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自由主义原文十篇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篇1

　　一、基础主义、建构主义与反思平衡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一部方法的形成和变迁史。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这样一种对方法有着高度自觉的话语体系中，“任何有影响的现代哲学体系，首先就是一种方法的学说。”①对方法的自觉不但能使政治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话语体系，从思想传承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方法或视角的转变还能影响和引导人们对政治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一般性看法。作为一种证成方法，建构主义就试图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实践背景中去克服传统基础主义导致的证成困境。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要义在于:一种证成是否成功，关键是能否在推理链条的最底端找到一个可以固定不变的“基础”，这个“基础”给整个推理链条提供根本动力与合法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就有这一特性。比如，他将证成的根基(基础)安放在自利而合理(Rationality)的人性之上，并运用大量修辞手段来使读者相信这一设定的恰当性和普遍性。②他相信，人性的自利和合理性是每个人在实践中都必然会形成并不得不承认的基本道德判断，任何深思熟虑道德原则的形成也必然立基于此。另外，基础主义需要反思平衡来补充，“合理直觉主义……依赖反思平衡的理念，否则，直觉主义就无法使其知觉与直觉相互支持，也将无法检查它对那些在恰当反思层面上与我们所考察的判断对立的道德价值秩序的解释是否合理。”③不过，从基础主义对“基础”的界定来看，由于这些“基础”往往被界定为“无法否定，亦无可更易的”道德秩序，④与其结合的反思平衡也定然是单向和狭义的。从基础主义的特征来看，不论诉诸何种“基础”，该学说大致都希望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强”⑤的道德原则。不过，如果如此之“强”的基础无法被其他语境下的行为主体所接受的话，那么，基础主义亦将由于缺乏理论调整力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因此，如果说近代政治哲学试图通过基础主义对普遍的道德原则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它们在当代的多元实践语境下则不得不回退到一个个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来为适合不同语境的道德原则辩护。由此，基础主义难免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罗尔斯就是在此情境下通过建构主义来为两个正义原则的普遍性辩护。一般来看，所谓的建构，指的就是使理性为证成负全责，而不再像基础主义那样将证成责任推诿给上帝之法、特殊的人性或先验的秩序。而是“凭借理性通过一定的程序，为知识和理论或其他观念产物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建立一个基点和标准……所谓的理性的程序，意指为知识等观念产物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建立一个基点和标准的这样一个路数是可以理解的，不必求主义理性之外的神秘力量。”⑥罗尔斯那里的“程序”就是原初状态，罗尔斯正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来使“知识、理论或其他观念产物”具备有效性和确定性。就此而言，建构主义是启蒙以后的基本特征，霍布斯、康德等人的政治哲学都可被称为建构主义。如果说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广义理解的话，那么，罗尔斯对建构主义的理解更狭义，也更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因为霍布斯、康德等人虽也将证成的责任交予理性，但仍不同程度、不同性质地带有基础主义色彩。而罗尔斯开创的狭义建构主义，或曰“罗尔斯式(Rawlsian)”的建构主义正是试图承认这些“基础”不可回避的同时接着在“程序”中不断消解其证成责任。这就带来两个问题:(1)罗尔斯如何看待这些“基础”(各种具体的道德判断);(2)如何消解这些基础。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使罗尔斯构想出一种广义的反思平衡。在罗尔斯看来，不论这些“基础”源自何种道德判断，它们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人类生存的本真境遇，即“我们”本身具有的道德情感(正义感)。不过，任何“判断”或“事实”，不论它们是否已经经过人们的深思熟虑，都不足以作为建构普遍规范性原则的“基础”。相反，这些“判断”或“事实”，其发端完全有可能掺杂着人们的恐惧、愤怒或妒忌等心理状态，从而遮蔽人们本真的正义感。①另外，即便我们有信心对每种判断都分别加以充分的“深思熟虑”，仍会遇到马克思曾面临的问题，即: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在本质上仍可能是被外在社会所塑成的似是而非的“虚假意识”。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与马克思立场相同，都将人视为社会性存在物，而非绝对独立的原子式个体。②因此，如果我们想去还原一个本真的生活世界，并在深思熟虑中体现出真实的道德情感的话，从经验论的立场来看，我们首先得回归和深入到这些具体的道德判断当中。然而，“深思熟虑”本身却无法为这些判断提供充分的证成依据。对此，罗尔斯的做法是:首先设计出一种严密的实践推理“程序”，以通过我们的合理性来选择出具有确定性和系统性的道德原则，反过来对各种具体道德判断的正当性进行判断，以此减少对直觉的依赖。③然而，这个“程序”并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是根据各种“基础”人为拟定的，其本身的正当性亦待证成。对程序的反思和证成则靠反思平衡。通过原初状态，罗尔斯意在最大程度地去除夹杂在各种道德判断中的那些经不起“深思熟虑”的直觉性要素，并使最恰当的道德原则明晰起来;通过反思平衡，则意在将那些先前被排除掉的道德判断重新拉回理论视野中，使原初状态的结论牢牢扎根在现实的大地上。可以说，这两个环节一正一反，共同构成建构主义的实践推理。在此意义上，罗尔斯对他的正义理论做出如下描述:“(正义理论)是一种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它提出支配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原则，或者更具体地说，支配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④可以说，反思平衡乃是体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之建构主义特质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这一环是成功的，罗尔斯就足以构造出一种时间性、动态性、分层次的建构主义推理结构，在后形而上学的证成语境中为道德原则、道德义务的普遍性辩护。有了反思平衡，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才有可能超越近代契约主义，在推理过程中对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道德判断分别进行不断地反思和权衡，以不断去除结构和结论中的基础主义因素。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要么修改原初状态以令其符合我们的道德情感，要么修正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判断。通过这种螺旋式的不断上升，罗尔斯试图使“我们”的道德情感逐步变得客观，从而消除每个行为主体可能在道德判断中或原初状态的结构中有意无意掺杂着的“虚假意识”，使人们的道德生活在抽象和具体的两端逐渐变得融贯。“它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无限之中的某一点，尽管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不断接近这一点，这就是，通过讨论，我们的理想、原则和判断在我们看来变得更加合乎理性，进而，我们认为它们的基础比以前更为牢固”。①从上述逻辑来看，原初状态与反思平衡构成一组矛盾:一方面，原初状态试图通过设定种种限定条件来推导出确定的正义原则;另一方面，反思平衡不断使原初状态推导出的确定结论变得变动不居。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能否称得上“建构主义”，关键之处就在于反思平衡能否成功地将时间性和动态性纳入理论中，使整个理论在过程中不断修正和上升。而从证成结构来看，反思平衡则应体现为对原初状态的优先性。这一点，不论罗尔斯的建构主义学说如何自我定位和转型，都理应如此。那么，反思平衡的这一诉求究竟能否实现?我们先来看《正义论》的证成结构。

