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美国到底有多残忍？用儿童做“小白鼠”，和731部队没有区别

　　当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说什么也不会把孩子送过来”，但也有不少人被医院的“糖衣炮弹”诱惑：只要进医院，就能换取进入威洛布鲁克州立大学的名额，还能减免高额住院费、获取最佳医疗机会，还能免去照顾残障儿童的种种麻烦。

　　于是很多人开始在协议上签字，一个名叫戴安娜·麦考特的母亲曾说，她为了让孩子能够获得最好的医疗条件，不得已签下了这份协议，因为如果不把孩子送到这所医院，孩子可能更容易死亡。

　　这样可怖的人体试验，一共进行了16年。在此期间，克鲁格曼从一个普通医生，摇身一变成为“乙肝疫苗之父”，他推出了针对肝炎的疫苗，倍受医学界的赞誉。但是没有人知道，鲜花和掌声之下，埋葬着至少800名无辜儿童的森森白骨。直到1972年，这个医院的一名行政人员，感到无法接受良心的谴责，选择向媒体披露了医院中不见天日的罪恶。

　　纽约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决心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广大民众显得非常愤怒，因为克鲁格曼已经声名鹊起，无数因为乙肝疫苗免受肝炎折磨的民众对他感恩戴德，自然不允许有人质疑克鲁格曼。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偷偷查访。机缘巧合之下，两个人获得了威洛布鲁克州立大学医院的钥匙，终于进入这个传说中的“地狱”。

　　他们进入这栋大楼的时候有多激动，看到真实情况后就有多愤怒。由于这里的孩子大多是残障，完全无法正常生活，而医护人员也从来不把他们当人看。医护人员不给他们穿衣服，让他们在地上爬来爬去，虽然提供了饭食但是质量很差，有不能独立吃饭的孩子，这些医护人员就硬塞到孩子们的嘴里，即便他们因此打嗝呕吐。

　　整个医院的卫生条件也很差，随地都是垃圾，整个空间里充斥着一股恶臭。很难想象，孩子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还要接受医护人员的打骂和活体试验。世界痛斥日本的731部队，但克鲁格曼的行为，和731部队的本质，并无任何不同。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这样做。

　　1898年，美国正在古巴作战。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战争期间，美军深受黄热病的困扰，黄热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阵亡的美军要多上12倍。美军无法接受这种伤亡比例，让沃尔特·里德建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解决黄热病。

　　在对黄热病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人体试验。由于时间紧迫，却没有其他动物样本，他们选择在人体身上试验，来探究黄热病究竟怎么被感染。里德毕竟是相当权威的病理学家，他给出的几个感染方式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几个，因此他在启动人体试验之前，已经给出十分危险的警告。

　　但显然，仍然有志愿者参与这次试验。军方给出的待遇是，只要被蚊子叮咬一次，就能获得100美元；如果出现黄热病症状，则再获得100万美元。报名参与的志愿者全部都是军人，其中包括一名军队护士克拉拉·玛斯。

　　前后30多人的试验，让里德研究透彻了黄热病，但志愿者的死伤也非常惨重，幸存的不过寥寥几人。为此有人怀疑，为100万美元不要命只是军方的托词，很可能这些志愿者是被强迫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美国一直深受这种疾病困扰，因此从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就一直在探索该种病原体随着时间在人体内的变化。而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直接从人体进行实验，这样省去了分析和预估的风险。于是他们从塔斯基吉招募了600名非裔美国人，并让他们接触病原体，从而感染梅毒，任由美国的专家观察他们身上的变化。

　　这场实验直到1972年才结束，前后40年时间，已经有500多个“自愿接种”的非裔美国人去世，事情曝光时，只有74人还活着。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清楚自己感染的是什么病，因为美国公共卫生局对外宣称他们得的是“坏血病”，他们自己也以为是“坏血病”，一直按照错误的方法治疗。

　　其实他们刚开始进行这个灭绝人性的计划不久，世界上就已经出现了能够有效治疗梅毒的青霉素，但美国这些所谓的医学专家们，沉醉于自己的实验进程，不愿意给他们用药，导致这些人只能悲惨死去。

　　这次实验，还是在美国内部进行的实验。与此同时，美军也在拉丁美洲进行类似的试验。现今常见诸于报端的美国种族歧视，不过是美国曾经种族主义留存的一点点残迹罢了。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其他有色人种不能算人，因此他们对拉丁美洲的人异常残忍。

　　他们在让这些来自当地的居民纷纷感染梅毒，并对其行为和病状进行详细记录。而这些当地人根本没有知情权。可是，美军也通过这些实验加快了梅毒治疗方案的提出，那么，这样是对的吗？

　　纵观世界，克鲁格曼的贡献，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他不仅完全研究透彻肝炎，还推出了肝炎疫苗，是医学上的重大进步，也造福了大众，但是其发现疫苗的过程，却是如此的残忍和令人愤怒。这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话题：这种试验，究竟是不是值得的。医学进步，需要用这种不道德的实验推动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是一个没有正确解释的悖论。一方面，医学进步，目的就是防止人类被大规模感染；另一方面，为了救更多的人，而搭上了几十乃至几百条完全无辜的生命，这难道就是救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不，这显然不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曾对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就包括进行人体试验的德国罪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1947年，美国推动了《纽伦堡守则》的制定。其中有一条内容是，人体试验，必须要在实验对象完全自愿同意的条件下实行。

　　而能够“完全自愿同意”的，当然就是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人。这些对象，既不应当是无法自理的残障未成年人，也不应当是囚犯，更不应该通过蒙骗和强制的手段。然而这之后，美国的任何一项研究，都违背了《纽伦堡守则》中的内容。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些人体试验，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尤其是在现在世界普遍强调重视人权的情况下。但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美国依然提出了这种骇人的做法。支持者认为，现今疫苗的有效性无法肯定，直接对人体进行实验，能够加快研发进度。

　　同时，像几十年前那种强迫性质的试验已经不会发生，是完全有益的。但许多反对者认为，新冠疫苗研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在没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人体试验，也是一种对医学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点赞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