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离开过国土，他们却被视为异乡人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世界上每分钟就会有20个人因为种种原因流离失所。在漂泊无依的人群中，有一类格外特殊，他们有一部分并非是被迫逃离故国的难民，而是无处可回也无处可去——这便是无国籍者。

　　圆圆的脸蛋，弯弯的刘海，大而深邃的眼睛，精心描画的眼线——社交媒体上的籽晴有着20岁女孩最青春活泼的模样。她追看油管主播，爱扮cosplay，在网上认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好”，他们用视频聊天跨越大洋和时区，用国际快递给她寄来包含心意的礼物。

　　但，身在马来西亚的籽晴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有和朋友们真正见面的那一天。因为，她有一个永远不可能对他们诉说的秘密——她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这意味着，她无法走出自己生活的国家，更无权踏上其他的国土。

　　

　　▲电影《小偷家族》剧照

　　

　　无国籍，stateless，或许是一个对中国读者略显陌生的词语，是非移民国家的公民难以想象的生活境况。人们听到这个词，往往第一反应都是，为什么会无国籍？

　　这也是有着马来西亚华人血统的籽晴从小到大被无数次问过的问题。反复解释的烙印打在她的生命中，令她几乎无法再心平气和地讲解来龙去脉。我问她什么，她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什么，不愿再多补充一句。

　　籽晴出生在位于东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州，这里南部与印度尼西亚接壤，有着棕榈，海水，与形形色色的外来面孔。籽晴的母亲是来自印尼的一名女工，父亲则是生活于此的华人，生下她的时候，父母并没有结婚，之后也没有。

　　有关童年的记忆是混沌的，籽晴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则很少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她可能住在别的街区，可能有了新的孩子。籽晴操着厌烦的语气，说在自己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到处和男人鬼混了，至于现在去了哪，她也毫不关心。

　　12岁，是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公民领取身份证的年龄。父亲带着籽晴去到警察局，警察看完资料后却摆摆手告诉她，你不能拿身份证。根据马来西亚的宪法，非婚生育儿童的国籍跟随母亲，父亲可以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入籍，但实际大多被无理由地拒绝。

　　如今籽晴回想起来，认为父亲大概早就知道她无法领取身份证，却还是带着自己去了。幼小的她被当面告知这个残酷的事实。她讲到这里，情绪激动起来：“他们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告诉我。”但对父亲的许多不解，也随着父亲在自己13岁时自杀而戛然而止，再也问不来答案。

　　那之后，籽晴跟着爷爷奶奶、姑姑的大家庭住在铁皮屋里生活。这个家庭并不富有，她的表亲兄弟姐妹有合法的公民身份，可以享受免费公立教育，上中学时每月能拿到100马币（约合人民币155元）的政府补助；籽晴则需要家里每年支出300多马币。她说，像她这样的人能上学是“欠”了政府钱，要还钱。

　　到了大学，花费的差距会拉得更加夸张。籽晴只能以国际生身份入读本地一所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3万马币，约是本国学生的1.5倍。她每天搭公交车走读来节省宿舍开支，没有课的时候，就早上6点去餐厅打工，点单上菜，微薄地补贴家用。她在乎每一笔细小的开支与福利，抱怨说很快自己就要20岁了，17岁到21岁的青少年公民每年可以领取200马币的政府补贴，但那都与无国籍的她无关。

　　“这是我的国家吗？”籽晴想不通，自己明明从来没有离开过马来西亚，从小会背国家五大原则，却仍被视为异乡人。

　　

　　▲电影《无人知晓》剧照

　　

　　21岁，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无国籍者常常提及的年龄，也是官方对申请入籍要求提交更多材料、手续更加繁琐的节点。但是在籽晴的亲身体验里，21岁以前的申请并没有更加简单。

　　12岁那年被警察局拒绝后，籽晴开始了漫长的国籍申请之路。资料提交给移民局，就像石子落进深湖，数年不再有消息传来。起初，她会央求家人一起去移民局询问进度，本州移民局的官员在她面前拨电话给吉隆坡移民部门，对方正在通话中，或是不在服务时间，对方就朝她摊开手说，你看，我也打不通。

　　关于身份的刺扎在心里，她也尝试给吉隆坡移民部门打过电话，那是一个十几岁女孩能鼓起的全部勇气了，却也是一样的毫无回应。希望在等待的光阴中流失，就这样籽晴迎来了18岁的生日。她上了大学，又一次遭遇无法申请助学金的阻碍，哭着将心情发在了社交媒体上。

　　有人看到后回帖，告诉她可以去网上查进度。这样的事情，家人和移民局，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打开网页，6年来，她终于第一次获得了申请进展的消息——却是晃眼的“被取消”，而拒绝信函里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

　　她只好再次提交资料，迄今为止还没有等到新的结果。根据今年4月马来西亚媒体的报道，当局证实有133436份未处理的待入籍申请，本年度已经处理了6079份，计划今年内至少会批准10000份。

