其他的权力，而在这个权力中，无产阶级的运动便是它自身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对自己来说就是自身的目的。只有这样，对生活的景观否定才会轮到自己被否定。

　　118

　　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是无产阶级运动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最卓著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未引人注目或乔装得掩人耳目，因为它和运动的其他成分一道消失了，被当时的历史经验所否定和消灭。在无产阶级批判的新时刻，这个结果成为被打败的运动中唯一还没有被打败的一点。历史的意识知道它在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现在可以承认它，不是在倒流物的外围，而是在上升运动的中心。

　　119

　　一个革命组织，存在于工人委员会权力之前的组织——它必须在斗争中找到它自己的形式——出于所有这些历史的道理，它已经知道自己 不代表等级。它只须自我认可为一种相对于分离的世界的根本分离。

　　120

　　革命的组织是实践理论的一致表达，实践已经进入与实践斗争进行交际的非单向交际，又从实践斗争走向实践理论。革命组织的实践就是推广这些斗争中的交际和一致性。在社会分离处于解体的革命时刻，这个组织作为被分离的组织，必须承认自身的解体。

　　121

　　革命的组织只能是对社会的统一批判，也就是说是不向任何形式的被分离政权妥协的批判，在世界任何问题点上都不让步，它是一种全面宣布的批判，以对抗被异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革命组织反抗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这些战斗员自身的本质：革命组织不会在自己身上复制分裂和分等的条件，这些都是统治者社会的条件。它必须时时与占统治地位的景观中的变形做斗争。参与革命组织全面民主的唯一局限，就是全体成员对批判一致性的认可和实际的自动占有，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在真正的批判理论中得到证明，在批判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证明。

　　122

　　资本主义异化在各个层面的进一步实现，总是让劳动者越来越难以识别和命名他们的贫困，当把劳动者放到拒绝贫困的总体性或什么都不做的交替选择中时，革命的组织就该知道，它不再能够以被异化的形式去和异化战斗。

　　123

　　无产阶级革命整个被空悬于这种必要性上，即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正是充当人类实践的智力的理论，才应该被广大群众所认可和经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工人们成为辩证论者，将他们的思想铭刻到实践中；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向没有资格的人们所要求的，远比资产阶级革命向有资格的人们所要求的要多得多，资产阶级会让有资格的人们去实现理论：因为由部分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局部的意识形态觉悟，其基础就是这个社会生活的中心部分，即经济，而在这个经济中，资产阶级已经在执政。阶级社会发展的本身，直到非生活（non-vie）的景观组织，它引导着革命规划，使之 明显地成为它本质上已经是的东西。

　　124

　　革命的理论现在已经是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敌人，而且它也知道这一点。

　　第五章　时间与历史

　　“啊，绅士们！人生苦短……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活着就是要把君王的脑袋踩在脚下。”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125

　　人，“这个消极的生灵，他唯一的能耐就 是消除存在”，他与时间一样。人对自身本性的占有也是他对宇宙展开的把握。“历史本身就是 自然史的一个真实部分，是自然变成人的一个部分”（马克思）。反过来，这个“自然史”只有通过人类历史的过程才能有其实际的存在，即通过能寻回历史整体的唯一部分而存在，就像一架现代天文望远镜，其探测力可以 在时间中捕获星云朝向宇宙外围的逃逸。历史总是存在着，但不都是以其历史形式而存在。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时间的无意识运动在历史意识中表现出来，并且变成真实的存在。

　　126

　　真正的历史运动，尽管它还隐藏着，起始于“人类真正的自然界”那漫长而不知不觉的形成中，这个本性亦即“诞生于人类历史中的自然界——它就诞生在人类社会的孕育行为中——”但当时掌握某种技术和语言的社会，如果它已经是其自身历史的产物，就只能意识到一个永久的现时。任何局限于古人记忆的知识，它总是由 活人承载于记忆里。死亡和繁衍都不能理解为时间的法则。时间恒定不变，就像一个封闭的空间。当某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成功地意识到时间时，它的工作更像是否定这个时间，因为它在时间中看到的不是一掠而过的事物，而是重新回来的事物。静态的社会（société statique）根据其自然的即时经验去组织时间，参照的是 循环时间（temps cyclique）的模式。

