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十篇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1

　　我的姑姑近来正在给一个初中的姐姐补习英语，效果虽不能说是很完美，但也是很有效果的。看着姑姑每周来回奔波，如此辛苦，我不禁对姑姑说：“姑姑您为什么不收点儿学费呢？”听了我的话，姑姑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地对我说：“别人求我办事，说明别人对我非常信认，我应该尽我所能。人与人之间不能只讲钱，应该多一些互相的关爱。只有你多关心、帮助别人，才会得到别人给予你的关心和帮助。”听了姑姑的话，我深感羞愧不已。同时也由衷地敬佩着我的姑姑。

　　姑姑补课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的确，人与人之间需要的不只是权、钱的施舍。互相关心帮助更为重要。只要你以诚待人，就同样会得到一颗来自他人的诚挚的心。“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不是只存在于亲朋好友间，我们应该充满热情地帮助任何一个需要我们的人。我、妈妈、爸爸是一家人，所有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既然我们都是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那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彼此关爱。人与人之间只有充满了浓浓的关爱，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与你患难与共；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做你的朋友；你才会享受到更多的来自他人的爱。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拥有了这份爱，世界这个大家庭将会更加合睦、团结。

　　爱，是人世间最温暖的字，生活在暖融融的爱的氛围中，多好！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2

　　【关键词】超越之爱 浅层自我 深居自我 双星平衡模式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008-01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是英国工业时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约五十部作品，涵盖了各种文学体裁，如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旅行游记和大量书信。劳伦斯也是二十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具独创性，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大胆的性描写以及重塑两性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张是他作品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也遭到了强烈的诋毁和攻击。 由于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和伟大成就，劳伦斯一直受到世人的赞赏和推崇。主要代表作有《儿子与情人》，1915年出版《虹》，1921年出版《恋爱中的女人》，1928年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虹》所反映的恋爱和婚姻中的男女关系，还只是一种世俗之爱，并不能解决男女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男女关系要达到既连结在一起又保持自我独立的和谐平衡的新的理想关系，就必须从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决裂中解脱出来，透过巨大的生命体验实现超越之爱。《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代表了劳伦斯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非凡的热情与深度探索了有关恋爱的心理问题。劳伦斯毕生致力于男女题材小说创作，他在揭示男女情爱的同时，将描写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而那伴随着炽烈的体验的，是对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等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是“作者自身欲望之渴求与抗争”，乃“自我至深经验的记录”，故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深层精神世界的内在生命体验，使劳伦斯最终悟到的男女之间的“双星平衡”模式的实现成为可能。

　　1.抛弃缺乏爱的旧人类社会关系

　　“你在新的没有出现之前无论如何先要摆脱旧的，甚至旧的自我。”为什么要抛弃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1）旧关系是非人的机械关系。（2）旧关系是分裂的冲突关系。

　　2.建立超越之爱的新起点

　　杰拉德最后死在一个没有出路、四周尽是斜坡和悬崖的盆地里。缺乏生命底蕴、不相信什么内在精神生活的赫麦妮，是不可能把她用美学、文化包装的理性同激情、本能及自然冲动相协调起来。看破红尘但又和旧世界无法脱离的戈兰与一帮放荡不羁的文人们把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隔离，是彻底的、消极的厌世者。他们从不谈论未来，没有特定的归属。在这些人面前，没有新世界。探索男女间新关系的任务是由伯金和厄秀拉来完成的。

　　2.1放弃自我上的偏执

　　2.2由死亡到新生的转变

　　3.实现超越之爱的途径

　　3.1追寻深层意识的自我

　　两个人在深层自我的结合，就是一种超越之爱。它是超越一般情感关系和世俗之爱的结合，也是更深层的激情的爆发。这种超越之爱，不但超越了一般的感官层次，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层次。伯金对厄秀拉这样说：“我需要一个不用我看的女人，我在你不知道自己存在的地方寻找你，我并不需要你的漂亮长相，我不需要你那番女人的情感，我不需要你的思想、意见，也不需要你的观念”。厄秀拉最终理解了伯金这种超越之爱，她对妹妹戈珍说：“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灵魂时，他就不是他自己了……他就有另一个自我……爱太人性化、太渺小。我相信某种非人的东西，爱只是它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们要实现的东西来自我们未知的世界，它比爱要深远得多”。所谓“看到自己的灵魂”，无非是发掘出深层自我的另一种说法。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3

　　1以“仁爱”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

　　1．1中国传统的医学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主义将“人”推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人的价值和人生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孔子从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仁”的概念。他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人”是人的一种“类”的自觉，它要求把别人当作与自己一样或者和自己亲人一样来对待，这事实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宋代林通的《省心录》、明代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医学经典都在劝戒医者保持“济世救人、仁爱为怀”的品质。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本位，历代医家认识到医学不但是“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技术，还强调医者要有一颗同情病人、真诚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仁爱”之心。费伯雄曾说过“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医学家提倡尊重生命，关爱病人，充满人道主义，做到“仁心仁术”兼备。可见，“医乃仁术”是医术与医德的统一，是医学职业精神的写照，要求医者必须具备医学人文精神。“仁爱”是我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爱人”思想的延伸，是体现和实现人本思想的过程。

　　1．2西方的医学人文精神在西方，医学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医学最初产生于巫术，直到伯里克利时代开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医学由巫术变成科学。在这个希腊最伟大的理性主义时代，一位睿智聪慧的哲学家用自然的原因解释疾病，他用科学的医学理念把医学从巫术、神话、宗教引向科学，他就是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他为世界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光泽的财富，这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体现的“利他主义”、“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希波克拉底强调“医学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在《箴言》［1］（Aphorisms）中他告诫医生：“生命是短暂的，医术是永恒的，病痛是暂时的，经验是有风险的，抉择是艰难的。医生决不能只准备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更要为病人着想。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他提到“医者应以患者的生命为重，做医学的仆人”，“无论何时登堂入室，我都将以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医学有三个因素疾病、病人、医生，医生是这种艺术的仆人。”

　　1．3医学模式转变的要求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比较缓慢，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在实践中摸索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20世纪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学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中。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给予病人个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医学正被逐渐异化。直到70年代美国学者恩格尔提出现代医学模式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开始从原来单纯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医学不再是单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科学，而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学科，它挽救生命与危难，它解读生命的奥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病人是“身心合一”的有机组成，疾病和精神存在互动的关系。医生不能固守在开处方，做手术的医疗模式中，而应上升到整合生物医学、医学心理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病人提供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整体方案的新医疗模式中来。它不但要重视疾病的治疗，更要重视疾病的预防和对人全方位的关爱和照顾。综上所述，纵论古今，通达中外，“仁爱”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核，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培养医学生时应将医学理论、医学技术、人文关怀融汇在一起，培养医学生以“爱”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修炼大爱、大德精神，展现大医之风。

