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时人 ｜ 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下）

　　原标题：李时人 | 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下）

　　三)性欲是人类生命力量的一种表现，中国的「礼教禁欲主义」和西方「宗教禁欲主义」都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晚明对禁欲主义的反动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和采用极端的方式进行的，再现对象及其思想文化的特质影响了《金瓶梅》性描写的形态。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 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受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热情、激情是人强迫追求自己的对象的

　　本质力量。」[12]

　　所谓「激情」「热情」指的就是人类固有的情欲（有的本子就是将「热情、激情」译成「情欲」的）。

　　因此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仅把人的情欲作为自然存在物加以肯定，而且把情欲作为人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

　　也就是说包括性欲在内的人类情欲是人的生命力量的一种表现，奥古斯特?倍倍尔甚至说性欲是人的「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13]。

　　人的本性是对自由的绝对追求，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14]

　　本来，人类作为整体征服自然，克服自然的束缚，希望获得自由，但人类走出伊甸园，却永远打破了人类自身人与人之间的原始的自然和谐的关系，给自

　　己带上了社会的「枷锁」，他变成「文化的生物」[15]，他的本质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

　　在文明所经历的历史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17]，这一进程中也包括人对 自身的种种禁锢，对人的本性的异化，使得人不得不不断地去追求

　　自身的解放。

　　尽管在古希伯来文化的结晶《圣经?旧约》中并没有对性欲横加指责，对男女关系 描写也不带一丝禁欲主义的虚伪，而是把这种关系看作十分自然的、按照造

　　物主的意志而存在的东西。

　　但自从基督遇难后的第4 世纪，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后期把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以后，欧洲就进入了性禁忌时代。

　　教会使人相信性欲是魔鬼对人类肉体的诱惑，它不仅污染了人类的灵魂，而且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宗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说：「自从人类堕落以来，两性的结合就一直伴随着性欲，因此它将本源之罪传播给人们的子孙。」[18]

　　基督教教导人们要避免任何与性爱以及人的肉体快感有关的事，以保持灵魂的洁净，即使为了生殖目的的两性活动也是可鄙的。

　　有人甚至发明一种包裹起全身在某个适当部位开一个小孔的沉重睡衣，为的是避免夫妻为了种的延续的活动中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

　　这种压抑人的正常需要和欲求的极端禁欲主义的流行，使人成了神的奴仆，社会失去了人道和人性，从而陷入中世纪的黑暗。

　　全社会的禁欲，也使文学窒息，失去了新鲜活泼的光彩，使整整一千年的欧洲，只有蛮族的史诗、后期城市韵文故事，以及描写变态爱情的骑士文学，缺

　　乏那种直接反映现实人生的作品。

　　只有到了14 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文化的沉寂才发生变化：

　　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 方面前展开了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

　　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达不到了。[19]

　　文艺复兴运动表现了人的觉醒，如果说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 那么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古典文化大体上是以人道主义（人是一切事

　　物的权衡）和现世主义（「最高的善」是现实世界的幸福生活），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都特别强调对现实人生幸福的追求。

　　如彼特拉克所说：「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是追求凡人的幸福。」

　　对个人的、人间的幸福来说，教会的禁欲主义无疑是最大的束缚，所以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方面最高成就的卜伽丘的小说《十日谈》的重点就

　　在于揭露、抨击教会的禁欲主义，宣扬包括人的自然性欲在内的本性以及基于这种本性的性爱。

　　已经有人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问题和《十日谈》相比较，认为同是对禁欲主义 的反动和人性的觉醒；但也有人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金瓶梅》只是描

　　写秽行和纵欲，并没有将性欲升华到性爱或爱情，绝不能和《十日谈》同日而语。

　　其实，这是一个不能简单模拟的问题，因为两者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东西方文化及其发展历程又有很大不同。

　　基于此，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只接触了问题的一面。

　　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是在各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增大的，尽管在跨入文明门 槛的初期，中华民族和古希腊等民族在文化形态上已经有了区别，但在不