　　127

　　循环时间在游牧部族的经验中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其迁徙的任何时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都是同样的状况：黑格尔说“游牧部族的迁徙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它局限于同样的空间”。社会在定居于某地时，会通过个性化地点的安置而赋予这个空间某种内容，由此而被封闭在这个定位之内。向这些地点的时间回归，现在成了时间向同一地点的纯粹回归，即同一系列动作的重复而已。从放牧的游牧生活到定居式农业的过渡，这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自由的终结，也是辛勤劳作的开始。通常的农业生产方式，由四季的节奏主导着，它是构造完整的循环时间的基础。永久是它 内在的本质：人世间都是相同物的回归。神话就是保障整个太空秩序的思想的统一建筑，而秩序的中心则是这个社会已经在其边界内真正实现的那个秩序。

　　128

　　社会对时间的占有，通过人类劳动而进行的人类生产，是在一个分化为阶级的社会中发展的。在循环时间的社会匮乏之上构成的权力，组织社会生产并且占有有限剩余价值的阶级，同样占有了其社会时间组织的时间剩余价值（plus-value temporelle）：只有这个阶级拥有着生者不可逆转的时间。唯一可以存在的财富被集中于权力部门，以便在物质上供奢侈节日开支，在节日中支出的还有对社会表面历史时间的挥霍。历史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掌握着所经历事件的知识和享受。这个时间，与时间的集体组织相分离的时间，以社会生活基础的重复生产进行主导的时间，在其自身的静态群体之上流逝。这便是冒险与战争的时间，其间循环社会的主人游历自己的个人历史；这也是在与外族群体发生冲突中出现的时间，在社会稳定秩序遭受扰乱时出现的时间。因此，历史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一个局外因素，就像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以为躲过了历史的干扰。然而通过这个迂回，又出现了人类的消极担忧，这种担忧曾经是已经休眠的整个发展的真正根源。

　　129

　　循环时间在其自身中是个没有冲突的时间。但是在时间的童年，冲突就已经就位：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这个历史在表面上创造了不可逆性；其运动构成了它所竭尽的时间本身，就在循环社会那永不枯竭的时间之内。

　　130

　　“冷静的社会”是指那些将其历史部分放到极慢程度的社会；它们将其针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对抗，还有它们自身之间的对抗，都维持在永久的平衡中。如果说为此目标建立的形形色色的机构见证了人类本性自行创造的可塑性，这种见证的出现明显只针对外部观察者，针对从历史时间中回归的人种学家。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有一种最终的组织结构在排斥着变化。现有社会实践的绝对因循守旧，还有与之永远等同的所有人类可能性，除去害怕落入无形的兽性之外，已经不再有其他的外部边界。在这里，为了保住人性，人类必须保持同样的人类。

　　131

　　政治权力的诞生，它似乎与技术的最近几次伟大革命相联系，如铸铁技术就处在一个时代的初期，这个时代直到工业的出现，才不再经历深层的动荡。政权的诞生也是开始分解血缘关系的时刻，从那里起，代代相传的连续走出了纯粹自然循环的领域（sphère du pur cyclique naturel），成为一种被引导的事件，即权力的继承。不可逆的时间是现在统治世界的时间，而改朝换代只是其第一个尺度。文字则是它的武器。在文字中，语言达到其意识中介的完全独立现实。但是这种独立又与被分离权力的普遍独立性相同，充当组成社会的中介。随着文字的发明，出现了一种不再依赖生者的直接关系去承载和传播的意识：一种 非人称的记忆（mémoire impersonnelle），这便是社会管理的记忆。“文稿是国家的思想；档案是国家的记忆”（诺瓦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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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年史是政权的不可逆时间（temps irréversible）的表达，也是维持这个时间从其前期轨迹出发向着唯意志进展的工具，因为这种对时间的引导，都会与每个特殊权力的力量一起崩溃；它会落入农民大众所经历的唯一循环时间的漠然遗忘，而农民大众在帝国及其年表的崩塌中却岿然不动。 历史的持有者给时间设置了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同样也是一个意义。但是这个历史却在一旁展开和消亡；它让深层的社会永恒不变，因为它恰恰就是从共同现实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帝国史对我们来说等同于宗教史：这些沦为废墟的年表不过留下段历史，它表面上独立于包装年表的幻想。那些掌握历史私有制的主人，在神话的保护下，首先以幻想的方式去掌握私有制：在中国和在埃及一样，他们长期以来垄断着灵魂的不朽；正如他们得到承认的早期王朝，是对过去时间的想象式改造。但是主人的这种幻想式拥有，在这个时刻，也是对共同历史和他们自身历史的可能的全部拥有。他们实际历史权力的扩大与幻想神话式拥有的普及齐头并进。这一切都来自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主人只有在这种尺度下才能挑起重担，以神话方式去保障循环时间的永久性，正如在中国皇帝的季节性祭祀仪式中所展示的那样，他们自己可以从循环时间中得到相对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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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神化的权力那干涩无味而又不做解释的年表向其奴仆说话时，它只想按神话中在人间执行神灵命令的方式被人理解，要克服这种年表的缺陷，使之成为有意识的历史，就必须让对历史的真正参与为扩大的团体所经历。那些已经被认可为某个特殊现时的掌握者，那些已经证明了其活动事件的品质财富和他们生活的地点——他们的时代——的人，从他们的实践交际中诞生出历史交际的普通语言。对有些人来说，不可逆的时间曾经存在过，他们从中同时发现了 值得纪念之物和遗忘的威胁：“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在此介绍了他的调查结果，以便让时间不至于废除人类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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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历史的论证与关于权力的论证不能分开。古希腊就是这个时刻，那时的权力和变化可以进行讨论，也得到人们的理解，那是社会的主人民主（démocratie des matres）。那里是专制国家所经历状况的反面，专制的权力从来就只跟自己算账，处于其最集中点的不可企及的黑暗中：通过宫廷革命，而成功或是失败同样都不容讨论。不过，希腊共同体分享的权力也只是在对社会生活的耗费中才能存在，而社会生活的生产在奴隶阶级中却是分离的和静态的。只有不劳动的人们在生活着。在希腊共同体的分裂中，还有在经营外国城邦的斗争中，在国内建立每个城邦的分离原则得到外化。希腊曾经梦想过统一的历史，但在外来入侵时却不能团结一致，甚至不能统一它各个独立城邦的历法。在希腊，历史的时间变成了有意识的历史，但还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

