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赋的经典语录有哪些

　　汉赋起源及其文学成因研究——兼对“稷下之学”的探讨（下篇）,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作者：卜殿东

　　汉初的“黄老道”承袭了战国末叶齐国“稷下先生”的衣钵，其学术驳杂不纯，大体来讲就其谈辨口锋之能事接近于“名家”辩者和“纵横家”之流，但其思想旨归取法于儒家，其闳大不经的表述风格（语言文章的艺术表现）则取法于“阴阳家”，而其关注的终极目的或目标——升虚成仙——乃更接近于“神仙家”。从“稷下先生”到秦汉神仙方士，皆须具备口吐莲花的谈辩本事与曾经游历天下的丰富阅历以及博物知识，这本身就成了所谓“有道之人”的标志。于是远游的主题、传奇经历与对陌生异域风情的渲染等因素共同成就了“汉赋”的基本文学风格，“汉赋”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汉初朝野对异域的热切想象和猎奇的心理需要。而真实远游的游方经历本身也给了归家游子以强烈的诉说冲动，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其言说的渲染、夸饰和炫博就不仅可以理解而几乎是必须的。更何况“逍遥游”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冥合于“道”的超越性质和高蹈品格，于是社会风气由渴望“游”而至崇尚“游”，即便在现实中不能亲历殊方绝域，但在精神的自由驰骋下，幻想中的奇幻景观也令人神往。再加之神仙方士们在求仙修道的需要下，应运而生出各种令人产生游仙幻觉之巫术与方技并大肆流行，于是也相应强化和鼓励了“游仙”文学的产生、繁荣与发展（如汉代“游仙诗”）。

　　另外，同样基于上述原因，屈原《离骚》、《天问》等“楚辞”作品，其不染尘垢的“远游”情怀和色彩鲜明的奇幻夸饰成分也恰好符合了西汉辞赋家们的口味与需求，遂导致了汉初所承袭之“齐学”与“楚风”的合流。我们若重温一下《离骚》，就会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吾令凤鸟飞腾夕，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汉代的“游仙诗”继承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的“远游”情怀和楚文化的巫术宗教气息，而汉大赋则继承了楚辞的梦幻、新奇、修饰成分和“齐学”宏肆漫衍的博物夸诞风气并进一步踵事增华，将琳琅满目、炫彩华章的恢弘铺排气势和雕镂刻画的细节描摹发展到了极致。林庚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文学简史》中说到:

　　“赋的来源,实由于荀子《礼》、《知》、《云》、《蚕》、《箴》、等几篇赋。这几篇东西原是一些游戏文字。古代君王好隐语，齐威王就是有名好隐语的，而荀子那时恰好游学于齐，或者是受了当时的风气影响而写的，所以其中都是与王的对话，这就是宫廷文学的开始。文帝时枚乘又作《七发》，写一番与王子的对话，这些就都成为汉赋的先河。无论荀赋或《七发》，主要的特点就是一力铺张，也就是把战国时期说客们的谈风变为文学上的夸饰，这只要看赋里习用主客问难或问答的形式就可以明白。然而说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的内容就变为对帝王统一事业的歌颂。”（见《中国文学简史》第六章“秦与两汉的文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林先生独具只眼，很早就敏感地发现了汉赋的源头与战国齐国风气的关系，但可惜未就此深入下去，而其他学者也未意识到其学术上的重要性，导致这一问题被长久的忽略。加之林庚先生确实语焉不详，其所谓的“战国时期说客们的谈风”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指战国“纵横家”之“游说”，而不会让人想到是指齐国“稷下”的“文学游说之士”。估计当代学者皆以为林庚不过是承袭了近代学者刘永济的说法，既无甚新意，也就不再深究了（参见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其书《卷一·诸子文学之影响》云：“至於楚汉辞赋，乃纵横之代变。”；又《卷二·辞赋蔚蒸之因缘》云：“汉承秦火之后，……大抵政承秦制，文尚楚风。故辞赋之士，蔚然云起。……裁抑游说之习，使纵横之士折入辞赋也。”）。其实“纵横”游说之言绝不可能“折入辞赋”成为汉赋嚆矢，因为源自外交“行人”的“纵横家”其擅长巧言辞令不过为达成外交使命之手段，其以说服人君为鹄的，要在通问“专对”辞达而已矣，铺陈辞费绝无必要甚或适得其反，而夸诞漫衍、言不及义更是外交大忌，故《汉书·艺文志》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可证对于“纵横家”来说，其游说之言是否具有文学性并非首要考虑，即便其口吐莲花、文采斐然，但若“使于四方”而“不能专对”，则其文辞“虽多亦奚以为！”这明显与齐国“稷下”之“文学游说之士”皆以“文学”驰说相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文学性本身即其目的。

