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十篇

　　白居易的诗篇1

　　2、原文

　　(唐)白居易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

　　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

　　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

　　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

　　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

　　白居易的诗篇2

　　关键词 白居易 讽喻诗 兼济情怀 诗歌表现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其思想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学界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的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卸任左拾遗之际，任杭州刺史时和被贬江州司马时。其中，“江州司马时期”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也是集中在以“兼济”情怀为主导的被贬江州之前的这段时期。

　　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之前的前期，“兼济”思想占据主导，“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贞元十八年，白居易正式踏入官场，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青年得志，满怀壮志；当时的宪宗皇帝也很器重他，这大大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期间，白居易创作了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共172首；此后，则是兼济与独善的矛盾阶段，直到最后的行独善，中后期大部分作品则是以闲逸和感伤为主调。《新乐府》五十首作于任左拾遗时期，“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秦中吟》共有十首，作者在自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诗歌的形式，采用讽喻的手段表现出来，为的是通达上听，补察时政。

　　白居易的讽喻诗，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创作倾向：第一，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不论是沉重的赋税徭役，还是纷乱的战事。在《新乐府》组诗中，有接近二十首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类诗歌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人形象：《观刈麦》中的贫妇人，《采地黄者》中的受灾者，《卖炭翁》中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中的折臂老者……他们饱受着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观刈麦》作于元和二年，写割麦者与拾麦者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种对民众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深深的内疚之情跃然纸上。《采地黄者》作于元和七年，诗人当时在下渭村见到农民遭到春旱秋霜之灾后，一入冬就断了口粮，被迫采地黄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而富贵人家却用粮食来喂马，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以采地黄者的不幸遭遇为题材的诗歌，表达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第二，是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堕落、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百姓无情的欺压恶行的尖锐控诉和揭露，以此来讽刺和规劝皇上和上层统治者。在《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轻肥》前面描写“内臣”、“大夫”、“将军”们赴宴的盛大和酒食的丰美，结句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捕蝗》中，写蝗虫肆虐，殊不知“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统治者借蝗灾发民难财，这种卑劣的做法怎能不让人切齿？《官牛》是借官牛来讽刺当朝的统治者只注重自身的享乐舒适，却不能体会到民众的辛酸：“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买花》中的田舍翁：“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对社会贫富悬殊的讽刺，一丛盛时的牡丹居然相当于十户中人的赋税，何等的触目惊心！这些都是对统治阶级的裸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类，是对怀才不遇世人的同情和对有才之人得不到应有赏识的哀叹和惋惜。放眼社会，更多的是有志不得伸展的无奈，是庸者位尊而贤者贫贱的不公现状，是贤才遭妒和小人当道的混乱世道。诗人也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来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希望皇帝能够亲贤臣、远小人，重用贤德之才，惩诫投机取巧的贼眉鼠辈，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志向。

　　《哭孔戡》作于元和五年，闻知孔戡死讯的白居易潸然泪下。对孔戡的遭际，白居易说“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最后，白居易发出了“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的感叹。白居易也和孔戡一样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对孔戡遭际的哭泣，也是对同病相怜的自己的悲痛。《薛中丞》中，白居易开篇说"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借问遇者谁？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诚，守直心甚固。“首先对薛中丞正直的性格和人品做了肯定，然而社会上歪风盛行，小人当道，"奸豪与巧，非不憎且惧”，“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作者对此表示出深深的痛恨和惋惜，“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是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一种痛斥和批判。

　　总之，不论哪一类诗歌内容的讽喻诗，白居易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能通达上听，裨补时阙，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重用，希望以此来帮助君王补察时政，从而实现自己济世经邦、治国平天下的“兼济”之志。所以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兢兢业业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白居易的诗篇3

　　关键词：白居易 “鱼”意象 庄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80-01

　　引言

　　白居易是唐代诗歌发展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常以各种事物的形象进行诗歌的创作。而庄子笔下“知乐”的濠上之“鱼”可以说是白居易自身形象的主要体现，这一点从白居易现存2800余首作品中诗中出现172次“鱼”，诗题中出现7次“鱼”得到充分的验证。

　　一、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简析

　　研究表明，白居易最早以“鱼”为意象的诗歌是在元和年间所做的《续古诗十首》“上有和鸣雁，下有掉尾鱼，飞沉一何乐，鳞羽各有徒。”而后又写到“而我方独处，不与之子俱，顾彼自伤己，禽鱼之不如。”从而看出这一段时间白居易正处于人生失意之时，正处于心情低谷期，感叹自己还没有禽鱼的快乐[1]。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在《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中写道“炎瘴抛身远，泥涂索脚难。网初鳞拨剌，笼久翅摧残。”白居易初到贬所时，就像是被捕的鱼，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着巨大的折磨，然而当知道他要调任忠州刺史时他的心是喜悦欢乐的。

　　白居易在长庆二年（828）任中书舍人时，曾写过“龙蛇隐大泽，麋鹿游丰草，栖凤安于梧，潜鱼乐于藻，吾亦爱吾庐，庐中乐吾道，前松后修竹，偃卧可终老，各附其所安，不知他物好。”（《玩松竹二首》）。这首诗表面上说：龙蛇栖于大泽之中，麋鹿生活在草原之上，凤凰栖息在梧桐树上，而游鱼独爱在水草中穿行，诗人同样喜爱自己的茅草房，享受这种园林之乐。从而可知这时的诗人是享受园林生活的。宝历二年（826）年，白居易在《卯时酒》中又提到“前年辞紫闼，今岁抛皂盖，去矣鱼返泉，超然蝉离蜕，是非莫分别，行止无疑碍，浩气贮胸中，青云委身外，扪心私自语，自语谁能会，五十年来心，未如今日泰，况兹杯中物，行坐长相对。”这时的诗人已经不是贬官的身份，此时的心态是安然的、闲乐的。

　　而到了晚年时期，诗人更对“鱼乐”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以诗中多以“鱼乐”诠释洛阳隐居生活的自由、快乐、从容。例如，有诗云“兽乐在山谷，鱼乐在陂池”（《咏所乐》），“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闲居自题》），“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潇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春日闲居三首》），“鱼跳何事乐，鸥起复谁惊”（《春池闲泛》）等。

　　借“鱼乐”来诠释自己的现象和自己对生命最高境界的理解与追求的表达。

　　二、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庄学意蕴简析

　　“鱼乐”来自于《庄子?秋水》中的“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愠鲇未尤荩是鱼之乐也。”其中庄子认为濠水之鱼的快乐在于它们摆脱了牵累是自由的、随性的、快乐的[2]。而白居易在晚年时期退居洛阳任闲职，其生活状态是寄情于山水之间，逍遥与园林之中的，正符合庄子“鱼乐”的意蕴。例如，在大河七年（833）时所创的《咏兴五首?四月池水满》提到“四月池水满，龟游鱼跃出。吾亦爱吾池，池边开一室。人鱼虽异族，其乐归于一。且与尔为徒，逍遥同过日。尔无羡沧海，蒲藻可委质。吾亦忘青云，衡茅足容膝。况吾与尔辈，本非蛟龙匹。假如云雨来，只是池中物。”诗人以鱼自比，说像鱼一样安然自乐，不与蛟龙媲美，向往自由逍遥的生活。从“会心不远，熟读蒙庄，方有此悟境。”对《咏兴五首?四月池水满》的评价中可见，白居易诗歌“鱼”意象的庄学意蕴。

　　在庄学思想中，“鱼乐”不仅在于生活的自由快乐，更在于它懂得自身的位置，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解放。诗人一生中潮起潮落，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到晚年时期诗人向往远离长安党政纷争，只求身心的自由闲适。这正符合《庄子?赓桑楚》中“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步仞之丘，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赓桑楚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的处世之道[3]。庄子常以动物来表达人生哲理，白居易也多用“笼禽”寓意自身情感。在白居易诗作中，常将“鹤”表示前期动荡的人生变故，以“鱼”表达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充分的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本质，即寄寓鹤、鱼等形象表达对自然的追求和思想精神上对自由的向往。

　　结论

　　总而言之，通过对白居易诗歌中“鱼”意象的研究与分析，可知白居易思想深处的庄学渊源。白居易作为由盛唐向中晚唐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从他以“濠上之鱼”自比可窥见从盛唐到中晚唐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转变，他们追求心性的自由。

　　参考文献

　　[1]过安琪. 中国古代乐、画理论的同构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

　　[2]王润格. 唐代田园诗概观[D].青海师范大学，2012.