　　在籽晴看来，或许照料自己的亲人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的极限，在姑姑长达一年的努力下，她获得了一本印尼的护照。如果没有这本护照，她连大学都不能上，但它也不能给予她太多梦想——她依然不能考驾照，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名字的银行账户。

　　

　　在现实的生活圈子里，籽晴并不认识其他无国籍的人，她是从小到大的同学里唯一特殊的存在。不过4月初，有马来西亚媒体关注砂拉越州的无国籍者，她则说，本地不太会有人关心这种新闻，他们也彼此并不认识。

　　而她知道的是，砂拉越州很多人喜欢跟外国人恋爱，“像泰国人、印尼人、缅甸人，搞在一起怀孕了，没有结婚证生下来，不然就是生了丢掉。”讲起这些状况时，籽晴的语气平平，仿佛在说一件和上学吃饭一样的再寻常不过的事。

　　阿歆就是一个20年前被丢在一对吉隆坡郊区夫妻家门前的女孩，这对夫妻当时已经30多岁，没有孩子，发现这个女婴后，将她抱回家中爱护如己出。同样，12岁那年，因为亲生父母国籍不明，阿歆也无法领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养父母一边为她继续申领入籍，一边东奔西走完善领养手续。马来西亚的身份证最常见的有蓝、红、绿三种，蓝卡是本国国籍公民，红卡代表永居，绿卡则是出生在本国、但无法确认国籍的人，每五年要更新一次。16岁时，阿歆申请绿卡的手续获得批准，但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直到19岁，这张身份卡才来到她手中。

　　移民局的人告诉她，虽然没有国籍，但是用绿卡可以去开银行账户，然而她去银行询问，银行却要她提供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证明。于是，她再次陷入了无法证明身份的死循环。

　　没拿到身份证，还意味着她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里担惊受怕。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公民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有些无国籍者发帖提到因为怕被警察查到，甚至不敢上街。阿歆总无法忘记16岁那年的年末，自己和朋友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正要下楼，警察突然来到教堂底层的桌球室查打桌球的人。无处可去的阿歆只好躲进楼上的小屋里，苦苦等到警察离开。

　　我问她，如果被警察查到会怎样？她转了转眼珠，不确定地说，如果给他解释一下我是领养手续没办完，可能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吧？但16岁的她不懂那些，她只有害怕，躲在漆黑狭小的房间里一直哭泣。

　　“可能现在长大了，看得会更加通透吧。”她笑了笑，“也更习惯啦。”

　　

　　▲电影《怪物》剧照

　　

　　上百双圆圆的黑眼睛，透过视频的镜头，从台湾关爱基金会的儿童收容所里看向我。他们的年纪从出生到小学低年级之间，大多有着黄黑的皮肤、凹下的眼窝、更高的眉弓，昭示着流淌有不止中国的血统。收容所里吵吵嚷嚷，挤挤挨挨，我在手机屏幕里出现时他们好奇地一拥而上，兴奋地挥舞起双手。

　　如今，关爱基金会正协助着380多个无国籍的孩子。创始人杨婕妤梳着及腰长发，眉眼和善，她总记得许多年前的一天，一名即将临盆的印尼女工闯入办公室，挺着肚子呼救“要见杨小姐”，送到医院后不到半个小时，孩子就生了下来。杨婕妤后来才知道，女人是和雇主失联的非法滞留劳工，从Facebook上得知这家公益组织可以协助孕妇去医院，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赶到了附近，想不顾一切握住这根救命稻草。

　　从印尼、菲律宾、越南来到中国台湾打工的女人越来越多，2020年12月底的官方统计已经超过了38万人。她们渴望在这里赚钱，寄回穷苦的老家，也会在孤独中与邂逅的男人相恋、怀孕。但女性劳工怀孕以后，意味着很难再继续做家庭保姆或医院护工等体力活，雇主和中介往往因人事成本的增加，想要把她们遣返母国。为了免于付给中介一笔不菲的机票和损失费，有些女性会选择逃跑失联、成为“黑户”，也因为怕被警察发现，不敢在孕期独自去医院。

　　孩子的父亲，往往会如晨曦的露水一般，在母子的生命中蒸发无踪。甚至有的男人，在发现女方怀孕后，会自私地设计女方被警察发现。这些男人担心，一旦被发现包庇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自己也可能受到处罚。

　　关爱基金会这些年照料过数百个外籍务工女性的孩子，现在仍有200多人住在收容所里，其余则跟着单身母亲东躲西藏。母亲生产后，会继续找机会打工，灰色地带里的非法劳工有时甚至能赚得更高的报酬。这些孩子们只能等待母亲主动向警察自首，或被动查获、遣返母国后才能取得当地国籍，在那之前，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作为无国籍的“黑户宝宝”在这片土地上成长。

