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栏目：游戏资讯时间：2023-08-16

　　12 Nov. 2018

　　□李哲

　　在《创业史》中，柳青对韩培生这一人物着墨不多，即使较之于小说中那些为数众多的次要人物，他也显得颇不起眼。而在针对《创业史》的研究中，人们也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梁生宝、梁三老汉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而对韩培生没有太多关注。然而，韩培生显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对这个人物而言，真正富于意味的并不是性格特征，而是其作为“农业技术员”的身份。正如小说中派遣韩培生下乡加入互助组的区委书记王佐民所说，技术员“要克服单纯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偏向，要帮助做点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员韩培生凝聚着柳青对“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史的视野观照《创业史》及韩培生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以此展开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技术”话语多重意涵的挖掘和讨论。

　　柳青（前排左一）与皇甫村村民在一起。

　　一

　　198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细究起来，这一论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将“技术”与“科学”连用，形成“科学技术”这一当下通行的说法；第二，则是把“技术”归入生产力的范畴，并将其视为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工具性中介。这种对“技术”的理解深度参与了“新时期”以“现代化”为鹄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正如蔡翔在其《流水三十年》的《自序》里所言：“‘现代化’，也更多地被技术化，或者可以称之为‘技术现代性’。正是‘技术’(科学)的介入，这一所谓的历史转折才可能完成，显然，技术崇拜—科学崇拜—制度崇拜—意识形态崇拜，也正是1980年代的逻辑演变，这一逻辑帮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当然，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技术话语”内部整体流变来看，上述理解并非一以贯之，尤其《创业史》所涉及的“农业技术”[注：“技术”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颇为丰富，但受论域所限，本文所涉及的“技术”仅指“农业技术”。]更是有着自身特定的历史内涵。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技术”予以历史性把握，而这也正是理解《创业史》中“技术叙事”的重要前提。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之中，“技术”问题曾经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报道，这可能代表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技术”的普遍理解。当时的太行根据地领导人赖若愚在一篇总结性文章中提及：“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各种技术能手和领导生产的模范工作者，并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农业生产上广泛的组织起来了。”1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技术”的理解有诸多特殊性。

　　首先，20世纪40年代所指涉的“技术”虽然也有诸多“科学”意识的成分，但它并不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化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而更多关联着乡村内部在地的农事经验。因此，所谓“技术能手”并不是那些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而是指乡村内部土生土长的“庄稼把式”，“主要是把土生土长的技术能手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的实际经验加以提高，才有了新的成绩和创造”。2甚至在很多地方，那些有丰富耕作经验的老农民也会成为共产党人极为倚重的“技术人员”——“受训的干部下去，结合有经验的老农，以及劳动英雄等组成提高生产技术的指导核心；不断地向群众学习，采用科学与经验结合的方法推动耕作技术”。3

　　其次，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把“技术”视为某种客观、中立的自足性的领域，“技术工作”的重点不在科学研发，而在推广、传播：“技术能手和技委会不仅自己要有技术，更要善于组织群众技术，明确了这一点后，在作法上就不是单纯自己干，而是面向群众，发现群众创造，组织群众经验，传播群众技术。”4由此可见，此一时期的“技术”是与“组织起来”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推动了生产运动，且使党与群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5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技术”并不能归于单一生产力范畴，而恰恰属于某种生产关系的层面——它充满了政治能动性，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创造性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之后，“技术”的外部语境和它自身的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12月，全国农业生产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一九五〇年以恢复生产为主的总方针，制定了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植棉五千万亩、产皮棉十三亿斤的总计划，并明确提出各地可因地制宜，拟定主要特种作物出口产品的恢复与增产的要求”。6如此，各地乡村的农业生产已经被组织进一个全国性的农业部门，并通过这个部门被纳入新中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其实意味着，原本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农村，愈发凸显了自身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属性，甚至可以说，“经济”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自足的“发展”逻辑。事实上，建国初期由国家针对乡村发动的多项“运动”（如“土地改革运动”“爱国丰产运动”以及本文重点论述的“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都高度重视“生产”问题，并要求农村干部群众“集中精力在丰产事业上”。

　　正是基于上述外部语境的更迭，原本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技术”及其内涵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此时的“技术”不再指涉乡村内部的“农事经验”，而是指从苏联大规模引入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这意味着，“技术”逐渐脱离了乡村内部的“农事经验”，而变成了来自乡村外部的异质性存在。其次，“技术”的政治意涵开始淡化，它逐渐以某种“生产投入”要素的方式被纳入整体的经济运作过程，并成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工具性中介。此时，一种新兴的“技术话语”开始流行，其中的典型即是以米丘林、李森科为代表的苏联农业生物学说。这种学说强调的是借助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如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顾问的苏联农学专家卢森科就宣称“中国农业生产存在着无限的潜在力”，要求农民打破“反动的‘土地报酬递减率’和‘生产极限’说的影响”。7 也正是在这种新“技术话语”的指引中，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农民在已有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因为逐渐接受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影响，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丰产典型，从而打破了‘生产到顶’的保守思想。”7 由此，在革命战争时期处于“生产关系变革”层面的“农业技术”，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中转移至“生产力发展”的范畴，或者说，它从既往的政治语境中游离出来，而深度嵌入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技术—经济”一体的现代化逻辑。

