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论文范文

　　行政伦理论文篇1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员的服务对象的分析

　　在中国，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我国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宪政原则。这个宪政原则要求行政人员的服务主体只能是人民。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类重要社会资源实际的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注：金太军《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公共行政》，2001.1，第12页。）而作为工作于政府组织内的行政人员，其工资福利的直接来源是政府；其行政活动中心似乎是围绕着政府展开。而且中国深受2000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封建政府职能主要是统治职能，要求全国上下都一致服从政府的统治，要求全社会的资源都服从政府的统一支配，政府的意志主导一切。所有大小行政官员都是为政府组织的统治服务，为皇帝服务。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现今人们的观念。以上诸种因素容易造成一种错位，由“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它还导致了一种行政实践评价标准的倒错，凡是适应政府行政组织系统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注：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第60页。）所以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本位的原则，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政府本位思想仍有残留。

　　在西方国家中，契约观念历史久远，并且深入人心。契约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消除原始状态的办法是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24页。）所以在西方观念中，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公民也自然期望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包括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这里不存在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体现着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就容易产生一种为公众而服务的观念，容易体现“公民本位”这一思想原则。

　　二、传统观念差异而导致的中西行政伦理建设特点的分析

　　中西方由于传统上存在道德人和经济人假设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对行政个体伦理建设期望值过高，且只注重内在约束；西方对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比较平稳，既注重内在约束，又注重外在约束。中西方在传统服务对象的差异上，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只注重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官员道德与组织伦理建设的联系，以及导致的行政职业道德太笼统、一般化；而西方既注重行政人中的伦理建设，也注重到了组织伦理建设，以及注重行政职业道德的具体化，可操作化。

　　（一）中西人性假设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的差异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一直是很高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94-1095页。）张闻天同志也认为“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勤务员与主人），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我们的一切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注：《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9页。）由上观之，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具有纯粹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由道德人假设所承认的人的善性的一面的积极作用是使人们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的精神。建国至今，确实涌现了一大批清官、好官。但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人性的缺陷也会走向极端，那就是道德要求很高，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境界”来要求所有的行政人员。而大部分人由于实际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反而使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在西方由于“经济人”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保持冷静和审慎态度的。尽管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因其职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的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美国学者认为，在18世纪晚期以后的美国，把公民个人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的从属地位的观点已不再普遍。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则是公民个人利益应受到尊敬。“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被认为是现代公民的品德。“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作为公民的品德明晰而确定，契合人类的弱点和缺陷。它虽不具有传奇式的崇高，却得体、有效、可行，适合民主社会。这个道德原则可能会阻止一些公民达至高超境界，但却阻止了更多的低于此水准的公民的品德的堕落。（注：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v2(NewYork:AlfredA·Knopf)PP121-123RecitefromTa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Inc1991)P153。）这种道德原则要求个体可以有自我利益，不过要有能力在给定的情境下使个体利益契合于群体利益，而总体利益应反映群体利益。（注：ClarkE·Cochran,"YvesR·Simonandthecommongood:Anoteontheconcept"Ethics,88(1978)PP229-239。）库珀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因为公共行政人员不仅仅是一般公民，同时也是特殊的受信托公民。所以除了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以外，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还要求行政人员具备其他三种品德。即公共精神、谨慎、实质理性。这些品德其他公民也有，但它们对于行政管理角色中的行政人员功能的发挥的支持是尤其重要的。”（注：Te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Inc1991)P163。）由上可见，西方对于行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并不是要达到某种至高境界，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受经济人假设所导向的结论。

　　中西行政人员约束途径侧重点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人性本善”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就万事大吉了。中国的宋明理学，不论是程朱（程颐、程颢、朱熹），还是陆王（陆象山、王阳明），对于中国道德修养的理论贡献都是很大的。他们集中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行动。所有这些传统的德育理论被继承并发展用以加强对行政人员的内部约束。通过文件传阅、会议学习、榜样示范等多种方式来使行政人员达到廉洁自律。并从道德接受主体的接受这一角度出发对道德教育进行创造性研究，培养一种行政人中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表现出一个人能够把对社会、他人的献身、贡献和给予当作是一种崇高的义务和责任，并能够在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时感到愉快、高兴。”（注：《罗国杰文集》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基于这种片面的“性善论”的人性理解，难以产生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所以中国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没有强制性制度约束就无法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行为不滑向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在西方，人们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注：［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这种制度约束就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外部约束，主要包括道德立法、职业规范、组织变革等等。如果说内部约束规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外部约束则更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制度一旦产生就引导个人逐步地通过他律实现自律，自律在许多时候是他律的习惯成自然。制度性伦理规范是集体理性，不管在层次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最普遍地对各级行政官员起到约束作用。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所以亨廷顿认为：“在一个国家要肃清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人员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58页。）

