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文学评论模板范文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運用文學理論現象進行研究，探討，揭示文學的發展規律，以指導文學創作的實踐活動。

　　文學評論包括詩歌評論、小說評論、散文評論、戲劇評論、影視評論等。《我的父親母親》是電影。電影是集編劇，導演、演員、攝影、音樂、美工、剪輯、服裝、道具、化妝、燈光、特技等于壹身的壹種集體創作的綜合藝術，影視評論既可對諸多方面做綜合評論，亦可對某壹方面做重點評論。

　　文學評論與壹般的思想評論是不同的。思想評論的對象是社會生活和人們在其生活，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思想問題，目的是幫助人們提高思想認識，分清是非；它可以通過各種各樣，各方面的材料予以論證，只要緊扣妳所要闡明的觀點就行。

　　文學評論的對象是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影視等）；評論的目的是通過對其思想內容，創作風格，藝術特點等方面議論、評價，提高閱讀，鑒賞水平，評論時當然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各種材料論證，但這旁征博引的各種材料，應是與文學作品有關的，而文學評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是來自所評文學作品本身。

　　另外文學評論與壹般的作品分析也不同。當然從某壹角度講，文學評論首先要基于對作品的分析，沒有分析何來評論；而分析本身也自然含有對作品的評價。但之間仍是有區別的，分析作品側重是談作品“是這樣”；而評論側重是談作品“爲什麽是這樣”，“這樣好不好”。文學評論必須對作品有總的評價，並且對妳這個評價有壹定論證過程，但作品分析就未必對作品要有總評價。

　　另外在寫文學評論時，不必大段引述原材料，那樣會用原材料擠掉妳的論述；評論點要集中，鮮明。評論角度不要過大，比如妳寫“評《紅樓夢》”如此宏大的古典巨著，妳從何處下手評？很難寫，如果妳把它縮爲“評《紅樓夢》中人物的對話”，進而再縮小角度爲“評《紅樓夢》鳳辣子的語言特征”就容易下筆了。

　　觀點要鮮明，要用確鑿的材料的闡析去支持觀點，引證的材料首先要來自作品本身，當然還可旁征博引，材料分析和觀點要始終保持壹致。對讀者不太了解的作品，評論前要對其有關方面作壹定的交代。

　　文學評論的標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學評論的兩個標准即：壹個是政治標准，壹個是藝術標准。政治標准是爲了解決文學爲什麽人服務的問題，藝術標准則是爲了解決文學如何服務好的問題。這兩個標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壹直堅持的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思想。

　　編輯本段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

　　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原屬北京大學，1956年撥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1977年5月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文學評論》的主辦和主管單位。

　　《文學評論》原名《文學研究》，1956年下半年籌辦，1957年3月12日創刊號出版，爲季刊。1959年2月定名爲《文學評論》，由季刊改爲雙月刊。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刊物出至當年第三期被迫停刊。

　　刊物重視對新時期文學成果的研究和評論，注意扶植中青年文學研究工作者，爲繁榮文藝，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編輯本段寫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的寫作大致有四個步驟：閱讀——定題——評論——寫作。

　　（壹）閱讀閱讀對于文學評論來說，是占有材料、調查研究的過程。只有通過閱讀，才

　　能爲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1．閱讀範圍。從文學評論的寫作要求看，閱讀既要做到點面結合，又要做到深淺結合。

　　所謂點面結合的“點”，是指作品。所謂“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這裏，作品的閱讀是最重要的，這是獲得評論權的最重要的依據。只有閱讀作品，才能使自己對評論的對象了如指掌，評論時說到點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謂深淺結合，是指作品的閱讀要深壹點，鑽得透壹點，深到能産生真知灼見爲止。爲了深，就要多讀幾遍。恩格斯爲了對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壹劇本進行評論，先後將作品至少讀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薩爾》中說：“爲了有壹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度’”，爲了“在讀了之後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所以需要壹個“比較長的時間我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再如，列甯爲了對小說《怎麽辦》進行評論，在壹個夏天把這部小說讀了五遍，“每壹次都在這個作品裏發現了壹些新的令人激動的思想。”（《列甯論文學藝術》第897頁）毛澤東也說過，《紅樓夢》要讀五遍，不讀五遍就沒有發言權。

　　這說明，浮光掠影、晴蜓點水式的閱讀是不行的。對于被評論的對象，壹定要研究得透徹壹些，對作品象對人壹樣，要知心、知音。對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閱讀不妨淺壹點，浏覽壹遍，有壹個直覺印象即可，否則，不能保證“點”的深。2．閱讀方法。壹般采取“總體——部分——總體”的步驟。壹、總體，就是從頭至尾通讀。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

　　在閱讀過程中，要及時做好摘記工作。有壹種“評點法”的評論，就是壹手拿筆，壹邊閱讀，壹邊評點的。如金聖歎評點《水浒》、《三國演義》。還要通過閱讀培養複述節錄作品內容的能力。這是因爲評論中常要概述作品內容，以作評論的依據。

　　定題也稱爲“選題”。

　　初學寫作文學評論的人在定題時常犯以下幾種毛病：第壹種，爲評而評，無的放矢。評論者隨便拿壹篇作品，自己沒有明確的目標，未經過認真思考，就去評論。第二種，貪大求全，面面俱到。壹開始就寫《論×××的小說創作》這樣大的題目，往往無從下筆而流于壹般、平庸、膚淺。第三種，缺乏新意，老生常談，步別人的後塵，拾人牙慧。應該怎樣定題呢？首先要選准作品。應該選擇什麽人的哪壹篇作品，這是有標准的。標准就是：

　　（1）作品的價值。壹篇作品拿到手，要掂壹掂份量，權衡壹下，問問自己：這作品有沒有價值？值不值得評？俄國文藝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假使妳要做壹個徹底的人，那麽就應該特別注意作品的價值，而不必拘泥于妳以前覺得這同壹位作家的作品是好還是壞。”（《談批評中的坦率精神》）這說明：文學評論要評的是文學作品，作品本身的價值才是我們確定評論與否的重要依據。所謂作品的價值，指的是它的美學價值，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的水平應是很高的，或比較高的；另外，是某壹種作品代表著壹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或者就是壞作品。這兩類作品都是值得評論的。因爲，評論好的，可提高讀者的審美水平，使讀者獲得美的享受，也可使作者認識到自己的特色，向好的方面發展，提高壹步；評論壞的，可以防微杜漸，給作者敲警鍾，使讀者也能認識假、惡、醜。

　　（2）現實的需要。現實的需要指的是：國家事業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凡是現實需要評論的作品，我們作爲評論者，就應該負起評論的責任。

　　（3）個人的專長。選作品要根據自己的愛好、專長來定。也就是說，要選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評論的來評。尤其是初學評論寫作的，更要揚長避短，否則評起來困難，也不容易評好。其次要定好中心。要確定評的論中心，有兩個原則要遵守：第壹、不同體裁，區別對待。體裁不同，確立評論中心的角度也應有所不同。如：敘事文學的評論，評論的角度應信箋于人物塑造、矛盾沖突等方面。抒情文學的評論，評論的角度應偏

　　重于藝術意境、感情抒發等方面。第

　　評論的中心，必須從自己對作品的獨到見解、真知灼見出發來確立。由于是自己的真知灼見，就可避免雷同，就能創新，評出新水平。對壹篇作品，是評人物形象，還是評情節安排，是評某壹細節，還是評全篇結構，是評思想意義，還是評語言風格，都需要評論者具有壹雙慧眼。培養“眼力”，可以采取兩個辦法：壹是選取。選取作品有意義之點來評。因爲作者在寫作時就是這樣選材的。魯迅說：“選取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應該使自己能夠熟練地從評論的作品中選取有意義之點。在開始時，可以選擇壹些名篇，自己確定壹個具體的範圍，選取壹些有意義之點。如評價魯迅的小說《祝福》，可以確定壹個範圍：評論祥林嫂的形象塑造技巧。這樣，既可以從總的方面——祥林嫂是壹個什麽樣的典型，成功在哪裏等方面來選取；也可以從局部的方面——魯迅怎樣刻劃祥林嫂的眼睛、語言、性格等方面來選取。二是甄別。主要從三方面鍛煉自己的甄別能力：壹，作品中什麽是應選取的有意義之點，什麽是要舍棄的無意義之點；二，什麽是自己對于作品的真知灼見，什麽是拾人牙慧的舊調重彈、老生常談；三，哪些是自己評論時能夠駕馭的，而哪些是偏大偏難自己力不勝任的。總之，定題是在閱讀作品的基礎上，通過評論者的思考，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要順利完成這個“飛躍”過程，需要花大力氣、下深功夫。壹些批評家能定題定得准，不是壹朝壹夕之功，“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