　　当然，“技术—经济”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它对“技术—政治”逻辑的完全取代，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话语”兼具双重属性：一方面，以技术追求“丰产”的设想实际暗合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生产”视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说法在50年代颇为流行。但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农村工作者们也充分意识到“技术—经济”这一现代化逻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进而游离出“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因此，此时“农业技术”话语常常呈现出某种具有兼容性的策略：“我们曾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技术上的投降主义，搬用外国的一套，反对沉迷于个人兴趣，企图向外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脱离群众的做法，也反对抵抗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经验主义。”8 表面看来，这种兼容主义呈现出某种以“群众路线”制衡“唯技术主义”的趋向，如有报道指出的那样：“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则必须结合广大群众的丰富经验进行试验研究。”9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相辅相成的“技术—政治”关系是以“技术”（“经济”）对“政治”的吸纳和消解为前提：“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技术成就及群众的现有经验。必须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理论——米丘林学说。”9

　　在这一前提之下，“老农”这个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技术—政治”意涵的群体同样被纳入了“技术—经济”的逻辑。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板剧《深耕密植多打粮》中，作者讲述了一个父子二人“比收成，看谁粮食打得多”的故事，儿子由于采用了“深耕密植法”而实现了丰产，父亲则“在事实面前相信了新法种田的好处，表示今后也要采用新办法了”，而邻居单干户老王则受到震动，“提出要求参加互助组”。10事实上，这种看似消弭内在矛盾的兼容性叙事有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偏向。首先，互助组的成功是通过“丰产”予以证明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互助组和单干户两者放进了一个能够通过量化数字通约的比较结构，它掩盖了两者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根本差异，进而把政治意义上的“路线斗争”转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竞争”。其次，快板剧所说的“丰产”也是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的，这实际上契合了50年代“把老农生产经验提高到科学水平”11的“技术进步”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冲突的展开乃是在一条线性的“经济发展”维度上，是“新技术”对“旧经验”的代替，而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社会语境被悄然抽空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技术”层面的“新旧矛盾”被视为完全可以调和的，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予以自然化解的。正因如此，快板剧最终是一个“父子和好如初”的大团圆结局。

　　但针对此类“技术进步”叙事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互助组的增产究竟是生产关系变革本身的效果，还是仅仅在于推行了新技术？新技术既然能被互助组采用，那又为何不能被单干户所采用？而单干户在“比拼”失败后要求加入互助组，究竟是对它所代表的社会理想的认同，还是仅仅在于可以牟取私利？显然，“技术进步”叙事对此类问题只能予以搁置和回避，而正是以此为基础，他们才会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窄化为一场“去政治化”的“现代化运动”。

　　二

　　在《创业史》中，柳青借助县委杨书记之口指出：“在互助合作这方面，还要做出榜样来，叫群众一看哩。有一部分先进群众，讲道理，可以接受，可是大部分庄稼人要看事实哩！这个和土改不同，你说得天花乱坠，他要看是不是多打粮食，是不是增加收入。”事实上，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之所以能够进入柳青的视野，首先在于他领导的互助组实现了“丰产”，如柳青自己所言：“秋收的时候，有一天，区委书记孟维刚高高兴兴地跑来找我了，说四村那个重点王家斌互助组丰产了。他们有一亩五分九厘做合理密植试验的稻田，达到了每亩九百九十七斤半的平均产量，其余都达到平均六百二十五斤，创造了全区的丰产新纪录。”12对柳青而言，“丰产”同样构成了“互助组”真正成功的标志，在这一点上，柳青与同时期大部分“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作者们并没有根本区别。

　　但是，《创业史》的叙事并没有成为一个“技术进步”的现代化叙事，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丰产”原因的追问。与其他人不同，柳青把“丰产”的原因指向了王家斌这个“新人”的“社会主义觉悟”：“新的人物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生长起来，当他们做出了惊人的业绩时，人们才看见他们。”12这种指向显然带有鲜明的建构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包括“密植”在内的现代农业技术开始由苏联大规模引入，并对各地农村的丰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柳青自己所说，王家斌互助组实现丰产的关键是在那“一亩五分九厘做合理密植试验的稻田”。但对于主持“密植试验”的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的情况，柳青却没有详细交代，他只是在文中隐约提及，王家斌的互助组“过河要趟水，河底是卵石，夜里去开会，行动很不便；我一回也没去过，有一个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同志经常住在那里”。12显然，柳青似乎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发现”互助组领导人王家斌身上的“新人的性格”，而曹大个这个长期驻扎互助组的重要人物始终在柳青视野的边缘，如“魅影”一般若隐若现。很难把这种“视而不见”视为偶然，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人物的喜恶，而是涉及柳青对“技术”之于“合作化运动”价值意义的判断——他显然不愿意把“技术革新”视为王家斌互助组取得成功的主导因素，而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及“社会主义”本身都对能够实现“丰产”的“技术”有着疏离和规避。

　　与皇甫村互助组的曹大个一样，《创业史》中的技术员韩培生这一人物也是“高大个子”，同样的职业身份和相似的体貌特征，表征着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当然，与《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后文简称《灯塔》）中一笔带过的曹大个不同，《创业史》中的韩培生显然已经是一个远为丰富、立体且有着完整“经历”的人物。由此可以说，《灯塔》中那个被略写的人物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被柳青大幅度地“展开”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展开”并不意味着柳青对这一人物及其与之相关的“技术”在态度上有所改变。因为随着人物一起“展开”的，正是那种在《灯塔》中已经出现的人物关系的不平衡性——在《创业史》的小说叙事中，柳青把两个人物嵌入了一个充满对应的结构，这使得记述散文中彼此疏离的“焦点人物”与“边缘人物”产生了某种近距离的反差效果。