　　2磁场理论与医学人文精神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最早提出“场”概念的是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认为，在物理世界里存在一个所谓的电场、磁场和重力场，在场中的所有元素会因为某种形式彼此共鸣的力量而凝聚在一起，场中的元素与元素之间会彼此影响，它们不是彼此互相吸引，就是彼此互相排斥，这种彼此相互牵引的力量受制于元素之尺寸、质量、位置等因素。统一场论认为，“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是某种“作用”或“量”的时空分布，其本质特点是辐射和吸收的辩证统一。磁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产生于磁极和电流周围，对放入场中的磁极和电流有力的作用，因此，磁场是指传递物体间磁力作用的场。磁场蕴“无形”于“有形”中，它们随处都在发生影响、产生作用，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与磁场有许多相同之处。假设以“爱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也存在“磁场源”、“磁场域”并产生“磁辐射”与“磁感应”等效应。磁场源即产生磁场力的物体，“磁感应”即磁场对放入磁场中的磁极和电流有力的作用，“磁场域”即磁场产生作用的空间、范围，磁辐射是磁场释放能量而场内物体吸收能量的过程。这些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在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中，爱的磁场源不断地向外传送能量，而个体的人不断地感受、吸收到爱，经过强化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后不断地向更多有需之人传递和辐射，磁场域得以扩展和延伸。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可引入磁场理论，应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利用好各要素，吸收资源的优势，发挥三全育人的功效，在学生中形成医学人文的“爱的磁场”，让每一个磁场中人都享受到关爱与温暖，同时注重克服各类“消磁”因素的产生，强化磁性。通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强化“爱的磁场”，充分发挥磁场的辐射作用，让爱的磁力在亲人、师长、学生、医患之间传递，散发出光芒，照亮更多的人，让爱的“磁场域”延伸到社会。因此，笔者试图用磁场理论来探究“爱的磁场”的形成机制，以增强医学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3医学生“爱的磁场源”磁场源即产生磁力的物质，在医学院校中人文学科的设置、良好的校园文化及和谐的校园环境等三方面汇聚融合到一起，构成了产生“爱”的磁力的源头。

　　3．1人文课程的建设人文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重视人文陶冶，提高人文素质，才可能为医学生未来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知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成果，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的升华，是内化到人言行举止中的品德和性情。医学不仅表现为一种知识，而且还表现为致力于人类健康事业的实践，医学目的的多重内涵和目的自然决定了医学知识结构的多维性及多层次性。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应向学生多角度、多方面地渗透“仁爱”的人文意识关怀教育，在专业知识传授中融合医患沟通、疾病与健康、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方面的案例与知识。在实习前教育中引导学生带着“挽救生命、呵护健康、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意识踏入临床实习岗位，以此为前提，形成融合一定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多重要素而形成的以倡导医疗活动的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精神为本质内涵的医学伦理规范。应努力从三方面构建完备的医学人文学科体系。第一层次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内容的“两课”，这是灵魂。第二层次是以提高文化修养为目的的文化知识课程。这是基础，主要由文学与写作，名著欣赏和美术鉴赏等课程构成。第三层次是医学与人文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课程。这是重心，主要由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美学、医学法学、医学文献检索、医学史等课程构成，在具体讲授时，不局限于介绍人文知识，而要通过人文知识的学习升华到人文素质的养成。为确保质量和效果，使之与众多的医学专业课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可通过开设选修课，并实行学分制，要求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方可毕业，在时间和制度上都有了可靠的保障。

　　3．2校园环境的营造校园环境包括三方面：一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校园内看得见、摸得着，以整体直观形态出现的物化环境，它主要指校容校貌，即校内的建筑风格、布局及生活在校园内的师生的仪表等，对学生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通过创造优美和谐的校园绿化环境、设置温馨的名言警句、体现医学专业特色的壁画装饰、得体有礼的仪表礼仪等方面陶冶学生情操，让他们于无声细微中感受到关爱。二是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情境意即文化氛围，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具有潜在性、深刻性与长期性。文化氛围的营造要充分发挥三全育人的功效，依靠广大师生一齐，从学生入学之初，学校的后勤、保卫、学工、教务等部门应协同合作，尽力为新生营造浓厚的关爱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及第二课堂的功效，通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体育活动、科研活动、演讲、辩论、各类讲座、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认识爱，学会爱，能够爱，传递爱。学校通过引导、培育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浓郁的氛围中得到熏陶，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品位，增强识别假恶丑的能力，自觉追求真善美，从而铸就大医大德。三是虚拟环境。当前，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交往与思维习惯，网络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可充分利用各类网络平台宣传医学人文精神、“爱”的意义、各类专题活动等，使网络成为爱的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

　　4医学生“爱的磁场”的强化

　　“磁场源”产生后，应该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通过学生喜闻乐见、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逐步巩固与强化，让“爱”的磁力向更多人传递与辐射。

　　4．1新生入学初营造关爱氛围，使之充分感受到温暖与关爱大一新生入学之初，正似一块待煅造的烙铁，亦如洛克描绘的白纸，有较强的可塑性，对陌生环境充满着好奇与新鲜感，大学生生活存在诸多想象与疑虑，对师长有较强烈的依赖心理。通过精心设计入学教育各环节，营造关爱融合的氛围。入学教育应系统化与长期化，接待新生时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最细致，如为新生准备介绍学院学校情况的温馨礼包，为家长提供水，组织新生及家长参观学院及附属医院；充分发挥朋辈教育的作用，组织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入党培养联系人，通过走访宿舍、学习经验交流会等以亲身经历指导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这些活动让新生在一个充满关爱与温暖的氛围中成长，在感性上领悟到亲人、同学、老师、学校、社会以及国家的各种关爱，进而从理性上引导学生认识到“爱”是个人素质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提高学生对爱的认识和责任意识。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是一名合格医生的基本职业准则，学生对爱有了感受和认识之后，进而引导他们体会生命的尊严、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可贵，从而自愿发起并参与爱心行动，勇于奉献自己的爱心。可依托学生社团等课外教育的组织载体，开展富有意义、成效显著的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疗养院义工、义务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组织同学为灾区捐款捐物，尽绵薄之力；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让学生深入中小学、社区、农村、基层，体察民情，学会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健全学生的激励评价机制，把参与实践活动的情况纳入综合测评考核，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奉献爱心活动，引导他们学会自爱、博爱、仁爱，学会与亲人、老师、同学分享爱，学会感恩父母、回馈社会、回报祖国。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4

　　关键词：《小团圆》；自传；三十年

　　因为《小团圆》是在张爱玲逝世后才发现，作品又凝结了她的半生经历，有自传性质，所以曾经甚嚣尘上的是对于故事与本事的对照和人物形象的索隐。有人认为作品中的人和事完全可以与作者现实的人生道路一一对应，有人认为“很多人在读《小团圆》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张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误区”。笔者同意前者，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的半生“自叙传”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参阅一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以很清晰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夏对于张一生经历，也包括关于张祖上的历史，她的性格喜好等的描述竞与《小团圆》一丝不差。张爱玲在与宋淇、夏志清的通信中也反复提及《小团圆》的写作情况。以此我们确认“自叙传”的说法坚实可靠。后者的观点本身没有不妥之处，问题在于他所持的依据：邵出场后“后面还有好多篇幅没提他”，这显然没有尊重作品事实。