　　1．這部作品說些什麽？

　　2．這部作品意味著什麽？

　　3．這部作品是如何表達的？

　　4．這部作品表達得好不好？

　　5．這部作品值得創作嗎？

　　第壹個評論的問題，只涉及到作品的壹些表面現象。主要應對“誰”、“什麽”、“何處”、“何時”、“爲何”和“如何”給予正確的答案。目的在于明確作品所反映的具體內容，並且把作者所經驗的與自己所經驗的聯系起來。

　　第二個評論的問題，在于闡明作品的主題。這種能力只有在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有了豐富的經驗之後才能具備。要正確評論作品的主題，壹般要從：壹、內容釋義；

　　第三個評論的問題，涉及到作者爲了在讀者中得到預期反應所運用的技巧。技巧是作者要達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爲文學作品來說，除非能夠注意並運用這些特殊的技巧，否則，讀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評價它。評價作品的表達技巧是讀者和作者都會感興趣的。

　　第四個評論的問題，是建立在對前三個問題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爲了公平、正確地評價壹部文學作品與讀者進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這種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評論者對這部文學作品的個人感受。但是他如果能正確判斷作者藝術手法表達的成功程度，對作品的技巧的運用作出應有的評價，將會得到作者和許多讀者的贊同。

　　第五個評論的問題是關于作品的價值的。壹篇文學評論只有正確地指出作品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價值，才稱得上是壹篇好的文學評論。“使文學作品獲得寫作價值的，除了帶來愉快，擴大知識領域，提供新的見識，促進積極行動，促進對生活有更正確的態度等等以外，還有語言的描繪（通過色彩、形狀、明暗、場景的描寫），思想、結構或語言的宏偉，曆史性（對于另壹時間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許多散文和詩歌中的韻律。”（威廉·W·韋斯特《提高寫作技能》）

　　在《文學評論》、《文藝報》等報刊上發表的評論作品，爲我們學習評論提供了範文，我

　　們可以從這些評論中學習到有益的評論方法。

　　它必須具有議論文的壹般特點，這是它與其它議論文相同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是對文學作品發表的評論，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議論文，而要有點文學色彩，這是它的個性。因此，壹篇好的文學評論，既要具有壹般論說文的特點，又要講究文學性。

　　1．要有正確而鮮明的觀點（論點）。我們對壹篇文學作品發表議論，總要有個基本看法：是好還是壞？是基本上好的還有缺點，還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處？這個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論點，而這個論點必須是正確的、鮮明的。

　　2．要有准確、充分而有說服力的論據。文學評論的論據，主要應從作品的人物、情節和藝術描寫中去找，也就是說，要對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藝術描寫和語言運用等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具體的分析。從而引用足以說明自己論點的材料來作爲論據。這些論據壹定要准確可靠，不能想當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斷章取義，攻其壹點不及其余。

　　3．要運用科學的符合邏輯推理的論證方法。是用歸納法，還是用演繹法，或者是類比法，應深思熟慮。而且，是寫成壹篇立論的評論，還是壹篇駁論的評論，也需要根據寫作目的，從作品實際和讀者需要出發來確定。

　　4．要具有文學批評的當代意識，能按照文學規律和特性結合作品實際進行寫作。必須運用學過的文學理論知識、文學史知識、美學知識、語言學和修辭學知識，針對具體作品進行具體分析。否則，在文章中盡講外行話，或者對文藝作品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這樣的評論肯定難以服人。

　　5．在創作上文學觀念在不斷更新，因此文學評論的理論和術語也隨之不斷更新。爲此，就要努力使評論的語言既准確、嚴密、有科學性、理論性，又要鮮明、新穎、有文學性、形象性。要通過語言的運用將評論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結合起來。

　　文 学 评 论 写 作

　　不要以个人的直觉和偏见任意地拔高或贬低。

　　要深入了解准确把握评论对象，挖掘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从而提出自己新颖、深刻、精辟的见解；而不是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谈，分析不得要领，只是发表一些陈旧、肤浅、庸俗的见解。

　　在文学评论中，叙是指对作品内容的复述、介绍或引用，议则包含分析和评价两方面。分析，是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进行揭示的过程，评价，则是作者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即对作品或作者艺术创造的总的看法，也就是文学评论的中心论点。

　　评论语言与议论文的语言有相同的地方，如要求语言表达准确、严密；又有不同的地方，需要讲求适当的文采，增强表达的形象性与生动性。

　　文学评论与读后感有着明显的区别。文学评论是对作品作客观的评价，对象仅限于文学作品；读后感是写读了作品之后的主观感受，对象包括所有体裁的作品。

　　这类题目主要是评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分析作品运用了哪些主要的表现手法（如想像、联想、象征、渲染、烘托、对比、先抑后扬、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表现一个怎样的主题思想，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指出作品有何积极意义或局限性。赏析主题常用的术语有：中心突出、主题深刻、言近旨远、言简意丰、意在言外、含蓄蕴藉、深化主题等。

　　文学作品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能激发人们感情的生活图案，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揭示人物的典型意义，二是简要分析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

　　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表达方式，如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2）表现手法，如想像、联想、象征、渲染、烘托、对比、以小见大、先抑后扬、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3）叙述方式，如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4）描写方式，如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等；（5）描写技法，如以动衬静、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点面结合、明暗结合、声色结合、粗笔勾勒、白描工笔等；（6）抒情方式，如直接抒情（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7）意境的创设、修辞的运用等。赏析作品的艺术手法，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作品的构思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写作思路，如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一个方面到几个方面等；（2）文章线索，如以某个中心事件为线索，以人物、感情、时间、空间为线索等；（3）层次结构，如总—分—总、总—分、分—总、分—分；（4）结构方式，如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交错式结构等；（5）选材特点，如生动典型、来自生活、新鲜亲切等；（6）行文布局，如开门见山、卒章显志、画龙点睛、以小见大、层层深入、过渡自然、前后呼应、伏笔铺垫、欲扬先抑、详略得当等。赏析作品的构思技巧，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鉴赏作品的语言，一是要分析作品的语言特点，如准确、简练、生动、形象、清新、绚丽、质朴等；二是要品味作品的语言风格，如幽默、辛辣、平实、自然、明快、简明、含蓄、深沉等；三是要分析作品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比拟、设问、反问、借代、对偶、对比、夸张、反语、双关、互文、反复等。

　　写作之前，要仔细阅读全文，精读作品，找出作品中画龙点睛的句子，认真揣摩、品味作品中重要的词语、句子、段落，明确文章的主旨，理清文章的思路和结构层次，力争有较深的感受和独到的发现。阅读作品时可回忆作者生平、创作风格、写作背景等知识，以助探知作者写作此文的意图、目的，从而准确把握作品的主题。

　　阅读作品一般采取“①总体—②部分—③总体”的步骤。①“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作品，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②“部分”，就是对重要部分仔细地阅读，找出画龙点睛的句子；通过分析研究，加深印象，从而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抓住主要的特色，初步形成观点。③“总体”，就是再次浏览全文，获得对作品完整的认识，最后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出自己准确的判断。

　　阅读了作品，把握了作品的主要内容、抓住了作品的主要特色之后，那么，考生到底从哪个角度、选择哪个题目来写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写作角度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写好文学短评，在高考语文中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一定要认真阅读题干，理解题意，明确题目的要求，然后再根据考生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经验来定。也就是说，要选择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所心得的、把握得最准确的、能够评好的角度来写。尤其是初学文学短评写作的同学，一定要扬长避短，要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

　　文学短评虽然篇幅短小，但它也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因此，写作时一定要注意文学短评结构的完整，短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常情况下，一般采用“①总—②分—③总”、“总—分”、“分—总”的结构模式。①“总”，就是开头用简短精练的语言，开门见山地把这篇文学短评总的内容概述出来。②“分”，就是对照作品作深入的分析思考，有的放矢地列出鉴赏评析的要点； 4

　　然后采用叙评结合、评析结合的手法，对原作品作深入的、有条理的分析。③“总”，就是结尾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

