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食寄京师诸弟十篇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1

　　以美人、香草作比喻象征，是屈原《离骚》的特色之一，此后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构成了特殊的意象。《离骚》中所说的“美人”，比喻或象征品德、才能美好的人，有时是屈原自喻，有时指作者理想中的贤君或贤臣。《离骚》中写到的许多香花芳草，如兰、蕙、杜衡、芳芷、秋菊、芰荷、芙蓉等等，大多喻指为国家培养的美好人才。

　　这种比兴寄托的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诗人们也用美人、香草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例如李商隐有一首《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写一个女孩子，很聪慧，八岁就懂得爱美要好，自己能画好看的长眉；十岁时去踏青春游，穿着绣了荷花的衣裙（大概是自己绣的）；十二岁学习弹筝，一弹起来就不肯歇手；到了十四岁，父母就不让她出门随便见人了，因为她到了出嫁的年龄；可是到了十五岁她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她在春风里秋千架下，背着人偷偷流泪。其实李商隐写的不是一个女子，而是他自己。这个“美人”是个类比意象，作者用她未得其人而嫁的遭遇，来比配自己不得赏识、仕途失意的境况，抒发心中的忧伤和不平。

　　陈子昂有一首《感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意思是说，兰花、杜若这些香花芳草，春夏时长得很茂盛，绽开了美丽的花朵，发出芬芳的香气；可是生长在空寂的山林中，无人欣赏；时光飞逝，秋风来了，美好的生命就这样很快摇落死亡了。这首诗叫人联想到古今许多才智之士，都有过美好的理想，却得不到实现的机会，有志者事竟不成，白白地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兰若”实际上是智士才人的象征，“芳意”则喻指美好的理想。

　　诗人的这番心事不便明说，又因为诗贵形象，所以用美人、芳草来寄托。

　　在古代诗歌中，芳草还有另外一种寓意――怀人盼归。其源出于一个文学典故――《楚辞》所收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这首抒情诗写山中环境险恶，不可久留，盼望隐士（即诗中的“王孙”）早日归来，其中有这么几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大意是：王孙游历山中还没回来，从春草生到秋虫鸣，将近一年了，我们盼得好无聊赖啊。诗的结尾是：“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后来的一些诗歌里，“春草”、“芳草”、“青草”以及“萋萋”就成了怀人盼归的意象。

　　例如大家读过的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根据《招隐士》的典故而写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孙”指朋友，“远芳”、“晴翠”、“萋萋”都是形容青草茂盛，又暗寓作者心中充满怀念的情意。再如杜牧的诗句“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长安送友人游湖南》），是暗中用典，这“芳草远”，是说朋友到远方去了，想得慌。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2

　　一、加强诵读、感悟

　　赏析古典诗词，诵读是第一位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三分诗，七分读。”反复诵读，对理解诗词并深入赏析诗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鲁教版必修五中李白的《蜀道难》，大胆奇特的想象、险峻艰难的蜀地、炽热奔放的情感、开阔的胸襟、雄伟的气势都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才能慢慢感悟。

　　再如杜甫《登高》，登高远眺的壮阔图景，铿锵和谐的声韵之美，感时伤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品读咀嚼，掩卷深思，令人叹惋无穷。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词句优美，韵律和谐，特别适合诵读。而要想读懂古诗词，并深刻地理解作品，进入诗词中那诗情画意的境界，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必须先学会读诗，从读中感悟，从读中品味。

　　二、关注标题，抓题眼

　　古诗的题目往往揭示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题材、情感等，是解读诗作主旨的重要切入点。

　　如张旭的《山中留客》，由题目推测可能是通过描写山中景致，表达以美景留客的情感;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由题目可推测，诗歌表达的是作者在寒食节，思念京师诸弟时流露出的孤独、寂寞、凄凉之情。

　　古诗题如此重要，但是在平时的阅读鉴赏中，许多学生却草草一看，不作深究，这就导致对诗歌的赏析不全面、不深入甚至是理解歪曲，非常可惜。因此，在诗歌阅读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关注标题，挖掘标题中隐藏的信息，以便为我所用。

　　三、了解作者，关注注释

　　诗歌所表达的主旨和思想感情大都与作者的生平遭遇和所处的时代有关，同样的景物，因诗人遭遇、心境的不同，会寓含截然不同的情感。诗歌鉴赏题一般都标明了作者，很多诗歌后有对作者生平际遇的简单介绍，这就为我们鉴赏诗歌提供了条件。因此，读诗时，我们要善于去联系诗人的遭遇、境况，注意从注释中揣摩诗歌的写作背景等。联系这些背景，才能准确把握诗歌的思想感情。

　　比如2011年安微省高考卷中欧阳修的《琅e溪》：“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考题中加了一注：此诗写于作者被贬滁州（今安徽省境内）期间，琅e溪在滁州琅e山。这一关于诗人创作此诗的信息，提供了解读这首诗的钥匙。“作者被贬滁州”，“琅e溪在滁州琅e山”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这首诗可能表达的是诗人被贬后，在游览琅e溪中，面对这幽静美好的景象，忘却了仕途的烦恼，醉心于山水的悠然情怀。

　　四、把握关键词句，揣摩诗人情感

　　关键词句指的是诗歌中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作品思想内容的词语或诗句，我们阅读时准确抓住关键词句，无疑对正确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把握诗人的思想情感有重要的作用。

　　例如，2014年山东卷的《寻诗两绝句》（陈与义）：“楚酒困人三日醉，园花经雨百般红。无人画出陈居士，亭角寻诗满袖风。爱把山瓢莫笑侬，愁时引睡有奇功。醒来推户寻诗去，乔木峥嵘明月中。”赏析时，抓住诗中的“楚酒困人三日醉”，“爱把山瓢莫笑侬”这两句，就会很轻松地读出了陈居士的喜爱喝酒及性格的不羁与洒脱等信息。

　　五、把握诗歌意象，积累特定含义

　　在诗歌中，总有一些特定的意象代表特定的含义，也往往寄托着特定的情感。

　　如2014年新课标卷1《阮郎归》（无名氏）：“春风吹雨绕残枝，落花无可飞。小池寒渌欲生漪，雨晴还日西。帘半卷，燕双归。讳愁无奈眉。翻身整顿着残棋，沉吟应劫迟。”诗中选取的意象有“春风吹雨”“落花”“小池寒渌”“落日”“归燕”等，这些都是古诗词中典型的愁苦类意象，理解了这些意象的情感，再结合诗歌的其他信息去鉴赏本诗，就轻松容易得多了。

　　再如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诗人通过画角、牧马、西风、铁马金戈、青冢、夕照、秋雨等边塞诗中常见的意象，表达了对历史兴亡的深重悲悯和对卷入其中的女子的深情怜惜。

　　在平时的诗歌教学中，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学生积累一些诗歌中常见意象的特定情感含义。如“梧桐”表凄苦，“梅”象征高洁，“杨柳”代表着离别、留恋、伤感的情感，“鸿雁”传达出羁旅伤感、思乡怀亲之情，“杜鹃”是凄凉、哀伤的象征，“”是高洁、隐逸之士的最爱，等等。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3

　　关键词： 常州诗派 洪亮吉 范式 忠孝友悌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69-73

　　诗人的生命往往既在其作品世界里，又在其生平事迹中。想要很好地了解诗人的人格精神、心灵世界，就不仅要阅读其诗歌作品，而且要观照其一生行事。诗歌流派的诗风祈向，表面上看是诗歌风格的相似与趋同，本质上则是诗人人格精神的一致与同构。知人论世乃传统的诗歌批评方法，研究常州诗派既要从诗歌世界中探析，也需从生平行事中寻绎。洪亮吉是常州诗派中典型人物，其一生行事堪称范式。

　　洪亮吉（1746—1809），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自幼丧父而刻苦读书，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等人友善，有“毗陵七子”之目。在诗歌创作上颇得袁枚、赵翼等人的赏识。学使朱筠谓“甫到江南，即得洪、黄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云。”［1］2330洪亮吉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地理学、方志学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人口学家。他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的时间实在太长，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十五岁才以榜眼高中，成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后督贵州学政。嘉庆元年（1796）回京供职，嘉庆五年（1800）以越职言事获罪，充军伊犁。三个月后赦还，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一

　　清代常州人文荟萃，堪称文献之邦。袁枚诗云：“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2］690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3］494严迪昌《清诗史》亦云：“常州在清代人文蔚起，如包括所属八邑，更是景观惊人。乾隆时期，常州这个‘部落’最称鼎盛，诗、文、词、画、经学、史学莫不名家辈出。即以诗论，先是黄景仁、洪亮吉称‘洪、黄’，后又加上孙星衍，称‘三家’，又添进赵怀玉为‘孙、洪、黄、赵’，最后则有‘毗陵七子’之号。这个群体，除了黄景仁外，洪亮吉名声影响最大。”［4］924常州诗派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包世臣认为黄景仁“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5］629在诗歌创作上洪亮吉稍逊黄仲则，在诗论建树上则当仁不让，其《北江诗话》堪与赵翼的《瓯北诗话》相颉颃，是乾嘉常州诗派诗学理论的基石。维特根斯坦曾言：“一个人所写的东西的伟大依赖于他所写的其他东西和他所做的其他事情。”［6］94洪亮吉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交际之广、声誉之隆并非仅凭“文章”，主要应该是“他所做的其他事情”——道德行为上的垂范。洪亮吉既是有才之人，更是有德之辈。由于地域因素、历史承继、家族文化的影响，加之常州士子普遍具有的忠梗、迂憨之气，常州诗人磊落高旷、性情耿介、节操高尚，在这方面洪亮吉堪称范式。洪亮吉生于文化世家，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其一生的文化含茹、人格育成中，“士先器识而后辞章”［7］206的儒家信条对其影响甚巨。道德是文章的内质，文章是道德的外化。洪亮吉的道德、文章皆服从于“忠孝”思想，是其人生奋飞的双翼。他一生恪守儒家传统，从不越雷池一步。“洪稚存太史志行气节，儒林引重。”［1］2396洪亮吉认为诗歌“当又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1］2296，其诗学主张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道德内涵。因此，在研究洪亮吉诗歌时，“以审美的标准评价艺术性，以超审美的标准评价伟大性。”［6］94本文以常州诗派中“洪亮吉范式”为研究中心，以“品格”为向度，以期引起学界对洪亮吉以及常州诗派的诗歌矿藏进行深度掘进，有望获得更多的乌金瑰宝。

