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公共财政学课程在高校财经类专业本科教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了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精神，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使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得到锻炼，应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学的教学方法。在具体措施上，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部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课堂中的案例教学、组织课堂讨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实践模拟机会和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

　　关键词：

　　公共财政学；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实践模拟

　　1引言

　　公共财政学课程在财政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属于核心主干课，也是高校财经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课程安排的时间一般在大学二年级，是学生较早接触的一门专业课，在整个本科教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目前公共财政学的教学方法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言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PPT的内容信息量大，课堂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即使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教师的课堂仍是注入式教学，这种填鸭式的方法往往以教师为主体，由教师系统讲授概念与理论，而学生参与度不高，只是被动接受知识，再加上现在手机网络等诱惑，教学效果难以保证，起不到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反应能力的目的，也无法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精神，更没有办法使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得到锻炼。

　　2完善公共财政学课堂教学方法的对策建议

　　如何完善公共财政学课堂教学方法，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部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课堂中的案例教学、组织课堂讨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实践模拟机会和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

　　2．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使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教师可以建立公共邮箱、微博或者微信群等，一方面教师通过与学生的日常交流沟通，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教师将日常接触到的与授课内容相关的教学素材，如时事素材，幽默段子，网络热词，书籍评论等，让学生在非课堂的时间里潜移默化地慢慢接近公共财政学这门课程，消除陌生感并产生兴趣，这样学生才会有兴趣去进一步的了解，慢慢理解消化相对枯燥的理论内容。比如在讲三公经费之前，将关于公车改革第一人叶青和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广州区伯的事例事先发送到微信群中。湖北省统计局局长叶青从自身做起进行公车改革，并曾连续8年给全国两会上书要求进行公车改革；广州区伯在微博上将涉嫌公车私用的车辆曝光，并向相关部门举报。学生像读故事般去了解这两个人的事迹，于是，很自然地就导入了三公经费中的车辆购置及运行费，这样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到很接地气，产生了兴趣后，上课就会比较有吸引力了。

　　2．2重视课堂中的案例教学山东财经大学的云教授曾指出，为了更好的发展课堂中的案例教学，应降低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重，增加平时成绩占比，可以采用案例分析、综合讨论发言等多种方式，实行多次、多方式、多环节考核。这种改革，使案例教学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能够有所保证。在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取既要有典型性充分体现和反映财政学相关理论，又要贴近生活、真实生动，同时案例的设计要注重系统性，选取的案例应深入浅出，层层深入。案例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手段，也可以通过学生的情景表演来展现整个案例，多种方式结合来促进学生的形象思维刺激。案例导入时，可选择在讲授财政理论前导入，也可选择在讲授财政理论时导入，还可以在讲授完某一章节之后导入。在案例教学中，要重视案例教学的课堂讨论。将案例的核心部分找出来，由学生讨论该方案的具体实施，如何解决实施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可由全班同学投票选出最佳的方案。最后在案例教学结束以后，教师要对案例结论进行整理点评，归纳总结出案例中所包含的财政学理论，达到由具体财政现象反观财政理论的目的。

　　2．3组织讨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何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认为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摒弃“满堂灌”的做法，通过布置题目让学生在课下进行文献的查阅，之后课上讨论，最后由教师来点评，进而循序渐进引导学生，达到丰富学生知识，提升自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可以在理论学习结束后，对知识进行灵活运用。教师可以选取学生身边的生动的财政现象，鼓励指导学生课下主动地自主学习，而不再是各种现成知识的存储和提取，并选取财政热点现象以小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展示学习成果。整个过程是学生对具体问题的探索和创新，同时强化了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的理解。虽然教学内容偏理论性，但是教师可以辅之以数据经验分析，用数据来说话，让数据经验部分更加生动活泼。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学术搜索，在目前的大数据背景下，公共财政学课程中的几乎任一个章节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非常多的相关信息数据。目前我校的图书馆开通了中国知网、中经网、国研网、维普中文期刊、中国资讯行、万方知识服务、超星电子图书、金图外文图书等常用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资料查询，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被动旁观变为主动参与，锻炼了学生在实际中利用财政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2．4创造实践模拟机会公共财政学课程缺乏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的实践模拟，往往仅限于实验报告的完成。以财政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为切入点，以实务性特征明显的税收制度内容为例，我校目前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心购买了福斯特税务软件，里面涉及税收实务、税务筹划、税务稽查和电子报税等几个模块。通过软件的运用，使学生对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有直观的印象，比如一个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都需要缴纳哪些税，哪些行为需要交税，哪些财产需要交税，是交给地税局还是交给国税局，缴纳的时候税率多少等等，这样通过一个公司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将陌生的税制变得身边化，也加深了税制的理解，同时对我国的税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在公共财政学授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此类的软件以及其他相关的财务软件等，使学生对抽象的知识感观化、具体化，能让学生在实践模拟实验当中，自主地去汲取知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通过创造实践模拟机会，制造更多的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系的桥梁，这种方式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要求较高，不光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让学生意识到所学习知识的有用性，使学生顺利产生符合教学需要的内在动机，对财政知识的理解效果比单纯教师讲授要好得多。

