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娟 ： “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 ——沙汀《堪察加小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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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娟 保马 前天

　　“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

　　——沙汀《堪察加小景》解读

　　唐文娟

　　编者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影响了沙汀的小说创作。最突出的变化是，民众不再简单地作为道德败坏的肉食者的衬托形象出现，而是作为有着强烈情感和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走入叙述的舞台中央。那些在抗战后方的四川乡镇社会中居于边缘的赌徒、杂役、游娼们，在沙汀的笔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他们身上的悲剧再现了抗战后期战时体制对乡镇社会的破坏，以及这一过程中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

　　保马今天推送唐文娟同志的文章《“流娼”、“新县制”与“底层民众”——沙汀<堪察加小景>解读》。“勘察加”这个苏联远东半岛的名字，作为“抗战到底”的符号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抗战。但在“中国的勘察加”——四川，沙汀却看到了腐败与混乱，内外的双重压迫使底层人民陷入了更深的困苦。小说《勘察加小景》以抗战时期后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流娼“逆城市化”现象为切入口，截取“示众”这种戏剧化的乡镇生活场面，将无辜受罚的流娼、赌徒班长、无家可归的所丁和基层统治者乡长、乡长夫人、联保主任编织进“罪与罚”的关系中，从微观层面揭示出了战时动员体制冲击下后方社会的激烈变动及其引发的底层民众情感结构的转变。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感谢唐文娟同志授权保马转载。

　　《勘察加小景》是四川作家沙汀写于抗战后期的一部短篇小说，[1]以颇为抒情的笔调，讲述了大后方偏远山镇上，初来乍到的流娼筱桂芬如何无故遭到乡长夫人的刑罚，以卖身的许诺换得乡公所班长的开释，又在怎样的情境下打消后者的欲念，同时使自己的冤情昭雪，从“贱货”和“犯人”变成善良的民众。[2]如果将流娼筱桂芬放在现代文学的妓女形象谱系中，[3]其独特性会很快呈现出来。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妓女通常出现在商业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筱桂芬流动的空间却在偏僻、保守的后方农村乡镇。相较于前者多出现在接客做生意相关的场景，筱桂芬却以乡镇世界最为奇观化的方式——“示众”呈现在读者面前，一出场便被纳入了抗战时期后方社会“罪与罚”的关系结构中。

　　对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多将注意力放在受罚的流娼与围观的班长、所丁三人达成的和解上，且往往从人性的角度给出解释。[4]这种突出人物内在深度的阐释，无疑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但由于将时代的内容抽象化，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误读的成分。作为犯人，筱桂芬的遭遇并非个人化的，其折射出的是抗战时期娼妓从城市倒流向农村的普遍现象。而执刑者乡长夫人在乡镇世界的出现，又对应着1939年后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关，所丁、班长从袖手旁观的看客和乡长夫人的帮手，最终变成与筱桂芬同命相连的人，这种情感、心理的微妙变化，虽然有人性的因素，但更多与底层民众在抗战背景下遭遇新的生存境况直接相关，是新县制下四川乡镇社会政治、经济、习俗等激烈变动的结果。追根溯源，小说呈现出的这种鲜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分析色彩，很大程度上是沙汀有意识地采用“社会剖析派”写法使然。只不过在40年代时代思潮及延安文艺影响下，底层人物从小说的配角变成了主角，并被赋予了有限的政治性。鉴于此，本文试图循着小说中的“蛛丝马迹”，重新回到抗战时期大后方历史语境，聚焦于罪与罚的问题，揭示出文本丰富的社会内涵，同时深化对沙汀小说写法的理解。

　　一、 “去奇观化”的乡镇“流娼”

　　小说以山镇生活中极富戏剧化的场面——流娼示众作为开端：

　　一阵的细雨，一阵的出山风，再加上昏夜，与同山域地带秋天例有的寒冻，市面上已经没一点活气了。尤其公所一带地方如此，因为这是一个冷僻的所在，背负着大山，前面又是湍激奔腾的河流，便在平日，只等公所的大门一关，竟也很难再找出一个人影子的。……但认真要找出一个人来，倒也很轻松的，这便是那个被人拖来示众的流娼。花名叫筱桂芬，这天下午才初次到镇上来……[5]

