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儿子”毒倒乡村代际伦理？

　　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很多老人看来，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自我终结生命已是残酷之事，但在很多农村老人眼里，自杀却被视为正常、合理的事情，严肃的生命观念被全部抽离、稀释，甚至被“药儿子”“绳儿子”等戏谑话语解构，这背后乡村亲情伦理的塌陷，比老人自杀现象本身更令人感到窒息和悲凉。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个体，必须对弥漫在农村老人中间的抑郁情绪引起高度警惕。

　　前不久，香港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其中最大转变在于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而另一方面，从2002至2011年，70至74岁的农村老人自杀率一直提高，在2011年达到41.7/10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到5倍。

　　诚如新弗洛伊德主义学者弗洛姆所言：“一个社会大部分成员精神问题是这个群体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模式的结果，社会文化形塑了个体的精神健康。”很显然，农村妇女自杀率“陡降”也好，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猛增”也罢，并不仅仅牵连到个体因素，更是社会演进的一个缩影。在笔者看来，乡村老人产生自杀动机的诱因虽然千差万别，但根本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代际剥削造成的物质贫穷。在大多数农村父母眼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儿子娶媳妇，抱上孙子，是父母的基本责任，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信仰，驱赶着父代不怕牺牲、努力为子代福祉奋斗，有的为儿子娶妻背负沉重债务，有的给儿子修房造屋花掉所有积蓄。当子代将老人们“剥削”得一干二净时，任何一次危机，无论是生活上的“揭不开锅”，还是生病时的“无依无靠”，都可能成为压倒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刘燕舞的统计也表明，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

　　二是家庭地位下降造成的精神贫困。在过往的家庭地位排序中，因为长者在农业经营方面掌握了话语权，其地位自然较高；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加速转型，相较于从事农业生产的父辈，从事非农就业的子代获取的劳动收入明显更多，当子代更多地掌握家庭的经济话语权，父辈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随之下降，这样一来，很容易让他们对自我生存价值产生怀疑，导致抑郁甚至自杀的精神后果。

　　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对待弱势者的态度。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药儿子好于亲儿子”的无奈和悲辛，不该成为乡村代际伦理的注脚。很显然，重构乡村伦理，遏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既需要唤醒孝文化对代际关系失衡的调节作用，让子代们少一些功利意识，多一些和父辈的亲情互动；更需要政府切实推动养老待遇和服务的均等化，无差别地认同农村老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保障他们晚年生活应有的幸福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