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劝学翻译(精选5篇)

　　孙权劝学翻译范文第1篇

　　1 采用多媒体进行初中文言文教学的优点

　　1.1 用课件可让学生更快进入课堂情境。

　　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创设一种身临其境的教学环境，使学生为之所感，为之所动，产生共鸣，尽快进人问题情境的角色之中。也就是通过“激其情，奋其志，启其疑，引其思”，引起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所面临情境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引起学生的注意、关心和探索行为。通过问题情境的创设和意境的展现引入新课，不仅能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而且使情景交融，师生共赏那“美妙的和谐”，享受到“无穷的欢乐”。

　　比如教学《孙权劝学》，先放映有关 “司马光砸缸救人”和“孙权劝学” 的漫画片，让学生看图说话，然后简介作者及课文背景：

　　A、作者简介

　　B、《资治通鉴》简介

　　C、关于吕蒙

　　D、三国形势

　　以引入课文，学生很快就能进入状态。

　　1.2 采用多媒体教学更方便对文言文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

　　仍以教学《孙权劝学》为例。譬如翻译下列句子，解释加点词并了解其语气：

　　A、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我难道想要你钻研经书当博士吗！

　　邪：表示反问语气，可译为“吗”。

　　B、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只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以往的事情罢了。

　　耳：表示限止语气，可译为“罢了”。

　　C、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老兄你为什么看到事物的变化这么晚啊！

　　乎：表示感叹语气，可译为“啊”

　　用课件演示，就方便多了。

　　1.3 采用邮箱和QQ，更方便学生的预习和师生课外交流。

　　仍以教学《孙权劝学》为例。上课前，先让学生自行翻译课文，并把翻译的文。学生还可以利用QQ向老师请教很多文言文学习上的问题。

　　2 虽然多媒体教学与众多其他教学手段相比有着独特的优点，但对于总的学习目标和全体学生来说，不存在一种普遍优于其他手段的教学手段

　　今天提倡多媒体教学，决不是要否定传统的教学手段。各种手段都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和独特的功能，在教学中，他们是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关系。就像粉笔+黑板、幻灯投影、电视教学等教学手段一样，多媒体教学只是教师授课的教学手段之一。将多媒体与其他教学手段结合起来将会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尽管采用多媒体进行初中文言文教学好处多多，但也有几个漏洞，需要加几个补丁：

　　2.1 要更加注重让学生直面课文。

　　也就是说，在阅读上，要让学生诵读课文，要背的一定要及时背出；在问题研究上，一定要要求学生结合课文内容，不要睁眼说瞎话。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是读。要让学生在读中译句解意。让学生利用注解和工具书，读准字音，读懂词义，读准节奏，读出语气，读出句意、段意和文意。在读中积词攒句。掌握语言规律，从字、词、句、篇到语、修、逻、文的积累。

　　二是研讨。如，《葫卢僧判断葫卢案》中的“葫卢僧”是谁？你千万不能说是贾雨村。因为如何审理判断这件案子，全是原来的小沙弥（僧）、现在的门子出的主主意；而且贾雨村也不是“僧”。再有，《孙权劝学》中，鲁肃为什么要“拜蒙母”，与吕蒙“结友”？也不能泛泛泛而谈，认为是鲁肃重感情、讲义气。那是鲁肃敬重吕蒙现在的非凡的才干和谋略。

　　三是在文言文翻译这一块，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老师钟情于鼓励学生“猜读”。确实， “猜读”能鼓起学生翻译文言文的信心与勇气，能激发他们翻译文言文的兴趣；但是，在教师点评时，一定要忠实于教材， 忠实于原文。如翻译《伤仲永》中的“贤于材人远矣”，“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贤于”应该是“比……贤”也就是“胜过”的意思；“受于”是“从……接受”的意思。

　　2.2 要更加注重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活动。

　　如个人预习，同桌合作，小组讨论、全班共研及学生进行表演等。

　　如进行《陈涉世家》的教学时，对于其中较为复杂的起义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夜学狐鸣，置帛鱼腹两件事，如果只从书上文字的意义上进行翻译，学生会感觉很难懂。不若课前指导学生进行表演，通过形象的动作语言表现事实，在理解意思或背诵的时候配合进行，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锻炼了学生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快速、准确的了解事情的经过。

　　孙权劝学翻译范文第2篇

　　一、小组讨论的性质

　　（一）误区：教师对“小组讨论”的认识存在偏差

　　《浪淘沙》课堂实录片段

　　师：昨天，已经给大家布置预习任务了，今天，我们还是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讨论、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把你预习的问题通过小组讨论整理出来；第二，你们组如果没有问题，而有独特的见解，也可以整理好。

