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型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只能由专业的，受过人格障碍知识培训教育的精神科医师才能做出诊断——诊断这件事最好还是留给专业的医生，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医生能在整体考量后，帮助你找出症结所在。

　　“依赖型人格障碍”多发生在女性、家庭破碎或者有童年阴影的人群身上，这些人宁可放弃自己的人格和原则，也要得到他人的对自己的温情。

　　“依赖型人格障碍”患者的主要症状有缺乏自主性、委曲求全、易受伤害、怕被人遗弃等；将自己的需求依附于别人，过分顺从于别人意志。要求和容忍他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当亲密关系终结时则有被毁灭和无助的体验，有一种将责任推给他人来对付逆境的倾向。

　　不具备攻击性，但与其他类型的“人格障碍”叠加之后容易产生攻击或自毁行为。

　　依赖型人格如果不过份表现出病态的症状，是不用进行医学干预的；当依赖型人格的人对其他人表现出强迫的、持续的、不理性的情感，并且这种情感给其他人造成生理、心理的伤害，那么这个人已经性格扭曲，形成了依赖性人格障碍，这时就需要请求医疗介入，对患者进行医学干预了。

　　“依赖型人格障碍”可被定义为过度需要依靠他人的支持、指导、照顾和保护；这是一种在生活和工作中无法自我选择，自我抉择，失去自我行为能力的症状。

　　DPD（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患者报告说，日常做决策、启动及完成任务，以及知觉到别人的拒绝，这些都会诱发显著的焦虑。

　　患者为了调控这种痛苦，会寻求别人的指导保证和支持。

　　他们经常放弃日常生活方面的自主权，会为诸如早点吃什么、穿什么怎么安排约会时间来寻求他人建议。

　　只靠自己的话，患者通常会感到无助。

　　因为他们认为照顾不了自己，所以相应的焦虑感，就需要通过寻求支持来缓解。在另一些例子中，寻求支持行为（support seeking behaviors）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同。社会赞许（social approval）具有奖励性，因为它可能会给予DPD患者价值感与被喜爱感。

　　DPD的认知模型中有两类信念很关键，即“个人无能感”和“世界是危险的”。鉴于这些信念，DPD患者会感到脆弱，并敏感于环境中的危险迹象。基于这些信念，患者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适应性假设（assumption）:“如果有别人的支持与保护我就会感到安全。”依赖信念的发展和激活就这样滋生了依赖行为。

　　因为DPD患者依赖别人，所以，他们对于“自己被抛弃”的那些预兆极度恐惧，并会诉诸行为以阻止这种预感中的关系破裂。

　　这些行为，其范围涵盖广泛，可从恭顺（submissive）行为到外显的攻击行为，与“边缘性人格障碍”和“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叠加。

　　如果这种关系完结了，DPD患者会去寻找可依赖的新关系。

　　然而，总是寻求他人的保护，导致患者不曾经历过对生活挑战的成功应对。

　　提前反馈过程（feed-forward process）发挥着作用，依赖行为会增强依赖信念；此类信念的临床体征可能会明显地表现为:抱怨，诸如抱怨老板对她缺乏指导；或者其他的无助反应，诸如在人们普遍认为足以胜任与掌控的情境中感到无助；例如，依赖型人格障碍患者可能会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决策都推给治疗师，他们会很难决定什么时候安排约谈、约谈频率如何，或者也难以决定该如何设置议程。

　　对该行为的判断，应基于个体合理的能力范畴考虑，并对照其他的常规预期，看看该行为的极端程度。

　　与临床上常见的抑郁或焦虑障碍患者相比，DPD患者的无助性或抑制性（inhibited）更为突出鲜明。

　　DPD患者害怕自主决断（self-assertion）的程度已损害到他们的正常成长以及核心自尊。

　　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成人可能在其家庭的重要领域，如价值标准和/或财务方面难以表达自己的主见让其侵扰型或控制型的父母主导了他们的生活标准、职业选择或宗教信仰。

　　萨拉是一位受过16年教育的26岁单身女子，在医师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她由于反复体验到中度抑郁、焦虑和孤独而前来寻求治疗。她抱怨老板没有对那些期望她做的工作给予足够的指导，这让她始终担心自己的表现，也担心自己可能会丢掉工作。