　　通过对记述散文与小说两个文本的比对，我们能很容易看出柳青“展开”人物并呈现人物间“反差”的叙事效果。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梁生宝“买稻种”这一关键情节。“买稻种”意味着梁生宝的出场，在诸多柳青研究者那里，它也最充分地体现了梁生宝大公无私的“觉悟”和“社会主义新人”品性。这一认识也与作家柳青自身的创作意图若合符节。在《灯塔》中，柳青也写到了王家斌买稻种的故事：“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帮他们的互助组订了水稻合理密植计划，他就自告奋勇坐火车到几百里外的眉县去买优良稻种。”12在这里，“买稻种”的细节已经被详细地铺陈出来：“他除了车票、稻种价、脚价，没多花一个钱。他用竹篮子提着干锅饼，来回吃了一路。”12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柳青试图把握王家斌身上“新人的性格”。但问题在于，柳青在《灯塔》中的叙述同样暴露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王家斌买稻种是“自告奋勇”，这个“自告奋勇”指向的人物恰恰是技术员曹大个。也就是说，“买稻种”这一体现“新人性格”的行动本身是对“水稻合理密植计划”的实施，是这个整体计划中的某个特定环节。而到了《创业史》的小说叙事中，柳青把与曹大个相应的技术员韩培生的出场时间大幅度后移，而“买稻种”也就成为专属于梁生宝一人的独立行动——一个没有前因的、具有开端性的事件。可以说，柳青在现实中对“典型人物”的“发现”过程，其实也是把“人物”从“水稻合理密植计划”这类“技术”范畴予以抽离的过程；而他在叙事上对“典型人物”的“呈现”，同样也伴随着对“技术”的“遮蔽”和“变形”。由此，王家斌所身处的“技术语境”，在《创业史》的梁生宝身上已被悄然抹除。

　　如果说有关梁生宝的叙事是在理想层面展开，那么韩培生和他所代表的“技术”则处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他的经历折射出合作化运动困难的一面。如前所述，相比原型而言，《创业史》中的技术员韩培生的出场时间被大幅度后移，柳青特意把韩培生到来的时间安排在梁生宝带领部分社员进山割竹子的节点上，前者不仅住进了后者空出的草棚屋，而且也在事实上代行了后者在互助组中的领导职能。因此，韩培生此时的工作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作为技术员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帮助互助组实现增产；第二，作为一个“技术型领导”，管理互助组日常事务，并推进互助合作工作顺利展开。但这两项工作的效果却大不相同：作为农业技术员的韩培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选种、育秧、除虫都是一把好手，而互助组在他的技术加持下也确实实现了丰产。但是，这个暂时由“农业技术员”领导的互助组，却先后遭遇了生禄、拴拴两起退社事件，陷入了濒临散伙的严重危机。这种充满症候性的叙事暴露出柳青对“技术”及“合作化运动”关系的深刻认识：第一，“丰产”本身并不等于“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第二，“技术”（“技术—经济”逻辑）与“合作化运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与那些信仰“技术进步”叙事的文学创作者相比，柳青这种充满症候性的叙事意味着另外的视野和维度，这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更为现实和深刻的理解。1951年，柳青曾访问过社会主义苏联，在其他人关注“苏联”的现代化物质景观时，他却指出：“人们不应该光羡慕人家的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学习人家创造这些成就的精神……那就是积极的工作精神和朴素的生活态度已经不止为少数先进分子所具有，而是变成社会道德的一般水平了。”13这种对“苏联”独特的感受方式，自然也会投射到他对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上，即他不仅仅要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也要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对“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从“信仰”层面展开的，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维度。正是因为这个超越性维度的存在，使得柳青对现代化充满了疑问和反思。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从“土地改革”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在“土地改革”中，中国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而中国共产党人也践行了“耕者有其田”的许诺。对此时期获得土地的农民而言，“信仰”与“利益”是高度一体的状态。但在柳青这种对“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信仰和清醒认识的作家眼中，“利益”与“信仰”的一体化状态恰恰是令人忧虑的，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人们用镜框子把土地证装起来，挂在屋墙上毛主席像下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12在这些农民眼中，毛主席几乎成了个人土地财产的保护神，而那种更为宏阔的社会主义理想则在现实面前丧失了自身的超越性。柳青其实已经认识到，“改变贫穷的生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改造落后的意识，才是我们党真正的负担”。在这里，前半句话点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连续性，而后半句话才真正划出了两者之间的分野。对柳青而言，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必须从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它既是一场经济革命，但同时更是一场触及“意识”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伦理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范畴中，“经济”和关乎公平正义的“伦理”实际上被处理成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阶段，即中国先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建成富裕强盛的民族国家，然后再通过国家主导的分配机制实现社会主义层面上的平等诉求。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范畴里，两个历时性的因素被并置于共时性的场域之中，所以它们之间必然产生某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如何面对和克服这种矛盾，不仅仅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对写作此类题材的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叙事能力构成重大考验。