　　二、建构主义的《正义论》模式:反思平衡vs．

　　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是一种假想的契约主义推理设置，其意在通过合理选择推导出确定的正义原则。无知之幕的作用是遮蔽所有个体的特殊信息，并保留关于社会和人的一般性信息。遮蔽特殊信息的目的有二:(1)去除各种有可能影响选择之公正性的自然性个体信息，使选择主体拥有假想的平等自然能力;(2)个体的情感、利益等取向离不开外在社会制度的塑造，去掉这些社会性个体信息可以进一步确保各方的选择不被扭曲。保留关于社会和人的一般性信息则意在使选择成为可能。通过无知之幕的这一隐一显，罗尔斯认为，“各方”②能够选择出对每个行为主体而言都不偏不倚的正义原则。然而，针对这一论证模式，读者会自然地追问:遮蔽与立约者相关的特殊信息就足以确保选择的公平性吗?留给各方关于人和社会的一般性信息难道不仍然来自特定社会制度的塑造?这一追问的实质在于:无知之幕本身是否也不过是依据特定制度或政治理想而构想(拟定)出来的?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意味着各方在无知之幕中的选择看似公平其实必然会回落到另一种似是而非的、未经证明的虚假意识之中?而所谓的“选择”，其实质不过是以契约论的精确性来确认这一点?不幸的是，《正义论》对无知之幕的辩护会加剧上述质疑。因为不论罗尔斯对其做何辩护，无知之幕在根本上是结论优先于前提的。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的建构之初就预设了正义论的全部目的，那就是为“两个正义原则”辩护。这一点，无知之幕本身无论如何也无法自证。从罗尔斯对“历史中的选择”的论述便可看的很清楚。③另外，对原初状态的拟定除了体现出“各方”的合理性，也体现着“我们”的实践理性的另一方面———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其结构则体现着“我们”本身就具有的道德情感(正义感)，“原初状态的观念除了试图解释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帮助说明我们拥有的正义感之外，并不打算解释我们的行为”。④在这一点上，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同各种“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是同质的。然而，在逻辑顺序上，各种“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的产生和对原初状态的拟定都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各种道德判断(道德原则)和“我们”所拟定的原初状态都无法通过自身来说明其是否真正体现着“我们”最为本真的正义感。如此一来，既然任何原初状态的拟定依据都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道德原则，而这些原则有着深层次、难以化解的内在冲突，那么，任何原初状态在推理的结构和结论方面都会与其他道德原则产生内在冲突。作为原初状态的形态之一，无知之幕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罗尔斯必须说明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下我们为什么能够选择无知之幕来作为建构主义的“程序”。在《正义论》中，反思平衡正是为化解这种内在矛盾而出场。罗尔斯意在通过反思平衡来使原初状态在结构和结论上都能与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原则)在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变得融贯。这种融贯，罗尔斯有明确的阐述，“一个人的正义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一种彻底的变化。”①照此理解，反思平衡的两端应当至少有以下四种结果:1．除“作为公平的正义”之外的其他道德判断(原则)是不恰当的，应当对其加以修正;2．除“作为公平的正义”之外的其他道德判断(原则)是不恰当的，应当将其抛弃;3．“作为公平的正义”本身是恰当的，但“程序”，也就是相应的原初状态在拟定细节上是不太恰当的，应当予以调整和修正;4．“作为公平的正义”本身就不恰当，不但这一道德判断(原则)应当被抛弃，照此原则拟定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也应当抛弃。“我们”应当选取另一种道德原则，拟定出新的实践推理的原初状态，开始新一轮思想试验。当然，反思平衡的结果也可能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同时存在不融贯的问题，从而需要同时加以修正、调整或抛弃。不过，就此处的主题而言，我们只需把握一点:如果反思平衡是彻底的，那么“无知之幕”就不应当是原初状态的必然形态。《正义论》即明确持此立场:“对原初状态可以有很多解释。对这一观念的不同解释依赖于怎样领悟订约的各方，他们的信仰和利益是什么，以及有哪些可供他们选择的对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有许多不同的契约论，公平的正义只是其中之一。”②分析到这里，问题就转变为:时间上处于原初状态之前，而逻辑上却处于原初状态之后的反思平衡在《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中能否真正使原初状态彻底“暂定化”?说的再直白一点:反思平衡能否不仅对无知之幕这一原初状态的表现形态进行“修正和调整”，而且能够对其进行根本性的“舍弃”或“重构”?在本文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原初状态的解读困境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上面提到，罗尔斯并不认为实践理性本身足以构造出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恰当的正义原则，而是试图用理性建构的手段从历史中选择出对于行为主体而言最为合乎情理的正义原则。然而，选择对象的多样性使问题变得棘手，进而使原初状态陷入一元和多元的解读困境。③乍看起来，就《正义论》的“去基础主义”之诉求而言，原初状态应该是多元的，而就《正义论》的论证结构而言，原初状态却只能呈现为无知之幕这一种形态。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多元论的解读会直接消解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诉求，而一元论尽管存在使《正义论》符合建构主义之诉求的可能，但无知之幕的内在结构却把这一可能性彻底消解了。先看多元论的情形。之所以这一解读“乍看起来”符合“去基础主义”的特质，是因为如果不同时依据其他四种正义观分别拟定出恰当的原初状态并将它们与“无知之幕”放在一起权衡和比较的话，那么，“各方”就谈不上是在真诚地、不偏不倚地在五种正义观之间做出选择了。然而，接受这种解读将会遇到如下困境:既然每一种正义观都可以拟定出相应的原初状态，并据此得到逻辑严密的合理推导，那么上述比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其结果不过是以“道德几何学”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为每一种正义观都做出成功的辩护。显然，这与建构主义的初衷相矛盾，反思平衡也无法如罗尔斯构想的那样广泛而彻底。再看一元论，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对《正义论》的一般性理解。毕竟，《正义论》的结论非常“强”地呈现为两个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推理中也没有认为无知之幕有何不妥。然而，根据上述分析，这一解读的结果定然对其他四种正义观不公，从而与建构主义的诉求相背离。这样看来，不论对原初状态作何解读，原初状态都会陷入两难之境，反思平衡的广泛性和彻底性在这两种解读中也变得不可能。加上罗尔斯本人并未给这一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解释，解读者们多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此处陷入无法解决的断裂。不过，在本文看来，尽管罗尔斯没有对此提供任何明确答案，但上述一元论的逻辑并不停留于此，我们仍可沿着这一逻辑尝试着替罗尔斯补上一环。而我们所补充的这一环恰恰说明，在一元论的解读模式下，反思平衡并非没有走向彻底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这种“尝试性”补充将无知之幕看作一种“暂定的”思想试验。也就是说，作为持民主之政治理想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首先将体现民主观念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拿出来进行程序性的推导和检验，为此，他需要设计出一套严格的演绎模式来推导这一道德原则背后的诸细节，进而将得到严格演绎的正义观同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原则)相比较，以检验这种被严格演绎后得出的确定结论能否在所有层面和程度上都能与我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相融贯。然而，作为五种正义观中的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能否在广泛而彻底的反思平衡中真正被所有人所接受，罗尔斯此时不得而知。相反，无知之幕只是在次序上首先出场，而这一次序的优先并不说明任何实质问题。也就是说，罗尔斯只是在“检验顺序”上“偶然地”或“倾向于”将此道德原则视为建构主义的首要出场要素，如果“两个正义原则”和作为程序的“无知之幕”能够在所有人那里达到广泛的反思平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两个正义原则”的确是具有广泛接受性的。而一旦“作为公平的正义”无法与其他道德判断和正义观达成反思平衡，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以视问题究竟出在原初状态的“程序”上，还是出在前提本身。若是前者，我们需调整和修正“程序”中的诸细节，若是后者，则需选择其他正义观并拟定出新的原初状态来继续这一思想试验。本文认为，如果上述“补充”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从形式上看，“无知之幕”尽管有对“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正义观的先行预设，仍有可能在推理结构中纳入广义的反思平衡，从而不失为一种认真对待所有道德判断的“道德情感学说”。而这一“补充”进一步给我们揭示了《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使反思平衡得以彻底的可能性之所在，那就是作为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的原初状态能否真正地在反思平衡的过程中可以被“修正”和“更易”。在《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下，这是使《正义论》成为真正意义的建构主义学说的惟一希望，而在上述尝试性“补充”中，“无知之幕”究竟能否具备这一特征则是《正义论》的最后希望。当然，上述“补充”能够成立的前提也在于“无知之幕”，连同“无知之幕”背后的所有预设都能够在“思想试验”中被暂定化。然而，对无知之幕的进一步追问却使这一希望也不复存在。因为无知之幕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契约主义推理还需要基本社会善和亚里士多德原则这两个给定的、固定不移的普遍性预设，①这二者在结构上游离于“无知之幕”之外，却与“无知之幕”共同进行实践的推理，而其原因则是它们背后共同预设着一种对人的康德式理解。“我相信康德认为，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康德设想的这种道德立法将在人们是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条件下被一致同意。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就是解释这个观念的一个尝试。”①这样一来，反思平衡定然被挡在“无知之幕”这层幕布之外。同样，我们的上述“补充”也在逻辑上走到了尽头。至此，结论已经很清楚了:反思平衡在《正义论》的证成结构中无法使我们的正义感(原初状态)发生彻底的转变。相反，它在这一结构中最多只能成为基础主义意义上的狭义反思平衡，只能围绕“两个正义原则”这一固定的点来对其他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进行修正、调整或否弃。因此，反思平衡无法在《正义论》中为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提供有效辩护，该结构中，证成的主要承担者是无知之幕本身及其背后的康德式人观念。正因如此，《正义论》经常用“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弱的”“自然和有道理的”以及“合乎情理的”等表述来试图表明无知之幕的恰当性。不过，这种辩护的实质与其说是“罗尔斯式”，不如说更像“霍布斯式”。然而，反思平衡是在建构主义的证成结构中获得意义的，《政治自由主义》对证成的重释客观上使反思平衡进入一种新的结构。《政治自由主义》明确地承认了上述人观念，并从人观念的角度直接确定无知之幕的恰当性、不偏不倚性和不可替换性。然而，在这种看似更加独断的证成结构下，先行确定的、带有独立道德价值的原初状态不仅不会构成对反思平衡的任何威胁，反而能给予反思平衡更彻底的容身之所。