　　否定人的自然欲望并相对呈现出性开放这一方面则有着共同点。

　　《周礼?地官》写到上古：「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收集公元前6-11 世纪诗歌的总集《诗经》里，也有不少篇章对男女性欲、性爱执一种单纯自然、明净坦率的态度。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墉风?桑中〉），经师们异口同声称其为「淫奔」；「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摽有梅〉）

　　妙龄少女毫不掩遮她的求偶之望。「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之偕臧。」（〈郑风?野有蔓草〉）

　　甚至草露中的交合也不避讳，一切都是那么明朗、真诚和大胆，应该说是中国民族早期 对性欲情感的健康自然的表现。

　　中国民族和西方一样也走上了「禁欲主义」的道路，但演进的方式完全不同，禁欲 主义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也不一样。

　　如果说西方是以基督教文化覆盖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因而产生的是「宗教禁欲主义」，那么，中国则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文化「维新」运动使「礼教禁欲

　　主义」逐渐加强。

　　荀子说：

　　「礼起于何时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

　　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表面看来「礼」只是提倡节欲而不禁欲，但它要求欲必须符合礼的规范，而在中国的礼制中实际上并没有欲以及性爱的位置。

　　因为按照礼教的规定，男女关系的唯一形式就是婚姻，而婚姻的目的则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虽然「以大昏（婚）为万古之嗣」（《礼纪?哀公问》），但男婚女嫁并不是出于情欲的需要，感情的结合，而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

　　所以《大戴礼记》所规定的「七出」之条，「无子」为第一条，《孟子?离娄上》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封建时代不移的法则。

　　根据中国的宗法制度，婚姻并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家族的事，它的实现是通过「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

　　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这样的婚姻自然只是一种排除了个人情欲性爱的伦

　　理形式。

　　随着封建社会日趋没落，为了挽救礼教的衰势，出现了吸收佛教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他们提出了性与情、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等一组矛盾对立的命

　　题。

　　在他们看来，人的本源是善的，之所以有恶是因为情欲的结果，是人在现实社会中受外物牵连所致，要使人们的情欲、气禀都符合封建道德规范，就必须

　　「存天理、灭人欲」。

　　朱明王朝建立以后，尊崇理学，更把中国的礼教禁欲主义推向极端。

　　毫无疑问，不管是宗教禁欲主义，还是礼教禁欲主义，都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对人的生命力量的压抑。

　　但是，从孔孟到程朱，中国的礼教禁欲主义从来没有像宗教禁欲主义那样把人间的一切都宣布为邪恶不净，只承认彼岸世界，而是肯定人间生活的实在

　　性，包容了一些原始人性观念和人道主义因素。

　　一方面并不绝对禁欲，「夫妻」被列入「五伦」之一，礼教并不否认夫妻间包括性生活在内的「笃爱」，还有多妻制和娼妓制的公开化为性欲的宣泄提供

　　借口和管道；

　　另一方面，又将两性关系纳入伦常道德，扼杀个性的、自由的性爱。这正是中国中世纪时代禁欲中有纵欲、淫乱和爱情不分的原因。

　　也使解除这种禁欲主义的禁锢要比西方打破宗教禁欲主义的统治要困难的多。

　　因为宗教只是外在的枷锁，而礼教却由于长期积淀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人们心灵的桎梏。

　　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崩解以后，原来被神学束缚的人性得到复苏和扩张，人们以否定 上帝的价值来肯定人的价值，以否定来世的价值来肯定人生的价值，以否

　　定禁欲主义来肯定性爱，随之产生的是激扬自然人性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思潮。

　　这一切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因为14 世纪的意大利，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形成了足以和旧世界抗衡的力量，独立的城市为他们的崛起提供了堡垒，与神学毫

　　无瓜葛的人文主义提供给人们的是一套全新的观念。

　　《金瓶梅》产生时代的中国却与此完全不同。

　　商品经济发展畸型，经济关系没有从根本上为历史质的突破提供充足的条件，皇帝昏庸吏治黑暗，明王朝的政治虽然呈现出颓势，但大一统专制统治仍然

　　以传统的力量制约整个国家，而晚明社会新思潮，基本上还是作为传统思想的异端存在，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质的规定性，没有形成一个新的

