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延吉人民的觉醒和早期反日斗争

　　一、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序幕，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五四运动中，延吉地区广大进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踏上了维护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新历程。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损我主权，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 ，火烧卖国贼的住宅。消息传开，全国响应。5月18日，延吉道立师范学校师生收到北京大学学生寄来的《敬告邦人父老书》，当即回信表示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组织大会予以声援。5月20日，延吉道立师范学校、道立中学和延吉二中的朝、汉族学生联合举办演讲大会，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和我国山东的罪行，高度评价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独立斗争。演讲结束后，300多名师生手持写有“还我青岛”、“挽回外交”字样的手旗，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恢复国权”等口号，在局子街游行示威并演讲，声援北京学生。

　　一些军警试图阻止学生游行，后来被学生的反日宣传所感动，加入到学生队伍中。示威游行结束后，师范学校和道立中学的学生宣布总罢课，并召开学生大会，各自成立延吉学生团。不久，两校学生团合并成延吉学生总团(又称东南路学生团)，成为延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中心。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和《宣言书》，把上海寄来的《救国日报》张贴在各个街道和胡同，四处演讲，号召人们“宁当中华魂，不做日本奴”，“抵制日货，经济绝交”。在县立第六小学操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道立中学的荆树智等3名学生当众咬破手指，在白布上血书“还我河山，救我中国，血战到底”寄往北京，表达了“牺牲一切去救国”的决心。

　　局子街学生的反日爱国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延吉大地掀起了反日反封建热潮。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延边各地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

　　学生总团的行动，引起了延吉道尹公署的不安，他们公开制止学生运动，把学生运动视为越轨行为，指责学生的行动“有碍邦交”、“逾越常规”，要学生“安心向学”、“恪守学规”，不许干涉国家外交，甚至以“韩民之乱”尚未平息为借口，严加盘查，没收学生宣传品，检查学生来信，禁止散发反日印刷品，强令学生提前放假，冻结学生伙食费，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学生的反日运动。学生总团为此发布公告，指出：当局让学校提前放假，根本不知我们学生的意志多么坚强，以为学生团可以轻易解散，殊不知任何手段也无法使学生团消失。公告要求大家放假后积极办好三件事情：“一、组织十人团以维持国货为宗旨，每团设团长一人;二、组织演讲团惊醒同胞，以激起国人爱国主义热忱为宗旨;三、传布告以通知各处父老一致进行，此三者，无期进行到底，不计个人利害”。公告庄严宣告：我中华“决不致沦于夷狄，国势存之惟此一举”，“不杀国贼不止”，“不达挽回不止”。

　　在学生总团的领导下，学生们放假后纷纷组成十人团，广泛开展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反日爱国宣传活动。他们到处演说，散发传单，提倡购买国货，有的学生演讲时当众撕下身上穿的用日本布做的衣服。学生们传话相约：不戴日本式草帽，要戴中国式草帽;不穿日本花布，要穿中国式棉布。他们在演说中指出：“用国货人人尊敬，不用国货人人唾骂”，“用国货人人说他是热心爱国，不用国货人人说他是冷血动物”。

　　学生的爱国热情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他们以局子街为中心，罢教、罢工、罢市。6月1日，局子街各界群众团体在延吉商会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团。该团筹备会在致师范学校的公启中写道：“青岛问题危急万分，震动全国群起抗日，我延边地处边陲，久为日人觑觎，近来日本人竟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实行其侵略政策，公然设警，擅自逮捕垦民，搜查私立学校，为所欲为，其不堪痛忍处殆有甚于内地，稍具爱国热忱者必不能坐视沦亡，当有以医救之。”

　　五四运动推动下的延吉地区各族各界反帝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我国的野心，有力地声援和支持了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列主义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唤醒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正在黑暗中苦苦寻找出路的中国先驱者们，看到了“世界新文化之光”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从此开辟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纪元。

　　最早在延吉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是朝鲜族先进知识分子早期共产主义者李东辉。他原在延吉郊区小营子办学校，开展反日启蒙教育活动。十月革命前，为购买武器前往俄国沿海州，被俄警方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接触到布尔什维克党员，学习并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懂得了工农革命的道理。1916年获释出狱后，李东辉在沿海州朝鲜人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18年6月组建亚洲第一个朝鲜人马列主义团体——韩人社会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1919年9月，一批先进分子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全俄韩人共产党，接受俄共(布)远东局领导，发行《红旗》杂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附6号李东辉照片]