　　135

　　在希腊共同体所经历的地区性有利条件消失之后，西方历史思想的后退并没有伴随着一种古老神话组织的重构。在地中海各民族的冲突中，在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出现了一些半历史的宗教，它们成为时间新意识的基本因素，也是分离权力的新型铠甲。

　　136

　　那些一神教是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妥协，是仍然主导着生产的循环时间和不可逆时间之间的妥协，而众多民族还在不可逆时间中相互冲突和相互组合。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宗教，就是对不可逆时间的普遍抽象的认识，这个不可逆时间被民主化，向大众开放，但还是处在虚幻中。时间被整个地导向唯一的终结事件：“上帝的王国为期不远。”这些宗教诞生于历史的土壤，并且在那里扎根。但它们再次与历史维持着绝对对立的关系。半历史的宗教在时间中建立了一个品质出发点，如基督的诞生、穆罕默德的逃亡（fuite）等，但它的不可逆时间——引导一种实际的积累，在伊斯兰教中可以充当一次征战的形象，或在改革后的基督教中代表资本增长的形象——事实上在宗教思想中已经反转，就像一种 倒计时：在不断减少的时间中，期待到达另一个真正的世界，期待最后的审判。永恒出自循环的时间。永恒是时间的彼世。永恒是降低时间不可逆性的要素，在历史本身中消除历史，像一个纯粹准时的要素，在时间已经回归和自行消除的地方，将自己摆放到不可逆时间的另一面。博须埃还会这样说：“通过正在流逝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不再流逝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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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这个没有完成的神秘世界，曾经有过超越自身的完美，它是这么一个时刻，这里的循环时间，即还在调节着生产的主要部分的时间，真正受到历史的蚕食。某种不可逆的时间性从个人认可走向众人认可，就在生命年代的连续中，在被看作旅行的生命中，成为一种永不回头的过渡，走向一个其意义落在他处的世界：朝圣者是那个走出循环时间的人，以便成为那个真正的旅行者，而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符号。个人的历史生命，在权力的领域内，在参与权力引导的斗争中，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总能找到自身的实现；然而权力的不可逆时间却被无穷无尽地分享，在基督教纪元的引导时间的普遍统一下，在一个被强化的信任的世界中，主人的游戏围绕着忠诚和对应有忠诚的质疑而展开。这个封建社会，它诞生于两者的相遇，一是“征战军队的组织结构，正如它在征战中所发展的那样”，二是“在被征服国家得到的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必须算上这些生产力组织中人们的宗教语言——这个封建社会将社会统治分割于教会与国家权力之间，而国家权力又细分在隶属于领地和城镇的复杂君臣关系中。在这种可能的历史生活的多样性中，那个无意识地带走深层社会的不可逆时间，那个资产阶级在商品生产中、在都市的建立和扩展中、在全球商业的发现——永远毁灭任何宇宙神秘组织的实践试验——中，慢慢显示为时代的未知劳动，而这个世界的正式的伟大历史事业，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而化为尘埃。