　　思想体系。

　　因此，晚明只是一个历史畸变的时代，所表现的是「世纪末」的混乱和动荡。

　　「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松窗梦语》）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晚明 这样纵欲放荡的时代。街市上公开有「淫器」出售，彩色套印的《风流绝畅图》之类的（春宫画到处流行，以至日常生活所用

　　的「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万历野获编》）。

　　鲁迅曾谈到《金瓶梅》以降的晚明小说「间杂猥词」在当时「实亦时尚」：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

　　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兼及士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

　　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20]

　　时下论及《金瓶梅》者，往往根据这段话将其性描写归咎于受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思 想和靡烂生活之影响。

　　鲁迅所谓「时尚」之说本来不错，但若将整整一个时代、弥漫于社会的纵欲之风仅仅解释为统治者荒淫思想行为的导向肯定是不够的。实际上历史现象常

　　常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权力和财富集中的专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纵欲，本来就是一种必然现象，「脏唐臭汉」，概莫能外。

　　只是礼教从来是只许少数人纵欲而不许社会纵欲的，因为基于礼教禁欲主义的道德秩序恰恰是封建统治的命根子。

　　因此，晚明皇帝及贵族官僚的荒淫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有乖礼法的纵欲行为是既有联系 又有一定区别的现象。

　　前者或许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促进剂，或者为后者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但后者的发生泛滥则理应有其内在的原因。

　　明自中叶以后，商业流通发展，社会财富流向变化，货币肆虐，消费更新，不仅破 坏了社会的经济秩序，而且动摇了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新的社会心理

　　和风习。

　　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动本来孕育着历史活力，但是，由于传统的强大，新的因素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于是这种带有野性的活力就通过「纵欲」这一传统的宣

　　泄社会能量的孔道泛滥开来，而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的晚明社会新思潮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明社会思潮最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思想中道德伦理本位的冲击和否 定，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在社会上的主体地位，而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则

　　成为这种思潮的理论出发点。

　　从李梦阳的「孟子论好勇好货好色……是言也，非浅儒之所识也」（《空同子?论学》），到李贽将「好货」「好色」与「勤学」「进取」等并列，作为人

　　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的「迩言」（〈答邓明府〉），人们高扬起「食、色，性也」的古老旗帜。

　　其中，哲学家何心隐肯定「性而味，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爨桐集》卷3）。

　　文学家屠隆宣扬男女之欲出自人的本性，情欲是无法克制的，就是羽化的神仙也逃脱不了男女之欲（〈与李观察〉）。

　　当时文坛重要诗人袁宏道公开宣布「好色」为人生乐事。散文家张岱则毫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享乐宣言：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兼以茶淫酒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

　　晚明人强调人的原始本能，鼓吹个体的官能享受，在「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泯没的 时代，无疑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动，其思想史意义是对人的生命

　　力一种对象化的确认，因而表现为对传统的人生意义、价值以及对礼法的亵渎和挑战。

　　但是，当历史没有为一个古老民族的解放提供必要条件，没有为人性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当人们只有使用陈旧的思想武器反叛传统的时候，这种反叛似

　　乎只能矫枉过正而采取极端的形式。

　　在晚明，被呼唤出来的野性，变成一股溢出历史河道的汹涌洪水，不仅冲击着传统的堤坝，也淹没了理性，并最终导致自身的毁灭和传统的重建。

　　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晚明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是蓬勃兴起的文学新潮。与社会思潮桴鼓相应，晚明 文学新潮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禁欲主义的揭露抨击，对人性解放的鼓噪，包

　　括以极端的粗俗的形式对「好货好色」等人欲的肯定和扬厉。

　　在这方面，直接摹写现实人生的小说《三言》《二拍》等表现得都很露骨。

　　我们在《三言》《二拍》中经常看到一幅幅充斥肉欲的情节场面：少男少女干柴烈 火一触皆燃（《喻世明言》卷4〈闲云庵阮三偿冤债〉、《醒世恒言》卷

　　28〈吴衙内邻舟赴约〉），

　　年轻的商妇春情蠢动，沉湎于短暂的肉体欢娱（《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连守贞十年的节妇也禁不住小小的性挑逗（《警世通言》卷