　　（一）荩臣忠心

　　“男儿处身世，恩重命亦轻。”［1］1934洪亮吉怀有强烈的知恩图报的心理。“荩臣事业先清节，传世文章已白头。只我受恩惭未报，青冥高望渺含愁。”［1］842“高宗纯皇帝上宾，亮吉以供奉内廷奔京哭临。”［8］5559洪亮吉的忠君思想既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承继，又有士为知己者死之因素。其憨直、忠贞，既源于个性禀赋，又是受常州人文环境的熏染，包括师生友朋间的激发与焠厉。

　　洪亮吉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他一心为国，不避嫌怨。从其弹劾贪官一事可以管窥当时士子心态、官场壸奥。“仁宗亲政，诏求直言极谏之士。亮吉念身自微贱，受知两朝，居侍从之列，欲终不言则非人臣匪躬之义……自闻诏后，不知寝食者累月。”［8］5559“因陈时政数千言，指斥故福郡王所过繁费，致州县虚帑藏以供亿，故相和珅擅权，时有达官清选，或执贽门下，或屈节求擢官出使者，凡罗列中外官罔上负国者四十余人。”［1］2369因为关心国事、竭诚报君，“先生目击时事，晨夕过虑，每闻川陕官吏偶言军营情状，感叹焦劳，或至中宵不寐”［1］2345。“文死谏”乃书生报国之途径，但因种种原因，往往是“书生报国徒诳语”［5］308。洪亮吉对皇权裹挟下的士子价值看不清楚。“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5］15-16，这虽是黄仲则的一时愤激之辞，却也切中时弊。“亮吉读书人，体弱，毋许用刑。”［8］5559嘉庆帝的一句体恤话语让洪亮吉感激涕零，“伏地痛哭，一一如问，指陈无隐。”［1］2345与洪亮吉同朝为官之人大多“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9］11309“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9］11309，这是当时官场上明哲保身者心理的真实写照。衮衮诸公中直言极谏者寥若晨星，洪亮吉算是特例，其忠鲠、憨直之气于此流露得淋漓尽致。此事颇具戏剧性、滑稽感，背后的玄机耐人寻味。在乾隆盛世，在英明君主的眼皮底下，为何会有和珅这样的巨贪，且能猖獗一时、横行一世？为何伉直之士洪亮吉却被遣戍伊犁，又旋被赐环？洪亮吉自此结束了伴君如伴虎的生活，回到秀美的江南栖息其劳顿的心灵。从洪亮吉犯颜批鳞及其晚号“更生居士”的背后，不仅可以管窥盛世官场的腐败，而且可以透析乾嘉仕子宦海的艰险及其心魂的难安。

　　（二）孝字为先

　　洪亮吉立身以忠孝为大，他既凭忠君闻名，又以纯孝著称。其孝亲之情在诗作中抒写不多，在行动上则得到很好的践履，《洪北江先生年谱》对其感人孝举记载甚详。

　　洪亮吉“六岁而孤，母蒋贤明，督课严，风雪夜受经至鸡鸣。亮吉纯孝，既壮，为婴儿戏娱母。家贫，橐笔出游，节所入养母。”［8］5559少小失怙，“贫无所依，随蒋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经，率夜四鼓方就寝。”［1］2324在严母的督教下他读书明理，其外家蒋氏乃当地名门望族，洪亮吉的成长主要得益于母教与外家的支持。在家境窘困的情况下，母织子诵常到深夜，他对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厚，《机声灯影图》凝结着母子情深，海内名人题咏殆遍。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二十六日，“蒋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风疾卒……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讣后惊悼有他变，即作札言太宜人病状”［1］2332，“先生骤闻哀耗，五内昏迷，方度八字桥，忽失足堕水，两岸陡削，人不及救，随流至滕公桥。有汲者见发飏水上，揽之，得人，试心口尚微温，始呼众集救，问里中识者……及审状，则皆曰：‘孝子，孝子！’悲叹而散。天严寒，衣履冰湿……久之方苏，抢呼痛哭，几不欲生，水浆不入口者五日。诸姊以大义责先生，始稍进米饮。七七内仅啜粝粥，席藁枕块，昼夜号哭，终丧不进肉食，不入内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緇布，自以未及侍蒋太宜人含敛，哀感终身。嗣后每遇忌日，辄终日不食，客中途次不变，三十年如一日。”［1］2332-2333除孝母外，洪亮吉对外王母龚太孺人亦极尽孝心，乾隆三十二年，“冬十月，外王母龚太孺人病剧，先生自塾中归侍疾，衣不解带者旬日。及卒，恸哭呕血。七七竟，始奉蒋太宜人归兴隆里旧宅。”［1］2328他在《从母庄孺人墓表》、《从母杨孺人墓表》、《九月初二日，得家书始奉适王氏姑七月初九日讣，翼日，于崇南坊寓舍为位以哭，哀定并赋诗一章》中抒发了对两位姨母以及小姑的敬爱、怀念之情。常州诗人成长过程中的母教往往胜于父教，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孙。洪亮吉的成长得益于广义上的母教，具体说来，就是受外婆、姨娘、姑姑等家庭成员以及亲戚中女性的影响，在洪亮吉的成长过程中，她们付出了很多心血，正因如此，洪亮吉衔恩佩德、耸志翘襟。当然主要还是得益于母亲的教育。洪亮吉是纯情至性之人，其孝既含人伦因素，又有感恩戴德成分。

　　（三）棣萼情深

　　孝悌相连，洪亮吉除孝敬长辈外，对同辈亦充满爱心，从其颇重手足之情足见其仁爱之心。洪亮吉有三姐一弟，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过早地用柔弱的肩膀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我年十五六，即为童子师。无父谁复怜，门户独立支。”［1］2027他先是靠教私塾挣来的微薄馆金，后主要依赖游幕做师爷挣来的极少收入艰难地维持家庭生计。姐姐出嫁后，他除了挣钱养家外，还要为仲弟供书上学，“四十四年己亥，先生三十四岁。仲弟以少孤失学，假仲姊资学为贾，累岁亏折资本，至无以偿。时先生服阕归里，决计携弟北上，别谋进取。”［1］2333“先生节啬所入，半给仲弟馆费，以半寄归为衣食之资”［1］2334，“四十五年庚子……仲弟以思家得咯血疾，新岁益甚。先生质衣具资，遣人送归。时甫近上元，以无衣不克出门，托疾断庆吊绝过从者凡两月。”［1］2334“仲弟病痊后，复假贷北来，先生为尽偿宿逋，并取还前典质之物，类皆卖文钱也。”［1］2334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二十五日，“适汪氏仲姊以疾卒，先生闻讣，哭之恸。仲弟以尚未议叙留都，每月揭资寄之。”［1］2335洪亮吉一如既往地赞助其弟生活，宁愿自己衣衫褴褛、忍饥挨饿，也要维持好舍弟学习、生活所需。舍弟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后，洪亮吉仍放心不下。《舍弟以八月亲迎，余悯其未知稼穑之艰而即有家室，爰作诗二章勖之以成人之义云尔》一诗是他对舍弟的叮嘱：“晨昏侍堂帏，冀以慰苦节。黽勉卅载修，冰霜历周折。年衰心血尽，始及抱孙日。愿汝勖室人，承颜幸无缺。”［1］2028他教导弟弟度荒对策,“忆把家书读，愁言米价增。已知河鲤涸，只望雨龙升。八口兹何计，三田再不登。年荒应杀礼，亲迎莫烧灯。”［1］2023该诗充分地揭示出荒年饥岁中士子的困窘境况，表达了白屋寒门中兄弟深情。嘉庆三年（1798）三月初二日，高宗纯皇帝召见洪亮吉并记名表扬，“时甫得仲弟凶讣，痛哭不食者累日，即于初七日陈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属从陆路南回。四月二十五日，抵里，哭仲弟于厝舍。”［1］2344皇恩眷顾之际、仕途顺利之时，洪亮吉“得仲弟凶讣”，便立即“陈情引疾”，回家料理丧事。从其在仕途、亲情间的取舍，名利、责任间的选择可见他人格操守的高尚。在“无父从兄”的时代，洪亮吉对舍弟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他不仅尽到做兄长的责任，而且替母亲承担了部分责任。这既是长兄的担荷，又是洪亮吉孝母之心的延伸。

　　（四）友生义笃

　　古人提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有道是“虽有兄弟，不如友生。”［10］332《吴会英才集》称洪亮吉“至性过人，笃于友谊。”［1］2396他和赵翼“青鞋布袜过从频，一道横街作近邻”［11］1203，属于“劲敌相逢互客主”［11］1102的忘年交。赵翼“偶有遗忘，问之稚存，辄录示原委”［11］1061，“凭君胸罗储偫多，供我耳食取携速……快哉得此行秘书，读万卷如为我蓄。”［11］1061-1062洪亮吉“与同邑黄景仁诗歌唱和，时称洪黄。”［8］5559“家居，与孙星衍相研摩，学益宏博，时又称孙洪。”［8］5559“同里则孙、黄、赵诸君外，复偕杨君伦、吕君星垣、徐君书受、唱酬无间，里中号为七子。”［1］2331其表弟赵怀玉《哭洪大》曰：“我之先王姑，实为君大母。君才长一龄，肩随少相狃。”［12］550从乾嘉诗坛特别是常州诗群别集以及相关文献中不难看出洪亮吉高频出现，这与其擅长交际，笃于友情有关。与洪亮吉相隔云溪的黄景仁乃心高气傲、严于择友之人，与洪亮吉却是金石之交。他们之间的友情十分感人，堪称死友。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洪亮吉）得黄君景仁安邑临终遗札，以身后事相属。先生由西安假驿骑，四昼夜驰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萧寺中，为措资送其柩归里……八月朔日，抵里门。因为黄君营葬。”［1］2337洪亮吉不负嘱托，不愧为黄景仁的生死之交。《清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君墓碑》有云：“君之大节章矣，至其友于兄弟，惠及朋友，尤复恤然于急难之故，漼焉于死丧之戚。尝以仲弟殁，引疾去位，归里持丧。又其友黄君景仁，旅死安邑，君自西安假驿骑四昼夜行七百里，哭之于萧寺中，送其柩归。二秋徂殁，延之之服有逾；千里结言，元伯之车俄及。他如义敦戚党，谊笃师门，指囷折券之风，乐善好贤之雅，即云余行，人孰能之？”［1］2366他的义举入选徐珂《清稗类钞》的《义侠类》，必将传唱后世。