　　故事发生在一个藏于大山深处背山靠河的小镇子。河水日积月累的冲击形成的坝子上，矗立着一所由东岳庙改成的乡公所，表明现代国家机器在大山地区的存在。这里平日虽有些居民，但远未形成固定的贸易集市，只在定期赶场的日子才会热闹一番。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样阴沉、蔽塞的景框里，却出现了一个涂着廉价的脂粉，穿着“一件印花的绸旗袍，以及一双红底白花的布鞋”，有着流娼身份的女人。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她此刻不在做生意，也不在找寻生意的路上，而是被人七手八脚柞上脚柞，拖来示众。[6]

　　“流娼”这个称谓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是在西南地区才能看到的一种娼妓分类名称。[7]建国初期，成都市公安在城市整改中将妓女分为公娼、流娼和游娼等类别，“流娼”主要指“以旅店、饭馆、茶社有固定地方接客为生者”，从而区别于挂牌营业的公娼和街头拉人的游娼。[8] 流娼虽有固定的接客场所，但仍有极大的流动性，在娼妓业中，属于最为低层的妓女。而原本活跃在城市空间的娼妓，大批流向农村集镇，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现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

　　抗战时期，由于沉重的兵役和粮役负担，大后方农村家庭不断破产，从事娼妓业的人数大量产生，竞争日渐剧烈，加之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城市低层妓女谋生之艰难，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9]因而，从城市流入乡镇“讨吃”就成了这类妓女不得已的选择。1941年后长年避居在安县、绵竹、茂汶三县交界处的沙汀，当时就看到“沦为娼妓的年轻姑娘”“常来睢水‘求吃’”，“对于这类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一般市民却不值一顾地叫她们作‘货儿子’，或者简单的叫‘货’”。[10]而《巴县志》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虽表面上没有公开的妓院，但暗地里仍照常营业……而流娼之多，难以数计，或长住旅馆，通过茶房（旅馆服务员）接客；或在各家浴室排队等客，白昼卖淫。县属集镇虽无妓院，但也有流娼住在旅馆卖淫。”[11]筱桂芬的经历恰恰揭示了特殊时期这一娼妓“逆城市化”现象。十六岁时，她被送到绵阳纱厂做工，后则沦为一位流动接客的城市低层妓女，当城市无法糊口时，无奈走上风餐露宿，赶集镇，跑码头的生活。[12]

　　事实上，现代文学的人物长廊里从来不乏妓女的身影，然而，像筱桂芬这样辗转流动于乡镇间的妓女却极为少见。现代文学中通常所见的妓女，往往出现在繁华的大都市，她们要么出入高档舞厅、豪华宾馆、游艺场所，如交际花徐曼丽、陈白露，要么窝居在嘈杂肮脏的妓院、旅馆，如公娼海棠、翠喜。与之相比，筱桂芬却出现在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农村乡镇，在活动空间上，更接近于沈从文笔下湘西水乡码头的妓女，如《柏子》中吊脚楼里的女人，《丈夫》中船舱里的妻子。然而，湘西水乡妓女往往固定在沅水河畔的某个码头，她们是湘西世界原生的群体，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化外之物。而筱桂芬却是乡镇世界格格不入的外来者，她的身份、装扮与这个冷僻、保守的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成为了本地人眼中一道奇异的风景。

　　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低层妓女着墨较多的作家要数郁达夫、老舍和沈从文，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妓女形象；《茫茫夜》中鲁钝、忠厚、“无娇态”的海棠，《街灯》中不美但惹人怜爱的银弟，《月牙儿》中美丽、善良、无私，被迫为娼的“我”，《骆驼祥子》中为养活家人、沦为私娼的小福子，《柏子》中泼辣、热情的吊脚楼女人。然而，郁达夫对妓女的书写总是包裹着浓浓的人道主义情怀，姿色欠佳、门前冷落的妓女只是知识分子叙述者“拟想”的哀怜的对象。同样，在老舍那里，知识分子叙述者也无处不在，《月牙儿》尽管采用的是类似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叙述者“我”与小说设置的高小毕业生的女主人公在思想、感情上有着明显的裂痕，后者更多是叙述者自身情感和思想的投射。[13]而将目光汇聚在边城水乡妓女的沈从文，虽有意淡化都市知识分子的怜悯或批判眼光，但在外在的观看者的视角下，这些率真、粗鄙、性感的女性却被以一种“景观化”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幅供游客驻足欣赏的湘西风情画。她们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感悟，却无从知晓。[14]

