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暴力的揭示还是殖民主义的延续？——《猪女郎》中暴力呈现的伦理思考

　　李 长 利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 2016年加拿大总督戏剧奖获奖作品《猪女郎》是白人女剧作家科琳·墨菲根据真实的连环杀人案创作而成，该剧因揭示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遭受高风险暴力的事实以及警察的冷漠而备受赞誉，然而该剧却引起了原住民群体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是性侵与虐杀能否在舞台上直接呈现；其二是该剧的剧名是否涉嫌对原住民的公然侮辱。针对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文章试图通过原住民艺术家在处理相似主题时普遍采取的方式，即以集体哀悼和集体治愈的形式凸显原住民的族群观来考察该剧引起的争议。文章认为，暴力主题不是艺术家不能逾越的禁区，但当涉及敏感事宜时，尤其是当强奸被白人殖民者视为殖民和种族灭绝的手段延续至今，其毁灭性创伤远未愈合的前提下，艺术家应该放弃一切傲慢以及捍卫自由创作的企图，始终将受害者及其群体的情感诉求纳入考量，并以合理的艺术方式将问题引入公共场域，才能更好地化解冲突，实现艺术改变现实的理想效果。

　　[关键词] 《猪女郎》；原住民女性；殖民暴力；哀悼与铭记

　　2016年加拿大总督戏剧奖获奖作品《猪女郎》(Pig Girl)是科琳·墨菲(Colleen Murphy)根据发生在加拿大的一起连环杀人案改编而成。2002年，连环杀手罗伯特·威廉·皮克顿(Robert William Pickton)因谋杀6名妇女被捕，后来警方在他的猪场中进行了地毯式搜查，结果共发现了33具失踪妇女遗骸，但皮克顿最终所获刑罚却只是依据他谋杀了6名妇女。墨菲对法官忽略其他案件感到异常愤怒，这一愤怒情绪促成了《猪女郎》一剧。墨菲在剧中设计了两条时间线。第一条是被害女孩和行凶者在案发现场的情形，主要围绕行凶者对女孩的残酷折磨以及女孩的殊死抗争展开。第二条时间线围绕死者的姐姐和警察，姐姐极力劝说警察去寻找她失踪的妹妹，但警察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这两条线索的时间跨度不同，前一个是真实场景，后一个则持续了长达9年时间。

　　该剧对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暴力伤害进行了直接披露，同时也对警察的冷漠进行了无情批判，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大部分原住民却持相反意见，他们坚称该剧剧名本身就是对原住女性的极度污蔑，同时剧中性虐场景的逼真再现不仅将原住女性视为软弱的受难者，更是将原住女性的身体当作满足白人男性窥淫欲的对象。针对种种争议，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原住民遭受的暴力应不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如果能，又该如何呈现？

　　《猪女郎》在演出后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好评如潮。总督戏剧奖的评审团认为：“墨菲在一个人性崩塌的时期编织出一个结构精湛的人性测试。《猪女孩》一剧近乎残酷地迫使我们见证一个恐怖之夜，这也是对女性遭受的持续性暴力的及时回应。它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群体责任，无论这一过程多么困难、多么痛苦。异常醒目。无可否认。难以忘却。”①利兹·尼科尔兹(Liz Nicholls)对剧作家及剧作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猪女郎》是由加拿大“最勇敢、获奖最多的剧作家之一的明星剧作家所创”，该剧“大胆探索了，准确来说是直面我们文化中一个异常残酷的缺陷”。墨菲本人也明确表示，“针对女性的暴力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潮流……我设计的舞台人物是在嘶喊‘看着我，见证一下我的苦难’。戏剧本应该掀开丑恶，而不是掩盖丑恶。”[1]埃德蒙顿的剧场网络(Theatre Network)艺术总监、《猪女郎》首演导演布拉德利·莫斯(Bradley Moss)不仅从其导演该剧的过程，更是从其整个导演生涯表达了对该剧的看法：