　　（二）行政人员服务对象的观念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国的行政人员伦理建设与西方的行政人员、组织伦理共同建设的特点分析。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本位意识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了组织本身也存在伦理问题。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导致公众的影响力较小，行政人员对于公众的回应性程度较弱。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仅仅只是行政人员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纠正失范。力图通过使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为行政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以达到更好地按照这些原则和规范来调整行政个体的行政活动。人们与此同时却没有想到政府本位思想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对于行政人员的影响，它也会使有德的行政人员作出不道德的行为，成为组织的替罪羊。在西方，由于契约论思想而形成的公民本位意识，使得人们敢于对于引起道德失范的原因作广泛的探索，其中包括敢于怀疑官僚组织本身的伦理问题。库伯举了一个案例，说有一警察局长没收违规商人的物品而不交公，据为己有。一试用期警察发现后要局长作出解释。局长反而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以此说明组织的制度性权威经常被用来压制道德行为。他还对组织的有分散个人责任的倾向进行了论述。（注：［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人们于是着手两方面的伦理建设。一方面是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包括个人品德和行政职业道德建设。其中个人品德建设又分成思想态度和思想品德（乐观、勇气、仁慈的公正）建设两部分。（注：［美］斯蒂芬·K·贝利《道德标准与公共服务》，转引自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李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434页。）另一方面组织伦理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后，组织层面的行政伦理日益受人关注，威尔本、但哈特、鲍曼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3页。）张国庆教授把这些人的行政组织层面伦理的内容概括为“程序公正、组织信任、民主责任和制度激励”四个方面。（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美国的但哈特认为政府的伦理建设就是进行组织改革。他认为可能的组织改革的类型从广义上可分为：培养一种组织良心；改变组织的任务分工和分权状况；保护违反组织政策和程序的有道德的人；提高作为组织活动一部分的道德讨论的水平四种。（注：［美］凯瑟琳·但哈特：《公共伦理学—解决公共组织中的道德困境》，1988年，转引自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2-474页。）

　　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特点的分析。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政府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被降为同其他行业一样的组织实体，行政人员同其他职业人员混同起来，从而导致行政职业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混同。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注：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385页。）这种涵盖一切职业的职业道德体现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敬业乐群、克己奉公的精神。所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就几乎能把所有行业的职业道德都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明确意识到行政管理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日报，1986年9月28日。）此后行政职业道德渐渐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分离并不断深化，但仍较为笼统，内含一般职业道德的普遍性成分较多，特殊性成分较少，经常发和职业道德错位。在西方，受契约论思想的深远影响，使得政府及其行政主体被认为是受全体人民之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这种思想使人们极容易认识到行政道德的层次高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这极大地促进了行政职业道德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的分离。如美国国际城市协会1987年5月就通过了12条职业道德规范。比如：向民选官员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坚持并执行民选官员制定的政策；牢记民选代表是负责制定城市政策的，协会会员的任务是执行政策，回避参与当地立法机关的选举活动，回避一切可能影响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党派政治活动等。美国公共行政协会也在1985年通过了12条规范。（注：马国泉《美国公务员制和道德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101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行政职位分类比较严格。每种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责任和权力都规定得比较清楚，并且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与之相对应，很具有针对性。另外，针对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性进行行政职业道德评价就具有可操作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三、对转型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一）反思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观念有它的积极一面，即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精神。但过于强调它则会忽略人的缺陷的一面，从而导致轻视制度建设的片面做法，有时会导致起码地道德要求也难以保障，最终不利于道德建设。中国现阶段残留的政府本位思想脱胎于2000多年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所以我们当前的做法是：对人性的理解既要承认道德人的一面，也承认经济人的一面；坚决摒弃政府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

　　（二）加强制度约束

　　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即外在的制度约束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升华时期；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是自律和他律完全统一的升华时期。（注：王伟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教育可谓投入很多，但制度短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外部约束确实有降低道德要求之嫌，但它具有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所以现阶段的中国既要保持道德教育的力度，又要尽快出台道德法案，形成内部和外边约束的合力，促使官员行政人格的尽快形成。

　　（三）重视组织改革

　　以往我们都太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没有关注组织的性质。没有意识到使人难以以道德方式行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然而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确实可能会产生助长组织成员非道德行为的无意的，然而确实的结果。我们今后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径用以强调组织层面的道德并追问什么是鼓励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什么是挫败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在此基础上实施组织变革，如改变组织的分工与分权状况；建立行政人员揭发腐败内幕的保护机制；建立激励组织员工道德讨论机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组织办事程序等等。