　　其实“齐学”对赋体起源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隐语的影响，更不仅限于“战国时期说客们的谈风变为文学上的夸饰”，其最直接最主要的影响其实是齐国“稷下之学”和“稷下先生”们口若悬河的谈辩夸饰风气所引导的铺张倾向。而汉赋的“对问体”形式很明显亦是源于这种谈辩风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记载的淳于髡见梁惠王“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的故事很明显昭示我们无论从主客问难的形式还是夸夸其谈的方式，“稷下之学”和“稷下先生”们的风气对荀子乃至对赋体文学的影响都是直接、巨大且深远的。如果我们借用佛教名词“因缘”说为喻，则“齐学”或“稷下之学”无疑是汉赋源头之正“因”（直接原因），而屈骚或楚辞乃为汉赋生起之助“缘”（间接原因）。并且屈骚或楚辞作为助“缘”出现仍首先在于其作者的口头或散文文字之“辞令”要素，而非由于其作为韵文的“赋”体要素。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曾明确说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辞”与“赋”判然有别，汉赋实乃“缘”于屈骚或楚辞之“辞”，而并非“缘”于屈骚或楚辞之“赋”。其“辞”即效仿楚辞中所蕴含的“远游”求索之说和奇幻夸饰之言，另外再加上一点讽谏之意，然于汉赋每况愈下乃不过“劝百讽一”也。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汉初期流行所谓的“黄老道”或“黄老之学”根本上完全是承袭了战国末叶齐国稷下之学——主要是阴阳方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的传统，并辅之以先秦老子的无为之术成为一混杂不纯的“新道家”，其中就崇尚修仙成道、服食导引等具体功能来讲只不过是某种服务于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方术”，在治国理政政治层面这些并不能直接有所作为，于是还得抬出自己的本师“老子”，继续沿袭那不疼不痒又省事省劲的“无为”之道，并加以意识形态化。但我们知道，老子的“无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必刻意有为或反对人为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对于战国的稷下先生们还是西汉的神仙方士们来讲，这都与他们各以其所学“以干世主”求取功名利禄的目的全然相违背，若一味抱残守缺死守“无为”家法无疑是自掘坟墓自寻死路，于是借鉴长于政治治道的儒家并援儒入道就成为自然且近乎必然的道路（更何况“稷下先生”与秦汉“黄老道家”本就是海纳百川“学无所主”的“杂家”。），驺衍的学术旨归被司马迁定谳为“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这毫无疑问是援用了儒家的一贯特色和风格。而此时儒者为适应时事也愿意取其“禨祥度制”、“五德转移”之论来迎和统治者深信神仙等“怪迂”之论的兴趣，《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说的就是鄙儒与阴阳神仙家的合流现实，此正所谓各取所需罢了。而司马迁那句评论孟子的话的确令人深思：“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这句话的最末一句“其后有驺子之属”似乎就是暗示着“驺子”（三驺）与儒者孟子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孟轲，驺人也。……其后有驺子之属。”，可见“驺忌”、“驺衍”、“驺奭”所谓“三驺”因其皆为驺人，故以其籍贯里地为姓，与孟子同籍，是真正的老乡。而司马迁所言的驺奭等为“齐诸驺子”，只是因为诸驺子皆共同游学齐国且扬名于齐国的缘故。），其学术上和身份上与孟子的这种微妙联系直接导致司马迁将“三驺”与淳于髡纳入儒者范畴，并在《孟子荀卿列传》中予以较为详细的评述，这绝非司马迁无意中的失误而是基于根本上的学术旨归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驺衍的学术“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其有儒家血统也就完全顺理成章了。而“黄老道”抬出黄帝的用意也在于他们认为黄帝是“礼乐法度”的创立者与垂范者，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就借“由余”之口道出了“黄帝”的作用：“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故而儒家与阴阳家、神仙方士的合流其实从战国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官（宫）”就开始了，到了西汉孝武帝时，董仲舒之辈所谓“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公羊》学说很明显不过是儒家与阴阳家的合流的产物，是沿袭了“三驺”之徒的历史脉络而最终得以体系化完善的结果，或者说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最后被定于一尊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必然（而儒家的堕落也正始于此，至东汉谶纬之风而达到极致。《史记·孝武本纪》：“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此“儒术”乃指那些不愿意与“黄老道德之术”合流而被认为迂腐而不知变通，死守“道统”不识时务的“腐儒”所持之论。）。同理，将黄帝推举为中华文明的始祖，儒家无疑也是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又“宰我问於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周公可胜观邪！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孔子曰：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数百年，故曰三百年。”；