　　与之相比，尽管筱桂芬在山镇的出现足以成为一道骇人听闻的奇观，而她的出场方式——示众更是奇观中的奇观，然而，在沙汀的书写中，知识分子叙述者已完全退场，筱桂芬的精神世界随着遭遇的处境自然而然展现，呈现出了一种“反奇观化”的效果。示众无疑是传统中国乡镇生活最为热闹的场景之一。提到示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种种场面，只是，在启蒙知识分子的叙述中，示众结构中的被看者往往处于被动、失语状态。但在《堪察加小景》中，“示众”被设置为已经结束的状态，原本应该热闹的示众，看客却早已作鸟兽散，只留下了这场刑罚的主角——被示众者筱桂芬。而随着外在叙述者的消失，示众的过程被以回忆的方式，完全深入筱桂芬的心灵内部，从她的角度重构了出来。“示众”不再只是看客的视觉盛宴，更是被示众者心灵遭受的痛苦体验，是遭辱骂、被围观、无从辩解等精神上的无尽屈辱。

　　随着精神世界的打开，筱桂芬的身体感觉也得到了清楚地呈现。这场“示众”带给她的是挨打、脚刑、饥饿、寒冷等身体上的百般折磨。对看客虽散去却仍在受罚的她来说，身体正遭受着比真正的“犯人”还重的刑罚，几乎威胁到了生命安全。秋天的晚上，天刮着风，下着雨，“她已经直伸伸站立了好几个钟头了，而且，上半天她还跑了三十里路，没有吃过一点东西。”[15]因而，最紧要的是，让身体摆脱“不如犯人”的状况，“得到食物、温暖，和好好地躺一躺”。[16]此时，饥饿和寒冷压过疼痛感，啃噬她的每一寸肌肤。在嫖客的眼中，筱桂芬的身体是可供买卖的色情的身体，而在她自己这里，这个身体始终是需要吃饱穿暖休息的生物性的身体。“饥寒交迫”使她褪去了流娼特有的“供人赏玩”的姿态，与普通人毫无二致。

　　更重要的是，流娼筱桂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在现代文学的妓女书写中显得尤为特别。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在场，郁达夫、老舍笔下的妓女即便发出了声音，也仍叠合着叙述者的假声。而与沙汀齐名的艾芜，1947年写就的《重逢》也是涉及抗战时期妓女的题材，农妇芸香因丈夫打仗失去音信，借钱葬母无力偿还，被亲戚本家卖到省城为娼，却戏剧性地遇上了转业归来的丈夫潘耀雄，面对丈夫的愤怒责骂，不仅无力还嘴，自始至终未发一言。她的悲苦遭遇只能借由另一妓女之口传达出来。[17]但在《堪察加小景》中，由于筱桂芬以血肉之躯被迫承受了整个“示众”事件，因此急需对眼下发生的事做出合理解释。她清楚地意识到，柞上脚柞示众是针对犯人的一种刑罚，只有犯了罪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刑罚。荒诞的是，她虽被那个威风凛凛的女人和她的帮手柞上了脚柞，却始终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一旦开口，第一句便是自言自语地反问：“我犯罪来吗？“我又没偷人抢人”。[18]而这一问题也成了整个小说的叙述动力。

　　因此，我们看到，示众的流娼，本是一种“奇观”化的存在，但随着筱桂芬的心理世界和感观世界的剥露，却逐渐褪去了“奇”的色彩。现代文学中，一个有着血肉之躯及内在精神的妓女形象呼之欲出。然而，在沙汀笔下，筱桂芬不只是一个主体性的妓女，还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意义上的人。她的情感、心理以及语言，甚至妓女这样的身份，都牢牢坐落在由“罪”与“罚”织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二、 “新县制”下的后方社会：被颠倒的罪与罚

　　筱桂芬从都市流入乡镇，必然会遭遇新的生存境况。在各色人等组成的都市社会中，流娼主要与两类人发生社会关系，一类是嫖客，一类是巡警和条子，前者是买卖关系，后者是管控和压榨关系。而进入乡镇社会，流娼和嫖客的关系依然是首要的，但嫖客的来源却从工人、杂役、小商贩这样的城市低层阶级，转变为有钱有势的士绅阶层和乡长这样新进的基层统治者。而第二重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由于嫖客的在地性，流娼往往会受到其家庭的威胁和整治，同时还会受到乡村伦理秩序的捍卫者的惩罚，以及秉持伦理道德的当地民众的侮辱和敌视。流娼筱桂芬与嫖客乡长、“醋婆子”兼执刑者乡长夫人以及普通民众班长、所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沙汀的笔下以“示众”这种极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示众”，在文学视野中被建构为经典的“看与被看”结构，但在社会史和法律史的意义上，则是仪式化的民间法理现场，呈现为一个“罪与罚”的权力结构。由于娼妓“伤风败俗”，对稳定的乡土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一直是世人眼中罪恶的渊薮，民间伦理排斥的对象。因而，流娼一旦进入乡土社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惩罚便具有必然性。正如筱桂芬回忆的那样，“在她的熟人当中，曾经有两三个，也是遭逢过醋婆子的虐待的。她们有的被撕破了仅有的盖面衣服，有的脸给磁瓦片花伤了，以致好久无法营生。”[19]当然，“醋婆子”惩罚流娼更多是个人化的行为，但乡长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判其有罪并将其柞上乡公所的脚柞，却已超出私人恩怨，变成了兼具伦理性和法理性的公共事件。