　　《孙权劝学》课堂实录片段

　　师：我们读准了字音，读通了句子，来看第二个要求：理解文意。小组之内可以交流。小组内部不能解决的词句，可以提出来。

　　《恐龙》课堂实录片段

　　师投影学习要求：（1）自由读第二段，画出恐龙的名称，说说它们各自的特点，想想哪些词句写出了这个特点？（2）小组交流

　　先不看各自的小组讨论是否合适，纵观以上三个“学讲课”实录片段，单单从体裁角度看，《浪淘沙》是词，《孙权劝学》是文言性质的记事类散文，《恐龙》是说明文；从学段上来看，《浪淘沙》是人教版高二上册的课文，《孙权劝学》是人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的课文，《恐龙》是苏教版三年级下册的课文。不论哪种文体的教学，不论哪个学段的教学，课堂中教师们都将“小组讨论”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当做学讲课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实施“学讲计划”的各中小学中，一堂课的教学活动开始之前，学生就已经分成几个小组，围坐于拼接而成的书桌周围，似乎不这么做，就不是“学讲课”。似乎这么做，就是更能体现新课标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

　　（二）对策：教师领会“小组讨论”意义，转变固化教育理念

　　实际上，小组讨论确实体现了以学为本的新型教育观，符合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1]，但它只是诸多教学形式中的一种，只是合作学习的一种方式，只是打破过去传统教学“满堂灌”，提高课堂生命力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体现现代教育观念的方式，绝非区别“传统课”与“学讲课”的标志。“学讲计划”文件也已经指出：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一般为“自主先学、小组讨论、交流展示、质疑拓展、检测反馈、小结反思”。基本环节不是固定不变的流程、模式，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段、学科、课型自主变通、组合形成教学流程。

　　二、小组讨论的载体

　　（一）误区：课堂小组讨论内容散乱、难度太低

　　《孙权劝学》课堂实录片段

　　师：我们读准了字音，读通了句子，来看第二个要求：理解文意。小组之内可以交流。小组内部不能解决的词句，可以提出来。

　　生4：“即更刮目相待”的“即”怎么翻译？

　　师：哪一小组愿意提供帮助？

　　生5：就；应当。

　　生6：“肃遂拜蒙母”的“肃”怎么翻译？

　　生7：鲁肃。

　　师：还有吗？

　　生8：“自以为大有所益”中的“大有所益”什么意思？

　　生9：大有益处。

　　生10：“孰若孤”的“孰”？

　　生11：谁。

　　师：“孰若孤”，如果这个地方解释成“谁”的话，这句话就翻译成……“若”是“像”，“孤”是“我”，谁像我一样呢？“孰”也可以翻译成“哪一个”。

　　师：还有吗？

　　生12：“士别三日”的“士”怎么翻译？

　　生13：读书人。

　　生14：“但当涉猎”的“但当”。

　　生15：只是，应当。

　　生16：“肃遂拜蒙母”的“遂”。

　　生17：于是。

　　内容决定形式，而在学讲课中，有时候常常出现为了讨论而讨论的情况，讨论的内容存在问题，换言之，小组讨论的载体存在问题。通过观察《孙权劝学》学讲课实录片段，不难看出，学生讨论的问题是由学生自己提出来的，因此课堂氛围显得异常热闹，但仔细分析其讨论的内容，发现大都是围绕文言文实词虚词的翻译展开，如“孰若孤”的“孰”；“肃遂拜蒙母”的“遂”；甚至一些问题是极其简单的，如“肃遂拜蒙母”的“肃”怎么翻译？这对于初二的学生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挑战性，学生借助工具书是可以完成的，此时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课堂上讨论。

　　（二）对策：教师把握课文重难点，整合学生提出的问题

　　课堂教学过程中进行小组讨论，是因为讨论的问题对于学生个人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寻求小组其他同学，或者全班同学的帮助才能解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课堂前，教师可以提前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在预习单上以问题的形式呈现自己的疑惑；课堂上，教师可以给每个小组一张纸条，让小组代表先整合出一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教师再统一整合几个组的问题，以主问题统领问题群。最后，再将整合成的问题作为小组讨论的载体。

　　三、小组讨论的形式

　　（一）误区：小组单位组合随意，没有章法

　　小组讨论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讨论。从形式上看，表现为课堂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个小组有几位同学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小组的组成会直接影响讨论的效果。然而，学讲课中，教师调控小组的分配组合时，往往不加以过多的注意和思考。一位老师在执教《孙权劝学》时，学生以8个人为一小组，学生在讨论的时候，就出现成绩好的学生一直在说，成绩偏差或不爱发言的学生就被冷落一旁的现象；一位教师在执教《恐龙》时，学生上课前就已经以小组的形式围坐在一起，上课过程甚至要扭转脖子才能听到、看到教师的讲解。

