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拥有“起跑优势”的沙坪坝区

2020年的春天，许多学生被困家中，无法返校。

身处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体系中，所有人的心弦都绷得很紧，我们又听到了不少类似于：”弯道超车“、”趁现在与别人拉开距离的”的鞭策之语。

还有这句话：”把输在起跑线上的那部分距离填补回来！“

这句话很有意思，引起了我的遐思。

假如这种抽象的起跑线真的存在，那么重庆的诸多区县，那个区县的学子有着最为明显的“起跑优势”呢？

我得出的答案是沙坪坝区。

之前在网络上看人说起沙坪坝区：几乎集中了重庆绝大部分公立教育资源，住在沙坪坝区的家长都很自豪，因为送自家孩子去念最好的中学和小学既不需要找关系，也不需要买学区房。

那么，沙坪坝区在重庆市文教领域“一区独大”的文化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个问题就要从1929年说起了，那一年，刘湘创办了重庆大学。

2.重庆高等教育的“零公里”

1929年，国民革命军军长刘湘完成了他3年前在四川善后会议上所提出的计划——创办了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先是落脚于菜园坝地区，后于1933年迁入沙坪坝。

这就是沙坪坝地区的首所高等学府，也是沙坪坝向文化区发展的“零公里”。

在重庆大学于沙坪坝开张办学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的战局也是风云变幻。

日军似乎不满足于东三省的丰饶，又将炮火对准了华北。在危急的国际形式下，许多教育家都意识到于后方兴办学校之必要。

1935年的秋天，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来到西南地区的四川，考察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最终并决定在重庆设立南开分校。

1936年春，校址被确定为重庆近郊的沙坪坝。当年秋季便开始招生，此校在当时名叫南渝中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南开中学。

与此同时，在当年的12月，重庆大学的校长胡庶华发表了《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

并在文中提出了要在沙坪坝设立“重庆市文化区”的想法。

其实在1935年，就有四川乡村建设学院考察团提出，要在沙坪坝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教育工作。

这些考察团和教育家的想法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到了1937年，沙坪坝的教育事业会以如此高的效率，迅速成为了辐射全重庆——乃至全国的文化区。

3.在抗战中形成的“沙磁文化区”

1937年，抗日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重庆成为了全中国的大后方，接收着来自下江的诸多难民。与这些人一同前来的，还有华北地区的高等学校。

学校应当在何处重建？当然不可能是渝中区，那里土地紧俏，又连日受空袭的威胁。

此时，作为重庆城“疏散区”的沙坪坝，开始进入教育者的视线。

首先是沙坪坝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天然地有利于防空疏散。

其次是经过民国十几年的发展，沙坪坝区已经有了一定的交通建设基础、经济发展成果。

再次，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迁入沙坪坝的高校都吸引了更多学府内迁进入沙区。

沙坪坝已经有了重庆大学与川东教育学院，后又有中央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迁入，立刻就在小龙坎-磁器口一带形成了重庆第一座“大学城”。

1938年2月，在重大校长胡庶的推动下，内迁至渝的12家单位成立了“重庆沙坪坝文化区自治委员会“。

同年夏，重庆市政府将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地，从巴县的管辖范围内划出，并纳入重庆建制，并设置了”沙磁区临时办事处“。

此办事处的成立与1940年冬所创立的《沙磁文化》月刊，一同构成了沙磁文化区形成的标志。

4.盛极一时的“沙磁文化区”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有16所大专院校迁入重庆的”沙磁文化区“。

在鼎盛时，沙磁文化区曾聚集了全国1/8的大学生，其地理范围也超越歌乐山麓，朝着江北与渝中扩展。

沙磁文化区最早不过73.87km2,但在这一时期，它已成为一个：

”东至嘉陵江北岸之柏溪、磐溪，南面直抵化龙桥、李子坝经佛图关、大坪至华岩、上桥一线，西逾歌乐山以至青木关沿线，北至井口、童家溪“的，在全国都拥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化区。

虽然随着抗战的结束，沙磁文化区的影响力圈子也渐渐缩小，但高校林立时代所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却在沙坪坝扎了根。

沙坪坝的三峡广场可能是全重庆人文气息最浓郁的商区。

另外，我们所熟知的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都在沙坪坝。

重庆市图书馆的总馆选址于沙区而非渝中，想必也应该有此考量吧。

怎么样，看了这篇文章，你们想定居沙坪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