　　洪亮吉在《竹初诗钞·序》中说：“闻季木得余书痛哭失声，时时走余家问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即得季木书，于患难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无不至。在戍所三阅月，凡三得季木书，而余已蒙圣恩旋里矣。季木于朋友死生离合之际，不忍相负如此，然后知季木诗之工，季木性情之挚为之也。乌乎！”［13］7-8从洪亮吉遣戍伊犁后其好友钱维乔的态度可以反观洪亮吉的为人，同时亦可管窥常州诗人性情的敦厚纯挚。

　　二

　　清朝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殚精竭虑，通过各种手段对士子进行“行为规范”，对江浙一带的文人采取了更多、更巧妙、更有力的文化整肃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了乾隆年间开始收到明显的效果。常州一地素有泰伯遗风，东林精神，东坡人格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化育，常州民风醇正，士风厚实。常州人文环境的“风景这边独好”乃“洪亮吉范式”形成的沃土。

　　赵怀玉（1747—1823）的至性、清操与其表兄洪亮吉颇为相似。“不敢好名为欺人之事，亦不肯好奇为欺人之学。”［12］147他移忠于孝，《收庵居士自叙年谱》云：“吾母嘉言懿行不可悉数，怀玉幼即多病，其抚怀玉也，恩情抚育，百倍恒情。常侍母寝，年十六应试白门，匝月离母侧，每远行，则泫然泪下。乃生不能养，疾不能侍，敛不能凭，而犹视力人世，其何以对有母之人哉？”［14］497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的孝母之心。赵怀玉不仅忠孝，而且友悌。嘉庆二年八月，“洪稚存以言事得罪，部拟斩决，上宥其死，改发伊犁。余第一日慰之于都虞司，第二日探之于刑部狱，第三日送行于广宁门外。典衣为赠”［14］497。患难见真情，洪亮吉被发配伊犁时，赵怀玉、钱维乔、孙星衍等人皆未避嫌，而是用一颗至诚炽热之心去温暖患难中的洪亮吉。赵怀玉既重友生之情，亦重兄弟之义，年谱载：“初先祖常命余与从兄华玉并为世父似山君后，时甫二龄。及长……决意为归宗计，是岁九月十三日始集族人祭告祖先，举所授田产悉归从兄。”［14］463由此可以看出赵怀玉重义轻利的品格。

　　孙星衍（1753—1818），在诗文上与洪亮吉齐名，合称“孙洪”。石韫玉《芳茂山人诗录序》云：“先生抱慈惠之心，守耿介之操。凡一事之有利于人者，无不为也；凡一事之有蠹于国者，无不革也。百姓爱之若父母，百吏尊之若师保。”［15］1《十朝诗乘》云：“孙渊如观察山左，尝与康廉使基田规筑丰县河堤……渊如尤耿介，河工羡余，向归扣费者，独纤芥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及巡抚亟奏合龙，移其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当半属后任，而当事者并以责之。渊如无难色，曰：‘吾无才椽尺土，然既兼河务，敢不为人受过！’不近利，亦不避害，士大夫所难也。”［16］459由此可见其仁恕之心、廉洁品格。再看一段有关他的美谈，“族妹年未笄，随父转徙至都门，几为贵人簉室，渊如时官兖州守，闻之，趣毁其约，使人迎至兖。太夫人收养之，视若亲女。适吴山尊孝廉鼒赴试，道出山左，因浼人媒合，即于署中合卺。后五年，吴入翰林，传为佳话……相传孙渊如妹貌美，能诗，山尊尝以‘碧桃花’喻其风格。”［16］395从此佳话中可以看出孙星衍仗义果敢，乐于助人的精神。此中既显仁爱之心，又有友悌成分，同时从其对女性婚姻自的尊重中看出其女性观的进步。

　　赵翼（1727—1814）是乾嘉常州诗派中另一位核心人物，他“平生性不因人热”［11］210。广州太守缺出，两广总督李侍尧托人捎话给他，要他面见，以图收为党羽。出人意料的是赵翼对此不加理会，由此可见其性格的强项。“芒鞋不称朱门步，羸骑羞随绣幰鞭” ［11］215是其性格的写照。“先生生平骨嶙峋，但有强项无曲身”［11］649虽是奉粲戏言，却也是是夫子自道语。

　　盛世寒士黄仲则（1749—1783），目无凡尘，交友不苟，“天然臞隐骨嵯峨，破絮蒙头自苦哦。残雪一峰相对立，不知清气落谁多。”［5］256该诗可见其人格之独立，操守之高洁。“旧山同伴倘相逢，笑尔行藏不如鼠。”［5］355他鄙夷“似张虎威实媚人”［5］354之辈。自身困窘却能悲天悯人，心系寒士，“我欲云门峰，化作并州刀。持登天都最高顶，乱剪白云铺絮袍。无声无响空中抛，被遍寒士无寒号。”［5］135黄仲则诗中之“絮袍”与杜甫的“广厦”、白居易的“万里裘”一样深含着诗人恫鳏在抱、民胞物与的情怀。

　　管世铭 (1738—1798)拜任御史时，赵怀玉贺之以诗，拜官后，“劾和相疏草已具，乃奏留枢直，自云愧负此官……韫山志在抗言除奸，然当其入谏院，尚非其时，文成盖深知之。”［16］432《清史稿》言：“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9］11315。

　　由上可知乾嘉常州诗派中的钱维乔、赵怀玉、孙星衍、赵翼、黄仲则、管世铭等人身上皆有常州士子普遍具有的忠正耿介之气。其总体人格倾向于“洪亮吉型”，同气相求、意气相投乃彼此倾慕、相互交好之因，他们之间堪称“金石交情翰墨缘。”［15］49在道德操守上，洪亮吉堪称样板，这是他受到乾嘉常州诗派其他成员普遍欢迎的根本原因。钱维乔《致洪稚存》有言：“始吾以足下为才士，今则以足下为谠臣矣。才士所尚者以文采风流相照耀，而谠臣者一言一行必将有裨于世道，为人所矜式也。”［13］239此乃知己之言、知心之论。乾嘉常州诗派中的入仕者既是才士，又是谠臣，不只是“立言”之人，更是期望“立德”之辈。《楚辞听直》云：“众臣留智以卫身，忠臣竭智以忧国；智留则诡踪，自秘而愈巧；智竭则忠肠，日露而成愚……长于谋国者，自拙于谋生也。”［17］743洪亮吉“竭智以忧国”，在任考官、学政期间，勤勤恳恳、尽心履职，受到百姓、同仁以及圣上的高度肯定。洪亮吉“长于谋国”，却无施展机遇，其政治蓝图乃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由不得单纯的读书人。到了乾隆中后期、嘉庆年间，大清国渐趋衰变，统治者的素质、统治政策、以及整个统治机构的效能皆江河日下，整个社会渐显末世衰兆，日薄西山的暮气已被敏感的诗人所感知。在此时代背景、政治气候下，洪亮吉仍怀赤子之心为皇权效忠，其忠君之念中饱含着为国是的担忧、为民生的焦虑，这既是传统精神的承继，又是地域士风的促成，更是纯儒精神的呈现。将要走到尽头的大清帝国，渐渐失去其吸引力、驾驭力，与朝廷离心而在野成了一些士子无奈的选择。这是乾嘉常州仕子中途归隐的深层机理所在，也是洪亮吉遭遇之成因。

　　结语

　　“忠孝友悌”是儒家对士子的道德规范、伦理要求，是士子“检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参数。洪亮吉乃乾嘉常州诗派中核心人物，其地位的形成除了诗歌创作成就与诗学理论上的建树外，主要源于其人格精神上的垂范，忠孝友悌是“洪亮吉范式”主要构成要素。纵观乾嘉年间常州诗人群体的行迹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属于“洪亮吉范式”，洪亮吉是其中最为典型、最为闪光的人物。“忠孝友悌”乃常州诗人精神之体坚硬的内核，对此进行透视，无疑是研究常州诗派极佳向度。常州人憨直、忠梗之气在常州诗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文化人格在诗歌作品中即是“尚奇使气”的诗歌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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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清］黄景仁著，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7］［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8］王锺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清］赵翼著，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清］钱维乔.竹初诗钞［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陈祖武《乾嘉名儒年谱》（第十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5］［清］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4

　　太白骑鲸 沈葆桢挽福建福州杨仲愈

　　聚多冠盖

　　春满壶觞 福州聚春园联，佚名撰。此联系藏头联。

　　白云朝夕异

　　明月古今同 林纾题福建福州双骖园

　　丹青山外寺

　　红白雨中花 福州：于山，在福州市内

　　海日宜晞发

　　天风为振衣 陈宝琛题福州岁寒楼别墅海天阁

　　细看洞中景

　　方知眼界广 福州永泰方广岩联，林素园撰

　　眼中沧海小

　　衣上白云多 福州鼓山联，林世壁撰

　　宅入先贤传

　　门听长者车 梁九山复集杜句改署福建福州黄巷老屋门联

　　座对贤人酒

　　门听长者车 梁九山手书杜句作福建福州黄巷老屋门联

　　万里海天臣子

　　一堂桑梓弟兄 明叶文忠（向高）撰京师福建福州会馆燕誉

　　安知住世君非佛

　　想是前身我亦僧 福建福州林阳寺——明·叶向高

　　百五春归三五月

　　九重天散万重花 北京虎坊桥福州会馆灯联之二

　　百丈松楸驯鹿土

　　千秋圭节卧牛眠 福州：林则徐墓，在福州北郊马鞍村

　　半夜丝桐弹霁月

　　一樽竹史醉清风 陈宝琛题福州双门楼聚春园菜馆

　　碧涧生潮朝自暮

　　青山如画古犹今 福州：朱熹题西禅寺，在福州怡山

　　材拟圭璋方特达

　　文归雅正薄艰深 乾隆题福建鳌峰书院鉴亭，位于福州

　　藏书岂为儿孙计

　　有志都教馆阁登 福州北后街环碧轩藏书楼联龚易图撰

　　长空有月明两岸

　　秋水无波行一舟 [清]林则徐题福州西湖宛在堂

　　朝朝朝朝朝朝夕

　　长长长长长长消 福州星罗山星罗塔

　　春来赏雨延秋月

　　晓起劙桑夜课蚕 陈宝琛题福建观文书院，位于福州

　　登丘望海无涯思

　　摩石听松一适时 陈宝琛题福州岁寒楼别墅海天阁

　　地出灵泉润海表

　　天生石鼓镇闽中 ——福州望州亭

　　凤窟麟州通御气

　　黄蕉丹荔忆乡风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福建绅衿一马尾

　　漳州道府两头牛 嘲福州船政局兼马尾船长沈幼丹、漳州知府

　　公刘曾画生民策

　　司稼常担粒食忧 黄乃裳题沙捞越“新福建福州总公司”