　　2．5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目前公共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细化，由关注宏观制度改革转向有关理论、制度的更加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在对公共支出理论的研究，传统的财政学大都侧重研究总支出，对支出决策的政治过程不太关注，而现在的公共财政学不仅细化地去研究每类具体的公共支出及其经济效应，而且也将支出决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因此在公共财政学的课堂教学，要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指导学生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引导学生开展和推进科学研究。以一个学期为例，可以给学生布置1－2个3000字的小论文，教师可以对优秀的论文进行奖励，对论文进行指导，鼓励其投稿公开发表。同时，借助目前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契机，设计和开发具备先进性、挑战性和现实应用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寻找公共财政学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契合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实践热情，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知识创新意识和研究学习能力。

　　3结语

　　如何使学生学好公共财政学，合适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当然每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应该将各种教学方法有机融合，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更好的为公共财政学课程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1］卢盛峰．大数据背景下《财政学》本科教学改革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70－171．

　　［2］王晓洁，王泽，龚志斌．华北高校第九届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年会观点综述［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5，（1）：123－125．

　　［3］张清慧．培养财政学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方法探析［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5，（09）：96－97．

　　［4］樊丽明，石绍宾，李齐云．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探讨［J］．中国大学教学，2011，（05）：26－31．

　　［5］郑洁．论财政学案例研究与教学方法优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7）．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论文百事通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新晨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构建中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J]?财政与税务,2001,(5)?

　　[2]周宇宏?目前国外财政学界研究热点概述[J]?财政与税务,2002,(5)?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3篇

　　陈志勇。男,广西贺州人,1958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兼职。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学术经历。1981年9月―1987年7月在原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就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原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财政学、国家预算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2003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4年在加拿大圣马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先后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卡蒂夫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高校作讲学和访问。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公共收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宏观调控、地方财政等方面,并形成了财政收支政策与预算管理制度、财政分权与财政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业绩。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财政部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各三部,领衔讲授的《财政学》课程荣获部级精品课程。代表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调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财政学原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公债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2007―2008中国地方财政发展报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6.9)、“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7.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课税权法治化建设”(《财政研究》,2007.5)、“公共财政的分析”(《财贸经济》,2007.10)、“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探讨――基于治理‘土地财政’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1)。2009年度,学术论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研究报告“科学发展观下湖北公共财政发展职能研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发展研究奖(2006―2007年)三等奖,研究报告“本科生导师制度研究――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1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125-05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 释:

　　①《唐庆增经济论文集》,唐庆增著,1930年4月,经济论文30篇,包括经济通论、经济思想史、财政、银行、劳动等。《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1930年10月,记述清末至民国中央政府内外债务及沿革。《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 1917年4月版,记述1912年至1916年间民国财政状况,《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1932年11月,记述1917年至1931年间民国财政状况。《李权时经济财政论文集》李权时著,1931年11月版。《财政学原理》李权时著,1935年12月。《市财政学原理》董修甲著,1936年3月。

　　②章植在《经济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的《评李权时著财政学原理》中提到“公共企业论,在现代财政学中,是放在岁入论里面的,可是吾们试定心一想,不得不认为是一种不甚妥当的处置。因为公共企业论里面,至少有一半绝对不能在岁入论内讨论。试举一例以言:铁路是公共企业的一种,铁路上的水脚和客票,固然是国家收入的一种;可是经营管理铁路的费用,明明是岁出,而建筑铁路的费用,又明明募集公债而来,把岁出公债的东西,若硬放在岁入论而讨论,实在是不伦不类;若拆散了在三处讨论,又首尾不相呼应,若把他塞在预决算里面,更觉格格不相入,所以财政学虽然分了四大部,公共企业,实在没有相当的地位。”

　　③李权时在《财政学原理》中这样回应,如果“把公共企业论独立起来,将其内容尽量扩充,那么恐怕这一部的财政学,将与一般的产业管理论,组织论,经营论,和社会主义实施论,计划经济实施论,统制经济实施论等毫无区别只可言”。

　　参考文献:

　　[1]陈启修.财政学总论[M].商务印书馆,1924:9.