　　这是一部我此生执导的最困难、最令人难过的戏剧之一。人类是一个始终蚕食弱者的暴力种群。《猪女郎》令我彻底震惊，我因此在很多个夜晚难以安睡。剧中发生的一切让我恐惧，然而更让我惊骇的是，整个社会对连环杀手大肆报道的同时，那些失踪妇女却始终音信全无，即便是有时已经找到了尸体[2]78。

　　当莫斯以一个艺术从业者的敏感表达自己对原住民女性现实的不安时，该剧在舞台上逼真再现的性暴力却也招致了强烈的批评。科林·麦克莱恩(Colin Maclean)犀利地指出，观众在85分钟的演出中目睹一个“垂死的女人”在舞台中央“被捆绑、侵犯、折磨，并最终被杀害”，这是企图用电影中的“色情折磨”作为整件事情的标签。麦克莱恩直陈这种重复“毫无价值”[3]。当墨菲本人表示希望通过舞台暴力还原受害者经历的恐惧而让麻木的人们感到不安时，保拉·西蒙斯(Paula Simons)却对这种舞台暴力的“道德问题”高度质疑：“这是一场将分阶段的强奸和谋杀演变成虐待狂的偷窥行为，让观众观看一种现场凶杀纪实色情影片，有何意义？”[4]

　　除了针对舞台呈现的性暴力的怀疑和指责，该剧剧名也引发了质疑。克里族政治活动家、“不再懈怠运动”(Idle No More)创始人之一塔尼亚·卡普(Tanya Kapp)认为该剧剧名本身极具攻击性、种族主义的贬低性，不仅使被害妇女受到进一步伤害，也伤害了所有原住民姐妹。她试图恳求剧作家更换剧名，否则埃德蒙顿，甚至整个加拿大都可能爆发抗议活动。另一位土著剧作家观剧后也认为该剧实属利用皮克顿受害者的痛苦为娱乐看点，并明确表明了立场：这种痛苦太深刻，需要漫长的时间来修复，因而不适合进行艺术创作。如果确实要进行创作，也应该由本族演员和作家担此重任。梅蒂斯演员、剧作家、加拿大前戏剧委员会委员(former theater officer with the Canadian Council)布鲁斯·辛克莱尔(Bruce Sinclair)也赞同上述观点，并表示他绝不会写一部关于大屠杀或奴隶制的戏，他诘问为何要娱乐多灾多难的原住民妇女。不仅如此，他也深信加拿大拥有众多才华横溢的原住民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他们有权利和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由白人作家、演员们家长式的代劳[4]。

　　面对种种指责和批判，墨菲也做出了回应。她表示皮克顿案件只是创作的“催化剂”，该剧终究是“一部想象的作品”，剧中人物是想象的产物，剧中人物如与任何真实人物出现巧合，也绝非故意[2]4。此外，墨菲也坚持认为，争议之于戏剧并非全然坏事，争议反而会带来公开的探讨，《猪女郎》一剧恰是出于对警察的冷漠以及为那些在新闻报道中既没有颜面也没有发声的受害女性发声而创作的：

　　我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承认事实，并在足够的关爱下为那些从不认识，甚至也不想去认识的人采取行动……去质问为何有些妇女身处险境？她们究竟承受了什么才让她们如此脆弱？为何有些男人会害怕、痛恨女性，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才迫使他们最终成为猎食者？整个社会，包括权力部门在内，为何总是拒绝承认虐待行为的普遍存在？[2]4

　　墨菲进一步将原住民妇女身处的境遇视为“极端情境”(extreme situation)，而极端情境只能用“极端悲剧”(extreme tragedy)来表现。她认为，戏剧能够加深人们对人类大灾难的认识，并最终避免灾难的复发。她还借力于英国当代剧作家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的话：“如果你不能在剧场中面对广岛事件，那么你自己也将会毁于广岛事件。”[2]5因此，当墨菲面对“文化盗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指控时，她仍镇定自若地援引霍华德·巴克(Howard Barker)的“分歧剧场”(the theatre of disagreement)为自己辩护：“我们无法预料人们的反应。有时人们为作品的精彩欢呼，有时会恶意谩骂。”[1]