　　《孔子家语·五帝》：“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其实，若仔细寻绎品味上述文句，就可以明显地感到无论是《大戴礼记》还是《孔子家语》其间已经沾染了阴阳家的习气和论调，已然不是那种孔门醇儒的经典话语了。另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很清楚他归于黄老之流而杂以刑名法家之学。而“稷下先生”中慎到、田骈之辈亦是如此，《荀子·非十二子》：“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这段话中除了肯定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杂以法家特色外，关键还提到他俩的另一个本事或特色，就是“终日言成文典”，可见他们毫无疑问是很能说的，不但能说而且能滔滔不绝“言成文典”，其言谈文辞中夸饰铺张的成分当然不言而喻，这也与驺衍谈天“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以及驺奭“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的作风是相同的。将夸夸其谈、文采斐然的口才转化为铺陈雕镂的文章，自然水到渠成就逐渐形成了西汉那种恢弘富丽的大赋规模。

　　在深通阴阳消息、神仙之术的“稷下学官（宫）”中以见闻广博相炫耀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其学问的驳杂不纯也就势所必然，这一毛病即便是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亦不可避免。孟子曾数次旅居齐国，无疑预闻于稷下学宫，且与同乡“三驺”关系密切，因此其沾染些“稷下”驳杂学风也实属正常，但这一点正是孟子被荀子所诟病者：

　　《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联系前面所引《孔子家语》的说法，“思、孟”案往旧造说的所谓“五行”，恐怕就是承袭于驺衍的从其“本师”河上丈人一脉所传的“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的“五德”说，同时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之说。只不过“思、孟”依据儒家的五常道德更加以附会改造而已。被司马迁认为是“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如淳于髡者无疑也是属于稷下学宫中的黄老道家一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话语中的“道家”就是从“稷下”之学一脉相承下来的“黄老道德之术”。所谓“黄老道德之术”实际就是杂以儒家、法家及神仙方术的阴阳道术，其宗派谱系司马迁说得很清楚：

　　《史记·乐毅列传》记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史记·孝武本纪》：“少君言于上曰：'祠醦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僊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醦，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多言鬼神怪迂之事，其中如李少君、齐人少翁等都是神仙方士，应该都算是河上丈人、安期生广义上的徒子徒孙。所谓“黄老之学”，其将黄帝与老子并称，并将其学术归本于“黄帝”本是神仙方士们（方仙道）挟黄帝以自重的伎俩，而其始作俑者就是驺衍，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笔者按：'术’即通'述’）”，可见是驺衍首先把黄帝拉来奉为本宗的老祖，自此以后方才被“学者所共术（述）”，这与原始纯正的“老庄”之道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其根本的不同也就是“阴阳家”与“道家”的区别），因为至少从《庄子》文本来看其对于“黄帝”并没有特殊崇拜，甚至有某种鄙视和厌恶之情在里面。

　　《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所以真正的“老庄”之道绝不可能将“不能全德”亦“不能致德”的黄帝推举为自己的本尊老祖（但这并不妨碍庄子深受“神仙家”之影响。《庄子》书中多言神仙是不争的事实，时代风尚下庄子亦不能完全免俗。）。而基于阴阳消息、神仙信仰的“黄老道德之术”本身，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类似于巫祝祭祀的道术或法术（其发端于战国后期的“方仙道”，流衍至于汉初为“黄老道”），故为君子所不屑而不为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