　　同时，她认为自己在“全身心地奉献”，也知道老板很欣赏她的细致周到，事情做得“比预想的还好”。但她的抑郁感和焦虑感却是长期存在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儿童早期。如萨拉所述:“我长这么大从未感到过真正的快乐。”

　　诊断性访谈的结果表明，萨拉符合以下诊断标准:重性抑郁障碍（反复发作）恶劣心境障碍以及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DPD）虽然她说大多数时间都会感到紧张和焦虑，但她并没有特定恐惧症、强迫症、惊恐障碍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既往史。

　　相反，她描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焦虑者”，她说:“我一直都会担心着什么…我整天都在焦虑着，很多时候这种焦虑都是无缘无故的。”

　　萨拉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有“失落感”和“被遗忘感”。

　　当治疗师请她详加说明时，萨拉说自己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常常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玩耍。“妈妈整天郁郁寡欢，精神紧张搞得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她从未真正爱过我。”萨拉很少提及父亲，仅仅说:“他很努力地工作以维持家用，总是回家很晚。”她将父亲描述成独裁者:“他希望凡事都按规矩来…我们必须遵循这些规矩。”萨拉的家人笃信宗教，生活是围绕着教会规定和教区需要来组织安排的。

　　萨拉的讲述让人很感兴趣，因为这与针对依赖型人格障碍的风险因素认知、生物及社会因素的研究相一致。例如，萨拉的谈话就体现出她可能具有抑制型气质特点，而她妈妈可能已经罹患抑郁或焦虑障碍。父母在某些方面对她缺乏情感陪伴，这种经历让她形成了不安全的依恋。而且，父母可能也不是情感调节（affect regulation）的有效示范榜样，父母偏控制型的教养方式是其家庭环境的特点所在。基于这样的背景，因笃信宗教权威而对文化规则的恪守又会提升罹患DPD的风险。

　　萨拉对生活的讲述不仅体现出了那些造成她痛苦的因素，也暗含着问题的发展轨迹。

　　鉴别

　　DPD并不罕见。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为0.4~1.5％，社区门诊样本的患病率是1.4％~2.2％。由于DPD常与症状性障碍共病，尤其是抑郁障碍、焦虑障碍以及进食障碍，所以这些估计可能相对保守。

　　虽然一些研究者预期DPD和物质滥用之间存在强相关，但研究结果莫衷一是。博恩斯坦（Bornstein）认为，依赖不会促进物质滥用，恰恰相反，依赖是物质滥用的后果。

　　这些资料表明，DPD患者可能不是特别易感物质滥用。相反，这些障碍彼此之间可能具有共同的特征，如情感失调（affect dysregulation），进而促进了物质滥用和依赖行为。

　　除了这些让人痛苦的症状外，DPD患者寻求治疗的一个普遍原因是想解决依赖行为对自己家庭成员、朋友及同事所造成的冲击。

　　诊断标准

　　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以过分依赖为特征，并至少有下列3项：

　　1.请求或同意让人为自己生活中大多数重要事情做决定；

　　2.将自己的需求附属于所依赖的人，过分顺从他人的意愿；

　　3.不愿意对所依赖的人提出即使是合理的要求；

　　4.由于过分害怕不能照顾自己，在独处时感到不舒服或无聊；

　　5.沉陷于被关系密切的人所抛弃的恐惧中，害怕只剩下他一人来照顾自己。

　　形成原因

　　依赖型人格源于人类发展的早期。幼年时期儿童离开父母就不能生存，在儿童印象中保护他、养育他、满足他一切需要的父母是万能的，他必须依赖他们，总怕失去了这个保护神。这时如果父母过分溺爱，鼓励子女依赖父母，不让他们有长大和自立的机会，以致久而久之，在子女的心目中就会逐渐产生对父母或权威的依赖心理，成年以后依然不能自主。缺乏自信心，总是依靠他人来作决定，终身不能负担起选择采纳各项任务、工作的责任，形成依赖型人格障碍。