　　可以看出，争论双方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为各自辩护。为深入理解《猪女郎》一剧所引发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在北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去检视原住民现状，而原住民对待该剧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也恰是源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殖民活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致。

　　《猪女郎》一剧所反映的案件绝非某个时间发生的个别案件，相反，加拿大原住民妇女所遭遇的暴力时间之久、程度之深让人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原住民和北方发展部汇编并发表在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被偷走的姐妹们：加拿大对原住民女性的歧视和暴力》(Stolen Sisters: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Women in Canada)公布的数据发现：加拿大25岁至44岁的原住民女性死于暴力的可能性是同龄非原住民妇女的5倍。暴力杀人案件频发，但是破案率极低。国家妇联的数据显示，在“精神姐妹”数据库记录的500多起谋杀案中，只有53%得到侦破，而全国凶杀案破案率却是84%[5]。《人权观察》研究员梅根·罗德(Meghan Rhoad)表示，“如果其他背景的妇女以同样速度被谋杀或失踪，很多人将会视之为全国性危机”[6]。在剧中，姐姐控诉“如果失踪的是男人或富有的白人妇女，或者发生了其他你们所谓的紧急情况，你们早就破门而入了”[2]23。由此可见，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暴力已然成为一种制度性歧视和结构性暴力。

　　很多社会活动家指出，原住民女性的现状是几个世纪以来北美殖民活动的遗留问题。在殖民接触前，原住民妇女通常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殖民活动彻底瓦解了原住民社会中传统的两性关系。爱德华·约翰大酋长(Chief Edward John)在2011年10月的第一民族(the First Nations)首脑会议上向“失踪妇女调查委员会”(the Missing Women Commission of Inquiry)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各种旨在破坏原住民社会政治和家庭结构的强制迁移和同化政策中，妇女均成为“具体目标”。贝弗利·雅克布(Beverley Jacobs)和安德里亚·威廉姆斯(Andrea Williams)也认为蓄意剥夺原住民妇女权利和削弱整个原住民种族与“加拿大原住民妇女的失踪和谋杀直接相关”[7]。

　　安德烈·史密斯(Andrea Smith)在其所著的《征服：性暴力及美国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Conquest: Sexual Violence and American Indian Genocide)一书揭示出“强奸是殖民控制的工具”，因此强奸“超出了针对个体实施的强奸行为，而是包括旨在破坏很多人，甚至是毁掉一个民族的各种不同策略的总和”[8]3。萨拉·迪尔(Sarah Deer)也以一个形象的比喻道出其中真谛：“强奸是殖民主义的隐喻——殖民者不仅对原住民土地和资源进行侵犯，还对原住民女性的身体进行侵犯。”[9]自哥伦布1493年远征开始，探险家们就开始将原住民女性作为“奖品和刺激物”赏给下属。一位殖民者曾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无比炫耀地讲述了他强奸一名原住民妇女的过程，“把她带进了我的小屋，她按照他们的习俗赤身裸体。我有了一种取乐她的欲望。我想把我的愿望付诸行动，但她不愿意，并试图用指甲反抗……我拿了根绳子，把她捆住，她发出了闻所未闻的尖叫……。”[10]