　　三、建构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模式:对反思平衡的结构性重塑

　　罗尔斯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可从许多角度来理解，就本文的关切而言，我们只需把握一点，即罗尔斯在该语境下用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中的人和社会两种政治的、而非完备性的理念作为起点来开始正义理论的建构。②罗尔斯认为，通过这两个基本政治理念，我们可以拟定出恰当的原初状态，建构出中立的正义原则，并与其他完备性学说达成充分的重叠共识。在这种预设下，反思平衡会自然地为如下问题辩护，即回应批评者所认为的两个基本政治理念的设定过于独断的质疑。③也就是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表明罗尔斯所谓的民主社会公共政治文化所隐含的基本理念对该语境下所有行为主体都能不偏不倚。上述辩护诉求表明:反思平衡在《政治自由主义》和《正义论》中有着结构性差异。在《正义论》中，反思平衡的辩护对象是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尽管原初状态的背后也是一种人观念，但这一观念在《正义论》的结构中并非首要出场要素。同时，《正义论》尽管承认原初状态在“程序”上可以做出修订，但人观念在《正义论》的结构中却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意味着“无知之幕”在整个证成过程中必然被先行认定为合理的。《政治自由主义》在结构上颠覆了这一进路，转而将人观念的出场顺序放在原初状态之前。这样一来，原初状态就不再像《正义论》中那样固定了，而是可以随着人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结构中，反思平衡能否彻底的问题也就相应转变为:反思平衡能否使上述政治的“人观念”暂定化?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其成功的可能性。首先，《政治自由主义》明确界定了理论建构的目的:政治哲学最可能做的事，是缩小分歧的范围。然则，即令是人们曾坚定执守的那些确信也在逐渐改变:宗教宽容现在已为人们所接受，也不再有对迫害的公开辩护……我们把诸如信仰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这样一些已定的确信汇集起来，并将隐含在这些确信中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组成一种连贯的政治正义观念。①这段引文表明，《政治自由主义》同样不试图用理性构造出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义原则，相反，最合乎情理的正义原则就已然隐含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史之中。只不过，此时的“信念”或“判断”不再像《正义论》所理解的那样模糊和碎片化，而是已然被统合为许多系统的、合乎情理的完备性学说。反思平衡仍然力图将契约推理推导出的政治正义原则与各种信念(完备性学说)整合为一个融贯的体系。就此而言，两种建构主义没有根本差别。不过，罗尔斯接着说道:这些信念都是些临时固定的观点，而任何合乎情理的概念都必须对之加以解释。这样我们需从留意公共文化入手，这些公共文化是人们隐隐约约意识到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共同积累。我们希望能足够明确地系统阐明这些理念和原则，以使它们能够结合成一种适宜我们最确信的政治正义观念。②上述“临时固定的观点”不难理解，对广义的反思平衡来说，所有推理要素都必须在动态的推理结构中被视为暂定之点。问题是:罗尔斯在这里何以能够直接进行一次逻辑飞跃，将思路直接跳转至“我们得从留意公共文化入手”，而不是像《正义论》那般诉诸各种完备性学说呢?我们看到，《正义论》的证成结构刚好相反，根据《正义论》的逻辑，如果说这些“公共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乃是两个正义原则与其他完备性学说在政治正义领域最为深刻的共同点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能作为实践推理的出发点，而是只能被设定为最终的结论。《正义论》引入反思平衡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未经证成的观念无法直接作为建构起点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罗尔斯将这些不过是被人们“隐隐约约地认识到”，并需要进一步去阐明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设定为实践推理的出发点对于反思平衡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们本身尚待通过理性去进一步发掘和阐明的话，那么，它们还足以直接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吗?罗尔斯还谈到:“过去两个世纪民主思想的历程显示，如果说基本社会制度要符合作为道德人的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话，那么人们在这些制度应该依照何种方式来安排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③既然所谓的民主社会在兴起、发展和定型的历程中有着难以梳理和把捉的复杂性，罗尔斯又基于什么理由自信满满地从中提取出人和社会这两个基本观念，并赋予这两个观念在理论建构中以如此之强的确定性呢?毕竟，罗尔斯对此只是简单地提供了一个理由，那就是认为他对这对观念之内容的设定是最为贴近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的。可以说，“最为贴近”这一表述给这对理念的设定，以及将其作为推理的出发点提供了最根本的合理性。然而，罗尔斯却从未对这个“最为贴近”给出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正是在此意义上，许多批评者认为《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谓的政治建构主义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基础主义。不过，在本文看来，上述批评没有真正把握《政治自由主义》的实质，因为该证成框架下的反思平衡要更加彻底，也因此比《正义论》更符合建构主义的特质。我们分别来看这两种结构:在《正义论》中，反思平衡的两端分别系于“我们”的各种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和由这些具体道德判断升华而成的各种道德原则。重要的是，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由于其特性而必然与最终的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并在这一反思结构中扮演“中介”角色。在广义的反思平衡过程中，随着反思的深入，这个中介的内容和结构应当要么被确定，要么被修正，要么被更易。可见，原初状态应当随着反思的深入而变动不居，《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陷入两难的解读困境。再来看《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成结构，反思平衡的两端分别是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合乎情理的完备性学说。然而，此时的原初状态尽管还是和最终的结论(两个正义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此时的原初状态已经不是此前可变动的“中介”那么简单了。因为从此时的论证结构来看，既然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已经被明确地先行确定了，而原初状态的拟定即是意在体现其康德式人观念的话，那么，原初状态的框架和内容也就必然被随之决定了。因此，《政治自由主义》下的原初状态不存在《正义论》那里的解读困境，而是必须、也完全能合乎逻辑地做出一元论的解读。而在这种证成结构下，如果此时的反思平衡能够彻底的话，那么，真正可能被确定、修正和更易的“中介”正是我们在文中一直强调的这两个公共政治文化中隐含的基本政治理念。反思平衡在这种建构语境下的作用机制也就不难理解了:的确，这些基本理念应当且必须被作为实践推理的出发点，原初状态的拟定正是依据人和社会这一对基本理念。不过，从逻辑结构来看，这并不意味着罗尔斯所确定的这些基本理念在内容上必然是完全准确的，而是有着进一步修正和更易的可能性。反思平衡正是基于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的融贯程度来权衡和审视对这些基本理念的设定。如此，反思平衡的结论也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我们无法在两个正义原则和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达成理解的融贯性的话，那么，这就表明对人和社会之理念的设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它们不足以作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的那些为所有公民所共有的、合乎情理的理念，从而需要运用“我们”的正义感对这一最根本的前提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一点，即是对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隐隐约约”“希望能足够清晰地系统阐述”等令人费解而又极为关键的表述的一个合理解释。显然，反思平衡在这一结构下虽不直接针对“原初状态”，却间接影响和决定着对原初状态的拟定。但原初状态的多样性在这里不会导致任何解读困境，因为解读困境的产生机制是由于在原初状态的背后设定一个不可更易的形而上学的人观念，而此时的人观念却是经验性和暂定的的，“理性本身也不是透明的，所以我们也可能错误地描述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一样。”①因此，原初状态在逻辑上完全可以随着人观念的变更呈现为不同形态。