　　（四）完善职业道德

　　行政伦理论文篇2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以上研究归纳的公共管理研究主题，是为教材的编写提供菜单式的选择，而怎么编排？用怎样的逻辑主线把这些研究主题贯穿起来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曾峻[11]、郑崇明[12]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提供以下十种公共管理教材的构建途径。第一种是编著教材的组织途径。基于公共行政理论大体等同于公共组织理论，因此可以从公共组织的动态环境和历史回顾开始，论及公共组织的特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一般组织管理的要素，如组织的目标、结构、行为动机、决策过程、文化、团队协作等。第三部分是公共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第二种是编著教材的过程途径。首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囊括从伍德罗•威尔逊等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到当今的改革政府运动。第二部分探究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过程，诸如决策、沟通、领导、组织文化、绩效评价。最后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编著教材的法律伦理途径。从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和伦理责任说起，以政府的权力来源及责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进而论述政府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政府的治理工具，以政府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为结点。第四种是编著教材的系统途径。围绕公共管理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而展开，细分为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和运行论四大板块。又可按照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系统要素来编排，以公共问题的输入为起点，行政管理体系的功能运转为中点，公共政策的输出为终点。第五种是编著教材的认知逻辑途径。按照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般逻辑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往哪里去）展开，第一编为导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公共管理学概念范畴、范式演变、研究方法等；第二编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的问题，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性等角度来论述；第三编为主体论，即由谁来管理，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第四编为内容范围论，即管理什么，政府职能与公共事务；第五编为行为方式论，即怎样管理，包括依法行政、公共伦理与文化、政府工具；第六编为改革发展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种是编著教材的公共物品途径。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逻辑起点，分析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以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为重点，最后对其供给绩效进行评估，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以是否实现公共利益为终点。第七种是编著教材的批判主义途径。从公共组织的重新界定开始，批判性地梳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思想传承和政治传承的发展脉络，指出组织的理性模型、组织的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和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最后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公共管理新的理念和实践。这种途径超脱对一般政府职能活动的关注，从一种更为广泛的管理变革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行政。第八种是编著教材的结构功能途径。首先介绍公共行政的结构与环境，包括官僚制、府际关系、行政环境、范式和目标等，其次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包括组织、沟通、人事、预算、决策与执行等，最后是公共行政与内外部的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公众、伦理、民主宪政主义，官僚机构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主题。第九种是编著教材的制度主义途径。对公共官僚制、文官制度进行制度分析，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各种管制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行为选择，推及立法监督、预算过程、司法行政和决策过程等政府职能活动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第十种是编著教材的主体、资源、政策、价值四分法。“主体”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第三部门管理等；“资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价值”为公共管理伦理与文化。此外，亦可从法学的视角，以宪法和行政法的知识贯穿整个行政行为和政府职能活动，体现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和党委领导。如此种种，有待学界开发。五、行政学的知识图谱与教材的本土化基于中西经典教材的比较分析，展示了我国公共管理教材的诸多不足，也厘清我们效仿改进的路径，尤其西方教材每章从案例分析开始导入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线索的、站在读者的角度编排内容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切莫把读者视为饥不择食的饿殍。因此,要从行政实践中挖掘实际事例，编写适宜于教学研讨的案例资料———翔实描述其背景与情节，并逐年更新，让学生和读者从特定事件中学习，无疑可凸显教材的生命力。但要警惕其教材中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体现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宪政民主法律视野下的狭义的政府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怀⑨。长期以来我们惯于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关注不够，导致对行政学整体图景的认识是残缺的，笔者期待新版教材能走出认识的误区，还行政学知识谱系的一个完整概貌。检视我国教材所反映的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或许正像拉波特1971年所说的“当代的公共行政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分析模型是过时而不适合的，而规范理论又乏味空洞”。

　　行政伦理论文篇3

　　一、行政文化的界定

　　[JP2]行政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不过是近二十多来年的事,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是见仁见智,复杂而有争议。总括学界关于行政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可分为广义、中义、狭义三类。[JP]

　　其一,行政文化的广义概念界定是基于文化观的视角。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界定包括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基于这样的认知模式,有研究者提出,行政文化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内涵应该包括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制度规范和行政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和生活方式等,整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

　　其二,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排除了客观的文化因素,只从主观因素的层面划分行政文化的研究边界,认为行政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次,指的是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行政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理念、行政意识、行政习惯、行政规则等。

　　其三,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仅仅涵指行政意识形态,立论者认为,行政文化属于行政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范畴,包括着行政意识、行政心理、行政理想、行政观念、行政思想等各方面。[1]