　　[2]顾保廉.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R].计政季刊,创刊号.

　　[3]马寅初.中国财政之根本问题[C].马寅初全集(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5]崔敬伯.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M].国立北京研究院经济研究会印行,1937.

　　[作者简介]刘京(1980―),女,河南开封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丛月芬(1967―),女,山东招远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管理思想史,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5篇

　　2007年12月8日下午，厦门市湖滨南路的中山医院干部病房19楼26号房间里，一位被誉为中国“财政学泰斗”和“一代宗师”、现为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博导的老人坐在记者的对面，当他讲述起自己人生的一些细节时，眼神中流露出满足，“我不是大师，是老师；不是泰斗，是老兵。”

　　一定的年龄之后，一些事情就无法抗拒地发生，年轻时的优势则明显消失。不过，像兵团一样埋伏的皱纹，并没有征服它应有的领地，今年85岁的邓子基，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而流畅，金边眼镜的后面，是两道浓密的白色眉毛，明亮的眼睛伴随敏捷的思维。这回住院疗养，也是例行的血压检查。“我是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40岁的心态，我是年轻的老者”，对于自己的状态，老人就像看待自己一生的成就一样，豁达、乐观和自信。因此，拂去几十年的岁月，把他想象成一个个子高挑，脑子聪颖，善于逆中求进并极富钻研精神的有为青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沙县，年幼时父母双亡。在他的记忆里，尽管孤儿的生活充满了艰辛，然而，就像任何人的孩提时代都有一段时光，大门敞开着，可以让未来走进。那时，求学之路就是邓子基唯一的憧憬。“为了生存，我砍过柴，当过学徒，卖过油条，一个月积累2元钱，终于去南平上了初中。”天道酬勤，人品及成绩优异的邓子基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1950年7月，他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首批研究生。从此，几十年来他致力于教学与科研，他的一生，见证着中国财政学发展的历史。

　　托起100个博士

　　硕士毕业之后，邓子基留校任教，一晃60年过去。他有数万名弟子活跃在中国的财政金融界和财政学界。他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栽培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专业人才。

　　“我培养博士的数量之多，在全世界的教授中也是少有的，有家媒体用我做了封面，说我托起100个博士，让世界惊诧。劝我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清静通透的病房里，老人的话语充满自豪。

　　“用财政学的眼光来看，‘教书、育人’是投入，‘出人才、出成果’是产出，产出要大于投人才有意义啊。看看我60年的从教生涯，我真的很欣慰，产出大于投入。数量上，我教过的学生很多，除了本科生之外，带出300多名硕士、100多名博士；质量上，我的学生无论从政、从学、从商，都是重要的骨干，都是国家的栋梁。”

　　阳光透过窗户的玻璃，洒在地上和床上。灰色的毛背心套着乳白色的衬衫，邓子基坐在房间中央一个宽大的黑色沙发上，背微微地向后靠着，双腿自然地交叉架起，老年人发福的身体占据了沙发的大部分。“我喜欢弥勒佛，他的心地好，笑口常开，大肚能容。”老人笑语。

　　有了这般心态，当邓子基谈起他的一大批杰出的专家或高官弟子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炫耀之意，却有无限的爱惜之情。“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才，为国所用，效力国家，我为他们高兴，也常常分享他们的成功和快乐。”

　　那些受教于这位老人，并最终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者，包括：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福建省原副省长、现为省政协副主席潘心城，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现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亚衍，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李礼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助理王永利，教育部职教司司长黄尧，国家国有资产监管会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保民，兴业银行总行行长李仁杰，经济学家、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法学家、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詹向阳，财政学家、山东大学副校长樊丽明，经济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许经勇，财政学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馨，青年税收学家、闽江学院院长杨斌，财政部国库司原司长、现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张通，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福建省财政厅厅长马潞生，福建省国税局局长张金水，福建省地税局局长李国瑛，福建省物价局原局长、现任福建省宁德市市长陈荣凯，中共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峰，海通证券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开国，中国银联公司总裁万建华，香港中国光大控股公司行政总裁周立群等等。