　　138

　　到中世纪衰落之时，蔓延社会的不可逆时间，通过与旧秩序相连的意识，以死亡萦绕的形式为人们所感知。这就是对某个世界解体的忧郁，在这个最后的世界中，神话的安全感还能够平衡历史，而对于这种忧郁而言，尘世的任何事物只是走向它的衰败。欧洲农民的伟大起义也成为他们回应历史的尝试，将他们从封建监护所保障的家族沉睡中唤醒。这是天堂在尘世实现的千年梦想，这里来到前台的便是半历史宗教起源的东西。正如犹太救世主信仰，即针对当时动乱和灾难的回应，当来自这一信仰的基督教群体期待上帝天国即刻实现时，便给古代社会添加了一份担忧和颠覆的因素。基督教的到来就是为了分割帝国中的权力，恰似一种简单的迷信，及时地否定了这个希望所剩余的念想：这便是奥古斯丁教所肯定的意义，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所有奖状的原型，而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教会很久以来就已经是这个人们所说的王国。至福千年说的农民阶级的社会反抗，自然会首先定义为摧毁教会的一种意志。但是至福千年说是在历史世界中展开的，而不是在神话的土地上。情况不像诺曼·科恩在《追寻至福千年》中想展示的那样，是一些现代的革命希望，是至福千年说宗教狂热的非理性残余。相反，倒是至福千年说，即最后一次说着宗教语言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它才是一种现代的革命倾向，不过还缺乏一种 仅仅作为历史的意识。至福千年说的信徒们大概都会失败，因为他们不能将革命认可为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要等待上帝决定的外部信号方能行动的事实，就解译了思想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中的起义农民追随的是他们之外的首领。农民阶级不能准确意识到社会的运转，也不能意识到它进行斗争的方法：正是因为在它的行动中，在它表达其计划的意识中，还缺乏统一性的这些条件，所以它进行战争所依据的是人间天堂的图像集。

　　139

　　对历史生活的新的拥有，在古代中找到过去和权利的文艺复兴，其中就承载着与永久性的快乐决裂。它那不可逆的时间就是知识无穷积累的时间，而出自民主共同体经验并且毁灭它们的力量的历史意识，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会重新采纳关于去神圣化权力的论证，即说出国家的不可说物。在意大利城邦的丰富生活中，在节庆的艺术中，生活被体验为对时间流逝的一种享受。但是这种对时间流逝的享受本身也该是过眼云烟。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被伯克哈特看作“文艺复兴的真正精神”的写照，是这个历史的脆弱节日给自己唱出的颂歌：“它真美啊，青春——流逝得这么快。”

　　140

　　绝对君主制国家对历史生活的垄断的持久运动，是通向资产阶级完全统治的过渡形式，它让资产阶级的新型不可逆时间在真相中显示它究竟是什么。与资产阶级相连的正是这个劳动的时间（temps du travail），即首次脱离了循环的时间。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劳动变成了改造历史条件的劳动。资产阶级是第一个认为劳动是一种价值的统治阶级。况且资产阶级取消了任何特权，不承认任何不是出自对劳动进行剥削的价值，它恰好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有价值认定为劳动，将劳动的进步变成它自身的进步。积累商品和资本的阶级，通过改变劳动本身，通过释放其生产率，持续改变着大自然。整个社会生活已经集中于皇宫的装饰贫乏中，是突出于“国王职业”中的冷酷的国家管理饰物，而任何特殊的历史自由都该认可它的失败。封建主那不可逆时间游戏的自由渐渐消耗在他们最后的失败战争中，如投石党运动的战争或苏格兰支持查理·爱德华的起义。世界已经彻底改变。

　　141

　　资产阶级的胜利是深度历史时间（temps profondément historique）的胜利，因为它是持久和彻底地改造社会的经济生产的时间。农业生产作为主要劳动能持续多久，驻留在社会深处的循环时间就将对传统联合力量供养多久，而这些力量将阻止运动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不可逆时间将在世界的所有广度上清除这些残余。到目前为止显示的历史，作为统治阶级个人唯一运动的历史，因此也是被写成事件的历史，它现在已经被理解成普遍的运动，而在这个严酷的运动中，所有个人都做出了牺牲。在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其基础的历史，它现在知道曾经存在过的无意识是什么，不过，这个历史还是一个无意识，还不能使它大白于天下。正是这个盲目的史前史（préhistoire aveugle），这个无人驾驭的新宿命，商品经济将它民主化。