　　四、结论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篇2

　　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放大其能指的内在逻辑。追求话语权力的指令更容易使它侵入许多它或许无法具有解释和规范力的领域,将许多东西席卷而去。而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不断地为思想流派的裂变提供土壤,使无法跟上现实而改变其语境的思想流派异化或遭到抛弃。因此,无法正视自身的限度和极端地放大自身的能指而违反其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都有可能导致某个思想流派的自我解构和来自外部的否定。这样的陷阱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

　　一、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举步维艰。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用它们来建构中国人的生命和意义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这种历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当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但它的破坏力还是使文化保守主义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1994年陈明创办《原道》辑刊,虽然一直在以可敬的姿态坚持,但还是尝尽孤独,并先后换了多家出版社。

　　这一状况或许到去年才算形式上的终结。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和支持,使反对者都不得不重视的几大事件意味着它已开始摆脱边缘地位。在西化已很严重的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的凝聚力表明了中国人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陆目前影响最大的这三个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域有相对较多的重合面,这似乎决定了它们的"对立"关系。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域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重合面都不多,这使它与任一派都可以拥有某些共同的语言。事实上,虽然它可以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相提并论,但主要并不是处于同一个层面上。它是一个如其领军人物之一陈明所说的可以将其他思想流派包容在内的"平台"。《原道》十周年会议会聚了大陆思想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像着名的学者刘军宁和韩德强都列身其间,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包容性和平台性质。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文化身份"的认同是超越于政治经济立场与观点分野的共同需要。

　　但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了文化保守主义所获得的支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非"政治"理由。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的道德堕落与精神沦丧让人忧心忡忡,而那些西方的文化形式徒具表皮,无法切入中国人的生命本体而对此徒呼奈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的光辉再一次显现,它被看成是一剂解药。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迫切需要建构出一种文化-精神共同体,人们需要一种可以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文化认同形式。如果说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复杂关系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自觉地演绎出一种政治经济的溃败要求文化负责的逻辑,那么,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强大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来对此进行合理性的检验,人们就很难在自信的基础上获得生命的尊严。

　　因此,不管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何论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不管"儒化中国"和"圣人教化"的主张具有何种逻辑上的合理性,文化保守主义一旦意味着向古典回归的"政治保守主义",在目前的情况下它就很难获得公众的认同。人们对历史上的****统治的痛苦记忆将被激发,并产生出一种对现实政治的担忧,从而导致一种本能似的反对。如果"政治"的所指压倒了"文化"的所指,那么它所获得的超越流派的广泛基础就有可能松动。这样的一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开掘,因此在言说时它不能不注意言说方式,考虑自身的限度和所指,以避开这样的一个陷阱。

　　二、自由主义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来,在7年时间的"公开言说"中自由主义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虽然现在由于它的一些自我解构和极端化言论已经导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许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在民间和学界都居于主流地位。它的强劲势头甚至使我们不能不展开这样的想像:它或许会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而言,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既没有必须对过错和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

　　从思想的"接受"角度上看,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无法与自由主义相比。由于对传统文化已很隔膜,一般的人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解尚停留在像西方文化形式那样的"时尚"层面,只有学者和心灵敏感的人才能更深入地用精神和生命去参与。新左派由于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必须对历史上的"左"的灾难负责,并且现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以"左"的名义存在,这种与现实不符而通过"概念连坐"的方式进行判断的单向度思维使它似乎一开始在道德上就处于劣势。人本能似的情感反应常常容易导致一种在无知基础上的非理性偏见,以致许多人都不明白新左派在说什么就一概否定。这种简单的"刺激――反应"机制使许多人倾向于对"左"作出彻底否定的反弹而选择既没有历史包袱,又有强大国际背景,并且作出了"自由"承诺的自由主义。用新左派的一位学者韩毓海的话说就是:自由主义的得势是必然的。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共生体。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成为官方经济改革的主流指导理论,而那些被称为是新左派的经济学者反而处于被排斥的"非主流"地位。而另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虽然在民间获得了广泛的思想市场份额,许多商业媒体甚至学术刊物都有自由主义倾向,但它的激进主张却一直遭受官方打压。这种反差极富讽刺意味。而致命的是它们极不合谐的表现在中国大陆并不被多数自由主义者视为对立,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这里的悖谬是: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寄希望于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荡涤国有社会主义的体系以为它准备社会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不择手段的逻辑延伸却又解构了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内核,经济自由主义日渐被公众视为一种抢劫理论。"改制"的结果是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和极少数政府干部、国企负责人、资本家的一夜暴富。极大的社会不平等使这种改革越来越无法通过人们心理上合理性的检验。这种反弹的结果就是对指导这种"改革"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拒绝。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连诺齐克的"获得正义"底线都不要的"抢劫"本来就是在对政治自由主义所内含的价值理念的否定,并且一次次地通过人们的不满而破坏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但奇怪的是,除了少数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外,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公开支持。也直到这个时候,许多为改革付出巨大成本的人似乎才猛然发现原来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者哲学,是精英们的一种工具,从而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反感和怀疑。

　　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激进"立场和他们过度的媚美姿态使他们"脱离"了中国社会。他们不仔细地分析具体的情境,一概将人们对美日的心理反弹斥为不可容忍的"民族主义"。他们不仅痛斥那些其实只是受到刺激才非理性地加以渲泻的"民族主义",而且基于朴素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也不放过。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自由"的名义下,他们对美国却媚态十足,并不时发表一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极右言论。这样的表演只能让许多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与他们拉开距离。基于历史上深受列强欺侮和汉奸肆虐的痛苦记忆,自由主义者这种民众中的"二鬼子"形象只能让他们亲手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挖好陷阱。

　　三、新左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原本是在新启蒙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的分道扬镳只能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刺激的结果。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凸显,"经济自由"和"政治****"的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种"形左(意识形态)实右(政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将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东西都弄得畸形残缺,面目模糊而难以辩认。在这种资本主义与****主义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权力资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视为有回归"平均主义"时代倾向的混乱局面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格局应运而生。

　　由于它们的重合面较多,这两个对手在1998年开始的那场公开较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用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得出不同结论的共同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些困境的反映。双方当时曾互相指责对方有官方背景,并且似乎自由主义者还有为资本鸣锣开道的嫌疑。惯于扩大自身的能指的逻辑甚至使它们在一些本来有共同语言的问题上进行无谓之争。7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社会仍然在"经济自由"与"政治****"的畸形格局中呼啸突进。

　　表面上看来中国大陆新左派对平等、公正的强调符合传统左右分野所界定的标准,起码西方左派具有这些特征。但仔细剖析,实际上并不是谁都可以被称为新左派。许多自由主义者喜欢将自己的对手称为新左派,但这些对手可能是权威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而这些人都是""。现在自称"丐帮帮主"、只能靠"作秀"来诱出"主流经济学家"论战的杨帆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说新左派是自由主义者给对手扣的一个帽子。原来在"新左派阵营"名单上赫然醒目的一些人也很少公开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甘阳甚至称自己是"自由左派"――而"自由左派"和"新左派"在西方具有明显的分野。这点或许并不难理解:直到现在,"主要是反左"都代表"政治正确",虽然现在要反的"左"已经"右"到诺齐克的那个"获得正义",更不用说"自由左派"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者,而某些自由主义者也不见得就尊重别人的自由。因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所爆发的平等与自由之争其实主要指向的是"谁的自由?"的问题。这种论争其实多不是在"自由或****"的设定下发生,而是被置入一个"是否普涉性的自由"的语境。对平等是自由的一种手段以及"积极自由"、"实质而具普涉性的自由"的强调使新左派的理论似乎成了一种弱者理论,他们的立场无形中便成了一种与精英立场对立的大众立场。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篇3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本质；新保守主义影响