　　35〈况太守断死孩儿〉）。

　　任君用恣乐深闺（《二刻拍案惊奇》卷34），赫大卿在花街柳巷玩之不足，又到尼姑庵里大排肉欲。

　　这里既有男性的狂荡，也有女人的放浪。的筵席（《醒世恒言》卷15〈赫大卿情遗鸳鸯绦〉）贵夫人经不住寡居的煎熬，见到标致少年便「忍不住动火起

　　来」，设法长期占据尽兴淫乐（《初刻拍案惊奇》卷34〈闻人生野战翠浮庵〉），愚庸的村妇在极难堪的境地仍愿意体验性满足（《初刻拍案惊奇》卷26〈夺

　　风情村妇捐躯〉）。

　　肉欲贯串几乎所有的两性关系：

　　小商人秦重的婚姻幸运始于嫖妓（《醒世通言》卷3〈卖油郎独占花魁〉），小市民莫大姐与杨二郎的结合基于通奸（《二刻拍案惊奇》卷38〈两错认莫

　　大姐私奔〉），被礼教阻于爱河两端的男女决绝的方式是「你贪我爱，放下心性做事，不顾死活」（《初刻拍案惊奇》卷29〈通闺闱坚心灯火〉）。

　　在《三言》《二拍》中，不仅〈金海陵纵欲亡身〉（《醒世通言》卷23）、〈任君用 恣乐深闺〉〈赫大卿情遗鸳鸯绦〉等篇章性描写恣肆刻露，连〈蒋兴

　　哥重会珍珠衫〉等杰作中也不乏对性行为的具体描写。

　　这似乎不是冯梦龙、凌蒙初个人的道德堕落，作品中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和果报论证，已说明了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态度，只是由于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社会

　　生活、社会思潮的刺激，使他们的作品自觉不自觉地被染上这种色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时代的也是他们个人的意兴心绪。

　　与《三言》《二拍》一样，作为晚明文学新潮的代表作品之一，《金瓶梅》的全部 描写，包括它的性描写，都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

　　化状况合拍。

　　评点《金瓶梅》的清人张竹坡在第一回回评开头就说：「此书单重财色。」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金瓶梅》是一部描写「财色」、扬厉「人欲」的书。因选材和长篇小说能充分展示社会生活等原因，使《金瓶梅》较之《三

　　言》《二拍》等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出中国16 世纪城市生活和社会思潮的主旋律。

　　「君子罕言利。」中国从来没有哪一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对描写社会经济生活及 其细节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从经商买卖、巧取豪夺的聚敛，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肮脏交易，到商品的行市价格、家庭衣食住行的消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无不细细写来。

　　不仅货币在人世间的作用得到充分的揭示，各色人等─从宰辅大臣到市井男女─在金钱面前的嘴脸和心态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所以张竹坡在评点中一再点

　　到。

　　「写财的利害」。书中对西门庆等的商业活动，种种物质享受，如饮食衣服的描摹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绝不仅仅是为了暴露批判，至少表现了作者受到

　　时代社会生活刺激和新的文化精神影响所产生的某种亢奋情绪，此不待言。

　　全书的情节进程和众多细节同样证明了《金瓶梅》对「色欲」的浓厚兴趣。

　　这不仅 表现在性行为的具体描写上，也表现在对社会纵欲之风─道德沦丧、肉欲横流的展示上。《金瓶梅》所描写的确是一个纵欲的世界。

　　主人公西门庆不仅网罗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女人，组成了专供其淫乐的妻妾队伍，不仅宿妓包娼，不仅把伙计的浑家、仆人的老婆、奶子、丫鬟当成随时

　　可以发泄性欲的工具，还以永不餍足的色眼打量着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女性，永远处于性追逐的兴奋状态，淫具、春药则是他随身的宝贝。