　　有人说“邵之雍不算是男主人公”，但张爱玲自己说《小团圆》要表达的是“爱情的万转千遛”，书中关于九莉的爱情故事篇幅最长的就是与邵之雍的一段恋情，邵从第四章出场之后就从没有消失过。至于其他的与她母亲有牵连的男人只不过是男女性吸引的原始欲望，算不得爱情。值得拿来与邵相提并论的是燕山，不过他也只能算是邵离开之后的伤痛寄托者（而且最后他也离开了），何况九莉在与燕山相识之后也并没有与邵之雍断了联系。从邵与日本人的关系、他的文化研究者身份以及漂泊不定的行迹来看，胡兰成是他的蓝本无可争议。但是小说中讲的又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它所展现的其实是一张以九莉为中心辐射开去的关系网，包括她与父母亲的关系、与姑姑的关系、与弟弟的关系、与几个情人的关系以及与闺密的关系等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事实上全书就只有九莉一个主角，其他角色都是九莉生命历程中擦肩而过的过客，但也正是通过与他们之间的各种纠葛完成了女主人公心理和精神世界的追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小团圆》作为张爱玲的“自叙传”来读。

　　不过，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小团圆》是否是个人传记的争讨，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对于《小团圆》本文中延续下来的某些张爱玲初期作品一以贯之的心境的忽略。这一忽略的结果是在有意无意间把《小团圆》从张的整个创作中割裂开来，也就没有把这部人生经历与创作总结的小说与作者早期作品相联系，没有从全人全篇看问题。

　　既然我们把《小团圆》看作是张爱玲的“自叙传”，就应该注意这么一个貌似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为什么在创作于1970年代的《小团圆》中只写到她三十岁？这是一个关联着女人生命过程和作家创作取向的大问题。三十岁的女人，对于人生的爱和恨、喜和乐基本上都已经经历过了，接下来的时日就是一个逐渐老化与衰退的过程（不像男人，三十才是而立之年）。她似乎看尽了人世的所有沧桑和变幻，然后才有歇斯底里之后的淡然心境，所以才有了《小团圆》的平静笔调。在张爱玲的意识里，三十年是一个女人生命的关节点，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所提及。比如《金锁记》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与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鸿鸾喜》里娄太太“被三十年间无数的失败支持着”：《小艾》里的“老姨太年纪……不过三十来岁模样”、三姨太的年龄“总也有三十多了”；《怨女》里“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5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罗曼窑罗兰说院野是生命的火焰袁没有它袁一切变成黑暗遥冶

　　有时袁感觉觉爱很遥远袁彷佛这个世界十分冷漠遥其实袁爱就在身边袁它帮助我们走出了迷惘君提高了生命质量遥

　　要求：①选择一个角度，立意自定：②题目自拟：③文体不限，文体特征鲜明：④不少于800字。

　　命题缘由

　　自2007年起，山东省进行新课改下的高考自主命题，高考作文考查的常规形式—话题作文、材料作文、命题作文，已在近5年里有所考查：2007年、2008年考查话题作文，2009年、2011年考查命题作文，2010年考查材料作文。应当说，山东省作文命题形式的这种“稳中有变、只求小变”的变化是积极、有益的。

　　山东省上一次考材料作文是在2010年，选取俄国文学大家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作为材料，要求考生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作文。纵观全国各地最近几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和最近几个月的高考模拟作文题目，材料作文成为2012年作文命题的趋势。个人认为，从种种迹象看，2012年山东省考查材料作文的可能性比较大，在备考时加强材料作文的练习尤显重要。

　　就本道材料作文题目来说，一是关注经典与现实的结合。经典的东西可以是名著，也可以是名言，只要它能在现实中找到准确的注脚，便可以永恒。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现实生活中，一些缺少爱的行为却屡见不鲜：殴打父母、顶撞师长、见利忘义、冷漠旁观、虐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爱与被爱才能使生命闪光，使社会成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经典与现实结合，既引领学生关注并阅读经典，传承文明，又引领学生感受、思考社会和人生。它有助于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这对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是可以提升学生的思辨力。要落实新课程标准中“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绝好的方法是在写作中考查学生的思辨力。材料中“火焰”与“黑暗”都与爱相关。有了爱，生命就能绽放光彩；没有爱，人和社会变得冷漠，“一切变成黑暗”。因此，生活中的爱与冷漠就成了写作中绝好的话题。

　　写作导引

　　写好材料作文的首要因素是准确理解材料。作文材料一般由材料语和分析语两部分组成。特别是对分析语的审读一定要吃透，因为分析语中往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材料的解读和分析，这有利于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材料的含意：二是显示命题人的命题意图，实际上是给学生以立意上的引导，是帮助学生立意的。

　　本题的材料语告诉学生爱的重要性：有了爱，生命就会闪光，人生会熠熠生辉：没有爱，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现实就是冷漠的。而分析语一方面引领学生关注身边、生活中的爱，如父母、老师、朋友的爱等：另一方面引领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毕竟这个社会还有冷漠麻木的一面，如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社会舆论一再发出“道德滑坡、人心冷漠”的感叹。经过审读，我们可以有以下立意：阐发生活和社会中爱的作用和力量，讴歌爱的伟大意义，呼吁人们要奉献爱心、消除冷漠，让这个社会因爱而更加温暖、光明。

　　就文体而言，它适合于各种文体，学生可依据自己擅长的文体进行写作。在具体的写作中，应注意：一，写身边的事要挖掘出其深刻的含义，写出新意，避免肤浅和落入窠臼：二，抒情或议论时要有所依托，抒发真情实感，避免空洞说教、无病：三，挞伐不良现象时，要把握分寸，多关注生活亮点，避免言辞过激、情感失控。佳作展评

　　爱在转头的一瞬间■刘媛媛

　　每个人都是爱的结晶袁携带着爱的种子降落尘世袁然后用漫漫一生的时间让它生根发芽成长耢香整个世界遥

　　——题记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人们往往只关注到自我的发展，过多地看到了社会阴暗的一面，以致变得越来越自私，以为爱正在远离抑或消失。

　　当我读到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暗”时，我的心头不禁一紧：我们看到生活中这么多的负面新闻，难道爱的火焰真的熄灭了?我要寻找爱的火焰。

　　她的手虽是那么的柔软，但她能编织出生命的图腾。当2岁女童突然间从10楼窗口坠下，我们转头凝望，有一个人冲出人群，义无反顾地伸开双臂，徒手接住正在下坠的女童。女童安然无恙，她身受重伤。她用爱将生命从死神手里拉回。于是，她身上散发出的温暖人心的爱的光辉，照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她就是感动国人、感动世界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我们亲切地称呼她“最美妈妈”。因为她有母亲的温柔呵护，有母亲关爱生命的力量。

　　那转头的一瞬间，爱定格在伸展双臂的一瞬间——因为有爱，生命得以重生。

　　如果说吴菊萍的爱是一种大爱，那么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应该属于人之常情，是一种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爱。这种爱，我们时时刻刻沐浴在它的阳光之下，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它的温暖。

　　我深刻感受到，这爱的力量也是在转头的一瞬间。朱自清在《背影》中深刻、细致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没有千言万语，没有泪洒千行，仅有的，是父亲站在车站为远行的儿子送别的神伤。虽然没有言语，却胜似千言。作者似乎能清晰地听见父亲满怀的牵挂与不舍，也能心有灵犀地感受到父亲的无奈与落寞。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的是爱的沉重、爱的牵挂。当作者最后一次转过头时，映入眼帘的，只剩下父亲瘦削的背影。那背影渐行渐远，渐渐变得模糊，作者此刻才觉得父亲的爱是那般深沉，那般温暖，那般美好!这样的场景，我们不也似曾相识吗?