　　问题是，乡长夫人何以能成为民间伦理和现代国家法律双重意义上的裁决者和执刑者？这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整基层带来的地方权力变动直接相关。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充当裁决者和执刑者的，往往是德高望重的地方权威人士，乡长夫人显然不在其列，她的资格完全来源于“乡长”这个头衔，而后者又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产物。为纠正“从前县政府以下，即空洞无物，政府与民众之间，根本脱节，无从联贯”，旧有的“分区设署”收效甚微，“政治上头重脚轻的病态”，[20]国民政府于1939年开始在国统区推行“新县制”，将原来县、区、联保、保、甲五级制改为县与乡（镇）二级制，取消联保一级，增设乡（镇），区改为县的辅助机关，保甲为乡镇的细胞，形成了县、区、乡（镇）、保、甲的地方行政划分。[21]相对原有的保甲制，新县制将县级政权的中枢下放到了乡镇一级，增设乡（镇）公所为政府基层办事机关，置乡（镇）长为国家公务人员，乡（镇）公所“对于政令推行，上即直接承受县政府的命令，下即直接指挥甲长”。[22] 在现代国家赋予的合法身份下，乡长取代地方权威人士迅速上升为乡镇世界的“一把手”，乡长夫人自然“妻凭夫贵”，“狐假虎威”。

　　乡长夫人的蛮横无理折射出了新县制下大后方基层政权的无序状态，但沙汀更关心的是犯人和民众在这场刑罚中的情感、心理体验。在下午的示众中，筱桂芬和班长是犯人和看客，然而，当他们再次见面时却变成了妓女和嫖客，正是在新建立的关系中，筱桂芬暂时摆脱了刑罚。长时间的脚刑带给筱桂芬的不仅是身体的疼痛，更严重的是饥饿和寒冷，她急需抓住一切机会得到温饱和休息。因而，当班长表明交易的打算，以嫖客的身份“流腔流调，但却自命风流地同她说起来了”，她也重拾流娼的面具，“立刻反应的采取一个合乎她的行业的态度。……为要达到这个希望，她甚至连例有的忸怩也忘记了，凡事她都直捷了当的答应了他。而且说得比他还要裸露。”[23]对由本能欲望支使长期沉溺赌博，早已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班长来说，转向嫖客的心理过程并不复杂，在他看来，眼前的女人只是可以交换的“商品”。“这不是他第一次接近女人，他有儿有女，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但他接近一个被人当做商品的女人，这还是第一次”。[24]妓女和已婚妇女在作为男人欲望的对象上是相同的，但已婚妇女还有生育和从事家庭劳动的功能，妓女却完完全全是色情的，因而，更能成为男人欲望的捕获物。在妓女和嫖客的关系中，妓女作为色情对象，被视为一个物，而嫖客也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面对物、面对客体并且观看它们、称呼它们和操纵它们的主体”。[25]

　　然而，当班长将筱桂芬带进乡公所后，他的兴致却慢慢降低下去，因为极度困顿的筱桂芬此刻的言行举动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流娼，没有丝毫肉体美感和风流韵致，

　　因为她那毛茸茸的头发。她那被雨水和眼泪冲没了的脂粉，有着一只尖削的鼻子和一张微瘪的嘴的黄脸，她那卷缩着的单薄的身体，以及她的假笑，她的不大耐烦的声口，都在引起他的不满。[26]

　　而筱桂芬的吃饭、喝水、休息等日常行为进一步将班长眼中的“色情的身体”变成了“生物性的身体”。欲望对象的落空，使在这种关系中建构的主体也随之崩解。筱桂芬在班长眼中渐渐褪去了“流娼”的身份，由欲望的客体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人，而他也慢慢恢复生活实感，褪去赌徒和嫖客的身份，由权力化的“主体”变成了“人”。