　　142

　　在整个社会深层中存在的历史，渐渐倾向于消失在表面。不可逆时间的胜利也是它走向事物时间（temps des choses）的变形，因为它胜利的武器恰恰就是物品的系列生产（production en série des objets），依照的是商品的法则。因此经济发展使之从奢侈稀有品走向日常消费的主要产品就是 历史，但它仅仅是作为事物抽象运动（mouvement abstrait）的历史，而这一抽象运动则主宰着对生活的任何数量使用。从前的循环时间曾经支撑着个人和团体所经历的历史时间的不断增长部分，而对生产的不可逆时间的统治将倾向于从社会角度消除这个经历的时间。

　　143

　　这样，资产阶级让社会经历并且强加给它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但是又拒绝让它使用这个时间。“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因为经济的拥有者阶级不能与 经济史相决裂，必须压制任何其他对时间的不可逆使用，把它当作一种即时的危险。统治阶级，它由拥有物品的专家即他们自己组成，鉴于此，对物品的拥有必须将其命运与对这个物化历史（histoire réifiée）的维护联系起来，与 历史中新的静止的持久性联系起来。作为社会基础的劳动者，他在物质上第一次不再是历史的陌生客，因为正是现在，社会通过其基础以不可逆的方式运动起来。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直到现在，这个规划的实现尝试屡遭失败，但每次尝试都标志着新历史生活的可能出发点。

　　144

　　作为权力主人的资产阶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以其自己的名字呈现出来，作为一个绝对的起源，如共和元年。但是，普遍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即曾经打倒价值神话组织的最后残余的意识形态，还有管理社会的任何传统规定，已经让人们看到一种真正的意志，一种披着古罗马特色外衣的意志：普及化的贸易自由。商品社会发现自己应该重建一种被动性，它必须从根本上动摇这个被动性，以便建立自己纯粹的统治，它“在基督教中，在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中，找到……最合适的宗教补充”（《资本论》）。于是，资产阶级便与这个宗教达成了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也表现在时间的表达中：放弃它自己的历法，其不可逆时间又重新回来，浇铸到它延续的基督教纪元中。

　　145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逆时间得到世界性的统一。世界的历史已经变成一个现实，因为全世界都集合在这个时间的进展中。但是这个处处相同的历史，仍然还是历史的历史内拒绝（refus intra-historique）。这是经济生产的时间，是切割成等份的抽象碎片时间，它表现在整个地球上，就像是 同一天。统一的不可逆时间就是全球市场的时间，当然也是世界景观（spectacle mondial）的时间。

　　146

　　生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就是商品的尺度。因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正式确定的社会普通时间，因为它只是意味着组成该时间的特定利益，所以它也只能是个特殊的时间。

　　第六章　景观的时间

　　“我们没有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只有时间，甚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可享用。”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智慧书》）

　　147

　　生产的时间，商品时间，它是等值间隔的无限积累。这是不可逆时间的抽象，其所有片段都必须在计时器上证明它唯一的数量等同。这个时间在整个的实际现实中，就是处于其可交换特点中的时间。正是在对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中，“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哲学的贫困》）。这是个贬值的时间，是作为“人类发展领域”的时间的彻底倒置。

　　148

　　人类非发展（non-développement）的普通时间也以 可消费时间的补充面貌出现，而可消费时间可以从这个确定的生产出发，作为伪循环时间（temps pseudo-cyclique）返回社会的日常生活。

　　149

　　伪循环时间实际上不过是生产的商品时间的可消费伪装（déguisement consommable）。它包括了这种时间的主要特点，即可交换的同质单位和品质维度（dimension qualitative）的取消。但由于它是商品时间的副产品，旨在让具体的日常生活变得迟钝——并且保持这种迟钝——那么商品时间中就得承载虚假的评价，并且显示为一系列虚假的个性化时刻。

　　150

　　伪循环时间就是现代经济存活的消费时间，是增益的存活，其中的日常经历将失去决定权，不再服从于自然的秩序，而是屈服于异化劳动（travail aliéné）中发达的伪自然（pseudo-nature）。于是，这个时间 自然而然会找到古老的循环节奏，由它去调节前工业社会的存活。伪循环时间既从循环时间的自然踪迹中获得支撑，又构成了循环时间的新的同类组合：白昼与黑夜、工作与周末、假期的回归等。