　　人间处处有真爱。

　　如同美一般，我们之所以忽略爱，感受不到爱，不是因为爱已消失，而是因为我们缺少发现爱的眼睛，我们不肯在转头的一瞬间发现爱并感受爱。

　　走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让我们拿起爱的放大镜去寻找爱。爱的踪影随处可见，爱的故事也每天都在上演，哪怕只是小学生扶老奶奶过街、出租司机拾金不昧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失主、市民抬着因心脏病发作而晕倒的女司机去医院……

　　爱在转头的一瞬间。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6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503

　　【原刊页号】97～100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刘忠

　　【作者简介】刘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文化所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爱情诗/古典形态/现代分野/《诗经》/《湖畔》

　　【正 文】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汉魏六朝、唐代中晚期。长期以来，诗歌界之所以有“中国无情诗”这一说法，主要原因在于中西诗观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存在进行梳理、评析，寻绎其诗学传统的衍变和爱情观念的差异。

　　一、爱情诗的古典形态分析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的开头篇《关雎》就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比翼双飞的鸟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男女婚嫁，这种表面看来的比兴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与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简单的生理联想上升为男子对女子复杂的心灵倾慕，淑女“窈窕”，不仅赞美女性体态，而且也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各个方面表现爱情的人生体验：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简单之极的叙述与描写，却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一副夕阳近山羊牛归圈的晚照图，一幕天人合一的人生爱情剧。这种“情以物迁”、“感由时兴”的心灵效应被钱钟书先生非常精彩地概括为“暝色起愁”，所谓“日夕添相思”，“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1]。

　　《诗经》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时局动摇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人中开始流行，道教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极为迅速和普遍，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大大促使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爱情意识再次在文学中复苏，“诗缘情”观念逐渐为文人们接受。这一时间爱情诗的中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这些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比如，同是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诗经·柏舟》“之死矢靡它”一句未免简单，而《上邪》却连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来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已让人觉察其热烈奔放。《有所思》中那位女子因恋人变心竟然把礼物焚烧成灰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位男子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中颇为矛盾，那位女子在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诗经》弃妇诗中是难以见到的。与之相对应，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赋比兴兼用到侧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的相互结合。《孔雀东南飞》采用叙事体讲述了一个至今仍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得益于长篇叙事诗这一体裁，同时也显示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能力的增强，这些都是《诗经》时代不曾有的。抒情佳作《西洲曲》，更是调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叙事融合起来，在时序的转换中，塑造了一个忧伤缠绵的女子形象。其衣着之艳丽（单衫杏子红）、容貌之娇美（双鬓鸦雏色）、柔情之痴迷（莲心彻底红）均有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在丰富爱情诗容量与内涵的同时，也导致爱情诗表现风格的变化——从质朴热烈转变为含蓄浮艳，并最终走上“诗缘情而绮靡”的道路。

　　“诗缘情而绮靡”，的确是陆机不小的发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不仅标示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而且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了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缘情”但不“绮靡”，它是情之所系，爱之所结，是“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诗经》、《楚辞》中爱的对象多“既含睇兮又宜笑”、“美要渺兮宜修”，很难一睹女性芳容，但在南北朝民歌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的情与爱，她们的爱热烈而大胆，“宿昔不梳头，丝发披双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南朝乐府《子夜歌》）“罗裳系红袖，玉钗明月夜。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是爱的宣言书，又是时人审美趣味趋向丰富与爱情心理趋向细腻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抒尽人间相思离别之情，诗作一改齐梁华靡浮艳的宫体“情色”之风，赋予爱情诗深远的人生慨叹与哲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之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诗人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一切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美妙奇幻令诗人无限向往，它们的遗憾缺失让诗人感慨万千。诗歌摆脱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的似水柔情，它的逸怀浩气，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对宇宙奥秘的追寻，对青春爱情的渴求，……使得诗作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洗尽铅华，创造了一个景、情、理水乳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历代爱情诗中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是一点不为过的。

　　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万千景象。与其它题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们对爱情创作偶有涉足，他们的兴趣在军旅、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雄奇的大漠风光。只有到了中晚唐，爱情诗创作才赢来又一个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四伏，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出现许多裂隙，爱情意识再度泛起。以“唯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许多诗中代妇人立言，写闺怨离情，而且对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应朋友之邀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诗中尽管他对李杨爱情颇有微词，但当写到杨玉环赐死马嵬驿，唐明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杨玉环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悲伤的眼泪，把李的思念描绘得绵长悠远，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把爱情的美丽与力量写得神奇无比。晚唐承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间增大：秦楼宴饮、楚馆密约、游春踏青、听歌观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更是置身其间与之唱和，加上社会动荡给人们心理造成巨大压力，许多文人到山林隐逸和酒色之乡中去寻求解脱，这一切均成为“爱情意识”的催化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这里，白居易所说的雕虫小技之作，正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口传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空前激发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坛爱情诗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许多爱情杰作传世，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商隐。

　　李商隐不但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歌理论上公开为其张目：“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传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的七情六欲，在李商隐看来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去表现。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所写的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爱情心理抛弃“欲念”成分，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交流与沟通。与元稹、白居易诗歌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的写法不同，李商隐的诗歌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事，生活的原料被提炼浓缩到只剩下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恐怕既与其身世感慨有关，也与他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个限度，否则便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歌唱他那没有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到了唐末五代，诗人们便只能以放纵酒色来逃避王朝末日的来临，爱情诗重回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色情上升。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词曲、小说领域，成为它们歌咏不尽的母题，涌现了宋词、《西厢记》、《桃化扇》、《红楼梦》等多部经典篇章。

　　二、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爱情诗创作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国人开始醒来，追求个体解放、婚姻自由。《伤逝》主人公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以周作人《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为肇始，爱情诗的大幕徐徐拉开。1922年4月，湖畔社在杭州成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诗人，专事爱情诗写作，相继推出诗歌合集《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创作的一个新高潮。

　　湖畔派诗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汪静之写道：“梅花姊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花？懦怯怕谁呢？”（《西湖小诗·七》）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一步一回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具有此等挑战姿态，他们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其大胆直率足以使封建道学家们瞠目结舌。《不能从命》中，汪静之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对女性的爱慕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具有同样的反叛精神，“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整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不独年轻人渴望追逐爱情，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汪静之《西湖杂诗·十一》）不只男性，女性也春心萌动，“姊妹都嫁了，/嫂嫂常怨我。/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攀——藤，披——荆，/你这样爱惜我，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应修人《花蕾》）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2] 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他们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难怪他们的作品刚一发表，就引起保守派人们的一片骇然。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刚一问世，就受到传统势力的攻击，胡梦华首先发难，著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针对胡梦华的责难，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湖畔诗人，肯定他们的爱情诗创作。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等顽固保守派的假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诗歌之敌》中，鲁迅斥责那些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起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3]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支持，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人都曾正面肯定过爱情诗的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但是，新文学的发展也给爱情诗创作带来不小的压力。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文学与革命”关系探讨，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而爱情诗就与此格格不入。应修人曾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乱闹血与泪的文学，闹得我们胆子小了许多。”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在首肯“血与泪”文学乃“当务之急”的同时，也说“并非‘只此一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爱与美，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可偏废”[4]3。从创作实绩来看，湖畔派没有囿于“血与泪”的框范，表现出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和诗人创作的自主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诗学礼教的束缚，而且也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范围，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其他诗派不可替代的贡献。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之一部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仅大受青年人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封建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爱以及对爱的歌唱，也被认为是有罪和可耻的。传统诗学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诗人写诗不萌生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的规范。“五四”时期强调爱与美，即是针对封建礼教而发。《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在照录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关于美和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湖畔派诗人写于“五四”期间的爱情诗章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湖畔社”的爱情诗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5]。从《诗经》、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虽然爱情诗创作不绝如缕，但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抒情方式含蓄、委婉，少有大胆直白袒露心曲之作。“五四”时期，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据茅盾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6]，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只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康白情的《窗外》等零星之作点缀其间，不能形成规模。“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7]。如果说胡适、康白情们的爱情诗受传统诗风影响，尚心有疑虑，不能率性而为，那么湖畔诗派四个年轻人正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挣脱了封建羁绊，“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8]。他们歌唱自由爱情的诗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情诗的审美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心理障碍。他们正值青春时期，活泼开放，敢于破坏陈规，敢于标新立异，不像他们的师长，心灵还下意识受到束缚，他们“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9]。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湖畔派诗人的崛起，新诗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