　　从这个方面看，这个商人出身的暴发户实在是个色情狂。不仅西门庆，书中所写到的蔡御史、安郎中一类读书作官的人也一有机会就露出「好色胜好德」

　　的本性，像张大户、张二官人等富户缙绅之嗜色无度更与西门庆声息相应。

　　除此之外，不仅陈经济、花子虚、王三官等浮浪子弟淫邪成性，那些伙计、家人、差役、道士等也大都是「色急儿」，连温葵轩一介穷儒，也是「有名的

　　温屁股」。

　　在这个世界里，男人遇色如迷，女人也常常性欲如炽，放浪不羁。

　　潘金莲初见伟岸雄壮的武松，便按捺不住「欲心如火」，西门庆嫖妓未归，她就急不可耐地与小厮「干做在一处」；蒋竹山因「腰中无力」，竟遭到李瓶

　　儿的刻毒咒骂并被一脚踢开；春梅摆脱了下贱处境，当上了夫人，最后还是因纵淫死在仆人的身上。

　　除了金、瓶、梅以外，其他如王六儿、林太太等女人的风月狂荡都十分出格。

　　叔嫂通奸，女婿与丈母乱伦，主人与仆妇、主母与家童、仆人与婢女胡搞，在《金瓶梅》里，纵欲的春潮淹没了道德的旗帜，人们在动物式的交欢、奸情

　　和乱伦中享受肉体的欢娱。

　　这是对禁欲主义否定性放大的晚明社会的写照，鼓荡着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

　　第85 回，春梅「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起」，不禁感慨万端，脱口而出：「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与《牡丹亭》中春香所言「关了的雎鸠，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可谓同出一辙。

　　第15 回作者那首夫子自道的回前诗：

　　「日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似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

　　所流露出来的崇尚现世享乐的人生观也与唐寅等晚明时代的弄潮儿们毫无二致。

　　正是产生《金瓶梅》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状况，给予作者以强烈的刺激，影响了《金瓶梅》性描写的形态，并赋予了它存在的现实根据，这已被《金瓶梅》问世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和得到很多读者不同形式的认同所证明。

　　四)性描写是《金瓶梅》有机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性描写是《金瓶梅》对小说艺术的开拓，也是《金瓶梅》重要的表现手段；《金瓶梅》性描写的问题不全在客观展示，而主要在于主观态度，其种种偏差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作者受时代限定的性意识。

　　那些展示时代生活、跳动着时代脉搏而又充满艺术灵性的作品，不管是否有这样或 那样的缺陷，都会因闪烁着现实的光辉而得到永恒的承认。

　　恩洛斯在谈到巴尔札克时曾这样说：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

　　在1816 年至1848 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

　　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 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

　　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

　　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

　　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

　　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1

　　虽然不能完全把这段话移借来评价《金瓶悔》（因为无论是描写的历史内容，还是美学方法， 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作为「中国16 世纪社会风俗

　　史」，《金瓶梅》为人们提供了 无比丰富的历史认识内容，则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从《金瓶梅》中抽掉两性关系内容 ─这种两性关系经常是通过性意识、性行为的描写展现的─那么这一巨幅生活画卷 将失去它存在的重要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性描写，就没有《金瓶梅》。

　　性、性关系内容是这部小说本体结构的有机部分，没有这方面的描写，就没有那个活生 生的、充满现实人生的欢乐和痛苦、嘈嘈杂杂的《金瓶悔》世界，

　　而没有生命的世界， 不会是一个审美的、艺术的世界。

　　因此，《金瓶梅》的性描写对其艺术创造也并非可有 可无。

　　通过性、性关系、性意识的描写，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底蕴；通过社会 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在性问题上的反映，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等复杂问

　　题，是《金瓶 梅》艺术开掘的途径。

　　以往中国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行为方式，大多受制于道德或政治 的因素，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或淡化人物的感性心理，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一

　　种感性的存在物，除了种种社会属性之外，总是顽固地保持着自然的属性。

　　那种建筑在 人的自然本能之上的人类的恶劣情欲甚至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22]。

　　以致恩格斯说「卑 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天的动力」[23]。

　　所以以往的小说是超人 的世界，人物常呈「扁平」。

　　《金瓶梅》作者改铸了一个流行的传奇英雄故事，通过包 括性描写在内的细致描摹，坦露人物的「灵与肉」，向人们展示了世俗生活的真实，无 疑是

　　对小说创作新的美学开拓，表现了小说艺术扬弃传统、回归生活的觉醒和指向未来 的张力。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评论司各特小说指出的那样： 这些小说向所有的人指出一条真理，这条真理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历史家和其 他作家在领悟它以前却

