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拉杆？

　　这个问题是有漏洞的。漏洞就是本来是局内人的“疯子”在最后变成了局外人。

　　正确的问题应该是：

　　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不慎卡在了另一个电车轨道上。

　　这个问题的早期版本据说是一个所谓“屠杀印第安人问题”：假设一个植物学家，有天到一个独裁国家游玩。当地独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地安人，以涉嫌叛乱，全部判处死刑。但是这个独裁者提出一个建议，身为客人，如果这个植物学家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地安人，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这个植物学家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以拯救其余19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大概这个问题涉嫌影射某些国家，所以变成电车难题了。

　　这个“屠杀印第安人问题”也是有漏洞的。正确的问法应该是：

　　如果这个植物学家亲手枪决了独裁者，所有20个印第安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这个植物学家是否应该亲自枪决独裁者，以拯救印第安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这些问题本身都是存在严重漏洞的。

　　他们最大的漏洞就是：

　　默认规定人们的行动必须按照犯罪分子设定的犯罪条件进行。

　　直白地说，就是首先承认了犯罪分子的合法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承认犯罪分子的合法性？

　　就像电影里说的一样：

　　是钱重要，还是黄四郎重要？这些都不重要。没有黄四郎，对我们很重要。

　　这个所谓伦理学问题，一开始就是“犯罪至上伦理学问题”。

　　你都犯罪至上了，自然会陷入伦理学困境。

　　一个罪犯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罪犯不慎卡在了另一个电车轨道上。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最佳而且合法的办法就是拉动拉杆，让电车开到罪犯的轨道上去。

　　我们的律师会帮助我们进行合法性解释，我就不多说了。

　　有人会说，这样改动，失去了问题的本意。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问题的本意，如果放在社会上，就是这样的：

　　一个社会上有5%的剥削阶级，他们制造了和平年代最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对其余95%的被剥削者的无声的屠杀。这相当于两条轨道上，一边有1个人，一边有19个人，这19个人是被那1个人绑在轨道上的，那1个人是罪犯。当历史的车轮隆隆驶来的时候，你需要扳动道杆，选择让哪条轨道上的人死。那么选择很明确，碾死那1个罪犯。

　　有人说，问题不是这样说的，说的是罪犯没有在铁轨上。不，罪犯就在铁轨上。白军屠杀民众的时候，民众在电车驶来的铁轨上；红军拿起武器的时候，罪犯在电车驶来的铁轨上。所以，从第一开始，民众和罪犯，就分别在不同的铁轨上。

　　历史从来没有说，谁可以不在铁轨上。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对于历史来说，所有人都在铁轨上。

　　问题本身就错了。

　　对于真正的问题来说，罪犯也在铁轨上。那么，谁让罪犯把别人绑在轨道上然后自己也陷入困境了呢？罪犯自己设计的死路，自己承担后果，没有任何问题。

　　即便是资产阶级的律师，通过资产阶级的法律，也会无懈可击地证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