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天生犯罪人”

　　龙勃罗梭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认可达尔文关于人类“一些最坏素质”可以隔代遗传。这在今天或可称之为“奇葩说”。

　　《犯罪人论》由刑事人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龙勃罗梭所著，其将犯罪学以实证分析的方式，以生理学、医学、精神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来阐明犯罪的动因，由此诞生的“天生犯罪人”理论造就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讨论。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受各种亚文化的冲击，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不在少数，如何解决并有效预防已成为重要的课题。

　　初次接触龙勃罗梭的犯罪学，依稀记得是在大二的某次社会学课堂上。那是社会学老师讲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时候，提及了龙勃罗梭，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脑子里无数个念头闪过，比如“天生犯罪人”是否真能根据龙勃罗梭的结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那些根据人类学原理归纳出来的具有“头骨容积小，前额后缩，额窦发展明显，经常出现中前额骨缝和沃姆氏骨，早熟性骨结，颞颥弓突出，骨缝简单，颅骨较厚，下颌骨和颧骨凸出，突颌，眼眶歪斜”等特征的人是否可以一概而论系“天生犯罪人”？那对于未成年人，其认识和行为控制能力尚未定型，极易受社会亚文化等外部因素诱导而具人身危险性，未成年人是否也是所谓的“天生犯罪人”？以及通过对犯罪人的头骨进行解剖分析的方法归纳得出的犯罪人的特征又是否科学呢……

　　带着这许许多多一闪而过的想法，我关注起了“天生犯罪人”，翻起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中期论文的时候竟然也执迷地选了“天生犯罪人”这个专题。最近，这本书又成了我的睡前读物。每次捧起这本小书，每次都会深深地感受到“天生犯罪人”并非无稽之谈，其内涵也并非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天生犯罪人”这五个字的字面含义那么简单。

　　在论及“天生犯罪人”理论时，人们很可能未经思维的过滤继而将事情简单化，并且在未加理性的思考之前提出如下质疑：如果存在天生的犯罪人，那认定罪刑时又何必如此繁琐地要求“主客观相统一”，只要根据人类学原理，将那些符合特征的“天生犯罪人”预先加以矫正岂不是更能预防犯罪？未成年人是否便是所谓的“天生犯罪人”？但又正因为未成年人尚未定型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使其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又怎能武断地认为其存在人身危险性，而将“天生犯罪人”的结论贸然地置于未成年人身上呢？龙氏所谓“天生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可否全然参照？

　　龙勃罗梭重视对犯罪人的病理解剖的研究，比较研究精神病人和犯罪人的关系，运用人类学的测定法作为研究精神病犯罪人的其他犯罪人的方法。通过对罪犯的解剖、测量以及相貌分析，龙氏发现犯罪者通过许多体格和心理的异常现象而区别于非犯罪人，是蜕变到低级的原始人类型。且犯罪人的感觉是麻木的，迟钝的痛感和耐心的缺乏是犯罪人更易选择冒险继而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犯罪行为具有遗传性，龙氏根据这一点将犯罪人分为四种类型：生来犯罪人、激情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及偶然犯罪人。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主张应对不同类型的罪犯采取不同的矫治措施。由此，其得出结论：刑罚的目的仅在于特殊预防，刑罚不是应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而应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是一种偏执的社会习俗与认知。与其说这是强大的生理遗传，毋宁说这是家庭环境带来的后果。犯罪人家庭出生的未成年人由于缺乏关爱和照管，会比普通家庭里的孩子更易走向犯罪，究其原因，往往是社会的，而非基因使然。因此，对于潜在的犯罪者往往是可以通过外在手段的介入抑制其人身危险性的。对此，事前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前教育不仅仅在于学校与家庭的有形关照，还在于社会无形的引导。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一经传播，马上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当看到龙勃罗梭搜集的那些相貌不对称和有特征的罪犯画像时，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尖刻地挖苦说：“这些肖像看起来与龙氏朋友们的肖像一模一样。”继龙氏的“天生犯罪人”之后，加罗法洛对“天生犯罪人”理论加以修正，提出人身危险性是可以抑制的，并不必然转化为犯罪行为，这一观点更加肯定了“特殊预防”的可行性。龙氏暮年之时，其反思学界对“天生犯罪人”的褒贬，不再仅将目光落于基因与遗传等先天因素，而是开始把犯罪原因扩大至“堕落”等后天因素。

　　龙勃罗梭对犯罪人以一种“刑法替代物”的方式进行矫治的主张符合现今对未成年人一贯的教育改造精神。探讨“天生犯罪人”的内涵，考量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预防路径，可以说是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打开另一扇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