　　[JP2]以上的界定各有其出发点,不无道理。不过,本文的立意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学界行政文化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因而采用了广义的行政文化概念。这样,边界的划分相对宽泛,有助于做比较全面的考察,以使读者对于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研究的优长与弱项有更为准确的了解。[JP]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行政文化界定的梳理,从中提炼出一些能反映行政文化研究内容的概念作为主题词。主题词是规范化的检索语言,它对文献中出现的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书写形式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使每个主题词都含义明确,以便准确检索,防止误检、漏检。[2]本文主题词有:行政思想、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文化等作为检索词。关于这些主题词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把行政组织(行政机构)作为本项研究的一个主题词,是考虑到不同的制度规定可能会导致形成不同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行政文化的性质或内容。

　　二、行政文化研究的论域

　　在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这里通过对CNKI中相关文章的梳理,以分析其基本状况。

　　[JP2]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研究比较突出,学理认识日渐深化。在从行政文化广义概念中提出的主题词,关于行政伦理(1502篇)、行政道德(849篇)主题词的文章比较丰富,有进行理论建构和发展的,也有结合现实探讨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意义的。张康之[3]、刘祖云[4]、李萍[5]等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他们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价值、规范、层次构建等给与思考和论证,探讨适合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体系,为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一些研究者是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与现实政治、行政生活领域的探讨,凸显它们在现实中的价值。王伟[6]、卢智增[7]、包兴荣[8]等等,他们对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伦理建设进行探究,理出行政伦理规范的价值与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关系、行政道德与行政体制改革关系,尤其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对公共行政的行政执行、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的有效价值。这些研究扩展了行政文化的内容。

　　行政思想指导或引导着行政行为,在行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1990—2012年中,颜佳华对行政思想的关注,把行政思想与行政哲学结合起来探讨公共行政的价值、方法和思维[9],为公共行政提供知识基础。丁煌主要集中于西方公共行政领域不同时期各个流派、学者的行政思想阐述[10],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西方公共行政的资源。其他研究者的发文是2篇以下,分别是对中国古代的诸子和某些朝代明君贤臣、改革者的行政思想以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的思想,进行介绍或评析行政思想内容、特征的历史意义。虽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价值挖掘者较多,但是研究具有重复性而且深度有限。有一些研究者是对西方古、近代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和现代行政学家威尔逊、沃尔多、古德诺等的行政思想评介。以上这些研究者、领域以及时间都很分散、没有连续性,使行政思想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人物思想的描述或评介状态。行政思想的系统研究很是缺乏,不利于行政文化内容的拓展。[JP]

　　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独立性突出。对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其在行政过程中的约束用,具体体现为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行政制度分析、外国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启示和中国现代行政制度的改革、建构、评介等。张立荣是相对集中进行行政制度研究的学者,他研究当代中国的、西方的当代行政制度以及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11]魏光奇对清朝的行政制度进行考略[12],张晓松对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特点和变迁的关注。[13]行政规则的研究视角基本是从法学、经济学去探讨其来源、发展现代规制的变化。对行政制度的研究在CNKI中虽在近千篇,但是研究视角和作者比较分散,研究不连续,没有形成和行政文化有密切联系的系统性体系,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指导力度有限,导致行政领域的行政行为随意性较多,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有限。因此,当下亟需关注和加深行政制度文化的研究。

　　行政观念的研究体现了现实性特征。行政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执行、依法 行政、行政变革、政府建设、提高公务员水准和强化公务员责任等过程中,以及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不同时期政策或者中国加入WTO背景下,研究者分析行政观念在这些过程或背景中的重要性和影响。何艳玲认为行政观念是政府变革的灵魂[14],朱仁显指出行政观念革新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5],谭功荣等认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必须有新观念[16],昂永生认为行政观念是实现行政职能的基础等。[17]以上这些人和其他研究者都没有集中和持续探究,对于行政观念的研究也就呈现它在行政管理过程的意义阐述上,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应用性的特征。

　　行政理念会决定着行政行为和方法,在改革和全球化时代,学者们看到服务行政应该有“服务、法治、责任、高效”的行政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公共行政过程的构建和影响。何颖[18]、汤浩[19]等研究对行政理念的研究相对集中。何颖在对行政哲学研究中把行政理念作为一个内容,进行理论的研究,她在这领域独树一帜。汤浩研究古代诸子的行政理念,展示了古代行政理念的现代价值。更多的研究者根据中国加入WTO后、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后,依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他们对与服务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型政府、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大部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服务、法治、责任、高效”行政理念的评价或论证。他们体现了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热情关注,具有现实应用性,但也凸显了研究的被动性。