　　概念化

　　如其他形式的心理病理（psychopathology）一样，DPD的决定因素可能也有很多种。

　　遗传、生物、环境以及发展性因素可能均有影响。例如，初步的证据显示、“抑制型”气质的婴幼儿可能会有发展出一系列病况的风险，包括焦虑障碍、回避型人格障碍和DPD。

　　而且，近期研究表明DPD可能存在中度遗传性。

　　早期经历也可能起作用，目前已经发现依恋的安全性和罹患DPD风险之间存在相关。

　　沿着该研究思路，有研究者提出过度保护型、控制型或专制型家长会促成DPD的发展。

　　汤普森（Thompson）和祖罗夫（Zuroff）研究了焦虑型母亲针对女儿在一个学习任务中的胜任力表现做出的反应。

　　有趣的是，当女儿成功时，焦虑型母亲常以批评来回应。但当表现不好时，她们却能从母亲那里获得支持和指导，这是一种控制型和专制型的家长；这表明在儿童早期，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孩子行为胜任力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强化循环。

　　总之，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一种对情绪不能耐受也无法调节的经验，以及“要生存就得依赖别人”的信念。

　　因此，DPD患者“有效的自我照料”经验很有限（但是很有用，在治愈——脱离“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时候,非常有用），这又强化了他们对别人的依赖。

　　适应不良的认知、负面情感以及寻求支持行为这三者会相互强化，共同促进DPD模式形成。

　　我想，对于人生，DPD患者需要开启一个独立生存的，冷暖自知、坚强自立的人生，好好享受成功的喜悦，失败的痛苦，从困苦中继续寻找更好明天的勇气和智慧。他需要这样的经历。

　　在个体的早期成长经历中，会接触到许多无法忍受的负面情感体验，并且也未能发展出有效的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感体验。婴幼儿主要运用简单的策略，如将注意从令人烦躁的刺激或事件上转移开从而管控困扰。如果这些简单的策略失败，他们会鸣咽、哭泣或变得黏人，以引发照料者的支持。这样，在个体最初几岁中，情感调节的大部分责任就落在了照料者身上。

　　日复一日，随着语言能力不断发展，调控负面心情的责任就从照料者那里逐渐转移到儿童并最终落脚到青少年及成人自己身上。

　　然而对于DPD患者而言，如果自我舒缓思维和自我指导没有实现内化，这一常规的成长过程就可能出现偏差。

　　通过外界支持来缓解负面情感的经验，会强化如下信念:“负面情绪是无法忍受的。”“我没法应付，我只有获得别人的支持才能渡过难关。”

　　其次，患者认为其他人是有力的保护者，可以帮助其缓解负面情感。

　　DPD患者的父母通常展现出专制型、控制型或过度保护型的教养方式，所以孩子们对更为成熟的、借助语言（language-mediated）的自我舒缓方式，一般只有非常有限的学习经验。

　　此外，照料者可能会夸奖患者的寻求支持行为并给予患者安抚，患者因此获得了正强化。

　　最后，DPD患者认为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认为别人（至少可能会）是乐于助人的、给予支持的、有能力的，

　　因此，DPD患者会不断向别人寻求支持（在力所能及完成的事物上仍然如此）。

　　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别人是乐于助人的、给予支持的、有能力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别人可能是个笨蛋。

　　如果，他不是笨蛋，对于你的帮助请求，还会发生好几种可能性；对方对你的“支配”也有很多种可能性，神，魔，人，或两种、三种的叠加态。至少有有七种可能性；这一切都要归结于运气。

　　你的运气真的很好吗？

　　“不能自理”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消除“依赖型人格障碍”，提升自身自理之能力，在尽到全力自理的情况之下，再向外寻求帮助，才是合理之举吧。

　　

　　当个体没有获得支持或者被要求或被期望去独立做事时，他们的焦虑感会增加。

　　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在复杂的或模糊的情境中——不清楚能否获得支持或遭遇到不熟悉的或困难的任务——最为常见。如果支持性的关系完结了，DPD患者会着手力图重新吸引支持者的关注，或者去寻找另外的对策以获支持。

　　负面情感一旦出现，个体就会自动地去寻求支持，如有“瘾”一般；他们不会给自己提供机会去挑战负性认知，而是认为“自己照料自己这事情自己做不到、做不好，也没有能力”。

　　照顾好自己是最基本的，而寻求支持获取的赞许也是有瘾的。

　　这依赖之心好似一股“力量”在身体中涌动，痛苦又激动，像是潮水涌动；心被潮推着，不自觉的，迷迷糊糊的，就是要这样，就是惶惶而四处寻找；好像有一种“力量”在驱使着身体和灵魂，被自己的无能驱使者，一直在寻找，一生都在寻找；不曾停歇，不会停歇。