　　（二）对策：教师研究小组组合方式，灵活调整小组结构

　　合作学习小组通常以3人或4人最佳，这样保证活动的开展和各组员能有机会发言[2]，且每人都应有分工。只有明确了小组内部每个人的角色，组织者、记录者、发言者……且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是讨论的参与者，才能够有效地展开讨论，而这个前提在于教师对学生的个性、学习状况、同学间的关系等有充分的认识。

　　四、小组讨论的时机

　　（一）误区：教师组织、介入小组讨论的时机随意性大

　　一位教师在执教《恐龙》时，有一个活动是这样的：教师投影几组词语，请学生自读词语，然后任选一行说一段话。选好以后，教师没有给学生任何时间，直接请学生把自己的话说给小组内的其他同学听一听。当然，一部分学生选完就已经举手了，教师布置“小组讨论”任务，学生又把手放下参与讨论去了，那么另一部分甚至没有思考完的学生呢？所以，教师组织小组讨论的时机很突兀，学生没有心理准备、思考准备。

　　在很多常态学讲课中，教师怕耽误教学进度，在学生刚刚进行“小组讨论”没多久就介入其中，学生只来得及开了开口，还没思考就已经结束。

　　（二）对策：教师“走下讲台，走进小组”

　　首先，小组讨论是需要“预热”的，给学生足够的自主思考时间，这是合作的前提；其次，为了时时把控课堂节奏，教师需要走下讲台，走进学生中间，去倾听小组讨论的情况，了解讨论的进度；最后，教师要明确，一堂课不一定就是只有一次讨论，

　　五、小组讨论的教师引领

　　（一）误区：教师放任学生以体现“自主性”、“主体性”

　　在学生的“自主性”、“主体性”等华丽辞藻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教师的不负责任。学生开展小组讨论的时候，往往会失去方向性、陷入迷惑，甚至出现闲谈、打闹的情况。一位教师在执教《孙权劝学》时，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就在过道中间来回走了几圈，连俯身倾听学生讨论的行为都没发生。

　　（二）对策：教师合理引导，积极调控

　　缺少教师必要指导的讨论活动也容易使学生的即兴发言变成没有深度与内涵的语言表述[3]，因此，教师要“把学生组织到其个人无法进行的、合作的学习活动中去。”[4]首先，教师要给出一定的方法和角度，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其次，教师走进各个小组，合理组织小组单位，尽量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引导参与方式的多样化，明确讨论不一定用口；最后，建立有效的小组评价机制。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动笔，记录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听完小组其他同学的讨论，要综合意见，提出最后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者对讨论的问题给出有理有据的解释。

　　总之，“小组讨论”在“学讲课”中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它本身是契合新课标所倡导的的“自主、合作、探究”的理念。教师们要努力走出课堂讨论的误区，积极思考其操作细节，灵活多变地运用于实际，以促进学生更有效地学习。

　　注释：

　　[1]欧阳芬.课堂小组讨论误区分析[J].中学语文教学，2004，（9）.

　　[2]徐建荣.课堂小组讨论中的误区及优化对策[A].江苏省教育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C].

　　[3]陈蕾.课堂小组讨论中的误区及对策[J].中小学外语教学，2005.

　　孙权劝学翻译范文第3篇

　　如今，孙大雨教授已经去世多年，但他高大、坚韧、坦荡的身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愿意提起笔来，回忆耿介清正的教授，完成教授生前对我的嘱托，以此寄托对他的敬佩缅怀之情。

　　诉讼风暴

　　1957年苦夏的台风季节，台风还没有降临，狂飙般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上海滩。被卷入风口浪尖的是复旦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大字报铺天盖地，报纸、电台等宣传舆论都调动了起来，来势异常凶猛。

　　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钦点”了死不悔改硬骨头的孙大雨，他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之一。此后，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召开会议，面授机宜：由《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带上“工人”到孙大雨的家里开现场批斗会。令人惊诧的是这位被批斗的教授，非但不低头认罪，承认错误，反而指责批判他的人是“反革命”，“出口伤人”！

　　“钦点”的大如此嚣张怎么得了？于是，书记挂帅，四方行动，找了在公开场合被孙大雨斥责骂过的领导干部、社会名流共16人，联名向法院递了诉状，控诉孙大雨诽谤罪。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为了批捕孙大雨动足了脑筋，副检察长方行连夜查阅资料找法律依据，总算找到了可以“传唤”孙大雨的法律依据。

