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关于共情

　　人类若看到其他同类受苦，就会因感应而生出痛苦。这是避免攻击同类的内在机制。也是一种物种能够不断超越环境承载力极限成为统治性物种的根本条件。

　　代入对方的角色去推演对对方可能的行为，越是惟妙惟肖、越是深入和全面，你的生存优势就自然越大。

　　整理自《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本书的观点：共情本身是我们这个世上最珍贵的资源之一。人之所以做出残酷行为，是因为共情回路出了故障。作者将共情回路称为「最后共路」（final common pathway），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破坏它的功能。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分析到：有数十万普通的德国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做了共犯，但是战后许多人都不能以战争罪起诉，因为他们当时只在完成工作，只在执行任务，只负责了整个流程中的一个微小环节。

　　「恶之平庸」的概念还指出，一些普通的因素相加就会导致恶行。比如「从众」（ conformity ）与「服从权威」，普通人会因此给ta人施加足以致死的电击。

　　「恶之平庸」理论缺陷在于推卸了「个体责任」，忽视了「自由意志」，虽然后者难以用科学阐明。

　　书中抛弃了宗教里「恶」（evil）的概念，因为作者认为它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并把「恶」替换成了「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

　　共情是一种能力，它使人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

　　共情需要放弃单一的关注焦点，采取双重的关注焦点。还要包含共情所需的脑内机制：能够在同一时间分别反思两个心灵（自己的和别人的）。

　　共情至少包含两个阶段：识别和反应。

　　渴望（desire）减轻ta人的痛苦是共情的一部分，至于人是否将这渴望付诸实施，则受到几十上百个不同因素的制约。因此，人只要体会到了恰当的情绪，那就足以说明人已经产生共情了。共情的情绪反应阶段一定要是完整的。若有似无的共情算不上共情。

　　一个人不再把另一个人看作有感受的人（dehumanize），而是把对方当作物品来处理。

　　面对疑问：我们不是时时都在这样对待彼此吗？我们享受友情，因为朋友能给予我们什么；我们享受性爱，因为对方的身体是我们获得满足的工具；我们雇用别人，因为他们能提供我们所需的服务；我们喜欢观看某人，因为ta的外表美丽或者矫健优雅。这些都牵涉到人作为物品的那一面。

　　作者回应：只要开启了共情，那么即使把别人当作物品，人也会在同时对他们的感受有所觉察或者保持敏感。人们虽然会物化ta人、同时不再体会ta的情绪，但那只是通向零度共情的起点，而非终点。这样的精神状态只是为各种越来越残暴的行径创造了条件，而并非暴行本身。

　　书中提出：

　　共情在人群中是变化分布的。我们所有人都位于一条共情光谱（从高到低）的某一点上。描绘共情的钟形曲线

　　零度负面的三个子类是P 型、N 型和 B 型。酒精、疲劳和抑郁等诸多因素都可能暂时降低人的共情，精神分裂症则是疾病削弱共情的又一个例子。

　　零度正面相当于精神病学里所谓的「自闭症谱系症状」。其成因可能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因为它总是和强大的系统化能力共同出现。ta们想摆脱时间这个维度的束缚，以看清自然界中永恒的重复模式。

　　如果你有高度发达的系统化机制，你就不太会注意像情绪这样不符合定律的现象，这部分是因为你对严密性的需求。于是高度发达的系统化机制就成了又一条通向零度共情的道路。如果你的系统化机制不太发达，你就容得下不严密。但是对超系统化者来说，如自闭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患者，情况正好相反。在ta们看来，别人的行为无法理解，ta们也不可能产生共情。但ta们却有和常人一样好、甚至超越常人的道德准则。

　　无论一个人怎样走向零度共情，ta脑中正常的共情回路肯定出了问题。

　　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目前在神经科学界形成的公论认为，至少有 10 个相互关联的脑区参与了共情。

　　内侧前额叶皮层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研究者认为它是社会信息的处理枢纽，在比较自己和别人的观点时起到重要作用。

　　MPFC 分为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dMPFC 的功能是推测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有人把这称作「元表征」），它也参与我们对自身想法和感受的思考。

　　相比之下，vMPFC 更多是在反省自己的内心时发挥作用，不太用来推测别人。有理论认为 vMPFC 能储存关于各种行为的情绪效价（emotional valence）。情绪效价指的是与一个具体刺激相联系的情绪价值。