　　主流社会对原住民妇女的侵害远不止于身体上，更有对其心灵和尊严的肆意蹂躏。联邦法律对种种侵犯持容忍态度，原住民妇女始终被视为“不道德的和不值得保护”的对象。1989年，原住民女性形象被一款由私人企业开发的名为“卡斯特将军的复仇”的电子游戏滥用，游戏者的目的是操纵游戏中的卡斯特将军，使之与一个被捆在木桩上的美国原住民妇女发生关系。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善战苏人队”(Fighting Sioux)的吉祥物也因强烈的种族主义及性话语(racialized and sexualized discourse)而遭到苏人的起诉，但该指控遭到法官的驳回。更让人愕然的是，该校很多学生所穿的文化衫上竟然印有苏人和北美野牛交媾的图案[11]。歧视、贬损原住民，尤其是原住民女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西方主流社会对原住民女性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即原住民女性大多从事色情业，这种观点源于西方社会针对原住民男性和女性进行的非好即坏的划分：原住民男性不是“高贵的野蛮人”，就是“嗜血的印第安人”，女性不是“印第安公主”，便是“性欲惊人的妓女”。耶斯敏·吉瓦尼(Yasmin Jiwani)在分析2001年至2006年间《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发表的128篇关于温哥华市中心失踪和被谋杀妇女的文章之后指出，目前主流媒体陷入了“关于妇女、土著性和卖淫三者根深蒂固的观念”中[12]。谢瑞娜·拉扎克(Sherene Razack)也通过19世纪的报纸记录指出，“原住民妇女和妓女被一度混淆，人们普遍认为，当原住民妇女遇到暴力时，她们只是得到了她们应得的东西。即使能清晰地听到受害者的哭喊声，警方也罕有介入”[12]。对于那些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大众媒体采取了指责受害者的态度，比如，《温哥华警察局失踪妇女调查报告》中写道，东区市中心的性工作者是“自愿”来到她们后来遇害的皮克顿家中[7]。在《猪女郎》中，警察在姐姐一再要求警方寻找她失踪很久的妹妹时说道：“你妹妹是妓女，是妓女就有风险啊……就好像她们到了东区(the Downtown Eastside)和她们自身没有丝毫关系一样。我的意思是，哎，除非是从天上掉下来，否则一辈子都不应该到那种地方去。”[2]24剧中警察还将失踪女性归因为“不自爱，不在乎自身死活”这样一个“既可怕又让人难过”的事实[2]33。

　　正是基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警察搜救工作的一再拖延，即便有诸多明显证据能辅助警察破案，也生生让罪犯持续犯案长达十年之久。首先，剧中姐姐提供一系列可能让罪犯尽快服法的线索，比如姐姐提供了妹妹失踪前的电话留言，留言显示她曾去过一个出售印有小丑笑脸气球的一元店，她提供了妹妹的照片、身高体重以及失踪前的衣着打扮。此外，更有目击者声称在一个经常举办聚会的农场主的家中，看到了一具被剥了皮、开了胸的东西悬挂在房梁上，当询问农场主时，被告知是头宰杀的猪，但令目击者疑惑的是“猪怎么会染着红脚趾呢？”[2]41就连这样一条关键信息，甚至可以是报案信息，都被辖区警察认为是当事人出现了幻觉。此外，警局新招募的一个专门研究犯罪空间情报的警察曾根据图形分析出有一个连环杀人凶手在熟悉区域频繁作案，但是遭到剧中警察的讥讽：“我们的‘犯罪学’专家想发布一条新闻警告有一个逍遥法外的连环杀手存在……他的统计图证明不了什么，只有尸体才能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具尸体。”[2]18

　　当姐姐质疑为何得不到警察的帮助，甚至想要向上级投诉警察乃至警局时，警察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去呀，给皇家骑警打电话，你看看他们能做啥……你去打安全情报局(CSIS)的电话，去打FBI的，去国际刑警组织那里都没毛用。”[2]25而当警察告诉姐姐警方在农场周围搜索出大量女性衣物、性虐工具和血迹并告诉姐姐可以安心时，姐姐说道：“谢谢你终于说出有这样一个杀人凶手了，这个早在10年前就有人说过了。”[2]57十年的拖延和冷漠到底会带来多少无辜的受害者遇害呢？剧中行凶者直接对被囚的妹妹说，“你啥都不是，就是一头猪。”[2]29“你就是一块蘸着芥末和洋葱的鲜肉。”[2]47“像你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一活。”[2]67当观众面对施暴者这些无比贬斥的话语、舞台上的起重机、高悬的滑轮和明晃晃的铁钩，以及施暴者对他高超的“杀猪技术”的炫耀时[2]54，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呢？当被囚的妹妹被铁钩勾住后背，滑轮将她拉起后发出痛苦的嘶喊声，观众是感觉到难以置信的恐怖，还是欲望被满足的快感？是否罪犯越凶残，受害者的痛苦越难以忍受，观众的满足感才会越强烈？