　　2009年随着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美国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咄咄逼人姿态，采取了一种“巧实力”外交政策，转变了前任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小布什执政八年间，借助反恐战争大力推行其单边主义政策，在“布什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指引下向全世界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众多秉持新保守主义的人物在布什政府中担任高官，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随之为世界所知晓，新保守主义再次走上历史的巅峰。就其产生时间来说，这种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并不是很新鲜，罗纳德?里根、老布什、撒切尔夫人都曾推行过“新保守主义”政策。新保守主义这一政治思想思潮在西方政坛依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相关的政策主张也会被提及。为了更好理解这一西方政治思潮，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分析。

　　一、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理论发展实践的主阵地也是在美国，因此提及“新保守主义”一般指的也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般理解“新保守主义”很容易从保守主义角度出发，将“新保守主义”简单地理解成为保守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阶段，故曰“新保守主义”。通过理解“保守主义”的内涵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新保守主义”。

　　无论是理解“保守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首先我们不能将这两个概念与印象中的守旧、落后相联系，尽管这两种政治思想都带有“保守”二字，但是二者的政治主张并不反对变革与进步，它们主张一种渐进式的，有秩序的变革，而不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那种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与突变。保守主义以温和的措施抑制和减少邪恶与苦难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而不是借助于宏大的乌托邦去消除人类遭受的邪恶与苦难。依据《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如果将这种人为紧张不可消除的基本观念与关于政治活动有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那么保守主义就可以定义为维护有限政治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捍卫有限政治形式，维护有限政治目的，这些保守主义的主张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提出的。这些原则事实上是自由主义本质原则，只不过保守主义采取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方式加以维护，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政治上则是权威主义。

　　与资本主义政权初创时期相比，新保守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产生的。保守主义要求的是建设一个有秩序的，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指导的 “守夜人”国家，而新保守主义则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要求政府不干预、自由竞争，推行减税、删减社会福利、小政府主义等。这些新保守主义政策其实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新保守主义在对垄断资本主义失望后重新转向保守主义这所倡导的原则，是一种回潮与反思，是对现有政策的改良而不是建设。倡议新保守主义者大都具有具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背景，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首次接触保守主义，没有保守主义那种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背景。新保守主义曲解了现时的保守社会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糅杂了文艺批判及社会科学等知识，将一切意识形态化，反对多元文化社会，强调美国民主价值的普世性，推行军事霸权，奉行“新帝国主义”政策。

　　新保守主义产生于1960-1970年代的美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拆散与重组福利国家，强调传统在社会中的地位，推行产主义与霸权主义，坚定地维护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

　　二、新保守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条件

　　新保守主义在1960年代的美国开始出现，并于1970年代成型，随着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保守主义开始在美国活跃起来，往后的历届共和党政府都能见到新保守主义的影子。新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美国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的。

　　1.新保守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美国作为一个欧洲清教徒建立的一个国家，其政治思潮必然会受到其母体欧洲大陆的影响的。尽管新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区别，但是其保守原则、实质还是具有共通性，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还是能够为新大陆的新保守主义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奠基人是英国人埃德蒙?伯克，他与1790年发表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是现代保守主义基本原则的源头。在这本对法国大革命谴责的保守主义著作中，保守主义一贯的基本原则得到了阐述：（1）悲观主义，相信人是有缺憾的；反对理性主义，以理性为指导的政治变革与政治活动都不能达到人类至善的乌托邦。（2）推崇传统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传统表现出来一种超乎寻常的热爱，重视惯例与权威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3）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强调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内部差异，主张维护这种差异，反对破坏社会机体的平等主义。（4）实行有限政治活动，要求国家对社会实行有限的干预。（5）强调宗教及教会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宗教，法律与道德会失去权威性支撑。这些原则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有所改变但是其基本内核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新保守主义依然秉承的是这些理论原则。美籍犹太人列奥？斯特劳斯作为新保守主义的先行者，其《自然法和历史》依然在怀疑人的理性，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追寻超越社会历史限制的普遍性。列奥?斯特劳斯之后，克里斯托尔，塞缪尔?亨廷顿等美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学者都提出了相关的新保守主义理论，但是其理论基石与起点还是伯克的保守主义原则。

　　2.新保守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二战的冲击后，资本主义国家依据凯恩斯主义构建了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了以往资本主义世人垄断发展模式，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都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凭借着罗斯福新政及二战的胜利成为了当时世界的霸主，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二战后美国的全面繁荣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但是当美国进入到20世纪60、70年代后，自由主义者面对诸多的内外问题并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新保守主义也就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政府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一切都是资本主义黄金发展阶段的美好景象。政府的职能加强，市场遵循的不仅仅是自身的经济规律，还有来自政府的计划与指导。战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者的眼中成为了一种脱离自由主义传统的发展模式，他们主张推行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凯恩斯主义已不能很好的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一些改革措施，如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也不能很好的应对汹涌而至的经济危机，新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尼克松总统的上台，新保守主义政策也开始得以推行。

　　伴随着经济危机出现的还有严重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危机的出现为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权运动高涨，反越战运动、青年反文化运动、女权主义等等风起云涌。这些运动在推动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破坏了社会稳定的秩序，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社会在经历了这些动荡与不安后，社会对这些运动承受力达到了一个极限，要求稳定秩序的回归。激进的政治运动尽管能够推动社会发展，但是毫无限制的民主给社会带来的是不安而不是秩序与稳定，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民主过剩”。面对这种局面自由主义者采取价值中立政策，主张通过宽容与合作来解决，但社会问题依然严峻，多元文化冲突矛盾重重，自由堕胎等社会问题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与宗教底线。在经历了严峻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后新保守主义推崇的秩序与传统自然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

　　美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在战后初期取得了全球霸权，但是随着苏联的崛起，社会主义政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越战的失利更使美国陷入一种内外交困的境地，国民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形下，主张冷战，反对共产主义，崇尚资本主义传统，强调美国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新保守主义为领导层所接受采用。挑战与危机为新保守主义驰骋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

　　三、新保守主义的特征与实质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动向、政治意识形态，其产生是与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社会危机有关。分析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我们发现新保守主义捍卫的是正在遭受挑战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情景意识形态”①，是社会在遭到挑战后社所应有的反应。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建设并不具有原创性，其理论的提出都是针对当时挑战力量的方阵提出的，满足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的社会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物，时代性、情景性既是其产生的原因也是特征。“没有理想的政治”②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都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在他们眼中，由于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人类不可能通过理性设计的理想乌托摆脱邪恶与苦难，达到理想中的至善与完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危险，他们重视经验的作用，尊重传统的价值，希望使用已被验证了的价值维护已建立的制度。新保守主义者以一种反思的姿态提醒人们关注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前提，在这种制度性前提遭到挑战时，新保守主义作为捍卫者也就成为了一种必要与必需。

　　新保守主义的这些特征、原则很容易让我们将自由主义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对立物。新保守主义尊崇传统与宗教，反对平等等原则与主张都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但是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其在自由市场、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等资本主义最本质的方面并没有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政府干预多少的问题上，二者维护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的落脚点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只不过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平等与人权等价值观显得更为先进与革命，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左”自由主义。而新保守主义则呈现出一种消极与保守的态度，其消极与反动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针对国家的干预，是一种“右”自由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了最有效地捍卫世界上最自由主义的制度而调整他的思想，这难道会减少他的自由主义特性吗？继续阐述自由主义哲学只会给予敌人以攻击自由主义社会的武器。捍卫美国的制度需要一种有意识的、清晰阐述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只能来自于那些深切关注美国制度之维护的自由主义者”③这段对美国新保守主义产生的分析来自于亨廷顿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作为一名资深新保守主义者亨廷顿揭示了新保守主义的本质，新保守主义捍卫的是美国纯正的自由主义制度。

　　四、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

　　美国新保守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时代，其内容指向也是如何解决美国当时面对的内外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强调自身一贯的保守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吸收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合理成分，构成了新保守主义主要内容。

　　在经济政策上，新保守主义推崇市场的作用，主张依靠市场来调节经济，推行的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新保守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认为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危机的根源，扼杀了人们的积极性与自由，只有市场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维护社会正义。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等手段来减少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带来了诸多问题，新保守主义也将这种制度视为造成真正不平等的原因，但新保守主义并没有完全废除这种制度，回到古典时期那种小政府状态。新保守主义虽主张拆散、重组社会福利国家，但落实到具体措施上则是对现有具体的福利制度的修补与完善。