　　白居易的诗篇4

　　[关键词] 白居易；音乐思想；感情

　　白居易，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流传于世的诗作有2800余首，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有近700首。诗中对各种音乐要素理解透彻，描写细致。同时，这些篇章也是极为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

　　一、白居易与乐器

　　白居易酷爱鼓琴并善弹之。正如他在《好弹琴》中所云：“本性好丝桐”，“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又云：“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船夜援琴》）。琴成为他赖以寄托、抒怀的精神支柱：“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阴雨》）在诗人的心目中，除读书弹琴外，别无所求。在《履道新居》中写着：“琴书中有得，衣食外何求。”

　　白居易不仅爱琴，而且弹得一手好琴。“自觉弦指下，不是寻常声”（《寄崔少监》）。在他家中还专门建造了一个琴亭，为弹琴会友所用。他最喜爱的琴是“博陵崔晦叔所与”，其“韵甚清”。

　　琵琶也是白居易的喜爱，一首《琵琶行》更是将音乐的美妙与文学的意境相融合得妙绝入神。诗人在《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中写道：“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的曹刚手，插向重帘衣袖中。”对“胡啼”“番语”和胡人曹刚弹琵琶的高超技巧大加赞赏。诗人在《云和》诗中写道：“非琴非瑟也非筝，拨柱推弦调未成。欲散白头千万恨，只消红袖两三声。”首句“非琴非瑟也非筝”就是指琵琶，“云和”为阳刚神灵之象征，从题名“云和”及诗意来看，诗人“散恨”不寄托神明，不寄托宗教，而只用美丽的女子弹“两三声”琵琶，即可消除一切烦恼——“千万恨”，可见诗人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和对琵琶的钟爱。

　　除琴、琵琶之外，白居易对筝、筚篥、芦管等都有研究。诗人在音乐方面可谓有着深厚功底，这显然与他平日对乐器的了解和思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才能将音乐和文学结合得水融，恰如其分。

　　二、从《琵琶行》看音乐在白诗中的表现

　　白居易的《琵琶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被认为是中国诗史上写音乐的最为杰出的一首，其写作技巧非常高妙。它把弹奏者起伏跌宕的思绪贯穿于演奏始终，使其音乐内容具有明确的主题。写演奏时边写指法技巧，边写奏出的乐音。写乐音，使用了各种手法：不仅以视觉比听觉，而且以听觉比听觉，强化了音乐的形象；有时同时摹写几种乐音，视觉与听觉同时显露，使人耳不暇接；在摹写乐音时，还注意把描写的手法与诗歌的音韵相配合，从而描绘出一个个优美动人的意境；在演奏中旋律不断发生着变化，无论是高亢还是低沉，无论是流利还是涩滞，都能各尽其妙。演奏过程也起伏多变：由低音入高潮又渐入低潮，最后陡然转入高潮，在高潮中戛然而止。曲终时再用侧面描写，以烘托其效果，在音乐描写方面，此诗确实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峰。

　　首先，作者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一环境气氛的烘托开始，在寂静的江面上忽然乐声由远而近，划破夜空，把“醉不成欢惨将别”的哀伤推引出来，“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这是诗人情绪与整个环境气氛的转折点。此时，江船、江水以及人都出现了一种静止状态，表现一种宁静之美。接着琵琶声出现，有了“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的句子。这表现了琵琶女在低沉幽咽的音调中，哀伤到极致，为后来琵琶女的愁恨迸发埋下伏笔。此时，江上的一切都是凝固的，而唯一留下的空间就是让读者去无限想象琵琶女细腻的内心活动。这种休止符的运用，将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发挥的惟妙惟肖，用无声托有声，用休止强调乐曲效果，也突出了音乐的主题。接着，在情绪不断高涨之后，音乐达到了极点，琵琶女的叙述变成了对社会不平的一曲控诉！这控诉势如“银瓶乍破”，又如“水浆迸发”，当演奏者与听众心潮澎湃达到极点之后，“四弦一声如裂帛”，并在最高潮处，琵琶声戛然而止。此时，“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诗人第二次正面描写休止，再次将听众引入到悲伤的环境中去。

　　节奏的变化又是作者内心变化引起观众共鸣的又一亮点。起先，整个环境气氛很平静，节奏平稳。接着，“轻拢慢捻抹复挑”，似乎是带有吟诵式的散板，节奏自由轻快，抒发琵琶女的感叹，把人们带入一个可以自由想象的空间，紧接着就“急雨”如“私雨”，“大珠小珠落玉盘”，随着情感的触发，节奏在急板和慢板之中交替。在平稳的慢板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琵琶女在慢慢倾诉，保持了悲怨的感情基调。在一个无声的休止之后，节奏骤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急切的快板将乐曲推向高潮。琵琶女的哀怨与诗人内心的感伤，势如汹涌波涛，一发不可收拾。这种节奏变换，使描述充满了动态效应，赋予了诗句以音乐形象的具体化表现。

　　白居易大诗人用丰富、传神、生动、准确和形象比喻，将自己对音乐的深刻领悟和独特见解表达出来，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他肯定了音乐的社会作用，强调了音乐内容的重要性。今天，白居易已成为世界上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甚至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各国人民中间享有盛誉。他的不朽作品和音乐理论，无论在文学史或音乐发展史上都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崔颖.浅谈《琵琶行》的艺术美[J].职业.2009（12）

　　[2]吴加才.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04）

　　白居易的诗篇5

　　摘 要： 在中国宝贵的历史资源中，古代文学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诗词歌赋本是古代文学中的奇异瑰宝。作为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曾经发起过新乐府运动，其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并涉及较广泛的覆盖面和宽泛的内容。可谓风格各异、题材广泛，通俗易懂、感情强烈，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一直到今天，还广泛流传。研究分析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对深入了解唐代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白居易 诗歌 美学意蕴 艺术特色

　　白居易一生多舛，在被贬到江州之后，一直独善其身，追求闲适生活，而疏远现实政治。弹琴、饮酒和写诗，成为他获得闲适生活的重要途径，由此实现了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深刻地影响了中晚唐时期中国美学的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讲，白居易诗歌中具有共同的艺术特色，却有着不同的类型。本文主要从养生诗、亲情诗和闲情诗等方面对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

　　一、白居易诗歌概述

　　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字乐大，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素有“诗工”之称。其语言平易通俗、形式多样、题材广泛，《长恨歌》《琵琶行》为其代表作品，有《白氏长庆集》流传于世，其许多诗词歌赋被列入《唐诗月百首》，以供后人学习和背诵。因为脍炙人口，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在越南和日本等国家广为流传。作为一位富于独创性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极高，艺术特色非常鲜明。

　　从分类上看，白居易诗歌主要分为杂律诗、感受诗、闲适诗和讽喻诗四类。因为用语言很难表达其杂律诗的特色，讽喻诗过多涉及政治观点，本文重点分析的是白居易养生诗、闲适诗的艺术特色。

　　二、白居易养生诗的艺术特色

　　在白居易的养生诗中，五言古体占有较高的比例，《仲夏斋戒月》就是五言古体的题材，主要描写他通过吃素济宁养生的日常生活状态。白居易写诗喜欢对体裁进行创新，不拘泥于刻板的格律，注重自然而随性的写作。这也是他闲适养生、不受约束、爱好自由的体现。

　　1.白居易养生诗的题材特色

　　在诗歌作品创作中，作者选取的材料，即为题材。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看到的东西，是白居易诗歌的主要题材，他注重自身的修养，写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他的养生题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选材的生活化和日常化。讲述自己的生活、描述生活中遇到的琐事，并抒写自己的随感和喜怒哀乐，是白居易养生诗歌的主要题材。因此，其选材和日常生活更加贴近。例如，他主要选取田园间常见的小桥流水、花鸟虫鱼描写自然景物，甚至还包括家禽和农作物。选取围栏、蔬菜、书等日常吃穿用的东西描写事物。白居养生诗的选材虽然日常化、生活化，但他安于养生，仅仅是随意和纯粹地描写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并不注重对民生疾苦的突出。

　　由于白居易选材的日常化，能使读者很容易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偏爱和喜好。

　　例如，从《斋月静居》中，读者了解他吃斋时候的种种感受。在《从老子》中，读者一目了然他所喜爱的圣贤书和读书后的感受，对他的有关主张也隐约可见。甚至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琐事，如早起梳头、半夜惊醒、白天晒太阳等，都能变成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也许有人认为白居易诗歌没有内涵，只有过于简单的选材，没有描述世风世俗，缺乏一定的雄心抱负。事实上，这正是白居易的特点所在，他是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吸引读者，而非以选材打动读者，让读者身临其境。

　　其次是表现生活的诗意化。白居易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发现美的眼睛，他的诗词歌赋主要描写日常生活，注重对生活细节的抒写。他的养生生活诗意化，常常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看待日常事务。如《新沐浴》中描写道：“先进酒一杯，次举粥一坂。半甜半饱时，四体春悠悠。”短短几句诗，是其沐浴前吃饱喝足的写照，由此可见，白居易是一位名副其的养生大家，他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