　　值得注意的是，筱桂芬虽然失去“欲望捕获物”的特性变回了人，但仍是一个被“污名化”的人，这导致班长在对这场刑罚正义与否判断上站在了乡长夫人一边。筱桂芬一直百思不解的是，自己初次来到这个镇上，为什么会被柞上脚柞示众？她究竟犯了什么罪？所丁的解释让真相渐渐清晰：“由于荒淫无度，乡长的性机能败坏了，于是他的太太硬把她的愤怒转注在所有的流娼身上……”。[27]问题是，初来乍到的筱桂芬从没见过乡长。作为个体，她遭受的“示众”是一场“无罪之罚”。然而，在班长看来，“什么人叫你们搞烂人家老公的行头呢？”娼妓身份就是罪的根源。个体的筱桂芬被掩盖在了污迹斑斑的流娼身份下。她即便能从个体的角度申诉自己无罪，却始终无法洗脱“娼妓”身份的罪恶。因而，在民间伦理排斥机制下，班长代表的绝大多数民众，都认可乡长夫人惩罚娼妓行为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充当了凑热闹的看客和执刑者的帮手。

　　只有跳出抽象的民间伦理话语，转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娼妓”的罪恶才能得到彻底洗刷，筱桂芬才有可能重新回到“民众”中。在小说中，娼妓何以产生的过程被呈现了出来，这种充满“罪恶”的行业与“神圣”的民族抗战发生了联系。筱桂芬是农家女子，虽在城市沦为娼妓，但导致其被迫为娼的根源仍在农村。她出自半耕半佃兼有副业的小农家庭，然而，联保主任金刚钻在两次征收壮丁费后，还是抓了哥哥壮丁，丧失唯一劳动力后，家里退掉了租佃的田地，为数不多的自耕地入不敷出，为了养活全家，她不得已沦为流娼。[28]实际上，筱桂芬的经历也是抗战时期很多农村妇女真实命运的写照。江溯在论述当时娼妓问题时特别指出：“出征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农民，而且多是贫农子弟。他们出征去了，家里留下的只有老弱妇孺，而今天在农村里濒于生活绝境的也首先是抗属妇女，沦为娼妓的命运的，也是他们的可能性最大。”[29]

　　壮丁出征，抗属濒于生活绝境沦落娼门，无疑将娼妓产生的原因指向后方抗属优抚问题，然而，小说更进一步将其溯源到了基层权力变动滋生的另一重罪恶——非法抓丁行为。在筱桂芬的意识中，导致家庭和自身不幸的根源在于基层统治者联保主任金刚钻。的确，四川农村的破产，娼妓的产生，固然与民族抗战脱不开干系，但与联保主任、乡长、乡长夫人这些头衔的出现则直接相关。而在这些头衔背后，对应的则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在国统区推行的抗战动员体制与基层重组战略。而文本中“联保主任变乡长”这个细节，[30]则进一步将故事的背景具体到了撤销联保增设乡镇，也即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时期。如前文所述，新县制的推行导致了乡镇官员权力的极度扩张，而缺少有效监管，又为其滥用私权埋下了隐患。而这很快在新县制实施的迫切目的——配合兵役制完成抗战所需的人力征集上体现了出来。筱桂芬的哥哥是家里主要劳动力，按照1943年3月颁布的《国民政府修正法训令》“征集”第二十条例，“独负家庭生计责任，无同胞兄弟者”列入“缓征”条件，[31]他应缓征以支撑家庭生计。然而，金刚钻私自征收多次壮丁费后仍抓了他。而按照1942年11月《军事委员会关于党员公务员及士绅子弟应着先服兵役代电》：“查党员公务员及士绅子弟应着先服兵役，以资倡导，业经通饬遵行有案”，[32]金刚钻作为乡长，儿子应优先服兵役。然而，他却让受训归来的儿子担任乡长，成为国民政府基层公务人员，进入缓征或免征行列，由此躲过兵役。