　　《文学评论写作》范本分析

　　卡夫卡《御旨》 据说，皇上临驾崩前曾在御床上向你传下一条御旨。而你不过是皇上的光辉在极其遥远的地方投下的一丝飘忽的影子，但皇上却恰恰只对你一个人——可怜的属臣传下了这条御旨。皇上命传旨人跪在榻前，贴着他的耳，悄声传下了御旨。由于皇上对这条御旨很重视，因而讲完以后，还让传旨者在他的耳边复述了一遍，并点点头表示领旨人没有弄错。临终前，群臣聚集，四周的护墙都拆除了，在高高的摇晃的拱形门前的台阶上，帝国的巨头们排成圆圈，当着群臣面，皇上遣出了这位传旨者。传旨者得令后随即就上路了。他十分强壮，精力充沛。他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分开拥挤的人群，辟出一条道来。遇到阻拦，他就指一指胸脯上的太阳标记；他畅通无阻，一直前往，没有别人像他这样顺当。但人群聚集得太多了，他们的房屋简直望不到尽头。如果传旨人能来到空旷的田野的话，他马上就会像飞一样地行走起来，这样不一会儿，你大概就会听到传旨人的拳头打你房门时发出的巨响。但代替这情景的却是，他的努力完全无用；他得不断地一再地穿过内宫里的屋子；可是他一直没有成功；即使他穿过了这些内宫，也没有什么用；他还得费力下那些台阶；可是下台阶后，也是徒劳；他还得走过那些院子，但是，在走完第二个深宫四周的院落后，前面却又是台阶和院落；在它们后面又是一座宫殿，如此排列下去有好几千；假使他最终冲出最后一道宫门的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座都邑，它是世界的中心，那里堆积着很高的渣滓。这里还从来没有人能走得过去，更不用说一位带着死者的使命的人了——当夜色来临时，你却坐在窗前，梦想着得到这道御旨。（刘小枫译）

　　思路与提纲

　　2.揭示隐喻：人物；场景。

　　一切归于绝望

　　——读卡夫卡《御旨》

　　《御旨》这篇情节并不复杂的短篇小说，却是一则蕴意不甚清晰的现代寓言。寥寥数百字，读来似乎得到的只是一些似懂非懂的领悟。

　　故事的基本情节是：“皇帝”（主要人物之一）临终前想通过一个传旨人将御旨传给“你”（主要人物之二），“你”作为小说中自始至终贯穿的线索，“是皇上的光辉在极其遥远的地方投下的一丝飘忽的影子”，然而“你”却受到皇上的重视，恰恰是唯一将得到御旨的人。如果“传旨人”（主要人物之三）顺利到达目的地，“你”将成功地得到御旨，而“你”的希望最终落空——由于人群的阻挡，尤其是迷宫般的宫殿结构，“传旨人”的使命最终没有完成，“当夜色来临时，你却坐在窗前，梦想着得到这道御旨。”

　　作品一开始就使用了“据说”这个词，这是一个假定，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卡夫卡其实就是用这样的假设确立了这篇作品的现代寓言特征。像《变形记》一样，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着变形、荒诞与象征意味，这篇令人费解的《御旨》也不例外。在我看来，《御旨》整部作品都充满着象征意味，而揭开其中的隐喻意义的，是三个主要人物（皇帝、“你”、“传旨人”），一个串联起人物的线索（御旨），以及那阻挠了传旨人的迷宫（宫殿的结构）。

　　首先，御旨-希望。皇上的御旨是“你”日思夜想的东西，象征着一种梦想，一种希望；而结果却是希望落空，传旨人最终未能走出迷宫般的宫殿，这又象征着希望的破灭。

　　其次，迷宫-现代社会。作者用8个句子不厌其烦地描写了传旨人面临的困境，他走不出这个迷宫，迷宫象征着现代社会体制化的樊笼，也许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与隔膜，也许还包括人自身为自己设下的牢笼；而结果是传旨人未能找到出口，这又象征着人类面对自己设置的困境，永远也走不出去。

　　第三，你-现代人或人类。“你”是小说中最模糊的一个人物，更具象征意味，隐喻着现代人或整个人类；而结果则是像“等待戈多”那样没有等到希望的到来，这又是一个象征，表现了卡夫卡的幻灭感与绝望感。

　　感受着这样的象征意味，我们不难理解另外两个人物身上的隐喻色彩。皇帝是给“你”希望的人，现在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其实 6

　　象征着人类希望的渺茫。传旨人代表着人类的努力，但最终也未能完成使命，这岂不征兆着人类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一种徒劳？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承继了卡夫卡一贯的象征手法，大到整部作品的构思，小到人物的塑造、迷宫的描写，都表现出十足的象征意味。作者用一个“据说”，就奠定了整部作品的现代寓言的基调，可谓言简义丰；而在这部原本就篇幅不长的作品中，不惜笔墨连用8个句子描写层层叠叠、曲曲绕绕的迷宫，又可谓渲染尽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卡夫卡本人来说， 这篇小说中的皇帝、御旨、传旨人、“你”等等，究竟在暗示什么，在我看来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我认为最好不要把它们的象征内涵理解成一种确定的、单一的意义，这样做无疑会大大消弱作品多重意义解读的可能。正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理论一样，文本一经被创造，其内容与形式的自洽已构成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文本就在这里，作为一个读者是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解读的。也许，笔者的这番解读并非卡夫卡的原意，但这又有何妨呢？象征本就充满着难以解索的隐喻意义。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

　　思路与提纲

　　意境；手法。

　　山水的画卷与人生的感怀

　　——王维《山居秋暝》细读

　　这是一首山水诗歌的名篇，充分体现了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首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属于全景式的描写，交代了时间（晚）、时令（秋）和地点（山），似一幅水墨山水的画卷，营造出清新淡远、恬静舒畅的世外桃源景象。其中，“空”字不仅是对山的实写，也在一定意义上渲染了山的空灵之美，为全诗表现诗人的空旷寂静的心境做好了铺垫。而“新”字用得尤其出色，点出了山雨初

　　霁，万物为之一新的山间气象，同样为诗人表现自己返璞归真的纯净理想进行了铺垫。

　　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由首联的全景转入山中的近景，同样是一幅动人的山水画卷：皓月当空，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诗人通过描写如此清幽明净的自然之美，表现了自己的理想的人生境界。

　　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则由山间自然景色转入人世之景。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歌笑语，那是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的人们。这幅图画生动地传达了诗人向往纯朴本真的生活愿望。正因为此，作者在尾联自然而然地转入了感情的直接抒发：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虽然春天已去，芳华不再，但山间的秋色也格外动人，面对如此清新的山水，面对如此朴素单纯的生活，有什么理由不留下来呢？至此，诗人通过对山间景色和田园生活的描绘，表达了自己渴望归隐田园的理想与志趣，抒发了自己对淡泊宁静生活的向往。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非常成功。首先，诗歌一如既往地承继了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可以说，首联、颔联和尾联，就分别是三幅关于山水田园的精致的画卷，诗人的理想和志趣则寄托在这样的画卷之中。其次，意境的清新淡远，诗人以“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翠竹”、“荷花”等意象，营造出清新淡雅远的诗歌意境。第三，陌生化的语言也是本诗的一个亮点，“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两句，采用了倒装的手法，将耳所听，眼所见放在前面，将“喧”和“动”的原因放在后面，不仅造成了阅读的陌生化效果，而且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景，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诗人先是听到竹林里的喧声，看到荷叶的动静，才发现（或许是推测）浣女归、莲舟下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晋六朝时期，陶谢将自然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感怀，为山水田园诗开宗立派。到唐代，王孟继承陶谢的诗歌传统，山水田园诗派蔚为大观，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日臻完美，手法也趋于圆熟，尤其是王维的山水诗作，如《鹿柴》、《鸟鸣涧》等，能够通过一种淡远幽深的意境，表现诗人归隐林下的志趣，以境写心，了无痕迹，象外有象，韵外有致，在看似简略的描写中隐含无限丰富的意蕴，在我看来，这首《山居秋暝》正是如此。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错误》 思路与提纲

　　语言；音韵。

　　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诗歌《错误》解读

　　郑愁予的《错误》一诗只有九行，分三节，篇幅并不长，但所表现的意蕴却含蓄丰富，艺术技巧也非常精致圆熟。诗人以浪子过客的眼睛观察江南小城，想象思妇独守空室的情感心态：诗人策马经过空寂的江南小城，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在想念着心中的情人，所以仿佛感受到了那楼上思妇的孤寂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小小的窗扉紧掩”；诗人又想像女人也许听到了马蹄的声响，马蹄声也许会唤醒女人心中的那份期待与渴望——那是远方的他回来了吗？但是，在诗人看来，“我达达的马蹄”带给女人却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我不是归人”，我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在这一刻，诗人羁旅的苦闷，思妇独守空闺的寂寞，思妇内心的希冀与失落，诗人心中的那份愧疚与不安，都通过这一句含蓄婉转地表现出来，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地方很多。首先是意境之美。诗人非常善于选取特定的意象来营造一种伤感无奈的氛围，诗中的“江南”、“莲花”、“东风”、“柳絮”、“青石街道”、“春帷”、“窗扉”、“归人”、“过客”等等，都是极具中国古典诗歌特色的意象，缀连在一起，很