　　湖畔诗人那真诚坦率的情爱描写与表现象吹来一股春风，立即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们跟随诗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带着从世俗和封建思想规范中解放出来的直率和天真，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10] 他们以青春的敏锐、青春的真诚和青春的好奇心来理解人生，看待爱情，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青春活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拓宽了新诗的取材领域的同时，也触及了“文艺与人生”这一复杂问题。虽然在“血与泪”文学之外，“爱与美”亦为人生所需要。“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4]4 的确， 在他们还涉世未深，未曾经受时代的风雨锤打，硬要他们去创作“血与泪”的文学，必然是一种“苛求”。新文学阵营代表人物的辩解虽然卫护了湖畔诗人按照自己的心灵要求去创作的“自由”，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限制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向“现在需要的最切的”方面靠拢。这就注定湖畔诗人不可能长久的沉醉在“爱与美”的歌咏中。他们毕竟都是热血男儿，都期望在时代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的并非是时代最需要的工作时，对自己过去的“美梦”就自然地产生根本的怀疑，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于是，湖畔诗歌中的爱、美、梦的东西愈来愈少。汪静之在写作《寂寞的国》之后，“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蕙的风·自序》）。1927年冯雪峰参加共产党，真正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潘漠华、应修人不久投身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先后献身。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6.

　　[2] 郭沫若.论郁达夫[A].沫若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72.

　　[3]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M].上海：北新书局，1923:58.

　　[4] 朱自清.蕙的风·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4.

　　[5]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N].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13.

　　[6] 茅盾.评四五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12—25.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7.

　　[8] 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的由来[N].文汇报，1984—5—14.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7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道德规范

　　美国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取材于发生于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上野英次郎教授和他的那只秋田犬八公之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别于1987年拍摄的同样题材的日本影片《八千公物语》，该片以忠犬八公对帕克教授十年的忠实守候为主线，通过八公黑白方寸之间的视角，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人间真爱，有力地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完美地阐释了人与动物关系的道德规范，成为数量众多的反映人与动物关系的文艺作品中的佼佼者，赢得了全球范围内众多观众的青睐。

　　一、黑白方寸之间人间真爱的无声倾诉

　　（一）对家人的热爱

　　家是人类温馨的港湾，在西方有关家的谚语“East or west，home is best”，在中国，同样意义的谚语也时常出现在怀乡、恋家的文章中，如“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这些形象生动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家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影片《忠犬八公的故事》借助八公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充满浓浓温情、令人艳羡的家庭故事。

　　帕克教授是美国众多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宁静祥和的小镇，每天乘坐固定班次的列车来往于小镇与工作的大学之间，重复着看似单调、无趣的生活轨迹，按照影片中帕克妻子的说法就是：25年来“我们几乎一直待在一起”。但是，隐藏于影片白描式的描述手法下的是芸芸众生所期待的温馨、浪漫、关爱互助、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影片中，帕克教授和凯特是一对恩爱夫妻，从相见那一刻起，他们就彻底地爱上了对方。在婚后长达25年的日子里，夫妻问有那么多值得回忆的温馨、浪漫的瞬问：每天傍晚，帕克都会准时出现在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拐角；每次离家几日到家之前，都会有一个问候的电话；在一些特殊的契机和日子，双方还会给对方来一点意想不到的惊喜，如：影片开头，帕克教授旅行归来，妻子在家点燃蜡烛，备好红酒，刚进家门，迎接他的是一个热情的拥抱和甜蜜的热吻。在夫妻25周年结婚纪念日，迎接凯特的依然是蜡烛、美酒，还有“你今天穿得真好看”等。特别是感人的故事发生在夫妻诀别的前夜，更增加了影片关于夫妻情浓的凄美色彩。

　　相对于帕克夫妇，影片对教授女儿一家以及他们和父母之间关系的描述更加简洁，但透过这零星、片段式的描绘，我们仍能深深地感受到父母与孩子之间默契、互相关爱、亲密无间的浓醇情感。对孩子的关爱首先体现在当女儿的男朋友初次登门拜访时，当未来的女婿试图用教授所钟爱的音乐话题拉近和自己的距离时，他关心的却是对方是否真爱自己的女儿，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很好”，但紧接着来了一句“不幸的日子”，这其中包含了太多只有为人父母后才能体会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女儿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父亲感到无比的宽慰；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另一个男人将从自己的手中，活生生地将自己一手养大，曾付出如此多的关爱与心血的女儿夺走。当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怀孕以后，一如天下所有的父母，帕克夫妇是如此兴奋。母亲高兴地跳了起来，要第一时间把喜讯与生她养她的母亲分享，倾尽所能地把自己做母亲的经验传授给女儿；而那个此时已完全沉醉于与八公亲密嬉戏的父亲听此消息后，立即忘记了八公的存在，沉浸在女儿给他带来的幸福之中。女儿对父亲的爱同样令人动容，她喜欢父亲喜欢的一切。父亲去世后，尽管她表面不像其他文学艺术作品里表现的那样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但她用关爱她父亲生前钟爱的八公的方式表达了对天堂里的父亲的思念。

　　（二）对朋友、事业的热爱

　　《新朋友老朋友》是英国诗人约瑟夫?帕里的著名诗作“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老朋友是金/新朋友是银”是对友谊最经典的描述。帕克教授的朋友圈中，既有相知相伴的老朋友，又有点头之交的新朋友。其中，有着异域面孔的日本裔美国人肯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徘徊在妻子和八公之间无法取舍时，是老朋友肯让他坚定了收留八公的决心；闲来无事，他们一起切磋、聊天；老朋友不在了，是肯和家人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专程前往车站看望老朋友的生前好友――忠犬八公。无论是卖热狗的杰西、开腊肠店的弥尔顿，还是火车站的卡尔，包括站台上的列车员，见面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亲热的举动，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温度、生命的意义。

　　“音乐有种神秘的力量，无法录制，犹如生命、人心，创意的火花，转瞬即逝。”这是帕克教授去世前在自己心爱的讲台上留给学生的最后一段话。它既是对生命价值最深刻的诠释，也是教授对事业无比热爱的宣言。帕克无疑是个好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未缺席过一节课，他就像学生最知心的朋友，又像无比仁爱的家长，既耐心指导，又亲自示范，语言风趣幽默。他不仅热爱自己的事业，还无条件地支持妻子的事业。当八公毁了妻子几个月工作的心血后，尽管深爱着八公，还是狠心把他送到屋外的狗舍；当找不到八公，心急如焚之时，见到妻子工作的成绩，他还是不忘鼓励、赞赏一番。