　　暴露新县制下大后方社会基层政治生态的恶化，固然是题中之意，但小说更在于揭示出了小人物们在这样生存境遇中情感结构的转变。筱桂芬的经历使班长想起了相似的遭遇，他是小粮户的独子，按照1943年3月颁布的训令同样属于缓征一列，然而，他也出了好几次壮丁钱，仍被抓来在乡公所服劳役，[33]最后极有可能还是逃不出被抓的命运，而一旦被抓，其家庭也会即刻陷入分崩离析、为娼为奴的悲剧。筱桂芬和班长这些原本较为富足的家庭因接二连三的人力和财力剥夺被抛向贫困的边缘，而另一边，各地的联保主任和乡长们则因掌握基层政权而聚敛资财、扩大权势，基层社会内部正在不断分化为对立的两极。筱桂芬们，无论是流娼、赌徒、流浪汉，是犯人、班长还是所丁，是女人还是男人，都是被剥夺者，被损害者，而他们的对立面，无论是乡长、联保主任、乡长夫人，是父亲、儿子还是太太，都是统治者、剥夺者。由于身份、性别造成的区隔消失不见，筱桂芬的声音成为了被压迫者的和鸣，个体的申诉具有了普遍性的阶级意涵。正是意识到彼此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的相同地位，班长、筱桂芬和所丁找到了将各自命运连接起来的粘合点，最初彼此隔膜的犯人和民众产生了同命相连感。

　　通过将个体命运遭际放回到抗战时期四川基层社会变动的语境中，“示众”的前因后果变得清晰起来。乡长嫖娼生病，筱桂芬因娼妓身份受到乡长夫人的惩罚，然而，造成筱桂芬娼妓身份的却是联保主任、乡长的非法抓丁行为。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既是娼妓的制造者和侮辱者，又是娼妓的惩罚者。而赋予这类人对普通民众生杀大权的则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大后方推行的新县制。然而，经过基层统治者非法行为的中介，新县制不仅生产出了筱桂芬这样的娼妓，还生产出了班长这样的赌徒以及所丁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在此意义上，流娼身份变得不再重要，它天然携带的罪恶得到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娼妓不过是“罪”的产物，真正有“罪”的是生产出娼妓群体的战时基层社会结构。由此，有罪的流娼变成无罪的底层民众，而执行刑罚的乡长夫人、抓丁的联保主任和乡长，则从基层社会正义的主持者变成了非法的剥削者。原本颠倒了的“罪”与“罚”被重新颠倒了回去。

　　三、 “游民”的浮现、情感共同体与新写法的限度

　　众所周知，沙汀是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之一。[34]抗战时期沙汀的绝大多数小说正是在“社会剖析”写法下产生的。然而，由于40年代时代思潮与延安文艺的影响，这一写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在《堪察加小景》中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堪察加小景”是抗战时期沙汀计划写作的系列小说的“总标题”。[35] 沙汀曾解释道：“‘堪察加’原是苏联远东地区一个半岛，抗战时期，不少人借用它来代替四川，意思是说，即使我们败退到最偏远的四川，也一定抗战到底，决不妥协投降。”[36]这个词特指作为战时后防地的四川，本身带有全民族同仇敌忾，誓死捍卫国土的悲壮昂扬之情。然而，讽刺的是，神圣的抗战带给落后四川的并不是民众运动“如火如荼的场面”，只是“一些有关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37]伴随着抗战动员体制下的基层社会重组，现实的“堪察加”变得黯淡无光、狰狞可怖。

　　面对这样的“堪察加”，此时满怀激情回到故乡的沙汀失望至极，因而，仍旧用3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会剖析派”写法，写下了“《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联保主任的消遣》[38]、《在其香居茶馆里》、《公道》、《没有演出的戏》、《模范县长》、《三斗小麦》、《淘金记》、《困兽记》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客观冷静的叙述态度，截取“横断面”的方法再现了抗战大后方的黑暗现实，在对人物心理、语言、行为的精细刻画中揭示出了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成因。[39]同样的写法也被娴熟地运用在了《堪察加小景》中。抗战时期长年隐蔽在农村的沙汀，敏锐地注意到了流娼从城市流向农村集镇的现象，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塑造出了筱桂芬这样一个主体性的妓女形象，同时将她与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示众”结构中，进而串联出乡镇社会各色人等及权力体系，不动声色地呈现出了小人物们情感、心理变动背后的社会成因，完整再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乡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全貌。在纵（内在精神）横（社会关系）编织中，揭示出了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汀“堪察加”系列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政府基层官僚、帮会组织人员、地主绅粮、知识分子等“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文本中虽不乏底层人物的身影，但正如安敏成指出的那样，“在1935年后的小说中，沙汀很少将大众置于叙述的中心，但也时常提及他们的存在，作为小说叙述的腐败和暴力必要的道德反衬”。[40]相比之下，《堪察加小景》显得较为特别。虽然小说描绘的仍是抗战大后方社会，但上层人物已退居幕后，而底层民众走到了前台。小说中实际出现的人物只有筱桂芬、班长和所丁，整个叙述也主要从他们的视角展开，而乡长夫人以及乡长、乡长儿子、联保主任则只出现在他们的回忆和对话中，成为了他们直接批判的对象。

