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众为何会对外来传教士非常排斥？从天津教案来分析根本原因

　　原标题：清末民众为何会对外来传教士非常排斥？从天津教案来分析根本原因

　　发生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天津民众为反对法国在武力保护下进行的宗教宣传进行了这次活动，它直接导致了20多名外国人死亡，影响震惊中外。

　　法国的宗教势力在天津大肆发展是在天津开埠之后。这一发展当然不会受到天津民众的欢迎，而其中最为反感的就是士绅阶层。晚期的清廷黑暗腐朽，西方列强纷纷来到中国分一杯羹，法国也不例外。

　　鸦片战争之后，法国传教士以虚伪的、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丝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蔑视，入侵者的形象让中国人，尤其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疾。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武力的入侵，还有文化、宗教等等，“教士作为侵略性的西方之一部来到中国，依仗着使用优越的军事力量从中国政府所夺来的协定。因此，他所要宣传的‘福音'，就不能不受到影响，他的天主也不能不为人所误解。”

　　之所以在晚清大多数教案都是针对法国传教士的，是因为法国人无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表现得最为激进。同时他们以马神父事件为由在中国动用武力，获得了大量的特权，因此招致中国士绅尤其憎恶。出于士绅阶层的仇恨，是天津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且士绅阶层也是这次活动的重要组织者。

　　“士绅”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在庙堂之上却处处与政治相关，他们不居于官位却往往是参加过科举的读书人。这些人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功成名就推举乡里的读书人，接受过一两级的科举考试使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在乡里，成为最有话语权的一类人。

　　他们与政治形影不离，在当地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普通百姓中的精神领袖，是上层社会的发言人，士绅阶层，就是连接上下层社会的纽带和桥梁。

　　这个群体近乎主宰着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在天津教案中，一些士绅就是其中的参与者或者领导者。从他们撰写的揭帖等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天津教案中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表面上看，这次活动似乎是由成千上万的天津民众所组成，而实际上，真正的策划者多半是当地的士绅。而且不管是宣传、鼓动还是组织、指挥，天津教案的每一个环节都出现着士绅阶层的身影。

　　关于士绅参与这一事件的证据还有很多，“现在，天津有一个名叫张芝霸（chang-chi-pa）的著名绅士，以前是大沽协台（炮台司令），戴着一个红色徽章，且很富有，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拥有地位和一大批追随者，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家族中的许多成员都有官职，其中一些人是通过捐纳获得的。人们看见这个人在进攻领事馆中特别积极。

　　杀害查默勋（M.chalmasion）和他的妻子，以及掠夺其房产是伊斯兰教徒独自所为。伊斯兰教徒现在经常在西门外和别的地方聚会，目击者极为害怕伊斯兰教徒捣乱。张芝霸的信徒在整个事件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自己在这些事件中没有露面，但当案件提交到官员面前时，他施加影响包庇犯人”。

　　士绅在天津教案事件的参与不仅仅体现在命令其管辖的人员实施打杀教堂的行为，还体现在亲身参与中，并且非常积极。士绅阶层凭借其自身的影响力，煽动群众，将活动影响扩大到难以控制。事后，官府在法国政府和清廷的双重压力下追查肇事者，士绅此时又凭借其强大的政治背景，使得政府无从查起。

　　清廷在法国的强势压迫下，最后派曾国藩来查案，也是无从下手，只得将重心重新放在与法国政府的周旋上。“曾国藩为顾全自身和政府的利益，竭力与法国公使和法国海军上将周旋，因而拿办暴行的头领，但他不能按计而行，因为士绅和民众威胁说，倘若他采取这一手段，则他们将群起反抗政府。”士绅在天津群众中的影响力，在政府方面的压迫力由此可见。

　　此外，还有很多材料将天津教案事件中士绅的表现报道出来，比如很多与此次事件相关的外国人认为士绅在这次行动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组织严密、行动有序、指挥得力。天津教案之后，士绅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施展。