　　二、东西方文化巧妙碰撞与融合的完美范例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8

　　关键字:《边城》;现实意义;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34-02

　　一、祖孙之情

　　(一)至真至情的人性

　　《边城》中主线是翠翠的爱情,而小说中的老船夫及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他们之间的祖孙之情也几乎围绕翠翠的爱情来展现,老船夫抚养着自己女儿留下的遗孤翠翠,对她疼爱有加,对于从小失去父母的翠翠,他尽自己所能的弥补她的人生缺失,尽管女儿选择随心爱的士兵而去,他仍然毫无怨言很好的与外孙女生活着,并且随着翠翠的长大更加关心他的婚事,加倍的谨慎行事,一方面是因为老船夫觉得自己没有关心自己的女儿,使她最终没能拥有完美的婚姻甚至死去,自己是有责任的,所以更希望翠翠能幸福;另一方面是自己已经老了,希望自己可以安排好外孙女的一切,给翠翠找一个可靠的人,看到翠翠出嫁,自己才放心离去。这点充分说明了老船夫对外孙女的爱,同时也体现了至真至情的人性。但是老船夫虽然可以做到关心翠翠,但是却猜不透翠翠的心思,甚至使翠翠的爱情更加曲折,夜里时常会陷入沉思,忧愁翠翠的婚事,甚至睡不着觉,老船夫对翠翠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翠翠也很懂事,她小小年纪就会心疼老船夫,懂得大人的辛苦,她会和老船夫一起守船,甚至会自己去对岸接喊渡的人,对于祖父翠翠是很依赖的,她也怕老船夫一个人孤单,像端午节里热闹,老船夫担心会有人来喊渡,走不开,就商量着翠翠自己去看热闹,翠翠本已答应但总觉得老船夫一个人守渡不好,因此就说也不去,虽然小孩子爱热闹对于大节日充满好奇和新鲜感,但终究还是老船夫占了首位,翠翠的爱也在此体现,但爷爷的回答“翠翠,你这是为什么?说定了又翻悔,同茶峒人平素品德不相称。我们应当说一是一,不许三心二意”[1],这对祖孙是至真至情的,同样他们也拥有美好的人性,甚至整个茶峒都拥有着美好的人性。

　　(二)冷淡生疏的人性

　　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的发展,到如今人性已不如《边城》中那么纯美,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内容丰富,每天忙忙碌碌,占据着人们大部分的时间,人们之间的交流日渐减少,感情也变得淡薄,更不用说祖孙之间的交流,那更是少之又少,生活在现今这样发展迅速的社会中,人们难免变得浮躁,很难静下心来听老人家的唠唠叨叨,一方面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相应的文化、思想观念也会快速地更新,祖孙之间难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差距,这样交谈起来会很困难,慢慢的也就不去交流,不闻不问了,另一方面现今的孩子生活过于安逸,成长道路太顺没经受什么磨练,长到翠翠那个年龄仍没有定性,仍然不懂事,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祖孙之间孙辈反而处于上方,祖辈还来“服侍”孙辈,孙辈对于祖辈已经处于冷淡生疏的状态,它们的人性已被淡化了,人性已经失去了《边城》中所描绘的光泽。

　　《边城》中的人性是一幅美好的图景,文中突出的人性美代表即老船夫与翠翠,它们之间的情分是有一定的标榜作用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无论是过去现在亦或将来,祖孙之间的情分也是永远无法割舍的,这是炎黄子孙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尽管《边城》描绘的是闭塞落后的农村景象,但是老船夫的朴实、正直、无私的爱,翠翠的懂事、乖巧,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有时我们不妨将作品与现实进行对比,相信不难发现作品中人性的美好,这样的对比是给人们的一个警策,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人性的滑坡,这也是作家沈从文写作的目的。

　　二、男女之情

　　(一)纯洁含蓄的人性

　　傩送二老与翠翠的爱情是简单化的,之所以说它简单,那是因为它们的心思单纯,它们之间的爱情无关其他外在干扰因素,它们完全是二人之间的爱情,天真无邪的翠翠与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傩送二老,两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爱情,尤其是傩送在面对碾坊家的提亲不卑不亢,为自己的爱情阵地划了一圈保护层,使得自己的爱情不受金钱的腐蚀,这种鄙视钱财、坚守爱情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赞的;翠翠从懵懂少女到对傩送萌生爱意,渐渐的有了少女情怀,从两年前无意中邂逅傩送的爱意,到再次见到时的情不自禁的夸奖,听到爷爷提起天保大老向她提亲时的生气懊恼,以及最后听到傩送婚事惆怅与心乱如麻,这无不显示了翠翠含蓄的爱情。昭示着纯洁含蓄的人性之美。

　　(二)功利世俗的人性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9

　　关键词：德性 友爱观 亚里士多德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F76.1；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041-02

　　里士多德有关友爱的思想在古希腊也并非初创，但其展现的伦理学思想是对古希腊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其中的第八卷、九卷重点阐述了他的友爱思想。在古代，友爱尚且如此重要，那么在精神文明日趋缺失的今天，友爱更应该被广泛倡导直至普遍实现。友爱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积极的交往方式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相关理论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对于当今的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什么是友爱

　　（一）作为德性的友爱

　　“它自身就是一种德性或者与德性有联系。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1}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友爱定义为一种德性，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人所必不可少之优秀品德和素质。友爱发展为一种朋友的关系是每个人都不愿放弃和割舍的，不管身处何方、官居何位，所生活的环境充满着顺境与逆境。顺境中我们需要朋友来庆祝，逆境中需要朋友来帮忙，真诚的赞美和帮助都只是在朋友间才可以实现的。生活中的我们追求德性，也追求友爱。因此，当我们基于对美德、对善的追求时，我们会在无意中表达出友爱以及爱意，而对于爱的展现促使诸如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之类的美德的传播。所以说，友爱关乎德性，在生活中，友善是个人能够发现与他人之间存在着道德相似性，且为了实现善的价值而发生的相互促进和帮助，因此并非一种毫无原则的建立人际关系的技巧。

　　（二）友爱的对象

　　既是德性，必然为大多数人所向往，而有所向往意味着有所缺乏、有所不足。在友爱的对立面是不友爱，而造成这些不完满的、不友爱的事物便被排除在友爱的对象之外。因此，并非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是友爱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指出只有那些善的、令人愉悦的，或有用的事物才是友爱的对象。{2}何谓有用的东西，在大多数人眼中，能够给人增加善和提升快乐，即为有用。据此可以将友爱对象总结为以产生善的和令人愉悦的事物为目的的事物。由此，便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友爱的层次的划分：最低层级的友爱是有用的友爱，是建立在以个人利益目的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也并不值得提倡。其次好的是快乐的友爱，此种友爱摆脱利益驱使，因发自内心而少功利性，会逐渐演变至最高层级的善的友爱，即上面所讲一种作为德性的友爱。