　　根据中国台湾的法律，无国籍的孩子们没有医疗保险，更难以上幼儿园和小学。有些幼儿园出于好心，愿意破例接收适龄的孩子来上学，但仍想要法设法避免被查到。关爱基金会照顾的无国籍儿童中，年龄最大的滞留到了10岁，本该上小学三年级却只能跟着幼儿园多读几年英文课。为了孩子的未来，杨婕妤往往会规劝母亲尽快自首，“但有些妈妈会只想赚钱，不会去想孩子的未来。小孩子是没有选择的。”

　　去年，又有一个8岁的印尼小女孩跟着母亲离开，在机场分别时，她扑进杨婕妤的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我不要走”。“她从出生就跟我们在一起，妈妈忙着要工作，一年到头来看一次也是有可能的，我们与她相处的时间比她妈妈多。”刚回国的两个月，女孩会用妈妈的电话天天打回台湾，后来也许是上学的缘故，电话渐渐少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回去以后要把他们自己的语言讲好，中文与曾经的生活，慢慢会被遗忘。”杨婕妤摇头笑笑，说，“但去帮助这些孩子的事，必须有人来做。”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陈天玺曾经也是一名无国籍者，出生在日本横滨的她1岁时，父母出于种种政治原因，放弃了全家人的国籍。上大学时，她因为外国人登陆证过期滞留在东京羽田机场，因为登陆证上“无国籍”的身份，她既无法返回日本，也不能再去往任何地方。

　　她回忆起那一刻，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无国籍令她的生命有千钧之重，“感觉到刷刷刷好多堵墙落在我边上，我像一个井底之蛙似的，要爬也爬不出去。又感觉到我像是一粒灰尘，每个地方都要把我扫出去，没有人需要我。”

　　感念于自身的经历，陈天玺开始致力于对无国籍者的研究，记录无国籍者的生活境况。她与NHK合作拍摄的《无国籍：我的祖国在哪里》记录了许多双迷惘与渴望的眼睛，有的是出于政治原因，有的是国籍和居留的流程出了差错，有的是父母非婚生育的无国籍二代，种种原因指向的结果，令他们只能在风雨中无根地摇曳。

　　

　　▲曾经的无国籍者陈天玺（图/《无国籍：我的祖国在哪里》）

　　其中，有着一双圆眼睛的12岁女孩洁美，父母是一个日本男人与一个菲律宾女人。她在10岁时被日本政府发现，和母亲一起被强制遣返菲律宾。菲律宾的气候和日本大不相同，阳光更加刺眼，村庄也荒芜得多，同学们总是嬉闹地说“洁美真的会说日语”“你什么时候回日本？”。在节目组的鼓励下，她歪歪扭扭地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们写信：“对不起，我不能忘记你们。我很伤心，因为不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了。”然后，她捂着脸哭了起来：“我在日本出生，我觉得我是日本人，我想回到日本。”

　　2014年，联合国发起了#I BELONG#的全球倡议，力争各国在10年内消除无国籍现象，期望在2024年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无国籍问题，也特别提到要制止儿童降生为无国籍者。如今，目标之年将近，但2020年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仍有420万无国籍人士在等待。

　　阿歆打量着镜中的自己，她的肤色偏深，嘴唇偏厚，和养父母浅肤色的外貌有着肉眼可见的不同。她偶尔会想，我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自己会不会是因为一些缘故流落在外的富家千金？这样说完以后，她又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找补道：“我感觉他们应该是穷人吧，不然也不会把我丢掉的。”

　　

　　阿歆的社交账号充满20岁女生多彩欢愉的日常，她寻找本地一起打羽毛球的搭子，分享新买的养生壶泡茶，找人拼单折扣出游门票。如果不是她曾经在一篇讲述无国籍帖子下面留言，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一个无国籍的人。

　　籽晴通过中国的社交软件认识了本地的男朋友，有些无国籍者自述的帖子中提到没有身份会影响将来结婚，也有人说可以通过和本国人结婚来获得身份。听到这个问题后，籽晴的语速快了起来，声音也微微颤抖：“我不想，我不想被婚姻困住。”

　　她此时此刻更想要的，是先走出砂拉越州。虽然持有印尼护照，但她还没有取得签证，这意味着旅行、住店时有非法风险。她可以去大使馆申请，但那之后，她需要每个月都要去大使馆盖章，在自己出生的国家里不断证明自己的存在合法，一遍遍地承受麻烦、问询，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事实。

　　籽晴喜欢画画，她最大的梦想，是想要去读多媒体设计的研究生。但随着本科毕业时间的迫近，远离砂拉越州的设计学院，与每年2万马币的高昂国际生学费，令希望越发渺茫。有人告诉她，可以找律师来帮忙推进入籍申请，但律师费大概需要四五万马币。她不敢再听下去了，喉咙里发出哭腔：“如果花了这笔钱，我的家人怎么办，这样一笔钱，会直接宣告破产的。”

　　“要考虑现实，”她喃喃地重复，“梦想和现实，我只能考虑现实。”

　　（应受访者要求，籽晴、阿歆为化名）

　　CAST

　　撰文 |?杨雯

　　责编 | 蒲潇

　　视觉 | sean

　　排版 | 罗笑然

　　头图来自电影《怪物》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