　　与其他作家不同，柳青在《创业史》中的叙事不是一个在线性时间维度上展开的“新旧交替”过程，而是一个以“阶级话语”构筑起的矛盾重重的世界。尽管在“土地改革”之后地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村中的“自发势力”如野草般蔓延，富农姚士杰对新政权暗藏祸心，富裕中农梁生禄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而贫农王瞎子则对互助合作的前途毫无信心，即使像土改涌现出的进步人物郭振山也开始牟取私利。这一系列人物结构起一组组尖锐矛盾，富农与贫下中农之间，中农与贫农之间，乃至贫农与贫农之间——在乡村社会内部，这些矛盾甚至超出了“阶级”的畛域，成为某种弥散性的存在。可见，柳青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重危机之上，是对这些危机的超越与克服。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所召唤出的先进人物必然要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不同的精神品格，他必须要破除那种“利益—信仰”的一体化关联。正是在此意义上，梁生宝这类理想型的人物才得以诞生。在其身上，“利益”和“信仰”被离析开来且形成尖锐的矛盾——“利益”成为“信仰”的试金石，而“信仰”则必须在对“个人利益”的弃置中保持自身的纯粹性。

　　在这种充满政治性和伦理性的社会空间之中，像快板剧《深耕密植多打粮》那种“技术进步”叙事根本就无法生成。在柳青笔下，那些有“经验”的、作为“庄稼把式”的老农,恰恰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类人物，而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的韩培生也是一个强烈要求进步的中农知识分子，两者不可能纳入“新技术”代替“旧经验”这种自足性的现代化演进链条之中。在柳青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自足性”的技术场域，甚至“技术自足性”本身都是被特定意识形态话语强力塑造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在真正意义上恢复了技术本就应有的政治语境，也把那种“技术—经济”的现代化逻辑置于被严肃审视的对象化位置上。

　　三

　　如上所述，柳青在《创业史》中彻底消解了技术在叙事上的自足性维度，这使得小说中技术员韩培生的“技术实践”需要在更广阔的视域中予以充分理解。事实上，“技术员”不仅仅指称着韩培生的技能，也意味着他的身份。《灯塔》中的曹大个长期驻扎在合作组工作，如柳青自己所说：“有一个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同志经常住在那里。”但在小说中，韩培生却是由区委书记王佐民派遣入组——“摆在你们组里搞水稻密植”。所以对于梁生宝的互助组，技术员韩培生实际上成为一个半途加入的外来者。

　　这种外来者的身份意味着农业技术员韩培生充当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角色，“技术推广”的一端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技术员韩培生，而另一端则是梁生宝互助组的组员乃至整个蛤蟆滩的村民。在这里，“技术推广”不可能是一个单向度、直线式的过程，而是意味着“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家”将“农业技术”推广至“乡村”内部的过程，必须同时也是“乡村”将“异己”的“技术”予以吸纳并转换为内部经验的过程。具体而言，派遣技术员韩培生直接进驻互助组不仅需要他把新式农业技术传播到农村，而且意味着他必须将自身真正嵌入乡村社会内部并深度参与“合作化运动”进程——他既是“农业知识”的普及者，也是新式“农业生产经验”的创造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具有多重维度的实践。

　　这种实践大致可以分为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四种类型。首先，“技术推广”乃是指向自然界的科学实践。柳青非常细致地描摹了韩培生在技术推广工作中的诸多场景，如果从农业技术层面来看，这些场景似乎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程序链条。而作为这种科学实践的结果，则是试验田中的新式秧苗的茁壮成长，柳青用非常传神的笔触写道：

　　梁生宝互助组的扁蒲秧，不管互助组在人事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只管它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往高长。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绿、葱茂、可爱，绿茸茸的毯子一样，一块一块铺在秧床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这种绿，真象宝石一样闪光哩！

　　扁蒲秧不能感觉人的喜、怒、爱、憎，当微风吹拂过来的时候，秧床上泛起了快活的波纹。

　　在这里，韩培生精心培育的扁蒲秧被归入“自然界的规律”，这似乎是一个“自足性”领域，它在柳青笔下被呈现为某种充满了诗性的“风景”。但问题在于，这片被“风景化”的试验秧田并非在展示韩培生“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果，反而暴露出那种指向“自然界”的科学实践在乡村世界中的“脱域”。在柳青笔下，“风景”的出现恰恰是在合作组面临退社危机的时刻，所以它越是“可爱”，就越会昭示出技术员韩培生内心的分裂感——“但培育这些扁蒲秧的韩培生，看见自家孩子一般可爱的秧苗，想起互助组的分裂，他心中怎能不难受呢？”

　　正是基于此，韩培生技术实践无法指向单一的“自然界”，而必须顾及乡村社会内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这个层面来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隐含着多重复杂的面向：一方面，韩培生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但他有多重身份，如技术员、国家干部、中农、青年知识分子等等；另一方面，无论是互助组组员还是蛤蟆滩村民，都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分属于不同阶级成分，财富状况、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差异很大。因此，“技术推广”必然遭遇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技术员韩培生“进入乡村”不仅仅是空间位移，更意味着他将自身嵌入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建立已经超出了科学实践的范畴，而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