　　几乎一无所知。

　　那就是： 过去时代的世界里实际上充满了 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条约、草案、公文、宗卷、论争和关于人的抽象观念，也不 是图解和定理； 而是人，

　　穿着浅黄牛皮上衣或者别样的外衣和马裤，面颊上有红 晕，胸中蕴藏着激情，具有人的语言、相貌和生命力。

　　《金瓶梅》里的人物没有圣人、伟人、英雄的光环，他们只是生活在市井嚣杂声中的 普通男女。

　　经商买卖、交通官府、迎朋会友、嫖妓偷情、婚丧嫁娶、吃喝穿戴、勾心斗 角等等，是他们生活的内容； 没有理想的追求，也没有道德的标榜，物质

　　和官能的种种 享受欲望以及世俗的虚荣心已经如此深刻地成为他们这种生活行为方式的基本动因。

　　正 是在这样「现实」的基础上，《金瓶梅》作者建构起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人物性格体系。

　　《金瓶梅》里的主要角色在他们各自性格形成和命运演变的轨迹中，都随处可见性因素的 强烈影响。

　　作为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西门庆，强烈的性欲和对异性的占有欲、征 服狂与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权势的欲念相纠葛，实际上已成为他无视纲常道

　　德的人生行 为的内驱力和充满野性的性格的支点，充分显示了这个封建后期商业暴发户的真实性和 时代特征。

　　与强调女性的道德操守以及其他种种高雅良善、温良恭俭的美德不同，《金 瓶梅》展示了一个充满人的感性欲求的女性世界。

　　女人们的争风吃醋、要求肉欲满足、 贪小利而不计名节等等是「欲」在这种打破礼教道德的社会中的外在表现。

　　而在这些女 人们的欲念、行为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中，作品不仅写出了这些女性卑微生活的真实， 也揭示了人性的异化和生命力的耗损。

　　潘金莲是书中最淫荡的女人，也是《金瓶梅》女性人欲之歌演奏中的第一提琴手。

　　从人生表现看来，性欲似乎成了她生命的动力，她的所有的聪慧、机敏，人生所有的努 力─残暴、奸诈、犯罪几乎都是为了追求性的快乐和满足。

　　但是，如果联系书中对潘 金莲身世、处境、种种人生遭际的描写，就可以发现作者将追求性欲的满足作为她性格 的突出特征，并非没有现实的根据。

　　封闭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单调和卑微的生活，把一 个生命力旺盛的女性的全部活力，挤压到人生最低层次的追求，这才是潘金莲人生悲剧 的底蕴。

　　相比之下，对人物的道德谴责和诸如「受环境影响」「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之 类的些微同情只能显出立论者的肤浅。

　　李瓶儿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 曾经有人批评《金 瓶梅》对瓶儿性格的描写，认为她进西门庆家之前是个淫佚而又恶毒阴险的女人，到了 西门庆家却变

　　成了善良忍让之辈，很矛盾。

　　其实，作者正是以「欲」为契机来把握这个 人物性格变化的。 这个女人禀性柔婉，却又欲心很重─作为生命个体，她的感情和肉 体都有一种强烈的需

　　要。

　　她的「欲」在花子虚和蒋竹山身上寄托不来，于是心理上由厌 恶而生歹毒，导致了她外在的进攻性性格； 等到了西门庆家，她的情欲已有所附丽，完

　　全满足，她不是说西门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吗？

　　这就使她失去了攻击的目标和心 理力量，善心萌生，因愚钝而显出懦怯，剩下的只是对生活的眷恋。

　　而春梅在物质生活 和社会地位要求得到满足以后，反而性欲大炽，说明这种本能的感性欲求同样是这个心 高气傲的女人性格的支配力量。

　　无论从深入开掘生活，还是从结构情节、刻画人物等角度看问题，性描写都是《金 瓶梅》的重要手段，因而性描写是《金瓶梅》一书不可忽缺的组成部分。

　　所谓《金瓶梅》 的性描写，在叙述上实际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性关系过程的一般叙述；