　　1920年初，李东辉与其他延吉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者朴镇淳、金立、吕运亨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一道前往上海、北京等地，与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接触，先后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同年5月，在上海将韩人社会党改称为高丽共产党，并在朝鲜族聚居区扩大组织，用朝鲜文发行《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马列主义刊物和书籍。在苏俄远东地区的朝鲜革命者也翻译出版了马列主义书刊，这些书刊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延吉地区。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俄罗斯共产党政纲》、《我们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劳动组合读本》以及《帝国主义论》等著作单行本，也有俄文《真理报》、朝鲜文《先锋报》、日文《赤旗报》以及《我们无产阶级要走的路》等通俗革命读物。与此同时，《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光明》等汉文报刊也通过汉族青年知识分子传到延吉地区。李峰、关俊彦等延边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延吉创立新文书社，以经营文具为名，购进许多进步书籍和刊物，传播给青年学生。这些读物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工农革命的思想，号召各弱小民族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附7号关俊彦照片]

　　从1920年起，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潮水般在延吉地区迅速传播，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走十月革命之路，成为时代的潮流。日本侵略者惊呼：“赤色的洪流不间断地浸润着间岛……连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倾向于共产主义。”

　　1921年5月，李东辉、朴镇淳等人在上海将韩人社会党改称为高丽共产党。11月，李东辉等人派人到敦化组织设立道本部，在延吉发展壮大共产主义团体，成立郡会或城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1924年7月，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金凤益、吴一根、朱采熙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回到龙井，以袜厂工人为主要对象，创办劳动学院，宣传马列主义和工农革命思想。延吉、龙井、朝阳川、图们等地的制袜厂、纺织厂、铁路工人先后组织了劳动组合、读书会、延吉运输组合、延吉计量组合、龙井建设者同盟等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在团结工人学习文化、维护工人自身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爱国运动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提高了延吉各族人民的革命觉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些思想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和反日民族主义者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吉建立组织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延吉开始创办新学校，开展反日斗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国各地掀起新学运动，在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广东等地的新学会、新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在新思潮和改良派的冲击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被迫废止科举制度，颁布“癸卯学制”，全国掀起了办新学的热潮。是年3月，在“延吉厅抚民同知”陈作彦的发起下，创立了延边第一个新学堂——公立北山中学堂在局子街成立，标志着延吉地区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兴起的新学运动也推动了素有尊师重教传统的朝鲜族民族教育运动的开展。1906年8月，朝鲜著名爱国知识分子李相禼来到延边，同李东宁、王昌东(李纯万)、洪昌燮、朴茂林、田共达(黄达永)等人一起，招收朝鲜族青年，在龙井创办“瑞甸私塾”，进行新学教育，开创了中国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先河，也是朝鲜族反日民族主义教育的开始。起初，只有22名学生，后来很快增加到80名，分甲乙两班上课。瑞甸书塾反对封建书堂的汉语教育与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普及新兴的近代自然科学，以反日民族意识教育民族的后代。从瑞甸私塾所讲授的科目来看，它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反日教育。表面上挂了书塾的牌子，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反日人才的重要场所，既是中国朝鲜族近代新学运动的开始，也是朝鲜族反日民族教育运动的开始。随着学校越办越有生机，引起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注意，即以教育方向不纯的理由进行百般的阻挠和破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20日，瑞甸书塾举行毕业典礼后，“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所长齐藤季治郎打着“保护韩国人”的旗号，取缔新学教育，瑞甸书塾被迫停办。虽然瑞甸私塾存在的时间只有8个多月，但是它在东北朝鲜族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反日人才培养和反日运动基地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后，在“瑞甸书塾”的影响下，延吉地区各地许多朝鲜族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1907年，南性祐、吴祥根等人在局子街西郊(小营镇民主二队)的卧龙洞办起了昌东学校(昌东讲习所和小学部)，1912年又增设了中学部;1908年4月，原“瑞甸书塾”教师朴祯瑞等人再来到和龙县明东村大砬子，以当地有识之士金跃渊的“圭岩斋”等私塾为基础，建立“明东私塾”;1911年，李东春、金立、李东辉等人在局子街东郊小营子建立“吉东书塾”。此外，延吉市私立吉新女子学校、延吉县九水河东沟私立凤鸣学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虽名为书塾，但其规模、经营方式、课程设置、办学宗旨等都与旧书塾截然不同，进行的是近代教育和彻底的反日启蒙教育，一边教文字，一边向学生灌输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早期反日启蒙教育。而且，随着新学运动的深入，这些书塾先后改名为学校，其中一些学校还附设中学部和女学部。这些私塾、讲习所和学校以抵御殖民教育、开展反日文化启蒙教育为主要特征，对学生进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育，传播近代文化知识，并同时进行军训，培养反日运动骨干。1916年，延吉道属全境(8个县)有私塾130所，教师134人，书童1496人。随着正规学校教育的发展，原来的私塾逐渐减少。