　　行政心理的研究发展缓慢。许多研究者认为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一部分,从行政文化的基本内容、特性、建设和创新探讨。蔡志强1990年就提出行政文化是一个包含行意识、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行政理想等复合的整体。[20]彭国甫指出心理文化是行政文化的基础。[21]后来,莫吉武[22]等很多研究者都把行政心理作为行政文化建设、创新的组成部分,以指导行政实践。黄建钢[23]、周万春[24]等其他研究者分别是从行政心理对行政过程的影响、公务员的建设等方面探究。到目前,关于行政心理研究从作者的发文数量看,在2篇以上不到10人,作者发文分散、研究不连续。虽然多数研究者认识到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继续深入,更多的是从行政心理在现实中的应用探讨。行政心理的文章在CNKI中是最少(105篇),也是研究最弱的。

　　行政组织文化的研究初见端倪,但需要行政学人关注并拓展深化。行政组织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主体,其行为影响或决定政府形象和公共利益。目前对它的研究基本是行政组织的效率、改革、构建或重塑,或者是古今中外的行政组织的比较。但近几年来,包国宪[25]、刘新林[26]、范绍庆[27]、计敏[28]、刘兰华[29]等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行政组织和行政文化关系,关注行政组织文化对行政过程的影响。虽然研究不集中、不连续、不系统,但已进入学术视线。由于行政组织的重要性,进行行政组织文化的系统和深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上述研究中,张康之、颜佳华、刘祖云、何颖、王伟、李萍等研究者对行政文化关注的论域相对集中,研究具有连续性,不断丰富和发展行政文化理论体系,推动了行政文化的发展,他们发挥了领军学术的作用,也彰显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

　　[JP2]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研究者虽然能从不同视角探索行政文化,但基本是在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指引下,紧跟国家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大多是随着时政的变换而漂移,致使其研究领域不能集中,也缺乏研究的连续性。他们以此为基点而形成的行政文化研究热点,则是由与政治生活、行政发展的相关话题形成的不同范畴。[JP]

　　再者,在上述研究的有关内容上,行政心理被少数研究者视为行政文化的要素。实际状况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制度、行政思想和行政组织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关联甚弱,是以很少被作为行政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

　　三、行政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一)研究的特点

　　行政文化的研究是与国家政治生活、行政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热点并随之变化。

　　从研究热点中看到,行政文化的每一个主题词中都有与国家政治生活、行政改革和发展相关的话题,直接显示了行政文化研究与国家政治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一致,这为国家现实需要提供了理论指导。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以人为本”被看做是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于是,古代行政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需要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兴趣取向。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历史朝代的明君贤臣的行政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现代价值,论证“德治”、“以人为本”是如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发展。在温家宝总理提出构建和发展服务型政府伟大决策后,与“服务行政”相关的“法治行政”、“绩效行政”、“责任行政”等现代行政理念,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探究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如何严格依照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律条文履行自己的职责,高效地行政以适应新时代挑战的客观要求。

　　上述内容表明行政文化的研究紧跟国家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为国家行政实施与发展提供策略方针。

　　(二)研究的发现与启示

　　其一,行政文化研究侧重应用,缺少基本理论研究。

　　从行政文化研究内容和作者发文情况,可以看到,行政文化研究紧跟时代政治生活,侧重行政文化应用方面的策略方针,彰显经世实践的动机,徘徊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种状况表明,国内行政学界对于行政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及其知识属性等问题没能展开足够深入的探讨,从而对行政文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论域的把握存在着局限性。这种状况对于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及理论的深入显然具有一定的掣肘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固然行政文化研究需要观照到实际的政治运作与国家需求,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论域,研究的进程整体缺乏内在驱力,表现为深层理论研究的匮乏与苍白。也就是说,研究者过多地关注那些执政者关心的具体问题,甚至希冀从有限的研究中为执政者奉上可以立即操作的运作图表,这些现象导致行政文化研究局限于表层和枝节,对于这一学术论域的基本理论层面,则少有问津者。由此观之,开展行政文化基础理论将是提升这一学术论域研究水平不能绕过的路径。

　　其二,行政文化研究缺少体系研究,呈现出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本文提供的主题词,如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制度等,这些领域已然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主题词研究与行政文化的关系不密切,透视着行政文化的研究有些支离破碎。再者,就是这些领域研究基本局限在行政文化精神的层面,缺乏行政制度和物质层面文化的研究,呈现出某种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从行政文化广义界定来看,二十多年来,属于行政文化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研究相对微弱,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学界也没有取得共识。这种状况有可能给下一阶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带来某些障碍。一般而言,注重行政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指导价值,以及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实践价值当然极为重要。但是,行政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系统化,是其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得以兑现的主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广义的行政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在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等方面有明显缺失,特别是缺少制度文化的层面、行政组织文化,行政文化的指导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体现和展示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一国的行政体系,首先是一个行政文化体系,正是行政文化体系的不同,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具有自己特色的行政体系”[30]。行政制度文化、行政组织文化约束、规范和指导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和行政发展中的行政行为。因而,注重制度和物质层面的研究,完善行政文化知识体系,是理论发展和行政实践提升的关键。