　　教育培养的是公共产品，而邓子基培植的又是高质量的产品。60年从未离开自己心爱三尺讲台的邓子基，如何栽培一批又一批的栋梁?“想要教好书，讲究的是师德师风和治学的态度，其次，你要真心地关爱学生，把他们当自家子女。”老人对师道的感悟，显得朴素而深邃。

　　邓子基的治学作风为学生们做出表率。面对问题，他总有自己的一套分析方法，“我教导学生不迷信权威，不跟风看气候。判断是非对错，只看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真理，从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子基受省里委托搞一次物价大调研，他带领一批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完成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他用大量事实数据和鲜明的观点提出物价改革的具体意见。当时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讲商品经济都躲躲闪闪，还要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时，邓子基就在这份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这在计划第一，物价第二，没人敢碰的年代，亮明这样的观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看后，甚是高兴，即在报告上批示：“好，敢于摸老虎屁股。”

　　邓子基对于学生的关爱，他20年前培养的博士生、现为国家审计署副署长的董大胜一生铭记于心。

　　2007年6月23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邓子基从教60年的庆祝会上，坐在嘉宾席上讲话的董大胜几次向恩师鞠躬。至今，他仍珍藏着邓老23年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那是1984年，我想报考邓教授的博士生，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报考他的博士生，没想到，邓教授亲自给我回信，还请学校招生办的同志给我寄来了报考材料。”回忆起自己读博的3年时光，他动情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的专业课就是在厦大凌峰楼邓教授的家里上的，时值中午，师母就会给我们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距今愈久印象愈深。”

　　在董大胜想来，邓子基对学生的培养是终生的。“毕业至今，我工作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了他的指导，我常常庆幸自己能成为他的学生，并深感自豪!这样好的导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是我的福气啊!”

　　就在董大胜对眼前的恩师感恩不尽的同时，邓子基的心里同样在感谢他的恩师王亚南。

　　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马寅初和王亚南为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校长，时称“北马南王”。王亚南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之一。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王亚南的研究生班之后，就深受王先生的喜爱。而王亚南待徒如子的大家风范，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邓子基。

　　“他的言行让我受益匪浅，享用终生。他永远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坐标，那时，他时时提醒我，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无私的爱，才有资格坚守教师的岗位。从教60年，我始终恪守了他留给我的十字宗旨：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

　　邓子基把自己一生教学的成果及为国家培养的杰出人才，统统归功于王亚南的教诲。

　　现在，步入耄耋之年的邓子基每年照样招收博士生。“本想不招了，可不行啊，我不招生了，就有很多猜测，要不是我退休了，要不是我住院了，因我经常开刀嘛，要不就是我去见马克思了。所以，不招还不行呢，再说学校也不同意我不招，但也不能多招，一年招两个。到今年，我带的博士生总计102个，明年就104了”

　　语气中含着几分喜悦，老人对于自己终生喜爱的培栽人才的工作，永远乐此不疲。

　　“国家分配论”，贯穿中国财政史

　　55年前，年轻的邓子基被王亚南“钦定”留校。他在厦门大学担任讲师25年，直至粉碎“”之后，他被提为副教授。“我的学术生命是60岁开始的，1978年到今天还不到30年呢。”说到这些，老人确有几分感慨。

　　但事实上，邓子基引发中国财政学界关注的节点，是在他当讲师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1962年，他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三篇影响非凡的论文：《略论财政本质》《试论财政学对象》《试论财政职能》，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主张。那时，他成为中国高校少有的“著名讲师”。

　　从此开始，他的理论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填补了国内财政学科的诸多“空白”，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被中央、省、市政府采用，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60年来，他出版的专著、译著和教材56本、发表主要论文370多篇，著述千余--万字。《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曾对他这样评，价：“他为我国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体系和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作为老人一生成就的“国家分配论”，其确立和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历经三次“交锋”。

　　“这个理论的提出并在学界逐渐升温，出现于当时中国财政学界奉行苏联理论的历史背景，当时，苏联的做法已经适应不了中国的国情。”

　　时光随老人的叙述慢慢倒回国家刚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全国财政收入匮乏，只能靠印钞票维持财政支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一五”计划建设，那真是一个物质奇缺的年代，国家对农业、工业、轻工业各行业实行统购统销，高强度集中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国家的这种财政制度，正在寻找理论的支撑。而邓子基的三篇论文，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现实需求，明确指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学界为之震动。