　　2.白居易养生诗的语言特色

　　首先是喜用口语。白居易的养生诗明白晓畅，喜欢用口语化的语句，因此浅显易懂，一些口语化的词，如“渐觉”“不如”“不必”“可以”“只有”等，在白居易的养生诗中处处可见。例如在《因沐感发，寄朗上人二首》中“应是烦恼多，心焦血不足”，“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两个比较口语化的词，“应是”和“只有”都在诗中出现。可见其诗句更像是一种口语描述，大多是即兴有感而发，通俗易懂。像这种通俗化的诗句通常在下层百姓中流传，并不被一些诗词大家所采用。因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贴近，白居易的口语化诗词歌赋能发挥娱乐自己、娱乐大众的作用，其为人率真，创造手法独辟蹊径。以养生为最高境界的生活状态，并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修心养性。

　　其次是语近思深。白居易的养生诗只是平淡的描述，没有夸张的修饰，没有华朋的辞藻，却韵味无穷。不被世俗所染，而注重自我修养的提升。通过对清风明月的描述，对自己高雅豁达的胸怀进行彰显。将自己的人生用平淡的诗句进行描述，相比华丽的诗词歌赋，白居易的养生诗更具有吸引力，真正达到诗意人生的境界。

　　3.白居易养生诗的意象特征

　　首先，酒是伴侣。白居易在作诗时常常小酌，吟诗作画始终与酒相伴。在对世态炎凉感慨时，白居易会举酒邀月，也会借酒浇愁，他时常在酒盅中寄托对好友的牵挂，可以说酒是白居易不离不弃的伴侣。

　　其次，琴是知音。白居易一生有寥寥无几的知音，可谓是知音难遇、朋友易找。因为短暂的欢聚，更多的是在琴中寄情。在《北窗三友》，他曾经提到，作为他“三友”之一的琴，能净化他的心灵，在心情不适时，可借助琴声，对不满和悲愤之情进行抒发。晚年时，因为行动不便，身体不佳，琴更是他的知音，不离不弃。

　　最后，“松、竹、莲”是人格的写照。白居易一生喜爱种植，各式各样的植物遍布在生活居所中。尤其是“松、竹、莲”，是他诗中描绘最多的，松被位列岁寒三友之列，而竹无论是生命力还是毅力，都是坚韧不拔、极其顽强的代表。而莲则是坚贞正直、自珍自爱、出淤泥而不染，白居易将自己的人格寄托在“松、竹、莲”之中，有着明显而含蓄的寓意，是他真实人格的写照。

　　三、白居易闲适诗的艺术特色

　　1.白居易闲适诗的遣同用句

　　首先是使用叠字。一些重叠的、重复使用的词，如“声声、皎皎”等，被称为是叠词。作为一种比较常见的修辞手法，叠词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用汉语音节的使用。在结构上，使诗词更加完整，并突出在节奏上的韵律美。对声音用叠词进行描绘的时候，更具真实性。对景物颜色用叠词进行描述时，会产生视觉上的美感。在闲适诗中，白居易运用了大量叠词，而更具吸引力，也更显趣味性。

　　其次是喜用数量词。运用数量词，会使所描绘诗句的画面更具真实性。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既便于记忆，又便于理解。在闲适诗中，白居易常常运用数量词，既密切关联其描述的内容，又和他的人格特点和生活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白居易闲适诗的修辞艺术

　　首先是运用浅显的比喻。讲究写实，日常生活，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主要题材，尽管夸张的比喻在他的诗词中很少运用，但是为了给自己的诗词润色，他会运用一些浅显的比喻，使其诗词的被关注度和吸引力更强。尽管是一种平淡闲适的生活状态，但白居易对人生却有着深刻的思考。为了使写作风格符合自身的人格特点，他在诗词创作中将那些夸张和华丽的修辞摒弃，而是运用一些浅显的比喻，既不失诗人风范，又容易被大家所理解。在白居易的诗中，随处可见这种比喻方式。

　　其次是运用平易的典故。若是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认真品读，就会发现运用了相当多的典故。这意味着白居易典籍知识丰富，对典故透析和熟悉。并在诗词中巧妙运用，既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又可达到平易近人的艺术功效。

　　四、白居易亲情诗艺术特色

　　1.抒情中偏爱说理

　　从表面上分析，白居易的亲情诗是抒发对亲人的关爱和思念，但细细品读可以看出，其亲情诗歌的前半段，着重对思念的描述，而后半段则侧重于说理。通过对亲人的思念，引发关于人生哲学的深刻思索。白居易这种撰写亲情诗的方式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使得思亲有情有理。

　　2.运用“主客颠倒”的“对写法”

　　在古代描述思亲诗句中，“对写法”比较常用。所谓对写法，指调换原本的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白居易的亲情诗中，很少描写对亲人和友人的思念，主要描写亲人和友人在某地思念他，这就是典型的对写法。这种方法有一种递进的关系，更加强调诗人对友人与亲人的思念。这种反弹琵琶式的抒情既不会让自己@得柔弱不堪，又达到了抒发思念之情的效果。

　　白居易的诗词雅俗共赏、质朴平易，不但现实内容丰富，而且思想价值极高，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因为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而具有独具一格的诗风。

　　参考文献：

　　[1]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J].社会科学辑刊，2009（04）.

　　[2]尚永亮.“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3]刘学忠.从酒到茶――古代文人的人格演变纵探[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

　　白居易的诗篇6

　　关键词：唐 长安 街 十二街

　　“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1]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咏诵长安的诗句。以“十二街”作为咏诵都城的典型诗句，始于唐朝。

　　那么，“十二街”是实指长安城内的十二条街道吗？

　　如所周知，唐长安城为三重城，分别是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皇城和外郭城内街道纵横。宫城即“大内”所在，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

　　史念海先生认为，“十二街”，“乃是指皇城的街道而言。《长安志》说：‘（皇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这以南北顺序排列的七街和以东西顺序排列的五街，合起来正是十二街。人们往往以这十二街作为长安街道的总称”。[2]

　　史先生最后一句判定语没有问题，但“十二街”何指，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呢？

　　1、“歌钟十二街”释

　　白居易诗云：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3]

　　显然是形容外郭城的坊市如棋盘、菜畦式的布局。

　　下视十二街，?树间红尘。（《登乐?园望》）[4]

　　绿树掩映，红尘滚滚，显然不会指官署集中、管理比较严格的皇城，而是俗世。

　　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邓鲂张彻落第》）[5]

　　街上跑马，也只有外郭城才允许。

　　李郢诗云：

　　十二街中何限草，燕蓊尽欲占残春。（《燕蓊花》）[6]

　　韩愈诗云：

　　?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南内朝贺归呈同官》）[7]

　　张籍诗云：

　　十二街中春雪遍，马蹄今去入谁家。（《逢贾岛》）[8]

　　“残春”、“绿槐”、“谁家”，与歌钟”、“春风”、“红尘”一样，也显然都是描写通车马、有人家的俗世，而非官署集中之地。但长安外郭城，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并没有符合“十二”之数的街道；皇城有七座城门与外郭城街道相通，也不符合“十二”之数。这也可能是史先生选择唯有将皇城内纵七横五相加才合“十二”之数的初衷。

　　韦庄《秦妇吟》，形容黄巢领军入长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 [9]

　　这里的“十二官街”是仅指皇城，还是包括外郭城，要看火在哪个区域燃烧。下面有一段描述居民们匆忙避难，四邻东躲，“须臾四面火光来”，显然是指居民区，而不是皇城。[10]

　　卢延让《寒食日戏赠李侍御》：

　　十二街如市，红尘咽不开。洒蹄骢马汗，没处看花来。[11]

　　徐夤《放榜日》：

　　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巳悬。

　　……

　　十二街前楼阁上，??帘谁不看神仙。[12]

　　聂夷中《住京寄同志》：

　　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

　　不离十二街，日行一百里。[13]

　　更清楚地反映了“十二街”的“尘世”特性。

　　那么，“十二”之数为何用来形容外郭城的街道呢？是意指还是实指，即是虚指还是实指？

　　唐长安城的街，其实有几种或几层不同的含义：

　　一是指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

　　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具有轴心性质的街道，如外郭城轴心大道朱雀街，皇城内承天门街；二是以朱雀大街为轴心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南北向有十四条，东西向有十一条，包括四面顺城街，将长安城分割成井然有序的坊市，每条街道都有相应的街名，一般是以街道所在位置的顺序命名，通向城门的街则往往以城门名称命名，如金光大街、春明大街，其它街道则以方位加次序称呼，如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三是坊市的十字街、井字街。上述街的涵义，应是我们通常使用最广泛的。

　　二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承天门外的横街，类似于后来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

　　三是城内以主要街道为界限外郭城的区域划分，即街区。包括行政区划和治安区划。[14]

　　因此，长安外郭城的管理区域是由几部分组成：一是坊，二是市，三是街。坊与市规划为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因此，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封闭式的。

　　与都城建制有关的以“十二”为数字的制度，可以追溯到西汉长安。

　　西汉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但互不相通，因此外郭城门通往城内即有十二条街道，其中八条较长，四条较短。[15]班固《西都赋》云：“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16]又，张衡《西京赋》云：“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是也。”[17]

