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罗马戏剧；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04-02

　　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古罗马戏剧被称为是希腊化戏剧发展的产物，在模仿和学习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古罗马特征的戏剧。古罗马戏剧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在古罗马非常流行，对古罗马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西方学者理查德?亨特所说：“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总是被广泛地阅读和上演，并对西方的戏剧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1]关于古罗马戏剧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在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戏剧研究专家汪义群老师有一个著名的比较论点：“罗马喜剧之于欧洲近代喜剧，正如维吉尔的《牧歌》之于后世的田园诗，奥维德的《变形记》之于后世的叙事文学，西塞罗雄辩、典丽的政治演说之于后世的修辞学。”[2]然而，在欧洲戏剧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古罗马戏剧，在我国却遭到冷遇。相比其他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都显得十分冷清。但近些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发生变化。

　　一、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

　　古罗马戏剧在欧洲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方学界对古罗马戏剧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每个时期都有相当多的研究专著出版。然而，在我国，古罗马戏剧的翻译工作却很滞后，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关系导致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先后出版了四部中译本古罗马戏剧集，分别是《古罗马喜剧三种》（杨宪益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古罗马戏剧选》（杨宪益等译，人文文学出版社，1991年初，2000年重印）、《世界经典戏剧全集?古希腊古罗马喜剧卷》（童道明，王焕生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和《古_马戏剧全集》（王焕生译，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此外还有一些古罗马戏剧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教材和作品选，这些中译本为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古罗马戏剧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最受欢迎，2000年重印后仍旧“一书难求”。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该书收录了古罗马三位戏剧家的代表作，读者可以从书中对古罗马戏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古罗马戏剧全集》，首次以全集形式，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是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的重要参考资料。全集共五卷本，包括《普劳图斯》上中下三卷、《泰伦乌提斯》和《塞内加》各一卷。五卷本古罗马戏剧集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古罗马戏剧翻译的空白，势必对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古罗马戏剧全集》收录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泰伦乌提斯和塞内加流传至今的全部作品，不少作品在我国是首次翻译出版，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的渊源

　　古罗马戏剧源自于古希腊戏剧传统，这一点已获得公认，由于历史原因，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之后，古希腊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古罗马的文化，这就是希腊化的结果。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第一种是希腊人在罗马所建立的殖民据点。古希腊强盛时期，不少希腊人进入意大利边界生活并建立希腊式城邦，这些希腊人在文化上传承着本国的文化精髓，进而影响了古罗马人；第二种是古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古希腊，俘获了大量的希腊人作为奴隶，并在意大利境内大肆买卖，这些希腊人后来逐渐影响了罗马人。贺拉斯在《诗艺》中强调了希腊人通过文化征服了罗马人，并号召罗马人学习希腊文化。当然贺拉斯并非倡导盲目地学习希腊文化。这一点在岳成的论文《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中有详细地讨论。岳成指出，贺拉斯强调古罗马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贺拉斯并没有否定古罗马文化的崛起，同时贺拉斯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古希腊文化，后者的消极因素同样不容小觑。“希腊作家的作品虽是优秀之作，但与罗马的社会现实严重脱钩，需要进行转化，才能为罗马所用。”[3]由此可见，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间同样具有贺拉斯所强调的特征，古罗马戏剧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造了古希腊戏剧，使之本土化，为罗马现实服务。

　　固然，古罗马戏剧是在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罗马戏剧家学习古希腊戏剧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直接翻译演出，到模范创作，再到独立创作。张凤娟指出，在学习古希腊戏剧过程中，罗马是唯一一个真正得其要领的，同时，古罗马戏剧所代表的古典戏剧艺术传统发生断裂。“罗马的仿希腊剧作的喜剧逐渐对这些常规进行了改革，如舍弃了歌队的上场，歌舞不再是戏剧的必备要素。”[4]此外，诸如《罗马早期戏剧中的希腊文化元素》（倪滕达，2012）、《光之传承――罗马喜剧与希腊喜剧的比较与分析》（段晓誉，2010）等论文也讨论了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古罗马戏剧对后代作家的影响研究

　　古罗马戏剧作品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也是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古罗马戏剧重视世俗生活，诸如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描写，体现着浓重的罗马社会风气。由于中世纪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影响，加上中世纪教会势力过于干预艺术生活，推崇宗教剧的演出，因此古罗马戏剧在中世纪反而不受欢迎。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戏剧作品大放光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从大学才子派所代表的早期英国戏剧中可以看到古罗马戏剧对其的影响，到了莎士比亚时期，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

　　古罗马戏剧对莎士比亚的影响研究，杨娴在《从到――论莎士比亚对普劳图斯的继承与发展》中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错误的喜剧》在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剧手法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是对普劳图斯戏剧《孪生兄弟》的继承与创新。“《错误的喜剧》除保留《孪生兄弟》中原有的孪生兄弟这一对人物形象外，莎士比亚还为孪生兄弟配了一对孪生的仆人兄弟。”[5]此外，《罗马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定位》（乐铄，1999）、《论罗马剧在莎翁戏剧创作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为例》（胡程，2010）、《城市、驱魔与自我身份――中的巫术与宗教》（胡鹏，2011）、《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对抗：生物-文化批评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宋海萍，2013）等论文也探讨了古罗马戏剧对莎剧的影响。