　　古佛由来皆铁汉

　　凡夫但说是金身 福州：曾异题开元寺，在福州经院巷

　　冠盖仍循乡饮序

　　笙歌先醉社公觞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桂接碧檐相掩映

　　斋连丹阁自从容 福州：西湖桂堂

　　海到无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福州：林则徐题鼓山

　　海峤星从天上聚

　　长安春占日南多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佳日春秋来鹤盖

　　深宵吟诵似鳌峰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家园鱼笋评乡味

　　人海莺花洽古春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郊原雨足云归岫

　　台阁风清月在天 福州：叶季韶题西湖桂斋，在西湖步云桥旁

　　进退一身关社稷

　　英灵千古镇湖山 林则徐题福州小西湖李忠定公祠

　　君欲欺心神未许

　　汝敢昧己我难瞒 福州：涌泉寺，在鼓山半山腰的白云峰麓

　　看花却趁春三月

　　视草同依尺五天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珂里云开三岛丽

　　金壶花发九衢春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屴崱峰高千壑秀

　　灵泉胜迹一水幽 福州：鼓山屴崱峰，俗称绝顶峰，可观日出

　　流连不尽登临兴

　　俯仰犹思去往情 福州鼓山联，佚名撰

　　龙门世泽华跗盛

　　鲸海威名草木知 梁同书寿尹文端（继善）之子为福建福州将

　　满眼蓬蒿游子泪

　　一盂麦饭故乡情 明叶文忠（向高）题北京福州会馆义园小亭

　　人世大难开笑口

　　肚皮终不合时宜 福建福州华严寺弥勒龛——近·陈宝琛

　　撒荔须分海东树

　　看花都向日南坊 北京虎坊桥福州会馆灯联之一

　　三山佳气瞻螯背

　　九陌香尘驻马蹄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桑拓几家湖上社

　　芙蓉十里水边城 黄莘田福建福州小西湖

　　山川寄迹原非我

　　天地为庐亦借人 福州：林兆恩题金山塔

　　室因新拓来今雨

　　人比分躔聚德星 梁章钜与同郡诸君子合撰北京虎坊桥福州会

　　似我空为门外汉

　　伊人宛在水中央 福州：且菽园题西湖宛在堂

　　苔壑泉流松荫境

　　龙峰山抱水环腰 福州苔泉联蔡襄撰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5

　　关键词： 鲍文逵 野云诗钞 镇江鲍氏 乾嘉诗歌

　　引言

　　中国古代鲍氏家族著于春秋，显于两汉。新安鲍氏自晋新安太守弘公始，后子孙分迁。虽则分迁，但由古迄今，各支派鲍氏家族均信奉儒家思想，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文人墨客众多，南朝宋时著名诗人鲍照就是其中之一。杜甫极力称赞鲍照诗歌之俊逸，有名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广为流传，历代诗歌评论家则将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由此可见其文学成就之高。

　　清代镇江鲍氏家族与鲍氏先祖一脉相承，为新安鲍氏承凤派迁润州支派，素为世家大族。鲍氏家族历来重视对子孙后辈的文化教育，族中无论男女，均饱读诗书，因此著称乡里，代以礼义传家。清代镇江鲍氏家族从新安鲍氏承凤派迁润州支派始于仲珍公，迄今已有十四世传。有清一代，镇江鲍氏家族共十一位知名诗人，先后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直到光绪年间国运衰亡，有大量诗作流存于世。一世祖鲍大儒于明末迁居镇江，从二世祖鲍彝始，即以诗、书、画名闻乡里；三世祖鲍皋为清乾隆年间“京口三诗人”之一；其后的四世祖鲍之钟和鲍之镛、五世祖鲍文逵和鲍迥、六世祖鲍上悦和鲍上传、七世祖鲍心增和鲍庆熙、八世祖鲍长叙和鲍鼎、九世祖鲍元凯和鲍智孙，等等，均以才学深厚、诗作众多而知名乡里，镇江鲍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

　　一、一门风雅与坎坷生世

　　清代镇江鲍氏家族诗礼传家，是江南地区屈指可数的文学世家。二世祖鲍彝醉心于画，善丹青，擅长山水花鸟，尤工人物。他“为人诚实忠厚，有长者风”[1]，师法明代画家唐伯虎和仇英，笔法古雅端秀。鲍彝奠定了镇江鲍氏家族的绘画传统，其画艺成就被其子鲍皋所继承。据《嘉庆丹徒县志?书画》记载，鲍皋“继承家学，善书画，为诗名所掩”。

　　鲍皋（1708―1765），字步江，号海门。鲍皋与余京、张曾一起被沈德潜誉为“京口三诗人”，他一生未曾参加科举考试，可谓“平民诗人”。鲍皋自幼聪颖，出口成章，有“奇童”之称，刘大《海门鲍君墓志铭》称鲍皋“幼而攻诗，而不乐为应举之文”，王文治《海门先生传》云：“（鲍皋）家贫无书，请人借读，人或厌之，急索归，而书已成胸中矣。”雍正三年（1725），十七岁的鲍皋随父亲参皖幕僚，登采石太白楼，才惊长老，后往来于皖江、荻港间，名赫一时。后又出游苏杭，每至一处，唱发为诗歌。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年（1732），鲍皋客居扬州，得两淮都运使尹会一赏识，被尹公招致门下。乾隆元年（1736）开博学鸿词科，尹公荐举鲍皋，鲍皋托疾不就。晚年的鲍皋则更加恣意颓放，“多吟诗于茶寮酒肆，或讴吟道上”[2]。

　　鲍皋一生著述甚丰，有《海门诗钞》正集、外集十二卷行世，其诗作高古雄浑，富有气韵。其夫人陈蕊珠及鲍皋子女皆有诗集传世，陈蕊珠髫龄聪慧，婚后侍奉舅姑，以孝谨闻名乡里。鲍皋常客于外，陈蕊珠除操持家务，还亲自教授子女诗书。在课教之余，亦作诗示范，其诗清雅自具性情，可惜多散佚，由子女搜存者仅四十九首，辑为《课选楼遗诗》。长子鲍之钟，字论山，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耿介，不阿权贵。其诗承父流风，但因阅历更广，交游更多，题材更丰富，有《论山诗选》存世。长女鲍之兰，字畹芬，适太学生何澧为妻，诸子辑其诗为四卷，即为《起云阁诗抄》。十四岁与兄长论山中秋看月时，以“若非今夜月，虚度一年秋”之句为王文治等诸位名公广为传诵。次女鲍之蕙，字香，适张铉（舸斋）为妻，夫妇二人诗才相当，时有唱和。之蕙为随园女弟子，袁枚评其诗“五七古公然老手，今体音节清苍，兼饶神韵，闺中之白傅也”[3]，有《青娱阁吟稿》。季女鲍之芬，字浣云，适孝廉徐彬为妻，有《三秀斋诗抄》与《三秀斋词抄》流传于世。

　　鲍皋之后，在京口诗坛影响较大的鲍氏诗人当推鲍文逵。鲍文逵（1765一1828），字鸿起，号野云，乃鲍皋弟鲍翱之孙，鲍皋侄孙，鲍之钟、鲍之兰等兄妹四人的侄子。其祖父鲍翱、父亲鲍瑚皆工画，父早亡，其为遗腹子，由母周素贞苦节抚孤、亲自授课而成材。周素贞（1740一1813），丹徒人，诸生周本女，《光绪丹徒县志》记载：“（周素贞）幼聪慧，凡四书、《毛诗》、曲、礼、诗、古文词皆能口诵”。鲍瑚多病，于二十六岁时弃世，当时周氏怀着遗腹子文逵，历经艰苦，“教女弟子以自给，孝事翁姑，丧葬尽礼，布衣蔬食四十馀年，无怨色”[4]。周素贞生平亦写诗，但秘不示人，在其弃世后，鲍文逵将其诗歌整理以《传经阁遗稿》问世，共有五十八首。周素贞虽常年布衣素食，但教子极严，女淑、子文逵自幼从母学诗文。鲍文逵虽家贫居陋室，但敏而好学，并助母授徒，教童蒙以道义自重。

　　嘉庆年间，鲍文逵与应让、吴朴、顾鹤庆、王豫、钱之鼎、张学仁等七人因诗结缘，被后人称为“京江前七子”。还与前辈张铉、张、郭坤、茅元辂等五人因文字相结识，号称“松溪五友”。鲍文逵科举考试府试第一名，嘉庆六年辛酉（1801）拔贡，入京师任武英殿校录官。嘉庆九年（1804），魁京兆榜。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选授山东海阳县令。在任期间，鲍文逵慎刑励守，廉能有为，蔬食如初。任上两年，辄有政声，因母老官贫不能迎养，鲍文逵力请得解组归。归里授徒为生，逾年母疾逝。其后，鲍文逵在丹徒城东桃花坞一角，构筑“澹存堂”栖居，后同里邹氏延请鲍文逵教其弟子。

　　鲍文逵工诗，喜交游，与京口众多文人交游甚密。著有诗集《野云诗钞》十二卷，文集《舞鹤山房集》。嘉庆初年，丹徒太守修县志未峻，鲍文逵后来参与了《丹徒县志稿》的编纂工作。鲍氏家族一门风雅，家中众人皆能为诗，然而鲍文逵独特的身世遭遇与丰富的交游经历，令他在诗歌领域另有一番造诣。

　　二、诗风流变与人生轨迹

　　鲍氏家族信奉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中济世安民思想、功成名就观念根深蒂固；乾隆己丑科（1769），鲍皋之子、鲍文逵伯父鲍之钟中二甲第三名进士，其后颇受宠信，为官数载，故而鲍文逵在早年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笔底不时流出豪迈之言，其诗《题鲁子山西华记事诗后》云：

　　谈兵自古笑书生，谁料奇功一夕成。虎穴独探身是胆，鸟巢全S夜无声。

　　铙歌自拟长杨赋，花县翻为细柳营。安得如公三五辈，西南妖焰扫俱清。

　　虽是一介书生，鲍文逵亦有建功立业的凌云壮志。其诗作中，多有怀古慷慨之句：“谁写精云如素缣，眼角犹看泪横血。昔公首议倡勤王，十三战捷如驱羊。东京留守势益振，貔貅百万环其疆。”（《题宗忠简公遗像卷子》）