　　汉初政治的情形是：“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可见是以“清静无为”之道而辅之以省简之法，故《史记·儒林列传》所言的：“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明显是申不害“本於黄老而主刑名”治术的变相延续，不过是一体之物各有所偏而已。孝文帝偏于刑名而窦太后偏于黄老之术，其要皆主于“清静无为”重在“休养生息”，二者最终归宿应当是一致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就在这种“清静宁一”的平和景象之下却处处充斥与涌动着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巫术鬼神信仰，而这与中华大地上很早就“绝地天通”完成了政治制度理性化建构的历史主流背道而驰。故汉家在孝武帝的主持下由原本的崇尚“黄老之道”转变为“独尊儒术”，乃是一次回归历史主流的正确选择，是通过调整试图从根本上符合“理性化”祛魅要求（马克斯·韦伯）之历史趋势的英明之举，尽管做的并不彻底。

　　（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并沟通交流。）

　　文/陌上榆（林新杰）

　　说起文体，常见的归纳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史上不同时期各有其突出的文体盛传于世。其中，诗词、小说是大家所最为耳熟能详的，辞赋相对冷门。

　　秦汉时期，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文学也失去了先秦文学的活泼与多姿，而辞赋恰恰能与这样的大一统局面相适应，从而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因赋文较为格式化，灵动不足，呆板有余，再加上篇幅较长，故没有办法像唐诗宋词流传那么广。

　　当然了，历史上著名的辞赋也是很多的。比如《洛神赋》（曹植）、《长门赋》（司马相如）、《阿房宫赋》（杜牧）、《秋声赋》（欧阳修）、《前赤壁赋》（苏轼）等等。

　　其中有一篇赋文，读来哲理味浓浓，蕴含着无穷智慧。相传其作者是宋代赫赫有名的宰相吕蒙正。当然，有很多人质疑这是今人假托古人之作。至于质疑的地方有哪些？后面补叙。

　　先看看这篇所谓的伪作——《破窑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

　　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妾；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

　　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余文）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嗟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

　　这篇将近800字的赋文。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目的是为了阐明一个观点：天道轮回，许多时候，功名利禄多因机缘巧合。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篇赋文在引用了历史上那么多屌丝逆袭、王者沦落、反复无常的事情之后，强调一点：人贵在自知，而后自我约束，切勿有了一些成就后虚荣心作祟，目空一切。

　　天地之间，因果轮回，变化无常。开头就提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无常乃是世间常态，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善变，富有哲理。结尾告诫世人“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发达时别得意忘形，失意时不妄自菲薄。乃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渗透着丰富的人生感悟。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一种境界。我们不能奢求事事如意，命运不济的时候，要善于调整心态，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对于他人，也应如此。对于富贵者，不必卑躬屈膝，逢迎拍马，要有自己的节操。更不要藐视贫穷者，因为谁也看不透未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比别人强呢。所以，对自己，不自视甚高，也不妄自菲薄；对别人，不必心高气傲，也不要曲意逢迎。善良做人，平等待人，这样才会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天地。

　　正因这篇赋文，有着深刻的哲理意味，且引用历史典故加以佐证，富有说服力，所以广为流传。那为何又说是伪作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体例不符

　　赋文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从类型上看，赋文大致有骚赋、律赋、骈赋、文赋。“骚赋”讲究抒情，思想天马行空，行文瑰丽，且多用“兮”字，显然《破窑赋》不属于这类。“文赋”主要特点是骈散结合，散句较多，押韵随意，《破窑赋》散句极少，句子多是往骈文靠拢，故也不属于文赋。再看“律赋”，律赋讲究韵题，而《破窑赋》没有韵题，故也属律赋。“骈赋”最大的特征是押韵，纵观《破窑赋》没有一句押韵，故最多可归入骈文一类。但骈文讲究对仗，两句成联。而《破窑赋》中，有失对的现象，如“败于乌江自刎；竟有万里江山”无论结构上还是词性上都没法对上。

　　2.用典不当

　　该文引经据典颇多，但时有不当之处。比如“孔子文章盖世”，先看孔子一词，在那个时候，对于尊贵之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尊称该是“圣人”。再说，孔子是大思想家，而不是文学家，孔子自己不以圣人自居，故“述而不作”。《论语》也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的。

　　3.用词失准

　　比如“孔明能做蜀汉军师”这一句，军师这个词多是后世在小说、戏曲、剧本里出现的用词，在民间有军师一说，诸葛亮官至丞相，但也不宜用军师一词，大名鼎鼎、才华横溢的知名状元吕蒙正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4.常识有误