　　古罗马戏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莫里哀戏剧。莫里哀的《吝啬鬼》被认为与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有着相似之处。王福和指出：“在戏剧冲突上，《吝啬鬼》也把《一坛金子》中表现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继承下来，但增加了儿子与父亲的冲突，扩大了思想和艺术视野。”[6]此外，《从看古罗马喜剧对莫里哀的影响》（贾彤，2011）等论文也讨论了古罗马喜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四、古罗马戏剧作家作品研究

　　我国对古罗马戏剧作家的研究主要以普劳图斯和塞内加为主，分别以前者的喜剧作品和后者的哲学思想为研究重点。我国出版的两部罗马文学史――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出版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和刘文孝编《罗马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都对古罗马戏剧家有相关章节的介绍，这两部古罗马文学史是我国研究古罗马文学的重要文献。在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家的现有成果中，对普劳图斯戏剧作品的研究相对多一些。钟丁源在论文《普劳图斯喜剧研究》中指出：“普劳图斯的喜剧类型多种多样，基本可分为计谋剧、家庭生活喜剧、神话喜剧、性格喜剧、滑稽剧等。”[7]该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普劳图斯喜剧与古希腊喜剧的关系、普劳图斯喜剧的类型与特征、普劳图斯笔下的罗马生活、普劳图斯喜剧的影响等章节，是我国研究普劳图斯的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另外，《中的喜剧意识及超越意义》（陈晓燕，2009年）等论文也讨论了普劳图斯喜剧作品。

　　我国学者对塞内加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作为古罗马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塞内加的哲学思想比其文学思想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塞内加深受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同时也是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塞内加关于道德的论著对后世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学者指出，塞内加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塞内加向后人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黜奢崇俭、顺应天时和保护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为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8]还有诸如《塞内加：为什么愤怒是可以用理智治疗的》（王宽，2011年）等学术论文也论述了塞内加的哲学思想。

　　综上所述，相对欧洲其他历史时段的戏剧，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相对较弱，因此，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如古罗马喜剧研究、古罗马悲剧研究、古罗马戏剧理论研究等。相信随着《古罗马戏剧全集》中译本的出版，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R?L?亨特.《古希腊、罗马新喜剧》引言[J].陈国强译.华西语文学刊，2012，（6）：135.

　　[2]汪义群.论罗马喜剧对希腊新喜剧的继承与发展[J].外国文学评论，1994，（1）：121.

　　[3]岳成.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8.

　　[4]张凤娟.古希腊戏剧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戏剧元素的重组――欧洲戏剧断层现象研究[D].山西大学，2007.

　　[5]杨娴.从《孪生兄弟》到《错误的喜剧》――论莎士比亚对普劳图斯的继承与发展[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8）：18.

　　[6]王福和.《一坛金子》：从《古怪人》到《吝啬鬼》的桥梁[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25.

　　[7]钟丁源.普劳图斯喜剧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18.

　　[8]江山，胡爱国.塞内加的生态文学伦理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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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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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6]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方古典学 古希腊史研究 学术综述

　　2014年，我国古希腊史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更注重研究方式，改进研究方法，变换新的角度采用新视角来认识古希腊史。我国学者一方面与国际保持同步，吸取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另一方面也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为我国的学术界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一时段，古希腊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神话仍然是我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的热门，与此同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也悄然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关于古希腊著名城邦斯巴达，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李新伟的《古史新证：古代斯巴达地区的新发现》（载《光明日报》，2014年4月23日，第016版）一文，根据2008年及2010年的多次考古活动发现，瓦西列俄斯遗址的大型建筑与彩色笔画具有明显的宫殿风格，结合了目前拥有的资料和研究成功认为，瓦西列俄斯遗址应该就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斯巴达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一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荷马史诗》这样一部传奇剧作，虽然时间久远，但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瓦西列俄斯遗址的发现就是古史新证的又一重要成果"。李怡净、罗文君的《论古代斯巴达的优生政策》（载《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9月，第5期，第16卷）一文，论述了古代斯巴达的优生政策，作者从古代斯巴达优生政策的内容、特点、背景及影响展开分析，反映了古斯巴达对生物遗传、教育方面的认识，给后世带来无穷的影响。虽然靠着优生政策古斯巴达在战斗力上一时无两，但其"违反人权和道德伦理的部分也不为世人所认同"，严重限制了古斯巴达的自我发展。

　　古希腊神话的研究成果丰富，王以欣、张大丽的《古希腊的财神与财富观念》（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第43卷，第2期）一文以独特的角度，看待古希腊文化。作者通过古代文献与古希腊诸神的艺术形象，分析财神的神话家室、宗教功能以及艺术形象，找出其原始形象和逐渐在文学作品中的变化，指出古希腊的财神普鲁托斯本为神明收人膜拜，却因社会财富的不均导致世人对其进行丑化，贤者虽提出警世名言但收效甚微，从侧面表现出即便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希腊，受财富的影响世人也被迷乱心智，虽然与宗教观念不强有关，但其主要原因在今日同样发人深省。