　　然而，震撼之余，争议不断。“我提出的观点，有人不同意，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于1964年在大连召开，初出茅庐的邓子基还当了华东组组长，“国家分配论”成为会议探讨的主题，争辩的结果，多数人站在邓子基的一边，这就奠定了他的理论主张在中国财政学界的主流派地位。

　　理论来源实践，而后指导实践。上世纪60年代，“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当时，国家财政管理就像一个事无巨细的大管家，大到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小到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生活用品的份额，都是由国家来统一计划安排。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都见过用过各式各样的票证，当时几乎买任何一件生活用品都得凭票证定量购买，票证的权威甚至超过了_人民币，有人戏称那段特殊的岁月为“票证年代”，排队凭票购物成为中国城乡最为常见的景观，此时，“国家分配论”发挥到极致。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的理论，第二回合的交锋出现了。”老人承认，那时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随当时中国国策的转变，给企业和地方松绑、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显然适应不了这股潮流，财政学界出现一片质疑“国家分配论”的声音。当时的厦大已经是“国家分配论”的主要阵地，1980年8月，全国各地老中青三代财政学者80余人齐聚厦大，他们是来参加中国“”之后的首次财政理论研讨会的。

　　在厦大招待所三楼的会议室里，中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激烈地质疑“国家分配论”，并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价值分配论”、“再生产前提论”等观点。“他们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意志论，经济困难，造成灾害，理论根源就在这方面。他们指责我，要我把‘国家’两字扒掉，但我就是坚持‘国家’，坚持正确的国家分配论。”

　　虽然遭受“炮轰”，但邓子基并无大师的权势。“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同观点的研究分析和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可以丰富和完善我的理论啊。”

　　老人还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主张来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态。“吸收别人积极的、先进的东西，用来发展自己，巩固自己，壮大自己。”他随后叫他的3名研究生(其中之-就是现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录音专访，对于不同的提法进行系统研究。之后，他博采众长，将各学说的优势融入自己的观点，写一长文，为“国家分配论”答疑，指出“财政统得死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

　　沉浸于当时的情景，老人的语速变得更加平和。“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方有财政。但在具体的时候，政策是激进财政政策，还是稳健财政政策，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的投放，就要看现实的需要，制定的制度和政策要以客观规律为根据。这样的政策，就是无往不胜的。”

　　研讨会上质疑，反而加固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派地位。一直到1998年公共财政论来了“交火”第三次发生。

　　1994年，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要求国家更多地退出对生产领域以及国有企业的控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分配论”又一次受到冲击。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邓子基，此时感到空前的孤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财政学界多了一种名为“公共财政论”的声音，这是一些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概念。相对于中国的财政管理而言，西方奉行的公共财政职能较单纯，

　　它们强调关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而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正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相契合的。一时间公共财政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家分配论”遭遇冷落。

　　“公共财政论刚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和我论战。对这些观点，我概括三个：第一就是过时论，你是计划经济理论，我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就过时了。第二是怀疑论，就是你的理论还能不能指导实践，管用不管用，怀疑啊。第三就是罪过论，这点是我自己加的，他们没说我罪过，但也有这个意思，你这个国家分配论，太强调国家，不讲市场，那就有罪了吧?”

　　说起这些，邓子基表情坦然。应该说，他是中国最早引入“公共财政论”的学者，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翻译《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是最早介绍西方财政思想的著作，只不过这本著作中并没有强调公共财政论这个概念。那么，“国家分配论”是否正如他人批判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坚持了几十年的理论主张，它的出路在哪里?1997年邓子基在《财政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他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代替和否定“国家分配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坚持+借鉴=整合+发展”。

　　2001年，在无锡召开的全国第十五次财政理论研讨会上，邓子基在他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这个新观点，台下鼓掌热烈。会后，还以“内参”的形式专报中央办公厅。

　　对于邓老一生的学术追求，他的一位博士生、现为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李礼辉如此评价自己所敬仰的导师，“邓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财政学的理论。”而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则尊称邓老是“吾辈楷模”，并说：“如果要把邓老和其他学者作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就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邓老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他与时俱进，能根据现实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改革所提出的需要把自己传统的观点融入新的见解之中。”

　　“几十年来，我对我的理论观点，总在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现在，我研究的财政体系，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包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在内的国家财政的体系，这是我的努力目标。”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　公共选择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最早是邓子基教授，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平新乔1992年出版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在讲述现代西方财政学基本原理的同时，也用比较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的财政制度问题。张馨1993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订出版的《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中，也着重分析了中国与西方财政的差异，既涉及理论。也涉及具体制度的比较，并在深入分析中西财政差异原因的基础之上，指出西方财政学对我国财政经济实践的若干的借鉴意义。从国内已有的比较财政学论著来看，各学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1998年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如1998年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应邀在德国慕尼黑一所大学就财政理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辩论。