　　与 vMPFC 重叠的是有时称作 「眶额皮层」 （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的脑区。OFC 受损会使病人丧失社会判断能力。

　　与 OFC 相连的是岛盖部 （frontal operculum, FO），它既是共情回路、也是语言回路的一部分，因为它的一部分参与了语言的表达。该区域受损可能导致「布罗卡失语症」。

　　FO 的下面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叫 「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这个区域受损会使人难以识别情绪。

　　比斯马发现，厌恶主要在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处理，快乐主要在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处理，愤怒在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而悲伤分散在好几个区域，包括下丘脑（hypothalamus）。

　　皮层的更深处，我们发现了尾侧前扣带皮层（caud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cACC） ，又称为「中扣带皮层」（middle cingulate cortex, MCC） 。cACC/MCC 也参与了共情的产生，因为它是所谓「疼痛网格」（pain matrix）的一部分。

　　前脑岛参与了自我觉知的身体方面，而自我觉知本来就和共情有着紧密的联系。

　　颞顶联合区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的右半边（RTPJ）也对共情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判断他人意图和信念的时候。这个脑区和共情的识别部分关系较大，这个部分有时也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与 RTPJ 相邻的是后颞上沟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pSTS）。STS 参与了对生物运动（生物自行发起的一类有生运动）的观察。

　　共情回路的下一个环节是躯体感觉皮层 （somatosensory cortex，SMC），它不仅参与触觉体验的编码，也会在观看到别人被触摸的时候激活。 有的人具有「镜像触觉联觉」，只要看到别人被触碰，自己就也能体会到触碰感。这些人都有高超的共情能力。

　　与 FO/IFG 相连的是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 IPL 后面的是顶下沟 （inferior parietal sulcus）这两个脑区都是「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镜像神经元系统参与了「行为模仿」。这种对于他人行为的应和一般不需要有意识地思考对方的情绪状态，即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变色龙效应」（the chameleon effect）。

　　共情回路中的最后一个区域（在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是杏仁核 （amygdala），它位于皮层下方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之中。它参与的是情绪的学习和调控。

　　同时，作者及其团队还发现了一些与攻击、情绪识别、共情商数相关的共情基因，和与自闭特质相关的基因。

　　此外，百多年以来，对于早期剥夺（early deprivation）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一些糟糕的环境因素会影响脑部发育，其危害很可能无法逆转。

　　不过作者强调，虽然人们很容易把零度共情怪罪在基因或是环境头上，但它真正的原因显然是几种因素的混合。影响共情回路的因素

　　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分类体系亟需添加一个名叫「共情障碍」的类别。

　　死刑不仅野蛮（说来讽刺，它使得国家和它惩罚的对象一样失去了共情），也断绝了当事人改变和成长的可能。且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共情的成分（比如情绪识别）是可以学习的。

　　如果一个明白无误的「邪恶」分子（希特勒或许可以作为例子）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也受到了惩罚，那我们也应该关注他的善良品质，并希望改造他吗？

　　作者认为应该这么做，无论ta的罪行有多恶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在向作恶者表达共情，而不是在重复ta的罪恶、把ta看作一件物品而不是人。要不然，我们也不比我们惩罚的对象好到哪里去。

　　作者认为这里面包含了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伦理的：如果零度共情真是一种神经失能，那么这样一个罪犯又能为自己的罪行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有时候犯人的罪行太严重（比如谋杀），出于以下三种原因，ta必须坐牢：第一是保护社会，避免此人再次犯下相同的罪行；第二是宣示社会对此类罪行的不认同；第三是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庭）伸张正义。

　　但对于因为缺乏共情而犯下较轻罪行的罪犯，并非一定要去监狱。

　　如果某人因为零度共情而「看不见」自己对别人的感受造成的伤害，那ta应该得到的人们的同情。

　　社会可以选择用有尊严的方式对待一个犯罪程度较轻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是惩罚，而是表达同情和理解，伸出援助之手。并给ta安排妥当的岗位，让其用系统化能力服务于社会。

　　零度共情的治疗应该以共情回路为目标。那些在共情的钟形曲线上远远落后的人，ta们的部分或全部共情回路的神经元活动比常人少得多。

　　我们的无罪，与我们的道德关系甚微，而更多的只是因为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