　　151

　　伪循环时间是一种被工业改造过的时间。在商品生产中具有其基础的时间，它本身就是一件可消费的商品，这个商品在古老统一社会的解体阶段，集合了过去在私人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显示出的一切。现代社会的全部可消费时间，都被当作新产品的原料来处理，而多种多样的新产品自立于市场，充当着社会中组织的时间使用。“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产品，专门用于消费的某个产品，当然也轮到它成为另一个产品的原料”（《资本论》）。

　　152

　　在其最为先进的部门中，集中的资本主义朝着出售“装备完善”的时间整块的方向发展，每个时间整块组成一个唯一的统一商品，但它也集成了一定数量的不同商品。正是这样，在扩张性经济中，出现了“服务业”和休闲行业，“全部总结算”的付款方式，面向美观的住所、假期的集体虚假旅行、文化消费的预订，还有“激情交谈”和“名人约会”等社会交往的销售。这种景观的商品，显然只能盛行于相应现实不断出现匮乏的情况中，也明显展现于销售现代化的领先用品中，如使用分期付款等。

　　153

　　可消费的伪循环时间是景观的时间，它既充当狭义上的图像消费（consommation des images）的时间，也充当其整体扩展中时间的消费图像。图像消费的时间，即所有商品的媒介，它不可分离地是景观工具完全运转于其中的领域，也是景观工具所呈现的目的，充当着所有个人消费的地点和中心形象：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持续追求的时间收益——不管是运输的速度或是袋装汤料的使用——对美国民众来说都有积极的解译，原因在于仅是对电视的凝视，每天就平均花去他们三到六小时时间。时间消费的社会形象，就它而言，一律被休闲和假期的时刻所占据，是一些表现为 远距离的时刻，预设为可欲望的时刻，与任何的景观商品无异。这个商品在这里明显表现为真实生活的时刻，只须等待它的循环回归。但是就在这些指派给生活的同样时间里，还是景观在自行展现，在自行复制，达到一个更密集的程度。那个被表现为真实生活的东西，却仅仅显示为更加真实的景观生活。

　　154

　　这个时代基本上将自己的时间自我展示为各种节日活动的匆忙回归，其实它也是一个没有节日的时代。在循环时间中曾经是某群体参与生活的昂贵耗费的时刻，对没有群体和没有奢侈的社会来说，是个不可能的时刻。那些普及的虚假节日，即对话和赠予的戏仿，当它们刺激着过度的经济支出时，给人们带来的也只有失望，并且期待着新失望的补偿。现代存活的时间，应该在景观中更加高调地自我吹嘘，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已经缩水。时间的现实已经被时间的广告所代替。

　　155

　　古代社会的循环时间的消费与这些社会的真实劳动协调一致，而发达经济的伪循环消费则与其生产的抽象的不可逆时间相矛盾。循环时间是静止的幻想的时间，真正地体验的时间，而景观的时间则是正在变化的现实的时间，虚幻地体验的时间。

　　156

　　物品生产过程中总是新鲜的东西在消费中并不存在，消费仍然是同一物品的扩展性回归。因为死亡的劳动继续统治着活着的劳动，在景观的时间中，过去支配现在。

　　157

　　作为普通历史生活缺陷的另一方面，个人生活还没有历史。景观戏剧中的那些匆匆忙忙的伪事件，并不被知晓事件的人们所经历；此外，这些事件随着景观机器的每次推动，会迷失于其急速代替的膨胀中。另一方面，真正被体验的东西与社会正式的不可逆时间没有关系，倒是与这个时间的可消费副产品的伪循环直接对立。这个被分离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没有语言，没有概念，没有到达其自身过去的关键途径，这个过去没有寄存于任何地方。这个体验并不交流。它不被人们理解，而是被人们遗忘，以利于不可纪念物的虚假的景观记忆。

　　158

　　景观，作为现存的社会组织，是历史和记忆瘫痪的组织，是对在历史时间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历史的放弃，它是时间的虚假意识（fausse conscience du temps）。

　　159

　　为把劳动者引向商品时间的“自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先决条件就是对 他们时间的暴力征用（expropriation violente de leur temps）。只有从这个对生产者的初次剥夺出发，时间的景观回归才成为可能。