　　唐晨曦的《巨人之战与泛雅典娜节的起源》（载《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一文，从神话角度探讨古希腊泛雅典娜节日的起源，通过介绍"巨人之战"、"皮里科斯舞和上下战车比赛"，论证了泛雅典娜节就是为了庆祝雅典人取得巨人之战胜利而来的，也侧面凸显了雅典人与雅典娜亲密无间的关系。

　　邢颖的《论古希腊泛雅典人节中的城邦意识》（载《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一文，通过泛雅典人节这一切入点，论述了"随着雅典城邦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古希腊政治与泛雅典人节之间联系的分析，证明了"随着雅典城邦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城邦最初的统一到城邦制度的确立再到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被称作宇宙之子，在古希腊学者的不同的著作中，米诺斯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李建松的《米诺斯海权：神话还是现实？--对其真伪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史林》，2014年，第2期）一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米诺斯海权的真实性。他从古典作家，近现代多数学者，当代学者这三个方面逐一详细分析，论证思维严密。首先，他先分析的是古典作家笔下的米诺斯海权，并详细解说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米诺斯海权真伪的态度以及修昔底德对米诺斯海权深信不疑的原因。其次，他又分析了近现代学者对米诺斯海权真实与否的看法，作者持严谨态度，不但浅述了18、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也看到了考古学在解决米诺斯海权问题时的长处与不足之处。第三，作者又描述了当代学者对米诺斯海权的争议，并由此总结了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差异。作者主张从殖民地问题和政治、军事控制问题上来着手米诺斯海权问题，为学术界研究米诺斯海权的真实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师学良的《论柏拉图的米诺斯：传统与变化》（载《都市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从希腊神话米诺斯形象这一角度着手，谈论了柏拉图笔下的米诺斯身兼传说、历史、神话的形象，更凸显了米诺斯身上的法官审判色彩。从侧面论述了"雅典外邦人对米诺斯立法原则的批判'破除'了旧有的克里特立法根基，而为'订立'新城邦马格奈西亚的法律提出了更全面的、以诸项德性为核心的立法原则"。柏拉图由此制定的法律事实上对后世罗马法的起源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希腊社会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晏绍祥的《"衰世"不衰重构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图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6日，第A05版）一文指出，"我们不应当以希腊人是否能够走向他们从未尝试过的所谓统一来判断其优劣，也不能片面强调城邦体制对其无法形成统一国家的制约。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创造，正是希腊世界固有的特征。"作者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论述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是一个城邦制度充满活力，政治上新实验层出不穷，思想与文化创造力勃发的时代。

　　古希腊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许多历史、哲学大家在这时期出现。关于古希腊的著名人物，王茜的《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从三个方面对埃斯基涅斯进行了全面而条理的分析。第一方面论述了雅典政治与演说家的关系以及埃斯基涅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第二方面阐释了埃斯基涅斯在其政治生涯里所实施的政策及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再到其被迫退出政坛，出走罗德斯岛的过程。第三方面重点分析了埃斯基涅斯的三篇演说词，并于文章末尾综合讲述了埃斯基涅斯的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造成雅典被征服这一不可抗拒结果的原因。文章有理有据，分条阐述更显得条理清晰。

　　张巍的《Eunomia：梭伦的理想政制》（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为我们讲述了梭伦试图建立的一种被称为Eunomia的理想城邦秩序。文章主要是分解读梭伦诗篇的方式，讲解城邦失序的真正根源，探寻心智秩序与城邦秩序这三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Eunomia。文章中引用了梭伦的诗篇，使其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内容交织着翔实的史料和作者自己谨慎周密的思考，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作者于结尾处对梭伦与柏拉图各自的理想政制的最终根源进行了对比，更加鲜明的揭示了Eunomia的本质和某种意义上梭伦与柏拉图的关系，给予读者深刻的启发。

　　吕量厚的《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先于导言部分向读者详细的介绍了《贝希斯敦铭文》，并展现了其对于希罗多德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对于《贝希斯敦铭文》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在加深着学者们对于一些历史遗留事件的解读。作者通过《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异同之处的对比，揭示了《历史》和《贝希斯敦铭文》的关系。作者在肯定《历史》史料价值的同时，也毫不避讳的揭露了《贝希斯敦铭文》对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政治影响和误导，批判了希罗多德在史料选择上不严谨及盲从的缺点，对其个人的学术研究态度和理性思维能力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判。尽管《历史》一书有缺陷，但作者还是指出了这本书带给后世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以清晰的条例逐一论述。整篇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史学资料，做到了有理有据，并站在公正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

　　武晓阳的《古典作家对亚历山大之评价-以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的评价为例》（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论述了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对亚历山大事迹的记述。尽管他们的主要史料来源不同，写作风格各异，但评价亚历山大的行为是两位古典作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既称赞亚历山大卓越的军事才能、优秀的个人品行、显赫的历史功绩，同时又注意到他在采用东方服饰、习俗、礼仪，过度追求荣誉及具体事件处理等方面的 "不足"，并表达自己的看法。本文就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评判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为我们较为合理地认识和评价亚历山大提供了参照。