　　西汉长安城的布局是坐西朝东，十二座城门，东面自北依次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自西依次为：西安门、安门、覆盎门；北面自西依次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西面自北依次为：雍门、直城门、章城门。其中，霸城门、覆盎门入门后是长乐宫，西安门、章城门入门后是未央宫，街道很短，其余八门分别通城内较长的八条街道。

　　东汉洛阳与西汉长安城门布局略有不同，东西两面仍是三门，但南面是四门，北面是二门，不过总数仍是十二门。

　　北魏洛阳城有十三座城门，“其中十二座是东汉以来原有的，只有在西城墙被头紧靠金墉城地方另开了一座门，称承明门”[18]，因此，城门主流建制仍是“十二”之数。

　　隋唐长安与汉魏不同的是，汉魏十二（或十三）城门是宫城之门，而隋唐两朝因都城三重城制的确立，外郭城按每面墙各开三门的惯例，分别为：东墙—通远门（北）、春明门（中）、延兴门（南），南墙——明德门（中），启夏门（东），安化门（西）；西墙——开远门（北）、金光门（中）、延平门（南）；北墙——芳林门（东）、景曜门（中）、兴华门（西）。共十二座城门。但因宫城靠北，北外城墙自开城门，即玄武门，后大明宫修成，也有独立的城门。宫城北门玄武门和宫城西面外郭城的芳林门、景曜门和兴化门直通禁苑，芳林门、景曜门与郭城内相通的街道并非主干街道。

　　对于外郭城的居民而言，外郭城东、西、南面的九座城门和皇城南面的三座城门，即，正好是四面十二座门。

　　唐长安的“十二街”应该是与外郭城十二城门相对应的街道。如何对应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隋唐以前，虽然有十二门，但未见十二街之称呼。

　　“十二门”的提法唐人也有诗为证：

　　任翻《长安冬夜书事》：

　　忧来长不寐，往事重思量。清渭几年客，故衣今夜霜。

　　春风谁识面，水国但牵肠。十二门车马，昏明各自忙。[19]

　　但没有材料显示“十二门”与“十二街”的关系。

　　因此，“十二街”与“十二城门”对应的推测，有两种可能：

　　1、对应的城门是外郭城十二门。但外郭虽有十二门之数，但由于北面三门通禁苑，其中芳林门和景曜门所通属次级街道，不能涵盖郭城内十二条主干街道。

　　2、对应的城门是外郭城东、西和南各三门，加上皇城南面三门，共十二城门。外郭城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与城内主干街道相通。皇城南面三门，虽然只有朱雀门与外郭明德门相通，但安上门和含光门都是皇城正面城门，也都应属于禁街[20]，是重点警卫的街道，对居民来讲，是北面最重要的城门。这样，外郭城的东、西、南三面共九座城门，加上皇城南面朱雀门、安上门、含光门三座城门，共十二座城门所通的街道涵盖了外郭城的所有主要干道。如果将诗句中“十二街”解释为与上述十二城门对应的外郭城主干街道，应该是更有可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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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唐诗》卷四二四《谕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版，第4668页。关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马得志：《唐长安城的调查发掘》，《文博通讯》1982年第5期；同氏：《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同氏：《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2]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一辑，第4页。

　　[3] 《全唐诗》卷四四八，第5041页。

　　[4] 《全唐诗》卷四二四，第4661页。

　　[5] 《全唐诗》卷四二四，第4666页。

　　[6] 《全唐诗》卷五九0，第6856页。

　　[7] 《全唐诗》卷三四二，第3834页。

　　[8] 《全唐诗》卷三八六，第4360页。

　　[9] 陈寅恪《寒柳堂集》“韦庄秦妇吟校笺”，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0] “官街”在史书中经常出现，应指城内主要道路，不仅限于京城。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贞元）十二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丛书集成初编》第0827册，第15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这是京城“官街”。“官街”是城内主要道路的通称。

　　[11] 《全唐诗》卷七一五，第8213页。

　　[12] 《全唐诗》卷七0 九，第8162页。

　　[13] 《全唐诗》卷六三六，第7298页。

　　[14] 这点大家注意到了，但没有深入研究。

　　[15]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17页，并参见同页图33。

　　[16]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六0二页。

　　[1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二，第762页。

　　[18]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42页，并参见143页图40。

　　[19] 《全唐诗》卷七二七，第8334页。

　　[20] 禁城是指内城（宫城和皇城），禁街应该指：一是禁城内的街；二是与禁城城门相通的街道。因此，对于外郭城来说，六街和十二街都应属于禁街。

　　《太平广记》卷一五三《裴度》：“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20]，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靖安即靖安坊，为朱雀门街东第二街自北数第五坊，坊东为通启夏门之街，六街之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01页）还有一条辅助材料，《册府元龟》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第五》：“（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正月）乙巳，左右金吾街门使奏状：见法人多于清化坊南禁街内（洛阳清化坊南的街通上东门）。，请移于归义坊南河滩新市。从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7页）。清化坊是洛阳城内坊名，坊南门外街通外郭上东门，由此也可证通外郭门街道为禁街。正式典章制度确没有明确记载。《唐会要》卷八六《街巷》：“太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切虑停止奸人，难为分别。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民。”敕旨：“所拆侵街舍，宜令三个月限移拆。如不碍敕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处分。”（《丛书集成初编》第0827册，第1576页。）可知，禁街设街铺，归街使管辖。

　　2、“牡丹花际六街尘”释

　　唐人咏长安，不仅屡屡出现“十二街”，还经常出现“六街”，出现甚至频率高于“十二街”。[1]

　　徐夤《忆荐福寺南院》：

　　忆昔长安落第春，佛宫南院独游频。灯前不动惟金像，

　　壁上曾题尽古人。??声中双阙雨，牡丹花际六街尘。

　　啼猿溪上将归去，合问升平诣秉钧。[2]

　　.刘驾《长安旅舍纾情投先达》(一作长安抒怀寄知己)

　　大宅满六街，此身入谁门。[3]

　　曹松《长安春日》：

　　浩浩看花晨，六街扬远尘。[4]

　　于武陵《赠卖松人》：

　　入市虽求利，怜君意独真。?苯???鳎?粲氪渎ト恕?/P>

　　瘦叶几经雪，淡花应少春。长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尘。[5]

　　场景语境都与描写“十二街”相似。

　　李健超先生在《增订两京城坊考》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文献上常提到的六街当是指通东西三城门及南面三城门的六条大街而言”。 [6]这里的城门是指外郭城而言。

　　上述的“东西六城门”分别是：

　　东：自北依次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

　　西：自北依次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

　　“南面三城门”分别是：

　　中：明德门；

　　东：启夏门，

　　西：安化门。

　　因此，六街即指：

　　南北向三条：

　　1）朱雀街（天门街）居中：

　　南北向的中轴大街。南当外郭之明德门，北当皇城之朱雀门，宽150-155米。

　　2）朱雀门街东第三街

　　即皇城东之第一街。南当外郭之启夏门，北当大明宫之兴安门，宽134米。

　　3）朱雀门街西第三街

　　即皇城西之第一街。南出外郭之安化门，北出外郭之芳林门入禁苑，宽108米+。[7]

　　东西向三条：

　　1） 北起第三街：

　　西达外郭之开远门—穿过皇城安福门和延喜门——东抵外郭之通化门，宽度不详，推测可能不少于120米。[8]

　　2）北起第五街：

　　即皇城南之第一横街。西达外郭之金光门，东抵外郭之春明门，宽120米。[9]

　　3）北起第九街：

　　即皇城南之第五横街。西达外郭之延平门，东抵外郭之延兴门，宽约55米。

　　这六条街是长安外郭城内的主干街道。

　　据考古发掘，外郭东西向街道，除北顺城街和第二、第三无法勘察外，自北向南依次宽：75米*、120米**、44米、40米、45米、55米**、55米、45米、59米、39米、25米[10]；南北向街道自东向西依次宽：25米、68米、68米、134米**、67米、150-155米***、63米、108+米*、63米、42米、20米。

　　其中带*号者为仅通皇城之街道，带**号者为通外郭城门之街道，带***号者为朱雀门大街。

　　六街，除延平门至延兴门大街外，都明显宽于外郭城其他平行街道。

　　因此，“十二”是指城门之数，虽有“十二街”之喻，但并无“十二街”之制。“六街”是指贯通外郭城门的街道之数。“十二”与“六”虽数殊而旨一。

　　唐长安的街制没有“十二街”而有“六街”。

　　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11]

　　街使、街铺、街鼓，是为维护六街同时也是维护全城治安而设置的。

　　是否所有街道都设街铺没有明确记载，但六街设街铺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六街应属于禁街是没问题的。从辅助材料看，也只有六街设街铺的记载。[12]

　　那么，“六街”与“十二街”又是什么关系呢？搞清楚两者的关系，是否可以更好的解释“十二街”的含义呢？这是我们下面要涉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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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全唐诗》统计，“十二街”出现九次，“六街”出现二十四次。