　　160

　　劳动中现存的不可避免的部分，在对清醒与睡眠的自然循环的依赖中，也在个人消耗生命的不可逆时间的明晰中，以现代生产的眼光来看仅仅是个辅助部分。就这样，这些要素在发自生产运动的正式宣告中，并且在可以解译这个不断胜利的可消费战利品中为人们所忽略。由于被固定在其世界运动的造假的中心，因此景观的意识在其生活中就不再经历一个通向其实现和死亡的过渡。放弃消耗其生命的人就不应该再承认自己的死亡。人寿的保险广告仅仅暗示了这一点，即在人死了这个经济损失之后，却没有保证制度的规范，这是犯罪行为；而美国式死亡（american way of death）的规范就是要强调一种能力，即在这种遭遇中尽可能地维护其生命的 外表部分。在广告轰炸前线的剩余部分，几乎禁止所有人变老。问题是要在每个人身上保养一种“青春资本”，即使这个资本被少量地使用，也不应该试图获取金融资本那可持续的积累性现实。这种死亡的社会缺席与生命的社会缺席完全一样。

　　161

　　时间是必需的异化，正如黑格尔所展示的那样，在这个时间环境中，主体通过自我迷失而达到自我实现，通过变成他样而成为其自身的真理。但是它的反面恰恰是主导的异化，即陌生现时（présent étranger ）的生产者所经历的异化。在这个空间异化（aliénation spatiale）中，从根部将主体与从主体那里那里窃取的活动分离开来的社会，它首先将主体与其自身时间分离开来。可克服的社会异化恰恰就是这种异化，它禁止并且石化了时间中鲜活异化的可能性和风险。

　　162

　　在被凝视的伪循环时间那不起眼的表面上，一些显见的方式自我消除和自我组合，当今时代的伟大风格以这些方式，总是处于革命的既清晰而又隐秘的必要性所引导的事物之中。

　　163

　　时间的自然基础，即时间流逝的感性资料，通过为人存在而变成人和社会的东西。这是人类实践的局限状态，是不同阶段的劳动，此时将时间既人性化又非人性化，使之成为循环的时间，经济生产的被分离的不可逆时间。无阶级社会的革命规划，普及的历史生活的革命规划，就是时间的社会尺度减弱的规划，这有利于个人和团体的不可逆时间的游戏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同时出现了一些联合的独立时间。这是在时间环境中共产主义总体实现的规划，而共产主义将消除“不依赖个人而存在的一切”。

　　164

　　世界已经拥有某个时间的梦想，它现在必须拥有对时间的意识，以便真正地体验这个时间。

　　第七章　领土治理

　　“而谁变成了习惯于自由生活的某个城邦的君主，都丝毫不毁灭这个城邦，他希望被这个城邦所毁灭，因为城邦在其叛乱中总是有个庇护所，即自由的名字和它古老的习俗，而不管是经历漫长的时间还是为了任何恩惠，这些习俗都永远不会被忘记。不管人们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人们向城邦提供什么，充其量只能从城邦中驱逐事物或驱散居民，而居民将丝毫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也不会忘记这些习俗……”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165

　　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个空间不再受到外部社会的局限。这种统一同时也是一个扩张和强化的大众化过程。为市场的抽象空间而成批生产的商品的积累，必须打破所有地方性的合法壁垒，还要清除中世纪保障手工业生产质量的所有行会限制，这个积累也必须分解不同地点的独立性和质量。这个同质化的强权是个庞大的炮兵阵地，足以摧毁所有的中国长城。

　　166

　　正是为了变得跟自己更加相同，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静止的单调，商品的自由空间从今以后才需要时时更新和重建。

　　167

　　这个消除地理距离的社会，却在内部收集着距离，把它当作景观的分离。

　　168

　　作为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人类的流动被看作一种消费，即旅游业。它从根本上可归结为一种休闲，去看看那些变得平凡的东西。对所走访的不同地点的经济治理，它自身就已经是这些地点的等价的保证。从旅行中抽取时间的同一个现代化，也从时间中抽取空间的现实。

　　169

　　塑造自己整个周围环境的社会也建立起专门的技术机制，以便营造这个任务整体的具体基础：它真正的领地。城市规划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拥有，而顺其逻辑发展成绝对统治的资本主义，现在能够也必须重新构建空间的整体，把它当作自己真正的背景。

　　170

　　在都市规划中得到满足的资本主义需求，作为生活的可见的冰冻期，可以表达为——借用黑格尔的术语——绝对的优势地位，即“空间的平静共处”相对于“时间持续中不安定未来”的优势地位。