　　虽然墨菲有充分的理由为剧中再现的暴力场景进行辩护，但就实施谋杀前的酷刑以及对受害人的恐吓来看，《猪女郎》一剧终究与那些新闻报道“没有明显区别”[13]。那么，这种暴力该不该在舞台表现？如果真如墨菲所期望的，是要通过暴力呈现震慑人们麻木的神经，那么又该如何呈现才能避免争议呢？

　　当批评者质疑该剧的主题及呈现方式是否恰当时，墨菲却始终保持强硬立场，认为艺术家讲故事的自由权利不可撼动。然而讽刺的是，墨菲在创作这样一部基于事实的戏剧时，她并没有与原住民广泛接触，也没有对事件进行彻底调研，却仅参考了史蒂夫·卡梅隆(Stevie Cameron)的《农场》(On the Farm)和一些其他小故事。而且墨菲还表示，她只是尽可能地表达对故事的主观感受，并不理会观众的心情或他们的感受，她也不想让戏剧成为负担[14]。显然，这种态度与她之前所表述的因警察的冷漠和法官的审判而愤慨形成了巨大反差。此外，作为一部反映原住民问题的戏剧，整场演出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原住民的身影。采访中，墨菲还提到一个重要细节，她曾读过基斯·巴克尔(Keith Barker)创作的关于“夺命高速”(the Highway of Tears)的剧本——《静止的时刻》(The Hours that Remain)，该剧讲述了“超越死亡并进入一种灵魂世界的可能性”[14]。墨菲表示虽然她为整部剧所动容，但她始终认为：

　　每位作家或个人在创造一些东西的时候，是基于灵感，或是创作发生的必然。无需对比和谈论，“哦，这个更好，那个更好。”事情远非如此。故事越丰富，呈现越多元，创作越多产，视角越宽泛，可视化程度越高，观众体验也越多——永远不会嫌弃太多，而是尽可能的多产[14]。

　　虽然墨菲通过创作揭露了加拿大社会中丑陋的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一般媒体中仅将原住民受害者以数字呈现而罕有面孔呈现的做法，但墨菲的创作也并未逃脱白人艺术家普遍持有的“受害者如是说”(victim narrative)[4]的观点，即过度强调原住民妇女大多沦为妓女、瘾君子或是强奸犯及凶杀案的受害者，这样的作品至多激发一种集体内疚感，但同时也给白人戴上“仁慈的拯救者”的高帽。与大多数主流艺术家着眼于暴力的揭露不同，大多数原住民艺术家更倾向于在灾难性事件中展现原住民的存续力、对族人的哀悼和群体精神。前者更多陷入过去痛苦的泥沼中，而后者则更多指向未来，充盈着希望和乐观的精神。

　　同样是关于温哥华东区原住民女性失踪事件，梅蒂斯导演克里斯蒂娜·威尔士(Christine Welsh)在《寻找道恩》(Finding Dawn)中将那些被谋杀或失踪的女性从孤立或受害的人物置于更广泛的族群网络中，目的是铭记她们。威尔士总结说：“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晓道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那些失踪的女人经历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有些人不会放弃希望。我们将继续尊重死者并学会更好地照顾生者。我们将搜索失踪者并呼唤她们回家。[7]原住民剧作家玛丽·克莱门茨(Marie Clements)的《意外与非正常死亡》(The Unnatural and Accidental Women)也是一部讲述原住民女性遭受暴力的剧作。2004年，原住民导演伊薇特·诺兰(Yvette Nolan)在加拿大著名的原住民剧团“原声大地表演艺术团”执导该剧时，以受害者鬼魂复现的方式一改受害女性的柔弱无助，反而是所有受害者的鬼魂帮助苦苦寻找受害母亲的女主合力将杀人者刺死[15]。