　　孙大雨接到“传唤”通知，奉命准时来到检察院。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位于外滩15号（中山东一路15号），上海市总工会的隔壁，中间隔了一片篮球场大的院落。在外滩的建筑群，这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只能算是个矮胖子。事隔半个多世纪，这里已变成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除大楼的轮廓还在，内外已面目全非。

　　孙大雨被勒令不准从面向外滩的正门进检察院，通过内部人员出入的小便门（大铁门的右下角是个小铁门）进入。当时，在检察院的正门，贯通三层楼的空间到处贴满大字报。正中悬挂了一幅特大的“漫画”――一只穿着长袍的狐狸，掀起袍衫，露出粗长的尾巴，袍内藏着牛鬼蛇神，配上毛笔写的黑体大字“打倒顽固不化的房群”，上楼的梯口是另一幅“漫画”――红皮白心的大萝卜，题字为“房群你究竟想做什么？？？”一前一后，这样戏剧性的一幕，成为我和孙大雨教授最初的缘分。

　　为什么关于我的批判漫画贴在楼梯口呢？我所在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三处反右运动开始时讨论的题目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问题。我的观点是搞自然科学的应重其才，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应重用，搞社会科学的应重其德。反对意见指责我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还批驳我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看法，最后甚至说我早在中央政法干校就应该定为。辩论中我一直不承认错误，情况升级的结果是，我成了顽固不化的“”，结论抄录了建国前我在大连海关亲笔所写对苏联看法的思想小结，并给我定了性，“房群一贯反对苏联，早在1945年旅大解放时，房即视友为敌”云云。我虽不如孙大雨“钦点”之身，也是检察院重点“关照”的对象，批判漫画高悬于正门。

　　我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冒着风险，一定要亲眼目睹心目中敬佩的教授。我躲在院子左边车库楼上的暗处，对准大铁门的小角门――只见一位身材魁梧、风霜满面的学者，拄着手杖，从大铁门的小角门进来，因角门太小，只能弯腰进来。他那高大的身躯微微颤抖，步履艰难地斜穿过篮球场的边角处，踏上一方木质阶梯，由几乎碰到脑门的小便门进了检察院。这一情景此后常在我的脑中浮现。

　　1958年6月2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至此，孙大雨响亮的名字，从喧嚣的城市里消失。关心他的人们私下揣测、议论：有说他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有说他不甘屈辱，抱着他的毕生心血译著投了黄浦江。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慢慢也就忘记他了。

　　胆大包天的批语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落实以后，我这个翻案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翻过来的“极右分子”也得到了改正。偶然机会，我结识了法国里昂大学文学院博士翻译家徐仲年，他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的人，也曾不明不白地被戴上了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了帽子。

　　1980年，在徐仲年的家里我们谈起了孙大雨，他曾和孙大雨一同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说，孙大雨刚正不阿的倔强性格由来已久：1949年前为了教育部长的贪污问题，他当面指责过；1949年后，他原来看不上眼的学生都变成了他的领导，他们说他反动，他就回敬他们是“反革命”。他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不方便去看他，你去劝劝他，现实一点，不要老这样顶着。徐仲年的提议正中下怀，点燃了我心中潜藏已久的拜访孙大雨的念头。

　　从老城隍庙的后门出去就是昼锦路，过马路不足五十米，狭窄的弄堂右首处那砖木结构、上下五进的院落，就是孙大雨父亲孙廷翰置下的产业，也是孙家的祖宅。孙大雨从茂名公寓被扫地出门就回到了这里。这座院落早已被居委会占有，仅在楼上划出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给他夫妻居住。楼下是街道制作豆制品的作坊，夏天酷热喧嚣，环境艰苦。

　　房间里仅有的物品是一张红木圆桌，一分为二，一半靠墙，上面放着油盐酱醋，瓶瓶罐罐，碗筷也在其中，剩下的空间就是吃饭用的餐桌；另一半挤靠在床头，上面堆满了书稿，显然也是书桌。三尺半的铁床上，唯一的床上用品是那破旧不堪的棉花胎，床下、墙角堆满了泛黄的书籍（抄家丢下的剩余物品），除了几把破旧的凳子，没有任何财物，一贫如洗，如果我不是亲眼目睹，不敢想象这就是孙大雨的处境。

　　我这不速之客进门时，孙大雨正专心致志地伏在案头工作。得知我的来意后，他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随意地问道：“徐兄可好？”我将徐仲年已获改正的事情原原本本告知，孙大雨听后，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

　　孙大雨的夫人刘月波从外面进来，见有客人，连忙从餐桌上的竹壳热水瓶里倒了杯白开水递到我的面前，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家里没有茶叶，慢待了。”孙夫人身材矮小，面慈心善，谈吐谦和，是位容易亲近的人。她告诉我她是位普通的教师，拿的还是一百多点的保留工资，否则也不至于狼狈到客人来了连杯茶水也请不起。