　　陈莹的《继承与重塑--试析斯特拉波笔下的荷马形象》（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一文，作者以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为出发点，认为斯特拉波将荷马塑造成一个希腊地理学创始人及古希腊英雄时代历史学家及教育家，实则是反映了公元一世纪，部分希腊文人试图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相交融。在文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斯特拉波对荷马形象的确立，侧面指出荷马乃至整个希腊文明对于当时希腊文人来说，是一个向罗马文化靠拢的媒介，希望借此取得罗马的重视，想必这才是斯特拉波笔下荷马真正的形象。

　　郝标陶所写的《亚里士多德再发现》（载《大众考古》，2014年，第5期）一文向读者揭示了《雅典政制》这本史学著作的写作和再发现过程。首先，作者先讲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这问他以后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并写出《雅典政制》打下坚实的基础。《雅典政制》一书流传到现世的过程可谓极其艰难而又富有转折性。而它的再发现过程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在这里，作者向我们详细的描述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为了辨别被认为是《雅典政制》的破损纸草的真伪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对这一书出自谁人之手做出的科学理性的判断。文章的最后，作者指出了《雅典政制》一书对于后世研究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该书对世界各地深远的影响。

　　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一直是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春秋战国与古希腊作为中西方主体文明的源头，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周丽娜的《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比较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截取历史的横断面，创新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挖掘出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动因、制度因子和文化基因，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文明发端时期中西方国际体系的某些特质，为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及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陈强和黄红星的《壮族都老制民主与古希腊城邦民主之比较》（载《学术论坛》，2014年，第7期）一文，分别条理清晰的概述了壮族都老制民主和古希腊城邦制民主的具体所指，以及从职责、法律、公民权利、地域、规模和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比较了这两种制度的异同之处，使读者对这两者可以有更加直观，明确的认识。另外，作者由古观今，积极吸取西方民主政治经验，并结合我国本土的古代民主制度，综合二者，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徐晓旭的《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述评》（载《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用谨慎的语言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顾颉刚、迈尔斯、迪勒、徐旭生、霍尔、王明珂这六位在研究族群祖先谱系上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作者不但对他们的方法进行回顾和评析，也将他们的方法作出了清晰的对比，文章语言有理有据，主题思想鲜明。作者对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认识极为深刻并恰到好处的将其体现在文章之中。文章给读者提供了关于研究族群祖先谱系方法这一问题的极佳建议，并指出了研究的大致方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李永斌的《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一文，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分析以及对"东方"、"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等一系列概念的考量，指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局限在艺术领域，是指古希腊艺术的一种风格。但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而"革命"无从谈起。"东方化革命"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更深层次背景则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体育竞技活动作为城邦公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推动城邦国家向前发展，推动雅典民主政制向前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田亦娟的《古代雅典竞技发展与民主演进的互动关系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将竞技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来考查，并阐明民主演进对竞技本身的影响。文章以竞技的发展为出发点和中心，以竞技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并以民主为落脚点和最终归宿，对古代雅典竞技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竞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它的繁荣是以发达完善的民主政治为后盾的，在民主的政治氛围中，文化环境是相对宽容的，公民的自由度与幸福感大大提升，从而让人们自愿而非被迫参与到竞技事业中来，政治机制的良好运作为体育文化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尽管这些竞技活动并不对奴隶、妇女开放，也只有少数的外邦公民参与其中，但体育文化已深深融入到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竞技带来的政治控制力、文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

　　王大庆所写的《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6月）一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古希腊女性在体育运动上的参与度。作者通过对史料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大量的了解历史并对其掌握的资料进行综合，最后得出古希腊女性体育运动的有限性这一显著特征 并具体阐述了其有限性表现的三个方面，使文章更显条理。而后作者通过对斯巴达少女的体育活动和着衣的性别形象的观察，完成了对古希腊建构女性性别角色和性别形象方式的研究。最后，作者又在限定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原因之外，又看到了其自然原因。

　　王大庆的另一篇文章《古希腊赛会中体育竞技活动的仪式性特征》（载《河北学刊》，2014年5月）一文，从独特的角度看待宗教节庆活动问题。作者通过介绍赛会贯穿始终的仪式、赛会仪式中的常规与变化以及赛会仪式的意义和古希腊宗教的特点，指出了古代希腊宗教重仪式轻信仰的特点。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古希腊人对宗教的"重"与"轻"只是关注方面的，而非其有高低之分。

　　关于古希腊的民族问题，徐晓旭的《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当下历史学者们对于希腊人和满族人两级对立的研究，并列举简述了诸多学者关于此问题方面的著作，使读者对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对立问题有了更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作者在讲述各个学者著作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分析了学者的主观思想和文化背景对其研究希腊人与蛮族人对立问题的影响，这有利于读者更好的理解这些学者的理论。这篇文章也点出了这一问题理论和讲解体系的关键词与大体框架，并指出了它们的反作用。在文章末尾，作者也提出了研究该问题需要面临的任务，表明了作者对于该问题发展方向以及发展前景的美好期盼。