　　二、中西方财政理论不同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N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比较。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脉络，可以清楚地发现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至18世纪重商主义时期。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财政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其财政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国家聚财理论方面，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一个国家财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如果它没有贵金属，就必须通过贸易来取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首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确实通过贸易掠取他国财富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但是，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相继推行重商主义理论政策，各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凭借商业贸易掠夺他国财富的时候，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差额理论和为取得贸易顺差而执行关税壁垒政策的示范效应，使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建立起来，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商品流通，切断了通过贸易顺差掠夺他国金银的国际通道，客观上减弱了政府的聚财能力。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使国家富足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在客观上却把国家推向了贫困的窘境，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由此走向了破产。十八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从实践上了“唯商是富”的国家富足理论，使产业发展重新受到重视，过去重商主义时期那种仅仅重视商业的畸形经济结构转向生产流通并重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孕育了自由经济理论的财政思想。以反对国家集权垄断，倡导经济自由发展而著称的古典经济学派，最早创立了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卷五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服务于早期资本主义产业发展需要，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除必要的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的自由发展。在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家经济理论中，首先限定了国家的活动范围和担负的职责，由此确定了国家财政支出理论、收入理论、平衡理论和财政管理理论。相对于重商学派提出的国家聚财理论研究范围而言，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研究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更具有系统性，并发展为一套科学的财政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由于适应了当时特定经济结构，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维系了相当一段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然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小规模的经济竞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竞争，企业兼并浪潮席卷了各西方国家。经济竞争规模不断升级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规模效益的提高，为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增强了整个社会商品的总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竞争客观上又加剧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程度，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能力相对减少。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经济结构中，私人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要求，纷纷压缩投资规模并裁减工人。这在实践上，不仅无助于缓解整个社会的供求矛盾，而且会导致经济委缩。这说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仅靠市场利益机制的自发牵引作用无法解决社会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无法从根本上矫正私人的经济行为，无法达到社会“充分就业”目标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目的，即出现了“市场失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并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型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应运而生了。在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特定经济结构下，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性财政在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方面，便失去了积极意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凯恩斯以缓解社会供求矛盾，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为突破口，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重新发展了国家财政理论，论证了国家活动范围和应该担当的职责。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当市场机制自发运行不能达到经济的宏观均衡时，国家必须出面进行宏观调控。而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建立适应特定经济结构和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尽管在这之后，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经济衰退与

　　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时期，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受到了来自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的批判。但是这些学派都未能彻底凯恩斯学派的功能财政理论或只是部分的修正了凯恩斯的观点。因而至今为止，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仍然是以凯恩斯财政理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普遍认识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因而加强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以便克服和纠正市场失灵。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收支规模不断增加，引发了西方财政理论对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政府公共经济活动如何行事?公共经济活动如何提高其配置资源的效率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和促进社会的公平?在政府从事公共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是什么原因造成政府的失灵?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政府)决策、政治家行为特征和选民偏好特点，包括公共财政、公共决策过程，以及社会法规制度的形成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并形成系统理论，即公共选择学派及其理论，这一理论给财政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近年来，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西方财政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与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财政学相比，财政学的另外一个分支，社会主义财政学也随着社会主义的财政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得以发展。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经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苏联财政经济实践，创立了社会主义财政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财政理论界先是从苏联全盘引进了财政理论，并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或再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分配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国家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的，国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财政也是服务于阶级压迫的需要。许毅在《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中开宗明义：“认识国家的本质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公共权力。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权力”，这是国家分配论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最清楚、最高亢的表述。邓子基在《财政的本质决定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中说：“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国家财政，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总是剥削阶级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满足需要所形成的一种以剥削为内容、具有对抗性质的分配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的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财政的产生。但由于“国家分配论”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开始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理论就遇到了来自实践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trot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再加上当时财政运行的现实状况是财政收入相对额持续下降的过程中，财政支出却不能同步下降，财政支出刚性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导致财政赤字屡攀新高，财政赤字率直逼3％的国际警戒线。要彻底解决不断恶化的财政分配形势，必须对财政职能或财政活动范围进行重新定位。于是以公共性作为财政分配活动的边界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了。以张馨发表在1997年第1期《经济学家》上的《论公共财政》为标志，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走到历史的前台。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的可能。