　　在交谈中，我对夫妇两人这些年的经历有了大致了解：孙大雨被判了六年徒刑，送去苏北大丰劳改农场差点被折磨死，又逢三年困难时期，孙夫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往劳改农场送药和食补品。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也要把人保住，不能死在那里。硬撑着煎熬了三年，看看实在不行，她又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总算能够让孙大雨保外就医。所谓的天灾还没度过，人祸又接踵而至。红卫兵闯进了他们的家，不依不饶地揪斗孙大雨，比“反右”时来得还要凶猛。孙夫人挺身而出去保护丈夫，却被红卫兵小将们打翻在地，还准备再踹上一脚。孙大雨气愤不过，挥拳教训了红卫兵。这下祸可闯大了，从监狱死里逃生熬过来的孙大雨再次被投进了监狱。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押了三年，实在找不到理由宣判，只能莫名其妙地把他放了，美其名曰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扫大街的差事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二十多年来，两人备受折磨。

　　随后，我们的谈话转入了正题。我以现身说法告诉他，我翻案翻了二十年，“”翻进了监狱，也是在第一看守所关了三十个月，二十一年的“”帽子也没有摘掉，真的以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但五十五号文件的落实是大势所趋，我拿自己翻案经验，和徐教授的真诚意愿，推心置腹地劝说孙大雨，先“改正了”，服个软，改变一下现状再说。

　　出乎意料的是，孙大雨无动于衷，原来复旦大学党委早已放出话来，他只要认个错马上就给他改正。“我错在哪里？错的是他们！”这就是孙大雨的回复。我劝他，硬顶不行，我的经验是可以在书面结论上表明态度。

　　复旦大学党委拖了一阵子，实在拖不下去了，派了个小姑娘（党委的工作人员）拿着书面结论来到孙大雨的家。他顺手从案头的书堆里抽出那份书面结论的抄件给我看。我记得这份抄件的大意是，根据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的精神，对分子孙大雨予以改正，时间是1980年的某月某日。

　　令人震惊的是，孙大雨在该签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语：“有什么权力饿死一个教书为业的教授？我错在哪里？已经死了。邓小平先生应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

　　我一时语塞，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一生阅人无数，审阅了不知多少案卷，从未见过像孙大雨这样一位风骨刚毅，宁折不弯，敢做敢为的人！

　　最后的遗憾

　　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孙大雨先生多有交往。那时政治气氛宽松了点，我们两个大难不死的“”，时常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于孙先生的为人，沈从文早年就对他有过评价：“多才、狂放、骄傲、天真”。也曾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可见孙大雨的顽固非常出名。相处越多，我越能感佩孙大雨先生的刚正不阿，人品高洁。以至于我曾私下对夫人说：“孙大雨都判六年徒刑，把我拉去枪毙也无话可说。”

　　后来，他们搬进衡山路近吴兴路的高层住宅，居住生活有所改善。我去拜访过几次，进门后，孙夫人总先给我倒杯茶腼腆地说：“再甭请您喝白开水了。”想来还是记着当年待客不周的窘迫。她又抑郁惘然地对我说：这高楼大厦她并不满意，住在这里没有人气，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城隍庙那边是他们的老宅，邻里邻居都熟悉，走动起来才方便。闲聊时，她向我提了个请求：“房先生，我们真的是冤枉，我们家先生就是脾气不好，可他心地不坏。政治上拖着不给我们解决，红卫兵抢了我们家的东西，总该还给我们吧？”我深表无奈，只能说这类事情太多了，这笔糊涂账，恐怕一百年也算不清楚。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孙大雨轻蔑地插嘴说，“何足道哉？”的确，他毕生所追求的确实不是这些身外财物，否则，他不会谢绝加拿大知名学府的高薪厚职毅然回国，也不会在悲惨的政治命运剥夺了他二十七年的宝贵时间后，在七十多岁时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暴风雨》《离骚》等多部译稿，以至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

　　“我的年事已高，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心愿。”他忧伤地对我说，“房先生，你年轻，我们交往一场也是缘分。但愿你能像对待杨兆龙先生那样，用文学形式也给我留下一笔。”我曾将杨兆龙先生的遭遇写成文学作品《剑与盾》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所以孙教授才有此请求。我极少见到一贯铁骨铮铮的他流露出如此伤感的情绪，想来这并非源于遭受到的磨难，而是感叹自己浪费的岁月和无法实现的学术理想吧。