　　好地营构了三月的江南小城幽静空寂又略带伤感的氛围，而浪子过客的思乡之情，闺中思妇的幽怨之情，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古典气息的背景下弥漫出来。

　　其次是语言之美。一是语言的典雅优美，中西合璧。诗人大量使用简炼精致、极具中国古典韵味的语词与句子，同时，又适当地融入西化的语句，如“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等，将传统语言与现代语言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二是比喻的精致优雅，诗人在九行诗句中使用了四个比喻，如“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其中，将远方的情人的容颜比喻成“莲花的开落”，一方面取譬优雅，表现了想像中情人容颜的清纯美丽，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别离之久，花开花落，不知几度春秋；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比喻是““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这是一个连环的比喻，诗人将女人的“心”比喻成寂寞的“城”，又将“寂寞”比喻成向晚时分空寂的“街道”，随手拈来，毫不费力，却颇具匠心。

　　这首诗第一节押韵，“过”、“落”，用韵律节奏恰当地表现了羁旅过客行程的匆忙；第二节共五句，第三节两句，在全诗中份量最多，却全不押韵，目的是通过舒缓的节奏，表现过客的遐思，思妇的幽怨，营造伤感的氛围。此外，为了弥补没有韵律的缺憾，第二节在诗句中使用了“不来”、“不飞”、“不响”、“不揭”四个句式，以增强诗诗歌的内在韵律，同时在第三节使用了“不是”与第二节呼应，都显示出作者的精心构思和匠心独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首诗最后一节的“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一方面，“达达的马蹄”与“青石的街道”相照应，既突出了江南小城的寂静，又喻示着这马蹄声声仿佛敲打在思妇的心上，唤醒她无尽的愁思。另一方面，“美丽的错误”，是一个矛盾的句法，“美丽”和“错误”两个词语的意义是互相背离的，作者把它们搭配在一起，表现出游子的马蹄叩响了思妇的希望之门，而自己却不能在思妇身边驻足的感伤与无奈，“美丽的错误”，相反相生，韵味无穷，令人涵泳不

　　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看云时很近。

　　——顾城《远与近》

　　思路与提纲

　　精致而含蓄。

　　距离之美

　　——对顾城《远与近》的两种解读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以顾城、舒婷、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他们的诗歌，在内容上追求自我价值，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形式上追求整体象征，意象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与暗示性。顾城的这首《远和近》，仅有2节，短短的25个字，在极具象征意味的语言形式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体现出的正是朦胧诗派的总体特点。

　　在结构上，这首诗上节写“你”的行为（“看”），下节写“我”的感受（“觉得”）。在意象上主要选取了“你”、“我”、“云”。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在“你看”与“我感”中错综复杂地展开。“你”在看“我”和“云”，而“我”何尝不是在看“你”，因为“我觉得”也表示了我的一种“注视”，恰如卞之琳先生的《断章》所言“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我注视着你的注视，感到你看我时“很远”，而你看云时却“很近”。由此可见，诗中透露的出的一个核心的意蕴，就是“距离”，诗作的题目“远与近”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距离”的强调。

　　这样的诗作，由于具有非常强烈的隐喻色彩，由于所有关键的语词，如“你”、“我”、“云”、“远”、“近”等等意义都不确定，因此难有确切无疑的答案，对它的解读实际上存在着多样化的可能。这里，笔者不揣冒昧，根据个人的感悟与理解，对这首诗做出两种解读。

　　其一，“距离”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作者反思历史，拷问灵魂，经历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浩劫，政治运动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之的剑拔弩张，虽然每日见面微笑，实则彼此带着虚假的面具面。 [或：在现代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物质的利益将人们相互拉近，但是心灵的沟通却在现实中变成一种奢望。]就如同地铁或公共汽车上的人群，尽管靠得很近，实际却各自怀着戒心，心与心的距离相隔千山。顾城通过这首诗揭示了现代人之间的隔膜、猜疑与心灵距离之遥远。

　　其二，“距离”是一种人生哲理的表达，诗人借“你”“看我”、“看云”这个情境，阐发关于“远与近”的哲理。既然“你”能看到“我”，说明“你”“我”的空间距离本应是很近的，“很远”则是心灵之间的距离。“你”与“云”之间的距离本应是很远的，“很近”则是心灵之间的距离接近。这就告诉我们，空间距离与心灵距离是不一致。现实距离很远，但心理距离却可能很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此意。现实距离很近，而心理距离却很远，“咫尺天涯”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上面两层意蕴结合起来理解：顾城的这首小诗，通过现实距离与心理距离之间的矛盾，暗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疏远。

　　顾城的这首小时，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一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诗人通过“你”、“我”、“远”、“近”这样几对概念的组合，表达强烈的象征蕴意；二是短小精致，在看似简练平白的语言中传达丰厚的意义，做到了“含不尽之意语言外”。

　　需要指出的是，朦胧诗正因为其意象本身的不透明及诗歌具有的象征性，产生了众多空白点和意义读解的多重可能，给读者预留了想象的空间，文本中的这些空白，正是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所谓“召唤结构”，通过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填充与对话，我们能够体会到作品丰厚的意蕴。在我看来，诗歌语言的这种含混与多义，体现的也许正是顾城对意义丰富性的一种追求。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

　　唱道：“荠莱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齐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芥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齐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滴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思路与提纲

　　小与大，真与美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解读

　　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记述了故乡（浙东）的三种野菜，娓娓道来，言简意深，含蓄隽永，鲜明地体现出文人小品独有的韵味。在我看来，这篇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小与大、真与美。

　　首先是小与大。明清以来，文人小品大盛，“小”，是这类文章共有的一个特点。“小”，一是指它的篇幅短小，多则不过一两千字，少则只有几十言；二是指它的话题小，专以花草虫鱼、生活琐事、寻常见闻为题材。不过，篇幅虽短，话题虽小，却能“以小见大”，作者常常通过寻常琐屑的描写，抒发人生的感怀，表达人生的体悟。在我看来，周作人的这篇散文就是如此，它描写的对象是浙东地区的“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这样三种野菜，通篇也不过一千多字，却非常生动地传达了自己对曾经居住生活的故乡的思念之情，笔下是故乡的野菜，心头实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抒发故园之情之外，作者也不忘在冲淡随意的闲话中表达自己的人生体悟，例如，作者写黄花麦果采来做点心，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思念越深，遗憾也就越多，联系到我们自己的感受，再扩大至更广的人生领域，这其中的人生感悟还需要逐一道破吗？可见，作品以上不了台面的“野菜”为题，却能抒发浓浓的思乡之情，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怀，这就是“小”与“大”的辩证关系。

　　其次真与美。

　　真，指的是感情之真。写自己的事，写自己的心，写真实的事，写真实的情，是散文最主要的特点，散文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造作。《故乡的野菜》就是一篇见情见性的真文，对于童年吃过的野菜，作者大方自然地展示着自己的热爱，没有丝毫的遮掩和伪装，这样的描写，将自己对童年的留恋，佳物不可再得的怅惘，和盘托出，不故弄玄虚，不伪作高深，使我们读起来觉得近，觉得亲。细品全文，就像听一位冲淡随和的长者，不紧不慢，缓缓道来，讲述自己过去的记忆和对故乡的感情，几乎看不到什么复杂的形式上的东西，一切的叙述、描写都是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进行，就好像“本色”演员的表演，这正是真情实感自然流露的表现。

　　美，指的是文辞之美、意境之美、雅俗之美。

　　先说文辞美。散文是美文，在看似自然质朴的生活化语言背后，实际上暗藏着作者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在这篇散文中，典雅的文言与晓畅的白话，民间的土话与文人的雅语，交错在一起，读来别有一番韵味。如“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再如“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等等，不一而足，显示出作者锤炼语言的用心和功力。

　　再说意境美。这篇散文又极美非常善于营构极美的意境，例如，“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莱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这是动态的劳作；“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这是静态的生机。静态与动态的描写，分明是一幅江南农村美丽的春光图。

　　最后说雅俗美。《故乡的野菜》散发着浓浓的地方风味，作者在这篇不长的作品中，引用的民歌童谣就有四五处之多，如“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三月三，蚂蚁上灶山”等，简短几句的引用，含义虽然浅近直白，却使文章生动不少。除了这种“俗趣”，作者还不时展示一下自己的博学的“雅趣”，例如写紫云英，就引用了日本的《俳句大辞典》，“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再如，“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等等。民歌童谣与博闻学识相映成趣，产生出一种雅俗之美。