　　[2] 《全唐诗》卷七0九，

　　[3] 《全唐诗》卷五八五，第6774页。

　　[4] 《全唐诗》卷七一六，第8222页。

　　[5] 《全唐诗》卷五九五，第6889页。

　　[6] 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7] 考古发掘残存宽108米，专家推测当不止108米。以下同。

　　[8] 外郭城北顺城街起至第三街被现在建筑所压，具体宽度不得而知。据考古发掘，通皇城门而不通外郭城门的第四街宽75米，通外郭城门第五街的宽度是120米。如据史载，安福门和延喜门之间的横街“南北广三百步”，合441米，今考古探得横街南北宽达220余米（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4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增订》）。考虑到开远门和通化门之间的街道贯通内外城门，而且还与横街相贯通，街道的宽度至少在75米以上，也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20米。东出皇城延喜门通通化门，西出皇城安福门通外郭开远门，通往外郭城街道虽然无法测量，但应该是比较宽的，既通皇城门又通外郭门的只有朱雀大街、开远-安福门街和通化-延喜门街。而且由于重心倾斜的原则，城北的街道一般比城南的街道宽。关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9] 《增订》第49页。

　　[10] 《增订》第49页。

　　[11] 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286页。

　　[12] 杨宽认为所有街道都设街铺。

　　3、左右六街与十二街

　　左右六街在典制中，经常出现。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金吾卫）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领府属，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1]

　　《资治通鉴》卷二0九“睿宗景云元年六月癸未”：“中书舍人韦元徼?e六街。长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将军掌昼夜?e警之法以执御非违。”[2]

　　六街是长安主干街道，属禁街，管辖区分左右，以朱雀大街为界限，称左右六街。左街为街东，右街为街西。

　　那么，是否还可以这样考虑：

　　外郭城街东和街西虽然各自并没有相对应的六条街道，但由于六街分左右街区的制度，于是用“十二”代表京城的主要街道，取虚实互借之义。

　　不过，这只是推测。但六街制实行后，才有“十二街”提法的出现确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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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285页。

　　[2] 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第6642页。

　　4、九陌、九衢与十二街

　　虚指长安街道时，诗人常常用“九陌”借喻。

　　“九陌”确有其出处。

　　《三辅黄图》卷一：“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1]

　　“九陌”为西汉都城长安制度，唐长安并没有符合九数的街道[2]，但“九陌”、“九衢”在唐诗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与“六街”和“十二街”。[3]

　　九陌的场景与语境仍然要从诗句中寻觅：

　　骆宾王《帝京篇》：

　　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4]

　　耿??《元日早朝》：

　　九陌朝臣满，三朝候鼓赊。[5]

　　邵谒《轻薄行》：

　　长安一花开，九陌马蹄疾。[6]

　　张乔《延福里秋怀》：

　　终年九陌行，要路迹皆生。[7]

　　于邺《过洛阳城》：

　　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

　　周秦时几变，伊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8]

　　鱼玄机《和人》：

　　茫茫九陌无知己，暮去朝来典绣衣。[9]

　　可知，“九陌”是虚数，借喻京城。

　　与“九陌”同义的有“九衢”：

　　鲍溶《杂曲歌辞·夜寒吟》：

　　九衢金吾夜行行，上宫玉漏遥分明。[10]

　　.宋之问《长安路》（一作沈?缙谑?

　　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

　　绿柳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日晚斗鸡场，经过狭斜看。[11]

　　长安中鬼《秋夜吟》：

　　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室有月(吟)。

　　九衢生人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和)。[12]

　　上述“九陌”、“九衢”的描述似乎与宫城更为接近。但也不尽然。

　　李白《君子有所思行》：

　　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

　　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13]

　　武元衡《长安叙怀寄崔十五》：

　　门对长安九衢路，愁心不惜芳菲度。[14]

　　似乎又回到俗世。

　　这样的虚数在历代文人的诗篇中屡见不鲜。

　　由于街是人们社会活动的重要舞台，又具有空间可无限延伸的性质，于是成为具有浓郁都城情节的诗人想象与浪漫自由驰骋的空间，感慨往往依托街而发，“街”情愫跃然纸上。[15]而街具体何指，数字是否具有固定指向在字里行间似乎已不重要了。因此，我们如果仅仅盘桓和纠缠在具体数字之间，而忽视了诗人的意境与胸臆，那也就失去了诗者的本意和诗句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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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陈直《三辅黄图校注》：“《三辅旧事》云：‘长安城中八街九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2] 如果牵强点，外郭城南北向街道东西两顺城街不计，恰好是九条街道。

　　[3] 检索《全唐诗》共得九陌67次，九衢98次，六街24次，十二街9次。

　　[4] 《全唐诗》卷七七，第834页。

　　[5] 《全唐诗》卷二六九，第2997页。

　　[6] 《全唐诗》卷六0五，第6996页。

　　[7] 《全唐诗》卷六三八，第7318页。

　　[8] 《全唐诗》卷七二五，第8317。

　　[9] 《全唐诗》卷八0 四，第9054页。

　　[10] 《全唐诗》卷二六，第368页。

　　[11] 《全唐诗》卷五一，第625页。

　　[12] 《全唐诗》卷八六六，第9790页。

　　[13] 《全唐诗》卷一，第1698页。

　　白居易的诗篇7

　　关键词：白居易；巴蜀诗；唐宋诗；嬗变

　　白居易（772—864），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白氏一生创作颇丰，现存诗文3 700多首，“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1] (卷十一《白居易传》；P4305)。他一生经历了八位皇帝执政，政局动荡，更迭频繁，加之自己宦海沉浮，坎壈颠踬，故其诗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

　　目前，学界多认为元和十年左迁江州司马是白居易诗歌转变的关键，而笔者认为，元和十三年冬到十五年夏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题下自注为：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表云：“臣以去年（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司马，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又据白氏《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巴曲春常尽，巫阳雨初收”，和长庆二年《商山路有感并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等，可知白氏离忠州刺史任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夏。(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3，1207，1315页,以下注中简称“朱校本”。)，其量移忠州刺史的经历，对诗人心态和诗风转向影响更大。当前研究白氏忠州诗的约有7篇，要之有白氏思想发生了从江州“闲适”到忠州“自适”的变化；白氏有归京期待和担心归京梦想破灭的焦虑；通论白氏江州和忠州时期诗歌有追求真实、注重反思感悟、内敛含蓄三特点；探讨白氏三峡和忠州诗抒情写景色调色彩结合、注意诗歌含蓄底蕴、开文人拟竹枝之风、善用比拟手法四特色分见陈忻《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高月《焦虑的期待——白居易忠州诗词及心态探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赵缈缈《试论白居易江州、忠州时期的诗歌特点》(《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鲜于煌《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的艺术特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几种主要说法。诸家所论，多有缺憾，笔者认为，若说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的是“司马青衫湿”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那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反思、体悟及透解。这不仅改变了他后来的诗风，而且对中唐以后乃至宋诗嬗变影响深远。本文拟以白居易忠州诗为研究主体，旁及其不同时期笔墨写到巴蜀的诗歌，力求较全面深入地探寻白氏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的内在联系。

　　一、白居易巴蜀诗是其诗风转变的津梁

　　白居易忠州诗总107题116首，包括感伤诗37题39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3首）、律诗66题73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后4首、忠州至长安路上1首）、长庆元年在长安回忆忠州诗4首。白氏非忠州时期写到巴蜀的诗歌总25题27首，包括蜀茶诗2首、江州送友人上峡和接弟行简下峡各1首、送西川杜相公诗1首、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前7首、忠州至长安路上感伤诗2首律诗3首、元和四年与元稹使东川唱和诗8题10首。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总132题143首。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白居易出生于官宦世家，良好的家教氛围和传统，不仅造就了其特有的诗才，而且在少年白居易心中扎下忠君爱国等儒家思想的深深情根。贞元十五年（798）诗人28岁时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白氏以“拔萃科”甲第授官，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初进仕途，白居易是想有一番政治作为的，元和元年（806），他与元稹“闭门累月”针对“当代之事”写出75篇《策林》，元和三年至五年，三年的左拾遗谏官期间，诗人积极直言献策，并写下了很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白氏的“为君为臣为名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的诗歌主张，实是其前期政治理想的宣言，但中唐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旧势力的仇视，并未给他更多施展抱负的空间，诗人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种下了贬谪的必然种子。正如诗人所言：“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2](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P4348)