　　比如“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这句。秦汉时期，皇帝才能使用玉刻的印，沿袭到宋代，依然如此，百官是不得挂玉印的。韩信自然也是不能挂玉印的，况且是三尺玉印。三尺得有多长，那挂印的人不得累死？

　　此外，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推理出此文为今人假托古人之作，比如没有任何史料有记载吕蒙正住过破窑洞，还有文中“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多言自己权力熏天，显然不符合吕蒙正的为人处世，历史上的吕蒙正为人正直，不可能是这样的一副小人得志、嚣张跋扈的形象。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漏洞，不一一赘述了。仅凭这几点，也可以推理出《破窑赋》乃是伪作。但凡是流行，便有其原因。姑且不论真伪，其阐述的道理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对此，您有何看法？欢迎留言探讨。

　　贤贤易色 ——《论语·学而》

　　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先贤的话语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唐代李贺《嘲少年》:“莫道韶华镇长在，发白面皱专相待。”再美的容颜都会被时光摧残得千疮百孔，而品德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深沉和魅力四射！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资治通鉴》

　　楚王喜爱腰身纤细的女子，因此后宫中的少女多半饿死。女人对美的追求永无止境，并且敢于铤而走险，古今、中外没有差别。

　　近代欧洲贵族女子为了身材苗条，可以穿让人窒息的紧身胸衣，甚至做手术摘掉一根肋骨，为了冬天少穿衣服而显得苗条，经常吃点砒霜（微量砒霜能使人体发热）。今天很多女子热衷于一次又一次地整容，而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关雎》

　　“窈窕”是女子的外形美，“淑女”是女子的心灵美。君子寻找佳偶，关注的就是女子的心灵美和外形美。今天男子寻找爱人，也是在这两者之间获得平衡。

　　天生丽质的自然美和贤淑纯洁的人性美的和谐统一，体现了我们民族对女性美的认知，“窈窕淑女”也就成为中国古典时代女性美的典范。

　　“窈窕淑女”的美是“中和”的美，“美色”和“美德”相互补充，灵肉和谐统一，自然美和社会美融合，体现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富于伦理精神的审美观。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诗经·有女同车》

　　美丽的孟姜花容月貌，步履轻盈，像鸟儿飞翔，是那样的婀娜多姿；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漂亮的孟姜啊，还有金子般的美好品德。与这样的好姑娘一路同行，怎能叫人忘怀？

　　这样的情歌放在今天也能打动人。“德音不忘”指美丽的孟姜具有良好的德行，让人难忘。我们的祖先赞美女子的形体美，更赞赏女子的内在美德。

　　手如柔荑（tí），肤如凝脂，领如蝤（qiú）蛴（qí），齿如瓠（hù）犀。螓（qín）首蛾眉，巧笑倩（qiàn）兮，美目盼兮。

　　——《诗经·硕人》

　　“硕人”就是美人，古代社会不论男女，都以高大为美，上古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与劳动生活联系在一起，女性体格高大壮健，生育能力强，母强子壮，儿孙众多，以高大壮健为美，正是上古初民从功利出发对人体美的朴素认识。

　　《硕人》一诗赞美卫庄公妇人庄姜，写她纤细的手指像初生的幼茅，白嫩光洁；肌肤细腻，如凝结的油脂；脖子白净修长，好似蝤蛴；牙齿洁白整齐，好比葫芦籽；额头方正，犹如小蝉；眉毛细弯，恰似蚕蛾；莞尔一笑，露出浅浅的酒窝；明眸顾盼，风情万种，摄人魂魄。无不显示出一种健康美，这大概就是《诗经》时代“窈窕”美女的极致了。

　　丰肤曼肌，弱骨纤形。

　　——汉·王粲《七释》

　　肌容秀丽，纤腰瘦骨，体态轻盈。以纤柔为美，以轻盈为美，这是汉代人们对女性的审美观。

　　这和今天的审美观接近，今天可能更极端，“骨感”美人。

　　明眸善睐，靥(yè)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曹植《洛神赋》

　　著名美女，汉成帝后赵飞燕“身轻若燕，能作掌中舞”。丰硕壮健、端庄笃厚的“诗经”美人与轻灵飘逸、纤丽多姿的“汉赋”美人分别以不同的神韵风采代表了两个时代的审美观念。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唐·杜甫《丽人行》