　　民众从借以判别上层人物道德低劣的“一种外在力量”，走入舞台的中央，成为沙汀“叙述的中心”，这与20世纪40年代重新肯定底层民众的时代思潮和小说趋向不无关系。一方面，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民族抗战的主力是底层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广大农村的数以万计的农民，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中都需要给他们以位置。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广大知识分子、作家像“地丁花的种子”，[41]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样为数不多的大都市散播到了前线阵地、延安根据地、后方城市及乡村。活动空间的大幅转移，加之战乱时期生活水准的急遽下降，使作家们重新回到了底层社会，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在与底层人物的接触中，发现了真实存在的“民众”，这不是启蒙文学中愚昧、麻木的看客，也不是30年代初左翼文学呈现出来的盲动的、无差别的群体，[42]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在心理、情感、意识及顽强生命力的个体化的民众。这在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丁玲《夜》、艾芜《重逢》及《石青嫂子》等小说中都有着集中体现。而沙汀在《堪察加小景》中对筱桂芬、班长、所丁这些卑微人物闪光瞬间的捕捉显然属于同一写作潮流。在基层社会权势者的转嫁下，民族抗战的巨大压力完全压在了底层民众身上，《堪察加小景》正是给真正撑起这个时代又往往被忽略、被剥夺、被消声的小人物们以现身的机会。

　　在底层民众中，《堪察加小景》有意选取乡镇社会中的“游民”为对象，这无疑与沙汀一贯的左翼立场相关，但联系创作的前后情形，此时传到国统区的整风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43]在小说动笔前，沙汀刚刚系统学习过《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延安整风文件。[44]而此时写出的文章《向生活学习》则透露出了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文中，他不无痛切地检讨到，尽管抗战以后自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我所能接触的并不局限于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却全然以他们为对象”。[45]因此，几乎同时落笔的《堪察加小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痛改全非”。[46]

　　然而，由于大后方与延安根据地的实际差异，沙汀虽然意识到小说的主人公不能再是“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讲话》要求的“工农兵”显然无法在后方灰暗的现实中找到。对他来说，寻找一个“现实存在”的又符合《讲话》精神的写作对象变得至关重要。沙汀最为熟悉的是四川乡镇社会中的各色人等，除去“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经常见到的便是那些不事农业生产，靠卖淫、赌博等非法手段以及杂役谋生的底层民众。这些人物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游民”的代表。[47]实际上，抗战时期四川作为主要的兵、役、粮来源地，残酷的人力、物力剥夺使很多农民家庭破产，因而更易产生大量流娼、赌徒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无疑是乡村社会中受剥夺最厉害的人，但由于沾染上种种恶习，却又被这个共同体所排斥。

　　《讲话》之于这篇小说的影响，在于为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们赋予了有限的政治性。社会剖析派小说尽管揭示了小人物们心理、行为背后的社会根源，但人物往往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如《春蚕》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决定他们命运悲剧的社会力量，只能随之沉沉浮浮。而路翎笔中的郭素娥，虽然有着强悍的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没有被赋予政治性，最终变成了一种盲动。与之相比，在《堪察加小景》中，由于意识到彼此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同位置，筱桂芬、班长和所丁三人冲破了彼此间的隔膜，分散的个体有了走向阶级联合的可能。这或许是“这个阴暗的故事使人感觉到的并非绝望，而是对于生活的信赖”的原因。[48]然而，沙汀为这些人物赋予的政治性又是极为有限的，天亮后，筱桂芬依然会做回流娼，班长也仍是赌徒，底层民众刹那间的情感融合与统一的政治行动之间仍有很远的距离。

　　总之，《堪察加小景》以抗战时期后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流娼“逆城市化”现象为切入口，截取“示众”这种戏剧化的乡镇生活场面，将无辜受罚的流娼、赌徒班长、无家可归的所丁和基层统治者乡长、乡长夫人、联保主任编织进了“罪与罚”的关系中，从微观层面揭示出了战时动员体制冲击下后方社会的激烈变动及其引发的底层民众情感结构的转变。这对我们重新理解沙汀小说的社会面向及其写法不无启发意义。