　　孙夫人搬到新大楼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间。她陪伴丈夫度过坎坷苦难的岁月，然而因长期抑郁，身体羸弱，最终还是先孙教授而去。遗憾的是我那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剑与盾》的剧本，没能送她一程。后来又为了筹措资金拍电视剧，南北奔波，连孙大雨先生去世的消息也是事后才得知。

　　根据严祖佑的《人曲》所记，孙大雨最后的二十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学术。他将楚辞和汉乐府，唐宋各大家的诗词，按照英文古典十四行诗（桑纳特）的韵律，翻译成英文，又把莎士比亚的剧作，尽量按照其固有格律翻译成中文。

　　故人已逝，教授夫妇的影子常在脑海中盘旋，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没敢当面答应的承诺，看来也难以完成了。孙大雨是个名人，时至今日，有许多关于他的历史研究资料见诸媒体和史学杂志。围绕“钦点”孙大雨改正的问题，就我所知，不妨也提点看法。

　　改正的三种说法

　　1978年9月17日在《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下达以后，复旦大学党委闻风而动，写出一份长达三千多字的《关于孙大雨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罗列了孙大雨的诸多罪行，有检举人，有证明人，声言：复旦大学的教职员工普遍认为孙大雨一贯反动，品质恶劣，罪行严重，不能改正。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务委员会主席施平，在复旦大学将孙大雨拒之门外时施以援手。1980年9月孙大雨被聘任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教授。碍于孙大雨问题还未获得改正，只能作为四级教授使用。

　　那孙大雨为什么最终能够改正呢？这里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来自《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施平写信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反映孙大雨到华东师大后，虽历经浩劫，年逾古稀，仍教学勤勉，著译不断，建议有关部门对其问题加以重新考虑和审理。此信引起上海市委领导的重视，指示市委统战部，提出审理意见再报市委。

　　华东师范大学接纳孙大雨是事实，但此文描述不尽准确，陈其五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也未出任部长，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是陈沂。我当时在《文学报》任特别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和他们多有接触，从未听他们谈及过孙大雨的事，以我对陈其五的了解，他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退一步说，这样的事也不可能拖延数年。

　　另一种说法来自范征夫2013年发表的《为孙大雨“摘帽”始末》：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曾过问，说他有位老师是上海的一位教授，研究莎士比亚专家，还戴着帽子至今没有改正，希望有关方面予以关怀。1986年秋天，胡乔木到沪视察，于11月1日上午派秘书把孙大雨接到衡山宾馆饮茶叙旧，还就“”中自顾不暇，无力关照老师表示歉意。

　　第三种说法是黄健、雷水莲所著《孙大雨评传》：1983年12月19日张致祥致函，由吴楚报送，请求帮助解决此案的问题。看到之后，于次日就立刻作批示：“请检查这位老先生的政策落实的问题，对该落实而顶着不办的党委和负责人必须采取点必要的措施。”张致祥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吴楚是孙大雨的学生、老干部，他再次致信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祈请关注。后来孙大雨的一封申诉信转到了的案头。据说，总书记阅毕，眉头紧蹙，说了一句话：“一个七老八十的孙大雨，我们都不能去团结，以后怎么去团结实现第三次合作呢？”

　　孙权劝学翻译范文第4篇

　　作为一般动词的“为”字，在文言文中最活跃，是一个随意性很强的“万能”动词，几乎能代替所有的动词，翻译时确实有难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学语文教材中常见的例子：

　　1.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公输》)

　　译文：公输盘(已经)为我制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

　　2.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伤仲永》)

　　译文：就写四句诗，并且题写上自己的名字。

　　3.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

　　(《核舟记》)

　　译文：能够用一寸长的木头，雕刻出宫殿、器具、人物、以至飞鸟、走兽、木石。

　　4.为坛而盟，祭以尉首。

　　(《陈涉世家》)

　　译文：修筑了(一座)高台，举行誓师仪式，用(那两个)军官的头来祭天地。

　　5.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隆中对》)

　　译文：诸葛亮亲自耕种田地，喜爱吟唱《梁父吟》。

　　6.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陈涉世家》)

　　译文：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担任都尉。

　　7.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也邪!

　　(《孙权劝学》)

　　译文：我难道想要你研究经书当博士吗?