　　结尾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作人的散文多以冲淡闲适的风格示人，与其兄鲁迅的杂文那种怒目金刚式的风格恰成鲜明的对比，联想到兄弟二人在文学主张、价值观念、处世哲学等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也许更能感受到所谓“文如其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结尾二：对于热爱散文的人来说，究竟是它的真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出发去探寻它的美呢，还是它的美引诱了我们，让我们乐意去求索它的真呢？面对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这或许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谄媚的奢华

　　------电影《红高粱》的后殖民主义色彩

　　【摘要】：后殖民主义是90 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国际文化思潮，其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从三个方面探究了影片《 红高粱》 的后殖民特性。在张艺谋改编自莫言《红高粱》《高粱酒》的电影《红高粱》里，就保存着这种后殖民主义的特性。并近乎于谄媚的表现出民族的劣根性。

　　关键词：《红高粱》 张艺谋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爱德华· 赛义德在《 东方主义》 一书中认为：在西方学人的视界中，“东方”被憧憬为一个从远古以来就洋溢着异国情调与传奇色彩的浪漫国度，而且这种憧憬是一种文化猎奇。虽然我们中国并没有真正地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可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却遭受着殖民化的统治。

　　在莫言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些在电影中表现的这些意象元素，在经过张艺谋的改编之后，凸显了我们中华民族在一些问题上的是是非非。张艺谋作的电影作品《 红高粱》首先是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轰动，特别是猎奇心理支配下的西方观众，可是在国内对于影片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影片《 红高粱》 折

　　1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射的落后文明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但是相应地迎合了西方东方主义者的欣赏品味。可是在这其中也暗含着许多实际中并不存在的东西。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家莫言所描写的是在山东高密的事情，张艺谋导演有意的将这故事背景挪用到了陕北的高原之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承载的中华文化，才是最原始的的最富有激情的，也是最能够满足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猎奇心理的。可是《 红高粱》 这部影片对民俗文化的阐述却带有很强的虚构性，即“伪民俗”性。

　　首先，在故事的层面上将故事的发生地移植到陕北那是合情合理的，但从史实的角度出发，这未免就太牵强了。影片将地点改在了边远的宁夏地区而不是原作中的高密东北乡。很显然，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并没有深入到边远的宁夏一带。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会让东方主义者认为当年的中国非常弱小，连偏僻的内陆深处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和蹂踊。

　　其次，影片中我奶奶要嫁过去的十八里坡是除了烧酒作坊一家人外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村庄是如此荒凉、人丁稀少的。

　　再次，去十八里坡的路上经过的那片高粱地被拍摄成野生的高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没有野高粱会是那么整齐壮观的，更不可能如此的生长在陕北大地上，在那片土地上，是不可能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的美满的。

　　2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最后，烧酒作坊的人崇拜酒神。但是，我爷爷的恶作剧朝高粱酒里撒了一炮尿，竟然酿成了喷香的好酒一一十八里红。如此多的“伪民俗”客观上无形地迎合了西方世界的观众，为他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的东方国度，从而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引发了他们对东方中国“神秘”的幻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不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在给我们中国，中国认得脸上抹黑，可是对于张艺谋来说，通过这样做他成功了。

　　影片刻意在视觉上营构了流动的画面，以最大的信息量来表现东方大陆传统文化的原始荒蛮与愚昧落后，供西方读者猎奇。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并没有影片所展示的那般的丑陋不堪。张艺谋有意的将这段传奇刻画成如此直露的对于金钱，物质等的追求实在是有那么点差强人意。

　　首先，在我奶奶上花轿前后，画外音里的那段“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这些语言信息无非在向我们传达新娘必须在轿子里也规规矩矩，哭和吐等任何动作都是伤风败俗的，新娘没有一丁点的自由，花轿也是一种束缚而不是让人欢喜的地方。

　　其次，我奶奶在曾祖父的眼里就相当于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曾祖父用她换取了李大头给的一条老骡子。为了让老李家的名气和气派提高自己的声望，穷困的曾祖父把她嫁给了李大头，逼她做了买卖婚姻的牺牲品，并向她隐瞒了未来丈夫的情况：对方五十多岁了而且还

　　3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是个麻风病。对于这桩婚姻，曾祖父自个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 女儿高攀了。但她仍然处在父权制和夫权制的夹缝中，她只好把自己屈服给了余占熬。这样的情节塑造使得西方猎奇者认为，中国的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语权力，仅仅缩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夫权主义的反证；她们不仅受到压迫而且通过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养成的精神驯服来支持对她们自己的压迫即她们已经心甘情愿地适应了男性的压迫。

　　再次，影片多次向观众展示了我奶奶的金莲小脚的诱惑魅力，也就是展示了中国妇女在身体上所受到的夫权社会的残害。拦路抢劫者掀开轿子的帘子时，注意到的是我奶奶的那双小脚，而不是她那美貌的容颜。我爷爷和我奶奶第一次的肉体接触就是我爷爷对我奶奶伸出轿子外面的金链小脚的抚摸和凝视。缠足似乎还有另一个目的。这种刻意把女性角色塑造成被动客体，营造为男性观赏愉悦对象的做法，使得西方人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东方，对待东方女性群体。

　　在影片中张艺谋刻意的策划了几处具有商业元素的情色场面，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描写两性之间的苟合，但是在在那种大写意的视觉元素下，加上电影蒙太奇剪辑的视觉补偿，在看完这样的段落之后，自然的会在我们的意象里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样的视觉营造，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女性的视觉上的欣赏。

　　在迎亲的队伍里，我奶奶的三寸金莲的小脚，对于作为轿把式的

　　4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我爷爷的迷惑，甚至是对拦路抢劫的假“神枪三炮”的迷惑，这些稍微的流露着“色”，甚至是“性”的暗示，给西方观众传达了东方人含蓄的两性观念。在西方人的好奇心理的后殖民情绪中，似乎也是对于近日的老外对华人女性侵犯的始作俑者。

　　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我爷爷将我奶奶捉到高粱地里并踏出了在一些影评人眼里的女性“生殖器”的造型，这无疑是对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苟合。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存在着生殖崇拜。在那个人口就是生产力的年代，只有人口多了才是强大了，所以会更多的重视女性，重视生殖。可是在这里的生殖崇拜，似乎有点不合乎情理。虽然我们面对的是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可是这样的背景对生殖崇拜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的联系。再者说来，这种穿越式的理念构架，除了满足西方人的欲望之外，尚不若实实在在的好。

　　总之，这部影片刻意营构了本土传统文化的愚昧和落后以取悦西方大众，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

　　参考文献

　　【 1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

　　5 《文学评论》

　　《谄媚的奢华》

　　学出版社，19990 【 3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施耐庵醉翁之意

　　对于《水浒传》，每个人都肯定再熟悉不过了，但当我读完之后，却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水浒传》中的有些故事好像并不是很真实，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想法而已，恐怕只有施耐庵才知道目的及这样做的理由。

　　首先，从整个故事的内容来看，全书基本上以设置悬念的方式来安排，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但老是这样，就会给读者的脑海中产生定格，也就是以种定式的思维，每回末嘎然而止，如此再看下一回就没有太旺盛的阅读欲了，兴趣实为大大减退啊！我认为如果将《水浒传》当中的精彩的部分穿插到中间，效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另外，改变原来的这种体裁，将故事从一个整体上来写，便避免了从没一回的回末处停顿的现象。原来的编排方式导致停滞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来读几遍可以将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掌握，而那样的方式，就算读上十几遍也无济于事。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但如果你又要“行遍天下路，读遍天下书”呢？恐怕这样的雄才伟略只有曹操再无他人！

　　其二，《水浒传》当中有很多英雄人物都是封建社会中站稳了脚的，这些统治阶层的王臣贵族被宋江等一行人诱骗上山，仅仅就是一句简单的“替天行道”。这似乎没有绝对的道理。秦明，呼延灼，单廷珪，关胜……这些人都是被说服上山的。天福星—霹雳火秦明，梁山泊马军五户大将之三，一百单八将之七，上山之前曾为青州指挥兵马总管兼本州的统制，祖师军官出身。关于秦明上山的原因是这样的，宋江为避祸，投靠花荣客居清风寨，元夜外出观灯为刘高夫妇陷害，打入死牢，并由黄信定计诱花容一并擒之，在此行人被押往青州的途中，被燕顺、王英、郑天寿救下，并擒住刘高。黄信逃往清风寨求救，青州知府木慕容彦达得信后，命本州兵马总管秦明带兵征剿清风山，清明这一去就被宋江等一行人“诱骗”上山，也可以说被“劝服”上山了。