　　在项羽墓前题诗曰：

　　一炬咸阳王气终，五年血战霸图空。世间成败无非命，天下英雄独有公。

　　落日松楸重系马，深山叱咤俨生风。汉家事业今何在？寂寞长陵白露中。

　　其对西楚霸王的赞赏、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他自号“野云”，少年时代有长诗《野云行》曰：

　　野云孤飞何所止，一去无端忽千里。少微真人举手招，竟入千山万山里。山中何有有白云，朝飞暮返何纷纷。野云徘徊傍岩壑，白云腾笑非其群。吁嗟处州何可处，夕畏长蛇朝畏虎。野云之来亦良苦，寥落终年竟谁语。有时痛哭还放吟，边人只谓云无心。世间闲云亦自有，野云不愿空山守。愿随甘霖润枯槁，愿为剑气干南斗。奈何郁郁居此间，不敢高飞出林薮。噫吁嘻，

　　野云亦自有故山，胡为朝出暮不还。逝将乘风破巨浪，影动紫金浮玉间。故人焦先有茅屋，门对蓬莱云满目。江山大好不归来，野云野云何处宿。

　　野云不愿自守于空山之中，并趁着江山大好不想归来，正是鲍文逵此时踌躇满志、意欲成就一番事业的内心剖白。

　　但其中年诗作《题蒋梦峨太守梅花草庵纪梦图二首》中则说：

　　出岫无心是野云，梅花茅屋怅离群。浮生扰扰成何局，前路茫茫欲问君。

　　“无心出岫是野云”，中年鲍文逵的功名之心仿佛逐渐消散，诗作多为游湖登高酬和之诗，诗中便满是悠然闲适之意，不复见早年的豪言壮语：

　　霭霭春云过，萋萋芳草生。人闲知鸟乐，风静识花情。

　　池影虚含阁，山光半入城。遥怜京口渡，江水接天横。

　　（《东斋遣兴》）

　　一啸高崖万木风，秋声先到此山中。归帆破浪争飞鸟，急雨横江截断虹。

　　千里有怀同极目，半生吾道尚飘蓬。茅庵佳处如容借，拟向沧洲作钓翁。（《立秋前一日同钱鹤山登焦岩绝顶》）

　　已是伤迟暮，斜晖又满岩。乱鸦非不断，片片挂征帆。

　　江远寒潮泻，峰危古寺衔。樵人归欲尽，独醉倚松杉。

　　（《课选楼即事，同畹芳姑母分韵二首》选其一）

　　荻苇萧疏护石栏，楼开一角海门宽。竹摇斜日经秋薄，松杂惊涛入夜寒。

　　绝顶追攀盘鹤路，沧州浮动钓鳖竿。醉来欲唤焦先起，月上藤萝且共看。（《焦岩海门庵》）

　　由此可见，鲍文逵的诗歌创作从早年的豪迈慷慨，到中晚年的闲逸自适，诗风前后有别。仔细分析其生平、诗作，我们不难找到其诗风变化的缘由。

　　鲍文逵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以明经科拔贡进京，入京师任武英殿校录官，其后居京师十年。嘉庆九年甲子（1804）中顺天经魁，直到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才被选授山东海阳县令。自嘉庆六年（1801）进京伊始，鲍文逵在京师长达十年的求官生涯并未有详细记载。在海阳县令任上两年后，鲍文逵以母病为由乞归。归故里后，授徒为生，其后再也不曾出仕。鲍文逵的辞官归乡与其恪守孝道、眷恋家园的性格相关，亦与其仕途艰难的经历、饱受挫折的心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在《H厂图题赠钱三》中，如是描绘京城十年求官生涯：“我尝潦倒羁长安，袍屡傲严霜寒。遇君高歌酒家市，怜予客久衣裳单”，其内心深处的辛酸与凄凉令人侧目。间或又以杜少陵在长安的潦倒岁月自怜：“凄怆江潭心独苦，飘零京洛数尤奇。长卿有壁贫非甚，杜甫无家兴可知。”

　　甚至是在归乡多年以后，每每忆起京师岁月，鲍文逵仍难以自制，忍不住黯然神伤。当表弟张稼村亦因选贡即将入京时，他用自己的坎坷经历告诫表弟，字字伤怀：“鸾鹤翔青冥，垂翅宁不耻。言旋已无计，潦倒歌燕市。幸邀京兆荐，兼览石渠史。蹉跎，晨昏旷盘F。”仕途艰难、生活潦倒，凡此种种，困苦不堪，早已摧垮了他此前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给法式善的诗《呈法时帆先生，即和寄顾子余元韵》中，他自陈坎坷生世、思乡之苦，以及对前途的无尽忧虑，全诗沉郁低落，颇有少陵遗风：

　　读书得闻道，忧患亦自适。家贫身复贱，安免为人役。逵生类赵孤，龆龀遭困i。茕茕依母氏，学道岂干泽。耕无二顷田，居僦数椽宅。宗工忽见赏，贡廷教对策。垂翅堕青冥，霜毛更谁惜。先生敦夙好，苦慰风雨夕。岂有孔融才，居然李膺客。故乡渺千里，良友伤睽隔。况复白头人，倚闾盼长陌。百忧积中夜，俯首自镌责。层冰交霜雪，凝结何能释。

　　旅居京师十年之久，求官不得，日夜饱受煎熬，鲍文逵的内心早已是“层冰交霜雪，凝结何能释”，在写给友人和儿子的诗中，屡屡提及自己的疲惫厌倦：“清华仙史宜高咏，羁旅王孙已倦游”，“波澜宦海常生畏，竟欲乘流独泛槎”。

　　由此可见，鲍文逵在海阳县令任上两年，辄有政声后，便因母病乞归不过是他内心疲倦、想要就此弃官而去的一个契机罢了。自嘉庆六年（1801）拔贡入京，至嘉庆十五年（1810）授官山东海阳县令，鲍文逵十年蹉跎在京师求官，他的心中早已萌生了归隐的念头，在赠予的友人的诗中早有流露，如《赠汪怿堂》云：“才调如君仍偃蹇，买舟江上早垂纶。”这首诗在为朋友感到惋惜、鸣不平的同时，也包含了内心深处的苦痛与无奈。当一腔热血都成空，所有抱负皆化为水中月、镜中花，鲍文逵心中的伤痛与悲怆必然需要得到抚慰。在借母病乞归后，他顿觉一身轻松，有诗《解归》云：

　　韬解身轻病亦仙，呼儿裹药好归田。今朝消得坡翁福，扫地焚香闭阁眠。

　　他由此彻底走向自在闲适的隐逸生活。从踌躇满志到悠然自在，鲍文逵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迅速的；是痛苦的，也是愉悦的。他剔除和超越了现实苦痛，传承和进一步发扬了鲍氏家族乃至整个京江地区半隐逸半入世的文化情调。

　　道家的虚无缥缈与禅宗的清明空灵让鲍文逵逐渐摆脱了传统儒家文化中报国情怀的羁绊，令其开始思索人生，其有诗《寄槎歌为张五作兼送之山阴》云：“世间万物皆如寄，况是浮生去尤易。百岁光阴弹指过，当场都作侏儒戏。所以古之达者伦，寄身一事全其真。”浮生易去，万物如寄，百岁光阴弹指而过，世间种种仿若过眼云烟。既然如此，何必执著？为何不寄身一事、以全其真？他自此着力追求心灵超越、人生参悟。那么其所寄托者为何？无非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自得，如《赠种菊胡可陶居士》所云：

　　廉名胡质本传家，贫寄东篱谱菊芽。人澹霜愁千种色，晴多秋与十分花。

　　半生辛苦全清节，晚圃芳菲托绛纱。安乐有窝容此老，门前车辙任横斜。

　　禅宗思想亦对其影响甚深，在与诸多友人前往招隐山中庆祝五十岁生辰时，留下诗句：“五十年如指一弹，家山犹得共追欢。鹂音未老诗人耳，树色初浓古佛坛。”他将道家的出世精神与禅宗的高深莫测融为一体，构成了自己的悠闲自适，吟出了“风涛随意涌，鱼蛤识名稀。云暝钟初动，天空雁一飞”及“尚有名山容笑傲，无田也合买扁舟”等诗句，正是在这样立身行事的框架下理解、把握鲍文逵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

　　三、诗歌理论与深远成因

　　经历了宦海沉浮之苦的鲍文逵，因母病乞归后，便开始啸傲山林、参禅访道，醉心于寻觅山水和诗酒风流。这也奠定了其诗歌的整体基调：清雅而悠远，诸如以下两首：

　　篱落秋花半可伤，更看婀娜两三行。搔头低压黄金钿，垂手轻翻碧玉裳。

　　照影频年怜瘦尽，含毫镇日费端相。飘摇尚尔多情甚，弃舍芳姿送夕阳。（《秋葵》）

　　云敛空山月欲流，寒蛩高下语僧楼。五更钟动孤峰晓，一涧泉鸣百谷秋。

　　磐石暂留今夕影，长松曾见昔人游。醉来试问明僧绍，仙药漫山孰可求？（《栖霞征云庵》）

　　鲍文逵身为鲍皋侄孙、鲍之钟从侄，为诗自然而然地师法鲍皋父子，诗风深受其父子二人影响。

　　鲍皋总体诗风继承六朝遗风，而折中于盛唐，俊逸之处与其先祖鲍照相类，如《题园友先生秋林按剑图》一诗：“迅商激高林，廓处寡欢怡。结缨佩长剑，策影下林陂。万汇肃已凝，惨淡余秋姿。君子乘金气，励钝当及期。繁霜侵我条，凄露封我枝。惟此坚贞性，历久而不衰”，与清朝诗坛学宋诗的主流诗风大相径庭。他“得乎温柔敦厚之遗迥，异浮华放浪之习。”[5]（王文治《海门公诗传》）力纠诗坛“以为博，纤巧为新，力推孱，词富情索”[5]（王文治《海门公诗传》）之弊端。其诗集《海门诗钞》多为即兴、感怀、酬唱之作，尤爱京口山水名胜，极具地域色彩。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称赞鲍皋诗“天才鸿丽，山峙泉涌，放恣飘摇，极驰骛之能，不劳纪律部伍而自中于法度”[5]（刘大《海门鲍君墓志铭》），乾隆二十五年探花王文治则说：里中学诗者“为诗多仿鲍家格律，皆皋之流派云”[5]（王文治《海门公诗传》），可见鲍皋诗对后世深有影响。其子鲍之钟曾云，平生有四爱好：花、月、酒、茶，故其诗集中吟咏风月、歌颂壮丽河山之作较多。因为官多年，鲍之钟较其父而言更关心民瘼，有拟乐府三章：《官平粜》、《借口粮》、《借籽种》，揭露时弊更增特色。其怀乡思亲之作，情真意切，譬如《棠棣铺怀舍弟镛》：“昨日濠梁上，含⒕跞瓿铡＝窭刺拈ζ蹋挥泪望君时。”朝署诗友唱和之作，则雅兴幽趣尤富，譬如《雨后南郊，次荆南韵》：“郊原前夜一尺雨，山色溪流相映鲜。快携笠屐寻旧侣，漫对缁流谈苦禅。秋气中人独潇洒，道心遇物多幽偏。寄奴泉畔竹林院，笑问别君今几年。”其他诗作如《荆门州》：“楚岫歇微雨，泄云犹未收。天低连梦泽，野旷见昭邱。霭霭渔村出，依依原树浮。平生笑王粲，不拟登楼赋”，则轻灵空幽、意味深远。