　　注释

　　[1] 初刊于1945年2月15日《青年文艺》月刊第1卷第6期；1948年收入同名短篇小说集《堪察加小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53年人民文学版《沙汀短篇小说集》将其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1959年人民文学版《沙汀选集》（一）在收入这篇文章时又做了些许改动。80年代后重印主要以1948年版和1959年版为准。

　　[2] 沙汀：《堪察加小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75-99页。后文引文均出自同一版本。

　　[3] 刘传霞：《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01期

　　[4] 例如，吴福辉看到筱桂芬的“善良温和的天性，她为全家生活而卖身受辱的命运”是涤荡班长邪念的关键，小说“全篇从一个侧面写黑暗和光明的人性交战”。黄曼君也强调所丁和筱桂芬的善良和纯朴，班长尚存的“人的尊严”，在沟通彼此心灵方面发挥的作用。参见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黄曼君：《沙汀创作论》，《黄曼君文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3-105页；

　　[5] 《堪察加小景》，第75-76页。

　　[6] 脚柞，是一种刑具，两块大木料做成的，流行于川西北一带农村。它的作用在防止罪犯逃跑，比脚镣还有效，也更作孽。参见沙汀：《堪察加小景》，第77页注释。

　　[7] 主要是四川地区，如成都、重庆等，地理位置接近的云南，以及湖南长沙等地也有这样的名称，但含义有所差别。

　　[8] 陈新梅：《论建国初期成都市弱势群体概况与社会救助机制》，吴达德主编：《西南社会历史论丛 》（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3页。

　　[9] 白景纯在论述当时成都妓女概况时对游娼悲惨生活的论述可作参考。参见白景纯：《解放前成都娼妓概况》，《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

　　[10] 沙汀：《睢水十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

　　[11]《巴县志》，四川省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4页

　　[12]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97页。

　　[13] 王春林、王晓俞：《<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03期。

　　[14] 即使是在牧歌世界开始破裂时所写的《丈夫》中，丈夫的心理可以窥知一二，从娼妻子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依然是不透明的。

　　[15]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76页。

　　[16] 同上，第83页。

　　[17] 艾芜：《艾芜全集》第8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50-359页。

　　[18]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77页。

　　[19] 同上，第83页。

　　[20] 蒋总裁：《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造》，毛独时编：《新县制的理论与实施》，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2页。

　　[21] 同上，第1-5页。

　　[22] 同上，第5页。

　　[23]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84-85页。

　　[24]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83页。

　　[25]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7、115页。

　　[26]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86页。

　　[27] 同上，第90页。

　　[28]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95-97页。

　　[29] 江溯：《试论战时娼妓问题》，《现代妇女》1944年第三卷第2/3期，第10页。

　　[30] 沙汀：《堪察加小景》，第95页。

　　[3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军事（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3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军事（一），第438页。

　　[33] 乡公所中只有乡长和另两位上级指派的政治、军事干事为有给职。参见蒋总裁：《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造》，毛独时编，《新县制的理论与实施》，第3页。

　　[34]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177页。

　　[35]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沙汀文集》 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36] 沙汀：《勘察加小景·重印题记》，《沙汀文集》 第七卷，第42-43页。

　　[37] 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沙汀文集》 第七卷，第49页。

　　[38] 在“堪察加”的标题下，最先写出的《消遣》的一个场景，曾以《堪察加小景》之名发表出来。参见沙汀：《堪察加小景》，《文艺突击》1938年第1卷第2期35-39页。

　　[39] 对于是否用现实主义手法暴露大后方的黑暗上，沙汀曾有过动摇和游移。参见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沙汀文集》 第七卷，第55-56页。

　　[40]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41]《郭沫若先生最近言论》，熊琦编，离骚出版社1937年版，第18页。

　　[42]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第162-163页。

　　[43] 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10页。

　　[44] 《沙汀年谱》，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45] 沙汀：《向生活学习》，原载1944年12月 20日《青年文艺》新1卷第5期，《沙汀文集》 第七卷，第336页。

　　[46] 《堪察加小景》写成于1944年11月24日夜。参见《沙汀年谱》，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第26页。

　　[47] 按韩丁在《翻身》中的讲法，“在中国的所有乡村里，也同样地曾经有过‘游民’和丧失合法生活依靠的男男女女，有过赌棍、妓女、毒品贩子和流浪汉。” [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48] 沙汀：《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沙汀文集》 第七卷，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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