　　与科学实践相比，社会实践充满了互动性。技术员韩培生“进入乡村”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这些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要么自觉地嵌入它，要么就对其予以调适、改造或者弃置。就此而言，欢喜和生宝妈两个人物与韩培生的交往颇具典型性。事实上，欢喜在小说中是与韩培生一同出场的。区委书记王佐民就曾叮嘱生宝“应该把欢喜留在家里下稻秧子”，这不仅仅是为了“实行一系列新技术”，也是为了“在人事上给将来做准备”，“准备咱们的技术人才”。在描写韩培生到来之前，柳青也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欢喜的求学和成长经历，及其对“新技术”的企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韩培生到来之前，他与欢喜之间已经确立起某种具有“师生”意味的社会关系。基于此，柳青生动描摹了欢喜迎接韩培生到来的场景，韩培生被蛤蟆滩接受的过程，是以被欢喜这个“少年学生”的热情接受为开端：“他和这个比他高一头的韩同志，并排走着，多么兴奋，多么荣耀!”在这里，欢喜的“兴奋”和“荣耀”并不来自于韩培生的“技术”本身，而来自于后者作为“文化人”的身份——“韩同志肩上挂的那一挎包书，引起他深深的尊敬。他深信：这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一个是有学识、有文化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求知若渴的少年学生，韩培生显然嵌入了这种既有的“师生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师生关系”中，“技术推广”转化为“技术教育”。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则是生宝妈。同欢喜一样，生宝妈对韩培生与乡村的关系同样抱有预设的期待，在她看来，韩培生“好象不是政府为了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派农技员来蛤蟆滩的，好象是这几家庄稼户为了多打粮食，请个‘把式’来给技术上的指导似的”。正是基于此，老妈妈对韩培生心生感激，并帮助他浆洗枕巾，缝补袜子，还“隔两天单另给他做一顿面吃”。但与欢喜不同，生宝妈预设的这种关系却不是韩培生所能接受的，对此，他展开了坚决而有分寸的抵制：“他和老妈妈商量：往后不要给他单另做面条吃；一定要给吃，把要给他吃的东西，隔些日子做得大伙在一块吃一顿……”在这里，技术员韩培生显然对自己的干部身份有非常自觉的认识，对生宝妈“好意”的谢绝，是基于党员干部的原则、工作纪律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正是在这种“谢绝”中，韩培生把生宝妈预设的那种“把式”与“主家”之间的关系，悄然改造成了那个理想的、充满鱼水情的“干群关系”，而老妈妈对自己的特殊照顾也被转化为群众对党的工作的支持。

　　与科学实践不同，社会实践的成功并非“技术推广”的直接效果，而恰恰来自乡民对韩培生身份认定上的“去技术化”。如果说对与欢喜关系的描写还标识着韩培生作为“外来者”的身份，那么在写到与生宝妈的关系时，韩培生则已经变成了乡村社会的“自己人”。柳青在这一章的开头就写到女人们和娃娃们都叫他“老韩”，他知道：“农村群众把党和政府派下来的干部，不管年纪大小、职位高低，统称老张、老李或老王的时候，那里头已经带着了解、亲热和尊敬的混合意味了。”这种社会人事关系层面的融入不仅意味着技术员韩培生真正进入了乡村的内部，也意味着国家意志以技术员这个“人”为中介获得了在乡村立足、施行、展开的契机。

　　但是，社会实践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技术推广”的真正完成。就韩培生来说，无论欢喜还是生宝妈，都只是与他构成了一种点对点的人情关系，而他的“技术推广”工作显然不是在这个层面展开，而是需要进入一个乡村社会内部的公共空间之中。与那种点对点的人情关系不同，“技术推广”在乡村公共空间的实践远为复杂，技术及其所携带的国家意志会激活乡村内部多重的力量，并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推到前台，这就进入了政治实践的范畴。对这一点，柳青借助韩培生“下秧”这一情节的描写予以了极为生动的呈现。在柳青笔下，韩培生推广“新式育秧法”的工作是在村民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不知不觉中间，人们沿着秧子地的塄坎，站满了一圈。高高低低的人影子，倒映在泥水里”。在这里，“秧子地”已经成为技术员与村民之间二元互动、多人参与的公共空间。但是，韩培生与村民互动的整体过程，却呈现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在前半部分，韩培生身体力行的实践与口头宣讲相互结合，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话投了庄稼人的心”。但是在后半部分，村民的评价却急转直下，人们却开始对他的“技术”充满疑虑、鄙视乃至咒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转折呢？一个表面的原因就在于韩培生的“新技术”与本地农民的“旧经验”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他第一次和蛤蟆滩的群众接触，就直率地、毫无保留地说出全部真理，伤了这些庄稼人的自尊心”。

　　对此一问题，当时众多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也多有涉及，但像《深耕密植多打粮》这类作品大多将其纳入“技术进步”的逻辑。而在《创业史》中，两者却构成了尖锐的、难以调和的政治矛盾。事实上，韩培生所贬低的“满天星”正是对互助组怀有二心的梁生禄私自所下的秧苗，所以这不仅仅刺伤了庄稼人的“自尊心”，更是把互助组中贫农与富裕中农的矛盾暴露无遗。在柳青那里，贫农与富裕中农、富农之间的矛盾指涉着农村两条发展路线的尖锐矛盾。与乡村社会中那些虽错综复杂却可以化解的社会矛盾相比，这一矛盾更具贯穿性和根本性。在这样一个视野中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孙水嘴对“新技术”的蔑视和姚士杰“啥鸡巴‘扁蒲秧’？不如干脆叫成‘政策秧’算哩”的咒骂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他们都不是反对“技术”，而是抵制国家推行的“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如果说科学实践是一种“主体—客体”的认知活动，社会实践是指充满互动性的交往、协调活动，那么政治实践则必然是一种充满“路线斗争”的权力活动。因此，政治实践所遭遇的矛盾是难以通过“脱域”规避或通过“协调”化解的，而只能通过权力的博弈本身予以克服。