　　欧美传教士趁着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延吉，也到延吉地区传教。他们以“自由、平等、博爱”，“来世天国”之类说教和创办各种“慈善事业”来诱惑群众。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延吉的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反日志士以教会为基地创办私立学校，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相对抗，大力推进了反日启蒙教育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教会团体打着传教旗帜，以避免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利用教会名义开办学校，暗中组织反日文化教育运动，积极培养反日民族人才。

　　兴办私立学校，延吉地区开展的反日教育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延吉地区陆续涌现出来反日团体，民众的反日觉悟迅速提高。1914年，延吉地区成立了“青年亲睦会”、“大东协新会”等青年团体，创办了《青年》等反日月刊，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15年(民国四年)，在全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影响下，局子街各族各界人士聚集在北山小学，成立了救国储金会，掀起了爱国反日储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各校师生纷纷积极投入到这一爱国反日活动中。[附8号北山小学历史照片]

　　昌东学校是延吉地区新文化教育和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摇篮之一。它的前身是昌东私塾，座落在延吉卧龙洞(今延吉市小营镇民主村)，1907年由崔炳均、崔宗焕、吴相仁等12人组成的学校后援会创立。

　　1910年设立中学部后，校名改为昌东学院，吴相根任院长。中学部有80余人是来自延边各地、南满、北满以及俄罗斯沿海州等地的学生。学校成立伊始，非常重视向学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培养反日民族意识。中学部以培养反日武装斗争人才为目标，设置了军事训练科目。之后，延吉地区的各类学校普遍开设了军体课程。截至1925年，中学部毕业生达200多人。很多毕业生到汪清罗子沟士官学校继续接受军事教育，日后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

　　延吉各地创办的学校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宣传反日思想，改变了封建私塾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开展反日活动的基地，不仅提高了民众的觉悟和素质，而且使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增进了友谊，为将来开展反日反封建斗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吉的活动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正在黑暗中苦苦寻找出路的中国先驱者们，看到了“世界新光明之曙光”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

　　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开始，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吉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并建立了朝鲜共产党东满总局，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1918年6月，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李东辉在苏联沿海州成立亚洲第一个朝鲜人马列主义团体——韩人社会党。韩人社会党通过发行进步刊物，大力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春，李东辉、朴镇淳、金立、吕运亨等，与共产国际代表一道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接触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组织过社会主义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他们在上海创办“有信印刷厂”，用朝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和刊物，并将其传播到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尤其是延边地区。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族革命者也组织马列主义革命团体，翻译出版许多朝鲜文种的马列主义书刊，这些书籍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传播于延边地区。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俄罗斯共产党纲领》、《我们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劳动组合读本》等。与此同时，发行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光明》等汉文报刊，也通过汉族青年知识分子传到了延边地区。李峰、关俊彦等延边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吉创立了新文书社，以经营文具为名，购进了许多进步书籍和刊物，传播给当地青年学生。于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如潮水般地迅速传到延边地区。

　　1923年2月，受李东辉派遣从苏联回到宁安的崔溪立等人，组织了“赤旗团”，提出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齐头并进的口号，并与延边的“国民会”成员联系，在敦化、瓮声砬子、龙井、依兰沟和宁安一带开展反日活动。崔溪立还同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回到延边的吴成伦一起创办了《霹雳》等刊物，通过大量油印革命小册子，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是年4月，曾经参加过共产国际执行部在尼克利斯可会议的延吉代表林民镐等人回到了延边后，组织龙井永新中学和东兴中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还开展了反对宗教迷信的宣传活动。从1922年到1925年，李周和、李麟求(朝鲜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把大成中学和东兴中学的进步学生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余学习小组——“光复会”。会员初期有10多名，后来发展到30多名，利用课余和星期日引导学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1923年初，朴允瑞等人从苏联沿海州回到龙井，组织东兴中学进步学生金光世、李淳、林民镐等人成立了秘密团体组织“高丽共产青年会”。9月，朴允瑞、朱青松等人在龙井东兴中学又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学生“亲睦会”，利用课余时间宣传马列主义。