　　其三,能持续进行行政文化研究者甚少,缺少研究的自觉性。

　　从作者发文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多数作者发文很少,只有个别研究者成果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做两层分析。一是非持续性研究者居多,表明作者一般是针对当时的政策热点,其研究的目的是为执政者奉上可以立即操作的运作策略 。这样的研究者一般会随着行政领域政策的变化而转移兴趣,缺乏学术研究的持续性,必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学术价值。二是在当前行政学界,研究者们普遍存在研究领域不稳定,方向不能专一的问题。除了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外,其他的方面研究不集中、不连续,未能形成体系。形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很多,但三十年来的浮躁学风和学术界的急功近利,对于这种状况显然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导致的学术研究短期行为。不论是哪种缘由,研究者们不是基于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的驱动,而是根据当下的需要及相关的实际利益来选择研究课题,为此而不得不频繁转换领域和角度,于是出现了诸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这彰显出当下行政文化研究的被动、消极和趋利性,也是导致当前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学理深度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

　　行政文化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行政过程、行政发展和行政改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关的研究对于深化当代中国行政改革,推动政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持续性的深入研究是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揭示出的这个问题,也意味着为行政文化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

　　结论

　　行政伦理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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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荀子是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主要表现表现如下:行政伦理的指导原则——循“道”;行政伦理观——以“礼”治国;行政伦理规范——厉行节约,清正廉洁;忠职敬业;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平政爱民;尚贤使能,知人善任等,探析这些古典行政伦理思想对当今的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文关键词:苟子;行政伦理;以“礼”治国

　　现代行政伦理观是指国家公务员和各级党政机关等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它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活动中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其作为行政人员一种正规的职业道德和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虽正式出现于西方,但我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其古典行政伦理思想也不泛有其精华,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在历史上就曾独树一帜,值得探析。苟子(约前3l3一前238),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杰出的唯物论者、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行政伦理学说,并对以往伦理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和发挥。曾游学与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是当时学术界的领袖,韩非、李斯都是其弟子;又议兵于赵。应聘于秦,春申君曾两度用苟子为楚国兰陵令。他处于诸侯兼并、战火连绵的时代,但全国统一趋势渐成。荀子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为结束分裂割据状况,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制度提出一些较为合理的行政伦理观点,并在总结前人为政经验和自己的从政实践基础上,阐发了较为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

　　一、行政伦理的指导原则——循“道”

　　苟子行政伦理思想首先体现于对“道”的认识,即对行政管理规律性的认识。在某些场合苟子虽把“道”看成是贯穿古今、始终如一的东西,带有循环论的色彩,但总体上对“道”还是进行了客观、具体的阐释,并把它奉为国家管理的指导原则。他认为“道”体现于自然界是天道,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就是人道,君子之道。天道、人道都是有规律的,国家管理也不例外。可见他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演变是一个有意识、有步骤的活动过程,国家管理也有其内在的特殊规律,见“治乱非天也”,从而加深了对国家管理的科学性——循“道”的认识。因此荀子要求行政管理要遵循“道”,只能遵循它,运用它而不能违背它,这是国家兴乱的一个重要标志。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圆。荀子还阐释了对于治国循“道”规律的不同认识,认为不同的把握“道”会直接促成行政管理的不同效果,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他在王制篇中分析的五种不同情况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在行政管理中,能够做到推崇礼仪、加强教化、尚贤使能、养育百姓、搞好生产、积聚钱财,国家就能称王。能够作到静兵息民、充实储备、开辟田野、选拔人才、赏罚结合,国家就能称霸反之国家就会危在旦夕,必然灭亡。于是荀子极力倡导为政者遵循道义,实施礼治仁政。荀子的循“道”思想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其说的国家也未能走出诸侯国的范围,且对于国家的分类也不科学,但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却不失为真知灼见,属于朴素唯物论认识,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也为以后统治者的施政治国提供了有效的行动指南和行政伦理依据。

　　二、行政伦理观——以“礼”治国

　　“礼”原本是奴隶社会宗法制度的各种等级伦理和礼节的仪式规范。荀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礼”又作了新的发挥,即把“礼”作为划分封建等级的标准,“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又是人道的标准,“天下从之则治,不从则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可见“礼”的重要性,故要“隆礼”。l7世纪英国着名哲学家霍布斯以“人对人像狼一样”为人性论基础构建了他的“利维坦”国家理论。相似的苟子从“人性恶”的角度构建他的行政伦理观,认为人性本恶.只有通过礼来教化才能使人趋善.国家治理也要通过“礼”来规范和教化。从而提出了“以礼治国”的行政伦理主张。他把“礼”看作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治乱的标准。把“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首先,荀子主张用礼来处理君臣关系。