　　但是，恰恰是在这最根本性的政治实践层面上，技术员韩培生的“技术推广”活动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甚至可以说，韩培生根本无法将他的“技术推广”工作纳入政治实践的范畴。这一点，在他对“退组”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拴拴和梁生禄两户人家退组后，互助组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这个时候的韩培生不得不放下“技术推广”的事务，而去做两家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对于王瞎子，韩培生试图用“增产”的效果说服老汉——“互助组要用集体的力量压倒富裕中农”，但是王瞎子却“打断了农技员的宣传”，他对庄稼地有一种顽固、自负的经验性认知，这彻底消解了韩培生“技术促进生产”的言说：“甭说稻子，连水渠边的野草，我王老二都知道它们姓啥名谁，怎个脾性！你们甭糊弄我哩！”与王瞎子不同，梁生禄其实欣然接受了韩培生推广的新式技术，对此，韩培生将之理解为中农“进步的表现”，但欢喜的话却指出了这一“进步”背后的利益逻辑：“眼看见有利益的事，人们就情愿着哩。”在这里，王瞎子对“技术”的顽固拒绝和梁生禄对“技术”的欣然接受共同表征着技术员韩培生在政治实践层面的挫败。对韩培生而言，王瞎子是一个无法接受任何改变的老顽固，“他是蛤蟆滩公认的死角，什么风也吹不动他”。而梁生禄则让人看到，那种被认为是“自足”和“开放”的技术本身恰恰是与“阶级性”相互关联的——所谓“自足性”意味着技术可以不接受政治的干预，而它的“开放性”则表征着它能够为各方自由共享。但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技术”实际上成为资本的构成要素，而上述两者恰恰为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掌握技术的社会运作，进而垄断技术革新福利大开方便之门。在这里，作为技术员的韩培生充分意识到“技术”自身的局限，韩培生虽然能够通过“技术推广”促进粮食的增产，但却不能通过“技术”阻止互助组的分裂；他虽然能够通过社会实践嵌入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深度参与到“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对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韩培生自身最初并不明了，他对县委“团结中农”的精神有着比较教条式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政治实践之所以没有办法展开，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合作化运动”固守着“去政治化”的理解——但那种“去政治化”的科学实践、社会实践都无法真正触动“合作化运动”遭遇的政治性核心问题。与韩培生不同，互助组组长梁生宝却对此有非常清醒的理解：“这如今的互助组和土改不同哩！土改中间，贫农和中农没矛盾，一股劲儿斗地主。这如今互助组里头，贫农和中农矛盾才大哩！”在柳青看来，韩培生对“团结中农”这一问题的“去政治化”理解其实与他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身份有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出身中农的知识分子。在柳青笔下，这种充满“阶级意识”的身份认定并不是僵化的，相反，它恰恰为韩培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重新展开的契机。对这个中农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实践首先不是指向外在于自身的“合作化运动”，而是指向了自身——在这里，“主体”和“客体”的位置发生了互换。事实上，韩培生始终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有非常清醒的意识，“中农知识分子”“普通的党外技术干部”这类指称自我的称谓会反复出现在他的脑际，而像欢喜、生宝妈这类接受他技术的“劳动人民”也构成了他涤荡自我、进行自我教育的媒介：“环境可以鼓舞人的！生活在劳动者中间，使人更多地更高地要求自己。”无论是与欢喜讨论“团结中农”的政策，还是通过日记“热烈地歌颂当时正在对面屋里搂着才娃睡觉的生宝他妈”，都是他在政治实践中自居“客体”位置的表征。对中农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只有通过对自身不断的质疑、反思和改造，才能真正获得进步的政治意识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拴拴和梁生禄退组事件固然标识出韩培生以自身为主体的政治实践遭遇了挫败，但对这条自居“客体”位置的政治实践路径而言，这一挫败又构成了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的环节。正是在这样一种挫败之后，韩培生才真正获得了那种对合作化运动切身的政治意识：“离开了互助合作的基础，甭想在单干农民里头，大规模地推广农业新技术；要是能普遍推广，那一定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农村。中国不走这条路！”

　　韩培生这种以自身为“客体”的政治实践是颇有深意的，它可以视为柳青克服“技术—经济”逻辑的理想方案。如果说资本主义将“技术”视为资本要素并期望获得相应的红利回报，那么柳青则试图烛照出“技术—经济”逻辑背后隐含的政治意涵，并试图以一种颇为激进的方式将“技术”从资本要素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在《创业史》中，给技术员韩培生最大动力的并非“技术红利”的回报，而是其作为中农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强烈冲动。早在下乡以前，韩培生就“向领导表示了自己争取入党的意图”；而在互助组分裂危机后与梁生宝见面时，他“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培生居于“客体”位置的政治实践本质上构成了某种“克己复礼”的伦理实践。而这一伦理实践的表现，就在于他对自身“技术员”和“国家干部”身份的涤荡，他所涤荡的是“技术员”身份加持的文化象征资本，以及“国家干部”身份附带的权威。也正是在这种“追求进步”的过程中，韩培生的“技术推广”才真正构成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