　　李渊的《古希腊人的自我与异族观念》（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一文，提出古希腊人在各个时代都与异族人相交，认识自我与异族之间的不同是每个时代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古典时期，血缘、文化是主导因素，其他因素没有过多作用；但在希波战争之后，文化的因素突然成为唯一主导因素，而政治因素也渐渐凸现出来；此后，从马其顿崛起到托勒密王国，政治因素逐渐成为最重要因素支配着其他因素，也成为古希腊人区别自我与异族的最主要标尺。

　　宗教活动在希腊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家庭祭祀又是古希腊宗教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家庭和城邦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永亮的《古典时期希腊的家庭祭祀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一文从家庭祭祀的仪式、祭祀的内容以及祭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论证了其与古希腊的政治文明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思想渊源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由古希腊文明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的。古典时期希腊男性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在家庭祭祀中同样以男性为主。希腊宗教具有多神教的特点，在家庭祭祀中可以祭拜各种神，这些都是以他们的政治生活为基础的。正是这些特点，为我们了解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古希腊的演进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白雪的《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葬仪》（载《古代文明》，2014年4月）一文提出了，在古风时代古希腊人的葬仪便初具规模并渐渐完备起来，它是古希腊文化综合了地域性、历史性以及民族特色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结果。通过葬礼活动，古希腊人将家族成员紧紧地聚集起来，增加了家族凝聚性和团结力，从而维护了自身价值观。而在葬仪中的种种规矩，显示着古希腊森严的社会等级也在约束着人们。在此同时，妇女们在葬仪中虽然面临着被迫死亡的恐怖，但还是间接地提升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社会进步意义。

　　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风俗研究，黄建的《古典时期雅典的婚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通过论述古希腊人的婚姻观、婚姻对象、婚姻嫁妆等内容，揭示了西方家庭婚姻生活的历史轨迹，加深了读者对西方两性生活历史和希腊文明的认识。雅典人的婚姻和家庭互相作用，婚姻关系到家庭以及城邦的延续与发展，而城邦的意志也渗透到包括婚礼在内的许多个体、家庭事务中。妇女们在婚姻中没有自主的权利，婚姻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妇女在宗教上也是依附于男性公民的。夫妻结合的前提是新娘脱离父亲的家内宗教，转而依附丈夫家内的宗教。在古典时期，无论家庭富裕或者贫穷，女性的监护人都会为她们提供一份嫁妆，但嫁妆的实质只是男性公民间财产的转移，妇女们并没有权力支配和使用嫁妆。雅典古典时期的婚姻充分体现了雅典社会的男权特征。

　　关于古希腊文化，吕厚量撰写了《蜂后与主妇：古希腊作家色诺芬眼中的私人领域》（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22日，第015版）一文。作者认为，政治、军事等公共领域的事务成为希腊古典时期的重要研究主题。色诺芬在现存的作品中屡次使用蜂后作比喻，蜂后比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蜜蜂和蜂后的关系往往是政治性的，同民众和政治领袖的关系彼此对应。色诺芬十分自然的将蜂后与优秀政治领袖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密切联系，以及蜂后在古希腊语境下的政治含义结合起来。在色诺芬心目中，理想的家政管理工作是可以在政治领导艺术的支配下完成的，私人领域同政治生活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色诺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引发了希腊人对私人领域的关注，其对私人领域的理解与研究方式具有十分值得当代学者们注意的时代特征。

　　吕量厚的另外一篇文章，《雅典古典时期上埃菲比亚文化》（载《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一文开篇向读者讲述了在古典政治时期埃菲比亚制度的具体所指以及其特点，同时也点出了学术界对于埃菲比亚制度起源的争论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自身看法。接着，文章又讲解了埃菲比亚誓词的内容和它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埃菲比亚制度的影响，向受众展示了誓词的重要意义。埃菲比亚元素在很早的历史时间段就已经扎根于雅典社会中，这一点，作者列举了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古代雅典文学作品，以佐证埃菲比亚元素充斥在古代雅典社会的各个角落。关于埃菲比亚传统与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兼容性的问题，作者在文章里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总结出埃菲比亚制度不但不违背自由原则，反而还是古代雅典古典政治理念与其战争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最后，作者分条讲解了埃菲比亚制度的特点以及在学术研究上的现实意义，使读者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到埃菲比亚制度。

　　关于希腊化时期，杨婵的《希腊化时期的阿卡亚同盟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一文主要向读者系统的讲解了阿卡亚同盟。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阿卡亚同盟，一是阿卡亚同盟的概况，其中作者主要讲述了阿卡亚同盟的发展，重建以及解体的这一过程；二是阿卡亚同盟的架构，在这里，作者主要阐述了同盟的组织结构以及它与各盟邦之间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关系；三是阿卡亚同盟的外交关系，主要是指阿卡亚同盟与马其顿、罗马以及埃托利亚同盟的关系。文章涵盖面广泛，并从各个角度阐述了阿卡亚同盟，使读者对其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对古典文献的解读，为学者们的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陈德正、韩薛兵的《校注》（陈德正、韩薛兵：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为我们将中国最早的希腊、罗马专史《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用现代标点符号进行点校整理，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竖排改为横排，对原书中的专名注明现代通用译名并加注英文及希腊文或拉丁文，必要时作简释，个别错讹之处也以脚注注明。原书所附地图多模糊不清，地图中地名与正文出入较大，校注者据原图和正文地名重新制作。此书的出版必定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为我们填补了在这两部名著研究上的空白，意义重大。