　　“从道不从君,从君不从父,人之大行也。”道在荀子看来,臣从君不一定是忠,要看这种君命是否合乎礼义的要求。甚至认为必要时,可对不行仁义之君杀之而夺其位。他说:“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君臣道因此,苟子反对不顾国家安危,唯君命是从的愚忠,认为“从命而利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忠,逆命而不利君谓篡。”翻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荀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冒犯君主的行政伦理观点,这需要具备何等政治气魄和政治胆识,也折射出荀子身上具有独到的可贵行政人格。其次,荀子认为为政者必须知礼,因此,他提出用礼义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并据此提出:“尚贤使能、知人善任”的行政人事任用原则。在荀子看来,不遵循礼义办事,即使是王公大夫子孙,也只能划到庶人的行列。相反,如遵循礼义行事,即使是庶人出身的子孙,也可划到卿相大夫的行列。足可见他主张打破世袭等级框架去“尚贤使能”。他说:“不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以做到“尚贤使能”、“等位不遗”固制.又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 不能不须而废”.主张对有贤德有才干的人,要破格提拔:发现无德无能之人,应当立刻罢免。这也是当今干部人事任用制度的应有之义。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主的弊端,不在于他不说用贤人,而在于他不去用贤人。他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用贤。”苟子的这些行政伦理伦理观点可说是对孔子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观点的有力的批判,是对以往宗法等级制度的公然抨击.既有利于统治阶级取有能之“仕”,又符合下层人民的心愿,也顺应了当今的民主平等原则.对今天的干部人事任用制度更是大有裨益。再次,荀子还强调君臣都要按照礼义的准则来修身养性。因为为官居上者的一言一行都是民众的表率,正如荀子所说:“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吲因此,荀子主张用礼和经来对各级官吏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以培养统治阶级者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对于道德修养,荀子从“化性去伪”出发.主张对为政者实施教化.即通过外在的教育达到内心的自律。这与孔子所提倡的通过内心自觉教化的方法不同。荀子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学他还继承和发挥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修身精神,提倡为政者要有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严于律己的务实态度。这些观点对当今官德修养是大有特有借鉴之处的。

　　三、行政伦理规范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伦理规范是指社会对行政人员所提出的从思想修养到具体行政行为等全部行政管理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这一观点的相关内容在荀子行政伦理思想中也有所表述,他在总结前人为政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从政实践,从不同侧面为创建一个合乎理性和正义的社会而提出了一些行政伦理方面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对当今的一些行政伦理规范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相关内容分析如下:

　　(一)厉行节约,清正廉洁

　　现代社会中政风不正,为政不廉,官员奢侈腐化等****、大肆挥霍等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客观存在却又难以杜绝.但为了人民的利益都必须反腐倡廉。战国末期的荀子在这方面也是颇有见解的。他一再提倡节用、节流主张。他说:“务本节用则无极”,“节用裕民”,“节用以礼”,“节其流,开其源”等。再有“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之贪,是愚主之极也”嘲。“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冲渠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这些见解亦不失为今天的行政伦理规范应有之义,对当今行政伦理建设大有裨益。应大力倡之行之。

　　(二)忠职敬业

　　“忠”历来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职守仍然是今天所提倡的,苟子的忠君原则是“从道而不从君”,认为“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这就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政治胆识和气魄。荀子在为臣的忠职要求论述更为明确,在制中,对宰爵,司徒,治田,虞师,乡师,工师,治市等等各种官员该干什么,各负什么责,都有清楚的论述,并且指出:“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罪也;天下不一,诸侯欲反,则天王非其人也。”制中苟子还一再强调“百理官人无怠慢之事。”回道他告诫君主早朝不能太晚,“朝太晚,非礼也。”网略要求为臣者敬业守职,“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职,足其衣,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相与,孰私得?”这些精辟的见解,对当今行政伦理建设大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是儒家一贯的倡导。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吾颜说孟子也说:“大大者,正己而正者也。”。上“其身正而天下之”翻孟子.离娄上苟子对此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常言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即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标榜理想人格力量的中华民族。领导的言行举止更显得重要。作为领导者,如在行政过程中不能切身作出表率,而一味要求下级如何、怎样,这是不可能达到行政目的的,为当今行政伦理所大忌,应大力禁之。