　　“技术推广”的四重实践过程既是韩培生作为中农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过程，也是他作为青年的成长过程。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笔下的韩培生已经成为一个稳重干练的“驻社干部”，这意味着他不仅融入了乡村社会关系，同时也真正投身到“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但奇怪的是，作为“驻社干部”的韩培生负担的工作已经不再和“技术”有任何关系，在柳青的叙述中，他“分管建社的‘四评’（评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并且帮助小会计欢喜建账”。就此而言，“克己复礼”的伦理实践进行得太过彻底，它不仅仅克服了“技术—经济”逻辑滋生的种种资本主义弊端，甚至连“技术”本身都克服了。因此，韩培生“成长”的完成同时意味着“成长”的终结——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梁生宝身边的“影子人物”，他与这位曾经崇拜的“梁伟人”同样“进步”，但是他“技术员”身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随之消失。

　　但需要指出的是，韩培生这种“进步”的完成（或者说是终结）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治伦理”世界的最终实现。事实上，柳青提供的伦理实践方案只能聚焦在韩培生这个具体的人物身上，因此，那种“技术—经济”逻辑的克服也只是在韩培生个人身上克服，而在整个蛤蟆滩的伦理世界中，“技术”及其与之相关的“技术—经济”想象，仍然像魅影一般四处飘荡。柳青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描写韩培生抵达蛤蟆滩的场景时，他已经呈现出了“技术”存在的另类方式。在描写欢喜迎接韩培生的情节时，柳青提及后者随身带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在少年欢喜眼中充满了神秘色彩：“那人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手里提一个白布包袱，包着什么盒子呢？”在小说的第二十六章，这个盒子隐藏的秘密被揭开了：“韩培生带来了几张表明稻螟虫、小麦吸浆虫和玉米钻心虫怎样由虫卵变成幼虫、由幼虫变成蛹，又由蛹变成成虫的彩色示意图。农技员把它们在泥巴墙上挂了起来，给梁生宝光棍农民的住室，增添了科学和文化的气氛。”在这里，这个被揭开的秘密不仅仅没有消除盒子的神秘感，反倒把这种神秘感推到了极致：“在老婆婆心目中，那些书籍和玻璃盒子贵重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而带来这些东西，完全是为了帮助她的庄稼汉儿子，从事一项毛主席提倡的崇高事业。看来，老婆婆对待农技员的东西，比敬神用的东西还要严肃哩。”在生宝妈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看来，这个象征着“技术”的盒子不仅“神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就是“神”本身，甚至“毛主席提倡的崇高事业”也嵌入在这样一种虔敬的神性话语之中。可以说，这个盒子及其代表的“技术”本身被赋予了某种神话意味，它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现代化”这个幽灵。柳青似乎已经意识到，“技术”不仅仅是具体的“物”，或者附着于技术员身上的技能和身份，还是一种神秘的、弥散的“科学和文化的气氛”。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培生的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只是克服现实层面的“技术”，而对那种基于“技术—经济”逻辑展开的社会想象却不仅无法完全祛除，反而会在“想象”层面予以充分展开。

　　在与梁三老汉夫妇的交谈中，韩培生就向老两口展示了那种基于“技术—经济”逻辑的现代化想象：“农技员给老两口宣传怎样用机器犁地，用机器剪羊毛和挤牛奶……他说：有的是烧汽油的动力，有的是电动。”事实上，韩培生的这种“技术想象”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现代化维度上的“国家想象”：“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些这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新事。有时候，经常看报纸的农技员，也说些其他国家发生的新事。”如前文所述，技术员韩培生本身即是一个“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人物，这种“中介性”角色甚至比“技术员”的身份本身更为关键，所以《创业史》第二部中“技术员”身份的消失反而凸显了他作为国家干部的身份，也强化了他与“国家—乡村”二元结构的密切关联。正因为此，韩培生的“技术想象”不可能不以“国家—乡村”的二元结构为基本框架，也必然试图将“乡村”纳入“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想象之中。

　　如果结合历史情势来看，这种“国家想象”确实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战略。正如柳青自己所说：“如果我们能把国家工业化的好处，特别是工业化对农民的利益讲清楚，就能激发农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踊跃地把粮食按照合理价格卖给国家。如果我们能把农业合作化的好处，把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给农民讲清楚，就能鼓舞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情，愿意和工人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14而具体来看，这一战略落实到乡村的“技术想象”时呈现出两重属性：从空间上看，它是一种“异域想象”，无论是“用机器犁地”还是“用机器剪羊毛和挤牛奶”的畅想，都昭示出这种“想象”是以苏联现代化的集体农庄为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列宁“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投射。而从时间上看，这又是一种“远景想象”，也就是说，乡村的现代化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实现，如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杨书记就问韩培生和牛刚：“你们两位说，端着碗在饲养室吃饭的娃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咱们能把现在的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吗？”

　　“空间”上的“异域”和“时间”上的“远景”其实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之于乡村的异质性，因此它落实到乡村内部并为个体农民所接受并非易事。例如，梁三老汉和生宝妈就难以理解韩培生口中的诸多“异质性”知识，后者因此不得不“拿到黄堡镇来过的大卡车、每天在汤河流域上空飞过的北京—西安班机做比方，老两口就明白了这不是吹。只有电这种玩艺儿，一下子解释不清楚，老两口也马马虎虎相信了”。在这里，“飞过的北京—西安班机”在宣讲现代知识的同时，也呈现出某种国家范围的想象空间，但对老两口而言，这种“国家想象”连同那种现代化知识本身都无法根本理解，而只能“马马虎虎相信”。柳青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种谈论在乡村社会内部更多具有娱乐功能，他们仅仅使得老两口“从这些谈论里，感到世界的有趣，忘了儿子和女儿不在家的郁闷”。有趣的是，当韩培生与老两口笑谈“现代化”最开心的时候，王瞎子却突然上门，要求拴拴退组。这显然是柳青在叙事上的有意安排，“合作组分裂”的残酷现实中断了韩培生建构“国家想象”的过程。