　　郭子龙和张强的《埃斯奇奈斯涉同性恋法律译注》（载《古代文明》，2014年1月）从古希腊法制入手，选译了《诉提马尔霍斯》正文中涉及同性恋的法律，包括"适用对象"8条，"刑律"14条，"判例"3条，进行了译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展示了其背后的法律以及制度诸因素。古希腊人虽然不禁止同性恋行为，但雅典人将从事易者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情节严重者甚至会丧失公民权。

　　关于历史文明的转型期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晏绍祥的《莫米利亚诺与"希腊人的过失"》（载《读书》，2014年，第3期）一文开篇向读者展示了希腊文明与罗马帝国势力逆转的过程，并围绕着各个时期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引出来意大利学者莫米利亚诺及其观点。作者简单的介绍了莫米利亚诺的生平，使读者对其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接着又点出他最初的两本专著，以便于下文对他所著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一书中的观点进行论述并得出希腊人文化上的自大与虚无态度导致其不断遭遇失败这一结论。虽然学术界内对莫米利亚诺的论断和著述褒贬不一，但他的学说却也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作者于文章末尾提倡读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要有自己的判断，展示出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

　　以上研究成果，向广大读者展示出了一个离我们遥远而又神秘的古希腊社会。学者们对待同一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研究视角，并勇于向一些定论质疑，努力拓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为我国古希腊史研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共同努力，为以后我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更好的向前发展打下坚实牢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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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以欣、张大丽.古希腊的财神与财富观念[N].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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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德正（1962.9-），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

　　张亚伟（1992.5-），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学习与研究。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自我意识;博士论文;开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并非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开端，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在此之前的大量的积淀和酝酿才诞生了提纲，但正是这十一条犹如一发重炮打响了整个世界，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哲学革命，一定有其深刻的根源，而这个根源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和开端。

　　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逝世以后发生解体，不仅是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青年黑格尔派自身也产生分歧，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站在实体的立场上，而以鲍威尔为代表的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鲍威尔都还在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站在黑格尔哲学当中的某一个立场上，而且把这一原则进行了彻底的发挥。

　　作为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曾加入以鲍威尔为精神领袖的“博士俱乐部”，因为鲍威尔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主要依靠“自我意识”这一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他对圣经故事，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几乎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因此鲍威尔也成为了“博士俱乐部”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博士俱乐部”中的主要成员为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科本也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是他更多的对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阐释，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

　　当时“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被称为黑格尔派的最左翼，“除了某些隐蔽的分歧，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同鲍威尔和科本最为接近。他们自称是哲学上的‘山岳党人’，”他们试图通过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来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通过怀疑派的怀疑，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以及伊壁鸠鲁派对宗教的敌视，来完成他们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批判，所以，他们在探讨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时候希望通过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来找到现实的批判的武器，从而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哲学、政治

　　马克思哲学思想在黑格尔哲学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并清晰起来。从哲学上来讲，马克思当时最接近鲍威尔，甚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鲍威尔有关。

　　从政治立场上来讲，马克思更靠近康德，费希特，而不是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散发着一种阴郁古怪的调子，但是在哲学上马克思又暗暗地与黑格尔有着某种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当马克思用康德哲学来做法学理论时，他似乎隐隐感觉康德费希特在哲学上的自我意识立场使得“应有”和“现有”存在无限的分离。

　　从哲学上来讲，自我意识的立场，特别是康德费希特的立场，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和主观主义的，因为他设立了那个自在之物是自我不可能真正达到的领域，费希特的非我是自我的无限的阻力，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就成为坏的无限性，这种坏的无限性意味着自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或把握或消化非我，这是一种主观思想，而黑格尔要求把这种主观思想变成客观的思想，所以，在道德哲学中他用粗鲁的，惹人恼火的表达方式，道德就是按照一个国家的习惯生活。

　　总之，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康德费希特更加接近，哲学的立场大体上也是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自我意识，由此看出《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开端。

　　三、马克思哲学思想开端的较为确切的根据――《博士论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几乎同时出版，但在《博士论文》中并没有体现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造成的影响。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很显然是自我意识，马克思在序言中说道：“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马克思在自我意识的哲学中徘徊踱步，但是马克思没有白白地进入“自我意识”这所“学校”，这使得马克思后来在哲学上的成果远远超越了其他哲学家。

　　尽管马克思明确地站在“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怀有深深的警惕，因为他认为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应有”和“现有”，“应当”和“是”之间无限的分离和对立，这一点如果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夸大的话，在哲学上会犯时代错误。

　　马克思哲学的开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同时他对自我意识立场有着某种隐含的保留，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明确声称自我意识的立场，但却仍然保持着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某种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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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从14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意大利兴起了一场对古典语言及文化（古希腊和古罗马语言及文化）深入研究的运动，史称人文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诞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和整个西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史称人文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在文学、艺术、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复兴时期，史称文艺复兴。