　　诗人“举动多忤累”（《适意》其二）[3](P318)权贵，自然会碰壁受打压。元和六年至九年，白氏丁母忧归居陕西下邽期间，回想之前十年复杂的长安官场生活，比对眼前的农村淳朴民风，再想想自己的“况多刚狷性，难于世同尘”（《自题写真》）[3](P311)，诗人人生态度和思想悄悄起了变化，萌生了独善其身之念。正如清赵翼所言：“今以其（按：白居易）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惟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赵翼《瓯北诗话》云：“《新唐书》本传，谓二李党事，互相倾扎，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于李宗闵，居易惧以党人见斥，乃移病还东都，是太和初年也。”赵翼又云：“《旧唐书》谓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则元和十年谪江州后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冀以裨益时政。然已为当时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4](P319)不过，此时白居易还只是流于口头的牢骚和自娱而已，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我想还是反映在其巴蜀诗中，尤其忠州时期。一如白氏居渭上效陶体时自言，其时闲居无事，酣醉终日，“懒放之心，弥觉自得”后的“意会”之词，酒醒“自哂”，“知我者，亦无隐焉” [4](P399)。这还可从白居易元和十年遭贬之事中得到印证。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中岳寺僧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副宰相裴度也受伤。白居易第一时间上疏请捕杀刺客，正好给早已不满白氏直言犯禁的权贵们落下口实和把柄，谤言将白居易贬谪到江州司马任。

　　江州之贬给白居易打击很大，他曾为“遭时荣枯一时间”而问天（《谪居》）[3](P977)，又叹息“今之屯穷，理固然也”，是“诗人多蹇”所致（《与元九书》）[3](P2794)。白氏内心这种矛盾外化成诗，体现为欲超然而又不得的痛苦。诗人很多愁善感，怀友时“感逝因看水，伤离为见花”（《忆微之伤仲远》）[3](P994)；思乡时故作超然语“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春末夏初闲游江郭二首》其二）[3](P996)、“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四十五》）[3](P1010)，并借酒浇愁，“穷愁自要醉如泥”（《北楼送客归上都》）[3](P987)，清醒时仍不能释怀，“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红藤杖》）[3](P997)方是真语；伤感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3](P686)。诗人也曾想超越这种贬谪失意之愁，“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端居咏怀》）[3](P1004)，更欲借助求道炼丹食药得以超脱，“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赠韦炼师》）[3](P1013)、“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捡名看”（《寻黄道士药堂因有题赠》）[3](P1074)。白氏失恩左降，三年未量移时，又转寻佛理禅事化解内心痛苦，“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自题》）、“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寄李相公崔侍郎钱舍人》）[3](P1011)、“不觉定中微念起，眀朝更问雁门师”（《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3](P1032)、“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山居》）[3](P1034)。

　　如果将白氏江州诗粗分为“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的感伤、怀友思乡的真情、信佛崇道的超脱、及无聊闲适的轻松等类，那么超然、闲适、怀友思乡皆只是表象，怀才不遇“恨谪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载其师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宋戴复古作《琵琶行》诗，诘问乐天“平生多为达者语，到此胡为不释然。弗堪谪宦便归去，庐山政接柴桑路。不寻黄菊伴渊明，忍泣青衫对商妇”。分见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页、第147页,以下注中简称“陈编本”。笔者认为“白氏心中有把火，期待复起恨谪落。”的感伤才是本质，也即江州时期白居易并“未能忘情于仕宦” [4](《韵语阳秋》；P75)。虽“壮志已酬减，衰容与病俱”（《东南行一百韵》）[3](P968)，并构建庐山草堂，悠游山林，炼丹访道，结交僧侣，但他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情怀并未泯灭，“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元和十三年淮冦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3](P1016)便是明证。而白氏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还应在忠州时期。

　　白氏巴蜀诗歌内容丰富，送友迎亲、唱和答谢、回忆往事等皆入诗，尤其白氏巴蜀诗主体——忠州诗，更是色调斑斓、风味独特。忠州唐宋时皆是巴蜀较为落后偏僻之地，范成大曾载宋代蜀地民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 [5](《吴船录》卷下)白居易在好友崔群帮助下量移忠州后，诗歌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体裁、诗意、整体结构比例等皆悄悄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恰与白氏后期诗歌走向相吻合。换言之，以忠州诗为核心的白氏巴蜀诗是其一生诗歌转变的关键处和形成期，它承上启下，将白氏诗歌从之前的雄心壮志、急切讽喻、感伤忧愁、期待重用，引向之后的眼前常景、身边琐事及知足保和、乐天知命。

　　乐天忠州诗，多写眼前景。忠州时期，举凡楼边竹、桥上竹、庭槐、桐花、荔枝、木莲树、木莲花、东坡桃杏梅李等百果树、东涧柳、荷池、樱桃树、樱桃花、江边草、白槿花、蕉叶、山石榴花等，皆成为诗人摇笔吟咏的对象，这些咏物诗清新可喜、淡美有味，一扫江州白诗的低沉压抑，给人眼前、心中送上了许多亮色和轻快，并开启了其后诗歌多写同类题材的先例。

　　白氏忠州诗中，巴地人文景观、风土民情、独特物产、气候地理等皆真实再现，千载之后，历历在目。这些淳朴质实的巴地民俗风物，涤荡了诗人的心胸，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也抚慰了诗人贬谪之伤。他登览城东古巴王台，感叹世事沧桑、繁华易逝，故想淡人生、胸襟开阔；由入忠州之初对“巴人类猿狖”、“吏人生硬都如鹿”的外貌偏见，到元和十五年《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中对“府吏”、“州民”的真心爱护，及“赋敛毕”、“闾井安”（《征秋税毕题郡南亭》）[3](P580，1150，604，608)的欣喜，已然将忠州黎元视为自己的亲人；相对于白氏刚入峡和忠州时，对三峡险峻的惊恐，及对忠州“市井萧疎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赠李六》的不满，到后来他渐渐习惯并爱上这块“中庭无平地”（《郡中春宴因赠诸客》）的热土，以至“官职家乡都忘却”（《代州民问》[3](P1150，1199)，乃至离开忠州前，向东坡花树和桥上竹逐一告别，离开忠州回京路上，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时，还回望忠州依依不舍，甚至回到长安后，还常梦回忠州[3](P1148，1205，1206，1230

　　1236)。虽然白氏忠州诗也有哭亡友、叹老病、思亲友、想故乡的，但这都不是其时诗歌的主流，而忠州的竹枝歌、巴女的蹲蹲舞、蛮鼓、巴弦、胡饼、“嚼疑天上味”的荔枝、白小鱼、巴猿、藤枝引酒[3](P1164，1183，604，1172，1164，1170，1177，1189，1167，1170),以及巴地特有的山川地貌、气候[3](P576，1150，1188)、季节（写春天的较多）、节令（有写冬至、除夕、三月三、寒食、春分）[3](P592，604，605，1202，1192，1182，1187，1198，604)等，渐渐弥合了诗人那颗受伤的心，他深深地陶醉其中，并行之于诗。这时期，乐天主治一方，心情较佐郡江州恬静，江州时的伤感不安、焦虑期待这时候逐渐消歇下来，故诗人能从容于官场应酬、宴饮幕僚、征收秋税、祭祀风伯、招饮送客、遥寄土产、诗友唱和等公事和日常生活交往，并常晏然自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白忠州诗较之前对人生和官场得失的感悟、反思增多了。诗人不仅静坐独处时喜欢反思，而且常在言前景事的末尾，总要思考、议论、总结一番。这类诗较多，简举几例如下：《我身》中，自比孤蓬、秋霜，从自身经历中寻找快乐人生的答案，“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寞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身穷心不穷。”；失意儒道转求佛门，“行藏两事失”、老病缠身时，叹悟“志气与形骸，安得长依旧”，“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遣怀》时，叙说了自己的感悟过程和结果，“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岁晚》中静念已信命心安，寻求到了安慰和解脱，“命迍分巳定，日久心弥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委顺》认识到知足常乐，“外累由心起，心宁累自息。尚欲忘家乡，谁能弄官职？宜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元和十四年《除夕》诗人已明言政治态度，但仍有佳节思乡之情，“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到元和十五年《答州民》时,“宦情抖擞随尘去，乡思磨销逐日无。唯拟腾腾作闲事，遮渠不道使君愚。”已然乐不思蜀了；《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更堪称白氏人生态度转变的宣言书，“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网，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 [3](P597，596，612，613，614，1188，1199，1140)陈寅恪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6](P327)。陈言不确，应该说白居易知足思想始于忠州之变。思想指导行动，白居易忠州诗歌随之而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忠州诗多用反问、设问、对比、顶真等修辞手法。尤其问句的使用很多，据笔者统计有近30首用之，约占其忠州诗的四分之一。其形式不拘，位置不定，有放诗中的，多置诗尾，其中《代州民问》《答州民》两篇，以整首诗为设问作答载体，甚为新颖；与这些问句一样引人深思的，还有白诗常以“忽”字将诗意由实境带入虚境，进行议论说理，这似是忠州“特产”。如《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前六句实写自己独自出郭登高，第七句用“忽似青龙阁”突然转入虚写，想念以前和好友钱徽同登青龙寺情景，引起下六句。又《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先实写自己赴忠州原因，次写伴侣和行程路线，复写路中所见，中间用“忽愁牵世网”[3](P1199、610、1140)转到对宦海沉浮的反思和感悟。这其实是对杜甫顿挫手法的学习和借鉴，又实为白氏忠州及其后诗歌一大妙法；白氏忠州诗色调明丽，丰富多样，木莲树的黄、青、红，樱桃的白，绿桂，红蕉，紫牡丹，红莲，丹青，红荔枝条，白槟榔，紫罗，白玉，白发，白面，绯衫，银印，白片落梅，黄梢新柳等，皆是诗人常用语。这与白诗该期对大自然和物象的关注增多有关，这也是其诗变的另一面；与此相关联的，是白氏忠州诗结构比例的变化，多写清丽可喜的自然风物，杂以命运感知和交游活动，这与诗人后期诗歌结构比例基本一致；体裁上，忠州诗长韵虽有，但绝句较多，不少绝句颇有韵味，发人深省。清王士禛说白居易“（晚年）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4](《带经堂诗话》；P253)，实正是忠州诗变的延续使然。另外，白氏忠州诗还有喜用叠字和数字入诗，及个别诗用韵一反常态，平起仄收，急促中透露出轻快和俏皮等特点。