　　依赖一刻都不能离开，一离开就要四处寻找。对自己也都开始不管不顾了；看来是什么灵丹妙药？

　　是什么击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的信心”？

　　是环境，是风雨，还是你自己早就放弃了你自己。

　　为什么你会忘了你自己？

　　不这样的话你都不会有这病。

　　如果，不寻找，会是怎么样？能不能不这样？

　　不能。

　　如果能，哪一天不再继续寻找；从缺失自我的状态中找回自己，享受“尽人事，听天命”的快乐——这当然是一种快乐。

　　仅仅是全力尽人事而已；区别只是在于“人事未尽，光听天命”。

　　你需要这样的经历，也需要开启这趟旅程的勇气和机会。

　　

　　依赖别人获得支持的动机被认为是复杂的。在某些例子中，DPD患者认为自己在生活管理上无法胜任、无法做到、笨手笨脚。自我照料会让他们感到力不能及，要靠寻求支持与指导来缓解这种相应的焦虑感。

　　在另一些例子中，寻求支持行为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

　　社会赞许具有奖励性，因为它可能会给予DPD患者价值感与被喜爱感，让其感到世界是安全的。

　　DPD的认知模型中有两类信念很关键“人无能感”以及“世界是危险的”。

　　鉴于这些信念，DPD患者会对环境中的危险迹象敏感。

　　基于这些信念，患者发展形成了一种适应性假设（assumption）:“如果有别人的支持与保护，我就会感到安全。”有关自我、他人及世界的依赖性信念发展形成，转而滋生出了依赖行为。

　　治疗与预防

　　“依赖型人格障碍”，表现为请求或愿意他人为自己生活中大多数重要事情做决定；将自己的需求附属于所依赖的人，过分顺从他人的意志；宁愿放弃自己的个人趣味、人生观，只要他能找到一座靠山，时刻得到别人对他的温情就心满意足了；不愿意对所依赖的人提出要求，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处处委曲求全；由于过分害怕不能照顾自己，在独处时总感到不舒服或无助；沉陷于被关系亲密的人所抛弃的恐惧之中，害怕孤立无援；没有别人过分的建议和保证时做出日常决定的能力很有限，总把自己看作无依无靠、无能的、缺乏精力的。

　　“依赖型人格障碍”，总是依靠他人来作决定，终身不能负担起选择采纳各项任务、工作的责任，形成依赖型人格。

　　人格障碍的治疗由于人格障碍的本质和发生原因尚未解决，因此对治疗作用的评价不一。在人格障碍的治疗上应该清除无能为力的悲观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矫治。人格障碍的主要治疗原则是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人格重建。改善病人的社会和心理环境，使其适应社会。

　　所以，在你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中，最好从一开始，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就不要有任何依赖之心。

　　药物治疗

　　总的来说，没有一种药物对人格障碍治疗有效。

　　但出现异常应激与情绪反应时临时少量对症用药是很有帮助的，某些药物可用减轻某些症状。这种方法并非一劳永逸，并且对于改善其他症状疗效不佳，因为与人格障碍有关的问题本来就很顽固，所以对药物治疗有效的症状通常在停药后复发。

　　心理治疗

　　人格障碍者是自我协调的，他们一般不会主动求医，常常是在环境及社会地位改变后不能适应感到痛苦，或出现情绪睡眠方面的症状危机时才到医院寻求治疗。由于社会化问题是人格障碍的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心理干预首先是重建他们的心理和社会环境，创造关心、爱护和不受歧视的氛围。另一方面帮助其认识个性缺陷，鼓励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矫正其不良习惯，改善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加强自我调节和进行各种治疗（包括环境适应能力训练、就业及行为方式指导、人际关系调整等），人格障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动员其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控制和纠正偏离行为与习惯，逐渐改造不良人格，重建健全的行为模式。

　　——其中要注意的是，留意无照行医，没有社会良知监管的“老中医”“小中医”；一上来就要治你的病，不如说是想要你的钱财，要你的身家，要你的命，其本身，就有“人格障碍”；就是穷疯了，穷傻了；但凡是老中医小中医，难保不假；专业的医生，还要看医德。年轻人已经不讲武德了；白求恩医生也只有一个。

　　教育训练

　　多数学者指出惩罚是无效的、需要多方面紧密配合为患者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服务和管理，特别是卫生部门和教育系统的配合，以精神科医生为媒介组织各种服务措施，给这类患者以持续的关照和支持。在那里管理人员与寄宿舍、监护车间、工业复原部门、综合医院、急诊室等机构取得密切配合，给予患者良好的治愈和康复治疗。