　　——　题记

　　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复兴”、“再生”，意为使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再次出现，即古典文化的重生。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和演说，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截然相反。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拜占廷）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向西逃亡避难。当地的一些学者惊叹于古罗马的艺术，文学的魅力，自发的传播这种外来文化，意图达到古罗马时期的成就。

　　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其中的核心：重视人的作用——也就是后来的“人文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与艺术的统治地位。文艺复兴之产生于意大利实属历史之必然。

　　古罗马人把文学、哲学等提高人的精神素养和文化修养的学问称作“人文科学”，人文主义者主张对古典人文科学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人文主义运动因而得名。

　　早在彼特拉克之前，意大利北方城邦国中就已经有一些语言学家、教师、法学家、律师、公证员对古典著作兴趣浓厚，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们与古典语言联系密切。在工作中他们需要使用拉丁语，因此努力学习古典著作，希望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自己的拉丁语更接近古罗马优秀作家的语言，从而提高工作质量。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人文主义先驱”。而人文主义正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表面上是要恢复古罗马的进步思想，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创新。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邦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即城邦，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朝着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圣经》里说，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

　　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此时意大利呼唤人的自由，陈腐的欧洲需要一场新的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运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为这场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首先，古罗马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文艺复兴产生于意大利的基础。

　　罗马文化中，以法律成就最突出，共和国时代的《格列哥法典》、《提奥多西法典》以及东罗马帝国的《民法大全》都举世闻名，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思想有深刻影响。古希腊文化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全盛时期的产物，罗马文化则是古希腊文明的直接后继者，由于民主政治、共和政体提供了较多的学术自由，古希腊、罗马文化蕴含了较多的科学性、民主性、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等与资本主义新经济、新的生活相协调的文化因子，因而被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一些著名人物顺理成章地借鉴过来，托古改制，创建新文化。这中间蕴含着文化变革和传承地秘密。

　　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阶级，它有反抗中世纪黑暗与专制的迫切愿望，却由于自己的不够成熟，无法提出自己完善的思想文化观念，它必须借助一种文化去反抗，因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必然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槁，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这个向导，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人们以一种赞美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在古典文明中，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不仅找到了光荣的榜样与导师，找到了崇高的智慧和广博的学识，找到了丰富的素材，优美的风格以及高超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他们不朽的作品在学习和借鉴古典文化的基础之上达到极高的造诣；而且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及早地接受和利用了罗马文化中的有益之处，借以举起反对封建神学思想地大旗，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

　　转贴于论文联盟

　　其次，意大利保留和吸收了大量的古典文化遗产，为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意大利是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本身就拥有和保留着大量的古典文化的遗产和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国家图书馆、教堂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帝国时代，罗马有二十八个国家图书馆，最著名的是攸里乌斯·凯撒罗马大图书馆。私人藏书室较多，如圣奥古斯丁藏书室。至中世纪，王室图书馆和教会图书馆的地位显著。这些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如：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的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和万民法以及浩瀚的历史学著作等等。这些一手资料为人文主义者的“复兴”古典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意大利的许多城市组织起研究古典文化的学术团体，如：罗马学园、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和那不勒斯的蓬塔诺学园等，这些团体对推动古典文化的研究和古典哲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中世界文化，人们的思想焕然一新。

　　意大利人对古典文化亦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吸收和保留了大量的古希腊文化，14世纪初期承袭着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遭到土尔其人的入侵，被迫与罗马教会联合，以争取西方的支持。由此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使者、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者往来不断，许多希腊文手抄稿被带到意大利，尤其是143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许多拜占庭学者逃亡到意大利，讲授希腊文明，吸引了大量文人学士，对古典手稿、抄本的搜集、整理、研究、鉴赏在意大利蔚然成风，恩格斯说：“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塑，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

　　丰富的材料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能够从中吸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加以利用。“借用他们的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文化中寻找适合本阶级的文化成份，专心从事新的文化思想创作，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

　　由上所述，发生于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最早和意大利是古典文化的故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艺复兴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萌芽于发展的需要。科学文化是有其继承性的，任何一种新的文化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文艺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平台”。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具有同源性，古希腊文学是其源头，也都受到东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是其系统性的体现，其发生发展又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传承关系。

