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处女作《雷雨》 曹禺悲剧艺术下的悲剧人生

　　“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1979年的一天，69岁的北京人艺院长曹禺收到巴金的来信。

　　此时距离巴金在《文学季刊》上发表曹禺的戏剧处女作《雷雨》过去了45年。开会、题字、表态已经替代了图书馆里的奋笔疾书，成了曹禺生活的常态。他才华横溢的创作高峰早早结束，迎来的是人生漫长的苦闷，正如《雷雨》中那个郁热的苦夏。

　　【戏里】

　　震撼！京城观众深夜排队购票

　　1933年的暑假，清华大学图书馆显得有些冷清。西文阅览室里，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每天准点光顾，奋笔疾书。摊在他案头的四幕话剧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雨》。这部作品他苦苦构思了近五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文学季刊》编辑、中学同窗好友靳以，但靳以人很正直，为了避嫌，迟迟没有将这部优秀的剧作推荐给主编郑振铎。

　　1934年7月，同在《文学季刊》担任组稿编辑的巴金辗转读到了曹禺的《雷雨》，惊为天人，立即向主编推荐，破例用整期杂志全文刊载。年轻的曹禺一跃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巨星，《雷雨》也被视为中国戏剧真正成熟的标志。在之后的几年，他又接连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

　　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京召开，会上提出了对“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继承问题，对优秀的话剧作品要有选择地搬上新中国的舞台。北京人艺立即决定上演曹禺的名著《雷雨》。为此周总理还亲自为剧组定下了积极的主题：反封建。排演《雷雨》的时候，时任人艺院长的曹禺为了与新思潮接轨，进行了自我批判，修改了当年的成名作。人艺的演员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来排练，延续了《龙须沟》的创作方法，剧组走过了异常艰难的创作历程。

　　1954年，《雷雨》第一次登上新中国的舞台，震撼了全国戏剧界，首都剧场还出现了观众深夜带着铺盖卷排队买票的盛况。该剧后来成了北京人艺的看家戏，仅“文革”前就演出了300多场。到了2004年，这部戏已经培养了三代人艺演员，同《茶馆》《蔡文姬》并列成为北京人艺永远的保留剧目。

　　“我是爱北京人艺的！”曹禺在很多场合这么说过。曹禺把一生献给了北京人艺，但工作热情和行政事务也转移了他作为剧作家的创作激情。

　　2010年，曹禺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人艺以明星阵容，再次上演了曹禺系列经典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以表达对终生院长的缅怀和景仰。

　　【戏外】

　　曹禺：我想成托尔斯泰，可是……

　　十年浩劫耗尽创作生命

　　除了修改旧作，曹禺也想要为新时代写作。虽然这些创作都是走的“主题先行”的路子，题材也是他比较生疏的，可是曹禺觉得这是他“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可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彻底摧毁了他的创作信心和激情。

　　1966年的夏天，曹禺开完作家会议刚回到北京，一进人艺便大吃一惊。院子的黑板上、墙上到处贴着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很快，曹禺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而铁狮子胡同3号，他家门口，也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标语。

　　写不完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让曹禺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逢人便深深鞠躬，说一声：“我是反动文人曹禺！”也真心认为自己不该写戏毒害观众。剧作家吴祖光曾说：“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可是也就是因为“听话”，曹禺并没有像老舍、焦菊隐那样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曹禺被发落到首都剧场传达室看大门，“文革”后才回到他热爱的院长岗位，可那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建院之初的热情。“电话一响，总是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他一接电话，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回来后又极为疲倦”。这是女儿万方对曹禺晚年的回忆。

　　《王昭君》：应景的收官之作

　　1978年，已经平反的曹禺恢复了人艺院长职务。他试图重新拿起笔，可经常几个小时趴在桌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文革”前就受周总理之托动笔的《王昭君》直到1979年才完成，并应景地登上了国庆30周年的首都剧场舞台，然而外界的反响却并不如预想的那么持久和热烈。

　　画家黄永玉曾以老朋友的身份给曹禺写过一封长信：“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失去了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曹禺将其裱成专册珍藏起来。

　　曹禺一生只有九部作品，其中新中国成立到他去世的47年间，只有三部（《王昭君》《明朗的天》《胆剑篇》）。“爸爸这样有才华的作家，后半生几乎没出什么好作品，这是为什么？除了他个人的责任，是不是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曹禺的女儿万昭在谈到曹禺的后半生时说。

　　在最后住院的那些年，曹禺曾对万方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曹禺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一类的书。他看着看着会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想成托尔斯泰，可我成不了，都七八十岁了，还成什么呀，我就想死了算了。”

　　受访者：万昭、万方、田本相、刘章春

　　参考书目：《曹禺传》、《老师曹禺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