　　（三）友爱的产生和维持

　　友爱能够产生的动机可由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对象的目的论的定义引申而来，即有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善的友爱，也就是说我们能与周围的人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希望对方好或者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对方可以带来快乐，而不考虑其他的品质或者对自身而言是能够带来利益的。

　　就年龄的阶段特点来看，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利益目的性较强的中青年人以及老年人之间通常会产生有用的友爱，彼此交往不很亲密，但却满是目的性，这种友爱的产生动机就注定了持续时间是不会长久的。而年轻人之间的也同样不会长久，但不同于前一种，他们是一种基于快乐的友爱，但是由于年轻人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对激情的追求的特点，也决定了快乐的友爱也是易变易逝的。

　　就拥有的德性和品质而言，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德性、不同的性格，甚至做一件事的动机、期望也各不相同，而在彼此具有相似性、相互性、拥有共同生活的两个人之间，容易产生某种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友爱也因其特性会比较持久。

　　二、友爱观的两重维度

　　人必然是社会中的人，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分析，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即个人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彼此联系，不可分离。社会维度以个人维度为基础，个人维度又依赖社会维度。

　　（一）作为主体的个人之间的友爱

　　友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联结的一种积极的交往方式，并不是产生于任何两个人之间，是具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相互性，是指建立在彼此了解熟悉的基础上的，因此如前所说，并不是社会上所有人都会产生友爱，互不相识甚至互不了解的两个人都不会形成友爱，至多只是爱慕之情。其次是相似性，这一条件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就有用的和快乐的友爱来说，因为双方都以从友爱中获得好处或者快乐为目的，而只有德性的友爱才会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在这类人之间易产生友爱，原因在于存在道德相似性，正因如此，对彼此的关心和希望也更纯粹，而不是为了利益或者快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此种友爱是最值得提倡和推广的。最后，要有共同的生活。原因在于，朋友之间亲密的情感要通深入的了解来达成，而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以共同生活来提供，在此期间，彼此的互帮互助以及互相支撑，感情不断增进，逐渐的，这种情感在共同生活中承受住时间的检验，才成为真正的朋友。若是已经成为朋友的两个人经历地域间隔，时间越久，二者之间的情谊也会越疏远。

　　（二）作为群体的社会的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爱是能够将城邦维系在一起的中间力量。立法者对于友爱的重视较之对于公正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城邦之间的团结一致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若都可以相互友爱，城邦之间的纷争战乱自然就会减少，而凝聚力随之肯定会增强，因此友爱是处在城邦中、社会中的人所追求的。

　　一般而言，城邦内普遍存在的是有用和快乐的友爱，但因其不稳定性并不受统治者认可。出于对城邦长治久安的目标的实现，统治者们必然会引导臣民之间乃至整个全城邦内形成最高层次的友爱，即德性。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城邦的团结和安定。事实上，具有着德性的友善的公民，作为臣民，会为了母邦而浴血奋战、死而无憾；作为朋友、亲人，会放弃竞争摒弃荣誉、金钱。因为心存德性、存有友善，高尚感于他们而言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因此，要实现城邦的最大的善，首要是使城邦内公民具有德性，才能在全城邦形成普遍的善和普遍的德性，才能诞生好的城邦。

　　就此，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涉及到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以及资产制。友爱也会随着共同体的不同而不同。而最好的政体是由资产制蜕变而来的民主制，当国家处于这一政体下，友爱最容易实现。

　　三、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现代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虽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但作为意识形态，有其独立性。关于友爱的界定范围其实是比较宽泛的，与我们现在社会所理解的友爱的鞑ズ捅泶锓段в兴出入。但这并不影响其友爱观所蕴含的精华对于现实社会的启示，当中仍然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探讨，甚至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可以对于我们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更好地践行友爱，找到更多值得借鉴和指导的东西。

　　（一）友爱是内在的目的

　　当我们在讨论友爱的问题时，关于友爱的知识的获取是首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通过友爱的知识来指导行为从而形成友爱的德性才是真正重要的，也是友爱的最终目的。将友爱作为个人或是社会的内在目的，对友爱的实践能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形成和谐的氛围，成为我们表现更好的自己的良好途径。这可以看作友爱观的价值所在，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实践性特征的展现。

　　在当前经济社会中尤其是片面强调物质丰富的思潮下，对于财富和物质等名利的追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推崇的是竞争的价值观，把追求物质以及利益作为生存的目的。在不断的竞争中，我们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作为生存哲学，却难以得到休闲的时间来思考我们生存的真正目的。在这些盲目的物质追求之后，人类很快陷入恐慌，以为物欲横流使得人失去自我，物质友爱的这些外在于人的东西是无法成为人的目的的。人在片面追求感官的快乐、物质的快乐，就会无度变成充满淫欲和贪婪的动物，失去了人的最根本的性质即本真。因此，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在当今精神缺失、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就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了。

　　我们追求善的高尚的生活，就要以德性为目的，同时也作为人生存的目的，友爱作为德性的一种值得追求。如此，才能实现作为德性的友善，进而用德性来指导现实的社会生活，实现友爱的幸福生活。

　　（二）友爱的普遍形成需要外在的条件

　　人本身就是处于社会环境之中，受着外在因素影响和约束，友爱的普遍形成也需要外在的条件给予。亚里士多德区分的两种友爱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一种是伦理的友爱，一种是法律的。他还指出，在法律的友爱中，双方义务都是清晰的，不会产生争端。{3}而伦理的友爱则没有明确的条款来保证，因此彼此之间利益会存在期望与实际之间的差异，若差异太大，也会引起抱怨和不友爱发生。当然若是能不计较所得多少，只在乎动机的话，伦理的德性的友爱更值得赞扬，显然，亚里士多德也是绝对肯定这一点的。但若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便需要法律友爱的辅助。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实践的观点对于我们当今友爱的普遍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面对如今精神文明的缺失、道德日益被忽视的现状，我们谈友爱也应该转变思路，抓住依法治国的契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来保证友爱的发生、传递和延续有一个公正自由的环境。法律引导人向善，也能够真正地为友爱的德性的普遍形成创造环境、提供条件。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37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41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83

　　参考文献：

　　[1] 付丽.浅析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当代价值[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

　　[2] 廖申白.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地位[J].哲学研究，1999（5）：59-61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王旭凤，陈晓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 李建华.趋善避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10

　　关键词：象似性；宋词；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7；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251-03

　　一、象似性概述

　　象似性（iconicity）理论是目前认知语言学领域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的任意性理论，认为语言符号在本质上是任意的，即任意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可推理的关系，语言符号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是无理可据的。语言任意性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前，在语言学界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并被大多数语言研究者奉为绝对的真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语言任意性理论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统治地位也由此开始动摇。认知领域的很多语言研究者发现，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任意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之间存在理据性。在这种理据性的基础之上，语言学家提出了象似性理论，认为语言直接映照客观世界，或者说，语言形式或结构映照人的概念结构，人的概念结构映照客观世界及其结构。目前，语言的象似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两个层面。