　　后来，归顺朝廷后，在与方腊交战时被其侄方杰暗器伤中，当场血染沙场------

　　很简单的被“诱骗”上山后就落草为寇，表面为这“替天行道”但后来还是为朝廷做事，反倒弄成一个背叛朝廷的逆臣不说还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虽是为国效力的。他们真的就是为了“替天行道”而义气去落草吗？相反，对于一个在朝的重臣，他们可以安然无恙的享受朝廷所给的荣华富贵，他们会舍弃这些吗？还像蔡太师的得力助手之一圣水将军单廷珪，身为兵马团练为了宋江的“花言巧语”而动心？笑话！蔡太师为何人？皇帝的臂膀啊！

　　其三，施耐庵将《水浒传》中的人物刻画得相当精妙，那叫个“入木三分”。但从整篇文章来看，写人物就显得比较“牵强”了，当然这是对于某一部分而言的。像武松，在开篇几回只写了“景阳冈打虎”、“怒杀西门庆”几个简短的小故事，这样大家肯定会说这些典型的事中来体现行者形象，但是作品的本身价值就消减了。如果全书按照一个整体来把握，给读者的也会是一个整体，文笔也不会那么凌乱了。

　　纵观历史长河，茫茫中国，文化底蕴高深莫测，作者的醉翁之意在何？只有他才会明确这一点，我们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罢了！但他们的精神亘古不衰！

　　《倾城之恋》的时间政治

　　一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着重评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借着力捧《金锁记》所留下的言说余地，傅雷不失大度、颇显惋惜地“刻薄”了一番《倾城之恋》：“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吸引，无伤大体的攻守战”，尽管“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如果不以傅雷苛严的、担当“悲剧角色”作标准，上述评价似乎也可反话正解。《倾城之恋》在一般读者中备受欢迎显然与这看来“轻薄”的“喜剧”聚焦和描述不无干系。就知名度和雅俗咸宜而言，《金锁记》明显不能和《倾城之恋》比肩。后者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张氏代表作，这一点连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①、《回顾〈倾城之恋〉》（香港《明报》1984年8月3日）的事后追述中，张爱玲表露的多是应读者之需而写的“被动”和“感激”，个人的喜好和情感并不充分。反讽的是，张爱玲最喜欢的《传奇》中的《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却知音了了②，看来大多数“张迷”并未和“祖师奶奶”③ 心有灵犀。

　　本文并非要细细品味《倾城之恋》中“华美”的外表或“对话”，而是以此为由头，试图将《倾城之恋》置于一种更大的对话场景中，通过揭示文本间的对话、关联和呼应，一种“文本间性”，来探讨张爱玲的言说及话语策略，并还原其写作《倾城之恋》的真实意图。

　　有台湾第一张迷之称的水晶先生曾以原型分析之法解读《倾城之恋》，认为就一个无足轻重、穷遗老的女儿来说，白流苏的现代艳遇和胜利不啻为复活了古已有之的“祸国殃民的美人”神话：“流苏不是正面的红颜祸水，但是她一样具有?法术?，可以助她转危为安，自求多福。”④ 这种“神话结构”的预设和论证虽免不了故求新意的牵强，但出发点却是极为朴素的、基于对作品题目“倾城之恋”的词的联想：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流苏的容貌尽管不及李夫人、妲己之类，年龄上也分明陷于劣势，但还算得是中等姿色以上的美丽；更重要的，白流苏确实把握住了香港陷落（倾城）的机会，收获了她渴望已久的婚姻。

　　水晶之后，又有论者提出了“反传奇”、“拆解?倾城?神话”的解读⑤，虽然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但论证的出发点和思路却是一致的。在此不想否定“神话结构”的合理质素，事实上它也正是广义的“文本间性”的内涵之一，但却并非关键，否则张爱玲的反应也不会如此淡然了⑥。如果原型研究不想陷于横向比较间自圆其说的逻辑陶醉的话，那么问题就须更进一步，即张爱玲是在怎样的心态下触及神话这类集体无意识的？

　　对此问题的解答当不局限于单篇的主题或审美，而应从张爱玲的创作整体来把握。我认为《倾城之恋》中隐含着张爱玲明确的言说与文体自觉；正是《倾城之恋》的出现，标志着张氏风格的确立。对此，倒是为多数张迷不以为然的傅雷的解说，无意间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的关联。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于1944年5月在《万象》上刊出后，当年张爱玲即以《写什么》（1944年8月）、《〈传奇〉再版的话》（1944年9月）、《自己的文章》（1944年12月）等篇什予以辩驳。文中俨然把傅雷当作了标准的左翼批评家，而张的反诘也一篇比一篇深入、系统。1945年6月，时为张爱玲丈夫的胡兰成写就《张爱玲与左派》为张助阵，越发强化了上述争议的格局。傅、张二人的不同原本只是文人间趣味相左，居然发展至个人与宗派的势不两立，其间颇多值得深思之处。就张爱玲一方来说，左翼文学内涵的模糊（傅雷评判所执的悲剧审美、英雄史观与左翼文学有相通之处），它与五四新文学结合而成的话语强势，似要负主要责任；亦不能排除胡兰成的影响、煽动。在此暂不详述傅、张之间的深刻误读，单就张爱玲极力撇清她与左翼文学的瓜葛，彰显自身实为另一路数而言，左翼文学（连同五四新文学）恰恰构成了其言说的起点。这较之远山远水的神话溯源应该更贴近张爱玲的言说实际。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当张爱玲经历了创作在美国屡屡受挫的煎熬后，曾不无沉痛地反思自身与新文学的关联。“我自己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⑦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苍凉的启示”吧。

　　《倾城之恋》（1943年9月）是作为一个和左翼文学对抗的文本出现的，张爱玲于此策反、用力的核心是左翼文学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出于对科学、理性的虔诚与乐观，五四新文学奉行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直线演进、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汪晖曾将这种时间意识作为现代性概念中明确、公认的核心⑧，凸显其意义重大。本文不想就现代性的问题多做展开，简单说，时间意识引发了审美和叙事领域里将传统和现代、旧和新、表面与深刻、现象与本质对立的思维模式：新文学家们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傅雷所谓的“彻底的悲观主义”，“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与此同调，尽管两者的思想来源并不一致，然而求深探源的科学欲望和理性的强悍却是息息相通的。也难怪张爱玲当初会有“四面楚歌”之感。新文学的历史时间意识为后来的左翼文学所继承，但主导思想已由多元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改弦易辙为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形式亦从张扬个性的启蒙话语变成了强调集体、阶级的革命话语。写《倾城之恋》时的张爱玲尚不能就此做出区分，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深宏远大、蓄含阴谋的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自己的声音”（《谈音乐》，1944年11月），可见她在此问题上的模糊。在张爱玲潜在的抵抗意识中，是将新文学与左翼视为一体来对待的。今天看来，张氏特异独行的言说其实与五四新文学的个性主义话语有颇多共通之处。至于她继承的究竟是鲁迅抑或周作人的衣钵⑨ ，似乎不必过急论定。但张爱玲对市民阴暗心理的揭示，对乱世男女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的逼真刻画，确实让她的作品带上了隐性的启蒙味道而与一般的通俗文学有所区别。在与新文学关联的意义上讲，张氏文本与左翼文学确有同源之亲。只是这种关系在1943年的张爱玲那里浑然不觉。

　　二

　　历来研究《倾城之恋》者往往专注于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从神话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引出种种洞见。相对而言，研究者们对于《倾城之恋》中的时间要素关注不够，鲜有人将时间的感悟作为《倾城之恋》的核心。其实，时间的描述虽然在篇幅上不及白、范二人的情爱，但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有力的、不容忽视的细节枢纽。小说一开始，时间便以一种触目的姿态先行置入了故事的情境：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⑩

　　这里出现了两种时间的对比和错位，走板的歌唱引发了苍凉的韵致。如果说一般的故事讲述中，时间只是单纯的记述坐标，那么这里恰恰出现了“反串”：既然故事可以“拉过来又拉过去”，“不问也罢”，那么它的新鲜感和独立性便被取消了；是时间的恍惚启动了故事，对时间的感悟成为讲述的动力和故事的灵魂。反过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可救药的时间错位意识的展开、反复和验证。

　　我们能否说《倾城之恋》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呢？就张爱玲的表白来看，她对故事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只要读者欢喜，她尽可再涂抹些光鲜的细节。重要的是人物的关系与格局，这是无法更动和借以炫人的部分。小说中，流苏自称“过了时的女人”，她的形象是和胡琴故事里的“光艳的伶人”叠合在一起的。这成为叙事的起点。当流苏带着白公馆的时间节奏、记忆入住香港的浅水湾饭店，与自小在英国长大、浪荡油滑的老留学生范柳原调情时，生命的胡琴开始拉起。柳原一心要找个道地的中国女人，流苏则出于她的“婚姻经济”严阵以待。两人的关系像极了旧时的看客和伶人。流苏的戏演得着实不易，看客愈是叫好，她的架子愈是要端足；她越是想唱得中规中矩，就越是跟不上对方的西式节拍，对方也越是不过瘾。一系列的试探、挑逗，张爱玲写得轻松裕如，摇曳生姿。自始至终，流苏的思想和智力没有任何“进步”，就像白公馆堂屋里的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在此，“误会”成为“必须”的结构，把时间的“错位”凝固下来。