　　1925年10月22日，在进步教师郑重燮、金成浩的指导下，龙井东兴中学和永新中学的学生金禹根、吕南洙、金成福等人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与此同时，上海朝鲜人共产主义团体成员张基永、朱建等人到延边，以瓮声砬子为中心，向青年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1924年7月，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金凤益、吴一根、朱采熙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回到龙井，以袜厂工人为主要对象，办起了劳动学院，向青年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和工农革命思想。

　　二十世纪20年代初，在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龙井大成、东兴、恩真、永新、明东和局子街的师范讲习所、北山学校都成为了青年师生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中心。马列主义通过青年学生传播到工厂、农村，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民族解放斗争和反日斗争的火种。

　　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吉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革命活动，为延吉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延吉人民的反抗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用20多年的时间，强力推行“富国强兵”、“殖民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发展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实现其侵略中国、吞并亚洲、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日本别有用心地炮制出“大陆政策”，制造所谓“间岛问题”等一系列谬论，大肆鼓吹和美化侵略行径。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胜。第二年9月5日，日本与沙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夺取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海租借权、长春至旅顺口之间铁路及相关一切权利和财产。同年12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例》，不但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还攫取了东三省16个地方“开埠通商”的特权、安东(丹东)至奉天(沈阳)铁路经营权以及修筑吉(林)长(春)铁路的优先借款权，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立足点。

　　为控制整个东北地区，日本积极推进修建吉会铁路(中国吉林-朝鲜会宁)计划。1922年，日本利用北洋军阀和奉系军阀的矛盾，通过贿赂延吉农会会长吴劻等劣绅，各认若干虚股，以合股合办的名义动工修筑铁路，激起了延吉民众的愤怒。一场反修路、护国权的斗争在延边大地兴起。

　　20世纪初，日本曾多次企图取得吉会铁路(从吉林经延边到朝鲜会宁)的修筑权，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二港二线”计划。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一阴谋始终未能得逞。1917年，日本又变换花样，一面收买吉林当局的官吏，一面回避“吉会铁路”的名称，采取分段修筑的伎俩，并由日本资本家板田延太郎以中日合办为条件，压迫延吉地方政府，勾结延吉豪绅文禄，企图签订《中日合办天图路》(即天宝山到开山屯图们江岸)合同，成立天图轻便铁路公司。由于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延边人民的坚决反对，奉系军阀于1919年12月撤消了这个业已批准的立案。时隔两年，日本又打起了如意算盘。1922年4月30日，延吉省立第四师范和县立第一高小的师生联合起来，冲进吴劻等4个卖国劣绅的家里，捣毁了家具;第二天手持书写“国贼”两字的小白旗，上街游行，揭露并声讨出卖天图铁路修筑权的卖国罪行。 5月1日，延吉县各学校罢课。5月4日，延吉工商各界知名人士来到延吉道尹公署，呈请当局取消天图铁路修筑合同。铁路沿线的智勇、尚义、东盛涌、铜佛寺、帽儿山、八道河子等地的群众也积极响应并付诸行动。组织者认为，反对修筑天图铁路的斗争是事关国权民命的斗争，要动员民众，采取暴力行动，拔标捣线，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日本人修铁路。

　　1922年5月，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宣布独立，企图靠日本东山再起。日本乘机得到张作霖同意，再修天图铁路。从8月起，日方雇员开工，割倒沿线25公里的全部青庄稼，打桩划线，激起了沿线群众的抗议。8月17日下午，延吉、和龙两县200余名群众手持木棒，带着干粮来到开山屯，就地开展反修铁路斗争。第二天，延吉公民团体召开联合会，声援开山屯反修铁路斗争，到会者达1 000多人。会后，他们前往延吉道尹公署，要求当局顺从民意，反对修铁路。铜佛寺、老头沟、天宝山等地群众也纷纷到延吉道尹公署请愿，请求当局与日本人交涉，停止修铁路。在延边各族人民的反对下，天图铁路不得不无限期停工。

　　192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强行修成了天图轻便铁路。1925年10月，日寇得寸进尺，与军阀当局签订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延边人民极为愤慨，再次掀起了反修铁路斗争的高潮。进步报纸《民生报》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唤醒民众觉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8年10月，延边各界群众组成抗路联合会，推荐延吉地区爱国人士赵锡麟、姜兆霖、关俊彦、刘彭龄等人为代表，前往省府吉林和奉天等地请愿，反对修筑吉敦铁路，得到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声援。延吉、珲春、和龙、敦化等地学生和各界群众不断集会，游行示威。11月12日、13日，延吉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在李德保(时任中共局子街支部负责人)的指挥下罢课，抗议校方勾结卖国贼、镇压学生，用马车和人力车把校长和学监押送至延吉火车站，将其驱逐出延吉。并在第二年成立延吉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学生运动。敦化县敖东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陈翰章把同学编成4个小组，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反对日本修筑铁路。延边各族人民反修路斗争使得日寇阴谋无法得逞，原本预定1928年1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的美梦成为泡影，吉敦铁路在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没有动工。