　　白居易忠州诗变，还可从与其忠州以外时间写的巴蜀诗作比较看出。元和四年，白氏酬和元稹的巴蜀诗多咏物，但和忠州时期的咏物不同，前者境界局促狭窄，但唯想象出使东川元稹的乡愁，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而后者感情真挚，发自内心，蕴藏着无尽的生活感悟和人生哲理，是豪华落尽所见的真淳，这恰可见白氏忠州诗风对之前的变化。此外，白氏另外一些非忠州期的巴蜀诗，如送友入巴蜀，迎弟出巴蜀，唱和蜀友，谢赠蜀茶，自己出入巴蜀路上作、回忆忠州等，皆可羽翼白氏忠州诗风的转变。因这些诗琐言细语，如话家常，一变白氏贬官前具兼济之志的意激言直诗风，再变白氏丁忧下邽轻愁假隐，三变白氏江州渴望政治复起的焦虑和期待。尤其白氏行役、回忆诗更可旁证其忠州诗渐变的过程，白在江州得忠州刺史除书后，群僚来贺，贺多生厌不起迎接，而有一人因公事未来，白氏作诗奚落之，并让他别仅以忠州僻远之郡的刺史小看自己，这皆有白诗为证。可见入忠州前，白氏争胜之心未泯，仍有强烈的政治复起情怀，这与白氏忠州时期的身名两忘，恬然安宁，淡泊明志，发自内心的心态改变，已然殊途迥异。结合白氏忠州回京后，主动避祸，远离朝政纷争，要求分司东都，请求外任刺史等行状看，白氏忠州时期人生态度和诗风变化，影响其后半生确然。

　　要之，若将白氏忠州之前诗歌比喻成一个嫉恶如仇、信心百倍、抱负满满、充满幻想的初生牛犊，那么忠州时期之后的诗歌就是一个知天命、不惑、耳顺的成熟智者。究其变因有三：（1）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外因。当时朝政黑暗，牛李党争，宦官当权，白氏刺忠州时，连宪宗皇被宦官害死。诗人看透其内幕，先前的理想抱负折戟沉沙，灰心失望了，思想彻悟同时，诗风亦转向顺理成章。（2）个人思想变化是内因。忠州瘴气远郡，诗人从江州低谷又走向另一个明升暗降、毫无意义的低谷。穷乡僻壤使诗人那颗躁动的复起之心渐渐沉下来，能真实冷静地反思体会自己多年的官场得失，及人生的价值意义。（3）白氏诗歌自身的演变发展是动因。“诗到元和体变新”，[3]（P1532）元稹、白居易自己及后代学者多有谈及元和体，陈寅恪据之认为“元和体诗可分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之间小碎篇章，亦包括微之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甚确。白氏长律每期都有，忠州亦然，18韵、30韵、50韵皆有。但忠州长律并非白同类诗的佼佼者，笔者认为该期白居易对元和体的拓展和深化，是在小碎篇章上，平易中时带深味，对生活琐事的细腻描摹和感受，实开白氏诗变之风。

　　二、白居易巴蜀诗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白居易巴蜀诗对唐宋诗嬗变影响深远，他是中唐诗歌的主要新变者之一。“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2](P4360)白居易转型、开创了与盛唐诗风不同的平易通俗样式，而且与同时代主奇险的韩孟诗派一起，丰富了中唐诗风的多样性。

　　白氏巴蜀诗对唐宋诗拓展和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白氏巴蜀诗多写眼前实景和生活琐事，是唐宋及后代平易通俗诗的开创者

　　宋惠洪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4](《冷斋夜话》卷一；P162)惠洪语真实性虽为后人诟病，但确实道出了白居易诗歌尚实尚俗尚平易的主要特点。白巴蜀诗亦然，不过它已将之前哀民生疾苦的吟咏对象转变为多写眼前景和身边事，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白氏晚年。

　　平易通俗诗多来自民间，文人用之，白氏之前就有初唐王梵志和盛唐岑参、李白等，李白等盛唐诗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但其更讲求蕴藉含蓄和情景交融的意境美。白氏忠州诗虽也有此类，但只是少数，其尚实尚俗特点更多的是对盛唐诗歌的变化，正如明代江进之所说：“白香山诗，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4](《薛涛小书》；P226)这种开阔的诗境，实是指白诗多由眼前景，意是观景后随意抒发的，不求工整含蓄，只求平易通俗作法的开创性。白氏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中，说自己“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就是注解，白诗平淡无味，“落声韵”为不工，“拙言词”因俗实。无独有偶，清人赵翼认为元、白诗坦易，“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胜于韩、孟奇警斗险少味。白诗晚年不求工，随意抒写，较白少年时与元稹以才情工力竞胜诗，更进一层。赵翼说白氏“《后集》是长庆以后（写），无复当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习景适情为事”[4](《瓯北诗话》；P308)。赵翼此说恰是白氏元和末忠州诗变的最好证明。

　　白诗的平易通俗，不仅博得了当时广大百姓喜爱，“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3](《与元九书》；P2793)，白氏忠州诗亦然，如写木莲绝句就“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2](《白居易传》；P4353)，而且泽及宋诗，方回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晩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4](《瀛奎律髓》；P184)覆检宋初学白体的诗歌，白忠州之变后的诗歌，更是人们喜爱模拟的对象。

　　宋魏庆之说：“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4](《诗人玉屑》；P150)白氏巴蜀诗多写日常生活琐事，这种写实方法实为对杜甫诗歌，尤其杜甫在成都卜居草堂时诗的继承和新变，杜、白皆就巴蜀自然山水树木为吟咏对象，色调明丽，清新自然一致，但杜诗精工用典，白氏平易通俗。白巴蜀诗常用细密针线式的写法，尽写生活事情，如写邮寄、栽种、品尝荔枝，写木莲树、木莲花、木莲图等，故《唐宋诗醇》评白忠州《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曰：“一路顺叙，熨贴中针线细密，宛转斡旋，无一毫痕迹。此种长律，正不易得。”白诗的这种写实倾向的另一面，体现在将老、病、白发、衰老、死亡、及蚊蟆等入诗，这种以丑为美的写法本于杜甫，羽翼韩孟诗派，对中晚唐，尤其宋诗影响很大。宋诗面对唐诗高峰，转而求变，日常琐事入诗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唐诗处，而白氏巴蜀诗早已滥觞于前了。

　　（二）白氏巴蜀诗丰富和发展了元和体诗，为唐宋诗体的嬗变发展拓宽了范型

　　清袁枚认为白居易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能“不袭盛唐窠臼”[7](《随园诗话》)，白诗新变的主要方面指元和体。元稹、白居易对元和体皆有不同说明，元和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范围和所指。元稹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効，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4](《白氏长庆集序》；P2)，又云“居易……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亦目为元和诗体”，“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効，……皆目为元和诗体”[4](《上令狐相公启》；P3，4)。白居易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自注“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体”[3]( P1532)。可见元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元、白时就有多种说法，元、白自己也不能确指。至于后来李肇《唐国史补》、南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及《唐语林》等中，元和体更成为了中唐诗文转变的通称了。

　　上述可见，白氏量移忠州之前，与元稹唱和的长篇律诗、小碎篇章和艳体诗，皆属于元和体。但是中唐后，人们对元和体范围的扩展，似乎昭示了一个概念，就是白氏元和年间的所有长律和小碎篇章或艳体诗皆可目为元和体。白在忠州总有三首长律，似乎不多，分别是写给弟弟白行简、庐山草堂兼二林僧社、万州刺史杨归厚的，但白氏《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却是其五言排律长篇的代表作之一，归于元和体毫不为过，白还有约20首与元稹等唱和的巴蜀诗，及白氏忠州的大量写景诗歌，笔者认为这皆可目为白氏元和体范畴之内。白氏长篇的影响自不待言，“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4](P400)，清毛奇龄说盛唐诗之后，中唐诸家思变之，“乐天创之，微之、梦德并起而效之”[4](《西河合集诗话》；P243)。白氏和元稹、杨归厚唱和的巴蜀诗多为咏物写景诗，这些可视为小碎篇章的诗歌，不仅丰富了元和体，而且对唐宋诗乃至词皆有影响。晚唐五代宋初诗歌及宋词的流连光景，闲适酬唱，与白氏这类巴蜀诗应有承变关系。且不说“宋初诸子多祖乐天”[8](卷三古体下；P56)，苏洵父子、张耒等皆有仿作，试看张耒《效白体二首》《效白体赠杨补之》等诗，若放到白氏忠州诗中几可乱真。