　　事实上，这种在“国家”层面展开的“现代化现象”之所以难以在乡村社会内部落地，是因为它自身存在着某种矛盾。首先，“国家想象”的“异质性”不仅无法衔接乡村社会内部的现实实践，反而会把“乡村”与“国家”放置于充满反差的“现实—理想”结构中。在这种结构性的“反差”中，“现实”常被视为某种难以改变、改造的顽固客体。从此意义上说，恰恰是那种“异质性”的“国家现代化想象”本身“想象”出了王瞎子这类“顽固”的人物，这个被韩培生称为“清朝的冤魂”的老汉只能通过旧社会的巫鬼观念想象新社会，以至于韩培生在他葬礼上宣称：“五〇年的时候，开头他说土改是乱世之道。最后他不得不参加乱世，又说是天官赐福。”显然，这个顽固的老汉不仅仅标志着以韩培生为主体的政治实践的挫折，同时也标志他建构“国家想象”的失败。就此而言，第二部中所写的王瞎子的葬礼别具意味，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是总路线的宣传和灯塔社的建立，结束了老汉不光彩的一生”。但问题在于，老汉这“不光彩的一生”恰恰暴露了那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想象”失效的一面，以至于只有通过王瞎子肉身的死亡来让这种“想象”充分展开。

　　其次，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是整体的想象，它没有给农民个体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反而对这种想象予以压抑。在这种“想象”中，农民个体的现实利益、精神诉求往往被驱逐在“理想”之外，而成为某种具有负面意义的“现实”。而当个体的现实利益和精神诉求在“国家想象”中找不到位置时，个体自身往往会成为“想象”的主体，而这种“自我”想象也自然会与“国家”整体“想象”出现抵牾。就此而言，郭振山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固然也有对“国家”的想象，但这种现象完全剔除了社会主义的伦理层面，被窄化为一场“技术—经济”逻辑上的工业现代化。在其眼中，“国家”是唯一的主体，而农村和农民只能被嵌入由“国家”发动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如此，那种“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历时性想象，也就只留下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单一维度。但问题在于，这种单向度的“支援”已经不再意指着农村整体对工业和国家的支援，而是指农村中的个体离开农村投身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郭振山才强烈主张改霞离开蛤蟆滩，“投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而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在郭振山的这种想象中，“工业”与“农业”并不是平等互助的关系，而是重新变成了森严的等级关系。对他而言，投身工业并不真是为了工业建设本身的需要，而是因为工业建设在国家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上，能够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和分配到更多的个人利益。正如郭振山对改霞妈妈所说的那样：“你看河那岸下堡村的职工家属，哪一家不是掀了房上的稻草换瓦顶？哪一家不是雨伞、胶鞋、暖水瓶、花布被子。……样样全！”事实上，“雨伞、胶鞋、暖水瓶、花布被子”这些充满了摩登气味的物件是以现代的生活方式而非生产模式向乡村发出“现代化”的诱惑。

　　如果说郭振山对“个人”的想象还仅仅停留在个人生活和物质利益层面，那么改霞对“个人”的理解则囊括着个人的情感、事业以及如何在伟大的历史运动中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层面，后者显然呈现出更为尖锐的社会心理问题。事实上，这种兼具“理想”和“现实”的思考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突出的“人生”问题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但是，在韩培生那种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中，并没有为改霞这样的“个人”以及她的“人生”腾出位置，也无法为她的选择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支撑。最终，改霞只能落入郭振山建构的那种“工业化想象”中：“这样我留在蛤蟆滩，几十年以后，我就是一个抱孙子的老太婆了。我还是奔城里的社会主义吧。”在这里，“城市”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蓝图和样板，“国家—乡村”的二元关系被窄化成充满等级意识的“城乡关系”。如果韩培生的想象还有对乡村自身的期待（如“拖拉机开进村庄”），那么改霞基于个人对城市的想象则已经与乡村无关，那是她个人的选择，是对自己在城市中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想象”。进一步说，这种“想象”甚至必须以“个人”脱离“乡村”为基本前提。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叙事中，改霞其实成为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形象，而她的“离乡”也已经成为了经典的叙事方式。但是，不变的是那个“国家—乡村”的二元结构，以及由它产生并不断被再生产的“城乡等级”。只是此时，城市散发出的现代魅影已经充满了消费主义气息，似乎很难再有什么政治或伦理的维度能够对它予以有效的制衡了。与当年的改霞相比，香雪们的选择已经不再有什么激烈的内心挣扎，新的意识形态把青年们的“离乡”改写为堂而皇之的“进城”，而“乡村”本身则被风景化，它只能变成“进城”失意者和失败者们舔舐伤口的慰藉之地。但是，很难将这种“新时期”的叙事视为与《创业史》的断裂。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中那种“个人”本身即是“国家想象”建构的结果，只是到了新时期之后，那些被原有“国家想象”贬斥为“自私自利”的“个人”又在新的“国家想象”中被吸纳整合，并获得了合法化乃至神圣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