　　到了唐代，繁荣富足的社会带来人们审美观念的又一次变化，追求“丰腴”成为女性美的审美心理特征，杨玉环的丰满雍容，引导了当时以胖为美的时尚潮流。“环肥燕瘦”恰恰说明审美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汉·司马迁

　　“女为悦己者容”又是一条人性规律，女人会为了喜欢自己的男人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当今有好戏谑者在这句话后面又补上了一句“男为己悦者穷”，男人会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而花费得一穷二白的！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

　　王戎的老婆常称他为“卿”，王戎说:“妇道人家称自己的丈夫为‘卿’，在礼数上是不敬的。以后不能这样叫。”王妻答道:“我亲近你爱恋你，所以才叫你‘卿’。我不叫你‘卿’，谁该叫你‘卿’。”王戎只得任她这样称呼下去。

　　后世“卿卿我我”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用于形容夫妻或男女间相亲相爱。夫妻之间在闺房之内还讲礼法，未免不解风情。汉代张敞为妻子画眉，留下千古佳话。

　　（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南朝宋·虞通之《妒记》

　　东晋大将桓温讨平蜀国后，纳了成汉皇帝李势的妹妹为妾。他的妻子南康长公主后来知道了，就带着刀到李女的住所。李女正在窗前梳头，姿色容貌端庄美丽，文静地扎着头发，然後合拢两手，面对着公主，神色娴静正派，说话也很哀怨婉转。公主丢下刀上前抱住她说：“你啊，我见到你也感到可爱，更何况那老家伙（指桓温）哩！”于是待她很好。

　　后来就用“我见犹怜”这个成语来形容女子的娴雅可爱，令人望而生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辣手摧花，于心何忍？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一个寒冷的雪天，谢太傅把家人聚会在一起，跟子侄辈的人讲解诗文。忽然间，雪下大了，谢安高兴地说：“这纷纷扬扬的大雪像什么呢?”他哥哥的长子谢朗说：“好似把盐撒在空中差不多。”他哥哥的女儿谢道韫说：“不如比作风把柳絮吹得满天飞舞。”谢安高兴得笑了起来。

　　一提到“魏晋风流”，我们会想到“竹林七贤”，其实那个时代女子也是非常优秀的，她们也体现了“魏晋风度”。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

　　谢遏十分推崇他姐姐谢道韫，张玄常常赞扬他妹妹，想把妹妹和谢玄的姐姐媲美。有一个法号叫济的尼姑，张、谢两家都去过，有人问她二人的优劣，尼姑答道：“王夫人（谢道韫）神情洒脱，确实竹林名士的风度；顾家媳妇（张玄妹）心灵纯洁明净，有如美玉辉映，自然是一位大家闺秀。”

　　“林下之风”指魏晋时期士人崇尚的超凡脱俗、恬淡潇洒的人格美。谢道韫作为一个女子而有竹林名士的气度，这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是独树一帜的。

　　后世就用“林下之风”这个成语来形容有才干，有才华，有诗韵，有风度，巾帼不让须眉然又具女性之柔美的奇女子。”

　　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 宋·洪迈《容斋三笔·陈季常》

　　苏东坡写的诗是调侃陈慥的，陈慥的妻子柳氏脾气暴躁。河东是柳氏的郡望，暗指柳氏。“狮子吼”一语来源于佛教，意指“如来正声”，比喻威严。“河东狮吼”的典故至今仍然是凶悍妻子的形容词。又因为陈慥字季常（电影中就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后来人们就把怕老婆的人称为“季常癖”。

　　怕老婆不丢人，“怕婆子，骑骡子。”男人怕老婆，是因为爱才怕，越爱越怕，越怕越爱。据李宗吾《怕老婆哲学》中说，男人由怕老婆，可以锻炼出治国安邦的才能来，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都是大有帮助的。

　　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也，与色也。 ——叶绍袁

　　女人的三不朽中，最让人尊重的是她的德行，其次是她的才干，最后才是她的美貌。

　　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除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一美丽的共同点外，四个人的人生都难称幸福美满，多少让人有“红颜薄命”之感，其中三人甚至还被视为“祸水”，其实是男人自己好色失德、贪权互斗，却怪罪到女人头上，是名符其实的“嫁祸”。