　　纵观西方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相比较，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西方文学具有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所谓系统性，就是西方的文学与西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民族性格等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关系，西方文虽然包括许多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从宏观上来看，它们具有统一性，都是属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它们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或基因，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感。所谓逻辑性就是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有很强的传承影响关系，前期的文学或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后来的文学思潮或运动或继承或否定的依据。所以，西方文学史线索比较清晰，家族谱系容易搞清楚。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和基础，古希腊文学创造了伟大的奇迹，成就包含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包括神话、戏剧、史诗、诗歌、寓言、文学理论等，几乎涵盖了现代所有文学体裁。而且，每一类题材都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艺术的形式、美学效果等许多方面，对西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西方各民族文学绕不过去典范文学。古希腊文学的这种高起点，也是一种高标，他的示范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西方文学均受古希腊文学的熏染。所谓古典文学主要是指以古希腊为主的文学，当然也包括古罗马文学，但是古罗马文学是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人极度崇拜希腊文化，被古希腊文化的高贵、典雅、崇高所吸引，全面学习古希腊文化，尤其尊崇拜古希腊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比较落后的古罗马，全盘接受了古希腊的衣钵，但是在模仿学习中，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总的来说，是古希腊文学的路数，在总的艺术成就方面远远落后于古希腊。所以一般把古希腊罗马作为西方古典文学的范本，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希腊文学除了文学形式方面的示范作用外（保证了西方文学的高起点），古希腊文学的一个思想特征非常重要，即文学中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传统。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这是对西方文学的最好概括，这一人学传统源远流长，几乎没有在西方中断过。而开端就是古希腊文学。古希腊各种文学体裁，都是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的情感、理想、内心的欲求、命运等，即使神话英雄传奇，主人公也是按照人的样子来塑造的，他们具有人的形体，人的外貌，人的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也有人的恶的本能。这充分证明了希腊人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把人放在世界中心的位置，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普洛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西方文学基本上是沿着这条人学路子走过来的，在不同阶段，加深着对人性的研究和表现，随着现代心理科学和主体哲学的发展，对人的认识深入到下意识、无意识的层面，现代文学也随之从这个层面上进行反映，使得文学的人学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但是以人为本的这一红线并没有中断。

　　古希腊文学表现出来的以人为本，把人作为世界中心的思想，造成希腊的原欲性文化特征。文学中的人物，就是现实的折射，古希腊人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没有思想道德羁绊，充分的张扬自己，使自己探讨世界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社会实践达到极限，满足人的所有外在内在的需求，这种人性的极度膨胀，既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也利于社会的进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发挥，所以出现了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全面进步。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欲的过分膨胀，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就是可能导致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健康的颓废心态。果不其然，到了古罗马中后期，出现了普遍的醉生梦死的人欲横流的状况，罗马城成为了糜烂富贵的欲望之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罗马的色情业的畸形发达，人们以此为乐为荣，不以为耻，严重毒化了罗马人的进取心。终于导致古罗马公元476年的覆灭。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指出：罗马的被毁灭应归罪于罗马人的不洁，归罪于活跃在古罗马艺术中的诸神：“你们的那些舞台剧，那些不洁的展览，那些的异教神，并非由于人们的败坏始而孕育于罗马，它们之所以被育成正是由于受到了你们这些神的直接命令。”罗马的毁灭意味着基督的胜利。

　　人们意识到，欲望的无限膨胀的恶果，开始自我反省，从而接受了禁欲的东方的基督教。在文学中，人的中心位置被神、天国占据，人成了上帝的奴从，人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人的欲望需求成为罪恶，人天生就有罪，因为他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接下来的西方中世纪是人最受压抑的一个时期，人匍匐在上帝的脚下，是迷途的羔羊，人在俗世就应该不断的苦修，忏悔，摒弃世俗的巴比伦堕落之城，向往心灵的上帝之城。中世纪的神学统治，是一种西方的文化调整，但这种调整在当时有些过头。但是，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另一个生长点，或者是西方固有的原欲世俗文化的平衡，也可以说从更全面的对人、对人性进行了探讨。人不仅是生理物质层面的，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还有灵魂超越的需求。这种调整，在当时的确非常过激，人失却了自尊、权利，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压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这种过激调整的再调整。其实，这两个联系非常紧密的运动，并非完全要完全废除宗教，不是改变宗教的教义，矛头是对着世俗的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削弱他们的权利，使信教的门槛变低，宗教仪式简化，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不通过教会也可以进入天堂。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在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历史艺术中，得到了文化启示，就是要恢复西方本来就有的人本传统，解放人性，强调人的理性，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是对人的中心位置的重新确立，对神的地位的降低，是对现实世界的确认，对天国来世的重新审视。通过这种人神关系、今生来世关系的调整，达成西方固有的原欲文化和基督教禁欲文化的平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成为表现早期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先锋，对于西方文化的重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宣传和启蒙作用。这种文化调整非常成功，西方从此走向了比较和谐快速发展的道路。文艺复兴是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是人性解放的直接结果。从此，西方也就进入了资产阶级文化发展时期。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发展的，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文学让位于带有浓厚封建主义王权色彩的古典主义文学。这是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有联系但有根本区别的文学，两者之间都强调古典，也就是古希腊罗马，但是人文主义文学更强调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进而张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个性解放。而古典主义文学重从形式上学习古代，是一种强调统一君主意志、国家理念否定个性的文学，注重为政治服务，情感要服从理智。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成为法律。总的来说，要做到语言纯洁，文体纯洁，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不能混杂，悲、喜剧各有自己的取材范围、语言特征、性格特点，戏剧要符合三一律。古典主义的特征完全与当时的强大的王权政治相关联，是王权政治在文学中的体现，在美学上代表了封建宫廷贵族的趣味。启蒙主义文学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扬弃，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古典主义时期，是是新兴资产阶级与王权的暂时妥协，随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