　　二是直接性 行为（如性交过程）的描摹；

　　三是对性欲、性行为的渲染（大部分采用铺陈扬厉的韵文）；

　　四 是对性、性心理、性意识的提示和强调。

　　人们一般特别厌恶《金瓶梅》中直接性行为的 描写和对性欲、性行为的渲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叙述与我们的道德感情 和审美习惯完全

　　格格不入。

　　研究者则努力做着判断哪些对艺术来说是必要的、哪些是该 删除的甄别工作。

　　其实，《金瓶梅》中的种种性描写不仅意趣和倾向上是一致的，在叙 述上也是交叉、渗透的，除了韵文部分，文字很难剥离。

　　而即使是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 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别人画蛇添足后加的，或者说对情节进程、人物性格的发展毫无 意义。

　　比如第78 回，写西门庆先在林太太身上炙香疤，又叫如意儿在性交过程中重复「原

　　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亲达达了」的话，就揭示了西门庆的优胜感、占有欲和死亡 前的极度疯狂。

　　当然，这绝不是说《金瓶梅》的性描写是完全成功的，恰恰相反，那些对《金瓶梅》 的存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的性描写，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叙述方式

　　上都有严重的畸型 和病态的成分。

　　对《金瓶梅》这种叙述上关连难分、意识上渗透全书的性描写，实在不 是文字上逐一分割、判断艺术优劣加以删略的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对研究来

　　说，站在 新的时代文化高度对其作整体的审视关照也许是最首要的任务。

　　《金瓶梅》是以「写实」著称的一部小说，所以时下一般将《金瓶梅》的性描写归结 为「自然主义」或「客观描写」的问题。

　　其实，尽管《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具 有近代小说气息的作品，在写实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在艺术上无论如何没有达 到近代现实主义

　　─如巴尔札克那样的高度，而是掺杂了许多有违其写实风格的东西， 其中恰以性描写最为突出。

　　《金瓶梅》中荡子淫娃的种种行为，固然来源于当时的社会 生活，但作者的描写，显然有不少夸张的地方。

　　作品所写到的不少异常性行为，虽然不 能排除妓院嫖客的特殊体验，但作者的反复展示，更像是春宫图的图解。 尤其是书中一 再以两军交战作比，

　　铺陈咏赞性交过程的韵文，更属于一种主观扬厉。

　　如果说《金瓶梅》 性描写中有相当文字是「企图引起性刺激」，大概并不过分。 这样一种性描写有受文学 的「传统和惯例」影响的一面。

　　如《金瓶梅》中很多直接性行为的描写从场面、过程， 一直到叙述语言都是对《如意君传》等书的抄袭和模仿。

　　但既然文学创作从来都不是一 种被动的行为，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金瓶梅》作者的观念倾向、心理情绪以及艺术理 性无疑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本来就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

　　晚明时期社会生活的更新，人性的萌动，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规范、价值取向、道德 观念的变化，不仅是《金瓶梅》描摹表现的对象，其思想精神也深刻地影

　　响了《金瓶梅》 的创作。

　　正是由于对带有新色素的社会生活和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的认同，才使《金瓶 梅》作者着意去再现那个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社会； 才使他放弃道

　　德的成见来处 理笔下的人物。

　　把性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把性欲当作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 的内驱力来看待，是《金瓶梅》作者大胆描写性、性欲、性关系和性行为的思想