　　上面两部由原住民艺术家创作的戏剧显然是从原住民较为熟悉和认可的视角完成的艺术作品，均凸显出对逝者的铭记和哀悼，同时也再现了原住民独特的鬼魂观。如何消弭《猪女郎》一剧的争议，诺兰重排白人剧作家乔治·里加(George Ryga)所创作的《丽塔·乔的狂喜》(The Ecstasy of Rita Joe)更具启示意义。《丽塔·乔的狂喜》讲述原住民少女丽塔被连续指控流浪、盗窃和卖淫，直到最后惨遭强奸和杀害的故事。自1967年创作以来，该剧已多次演出，2009年诺兰重排此剧，成功找到了铭记被害女性的策略。诺兰巧妙地运用神鼓音乐、帕瓦仪式(Powwows)以及其他活动中的舞蹈来孕育归属感、同情心、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和债务的意识，让观众感受到脆弱性和失去感。被强奸的暴力场景也通过抽象的舞蹈呈现，诺兰还规避了舞台上直接展示原住民女子的尸体，而是采用丽塔的鬼魂在富有仪式感的表演空间和悠扬的歌声中回归到原住民社区，象征着她永远不会被族人遗忘[15]。

　　在《猪女郎》中，事件发生多年以后，警官目光呆滞地对着姐姐诉说快将他逼疯了的“敲门声”：

　　我不能和我的同事或我的女朋友谈论这个事——他们会以为我……每天晚上我都听到有人敲我的门。我起身下楼——每天早上四点我打开门，院子里站满了女人，很多女人都在践踏花坛，对我说悄悄话，“来吧，警官，来吧，警官！”她们很漂亮，都很漂亮，但我担心她们会咬我，担心我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于是我把门关上然后跑回到楼上，敲门声还是一刻不停……[2]72

　　这种鬼魅般的半夜敲门声是当初警察拒绝采取行动而造成更多的受害者遇难的恶果。当警察弱弱地问姐姐“那个一直敲门的，是你吗？”[2]75姐姐告诉警察：“你家里可能闹鬼了。”[2]72如果剧作家也采取上述原住民的处理方式，让这些受害女性的鬼魂出现在舞台上，那么原住民群体或许会获得一丝认同感，少一些激烈的批判声。

　　很多原住民的艺术作品和表演都发挥了铭记遇难者的功能。2006年3月，一家名为“Walk4Justive”的非营利组织成立，目的是引起人们对1969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6号高速公路上原住民女性的频繁失踪事件的关注。梅蒂斯剧作家基斯·巴克尔(Keith Barker)据此创作戏剧《依稀之物》(The Less That Remain)，通过向全国各地观众的仪式性重演，该剧为加拿大所有失踪的原住民妇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演记忆[15]。

　　除了艺术家们借助创作来铭记受难者，人们还通过制作“无面娃娃”(Faceless dolls)来纪念那些被谋杀和失踪的受害者，讲述这些人背后的故事[16]。在首次发起“无面娃娃项目”(the Faceless Dolls Project)7年后的2019年6月21日，“加拿大原住民妇女协会”(The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NWAC)又展开第二阶段的行动：“正义的面孔：从呼吁正义到行动”(Putting a Face on Justice: From Calls for Justice to Action)，此时是在无面娃娃上补上面孔，以便让失语的妇女们发声②。