　　(四)平政爱民

　　荀子认为当官要为人民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民之父母”,主张管理为民谋利益。在他看来.天生民不是为了君,天立君却是为了民。他把统治者比做舟。把百姓比做水。认为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即“君也,舟也;庶人也,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主为政必须平政爱民,只有使人民乐意授权君主,他的权力才能巩固。即“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圜霸君对于百姓,如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么人民则会像对待父母一样拥戴君主。同样在施政过程中,也必须安抚百姓,才能使国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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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俱得而天下为,三者亡而天下丢之。”荀子的这一思想是对历史上治国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孔子的“宽则得众”思想的直接继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荀子能比较清醒的认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实在难得。它对当时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有积极的宣传作用.但从本质功能来说,荀子把人民看成是消极被动的。是必须依附于君主的。即“君主民之深也。”道他所宣扬的惠民政策也不过是为麻痹人民.诱使人民“爰民之为安国也”这是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

　　(五)尚贤使能,知人善任

　　在荀子看来.君主的主要职责是尚贤使能、知人善任,这是巩固政权所必需的。即“知且仁,是入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佑也”。要作到这一点.不仅在于人事任用上要倡导尚贤使能路线.而且在思想也应予以重视。尤其是要付诸行动。身体力行。即“入主不患,不亦难乎”。只有“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求之,则尧舜还至,王业还起。”霸从苟子的这些话中,可见人事行政要行之有效。关键在于君主带头贯彻,身体力行;同时苟子还认为选拔官员应不以出身地位为标准,必须打破奴隶社会亲亲尊贵和世卿世禄制,做到“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嘲他还认为选拔官员不能泄愤个人恩怨。国家大事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做到内不阿亲,外不避仇。荀子列举了周文王不阿亲疏,拜姜子牙为相、齐桓公不记前仇,起用管仲为相的经典事例论证之。另外荀子要求在确立了选拔官员的规范后,还须做到因事求才,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做到人与事之间得到最合理的匹配。此外,荀子还把知人善任与尚贤使能结合起来。他把德放到首位,按德行高低来划分官职层次:“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也”道;“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值。”道这些观点对当今公务员选拔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按门类、分职位考核录用,大有启迪作用。

　　综上所述。荀子的行政伦理思想虽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立场出发.但其认识到治国为政须循“道”,主张君为民立,臣对失德之君可不从之.甚至废之均合道义,要求为政者施礼治仁政,爱民.节用,忠职尽责,尚贤使能,知人善任,修己正身等。这些思想对当今反腐倡廉举措.加强和完善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行政伦理论文篇5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多维视角阐释主题的优势，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分析研讨为舒展主题空域提供了可能，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和把握。同时也引发了整合研讨的难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应该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或者说什么的公共话语平台上研讨需要明确。或许，随着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各学科各唱各的调”这一局面终将得到消除。

　　行政伦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孺家伦理思想表现出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的重构中，孺家伦理的修身思想、礼法思想、民本思想等，对公务员的自身修养，行政理念、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框架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在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思想家与统治者们共同建构了一套完备而庞大的伦理规范体系，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建国后曾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封建产物加以深刻的批判，但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精华对当代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行政伦理概念探源

　　(一)行政与伦理的悖论

　　对一个国家来讲，行政就是执行政务的活动。从有人类活动以来，先后经历了统治行政、管理行政、服务行政三种模式。

　　行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始的，他要求把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他认为，行政是一种事务性的工作，可以单独来进行研究。在这一政治行政二分的前提下，韦伯提出了等级制、非人格化、理性化的官僚制理论，力图实现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韦伯这一官僚制理论试图为行政中立作出努力，而这一理论，是伴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出现而确立的。由于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并且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下出现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离。事务官即是公务员，他们从事日常事务性工作，以便确保政治中立、价值中立，这样在多党竞选期间仍可以实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官僚制的弊端逐渐表现出来，它成了死板僵化的压抑人的积极性的工具，而且它并没有实现有效的管理，达到效率目标。同时，作为价值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并非完全是政治中立，在行政活动中公务员不可避免地揉人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具有自己的利益要求，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违反组织规则做出违反行政伦理的事情。

　　(二)伦理与道德的渊源

　　“道德的含义就是习俗。伦理最初表示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方，之后意义扩大到了这一群人的性格、气质以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伦理和道德二词分别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伦理和道德两个词的意思相近，经常通用，有时合为伦理道德。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历史上，伦理这两个词出现的很早。伦理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这里伦理是指道德的意思。《说文解字》对伦理的注释为:“伦，辈也，从人，仑声”，“理，治玉也，从玉，里声。这里伦是区分之意，理，有道理之意。孟子正式以“伦”来阐述人类社会的关系。他指出“使契为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