　　在政治及社会文化上，新保守主义崇尚权威主义，维护传统道德与宗教，推行机会的平等。二战后美国兴起的民权、民主运动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严重颠覆了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动摇了社会基础。他们认为过剩的民主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他们主张缓和控制民主进程，强化政府的权威，打击工会势力，将民主制度建立在有限制的民主的基础上。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推行的福利政策是一种结果平等，是一种平均主义，纵容了一些人的懒惰，打击了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因而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上的平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真正的平等是发展机会的均等，是平等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不应追求结果上的平等，而要根据社会上每个人禀赋的不同给予不同的权利，实行精英主义政治，依据每个人的能力安排有等级差别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正义。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新保守主义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反对多元文化，反对美国出现的反主流文化思潮。面对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新保守主义以一种基督教福音主义及传统守护者的姿态，主张捍卫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强调对权威及传统价值观的认同，重建社会对传统价值观念及道德的信仰。

　　在外交政策上新保守主义成为应对威胁美国制度时的一种适当的而且必须的手段。新保守主义产生时美国正面临着来自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挑战，因此新保守主义在产生初期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主张通过输出美式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占据国际道德舆论高地。为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在输出价值观的同时，新保守主义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主张增加军费，推崇实力外交，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可能威胁到美国安全的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里根时期提出的“星球大战”可以说就是新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小布什时期的“布什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更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五、新保守主义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其活跃年代是1980-2000年，二十年的时间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及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新保守主义是为应对美国出现的危机产生的。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原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不能使美国脱离衰退的泥潭，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市场作用，主张拆散重组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同样不能使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尽管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经济主张，如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和依靠市场来调节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修补了原有政策的不足，减小了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但是相对于之前开拓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说，新保守主义依然还是一种向后看的保守主义，其主张只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的加工，没有罗斯福新政那种大刀阔斧式改革的魄力。新保守主义念念不忘的市场将福利国家原有的调节机制粉碎，私人垄断资本凭借着市场的力量，利用全球化契机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贫富差距、南北鸿沟进一步扩大。贪婪的金融资本也借此利用毫无约束的市场推出各种金融衍生品，延祸至今的金融危机是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产物之一。

　　新保守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并不是发展与繁荣，反而是巨额的赤字。以鲜明的新保守主义姿态上台的里根总统不但花光历届美国政府积累的巨额财富，而且欠下了巨额外债，美国从债权国转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发展机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里根任期内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增加了1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又迎来一个黄金十年，一方面是借助新科技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克林顿政府对以往新保守主义政策的修正。

　　进入新世纪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进入新世纪后战争依然伴随着人类，在这些战争的背后有着新保守主义的影子。新保守主义强调意识形态争端，反对共产主义，推崇美国制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优越性，利用军事手段谋求世界霸权，建立新帝国。苏联发生巨变后，新保守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对手，美国成为了世界唯一的霸主，成为了世界警察。新保守主义也转而强调美国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式民主制度，防范围堵可能随美国霸权造成冲击的对象。在新保守主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期也正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国力迅速增长的时期，一个红色的且正在崛起的中国自然就成为了新保守主义重点防范的对象。新保守主义不但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对中国内政加以干涉，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在军事上更是利用其在东亚的军事同盟及军事力量存在封堵中国的崛起，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就是新保守主义在中美关系中的表现。为维护其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新保守主义炮制的“中国”甚嚣尘上，中国周边的一些邻国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鼓动下也加入了封堵中国的同盟。一贯倡导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渲染下成为了对美国霸权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在防范围堵潜在崛起大国的同时，新保守主义为美国描绘了新的全球战略走势，美国应采取一切其认为必要的手段维护其霸主地位，单边主义是新保守主义极力推行的一种行为方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利用反恐战争的契机，美国打响了建立全球新帝国的战争，罔顾他国与正义强行推行其价值观念，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尽管有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但依然掩盖不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为实现其大中东政策，推行美式民主，建立新帝国的企图。新保守主义活跃的年代也是美国对外战争频繁的年代，可以说新保守主义破坏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造成了当今世界局部地区的动荡不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紧张局势。新保守主义宣扬的价值观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所谓的福音，伴随新保守主义而来的只有霸权与战争，美式民主带来的并不是美好世界而是灾难与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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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篇4

　　[关键词]反恐战争　反美主义　美国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3-0079-06

　　“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这个词语富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和价值色彩，近年来，它却被世界各地的官员和民众广泛使用，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重要而独特的政治现象，而且也开始进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反美主义的激化已经引起了西方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尽管对其含义、形态以及根源有着激烈的分歧和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种值得研究和认真对待的现象。反美主义的界定及其解释

　　在一般的讨论中，反美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难以确切界定和辨别。由于它超越了传统政治思想甚至意识形态的划分，也很难在政治态度的光谱上找到其准确位置。许多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通常将其泛化，把任何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和指责都贴上“反美主义”的标签，这显然不利于人们对它的理解。正如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Hubert Vedrine)所说，许多美国人或亲美人士为了诋毁和压制对美国的批评意见，常常迫不急待地把任何批评者都扣上“反美主义份子”的帽子，由此使得有关反美主义的辩论和对话很难展开。如果把任何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的批评都视为反美主义，那么这个概念就变得太过空泛而没有意义。实际上，反美主义的确切含义是可以争辩的，在概念的界定和讨论中，将其作为一个中性词来对待更合适。

　　在许多研究中，美籍匈牙利裔学者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的定义经常被引用，他认为反美主义“表示某种敌意，它可能是某种厌恶或者反感，甚至是一种极度的仇恨，它所根植的条件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社会、制度、价值或外交政策无关”。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对概念的界定，即反美主义就是一种对美国的敌意，而后半部分已经涉及到对其原因的判断，反美主义是否全然与美国的政治现实无关?这个问题将在下文展开论述。近来，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和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对这个概念的界定问题作了更为系统的讨论，他们认为反美主义在广义上是指一种对美国以及总体上的美国社会持负面看法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可能涉及到认知、情感和规范等成分，用心理学的术语而言，就是一种感到对美国不悦的态度(unfavorable attitude)，这种态度可能体现为不同层次的具体内容，在浅层次上有一般性的负面舆论，这种舆论如果加深则可能成为持久的不信任或者系统性的偏见等。相比较而言，这里的界定就比霍兰德的定义更加中性化。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把反美主义看作一种对美国政府或美国社会的负面态度，它体现在公众和精英的舆论、思想和行动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反美主义的缘起与表现不能一概而论，其强度和形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一直都很盛行，而且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不乏暴力和恐怖袭击；而在美国的盟国(包括西欧、韩国、加拿大等)，尽管反美浪潮一直存在，但是大多以温和而非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反美主义产生的原因，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霍兰德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中，他就将非理性置于定义的中心，认为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内心的反感。而且，这样一种解释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许多美国学者的讨论中，反美主义不过是一种“病态心理”，是超越理性的歇斯底里的过度偏见。按照这种观点看来，那些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相异的国家和社会出现反美主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它们很自然地会仇视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反美主义并不局限于那些与美国在社会形态方面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即便是在西欧以及其他与美国有着很大相似性的社会，反美的言论、思想以及运动也非常普遍。对于这些社会中的反美主义，一些人仍然试图从非理性和不正当心态的角度加以理解。比如，美国学者伯尔曼(Russen A.Berman)把欧洲的反美主义视为一个“文化问题”(cultural problem)，他认为导致欧洲国家反美主义盛行的根源与美欧之间的现实或者实际的利益冲突并不存在太大的关联，更多是由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根据他的分析，冷战结束之后，反美主义填补了欧洲意识形态对抗的真空，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反美主义正在成为重新界定新的欧洲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内生的，是塑造欧洲后民族(post-national)认同的需要：它并非出于对外部世界威胁的反应，而是欧洲政治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方面。欧洲需要以表示与美国的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这才是反美主义盛行的根源。