　　8.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劝学》)

　　译文：冰，是水凝结成的，却比水更寒冷。

　　9.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

　　(《鱼我所欲也》)

　　译文：先前(有人)宁肯死也不愿接受，现在(有人)为了妻妾的侍奉却接受了。

　　10.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陈涉世家》)

　　译文：陈胜就自立为王，国号叫做张楚。

　　11.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

　　(《公输》)

　　译文：墨子解下腰带当作城，用小木片当作守备的武器。

　　12.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伤仲永》)

　　译文：(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后天的教育。

　　13.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

　　(《小石潭记》)

　　译文：石底有些部分翻卷过来露出水面，形成坻、屿、、岩(等各种不同的形状)。

　　14.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隆中对》)

　　译文：但是曹操能够战胜袁绍，以弱小变成强大，不仅是时机好，而且也是谋划的(得当)。

　　15.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醉翁亭记》)

　　译文：用酿泉的水来酿造酒。泉水香，酒水清。

　　16.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文：赵王私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盆缶(给秦王)，来互相娱乐。

　　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作为普通动词的“为”字，虽然灵活多变，不过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例子中的“为”字。在句子中都充当谓语，都和动作行为或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关，其前面都是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的短语，其后面也都是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的短语，其基本意义都是“做”，它的多种意义都是由“做”这一意义派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作为普通动词的“为”字时，便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将它翻译成和现代汉语相应的某个动词就行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变化而来的，因受到古代汉语的影响，现代汉语中的“做”字也灵活多变，与其相对应的动词繁多，我们在选用时要慎重考虑。只有到万不得已、实在没有恰当动词可选的情况下，才考虑用“做”字来代替。

　　“为”字在文言文中除了用作一般动词外，还用作判断动词，在判断句中作谓语，可翻译成“是”字。例如：

　　1.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

　　(《核舟记》)

　　译文：中间高起而宽敞处是船舱。

　　2.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

　　(《核舟记》)

　　译文：船头坐三个人，中间(戴着)高高的帽子，(长着)浓密胡子的人是坡。

　　3.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

　　(《山市》)

　　译文：没多久，看见宫殿几十所，碧绿的瓦，翘起的屋檐，才明白是山市。

　　4.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

　　(《廉颇蔺相如列传》)

　　孙权劝学翻译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亲属称谓语 文化差异 翻译

　　一、英汉亲属称谓语差异的文化根源及其具体表现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而称谓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通常根据普通成人的交往关系和使用习惯及语义特征将人际称谓分为四类，即亲属称谓、社会称谓、姓名称谓及指代称谓。其中亲属称谓是表示互相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婚姻、法律等关系的亲戚和亲属的名称，其归属地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受各自传统文化影响的迹象特别明显。现就从四个方面分析英汉称谓语差异的文化根源。

　　1.中国传统文化中宗亲关系复杂，亲属称谓语讲辈分；西方文化中宗亲观念淡薄，称呼随意亲切。

　　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宗族制度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族制度，同性宗族大家庭是基本单位，同族内部成员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在这种传统的大家族中，血亲分为“九族”，指本人上四代长辈和下四代晚辈，其序列为：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如需再细分，则成为更加复杂，“孙”一级的称谓竟达到六代之多——孙、曾孙（重孙）、玄孙（灰孙）、来孙、仍孙、云孙等。而英语中与汉语相对的只有祖孙三代的称谓词，如要表示曾祖、高祖或曾孙、玄孙辈，则只能用形容词great或great的重叠使用，即：great grandfather（曾祖），great great grandfather（高祖）。

　　西方社会虽然也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存在过封建宗法关系，但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自立门户、各自谋生。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在这种核心家庭中，血缘观念较淡薄，亲属关系相对松散。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往往相互直呼其名，一是亲热随和，甚至孩子对父母、长辈、老师都直呼其名，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传统文化论辈分，和长辈交谈时都必须使用恰当的称谓，这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这无疑给汉英互译带来一定的困难。

　　2.汉语亲属称谓语分类精细，长幼有序；西方亲属称谓语分类粗疏，指称含混

　　汉语中同胞兄弟姐妹，称谓分明，以示长幼。而英语中的brother可表示“哥哥”和“弟弟”，sister可表示“姐姐”和“妹妹”，uncle 表“伯伯”、“叔叔”，aunt可表“伯母”、“婶母”。如：

　　（1）“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你怎么还没走就想回来了？”（鲁迅《故乡》）

　　“Uncle, when shall we go back?” “Go back? Do you mean that before you’ve left you want to go back?”

　　My Old Home

　　汉语称谓语中常使用排行字表示长幼，如“伯、仲、叔、季”等，自周秦时代就已开始使用，且沿用至今；常见的是用数字表示排行，如“大哥”、“二弟”、“三姨”、“四姑”等，而英语中没有这种习惯，如：

　　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鲁迅：《社戏》）

　　He asked, “A big boat? Hasn’t Eighth Granduncle’s ferry-boat come back?”