　　这四大美女还有一个共通点，但却较少被提及。西施是受到越王勾践和大夫范蠡的央求，要她去魅惑夫差，帮助他们完成雪耻复国使命的；王昭君是在和亲政策下，受朝廷之托，去敦睦汉朝与匈奴的邦交情谊的；貂蝉是在司徒王允的恳求下，为了替朝廷除去祸害，而去色诱董卓与吕布的；杨玉环则是在发生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为了平息众怒兼替自己解危，而将她赐死的。

　　四位美女不仅被男人当做筹码，而且都是在男人自己捅出了娄子，在男人的拜托哀求下，出面替男人解决困难的。

　　所以女人中哪怕以“色”而不朽的，恐怕也要比立德、立功的男人高尚许多。

　　天壤间好月可废，而奇女子不可废也。

　　——明·陈继儒

　　所谓奇女子指那些言语行事胜于男子，让须眉汗颜的女子。明末南京“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就是一个奇女子。

　　柳如是非常有才华，著名学者陈寅恪读过她的诗词后，十分敬佩；她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也深得后人赞赏。

　　柳如是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清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柳如是劝他的丈夫钱谦益和她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而柳如是却奋身欲跳入池水中，被钱谦益硬拉住了。最终钱谦益还是迎降了。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岂可乎？ ——明·李贽

　　说人有男女之分可以，怎么可以说见识有男女之分？说人的见识有长有短，怎么可以说男人的见识都长，而女人的见识都短呢？

　　今天还有人喜欢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说明他对女人缺乏了解。女人讨厌男人建立的那套理性秩序，喜欢以直觉感受生活，因而能比男人更敏锐地把握生活，更有人情味。

　　研究证明女人比男人更能承受压力和痛苦，更有奉献精神。男人面对困难比女人更容易选择逃避，变成无可救药的酒疯子。女人更有韧性，更能迅速改变自己，投入新的生活。

　　世间男子才情敏捷，颖悟天成；不知妇人女子，心灵性巧，比男子更胜十倍者更多甚多。男子或诗或文，或艺或术，有所传授，原来有本。唯有女子的智慧，可以平空造作，巧夺天工。 ——清·褚人获《隋唐演义》

　　男子擅长逻辑思维，更喜欢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思维习惯，所以学习和创造有个一板一眼的过程，而女子擅长直觉思维，所以女子智慧有男子不可及的地方，像古代出自女子之手的“回文锦”（璇玑图），这种极细密的设计只能女人才喜欢做，也只有女人能做得完美。

　　无独有偶，英国侦探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创作的推理小说，也表现出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精密和迷宫般的千头万绪，很多人被她的推理小说“解谜”的乐趣深深吸引，欲罢不能。

　　古人云：唯妇人之言不可听。书亦戒曰：唯妇言是听。似乎妇人再开口不得的。殊不知妇人中智慧见识，尽有胜过男子。

　　——清·褚人获《隋唐演义》

　　一种说法是，女人的话切切不可听，若是相信了女人的话，连年都会过错了；一种说法是，一定要把女人的话当成最高指示，谨遵奉行。两种教导，看来还是多听女人的话好些，因为女人的智慧见识，常常超过男子。

　　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她用的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放在历朝历代，都是能主持皇帝废立的权臣。但是这些人在慈禧太后手下都服服帖帖的，心甘情愿被她驱使，为她所用。女人是真的不能低估啊！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清·曹雪芹《红楼梦》

　　《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这句话，是一个女性崇拜者的宣言，掷地有声！女儿充满灵性，而男子气浊，所以男子混账的多，而女子多让人怜惜。

　　曹雪芹把半生心血用在著一本书上，以记录那些可爱的女儿，对她们充满了深深的同情。曹雪芹命名他的茶为“千芳一窟”，命名他的酒为“万艳同杯”，实际暗含的是“千芳一哭”“万艳同悲”。

　　陈寅恪晚年失明膑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书唯剩颂红妆”，完成一部关于关于柳如是的书。他和曹雪芹一样，把感情寄托在弱女子身上，这里的心路历程值得探究。

　　谢谢您的阅读

　　版权声明：

　　图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我们注重分享，版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