　　龙井村“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后，延吉人民认识到要争取民族解放就必须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自1919年起，延吉及东北各地朝鲜族群众积极筹建武装队伍。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有间岛国民会、大韩军政署与大韩独立军，以及枫梧洞地区崔明禄(又称崔振东)的军务都督府、汪清县春化乡草帽顶子和石岘金奎冕的大韩新民团、汪清县大坎子金星极的大韩光复团等反日团体。

　　间岛国民会创立于1913年3月，本部设在延吉县春阳村蛤蟆塘，内设会长、副会长;同年5月在局子街、花莲里、和龙县、龙井、嘎呀河流域设置地方支会。从此，国民会在延吉地区拥有5个总会、10个地方支会和其它70多个支会。到1920年，支会发展到133个。此外，国民会还建有大同会，从辖区民众中征兵，进行军事训练。1920年初，国民会创建国民会军，本部设在延吉依兰沟，任命安武为司令官。不到半年，国民会军已发展为一支拥有队员450名、步枪400支、手榴弹150枚的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部队。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军事素质，当年7月，国民会军与洪范图部队联手在安图县明月沟设立武官学校。

　　各地建立的反日武装在日后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现出各族人民不畏强暴、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

　　五、反日团体的武装斗争与“庚申年大讨伐”

　　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唤醒了深受日本侵略者压迫的延吉各族贫苦民众和延吉地区的广大进步青年。曾经参加龙井“三一三”反日示威游行的延吉群众，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实行血腥的法西斯暴行，更加激起大家义愤。使延吉人民更加充分认识到：要争取民族解放，驱逐日本侵略者，就必须拿起武器，开展反日武装斗争。 所以，从1919年开始，局子街、依兰沟、花莲里、卧龙洞等地相继出现了以朝鲜族为主体的反日武装团体。为了筹备武器，反日团体开展募捐活动，储备武装基金，还发动群众搜集民间的猎枪、土枪。有些群众不惜卖掉自家的牲畜、粮食、甚至卖掉田地献纳义金，一些进步反日人士卖掉家产，携带子女参加反日武装队伍。有的群众不顾生命危险，袭击日本警察署和亲日地主的住宅，夺取武器。

　　1920年1月，反日团体“铁血光复团”的成员尹俊熙、韩相柱、林国祯、崔凤卨、金俊、朴世雄等6人，在局子街、明东、獐财洞等地募集军费时，通过反日志士金洪燮得到“日本朝鲜银行”龙井分店将从会宁领回一笔巨款的消息后。于1月7日埋伏在龙井以南7.5公里的东良沟口处，袭击银行马车队，打死两名日本警察，缴获15万日元。这笔钱足可以武装一个师。日本领事馆紧急出动数十名军警连夜搜查到延吉郊外卧龙洞时仍毫无所获。但是后来，除崔凤卨外，其余5人相继在朝鲜汉城(即首尔)被捕英勇就义。尽管这次行动最后失败，但是通过这件事件不难看出，当时延吉热血青年为了尽快争取资金，购买武器，武装自己，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到同年6月，国民会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兵力450人、步枪150支的部队。此外，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崔振东的大韩都督府，珲春韩民军事部等武装团体也归国民会军。这样，国民会军便成为拥有兵力800余人、速射炮4门、长枪70余支的反日武装力量。这些反日武装团体及反日基地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延吉各族人民反日斗争的热情，使更多的民众拿起武器，投身到反日斗争的行列。

　　此外，朝鲜各反日团体同延吉的朝鲜族、汉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不断开展反日斗争，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反日力量。日本侵略者的喉舌《满日新闻》在3月19日的报道中惊呼：“延吉地方韩人对日险恶之象已经显著”，“排日热达最高度”。

