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成“纵容法”，不仅仅是调侃

　　1月18日中午，广州番禺区韦涌村11岁的盈盈从家出发回学校考试。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段700米的“主路”，她却没能走完。当晚噩耗传来，她被发现躺在必经之路附近。1月19日上午11时许，19岁的嫌犯韦某穿拖鞋骑车返现场时被当场抓获。（1月20日，广州日报）

　　一位村民眼中“长得很靓，读书很叻”的小姑娘，就这么香消玉殒了，哀痛之余，更令人悲愤的是嫌犯韦某竟然是一位刚减刑释放的“惯犯”，他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市番禺区，至案发前无业。

　　小小年纪，却如此作恶累累，杀人之后，竟然还敢大模大样地返回现场，无怪乎媒体纷纷惊呼为魔鬼少年犯。这样的行径，瞬间激起了强烈的民愤。人们齐声呼吁“严惩不贷”的同时，更把矛头指向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问题。网友的声音虽然有失偏激，但确实道出了公众的心声。

　　试想，如果韦某杀人或伤人之时就被严惩，还会发生现在的悲剧吗？或许有人会说，这毕竟只是极端个例，不可以偏概全。以笔者之见，极端固然毫无疑问，个例却并不见得。近些年来，见诸报刊媒体的青少年恶性犯罪还少吗？看着那些动辄扒人衣服、打人耳光，甚至拳脚相加，将人往死里打的“小霸王”、“小太妹”们，还能说是个例吗？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正因为有着切肤之痛，公众才纷纷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

　　“孩子犯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均未发育成熟，犯罪往往不是主观恶性作祟，而是因为不谙世事，受到社会的不良诱惑所致。因此，对于具有极强可塑性的未成年人，不宜痛下杀手。确实，未成年的孩子绝非天生恶人，他们之所以作奸犯科，往往是因为涉世未深，不明事理，只要家庭、学校与社会善加引导，应该能够改过自新，走上正道。而且，“重教轻罚”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

　　但是，学坏容易学好难。倘若相关各方能齐心协力把孩子教好当然是好的，可对于那些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未成年人，教育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必须积极寻求对策来应对感化教育失败的后果，而立法严惩无疑是最佳弥补措施。否则，对那些家里管不好、学校管不了的“问题少年”来说，犯罪成本非常低廉，未成年人施暴就会演变成“法外之地”，甚至形成可怕的“破窗效应”，陷入恶性循环。“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法律不宜片面强调施暴者作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要知道，严肃惩戒施暴者才能保护更多的未成年人，也包括警醒挽救那些容易滑向犯罪深渊的问题少年。

　　因此，在传统道德教化之外，秉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严惩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前不久被美国司法机关追究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绑架、虐待两名中国女生案，或许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有必要的话，可以学习外国，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加细致科学的划分未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予以区别处罚，特别是主观恶性较强的恶性犯罪，更应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