　　他们与官府联络，积极造势。清廷在7月8日派曾国藩抵达天津，处理这次事件。当时在士绅的带领下，民众的情绪还没有平息，他们派出100多个代表，其中以当地士绅为主，这些人拦住曾国藩的去路，控诉法国传教士的种种暴行，比如诛害幼孩等等。与此同时，朝堂上一些官员也表示这是民心所向，是对外抗争的表现。一时间舆论压力巨大，足见士绅阶层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次事件中，士绅阶层积极发挥自身力量。他们暗中策划，身居幕后，又走向台前，身先士卒，他们给清廷造成巨大压力，为民伸冤，是反洋教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仅凭士绅阶层的影响力是不足够的，天津士绅还与官府结合在一起，形成联盟。在士绅的动员下，官员大都犹豫不决，这就形成了官绅结合的最终力量，运用到此次事件中，形成了新的权力系统。千百年来，士绅阶层对当地百姓的控制，主要依靠的是宗法。而教会对教民的影响削弱了宗法的控制力。

　　另外，教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与中国传统的科举仕途相对立，同样危及到了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教会的种种行为均违背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因此，不管是代表着封建势力的士绅阶层还是闭关自守的顽固派，甚至是相对思想先进的洋务派都立场一致，反对洋教，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掀起了对洋教的排斥。很多官员也在其列，比如天津教案中的官员就是典型，这也是外国人最不满清廷的地方。

　　天津知府张光藻发布了一则告示，其中提到了诛杀幼孩之事，这种说法在官方文件中出现，为民间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致使士绅常常以此为由。显然，官府的行为确实对反洋教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外国人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此举“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在这一基础上，外国人更是确信天津教案得到了官府的认可，是官方默许的行为。

　　因为民众情绪如此激动，官方必然早就清楚，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平息的措施。与之相反，官府反而发布煽动性的告示，使得群众情绪更加激动。而且据外国人说，有百姓给官府送了东西作为发告示的回报。除此之外，外国人还有一些士兵也参与到事件当中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官府即便没有参与到事件中来，至少也是默许的，而这就是官绅联盟的作用所在了。

　　英国领事威妥玛这样说：“这次行动是经过多日精心策划的。知府、知县以及地方当局本应控制这些教民，但据我查访所知，他们却置之不理。”不仅是外国人怪罪，连清政府也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怪罪天津地方政府失职，并且在后来的交涉中，在西方国家近乎苛刻的要求下，处罚当地官员。很多官员对此十分不满，反洋教的情绪更加明显，因此纵容民间行为，官绅联盟更加稳固。

　　作为士绅阶层，之所以要发动这次活动，是有着必然的原因的。首先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固化模式，也就是官与民的结构。延伸到更小的单位，祠堂就代表着家族，在乡土中国的意义重大，其他力量均不能代替。而士绅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他们是官与民联系的基层组织。

　　因此教会的入侵首先就与士绅阶层形成对立，挑战了士绅的权威性。其次，教会代表的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比如很多传教士在武力的强大支持下，蔑视中国传统文化，扬言要用基督教征服中华。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大大的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挑战了士绅阶层的权威性。士绅形成了高度戒备心理和抵触心理，矛盾一触即发。

　　另外，士绅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与西方天主教的原罪说正好对立，《礼记》中“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思想深入人心，而天主教宣传的是上帝说、创世说，这又挑战了信奉多年的信条。

　　在这种文化的对立下，天主教被传统的中国人认为颠倒黑白，不合乎伦理纲常，是异类的存在。再归结到政治利益上来，传教士在传播教会思想的外衣下，抢占民田，欺辱百姓，甚至干涉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一副入侵者的高姿态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综上来说，种种原因促使士绅阶层在西方思想入侵中华时挺身而出，抵挡文化入侵，是反洋教的重要力量，也是封建统治的卫道士。更重要的是，国难当头，士绅阶层领导的天津教案事件是一次反侵略爱国运动，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卫色彩。而身份亦官亦民的士绅阶层，就是这一事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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