　　Village Opera

　　3.汉语亲属称谓重性别，男女分别；英语亲属称谓语无此特点

　　汉语称谓语的性别特征明显，男女分明；而英语中对父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只使用一个称谓，即cousin，既不分父系、母系，也不分年龄和性别，表示“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八个称谓语。如：

　　（2）“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鲁迅《孤独者》）

　　My cousin and his son…”

　　The Misanthrope

　　4.汉语亲属称谓语分血缘，内外有别；英语亲属称谓语无此特点

　　汉语亲属关系分两类，一类是血亲，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另一类是姻亲，指有婚姻关系形成的亲属。血亲和姻亲分属于两个不同血统，不同宗族。在汉语称谓中表现为内外有别，泾渭分明；男有其宗，女有其族，相关的亲属称谓语也分为“血亲称谓和姻亲称谓”，俗称内亲和外亲。英美社会无这种浓厚的宗族观念，相应的亲属称谓语也不分血亲、姻亲称谓语，二者笼而统之，合二为一。如：

　　（2）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鲁迅《社戏》）

　　My grandmother, very vexed, blamed the family for not hiring one earlier and started nagging.

　　Village Opera

　　汉语中的这些称谓语在翻译时如果一定要交待清楚，则只好用paternal grandfather（父系方的祖父，即爷爷，公公），maternal grandfather（母系方的祖父，即外祖父、外公）。或者用on the father’s side（父亲方面的），on the mother’s side（母亲方面的）这类表达法予以说明。如：

　　“不成，要许悖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方头说。（鲁迅《长明灯》）

　　That won''t do. Only parents or maternal uncles can change an undutiful son…" objected Square Head.

　　The Lamp That Was Kept Alight

　　二、汉语称谓语的英译方法

　　汉语中称谓语体系严密、分类精细、名目繁多、指称明确；英语称谓语体系简单、分类粗梳、数量频繁、指称含混，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必然给汉英翻译带来不少迷惑。但尊重文化传统，遵循表达习惯，是汉语称谓语英译必须遵守的原则。具体翻译过程中则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具体化

　　为使译者明确理解，有时原文中表示不确指的称呼语翻译时具体译出所指对象，如：

　　宝钗也哭着劝道：“……实在短什么，我要是有的，还可以拿些个来，料我们那个也没有不依的……”（曹雪芹《红楼梦》）

　　Bao-Chai kept telling her to comfort her, “… if you’re short of anything, I’ll provide it if I can — I don’t imagine Bao-Yu will object…”

　　The Red Mansion’s Dream

　　按语境，“我们那个”实际是指宝玉，在译文中予以具体化，以利译文读者理解。

　　2.泛化法

　　有时原文中较多的称谓对象，如与情节发展关系不很密切，也可作泛化处理，不必将称谓语一一译出，以使译文简洁，情节发展舒展。如：

　　忽见素云进来说：“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爷，都等着呢。”（曹雪芹《红楼梦》）

　　Just then Suyun came in to announce, “Our mistress wants you both to go and discuss important business. All the other young ladies are there with Master Bao.”

　　The Red Mansion’s Dream

　　3.变通法

　　由于汉语称谓语要比英语称谓语数量更多，在翻译时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在翻译时必须依据语境，将相应的称谓语变通成对应或相近的称谓语，以符合传统的称谓语表达习惯。如：

　　她从贫苦的姑家，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萧红《王阿嫂的死》）

　　She had lived for a while with some impoverished paternal relatives, then had been bundled off to some maternal relatives who were, if anything, even worse off.”

　　The Death of Cousin Wang

　　4.归化异化法

　　汉语中习惯用“排行称呼”，而英语中习惯用“姓名称呼”，翻译事宜将汉语的“排行称呼”改译为英语的“姓名称呼”以符合英语的称谓习惯。如：

　　（1）潘月亭：顾八奶奶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顾八奶奶（很自负地）：所以我顶悲剧，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有法子办。 （曹禺《日出》）

　　Pan: Mrs. Gu, you’re the most sentimental woman in the world!

　　Gu (gratified): That’s the reason why I’m most tragic, most distressed, most passionate, most helpless.

　　The Sunrise

　　在上例中，“顾八奶奶”是中国人常用的一种随和亲切的称呼方式，即在亲属称谓语前不仅有排行，排行前还冠以姓氏。英语中无类似的称呼方式，翻译时只能转换成英语的习惯称谓 “Mrs. Gu”, 这样指称明确而又简洁通俗。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及对汉语称谓语翻译方法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称谓语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点、民族心理和习惯，翻译起来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译者必须根据其交际语境，仔细体味其涵义，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这样才能真正译出其语义所在。这对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包惠南，包昂.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7.

　　[2]鲁迅. 鲁迅小说选[M]. 外文出版社，1994

　　[3]胡文中. 文化与交际[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4]田惠刚. 中西人物称谓系统[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