　　在剧中，当姐姐遭到警察一遍遍的推诿后，她自己走上街头不停地张贴寻人启事。姐姐自言自语(实际上是对妹妹讲)：“我每周都往你的银行卡里存上10块钱，我估摸现在应该有4320块了。”[2]769年过去了，姐姐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妹妹的希望，“要是我有钱，我就雇上一支队伍，把每个巷子、小旅馆、地下室、行李箱，还有纸壳箱都搜个遍，没有的话我会要队伍搜遍群山和海洋，我就不相信一个大活人就凭空消失，整个国家都找不到”[2]31。剧中展示了9年的日日夜夜，姐妹精力的煎熬，“我夜里会惊醒，梦到你全身都被切开，鲜血直流”[2]36，“到了晚上我必须得喝点啤酒，吃片睡觉药。昨天夜里，3点钟就醒了，又吃了一片，今早上班就迟到了。我都对睡觉药上瘾了……”[2]60显然，姐姐知道了妹妹早已遭遇不测，但依然渴望收到关于她的消息，以至于在洗澡时听到电话铃声，光着身子就跑出来。同时姐姐也加入到由其他受害者家属组成的组织，通过电视和国家广播的途径吸引公众关注，促使国家早日采取行动。在政府和警察没有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原住民群体的自助力量不容小视，剧中当农场主被逮捕要接受审判时，姐姐担心妈妈伤心过度而不愿让她到庭审现场时，老太太抽泣着，“……哦，不，我要到场，我要给她们鼓气儿”[2]69。在剧中的姐姐和老母亲眼中，失踪的永远是她们不可替代、需要永远铭记的亲人。因此当警察频繁用妓女指称妹妹时，姐姐大声捍卫：“她是我妹妹！”[2]24

　　从艺术作品来看，无论是以舞台表演的形式还是特定活动的组织，都反映了原住民呼吁关注灾难和回忆受害亲人们的意愿。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艺术再现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忆，也是旨在改变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发现情况有所改善。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将国家调查作为“优先事项”，他指出，终止对妇女的暴行和修复与原住民的关系不仅是出于正义的要求，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说法，更是关乎国家未来，在超过25%的加拿大青年都由原住民构成的前提下，他认为“重建与原住民的关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我同样确信这是我们能够——并将会实现——如果我们精诚合作，那就更好了”[6]。即便是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拒绝对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展开全国调查的要求，他仍在2008年就历史上寄宿学校的虐待事件进行公开道歉。从具体的行动层面来看，联邦政府已向加拿大原住民妇女协会(The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拨付了一份为期五年共计五百万美元的拨款，用于组建侵害原住民妇女犯罪数据库。市属警局和西部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派特种部队重新调查谋杀和失踪悬案。亚伯达省埃德蒙顿的“Project KARE”③、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等省均已拨付专款并配置警员对冷案进行深入审查。不可否认，政府就历史遗留问题公开道歉，而且也逐渐启动对犯罪的调查，这一点对于原住民来讲也是积极的一面。墨菲的备受争议的《猪女郎》一剧，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与原住民艺术家及族民一起为改变政治现状而应有的作用。

　　围绕《猪女郎》一剧的争议揭示出一个关键问题，即白人作家是否有特权讲述原住民的故事，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用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著名论断来反驳墨菲及她所坚称的创作自由呢？事实上，北美原住民自己也经常用“奥斯维辛”来指代他们所遭受的种族灾难。墨菲剧中揭露的加拿大原住民失踪和被害妇女承受的暴力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人类灾难”(human catastrophes)[2]5，也理应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讨论、解决。北美原住民的创伤经历绝非白人艺术家的禁区，但是那些决意以此类素材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应该致力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而不应受制于种族歧视、个人声誉或经济利益。劳拉·莫斯(Laura Moss)对“加拿大是后殖民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巨大的警示和启迪意义：(1)艺术、政治和地方之间的三角关系是什么？(2)艺术家对题材负有什么责任？(3)再现的伦理道德是什么？(4)谁为谁说话？(5)谁受益？(6)如何铭记？[17]因此，白人艺术家以及整个主流社会应该放弃固有的观念，学会认真倾听原住民的声音，主动建立对话，化解冲突。当两次摘得总督文学奖大奖的墨菲激动地表示，“我想亲下评审团的脸！”并且笑称：“是的，会有钱。但也会带来对剧本的更多关注，更多的演出，当然也会带来更多的争议。”[1]如果墨菲在剧中采纳原住民的建议，更多融入原住民的表演元素，并且能够慷慨地将获奖奖金以及一部分演出收入捐献给原住民，那么该剧的争议声是否会小些呢？

　　注释：

　　①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Visual Art， Theatre， Dance， Music and the Spoken Word[EB/OL].[2019-01-14]. https://www.kairoscanada.org/missing-murdered-indigenous-women-girls/art.