　　除了上述非理性的解释，还流行着各种关于反美主义的“阴谋论”。一些分析者认为，法国、中国、俄罗斯以及德国等大国都意识到了反美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可以借此提升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反美是为了迎合国内民众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试图通过对美国的批评捞取国内政治资本；反美主义是美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系获得巨大成功的副产品，这一心态能够激起一些大国对过去的伟大和辉煌的幻想。

　　上述观点代表了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待反美主义的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即将它空洞化和虚假化，使其与美国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完全脱离开来。由此一来，反美主义的责任并不在于美国的政府和民众如何去说和做，而是世界其他部分正在以一种固有的偏执在看待美国。由上述几种解释得出的必然推理是，不管美国如何谨慎、节制和谦逊地行事，反美主义也不可避免、更无法消除，因此，美国无需奢望、也没有必要改变政策来获取其他国家的好感。

　　然而，这些视反美主义为病态、非理性和阴谋的观点并不能说明以下问题：为什么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会在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后蔓延开来，而不是更早或者更迟?为什么美国遭受“9?11”事件这一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许多盟友更加长久和坚定的同情?为什么“反恐”的旗帜没有让世界更紧密地团结在美国的周围呢?在这些关乎现实的问题面前，上述流行的观点似乎很难站得住脚。世界范围的反美浪潮的兴起并非无中生有，也绝非仅仅是基于文化和心理上的嫉妒、排斥和偏执，更不是因为各

　　种各样的“阴谋”，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实际上，正如卡赞斯坦等人的分析，人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美国是什么”，另一种是“美国做了什么”。因此，反美主义既可能是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某一特定方面的抵制和反感，也可能是对美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排斥。如果将反美主义仅仅当作一种偏见来看待，将其归结为一种非理性的盲动，我们将很难深刻理解这个现象所根植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抹煞了它对美国和整个世界而言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和启示。反恐战争与反美主义的激化

　　正如一些观察所表明的，反美主义的每一次复苏和兴盛都涉及到美国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与利益纠葛。韦德里纳认为，通常在美国搅乱世界时，反美主义才变得格外盛行，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80年代美国在南美洲推行军事和秘密行动时期，以及今天人们对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军事行动的反应。叫而约瑟夫?奈(Joseph S.Nye)也指出，在上世纪曾经有四个时期美国在欧洲的形象出现显著的下降，分别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反战运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越战期间以及80年代在德国部署中程核武器。由此看来，要真正地理解反美主义这一现象以及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政治现实中来，找到使得这一现象激化的现实原因。

　　许多调查数据都表明，近年来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的复苏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所进行的反恐战争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美国的战争行为对存在已久的反美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反恐战争则直接引发了新的反美情绪。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大多数国家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是报以同情和支持态度的，尤其是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国。不过，这种普遍同情的立场很快就发生了逆转。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4年3月的一项调查，64％的法国人、59％的德国人和34％的英国人对美国“非常”或者“比较”反感。2005年1月BBE公布的民意测验则显示，54％的法国人、64％的德国人、50％的英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起到的是“消极影响”。2006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针对不同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反恐战争的评价而进行的调查表明，人们对美国的正面评价相比2005年更低，调查也表明，美国所进行的全球反恐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大多数国家的民众认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让世界更加危险。

　　那么，对美国而言，反恐战争怎么会从一场得到国内外普遍支持的战争转变成为一场激化反美思潮和运动的战争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很大程度上以反恐为名行霸权之实，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威胁到了那些长期被美国视为敌人的国家的生存，同时也损害了支持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导致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所作所为表示反感和抵制。反恐战争对反美主义的刺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没有直接威胁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国家直接动用武力，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打击”。在反恐战争的旗号下，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由于“基地”组织实际上藏匿于阿富汗，第一场战争还能够称得上是“反恐”的。不过，伊拉克战争只是徒具“反恐”之名，因为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美国都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确实制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能证明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和发动“9?11”袭击有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对以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种战争模式也令人担忧。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试图借反恐战争的机会，把一些长期与之敌对的国家和政权列为潜在的打击目标，尤其是那些被美国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由此加剧了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的激化都与美国借反恐战争之名威胁这些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美国的行为引起局势紧张的地区，反美主义尤为持久和盛行，比如在中东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拉美地区，而且，这种反美情绪并不限于美国直接针对的国家，也包括对地区局势感到担忧的相关国家，比如韩国、埃及、沙特等。

　　第二，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破坏了其与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与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为了确保行动自由、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一方面抛开了联合国，另一方面也抛开了以北约为主体的传统联盟体系，转而另组所谓的“志愿者联合”(coalition of theWilling)，要求其中的成员绝对服从美国的意志，而对于那些不愿参与其中的国家加以惩罚，明显的体现是在战后重建中按照对自己支持与否和贡献大小来进行奖惩，这就侵害了一些大国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利益。同时，美国抛出了所谓的“新”“老”欧洲的区分，企图利用那些支持自己的“新欧洲”国家和英国、西班牙等国来牵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其阻挠最强烈的法、德等欧洲大国，以此来分化欧洲，维持其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种区分既导致了美国与欧洲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也激起了这些国家的民众的反感。正是由于这种以美国的意志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划线”、“站队”的做法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众在“9?11”事件之后的同情，尤其是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反美情绪在政府和民众两个层次上都凸现出来。

　　第三，中东地区是美国反恐战争的重点区域，在这一动荡地区以民主改造和政权颠覆为主要目标，激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敌对和原教旨主义情绪。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带有固有的偏见，比如布什公开将其比作一场“十字军征伐”，然后又以口误为由收回这种说法。而在实际中，美国的打击目标也主要集中于伊斯兰国家，由此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文明冲突”。很显然，美国认为中东地区是最大的恐怖主义来源，而数十年来该地区独裁政治和原教旨主义是滋生恐怖主义的首要原因，于是，美国决心要对中东彻底改造，期望以伊拉克战争为契机，对中东格局进行重组，甚至试图用西方文明取代伊斯兰文明，以此一劳永逸地消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但是，美国利用反恐来推行对中东的改造计划以及对以色列的偏袒破坏了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形象，使得穆斯林世界反美情绪最为高涨、反美行动尤为剧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通过反恐战争来进行改造中东的计划无疑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得这一地区的反美主义不仅局限于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范畴，而且内化到不同文化的信仰和价值之中。

　　总体而言，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集中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和穷兵黩武的行为方式。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权力地位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不加节制，霸权扩张倾向凸现，这应该是

　　全球范围的反美主义复苏和激化的直接原因。

　　反美主义的政治代价与正面价值

　　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现象，反美主义的盛行对当代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它在当前的显现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具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对于反恐战争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由于反美主义的存在，美国的反恐战争及其战略部署可能处于一种自我削弱的困境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反美主义增加了美国的反恐成本，也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进行。反美主义使得美国无法赢得大多数国家对其所进行的反恐战争的支持，对于那些本来可以争取协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而言，反美情绪实际上在政府和民众两个层次上削弱了合作的基础。国际社会和主要大国的反美舆论和行动使得美国只能自己负担反恐战争所带来的战争成本和政治后果。美国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导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由此极大地削弱了其合法性基础，增加了美国在反恐战争过程中的道义成本；而主要大国尤其是盟国的反感也不利于它在反恐战争中获得有效的情报协调与物质支援；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的抵制则直接增加了美国在这些地区进行反恐的难度。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问题，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从根本上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美国试图通过单边的武力行动应对恐怖主义，但是，这种做法既不可能根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也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反恐立场和意愿。

　　另一方面，反美主义的盛行导致美国所进行的反恐战争不能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出现了一种“越反越恐”的困境。在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反美主义实际上为恐怖主义份子和恐怖活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和滋生的土壤。对于这一点，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担任自宫反恐事务副主管的克雷西(Roger Cressey)曾评论道，产生新一代更加坚韧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份子是伊拉克战争“最出乎意料的后果”，布什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催生新的的威胁性。卡赞斯坦等人在分析反美主义的后果时也指出，在伊拉克的战争催生了新一代的、更为危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这些年轻而且更为激进的极端主义者通过参与到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从中可以看出，反恐战争刺激了反美主义，而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反美主义愈发加剧了恐怖主义，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五年之后的今天，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很大的改观，重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而美国自身也深陷其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之中不能脱身。