　　鲍文逵诗则“承海门、论山遗教，而有非海门、论山所能牢笼者焉”[4]，其“论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然必洗涤明净，不使一俗字”[6]（张学仁《野云诗钞?序》），与友人赋诗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继承与超越鲍皋父子的脉络十分清晰。同时鲍文逵极爱少陵、东坡，作诗字斟句酌，力求精益求精。

　　然而，仅仅参悟一家或几家的入门之学，尚且达不到能创造出独特艺术风格的高度。鲍文逵“遗腹子”的特殊身世，令他缺乏来自父系血脉的直接关照，他早年对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学习，皆由其母亲自传授。其母周素贞是清代镇江鲍氏家族中继鲍皋夫人陈蕊珠之后，又一位能极有诗才的奇女子。她幼年聪慧，青年夫死守节，孝顺翁姑，抚遗腹孤，诗歌以雄壮明快著称：

　　命穷不碍乐清幽，霁月名花那解愁。自计展眉何处是，白云乡里待遨游。（《命穷》）

　　小窗初暖绽盆梅，扫地围炉对举杯。只为暗香灯畔发，引将清梦岭头回。

　　尘埃滚滚都难道，风雨潇潇不受摧。多谢严寒坚瘦骨，让他占断百花开。（《盆梅》）

　　母亲的安贫乐道与坚贞守礼，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鲍文逵的行为习惯，令他性敏修洁，举止严谨，进而深深影响了其诗歌创作习惯与追求：字斟句酌，不著俗语，带有浓厚的儒家礼法色彩。

　　对于诗歌创作，鲍文逵并没有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或进行系统阐述，因而未能立起门派。与他亦师亦友的法式善在《梧门诗话》中记载道：“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及门人鲍鸿起辩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泽之以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诗人之诗也；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不可胜言矣。”乾隆中期，袁枚因不喜诗坛拟古之风，主张“性灵”，即自由抒写，不拘格套，语言通俗，他有《自题》一诗云：“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其诗歌洒脱而又通俗，闲适之诗诸如《烟景》，立意甚为别致：“天然烟景足清幽，底事齐梁闹不休。文士镌碑僧凿佛，万山无语一齐愁。”一时之间“性灵派”独领，声势浩大。袁枚本人才高八斗，《遣兴杂诗》：“老妻怕我开书卷，一卷书开百事忘。手把陈编如中酒，今人枉替古人忙”等闲适之作，语虽近俚，但情趣不凡，能使“性灵”理论得到全面实现。然而“性灵”派的末流作家所写诗歌往往轻薄、油滑，甚至粗鄙。

　　鲍文逵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礼教角度，易袁枚的“性灵说”为自己的“性情说”，即不用诗歌表达不雅的情感，防止诗歌滑向粗俗丑恶的深渊。这种期待情感合乎雅正礼义、能够恰如其分表达的诗歌理想的最初来源，无疑是其母周素贞的坚贞守礼。其次来源于鲍氏家族三位闺阁女诗人。鲍文逵诗歌作品中多有与鲍之兰、鲍之蕙、鲍之芬等三位姑母的酬和之作，鲍之兰诗请和婉丽洵天性，抒写性情，且有深识；鲍之蕙诗冲和浑雅，律细神超，情深意炼；而鲍之芬则格律谨严，声情温雅清淑，几近中唐。鲍氏家族几位闺阁诗人的整体诗风对鲍文逵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此外，“取性情者”的诗歌理论亦来源于鲍文逵的人格志趣。在宦途失意之后，鲍文逵既未自怨自艾、妄自菲薄，又未狂放不羁、张扬恣肆，反而自发转向山林田园、诗书歌酒，寻求别样的人生乐趣。这无疑彰显了其性格中悠然豁达、随遇而安之处，与东坡相类似。鲍文逵的“性情”写诗，是隐迹诗书的闲适自得，是参禅论道的空灵出尘，是诗如其人、恰如其分的情感表达，正如张学仁对鲍文逵一生诗歌作品的总结：“清新绵邈不越正轨，则少年寄兴之诗也；其天风海涛奔腾激荡，则中年感怀之诗也；其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则晚年自然流露之诗也。”（张学仁《野云诗钞?序》）[6]。

　　纵观鲍文逵一生的诗学成就，堪称“诗品醇厚”。这首先应归功于京江地域多隐逸之士的文化意境与鲍氏家族诗书传家文化意蕴。京江地区的隐逸之风源远流长，从汉末的焦光、晚唐的许浑，到宋末的米芾、清初的冷士湄，隐逸名士的悠闲身影仿佛随处可见。而鲍氏家族除其堂伯父鲍之钟曾官至户部郎中，其余均未宦游官场，与同为京江名门望族的张玉书家族“一门六进士”、“政事与文学兼之”的盛况截然不同。家族与地域悠闲不羁的精神状态深深植根于他的血脉之中，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其次应归功于与其交游的文人团体，如“京江前七子”、“松溪五友”等人。与友人共同游览江南美景、追求风流蕴藉，鲍文逵的诗歌作品逐渐如美酒般愈发醇厚，闪烁着独特的“性情”光辉。此外，还应归功于鲍文逵自身的学识气魄。“性情”诗论并非只停留于诗歌创作手法方面，更重要之处体现在诗人的精神志趣层面。他以博古通今的深厚文学功底，悉心揣摩各家诗风，敢对袁枚的“性灵说”提出质疑，并拨乱反正，最终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结语

　　鲍文逵所倡导的“性情”，归根结底是率真灵动、圆润通透、闲适但不放纵、随意却不泛滥的“雅正”之情，这是清人对中国古典诗歌自诞生以来其所能寄托的情感的一次总结。通过对鲍文逵诗歌创作的梳理和论析，清代镇江鲍氏家族的文学成就即可见一斑。从明末遗民至民国初年，清代诗人群体庞大，诗歌数量众多，目前学界对清诗的研究不过冰山一角，可谓一大憾事。

　　参考文献：

　　[1]马德泾，主编.镇江人物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江扬仁.扬州名胜诗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3]袁枚.随园诗话?补遗[M].上海：上海中华图书馆，1913.

　　[4]何绍章，冯寿镜，修.吕耀斗，纂.光绪丹徒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鲍皋.海门诗钞/八卷/外集四卷/补录一卷/附录一卷[M].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6]鲍文逵.野云诗钞/十二卷/补遗一卷[M].民国二十四年（1935）澹存堂铅印本.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6

　　北国三月沐春风，香车纷然乐踏青。游人谁顾杨柳绿，竞看佳丽映桃红。

　　踏青之俗早在汉代之前已经盛行，《晋书》载：每年三月初一至初三，人们出外踏青。到了唐代更为盛行。如杜甫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孟浩然有『岁岁春草生，踏青二三月。诗句，可见当时踏青之风。宋代在清明时踏青，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即描述清明踏青春游情景。踏青日期南北不同：《月令广义》说蜀地正月初三踏青，闽粤在二月初二日，北方则到三月或四五月方可见青。

　　二十二　唐　内宴冷餐

　　御赐冷食满宫楼，鱼龙彩旗四面稠。千官尽醉犹教坐；归来月上金殿头。

　　唐张籍《寒食内宴》：『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来由。所谓冷食，即已做成的熟食。据史料载，如干粥、醴酪、冬凌粥、子推饼、馓子等。因在寒食节用，又称寒具。唐宫内的寒食内宴，可谓最早的冷餐大会。

　　二十三　宋　担酒上坟

　　骑驴担酒祭祖坟，一路春光满眼新。道旁关扑掷得顺，竿挑利物好夸人。

　　南宋杨万里有《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诗，当时上坟已由祭扫变为带食盒酒具到郊外踏青的活动；而路旁许多卖粉捏孩儿、象生果子等物的小贩用形式吸引买主，这种称为『关扑。

　　二十四　明　斗百草

　　百花争艳满庭芳，莺歌燕舞女儿乡。不喜饮酒猜拳乐，闲将斗草过时光。

　　明翟佑《四时宜忌》：『《荆楚记》曰：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时有斗百草之戏，亦祖此耳。高启《斗草》诗：『摘拾遍丛丛，铺茵曲槛东。众家谁得？胜独有并红。

　　二十五　唐　祭扫

　　寒食祭扫冢一堆，风吹旷野纸钱飞。黄泉不知生人泪 ；暮雨萧萧惆怅归。

　　《荆楚岁时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按：传说介子推于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春暮，为不举火，谓之禁烟。唐王建《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 但看垅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在唐代寒食扫墓，后来与清明祭扫合为一事。《东京梦华录》：『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

　　二十六　唐　走马射箭

　　垂杨金堤翠幕连，健儿走马射堂前。国家尚武多才俊，方显干城诸英贤。

　　孟浩然诗《上巳洛中寄王九迥》：『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

　　二十七　五代　荡秋千

　　阳春女儿笑语喧，绿杨影里荡秋千。身轻裙薄凌空舞，疑是嫦娥下九天。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又为打球、秋千之戏。注：《古今艺术图》云：『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战，以习轻戏者；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踩绳悬木立架，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曰秋千。唐王建《秋千词》：『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足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旁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析津志》云：『辽俗最重清明，上自内苑，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戏为乐。自前明以来，此风久革，不复有半仙之戏矣。

　　二十八　清　卖柳条

　　清明一霎又今朝，闻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娇。

　　《齐民要术》：『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梦粱录》：『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后来妇女也将柳条戴在头上，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清诗人杨韫华有《山塘棹歌·插柳枝》：『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翘。《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

　　二十九　唐　浴佛节

　　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建寺庵。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