　　中国朝鲜族反日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心腹之患”。1920年春，日本侵略者多次要求中国政府禁止朝鲜族武装反日团体的反日活动，并屡次越界到吉林省边境各县搜捕朝鲜独立党人。为了进一步镇压朝鲜族反日群众，日本侵略者与奉系军阀勾结在一起，大肆搜捕朝鲜族反日志士。吉林省长公署为此制定了“取缔韩人办法”，规定解散其集会演说，销毁印刷品，封禁其所有机关。日本侵略者还暗中指使亲日朝鲜人组织秘密团体，假冒朝鲜独立军名义，扰害中国官民，挑拨中朝人民关系。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从1920年6月4日起，本部设在汪清枫梧洞的朝鲜族反日武装队伍，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日军展开多次战斗。6月7日，他们利用枫梧洞一带险要地势伏击日军，打得日军丢盔弃甲，伤亡惨重。枫梧洞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日斗志，同时有力地促进了朝鲜族反日团体的联合。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失败，要求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共同“讨伐”朝鲜族反日武装。日本驻奉天军事顾问佐藤与张作霖密商协同“剿讨”朝鲜族反日武装问题，张作霖允许日本出兵。但是吉林地方当局断然拒绝日本出兵，决定由延吉镇守所派兵“讨伐”。然而，延吉地方军警曾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延边的行径，对朝鲜族反日武装深表同情，因此每当下乡“讨伐”时，他们都事前通报该地区反日武装，以便反日武装隐蔽或减少更多损失。

　　日本千方百计为寻找借口出兵入侵延边地区，经过精心策划，于9月由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收买“万顺”、“镇东”等匪首，并在匪团里安插日本浪人充当参谋，密谋袭击珲春县城。9月12日，“万顺”率400余名匪徒袭击了珲春县城，抢掠官银钱号，焚毁官商民宅，此即“第一次珲春事件”。但此次袭击并没有涉及到日本商家及日本领事馆家属，不足于成为日本出兵的借口。于是日本又指使“镇东”，于10月2日凌晨4点率匪徒再次袭击珲春县城。匪徒进城后直扑日本领事馆，将领事馆焚毁，打死日警2人、日商10人和6名朝鲜族商人，并掠劫市街，抢夺财物，绑架200余名无辜居民。此即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第二次珲春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随即采取贼喊捉贼的伎俩，颠倒黑白，把此次事件嫁祸于延边朝鲜族反日团体和苏俄，并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安全”为借口，组织出兵延边。从10月开始，由日军驻朝鲜第十九师团高岛中将任总指挥，并与从西伯利亚撤退的第十一、十三、十四师团和日本关东军相配合直接侵入延边。

　　日本侵略者侵入延边后，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残酷“讨伐”。日军侵略军到处放火杀人，围攻朝鲜族村庄，或把人锁在房屋内活活烧死，或枪杀、活埋，手段极其残忍。日军所到之处，村庄部落“一把火烧毁空地，牛马鸡犬一无所留”。据《吉长日报》1920年11月载，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各县朝、汉民众被杀害者达3500人，被捕5058人，烧毁房屋2500户，烧毁私立学校30余所，日本侵略者这一野蛮行径，史称“庚申年大讨伐”。

　　日本侵略者出兵侵占延边各县，杀戮中国各族同胞，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京、奉天、长春、吉林等地学生连日上街游行、集会，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同时派代表到北京及奉天当局请愿，要求“当局据理交涉，以保主权”。为了反击日本侵略者，延边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在朝、汉各族群众的支援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翻山越岭，陆续集中到和龙县三道沟一带，准备在青山里迎头痛击前来追击的日军。从1920年10月21日到26日，在反击日军“围剿”的战斗中，朝鲜族反日部队同日本侵略军在和龙县的三道沟、二道沟一带开展10次激烈战斗，史称“青山里战役”或“青山里大捷”。这次战役共击毙日军900余人。青山里战役，是朝鲜族反日部队首次在延边地区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反侵略斗争。在这场战役中，朝鲜族反日部队受到延边各族人民的大力声援和支持，充分显示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奋斗的巨大威力，青山里战役的胜利不仅挫败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讨伐”，而且沉重打击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这个事件也应该是在中国境内近代历史中，抗击日寇最早的一次战果比较辉煌的战役。[附9号照片青山里大捷纪念碑]

　　尽管朝鲜族反日部队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讨伐”，保存了有生力量，但当时反日部队不仅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反日团体之间还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未能形成强大的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未能在延边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青山里战役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于1921年初开始，这些抗日武装转移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与苏联的红军协同作战，为肃清白匪做出了贡献。反日武装斗争的很多先进分子，在俄国十月的影响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后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回到延边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思想，参加创建地方党组织的活动，成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的骨干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