　　语言象似性最早的渊源来自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irece）的符号三分法（trimology）。他把语言符号分为图象符（icons）、指示符（indexes）和象征符（symbols）。象似性就来源于三分法当中的图象符。图象符亦被称为象似符，被进一步分为映象符（images）、拟象符（diagrams）和隐喻符（metaphors）三个小类，由此，语言的象似性也相应划分为映象象似（imagic iconicity）、拟象象似（diagrammatic iconicity）和隐喻象似（metaphorical iconicity）三大类。映像象似主要指语言形式和词汇层面的象似，即指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最典型的体现在于拟声词和中国文字的象形字上。拟象象似包含了结构象似和关系象似两个方面，即“语言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似性”（Ungerer& Schmid ， 1996： 251），该象似主要指的是语言的结构和句法层面。迄今为止，语言学界在拟象象似的分析上主要有语音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和对称象似性等原则。

　　二、宋词的情感特点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为学，而后世莫能继者也。”由此可见，词是中国宋朝的一种时代艺术，之所以能光照千古，后世不可企及，除了与其绮丽的语言本色、整齐参差的语言结构有关而外，更在于赋予其间的丰富情感。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词是一种音乐文学，由于要按曲歌唱又称为倚声、乐府，由于句式长短不齐故又称作长短句。词在宋代最为兴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喜爱它，它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随着文化精英的积极参与，宋词不断发展、提高、演进，最后成了文学中的经典，成了宋代文学的代表，成了能与唐诗并举的文化瑰宝。词是一种抒情的文学形式，正如古话所说，“诗言志，词言情”，在宋代以悲为美的审美氛围下，词作为一种比诗更适宜表达悲情的文体，自然就成为文人骚客借以抒怀的首选。宋词作为一种抒情诗体，情感表达是其主要功能之一，词作品中常常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同时，词又是一种具有悲彩的文学体裁，许多宋词都散发着动人心弦的悲情美。

　　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宋词抒发的情感与词人各自的生活经历有关。如晏殊、张先等词人，由于生活过得闲逸优裕，仕途无大起大落，他们便擅长在安逸的生活中体察和反思人生，体会圆满的人生中时时而存、事事而在的非圆满之处，感叹人生之苦短，于是他们的词中便充满了感叹时光飞逝的伤春叹老之情；而更多的词人则生活曲折坎坷，如欧阳修、贺铸、柳永等，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失意，屡遭贬谪，词人流露于词中的难免就是对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无可把握，对艰险波折的仕途不可预知的愁绪与感慨；当北宋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只求苟安，不求复国，大好河山任由金兵铁骑肆意践踏，百姓居无定所，民不聊生时，词人也大多南下，山河易主、国破家亡的沧桑巨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词中，他们不仅抒发了失去家国时身世飘摇的一己之愁，更多地含着亡国之痛、乡关之思和报国无门的悲怨之情。这也使得这类词作中的“情感”有了更深的社会内涵和更高的思想价值。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爱情则是文学不变的主题。古往今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爱情和文学，都会保持着一种不变的联系穿梭于时空之间。在宋词之前，诗词中的爱情大多是男性作家以女性口吻来表现女子思慕男子，这一现象也隐伏着中国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大男子主义”。在宋词中，表现的爱情要比前代少了一层男尊女卑的故作矜持的桎梏，世俗间具有“平等”意味的爱情得到了还原。宋词中的爱情既有对洋溢在男女心中的情爱的讴歌，亦有对爱情遭到压抑或破坏后的哀怨之音。

　　三、赋予情感的象似性

　　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宋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和一种典型的艺术形式，自然离不开模仿，宋词既模仿自然景物等具体的事物，又模仿思想情感等抽象的东西。语言的象似性指出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语言形式或结构映照人类思维中的概念结构，而人的概念结构映照客观世界及其结构，换言之，语言映照客观世界。因此，所谓艺术形式的宋词普遍存在象似性。K.Wales认为，文学广义上可被视作是象似性的， 其形式可以以多种方式模仿它所反映的现实（转引自王守元，1996：256）。宋词是一种同于诗又异于诗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整齐而又参差的语言结构使其成为词人表达丰富情感的最优选择。在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巧妙地运用了语音象似性来表达词人孤独寂寞地思念爱人的揪心情感，齿擦音“xun， qing， qi， can”的重复把词人内心的万般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岳飞的《满江红》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展现的是怎样的一种爱国情感。仅仅十二字，读起来却铿锵有力，斩钉截铁，毫不拖泥带水地将词人的于国大爱现于读者面前，短短十二字，何以有这般魅力？词中三字成行，体现了语言的对称象似性，这种对称象似让人一读便能感受到词人心中隐藏多少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同样是于国之情，在辛弃疾的《采桑子》中却有不同的体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少年―而今之间的顺序象似性让词人完成了从“不知愁”到“识尽愁”的成长，诉说了词人懂得为国而愁时却报国无门的遗憾之情；而“爱上层楼”和“欲说还休”的重复所体现的数量象似性更加透彻地展现了词人心中爱国却无法报国的无奈之情。

　　宋情的词作中，以表现爱情的作品最具光彩。在领略这些光彩斑斓的爱情词时，出了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外，我们不得不感叹语言的象似性是宋代词人表达爱情的一种有效手段。柳永的《蝶恋花》写出了怀人的那份深情和执着，这首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为爱而百折不悔的男子，他登楼怀人，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和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交织在一起。其中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是堪称为表达爱情的千古绝唱。此句十四字中，就有九字分别带有“、，冫，氵”和“灬”，形象而贴切地凸显词人心中点点滴滴、泪雨交加的爱情讴歌，也许这就是白衣卿相柳永曾经苦恋一个女人的真实经历。那种刻骨铭心、无怨无悔的爱，借用象似的笔法刻画出来。只有他才能把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那份深情和执著丝丝入扣地表现出来，使一首寻常的怀人爱情词有了永恒的意义。柳永另一首经典的爱情词《雨霖铃》也是后人反复吟唱的佳作，“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从执手到相看，从相看到泪眼，再从泪眼到无语凝噎，这一系列动作的顺序象似性将词中主人翁之间不舍别离得爱情推到了高潮，“去去”与“沉沉”两词里蕴含的数量象似性更是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别爱后的孤寂画面。同样，在陆游的《钗头凤》中，“错，错，错”与“莫，莫，莫”的呐喊让我们与词中主人翁一起对爱情的落寞与无奈感同身受，数量象似性又再次帮助词人向我们传达了更多的爱情唏嘘和感叹。

　　四、结语

　　宋词中感情之词词浩如烟海，从风花雪月到四季更替，从个人情感到世间百态，从关注内心到关心国家，从凡尘俗世到伦理纲常，从无病到真情实感，从一览无余到无迹可寻，宋人可谓是将情写尽。这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多悲多愁、思虑深重的忧患意识有关；也与词原本由歌乐演化而来，兴起于民间，结构没有诗那么严谨，从而更易抒情有关；更与宋朝本是羸弱的朝代，宋史本身就是一部动荡史有关，词人不仅经历了个人的“愁”而且经历了国家的“愁”，感同身受，有感而发，从而铸就了宋词中“愁情词”摄人心魄的魅力！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可能对所有情感之词一一祥析。本文仅从语言象似性的角度去探析宋词在情感表达上的魅力，希望可以给宋词爱好者带去一个新的视角，更好更全面地赏析宋词，欣赏中华文学瑰宝之魔力。

　　参考文献：

　　〔1〕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M].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4.

　　〔3〕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词作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4〕段彩乔.许渊冲英译宋词对情感传递的追求[D].河北师范大学，2005.

　　〔5〕张蓓蕾.宋词中的愁情探微.鸡西大学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