　　相传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此日诵经，以各香浸水灌洗释迦之太子诞生像；纪念佛之诞生，称为浴佛节。唐代佛教信仰极盛，长安善男信女多于此日施舍。此风迄宋明依然。《东京梦华录》：『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

　　三十　宋　挂五彩线

　　榴花照眼艾蒿香，挂符门帘饮雄黄。粽角流苏悬彩穗，平安佑尔度端阳。

　　《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周处《风土记》谓：『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楝叶插头，五采系臂，谓为长命缕。宋人余靖《端午日即事》诗：『江上何人吊屈平，但闻风俗彩舟轻。空斋无事同儿戏，学系朱丝辟五兵。所谓五兵：弓、矛、戟、剑、戈；代表战乱，系朱丝避之。后剪采为小虎，粘艾叶戴之镇邪恶。《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

　　三十一　宋　染红指甲

　　端午阶前采凤仙，小钵加矾细细研。染红女儿纤纤指，粉白黛绿更增妍。

　　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如《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再如洪亮吉《十二月词之七》：『七月七日侵晓妆，牛郎庙中烧股香。……君不见东家女儿结束工，染得指甲如花红。斜簪茉莉作幡胜，鬓影过处绕香风。

　　三十二　辽　射柳

　　端午祈雨置天棚，乐园东南柳色青。分朋赛射柔条断，赢得神箭誉满营。

　　《辽史·礼志》载：契丹族为祈雨，进行射柳活动。先置百柱天棚，后奠先帝。皇帝、亲王、宰执依次射柳；败者向胜者进酒。第二天植柳天棚东南，子弟射柳三日。雨下，赐赏。后金代、明代皆有射柳之俗。《金史·礼志》载：射者以尊卑为序。柳枝有削白处，如在白处射断，且骑马接在手上者为冠军；只断不能接者为次；其馀皆负。

　　三十三　明　饮菖蒲酒

　　采得菖蒲届端阳，酿成美酒送异香。角黍蔗浆祝尔寿，何妨纵饮入醉乡！

　　《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唐殷尧藩诗云：『少年佳话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可证唐代已饮菖蒲酒。菖蒲又称『剑水草，生于水滨。制成菖蒲酒，具有性温味辛特点。对肺胃均有益，可延年益寿。明代诗人瞿佑有《菖蒲酒》诗云：『采得灵根傍藕塘，只因佳节届端阳。金刀细切传纤手，玉 轻浮送异香。厨荐鲥鱼冰作鲙，盘供角黍蔗为浆。同时节物充筵会，纵饮何妨入醉乡。

　　三十四　清　挂钟馗

　　终南进士舞龙泉，端午时节壁上悬。仗君辟邪歼群丑，免得鬼魅扰人间。

　　《事物纪原》中说：唐明皇梦小鬼喧扰，有大鬼捉小鬼食之。问为谁，对曰臣终南进士钟馗也。因应举不捷，触殿阶而死，誓除天下虚耗妖孽。明皇乃召吴道子画钟馗像供之。后民间亦多供奉。清李福有《钟馗图》诗：『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幺么枝，免使人间鬼画符。即描写在端午时供钟馗事。《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三十五　金　晒书翻经

　　三伏朝爽晒书篇，庵院翻经结善缘。近事信女乐相助，愿修来世福寿全。

　　《尔雅翼》卷二：『荆楚之俗，七月，曝经书及衣裳，以为卷轴久则有白鱼。魏晋时代在七月七日晒书，后改为六月六日三伏时晒书。《燕京岁时记》：『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清潘弈隽有《六月六日晒书诗》。

　　三十六　唐　蛛丝乞巧

　　七夕织女赐新妆，挑来蛛丝盒中藏。明朝结成玲珑网；试比阿谁称巧娘

　　《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即指一种小蜘蛛。唐刘言史《七夕歌》：『碧空露重新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杜甫在《牵牛织女》诗中也写过这种风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宋代《东京梦华录》：『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

　　三十七　宋　穿针比巧

　　供果焚香祝新秋，庭中比巧月如钩。年年闺阁乞织女，男儿何曾求牵牛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即牵牛也)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

　　三十八　宋　供摩侯罗

　　捏塑彩画一团泥，妆点金珠配华衣。小儿把玩得笑乐，少妇供养盼良嗣。

　　《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梦粱录》载：『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叫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

　　三十九　清　丢巧针

　　佳节女儿约诸邻，迭将水碗丢巧针。日光照得龙梭影，绣出鸳鸯如意君。

　　《燕京岁时记》：『京师闺阁，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或名丢巧针。清代诗人吴曼云《江乡节物诗》：『穿线年年约北邻，更将余巧试针神。谁家独见龙梭影，绣出鸳鸯不度人。

　　四十　清　拜魁星

　　七夕女儿祝织女，男士庙中拜魁星。佑我科举登榜首，供神猪头代三牲。

　　清代台湾风俗，七月七日，妇女忙于拜织女，而男子则忙于屠狗祭魁星，魁星为点取状元之神，祭拜它以求科举高中，官运亨通。清郑大枢《台湾竹枝词·七夕》诗云：『今宵牛女度佳期，海外曾无鹊踏枝。屠狗祭魁成底事，结缘煮豆待何时。钱琦《台湾竹枝词·拜文昌》诗云：『五彩亭前祝七娘，三家村里拜文昌。桥填乌鹊星联斗，天上人间各自忙。当地人称织女为『七娘；文昌又称文曲星，掌管文运之神。

　　寒食寄京师诸弟篇7

　　关键词：莫庭芝 《青田山庐词》 思想意蕴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2-106-114

　　莫庭芝（1817-1889），字芷升，青田山人，贵州独山州（今贵州省独山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廷试不中，遂绝意仕进，潜心治学、执教。莫庭芝是近代莫氏文学世家的代表作家，兼擅诗词。其诗“沈思独往，一字一句，俱经锤炼而成。虽其中生涩之处，间亦不免，然取径造境，已非近代诗人所肯为”（《黎庶焘《青田山庐诗钞?跋》），可见其诗思致锤炼，取径造境可与古诗人相匹。莫庭芝兼娴倚声，为贵州近代重要词人，其词“婉而多风，浩浩落落，抑塞善感，与其诗相若，境实为之，无粉饰，亦非造作云”（《青田山庐词提要》）。1莫庭芝词集《青田山庐词》存词51阕，另可据《清人词话》补辑1阕。莫氏词少而质精，思想意蕴较为深刻，艺术表现上匠心独具。学界多将莫氏诗词合论，对其《青田山庐词》的论述较为简略，难以窥见莫氏词全貌。故拟专文以深入探讨莫庭芝《青田山庐词》，以期深化近代贵州词学研究。

　　莫庭芝传世词不多，友人胡长新说：“今未见存稿，仅于诗草中杂有丁卯（1867）三四年之作。”（《青田山庐词钞?跋》）由莫氏友人曾炜、张海峰选定，胡长新刊刻，即《青田山庐词钞》一卷，存词51阕（另可据《清人词话》补辑1阕）。莫氏词集后收入《黎氏家集》（光绪十五年日本使署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8册即据此影印）2和《黔南丛书》。道光三年（1823）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莫与俦去世，莫与俦一直担任遵义府学教授，死后葬于遵义城东80里青田山，莫友芝去世后也葬于此地。莫庭芝自6岁随父赴任，在遵义度过了他的少年、青年时期，遵义对莫氏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为纪念莫氏青壮年的生活和成长之地，为纪念父母庐墓，莫氏以“青田山”命名自己的诗词集。

　　道咸时期学术呈现汉学、宋学及注重事功之今文经学会通发展的趋向，莫庭芝的学术思想主张以汉学为根柢而兼采宋儒之义理。一方面，他以汉学为根柢。莫氏早年“承父兄朴学，早岁精研ぃò矗褐感砩鳎学，督学使者诧为仅见，取入州学”（陈田《黔诗纪略补莫教授庭芝传证》）。1其父莫与俦（1763-1841）学行醇厚，其兄莫友芝（1811-1871）为晚清硕儒，又从魁儒郑珍问学，故莫氏博通经史，深研音韵训诂之学，汉学根柢深厚。另一方面，莫氏又兼采宋学，重视宋学义理。其《同L亭五兄用窕韵送八弟生芝》诗云：“两汉经师戒虚窕，求是端从实事讨。宋儒讲学重躬行，检点身心非草草……丈夫苟志拔流俗，特立未顾他人晓。”可见莫氏洞悉汉、宋学之精义，欲将汉学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宋学重在躬行的淑世精神调融互用，培养一种拔出流俗的特立独行情操。其《养心铭》诗乃莫氏平日培养心性之体会，略近宋儒义理诗：“活泼之地，淡泊之天。清虚之府，惟心宅焉……理则君子，欲则小人……君子乐道，小人忧贫。汝独胡为，无病而呻。好嬉乃荒，积勇斯神。”友人黎兆祺云：“芷升之为人也，笃实朴厚，静默不华，其为学亦然。”（《青田山庐诗钞?序》）其友胡长新云：“芷升性情真挚， 气象温纯， 而学力则甚深， 读其诗如见其人。”（《青田山庐诗钞?跋》）2可见莫氏为人、为学及为诗词表现出的朴茂渊深气象，正是莫氏已将汉宋学调融于心的外化表征。

　　莫庭芝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强调寄托和崇尚豪宕词风。一方面，莫庭芝强调作词要有所寄托。其兄莫友芝受张惠言影响，推尊词体：“词自皋闻选论出，其品第乃跻诗而上，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亵。”（《陈息凡序》）3莫氏也是主张向上一路，强调作诗填词要有深沉寄托来提升词体的品格，其《祝英台近?粘词壁上题其后》词云：“试听取。漫道绿板红腔，婉薷鲋卸女。兴趣遥深，寄托借毫素。几多言外衷肠，个中滋味，都把赠、有心人去。”4其《于伯英（钟岳）以诗藁见示，书此归之》亦云：“哀时托兴意缠绵，任真亦复见性天。”可见莫氏主张作诗填词要有“兴趣遥深”的寄托，要将作家伤时感世的内心情感出之缠绵之词，要有言外寄托的深意。另一方面，莫庭芝崇尚豪宕的风格。其《百字令?孙竹雅清彦太守见和赠茗香原韵，辄仍前韵奉答》词以苏、辛豪宕词风赞美友人词云：“太守文章，先生格调，并继苏辛迹。风流豪宕，焉能默默而息。”可见他对苏辛豪宕词风的推崇。他的很多词也表现这个特点（详见下文），莫庭芝诗中常可见到“河气腾空落日昏，平沙莽莽月无痕”（《宿草屯坡》）、“不狼山下流离子，放鹤亭边落拓人”（《寄春台侄》）等豪放廓落的诗句，足可证明莫氏崇尚豪宕的文学风格。