　　②https://www.nwac.ca/policy-areas/mmiwg/.[2020-02-03].此网站是加拿大原住民妇女协会(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针对失踪的原住民妇女所展开的纪念性活动。

　　③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关爱处”(KARE)于2007年成立，是一个专门针对失踪和被害者家庭提供支持援助的警察机构(KARE)，该名是毛利语(māri)，意思是“亲爱的朋友”，同时该词也有“引起关注”的意思。kare又与英文care相似，用来指“关心、关注”。该处的发展曾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是皇家骑警于2003设立的一个被称为“Project KARE”的机构，用以调查发生在埃德蒙顿地区的妇女失踪案件。随后该机构进一步发展后又被纳入亚伯达皇家骑警失踪人口部(the Alberta RCMP Missing Persons Unit)。另外，“Project KARE”中的project的英文解释，其中一个条目是“to direct one’s voice so as to be heard clearly at a distance”，也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LIZ NICHOLLS. University of Alberta’s playwright-in-residence Colleen Murphy wins the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for Pig Girl[EB/OL]. (2016-10-25)[2018-01-01].https://edmontonjournal.com/entertainment/theatre/colleen-murphys-pig-girl-wins-the-governor-generals-award.

　　[2] MURPHY COLLEEN. Pig Girl[M]. Toronto: Playwright Canada Press, 2016.

　　[3] COLIN MACLEAN. MacLean: Pig Girl shows fury over Pickton case[EB/OL]. (2013-11-08)[2018-01-04]. http://www.edmontonsun.com/2013/11/08/maclean-pig-girl-shows-fury-over-pickton-case.

　　[4] PAULA SIMONS. Pig Girl: On race, voice, respect and artistic freedom[EB/OL].(2018-05-07)[2021-06-28]. http://edmontonjournal.com/news/local-news/pig-girl-on-race-voice-respect-and-artisitic-freedom.

　　[5] ELIZABETH GRANT. A Choir of Lost Voices: the Murder of Loretta Saunders and Canada’s Missing Women[N]. Open Democracy, 2014-11-25.

　　[6] ANNA LEKAS M. Were Thousands of Indigenous Women Murdered in Canada?[N]. The Daily Beast, New York, 201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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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Chang-l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anadian playwright Colleen Murphy’s Pig Girl, prize-winning works of 2016 Governor General’s Award，is based on a real serial killings. The play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by the fact that women from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Canada are at high risk of violence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police force; however, the play arouses strong opposition and boycott from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re are two focus of controversy: the first is whether sexual abuse and physical violence can be presented directly, and the second is whether the play’s title is an undisguised insult to indigenous people. For the contrasting reaction towards the play, this paper attempt to analyze the controversy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other indigenous artists who always emphasise collective mourning and healing when dealing with similar themes. The paper conclude that extreme racial violence is not a forbidden zone for artistic creation, yet when it concerns with such sensitive themes as rape taken as a consistent colonial strategy and the trauma has far from been cured, any artist should not protect their freedom to create at the cost of victims’ feel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a piece of work dealing with violence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justice without getting involved in ethical argument, and eventually become an ideal intervention of society.

　　Key words: Pig Girl; Aboriginal women; colonial violence; mourn and memorize

　　[收稿日期] 2021-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印第安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研究”资助(编号：21BWW067)

　　[作者简介] 李长利(1980—)，男，河北青龙人，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1)05-0110-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1.0086

　　(本文编辑：魏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