　　在白、范二人的调情攻守中，有一个夜半电话诉衷肠的设置，在老套的“我爱你”的表白中穿插了一句古诗，假柳原之口说出：

　　“《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一段经典的时间感悟。让柳原这样一个“中文根本不行”的人突然背诵《诗经》，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与他此前玩世不恭的个性也不甚相符。李欧梵便认为“柳原的突然引用《诗经》确实谜一样难于解释。一个在国外出生在国外受教育的人……如何可能突然记起一句中国古典诗，那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不是小说叙述和对话所用的现代白话？为什么在无数的诗行中单挑了这一句”(11)。在我看来，这表明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抒写时间感悟的冲动要远远大于对人物、故事的经营。让柳原吟诵古诗而非新诗是为了凸显一种交错迷离的时间感，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作者感悟时间的这根神经一直紧绷和兴奋着：一个带有西方背景的、时髦的花花公子在施行他的现代勾引术时，蓦然变现出《诗经》里的句子，这遵从的是记忆的法则而非人物写实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性格的完整、故事的统一，而是要藉着背诵这一动作（或曰情节契机）将往昔和传统呼唤到现场，让过去的幽灵在当下复活。

　　陈思和曾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柳原的引用与诗经原文相比，改了一个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变成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他认为这是“张爱玲故意让范柳原改的”。“与子成说”含有彼此盟誓之意，对人生和爱情持肯定态度，而“与子相悦”则是你看我我看你，大家觉得很高兴。意思油滑了不少，由此透出张爱玲不可救药的虚无意识(12)。倘若把这虚无解析得再透彻些，我们将触及张爱玲的时间哲学：之所以不愿订立盟约（“成说”），是出于对未来的惶惑与抗绝，这也即是张思想背景里那难以言喻的“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的话》）。在张爱玲眼中，遥想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像左翼作家那般构造一个指向将来的乌托邦实在既空洞又瘆人，于是她将所有的心力凝注于对当下的耽溺，用记忆的针线将过去和现在缝合、交织起来。一种鬼气阴郁的张氏叙事。葛薇龙在回望梁太太家的瞬间，感到“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便是这种叙事的极为形象化的表述。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繁复的譬喻大多萦绕着时间的眩惑，那遍布imagery(13) 的语言奇观不啻为一个复杂幽深、冒险刺激的时间再造工程，在可视性方面堪和现代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媲美：如：

　　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金锁记》）

　　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多少恨》）

　　完全可用镜头的推进、淡出和特技等将上述文字翻转成电影图像。张爱玲将粘带痛楚的时间迷惘变成了电影的“欣赏”，以此和“自我表现”过度、无病呻吟的职业文人病（《论写作》）撇清干系。用电影的手段捕捉、传达时间的梦魇，传统由之“现代化”了。这在《倾城之恋》里亦不乏其例：

　　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14)

　　现在不再倏忽即逝，它成为过去（皇陵、怯怯的眼睛）赖以改装、还魂之所，系空间化的过去。现在之中的景致（镜子）、情绪（如爱情、虚无等）、人物，亦应作如是观。由此，范柳原耿耿于怀着《诗经》的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也是一个时间的装置，仿佛一个会行走、思想的潘多拉盒子，内里寓居着过去的幽灵。过去滋养了他，赋予他意义（一个浪荡子有了出人意表、略嫌深沉的内涵），同时又嘲弄了他及他所代表的现在。张爱玲曾坦言：“我从她（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15) 这进一步印证了，范柳原形象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结果，不如说是张爱玲倒错的时间综合症的产物。传统／时尚，过去／现在在他身上纠结旋绕，彻底排挤、抹除了“未来”的字样。而将意义和安全感寄予过去而并非现在、未来，则构成了张爱玲虚无意识的核心：

　　时代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得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自己的文章》）

　　三

　　孟悦曾把张爱玲充满imagery的描写称为“意象化的叙述”，认为它们的意义在于“为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景观?，使社会生活形态像?本文?那样具有了?可读性?”(16)。这固然不错，但从主观上说张的写作并不致力于给出一个如其所是、正在进行的社会图景，而是要给过去招魂。让以往的声腔、色调弥漫以至涵盖现在与未来，成为张的叙事信仰和构思专注。“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是《金锁记》的结局，亦可视为张爱玲历史观的告白。曾有研究者指出：《金锁记》“缺乏故事与历史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情节、人物性格缺乏历史的规定性，不免令人惋惜”(17)，在我看来，这正是张爱玲要达到的效果。“完不了”的过去成为历史的主宰和本质，张爱玲于此着力营造反扑、逾越左翼文学的时间 / 政治力量。

　　“你碰过它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金锁记》）

　　曹七巧的历史在她触碰到姜家二少那团“病肉”时已然停滞，此后的疯狂、报复与其说是外部的压抑——如家庭的罪恶，不如说是食了“病肉”后一系列的反刍和呕吐，所谓敛财成癖的“黄金枷”亦渗透着深刻的反刍逻辑。这里延续的是《倾城之恋》的时间历史观，连首尾照应的结构也如出一辙：“完不了”的故事巴巴地回望着“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而白范二人的传奇婚恋最终还是落入了胡琴的老调，“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历史在此打了个回旋，历史的演绎不是前进，而是重复。傅雷讲《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18)，殊不知二者形同实异。在狂人“救救孩子”及“难见真的人”的内心呼喊中，不难感觉类似希望、曙色的挣扎、跃动；而狂人最终“清醒”地走出黑屋、“赴某地后补”，亦表明疯癫的“日记”实是指向将来的叙述。而《金锁记》中七巧的疯狂则是源于记忆的沉溺，历史退缩为（女性）身体的内耗而与外界无干。小说末尾有一个细节可视为上述历史感的隐喻表达：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是经历了无数呕吐—反刍—呕吐之后的一具干尸。时间丢失了，记忆在身中盘踞。此处不存在丸尾常喜论及《狂人日记》时所讲的“自身的羞耻”（它激发了狂人和鲁迅的行动）(19)，恰恰相反，身体以自我的消磨来忠实、供奉和滋养着恐怖的记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终被女性的肉体阻断，尽管是通过不自知、不识耻的自虐方式。 就此意义而言，曹七巧与白流苏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二者都寄寓着张爱玲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时间的抵制与抗衡。《倾城之恋》写于1943年9月，同年10月，《金锁记》完成。两部前后紧随的作品将张爱玲的记忆美学扯向深入。虽然新文学的批评家对它们一贬一褒，但就张爱玲的写作历史看，二者闪烁着一致的创作兴奋，颠覆历史的快感和犀利让它们成为精神上的“姊妹篇”。作为张氏时间哲学纯粹喻象的曹七巧，其形象构思显然建立在流苏的基础上。较之流苏，七巧在记忆中沉溺得更深、更决绝，以致有了毛骨悚然的惊慑。流苏身上潜伏的破坏时间的火药在七巧这里全面引爆，它炸毁了后者的色身和正常的性欲，余下一具表征女性历史、时间的抽象躯体：

　　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

　　上述相貌描绘泯除了性别的痕迹，一个名义上的“女人”，活似僵尸还阳，厉鬼转世。当张爱玲专心致志地经营她的时间颠覆／再造工程时，冷不防撞入了新文学的趣味“误区”：人性窥视的深刻。而这只是张爱玲时间构造中的“副产品”。七巧后来对儿女的报复、摧残，象征地说明过去（世界）的吞噬和生长能力。当长安要跟留学归来的童世舫去过一种新式的生活节奏时，七巧断了她的念想，以致她和哥哥长白驻留在鸦片烟弥漫的旧世界。两人如此轻率地放弃抵抗，让人既惋惜又狐疑。这与其说是因为七巧的强威与专横，不如说系张爱玲的时间“意愿”所致。否则她不会郑重声明：《金锁记》是她创作的“例外”，也不会执拗地改写《金锁记》：从英文的《粉泪》（Pink Tears）、《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到《怨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金锁记》，一部被误读的、无心插柳的“杰作”，成为张爱玲难以搁下的审美“异数”，非扭转、改写不能释其心结。由此看小说里“Long,Long Ago”的口琴吹响，就并非偶然。未来的憧憬转化为古老的挽歌被长安消化，一个凄婉与残酷交织的过去，君临现在与未来的世界。它重构了历史。