　　预防

　　一个人的人格障碍，是在早年就开始形成了，所以强调儿童早期教育，在幼年时期培养健全的人格，对预防人格障碍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当儿童出现行为问题时，父母及老师绝不能疏忽大意、听之任之，而应及时设法矫正，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

　　有的父母对孩子过度宠爱、放纵孩子的个性任其发展，则容易使孩子的个性形成偏离正常，贻误终身。

　　年轻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懂得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家庭、幼儿园和学校要对孩子予以良好教育，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持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

　　同时，减少家庭纠纷，避免离异家庭产生，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也是预防“人格障碍”的一种好的方法。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精神综合症公认的特征包括：人质对警方的负面情绪；人质对劫犯的正面情绪；以及劫犯对人质的正面情绪。它相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种精神疾病来说，也许程度太轻，并且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斯德哥尔摩精神综合征，也并没有被医学界接受为一种真正的疾病，而更像一个媒体术语被传播。

　　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其实指的都是：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人质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

　　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在日常生活中，类似被家暴的妻子不愿离婚，也会被形容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你万不可忘你本来的面目来时的路，最好要看清楚对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实质的行为。

　　斯德哥尔摩市的银行抢劫案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居然抗拒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最终警察使用催泪瓦斯迫使劫犯投降，人质却坚持要两位劫犯先走，以确保两位劫犯不会遭到枪杀。

　　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事后，他们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传言的形式加以补充，如继续与罪犯保持来往，跟他们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质与之相恋结婚。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精神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成因

　　对于“斯德哥尔摩市的银行抢劫案”事件，这背后存在着另一些细节和其他的一种解释——人质们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发生不久，她们就意识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关系，自己就能保住命。换言之，她们的表现是一种生存策略。

　　这种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坏现状，相比劫犯，人质们更恐惧警察，他们担心警察的行动会使得暴力升级从而威胁自己的生命。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为流行之时，年轻人普遍不相信体制，认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们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义。

　　对于生存策略和“追求”而言，就能解释在那场时间中那些人质的一切行为了。

　　斯德哥尔摩精神综合征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终究有一条脆弱的底线。

　　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综合症”。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或认为成理想父母），以此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自身提高生存的可能，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其他的案例

　　2002年6月5日清晨，14岁的伊丽莎白斯玛特在家中被人从房间里绑走，绑走她的劫匪叫布莱恩·大卫·米切尔，他带着斯玛特行走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一个山间野营里，在那里斯玛特见到了米切尔的老婆旺达·巴吉，在巴吉的主持下，米切尔和斯玛特进行了一场简单的婚姻仪式后米切尔强奸了斯玛特，之后米切尔将斯玛特拴在了一棵树上，并且天天虐待她。

　　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斯玛特被米切尔反复强奸，任何违背米切尔命令的情况，都会给她带来暴力的威胁，刚开始斯玛特还有一些反抗，但很快她变成了模仿俘虏并且服从命令，与米切尔和巴吉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斯玛特有多次外出的机会，可是她一直没有想要逃的念头，甚至有一次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斯玛特被一名警察叫住询问问题都没有将自己真实身份告知警方导致错过了获救的机会。

　　直到有一天，米切尔决定搬家到东海岸去，斯玛特向米切尔建议他们回到犹他州他们就会获得赎罪，米切尔同意了，三人回到犹他州，斯玛特一露面就被人认了出来，斯玛特才从绑匪中被拉回到她自己的家中。

　　自我救赎

　　一般来说，在日常中：

　　1.情感上的威胁不止源于施虐者，威胁感也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此事完全取决于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义；

　　2.容易感动的人更容易有斯德哥尔摩精神综合征；

　　3.“讨好罪犯是唯一活命的方式”；

　　4.受虐者觉得，施虐者对自己的态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表现够不够好；

　　5.不能失去；

　　6.“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7.为了部落！

　　8.“心魔”；

　　9.在一段虐待关系中，受虐者往往投入的更多，所以也就越难“放下”；

　　10.什么是虐待：认知水平不够；失去更好的选择；

　　11.陷入“斯德哥尔摩”陷阱；

　　12.用自己的思考代替别人的思考；

　　13.施虐者，犯罪和罪恶的载体；

　　14.行为。

　　

　　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