　　三、中西方财政理论融合性趋势分析

　　(一)公共财政理论与“国家分配论”融合

　　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从其出生伊始，就处于和我国“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的激烈论战中，争论的焦点在于财政到底是公共性的还是国家性的(亦或说是阶级性的)。然而无论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在历代学者们的辩论中，国家或者说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都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更多、更现实的情况是，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国家都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尽力维护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面向大众提供不同程度的公共服务。理想的做法是将两种理论融合到一起，寻求-I-既尊重历史、又适应现实需要的解释框架。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作过努力，如贾康与叶青于2002年第8期《财政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否定之否定：人类社会公共财政发展的历史轨迹》的文章，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即无产阶级社会一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中财政发展的基本轨迹也相应地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即公共财政(原始财政)――国族财政(公共财政逐渐被否定过程)―非公共财政(国家财政-的帝皇财政与王室财政形态)――公共财政渐进重现的过程(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将由社会主义时期完成的由形式到内容的公共性回归)――公共财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财政)”，“在国家产生之后及其漫长的存续期内，‘公共财政’经历了一个渐弱到渐强的过程，而‘阶级性’始终居于任一时期的主导地位，适用于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压迫’的国家观，这时候财政的‘国家分配论’成立。结合我国财政发展的实际情况，贾康指出1998年后在我国已“开始启动公共财政的实质性复归过程”，“中国现阶段的国家财政，正处于其第二个‘否定’的初期，当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个阶级性逐渐淡出、公共性逐渐增强的时期，换言之，我国财政的发展方向是公共财政”。

　　(二)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思路的融合从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提出开始，就标志着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基本规则――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运行市场失效(公共)政府介入公共财政，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建立的最好的经济运行制度，是能够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源泉最大限度凝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理想基础是完全竞争市场。因而纯粹市场机制的现实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交易成本、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均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理想状态，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弥补市场缺陷。如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归纳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收入分配，这已经成

　　为全球财政学界的共识。在探讨和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时，我国理论界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三大职能。陈共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财政学》(修订版)中，主张以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为立足点研究财政问题，提出财政的“三大职能”，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得到了理论界的一致认同。

　　(三)中西方财政职能理论的融合

　　中西方相同的财政职能理论出发，必然引出相同的财政支出理论。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有财政支出作为物质保障。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为各级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经费、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提供经费、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提供经费和为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支持。财政支出也都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类。购买性财政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对资源配置影响大；而转移性支出则间接影响经济运行，对国民收入分配影响大。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使用相同的财政收入总量衡量标准――财政收入集中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等。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这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财权应等于其事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此外，我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配置全社会的资源。政府财政活动的基本目标被确定为满足经济社会的有益需求，并且要直接插手社会经济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以实现全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传统的社会主义财政的上述特点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受过良好教育并有较高职业技能的政府官员可以掌握更多的信息，可以在经济活动过程里做出比消费者个人决策更优的判断，从而以政府偏好代替消费者偏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此，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完全是通过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的。财政管理和决策机制也不存在将个人偏好转化为最大化的社会公共偏好的问题。甚至财政活动可以不考虑个人偏好和任何经济规律的制约。民众对财政行为的合理监督也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难以实现。而当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以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决定了公共财政的作用领域只能是市场失灵的领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能干的，政府就不要去干；市场不能干的，政府就要去干”。政府及其财政只能干市场不能干而又需要干的事，只能站在市场活动之外去为所有市场主体的活动提供服务，从而表现出是一种“公共”活动。因此，公共财政的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应当通过某种决策选择机制将个人偏好和个人决策表达为一种社会的偏好和公众的决策。这恰恰是公共选择的作用机制，我国的公共财政应当也必然是公共选择的财政。因而我国财政理论体系中直接引进了西方财政理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政府失灵理论、投票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理论。

　　作者简介：

　　张平(198―)，女，天津市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张馨：《论公共财政》，《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2]甘行琼：《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趋势》，《财贸经济》1999年第9期。

　　[3]杨志勇：《新比较财政学导论：结合市场化实践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9期。

　　[4]宋德安：《契约论、公共性与公共财政》，《财政研究》2003年第1期。

　　[5]武彦民：《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公共财政学论文范文第7篇

　　工人到教师的转变

　　因父母工作繁忙，高培勇自幼便跟随姥姥生活。在这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老人的言传身教下，高培勇形成了坚强、执着的性格。