　　四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这是《倾城之恋》中的点睛之笔。借用柯灵的评述：“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天造地设。”(21) 流苏的主体性是在和历史的对抗中彰显出来的。当张爱玲煞有介事又不置可否地在香港的陷落（历史）和流苏的幸福之间索问孰因孰果时，即是要在历史的逻辑之外，树立流苏或自我的主体价值和地位。须注意一点，“倾城”并不像作者申明的，是“都市的倾覆”，或者“倾国倾城”的现代翻版，“倾城”的实质乃是对现代性历史时间的颠覆。至于那让水晶先生赞叹不已的踢蚊香盘的动作(22)，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时间颠覆的洒脱外化。在此，张爱玲使出了她惯用的声东击西的策略，虽谈不上深沉，却颇受青睐。她太了解人性的弱点，因而提早备下“传奇”与“倾城之恋”的谈资。即使像傅雷样的读者，也曾被吊起“地老天荒情不了”的思维与期待，“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论张爱玲的小说》）便是期待落空后的感慨。而我们的今天的评说又有多少能摆脱张氏预设的“传奇”与“倾城”的轨道呢？

　　承接前文的论述，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倾城之恋》中真正的主角是时间。白公馆的老钟，流苏的记忆，柳原的思古幽情，香港的战事突变……如果将这些时间的暗示和感喟归类的话，前两者可归入女性（记忆）的历史意识，香港陷落则指代左翼或新文学的历史观。柳原的设置在两类之间，构成动态的缓冲和跳板。仿佛一个双方用以争夺、加分的砝码，虽稍嫌游离，但大体是为女性的历史感服务的。从他后来与流苏相濡以沫以及主动缔结婚约来看，柳原新异、西化的时间步调已逐步和流苏趋同了。两种时间意识的胶着、抗衡构成了《倾城之恋》的结构核心，一个与传奇相距甚远的、冷调的理性主题。而流苏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女性历史意识的胜出，两者互为标记。

　　最早触动我产生上述想法的是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这也是张爱玲钟爱的影片之一。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费雯??丽的片子，张爱玲的几乎每部必看。“《乱世佳人》那部大戏，她只欣赏费雯??丽和盖博，其他的演员都不在她的眼下。”(23) 张爱玲在谈及苏青时曾说：“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让我想到了?乱世佳人?。”（《我看苏青》，1945年4月）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美国作家木心便称张爱玲是文学的“乱世佳人”(24)。因战争突发被迫从港大辍学的愤愤难平（“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25)），以及颠簸动荡的经历让张爱玲对“乱世”一词产生了复杂的倾心与认同。只是她所谓的“乱世”是作动词用的，非指淆乱世道人心，而是要旁立“文坛的异数”。这成为她看重费雯??丽和《乱世佳人》的基点。

　　《飘》的译者傅东华在译序中写道：“今年（指1940年）夏初，由本书拍摄成的电影《乱世佳人》（前曾译作《随风而去》）在上海上映四十余日，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同时本书的翻印本也成了轰动一时的读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书了。”(26) 张爱玲是1942年夏天由香港回到上海的，一心要当畅销作家的她不大可能对《乱世佳人》的轰动熟视无睹，而且，以她对该片和费雯??丽的喜爱推测，张爱玲十之八九读过《飘》。《乱世佳人》的成功给张爱玲的创作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或灵感？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倾城之恋》的故事情节是从《乱世佳人》的后半部分“平移”过来的。郝思嘉因丈夫阵亡，成了寡妇。为了给塔拉纳地税，她横刀夺爱，与妹妹的未婚夫甘扶澜成亲。白流苏以寡妇的身份出场，在陪妹妹相亲中抢了她的对象范柳原；白瑞德刚露面时“名誉坏得很”，范柳原据说是“年纪轻轻时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白瑞德被郝思嘉独特的个性吸引，称其为“带有爱尔兰脾气的南方娇小美人”，范柳原则对流苏的东方情调一见钟情。白范之间的求爱照搬了白郝之间的模式，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男主人公吐露真情时一个在醉酒中，一个在睡意蒙眬的电话里，都让女主角掂量不定；战争打响后，白瑞德、范柳原不约而同，英雄救美……无论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上，还是性格与对话设计方面，《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都呈现出明显的“对称”，“仿写”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指明这一点并非要取消或贬低《倾城之恋》的意义，而是想探讨如此写作对于张爱玲的意义，如果承认“仿写”亦是一种自我选择与定位的话。

　　平心而论，张爱玲对《乱世佳人》的倾心并非偶然，影片凸显的战争／历史与女性（佳人）的关联在此充当了纽带的作用。1943年，对刚经历过战争变故而断了英国留学梦的张爱玲来说，其人生行至关键的岔路，此时还有什么比描述战争中的女性（郝思嘉）命运更能吸引她的呢？思嘉的选择和成长、流苏的婚姻赌注、张爱玲的文学抉择在相通的战事背景下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依据傅东华的译序，《乱世佳人》在上海公映后曾被人冠以“和平主义”的帽子，郝思嘉并没有在战争的洗礼中摇身变为革命女性，她保持了自私和恣性。“和平主义”意味着女性逻辑对于战争及历史规范的改写、挑战，郝思嘉、白流苏、张爱玲于此心照不宣。“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这种试图以恋爱中女性的体悟，一种放恣的身体美学，来归并革命与战争的写作姿态，是颇有些“乱世佳人”的德性的。它让人想起郝思嘉的经典戏言：“战争的结局是什么？赌一个亲嘴。”

　　《倾城之恋》不仅写到了战争，还发了不小的议论，它与张爱玲“不写革命和战争”的文学宣言看似抵触，内里的精神并不相悖。战争／历史在此是作为一个促发俗人婚姻的道具、而非有机构成进入小说文本的。这也是《倾城之恋》与《乱世佳人》的最大不同。郝思嘉虽然讨厌战争，但战争的因子却深深镌入了她的个性。杀北佬、开木材厂、雇犯人做廉价劳动力……桩桩件件，无不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之至。从娇滴滴的庄园少女到精明、坚毅的生意人，思嘉在战争中成长，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小说结尾落在“Tomorrow is another day”，虽涤荡不去悲剧的色彩，却敞现了一个人性拓展与开放的时空。郝思嘉以明天的希望来激励和点燃当下的生命，而流苏却是一个幽闭在过去的人物，她的智慧和个性已然定型。在流苏身上，我们感受不到战争的分量。历史被压抑在一个由女性记忆、体悟铸成的扁平单调的时间构造中，显不出期待的延续和变化。这迥异于《乱世佳人》的历史时间观，我以为才是张爱玲推出《倾城之恋》的意图所在。

　　历来比较《乱世佳人》与《倾城之恋》者，往往为情节、人物的“对位相似”所吸引，于不同处的发掘用心不够。一个显明、公认的结论是：《倾城之恋》以范白二人的喜剧结合改变了《乱世佳人》中白瑞德与郝思嘉的鸳鸯离散。以张爱玲的天分、抱负而言，她决不是平庸的模仿者，局限于内容层次上的改头换面未免低估了她。如果没有拿得出的、足以和《乱世佳人》比肩而立的意识，张爱玲不会冒险推出《倾城之恋》。作为中国版的《乱世佳人》，《倾城之恋》在延承前者情节构架的同时，亦改造、重写了它的精神内髓。说得直截了当些，借着《乱世佳人》的躯壳，《倾城之恋》幽幽地装入了张爱玲的历史与时间政治。然而，这亦是“乱世佳人”的典型气质，不是经由写实的层面流露出来——在勇往直前、颠倒众生方面，流苏不能和思嘉相比——而是体现在张爱玲的叙事姿态和主体意识上。就此而言，《倾城之恋》是张氏作品中少有的具棱角和“攻击性”的一篇，被流苏踢到桌子底下去的不仅是蚊香盘，还有主流的左翼革命叙事与启蒙叙事：“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一笔两面”的写法，既是符合语境的叙述铺陈，又是精妙含蓄的风格宣喻。在此，戏谑战争进而解构历史成为《倾城之恋》的着力点与主题核心。虽说张爱玲并未在“香港的陷落”和流苏的婚姻中明晰因果顺序，但玩世不恭、语带讥诮的提问本身，俨然已暗示战争和历史做了流苏的陪嫁。随着“流苏笑吟吟地站起身来”，一个“乱世佳人”式的女性叙事主体亦傲然确立；凭借对历史的讥嘲和冷漠，张爱玲打造了她“乱世佳人”的主体形象。■

　　【注释】

　　① 本文括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