　　171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技术力量都应该被理解为实施分离，那么在城市规划的情况下，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对技术力量普通基础的装备，是对适合于展开技术力量的土地处理，是对分离技术的开发。

　　172

　　城市规划就是捍卫阶级权力的不间断任务的现代实现：将劳动者维持在原子化状态，因为都市生产条件将他们危险地集中在一起。为对抗这种可能遭遇的各个方面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将在城市规划中找到其特有的领域。所有已建政权的努力，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开始，为了增加维持街道秩序的手段，最终都在取消街道的努力中到达顶点。“随着远距离大众交际手段的出现，人口的隔离显示为一个更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见证并描绘了一个“从今以后处于单行道的世界”。然而隔离的普通运动，即城市规划的现实，也应该包括一种有控制的劳动者的重新融入，并且依据生产和消费的可规划需求。融入体系的工作必须重新抓住被隔离的个人，把他们当作 整体隔离的个人：无论是工厂或文化之家，还是度假村庄或“住宅楼群”，都为了这种伪集体（pseudo-collectivité）的目的而专门组织起来，这种伪集体也在 家庭细胞中陪伴着被隔离的个人：景观信息接收机的普遍使用，使得个人隔离充满了主导的图像，而仅仅通过这种隔离，这些图像便获得其全部的威力。

　　173

　　一座新的建筑，在从前任何时代都是用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如今却直接保留给穷人，这是第一次。这种新型的住宅经历表现出的形式贫困和巨大扩张，整体上来自它的群众特点，这种特点既出自住宅的用途，也出自现代的建筑条件。权威的决定，即在抽象的土地上抽象地治理领土的决定，它显然位于现代建筑条件的中心。同样的建筑出现在所有地方，在那里开始了这方面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像是适合某种新的社会生存类型的土地，必须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像在热核武器或出生率问题上那样清晰——已经达到某种操纵遗传的可能程度——在社会的物质权力增长中已经跨越的门槛，还有该权力的有意识统治的 落后，都展开在城市规划中。

　　174

　　当前时刻已经就是都市环境自我毁灭的时刻。都市面向堆满“都市废料的无形大块”（刘易斯·芒福德）的乡村的爆炸，呈现出紧迫方式，并且由消费的迫切需要引领着。汽车是商品富足第一阶段的领先产品，汽车的专政以高速公路的统治铭刻于土地上，拆散了从前的中心，指挥着更加严重的分散。同时，都市网络那未完成重组的时刻，也暂时向“销售工厂”集中，这就是那些建设在光秃秃土地上并且坐落于停车场基座上的庞大 超级市场。这些快速消费的神庙，它们本身也在离心的运动中向外逃逸，随着它们重新变成超负荷的次要中心，离心运动将再次推动它们，因为它们带来一种都市圈的部分重组。但是消费的技术组织仅仅处于普通解体的首位，而这种解体将导致都市去自己消费自己。

　　175

　　经济的历史，完全围绕都市和乡村的对立而发展的历史，它已经到达了同时消除两极的成功阶段。全部历史发展的当今瘫痪，唯一有利于追求经济独立运动的瘫痪，它让都市和乡村开始消失的时刻成为它们同时崩塌的时刻，而不是对它们分裂的超越。都市和乡村的互相消耗，它是历史运动的缺陷的产物，而通过这个运动，现有都市的现实问题可能被克服，这种互相消耗显示在其被分解元素的那个电力混合中，覆盖了工业化中最为先进的区域。

　　176

　　世界的历史诞生于都市，它在都市对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变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将下列事实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功绩之一：“它让乡村从属于都市”，都市 空气给人自由。但是，如果说都市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它也曾经是专制的历史，是控制乡村和都市本身的国家行政管理史。都市还只能是历史自由的斗争场地，而不是对自由的拥有。都市是历史的环境，因为它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使历史的事业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昔日的意识。现今对都市的清算倾向，也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一种落后状况，即经济对历史意识的服从，重获权力的社会统一，因为权力已经与社会脱离。

　　177

　　“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德意志意识形态》）。毁灭都市的城市规划重构了一个伪乡村（pseudo-campagne），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新的人造农民阶级，它是由居住和景观控制的条件在现有“被治理土地”上重新创造的阶级：空间的分散和受局限的观念，这些都时时阻碍着农民阶级去从事独立的活动，去显示为历史的创造力量。这些问题重新变成了生产者的特征——他们自己制造的一个世界的运动，这个运动与农业社会的自然劳作节奏相比，完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