　　基础， 也是他的小说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原因。

　　但是，正如晚明是一个历史的畸性扭结，是一个 病态的社会，人们的性意识也表现出畸性和病态。

　　晚明时期禁欲被打破后产生的是纵欲 的宣泄，或者说纵欲正是晚明破坏禁欲主义的形式； 晚明社会思潮更以宣扬人的原始本 性、鼓吹恣情享乐为斗争武

　　器。

　　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那么仅仅强调本 能无疑是对人的本性的另一种异化。

　　这种不健全的、异化的性意识是《金瓶梅》性描写 偏差的要害。

　　我们看到作者是那样热衷于性，西门庆在大街上看女人，竟透过衣服看到 性器官（2 回），送春药给西门庆的胡僧被形容成一个男根模样，描写所吃的

　　食物也都带 性挑逗的意味（49 回）。

　　作者夸大性的作用，热衷于性的感官享受，以至于对「淫器」 和春宫图也津津乐道（16 回、13 回）。

　　张扬肉欲还只是作者性意识处于低级层次的一个方面，影响《金瓶梅》性描写的实 际还有「性恐惧」思想。

　　作为生活的参与者，《金瓶梅》作者感到了禁欲打破后情欲解 放的惬意、欢畅，并在他的创作中表现了肉欲放纵的快适体验。

　　但是中国的小说家从来 都把「载道」「拯世」看作自己的自觉责任，为了这种责任，他必须不仅仅以一个小说 家，还要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身分

　　来看待生活，以便于他根据「理性」在他的作品 中安排情节和处理人物。

　　所以中国的小说从来都是观念先行的，尽管作品中的形象意义 常常冲破观念的束缚，但小说家却从不怀疑，或者说即使怀疑也要强调自己的理性。

　　个 中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由此造成的中国小说充满说教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金瓶梅》 中也充斥着道德说教，这本来并不奇怪，晚明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确实很容易引 起那些在传统道德观念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小说家作

　　为社会洞察者的忧虑和激发他们匡时 世济民心的使命感。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金瓶梅》不乏道德说教和果报论证，但作 者似乎并没有特别强调纲常道德─像大多数中国小说那样。

　　而是特别强调了从纵欲到 死亡的恐惧，并因此导向向传统道德的复归和宗教的解脱─这是现实和有关思想资料 所能提供给作者的出路。

　　性恐惧和性崇拜，是人类古老的性意识的两面，在对性的长期 压抑以及由此伴生的普遍的性神秘气氛中，情欲导致罪恶，耽于肉欲必将致祸的认识已 经

　　如此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以致于「荒淫亡 国」几乎成为解释历史的 唯一理论。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 这种性恐惧心理因为对情欲的根本否定而成为为禁欲主义张目的荒唐的性

　　意识。

　　正因为 有这样的性意识，所以从纵欲到死亡成了《金瓶梅》一书的整体结构框架，作者展示了 众多人物从纵欲到死亡的过程，小说以三个不能克制欲念

　　而终于在欲海里沉没的女人名 字来命名，也是为了表达这一点。

　　虽然从纵欲到死亡对晚明时代来说不无现实根据和认 识意义，但作者为了完成他的论证，往往不惜牺牲真实和展览丑行。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 《金瓶梅》中男人占有和蹂躏女人，女人也玩弄和施虐于男人，男男女女玩着以生命为代 价的游戏。

　　这里有性虐待、性疯狂，惟独少有性爱的升华。 于是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在怎

　　样丑恶不堪的性行为中死去─作者的具体描写其实是没有生理学根据的。

　　《金瓶梅》的性描写的种种偏差，给《金瓶梅》艺术上带来了相当损害，为了张扬情 欲和性恐惧，作者夸张的描写使他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另外一

　　种脱离生活的「奇 人」。

　　像主人公西门庆，由于性格的一个侧面被强化，质的清晰性经常被淹没，以致于 悲剧性几乎丧失。

　　其他如潘金莲，由于作者施于其身的性描写过于丑滥，读者只能依稀 听到这一悲剧人物心灵深处发出的微弱的原始生命力的本质的呻吟和呼喊，人物本

　　来应 该包涵的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内容已被大大削弱。

　　至于《金瓶梅》性描写叙事方式上的种 种偏差所造的本书美学品位的下降和导致种种接受上的障碍误差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 实，无须赘言。

　　要而言之，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看问题，《金瓶梅》性描写种种偏差的要害是 作者受时代制约的性意识。

　　当性意识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不管其是否对以往的历史 表现出进步的意义─要想在文学上达到叙述的完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对我们来说 实在具有深刻的垂诫意义。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 原文 提交给1989 年6 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收入张 国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又 收录于 《李时人<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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