　　高培勇从踏进校门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毕业考试，高培勇更是以四门功课均考了100的优异成绩，给他的小学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按原来的规定，以这样的成绩，可以进入他向往已久的南开中学继续学习，但因当时刮起了一股所谓“反修教路线回潮”风，他与南开中学失之交臂。

　　初中毕业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断了高培勇的学业。要继续学习，仅有的机会就是通过工人、农民的推荐。高培勇进入新河船舶修造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7年10月，一个令人们心跳的消息传来：高考制度恢复。这对高培勇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上大学的梦想即将实现，高培勇激动过后开始冷静选择所要报考的专业。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高培勇的理工科基础相对薄弱。因为想选择对国家发展有实用价值的专业，又常见政府部门挂着财政局的牌子，便认定这个比较重要。于是，高培勇选择了财政专业。在恶补了一个多月的数学之后，他如愿以偿，顺利成为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系的一名学生。

　　因为有当工人的经历，进入大学后的高培勇曾立志做厂长。他开玩笑似地说：“我就是想从工人开始做起，直到实现自己当厂长的梦想。”

　　1981年，也就是高培勇大三之时，天津市搞了一次大学生学术论文竞赛，他的论文被推荐参加竞赛并获得了二等奖。高培勇的研究能力开始显现，也由此开始，他被老师以及同学关注。

　　这时，那个一心想当厂长的高培勇，思想发生了改变。将要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都已经确定要到发改委、财政局等政府部门去工作，而高培勇选择了留在学校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学习期间，高培勇系统学习了经济学经典著作，感受到了国家日益高涨的改革氛围，开始研究经济政策。从1983年起，凭借一个青年学子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高培勇开始涉足研究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正当高培勇准备用自己学习的知识走出校园，服务国家建设之时，他母校的领导通知他：他被留校了。因为当时全院仅有18位研究生，学院就决定要把他们全部留下，用以充实教师队伍。就这样，高培勇留在了天津财经学院，开始了他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教学和科研岗位。”高培勇说。

　　转眼6年已过，财政学科研究特别需要有宏观的思维、定位和视野的认识在高培勇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而在天津财经学院主要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也不能满足他要把自己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想法。高培勇决定继续深造，中国人民大学成为首选。

　　将财政讲座带到中南海

　　“你说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57.77％，似乎不够准确。我手上的数字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来的？”

　　“债务依存度是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额之比。但在计算中，要区分全国债务依存度和中央债务依存度。您说的数字是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但中国目前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所有的国债都是中央政府借的。所以，可以作为分母的应当是中央财政支出。以中央财政支出额而不是全国财政支出额做分母，分母小了，分子相同，其结果，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数字就会大许多。”

　　这是1997年高培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讲座上，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的对话。

　　那年3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张伟找到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高培勇，对他说为了更好地推进税收宣传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领导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听一次税法专题讲座，让税收宣传走进最高决策层，要准备这次讲座的提纲。

　　乍听到这个消息，高培勇很高兴，但是，待坐下来开始动手撰写提纲的时候，他则有些忐忑不安了。

　　那时，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刚刚过去3年，如何评判新税制实施3年来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待新税制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矛盾，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且当时中央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很成型的领导同志集体学习制度，走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的学者也为数不多，这也是高培勇第一次给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讲课，没有先例可循，他们需要什么？对税收问题了解多少？如果届时紧张而思维跟不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想到这些，高培勇反而有些后悔应下这项任务，但是事情已定，他只得硬着头皮做准备。

　　没有讲稿，甚至没有打印好的提纲，他像平时在学校上课一样，只带了一份手写的提纲就开始了讲座。他很快进入了状态，面对朱基的不时提问，高培勇总能给出令朱基满意的答复。其他领导的频频点头也给了高培勇最大的肯定。

　　此后，高培勇又多次将财政讲座带给国家最高决策层。2000年1月16日，作为被邀请的惟一一位专家，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研讨班上作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的讲座。2010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高培勇和贾康研究员一起讲解了“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专题。201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高培勇和房宁研究员一起讲解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专题。至此，高培勇的财政学研究路更宽、天更阔了。

　　将财政学思想付诸实践

　　2002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原所长刘溶沧去世，他的去世对财政学科的研究是很大损失。这时亟需一个在财政学领域有话语权的人来担任学科带头人。经过组织协调，高培勇被转调到了财贸所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