　　白氏巴蜀诗对唐宋诗体嬗变的影响，不仅在长律和小碎篇章上，而且体现在白氏忠州学白的六言律诗而变化，为唐宋诗体开拓了新形势。赵翼云“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莲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体又不一。如《忠州种桃杏》……前后单行，中间成对，此六句律正体也”，又“《樱桃花下招客》……此前四句作两联，末二句不对也”[3](《瓯北诗话》；P1163，1165)，也即白氏忠州六言律诗有正体有变体，其对唐宋律诗的范型进行了拓展，赵翼此言颇中肯綮。

　　（三）白氏巴蜀诗对文人竹枝词等民歌手法与诗歌叙议新法的尝试和运用，为唐宋诗变注入了新动力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曰：“竹枝词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於贞元、元和之间。”[9](卷八十一“近代曲辞”三；P1140)郭氏此说不确切，竹枝词发源于夔州地方民歌，及刘禹锡改编竹枝词皆不误，但郭氏将刘禹锡竹枝11首放在白居易竹枝4首之前，结合上文，可知郭氏认为刘禹锡写作《竹枝》时间先于白居易，实误。真实情况恰好相反，白氏忠州诗中常提到巴地民歌竹枝词，并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写了《竹枝词》绝句4首和《听竹枝赠李侍御》1首。刘禹锡是穆宗长庆元年（821）冬，方到夔州任刺史的，刘氏很重视民歌改造，但其写《竹枝词》时间在白居易忠州《竹枝词》后应无疑。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好朋友，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清人毛奇龄评价白居易《竹枝词》其四“怪来调苦缘词苦，此是通州司马诗”，亦云：“乐天善歌，每识歌法，……其以调与词分二端，亦属歌法。”[4]( P241)二人皆谙熟竹枝音律白氏先成的《竹枝词》很可能对刘氏有启发。这也可从宋范晞文比对白居易、刘禹锡、张祜、薛能四人《杨柳枝》诗后，指出后三人诗“皆仿白”中得到旁证，酷爱民歌的刘禹锡等人对白居易的《竹枝词》应该有所汲取。换言之，这种充满活力的新式样诗为唐宋诗注入了动力，后来成为古典诗歌家园中的重要一枝，而这正是白氏巴蜀诗变的功劳。

　　白氏巴蜀诗喜欢先叙后议，叙议结合，这种手法源于杜甫的写实议论，白氏忠州之前诗歌多议论时政，为虚为大，忠州始，议论多为对人生体悟，为实为小，这与杜诗多写自己亲身见闻感受有点不同。白诗爱发议论，对好以“以议论为诗”[10](“诗辨”P26)、崇“白体”的宋人多有影响。

　　（四）白氏巴蜀诗乐观放达、穷通委顺的哲理内涵，为唐宋诗树立了摹写榜样和精神高标

　　白氏忠州诗转变为知足保和、穷达任之的“中隐”闲适情趣，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白氏晚年。白氏思想无论是“外袭儒风，内宗梵行”[4](清陈继辂《合肥学舍札记》；P349)说，还是“外虽信佛、内实信道”[6](P327)说，其指导下的诗变对唐宋诗发展影响很深。苏轼是崇白者，他贬官黄州，特喜欢白居易忠州诗，写下了“我甚似乐天”（《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我似乐天君记取”（《赠善相陈杰》）、“出处依稀似乐天”（《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绝句》其二）等诗，并对白氏忠州的东坡青眼相加，自号东坡；黄庭坚《书乐天忠州诗遗王圣徒》、《跋自书乐天三游洞序》等，对白居易诗歌和人品极尽仰慕之情；张耒诗歌的平易自然类乐天，并逗启南宋范成大、陆游。另外，白氏巴蜀诗的哲思，常通过对内心深处敏感细腻的挖掘得到，这种向内收敛的诗歌写法，近及李商隐，远溉宋初诗词。

　　这些重视学习白氏巴蜀诗的诗人们本身就是大家，他们学习白氏，别人又学习他们，从而将白氏巴蜀诗变法推广普及到更多的人中去，一定程度上也助澜了唐宋诗歌的嬗变发展。白氏不独影响唐宋诗变，从明代的“公安派”、清代袁枚“性灵说”，乃至20世纪新文化运动等，皆可溯源到白居易诗歌的影响，而白氏忠州诗变转折了诗人诗风，这种意义上说，白氏巴蜀诗的价值意义和影响堪称千古伟业矣。

　　参考文献：

　　[1]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宋]范成大.吴船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清]袁枚.随园诗话[M].王英志，批注.凤凰出版社，2009.

　　[8] [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白居易的诗篇8

　　这首诗的开头四句从哪三个方面对李白的诗作出了什么样的高度评价？

　　如果我们对李白诗歌特点和文学史地位等毫无所知的话，这道题很难作答。所以，我们在高考复习备考时要注意这种命题趋势，特别要注意活学活用教材文学常识，要主动地将文学常识与其他知识贯通起来，这既是应对考试的需要，更是活学活用、知识贯通的应有之义。下面，我们就一道类题来谈谈这种题目的解答方法。

　　阅读下列材料，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之称。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唐武宗会昌六年八月十四日（公元846年9 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过一首《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从这首诗中你能得到有关白居易的哪些信息？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材料，材料内容是我们在平时学习中老师反复讲过的，理解上没有难度，关键是材料后的这首诗，而题目要求中又有“从这首诗中”的限制，所以，我们不能被材料前面的内容所干扰，因为前面的内容虽具干扰作用，却也是帮助我们理解诗歌内容（例如“语言平易通俗”与诗中“童子”“胡儿”有相关性，“享年75岁”与诗中的“六十年”不能划等号）的。

　　首联出句“缀玉联珠”是一个比喻，把汉语词汇、诗文元素比作“玉、珠”， “缀玉联珠”是形容他诗文的艳丽光彩，而“六十年”，则指白居易从事诗歌创作60年;对句写白居易到冥路上做“诗仙”去了，“仙”是婉辞“去世”意，“诗仙”意谓白居易这个诗人成“仙”了即去世了，所以说，对句是对白居易去世的委婉说法。颔联出句是说飘浮在天空中的云彩没有办法挽留住名叫居易的人，天地造化也没有回天之力帮助挽留字叫乐天的人，当然也暗指白居易视功名为浮云，追求无为、道法自然的天性，所以说，这两句其实是明确指出白居易的名、字，以及暗示白居易的性格。颈联直接点明白居易两篇名作――《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长诗可以说是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成就;而“童子解吟”“胡儿能唱”指出白诗的特点――写实尚俗及流传之广――小孩子就能听懂，“尚未开化”的“胡儿”都能吟唱。既说明白诗的通俗易懂，也暗指白诗流播的地域之广。尾联出句则写白居易的作品已经深入“行人耳”，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对句则写自己一想到白居易就心下“怆然”，对白居易之死的悲痛由此可见一斑。

　　一国之君的皇帝为一位诗人作悼亡诗，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唐宣宗李忱对白居易的崇拜，对其诗歌的喜爱、赞美，对白居易去世的哀痛，从侧面表现出了白居易卓越的创作才华和其诗歌非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那么，我们再回到题目上，题干问的是“从这首诗中你能得到有关白居易的哪些信息？”所以，我们在做答的时候，要紧紧扣住诗歌内容，不能偏离于诗歌，把自己所知的有关白居易的知识一概“拿来”，也不要被材料前面的提示所干扰（例如答案中不能提取“晚年号香山居士”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这些知识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答案）。当然，做这种题目，无需像前文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去详细解读，只要抓住主要信息即可。也可根据题目赋分来精选信息（一般地，语言表达题的赋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即一分或两分暗示一个信息）。所以，答案可以这样组织：

　　①白居易从事诗文创作60年，去世。②白居易名居易，字乐天，视功名为浮云，追求无为，道法自然。③白居易诗歌的代表作是《长恨歌》和《琵琶行》，其诗歌通俗易懂，流传非常广。④白居易的“文章”妇孺皆知，皇帝为白居易之死深感悲痛。

　　最后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在做这类题目时，要厘清语言表达题和其他题目之间的关系。这类题目虽然综合性强，融合了多个考点，但它毕竟还是语言表达题，与诗歌鉴赏、文学常识等传统题目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在作答时就不能把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