　　由此看来，反美主义既不利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国际反恐合作的进行。不过，整体上看，即便是反美主义给美国的反恐战争进程及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但它对国际社会而言并非没有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处于一超独霸的状态，由于实力的差距，其他的大国无法对其构成有效的制衡，在这种结构性背景之下，美国的行为越来越缺乏自我克制，在国际事务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美国霸权地位及其缺乏自我克制的一种反对，也是弱者声音的表达和宣示。我们当然要反对那种极端的、以恐怖主义和暴力形态表现出来的反美主义，不过这种政治现象也应该促使美国自身对其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许多美国人认为，反美主义是出于对美国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等价值的排斥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抵制。但是，全球反美主义的参与者不仅仅包括那些传统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也包括美国自己的盟国，不仅包括与美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也包括与美国同属民主国家、早已实现现代化、并且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发达国家。由此看来，反美主义所宣示的恐怕并非对民主、现代化或者全球化的拒斥，而是对美国要做世界的楷模、自认为代表了唯一正确的民主模式、现代化道路和全球化方向的反感。沃尔兹(Kenneth N.Waltz)曾经明确地批评美国能为世界楷模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超强地位可能使其外交政策和行为失去节制，如果美国的权力不能得到平衡，它总是会以致使其他国家恼怒和疑虑的方式行事。因此，反美主义才会成为一种跨越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分野的普遍现象。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篇5

　　关键词：正义；反对派与赞成派；马克思；历史的活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01-02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正义是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下的产物，它要解决的是人在现实生活里的平等和自由问题，正义产生的两个根源是物质资源的匮乏和分配问题上的冲突，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关于正义的思想，我们要在分析文本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其中的核心思想，并在国内外相关观点的透析中，形成自己对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论意识。

　　一、国内外关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主要观点

　　（一）马克思反对正义

　　以伍德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指责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反对派主要提出了以下几方面来论证其观点：

　　首先，正义是在相对的、具体的意义上使用的，没有永恒、绝对的涵义，正义的标准是相对的，正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由生产方式派生，“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的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反对派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独立的正义标准。运用某一外在标准谴责资本主义为不正义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关系构成的是无效批判。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是非正义的评价毫无意义，离开生产方式谈正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胡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因是为了自我实现、共同体和自由这些非道德的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或非正义对马克思来说极少或不具备解释性或评价性的意义。

　　第三，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对剩余劳动力的占有，这种情形，对买者（资本家）来说，固然是一个特别幸运，但对卖者（工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情。”“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伍德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没有提供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论证。

　　第四，共产主义不是正义社会，它是一种超越正义的社会，在共产主义中将消除分配正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义将成为人类历史的遗迹。

　　综上，反对派中赞同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是因为他呼吁自我实现、共同体和自由等价值观，但反对马克思的谴责源自资本主义不平等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没有从正义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说法；依据马克思的正义标准，资本主义剥削尽管是罪恶的，却是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去谈正义的根本性是荒谬的，是意识形态的胡说，以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意义的，都没有切入到社会的根本。

　　（二）马克思赞成正义

　　赞成派坚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赞成派的观点主要是：

　　首先，正义的标准除了生产方式外，还应该包括阶级利益，马克思坚持独立的、超历史性的正义标准。

　　其次，马克思进行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划分，认为在生产领域剥削剩余价值是一种掠夺与盗取，而在流通领域，资本主义分配是一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在于贡献于报酬之间的不等价，在于对劳动力的掠夺或剥削，工人没有获得劳动力的价值。

　　第三，胡萨米认为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剥夺了人们基本的善，他是基于社会的道德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他的评价来自于他的无产阶级道德观。他批判伍德时说：“我们的资本家预先知道了这件事，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把戏终于成功了，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了。”

　　第四，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正义的社会，《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属于分配正义，在实质上就是一种正义原则。

　　（三）马克思反对马克思

　　以诺曼?杰拉斯为代表，在其《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中他提出了“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观点，他指出工资关系中剥削具有两面性，在流通领域是等价交换，在生产领域是剩余价值的剥削，他认为一切争论源自马克思本人的含混，这是一种“辩证法的游戏”，即“既是又不是”。他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注释者的含混是马克思本人造成的，他对自由价值观和自我实现的赞同，否认正义、权利，肯定的对自由、自我实现和社会的理想。

　　（四）国内观点

　　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也是多样、充满矛盾的，何建华指出马克思批判了正义原则的形式性、抽象性，马克思的正义观是革命性的；涂良川、胡海波认为马克思是致力于揭示一条实现这种正义目标的现实途径，强调资本主义用形式上的正义掩盖事实上的不正义，共产主义社会真正达到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追求；段忠桥从十大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洪镰德从道德观点、法律等角度认为正义受生产方式、阶级利益、人性本质的制约；林进平认为马克思没有用正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马克思并不关注正义，而是在构建消灭资产阶级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社会的构建有着道德正义的倾向、完善。

　　二、对国内外各种观点的简要评析

　　(一)反对派与赞成派

　　伍德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马克思的文本，体现了分析哲学的特征，胡萨米则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体系描述成了一个不合理、非人性的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双方的理论都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双方都没有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历史性与批判性的统一，问题是双方进行了片面化的理解。

　　2.双方都没有把握资本主义剥削是历史进步性与本质非正义性的统一，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包含着社会合理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一定包括非正义的含义在里面，在这个问题上，伍德强调了前者，胡萨米则单纯强调了后者，两人都未能实现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综合。

　　3.片面性源自于他们的分析方法以及对辩证法的忽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只是对事实的描述和理解，并在理解的过程中穿插了价值判断和评价，他们都无法对马克思的正义观予以整体的、综合的把握，根本原因就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

　　4.在关于正义标准的问题上，胡萨米的正义标准是他的推论，并把他自己的正义标准强加于马克思；伍德重视对文本的分析，没有明白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本质理论。胡萨米认为马克思是用共产主义的正义观批判资本主义的正义观的，是把自己的正义观赋予共产主义社会。伍德同样没有有力的文本来支持马克思是如何区别道德的善和非道德的善的。

　　5.在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分析中，我们应首先意识到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正义的。他把存在于历史中的正义的剖析，变成了马克思对正义的建构，把马克思对历史中的正义的理解变为马克思对正义的评价；而胡萨米是缺乏文本的支持，首先，没有明确的文本支持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其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够让我们激起道德感和正义感并不能表明马克思是在做正义批判。

　　（二）马克思反对马克思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含混，他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在对于正义等道德规范的排斥的基础上的，杰拉斯对于赞成派与反对派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关于正义的分歧是双方对正义的理解的分歧，哲学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是马克思文本中的内在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源自于社会现实中的内在矛盾，单纯用分析方法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应实现更高层次的辩证综合。

　　三、马克思在历史活动的意义上反对正义

　　综合以上观点，我认为马克思是反对正义的，他并没有以正义为尺度批判资本主义原因在于：

　　首先，正义产生的物质前提是基于生产活动的，马克思是反对运用伦理规范范畴的，“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马克思对于正义等词使用谨慎。蒲鲁东认为正义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他赋予正义一种永恒的、绝对的地位，认为正义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本能。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看到正义是历史和暂时的产物，正义是来源于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与演进的生产方式，探寻正义必须从现实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去批判和实践。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实质上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物质生产的反映，正义就其产生和内容上来说都是具有从属和派生意义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当共产主义丰裕时，将“使每个人的需要被完全满足”，分配正义的原则因而变得多余，他只是谈一种不合理的、有缺陷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正义仅是在构建消灭阶级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理想社会的构建有着道德意义的倾向与完善。

　　第三，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解释原则是历史，历史是一种追求人的本身活动的历史，正义是历史进程中人的活动的某一方面，马克思的根本点在于社会的历史的人的活动，他诉诸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人的本质的历史生成，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一基本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

　　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是其历史的、辩证的哲学的一种延伸，是立足于其历史活动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