　　一、《青田山庐词》的思想意蕴

　　词作为“要眇宜修”的文体，盛于唐宋，衰于元明，复兴于清民时期。据《全清词》统计，清顺康雍乾词已逾十万余首，词人3600余位，“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关注之际应运而起，雕红琢翠，软柔温馨的习传观念恰恰成为一种掩体，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而日趋繁荣了”。5清词已发展成与“诗”并行的抒情文体。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陵夷国势，又拓展了词的情感内涵，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跟莫氏诗相比，其词重在抒情，他“中年遭时多故。其抑塞磊落之气一寄于诗，而词亦伊郁善感，婉而多风”。（胡长新《青田山庐词钞?跋》）其词主要表现词人遭逢不偶羁旅飘萍的复杂情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移宫商，调徵羽，密意共谁诉。短令长歌，总是断肠语。何人顾曲怜予。多情似我，聊写向、壁间留与。”（《祝英台近?粘词壁上题其后》）6应该说莫氏词具有较为深广丰富的情感意蕴，反映了动乱时代带给士人的心灵悸动，也从侧面反映动乱时代的凄惨现实。莫氏词的思想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亲怀友的挚情

　　莫庭芝无论是对亲人还是朋友，都情真意挚，其忆旧词“以真情为缠绵悱恻之致”（张海峰《青田山庐词钞?序》），其友情词“情谊真挚，风致忧伤怨悱”1，情感深挚，抒情深婉，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莫氏爱情词写得含蓄深婉，深得风人深致。其《江城子》词云：

　　梦中亲近觉来疏。悄相扶，一言无。去也匆匆，心事只萦纡。闭眼重寻浑不著，灯烬冷，枕函孤。 算从别后几居诸。草痕枯，又平芜。天气非秋，那得雁传书。细雨清寒春暗度，呼燕子，问何如。

　　词上片写梦中与妻子沉浸在悄然相扶心心相映的温馨场面，可惜梦境匆匆，醒来只有凄灯孤枕相伴。词下片写别后阻隔，思念心切，词人只得请求燕子传递音讯的无奈。“草痕枯，又平芜”二句表明词人跟妻子在草痕枯萎的秋天离别，转而又到了青草平芜的春天，词人多么想把自己的思念通过鸿雁传达给妻子，可惜春寒料峭，大雁尚未北飞，天空难觅大雁踪影，怎么可以找到鸿雁传书？于是词人只得悄然呼唤檐边燕子，希望能从它身上获得些许安慰，可见莫氏对妻子的思念之深。将爱情词写得如此深沉如此含蓄，毫无纤艳的色彩，远高于于浙派末流“揣摩床笫，污秽闺闱”（张海峰《青田山庐词钞?序》）有伤风雅的“淫词”，真可谓是“发浓纤于简古，杂流丽于端庄”（同上）。

　　莫氏思亲词也写得真挚感人，如《迎春乐?五十二字，依美成》词：

　　一年一处过除夕。问风土、我能说。忆团K、坐守欢无极。霜满鬓，成畴昔。兄弟天涯何处客。更无那、妻孥乖隔。勿复进屠苏，腊味好，怎消得。 三冬过了都无雪。昨宵雨、转凄咽。算今朝、五处伤离别。谁酩酊，酬佳节。老去心情无可悦。只添了、星星华发。又是一年春，更几见，春花发。

　　按，杜甫《奉寄高常侍》诗：“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无那”为“无奈”之意，“兄弟天涯何处客。更无那、妻孥乖隔”谓词人兄弟离散，更无奈的是又跟妻子儿女阻隔。除夕本是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由于战乱，迫于生计，词人兄弟、妻儿天各一方，腊味再好，怎堪消受！“一年一处过除夕”句表明词人这样孑然一身又飘蓬各地过除夕已经多年，词末韵“又是”“几见”等词又流露出明年不知又在何地过年，只赢得又添了不少星星白发。全词又化用白居易《望月有感》和杜牧《九日齐山登高》的诗意，2将诗人独处的凄然、对亲人的思念、年华流逝的感伤以及对造成亲人阻隔的现实的愤懑等多种复杂情感交融其中。其《满江红?竹雅忆亡弟清元，因以见赠，余亦触怀而念亡弟生芝，次韵奉答》对亡弟的追悼也是写得怆恻感人：

　　春草迷离，又还被、东风吹绿。问人世、韶华一往，如何难续。原上_飞怀急难，沙边雁落愁孤独。杜少陵，忆弟费诗篇，哀同触。 收残稿，何堪读。亲纂订，聊为述。只斯文犹是，剜心头肉。白日看云情已知，寒宵听雨魂长逐。想当初，总角爱聪明，嗟无福。

　　莫氏八弟生芝1851年二月初去世，年仅30岁，当年莫氏曾写《哭八弟生芝》八首直抒_原之痛，哀感顽艳。时隔多年，友人忆念亡弟，又触动了他沉积多年的哀思，当年为八弟收拾遗物不忍猝读残稿的情景又浮现眼前，每忆及亡弟诗文，便如剜心割肉那样绞痛。“亡弟于诸弟中最聪慧，也最得其父偏爱，然性强体弱，命运不济，生一子，遂夭，乡试又未中，郁郁而亡”，1末尾三句就是写亡弟聪慧，幼时最得父亲疼爱却命薄无福的情景。全词多以白描手法叙事抒情，情感内涵深蕴其中，思致委婉，情调凄恻。

　　莫氏性情温厚，笃于友情，其友情词也写得真挚感人。莫庭芝一生服膺郑珍，对郑珍善诱后进、沉潜汉学的精神敬仰不已：“平生瓣香一子尹，天遣大力撑南天。裁成后进功岂小，如矩在方规在圆。”（《寄邹叔绩》），其《瑞龙吟?追悼亡友郑子尹》词追悼“夙昔谊兼师友”的挚友郑珍，此词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多种手段交融在一起，充分发挥长调词时空场面多变的优长。叙写郑、莫两家情谊，朴实感人；追述郑珍对莫氏“夙昔谊兼师友”的提携教诲，催人奋进；描述一代学者“空山老死”的惨境，令人酸鼻；赞扬郑氏“黔南屈指”一流的学术文学成就，令人景仰；叙述战乱阻隔欲归不得的苦楚，令人感慨。一首词包涵着如此丰富复杂的情感内涵，可见莫氏词的艺术功力之深。《望江东》词写对友人的思念深得小令含蓄曲折、韵味深长的好处，词云：“湖海苍茫水云断。那更说、平生愿。十年阔别阻欢宴。漫问讯、秋天雁。 顺风未与鸿毛便。递不到、音书远。屋梁月落暗遥眷。梦来去、L相见。”词人跟友人阔别多年，词人迫切希望跟友人欢宴相聚，可远隔千里，湖海苍茫，想寄信问候平安，可是音讯阻绝多年，音书何由达，“屋梁月落”三句化用杜甫《梦李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诗意，以你来我去长相聚首的梦境传达词人对友人不可遏制的思念之情。

　　（二）羁滞他乡的客愁

　　莫氏一生坎坷，或执教为业，或寄幕他乡，为衣食之累而行役各地，常年的背井离乡使得他的词中流露出浓重的乡愁。而这种乡愁（或者说青田山情结）又是指向他幼年至壮年时生活和学习之地遵义，而非莫氏出生地独山，具体地点一是遵义府学附近，二是青田山庐。莫庭芝7岁时即跟从父兄到遵义，承教于父兄，在遵义得以结识黎、郑二家英彦。其父去世后，莫友芝为跟挚友郑珍切磋问学，将父亲墓地选在郑珍居所附近乐安江畔的青田山，他在《巢经巢诗钞序》中说：“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义郡学，子尹居东八十里乐安溪上……至辛丑，先君见背，即卜兆乐安溪上青田山，复结庐其间，以近吾子尹（按：即郑珍）也。”2青田山风光秀美，山间青松翠柏，修篁环绕，莫庭芝兄弟经常来这里读书，这也是日后莫氏魂梦萦绕的“故乡”。 《湘春夜月?忆湘川旧游》词主要抒发词人对遵义山水的深情依恋和作客他乡的疲乏孤独，也含蓄地抒发了词人对不能回乡省庐（坟）的遗憾，词云：

　　思绵绵，播州湘水湘山。别去荏苒于今，还得似当年。追念学堂初启，正一群娇小，D角翩翩。傍宫墙俎豆，庭闱膳寝，快活如仙。 年来岁去，径花黄绽，阶药红翻。少壮优游，好是秋吟湘月，春浴湘川。蹉跎久旅，但梦魂、遥逐双鹤青田。待异日，赋归来恐怕、人民改旧，城郭非前。

　　播州（今遵义）有佛教名刹湘山寺，俯邻湘水，为遵义名胜之地。词上片追念词人幼时在播州湘水湘山的点滴生活。当年两髻翩翩的他，伴随一群稚气天真的学童，侍奉庭闱，入奉甘旨，承教受学，烂漫读书，快活如仙。下片抒发词人久滞他乡时对播州魂牵梦绕的彻骨思念。岁月蹉跎，羁滞他乡，只能在梦中追逐着双鹤回到双亲的庐墓。词末尾三句化用文天祥《金陵驿二首》“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句诗意，含蓄写出了词人对将来旧地重游时可能产生物是人非之感的隐忧，实则遵义城在1859-1862年先后两次被教军和太平军围攻，这种担忧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其《雨中花慢》词上片先叙写词人十余年来薄宦羁游饥寒未免的漂泊生活，下片直抒对青田山庐的思念之情：“园林好在，竹树亲栽，而今可似当初。无奈是、烟尘阻绝，一任荒芜。旅梦频栖店舍，归心遥落山庐。甚时却与，理料松菊，整顿琴书。”词中“山庐”即“青田山庐”，咸同以来，贵州战乱不断（“烟尘阻隔”即指此），词人想回青田山庐扫墓，整理故居，可是战乱阻断一切，客中饥驱奔走旅食他乡的惨痛现实跟当年莫氏兄弟在青田山栽竹莳树、培松护菊、弹琴读书的惬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显出词人流落他乡的悲哀之深。《贺新凉?题茗香独步东南隅图》词也是写词人鞅掌风尘难以排解的客里乡愁，词云：“l孤往。渺江城、追游独步，徘徊曳杖。芳草斜阳延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