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范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1

　　【2017党员干部学习一带一路心得体会一】

　　5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会，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能合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14日即将召开，日前发改委表示，期间预计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签署共约50多项合作文件，将有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项目落地。

　　昨日，中国银监会国际部负责人接受专访时，披露了银监会推动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有关情况。该负责人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银监会加强了顶层部署设计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引导，中资行所支持的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增长迅速，覆盖铁路、通信、水电、信息电网、油气等领域。同时他提到，中资行可能面临合规和反洗钱风险加大、盈利能力存隐忧以及国别风险上升等风险，未来银监会将引导中资行做好统筹规划，进一步扩大跨境监管合作。

　　现阶段央行旗下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重点支持福建和新疆两个核心区域，截至2017年4月末，发债规模已达2349.70亿元。其中，《愿景与行动》中提及的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如重点支持建设类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1433.6亿元。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接受人民日报专访表示，央企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撑等战略性优先项目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国际化经营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项目，深化对外投资合作。加快推进周边国家铁路、公路、电力、油气管线、通信、港口、机场、空间信息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现互联互通。积极参与非洲国家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推动非洲加快实现工业化。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能源成为了这一构想下重要的投资目标。在一带一路的路线上，无论是东南亚、中亚还是中东和东欧地区，最为瞩目的就是这些国家蕴含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从这些国家与中国以往的合作中来看，涉及范围最多的也是能源行业。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能源企业拥有充沛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合作过程中不仅能为中国带来油气权益，也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条双赢的纽带。

　　【2017党员干部学习一带一路心得体会二】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财政部配合有关部门逐步扩大对外援助支持力度，安排实施了一批公路、铁路、光缆、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有力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同时，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通过设立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境外人民币专项贷款、多双边产能合作专项贷款等方式，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

　　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单靠政府投资满足不了需要。肖捷表示，在这方面，财政部一直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实际上，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建设的潜力巨大。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引导服务工作，提高政策透明度，除我国各类投资主体将积极参与外，沿线国家各类投资主体也将积极参与进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肖捷认为，在充分调动国内外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性的同时，还要切实推进金融创新，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构建多边多元的融资机制。多边开发机构在发展融资方面经验丰富，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已与有关多边开发机构达成共识，共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力度。

　　肖捷介绍，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财政部、人民银行将共同主办促进资金融通的平行主题会议，会议主题是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代表们将着重梳理近年来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实践和经验，分析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2017党员干部学习一带一路心得体会三】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历史性机遇与全球性挑战复杂交织，能否实现共同发展梦想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心。中国以首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共圆发展梦想之路。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所倡导的高屋建瓴的中国方案。

　　回顾的外交思想，必然忆及他就任国家主席后主持的首次主场外交，也就是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这个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重要国际平台上，主席发表了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勇于变革创新，同心维护和平，着力推进合作，坚持开放包容。这为中国同各国一道以创新共谋发展、以合作共谋繁荣指明了方向。同年9月和10月，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社会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20XX年，主席在亚信峰会、APEC会议、G20峰会等重要国际场合，进一步阐释了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体现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使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更加深入人心。在2017年3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主席再次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与会各国代表纷纷表示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中国和亚洲发展红利，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稳健推进，精彩可期。

　　的外交思想脉络清晰、自成体系、富有创见，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从国际大局出发推动各国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宏伟韬略，反映出独特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共圆亚洲梦、世界梦的当下之路和现实载体。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带一路植根于中国厚重的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一带一路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秉持讲信修睦、弘义融利、协和万邦的理念，致力于再筑东西方利益交融、文明辉映的盛世。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构建更强劲、更有效、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大格局，实现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强调包容发展、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文明互鉴、和平友谊，将助力人类社会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梦想。

　　一带一路是包容发展之路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宗教信仰，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无论大小，选择何种道路，经济发达与否，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主体，只有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休戚与共，才能走向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美好明天。但令人遗憾的是，冷战结束20多年来，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一些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制造不和谐声音。与此同时，人类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上仍存在重重障碍：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仍在不断拉大;贫困问题突出，全世界仍有约12亿绝对贫困人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增强，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等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等等。应当说，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也更有条件朝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而一带一路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一带一路倡导包容发展的理念，强调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作的原则，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构建多领域合作体系，打造多层次合作格局，发展多渠道合作框架，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为最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创造条件。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建设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构架和合作模式，它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将成为一条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

　　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之路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各种形式和范围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数不胜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制度性安排正在谈判，特别是涵盖东亚和南亚16个国家(10+6)的RCEP有望于今年底初步达成。这些投资贸易安排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相关国家的经济融合，但对于区域外经济体则相对封闭，彼此之间又缺乏协调，难以相互兼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趋势，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该框架下的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完全向区内外所有国家开放，不搞封闭机制，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第三方，欢迎任何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广泛参与，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中国不谋求主导，更不是为一己私利。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坚持互利共赢，强调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世界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应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发展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之路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仍显薄弱，不连不通、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象普遍，贸易投资安排趋于分散，国际资金融通依旧困难，互联互通建设滞后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人类需要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拉近各国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保障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发展打通经络、舒筋活血。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快沿线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联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相关各国应就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通过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能够形成连接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畅通是互联互通的重点内容，应着力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共同商建更为宽泛、兼容的贸易合作体系。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能够打通融资贵、融资难的瓶颈。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通过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合作等活动，能够奠定双多边合作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是文明互鉴之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推动文明互鉴是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文明需要在平等对话中增进理解，在竞相展现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了古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倡导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对抗、文明冲突，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润滑剂。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一带一路是和平友谊之路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特别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生困苦，求和平、求稳定的心情迫切。加强全球安全合作，实现世界和平，是各国的现实需要和人类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倡导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全并重，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经济发展为解决安全问题、巩固安全成果提供坚实基础。随着沿线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本地区的人民生活将得到明显改善，这有利于增进各国的社会稳定，为地区和平创造条件。经济交往与合作所营造的互助氛围和命运共同体精神，将为解决政治安全领域的复杂矛盾奠定更好的互信基础，确立可持续的互利共赢模式，不断增进有关国家之间的友谊，促进政治合作意愿，共创有利于地区和平的环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2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丰硕，中国国家主席在高峰论坛上的系列讲话传向世界各地。本文通过综合梳理在开幕式上的演讲、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以及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闭幕辞，梳理出十大高频词，带您一一解读。

　　1、“合作”128次

　　“合作”是在本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及最多的词语。指出，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本次论坛又签署了32个双边、多边合作文件以及企业合作项目，进一步扩展了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2、“发展”96次

　　“发展战略”“发展平台”“创新发展”“共同发展”…… “发展”一词被提及96次。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衔接起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倡议，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3、“建设”88次

　　曾在2017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中指出，“路是走出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当前， “一带一路”建设正依托项目驱动，深化务实合作。

　　4、“共同”34次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在讲话中点明“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提出要“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将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5、“文明”26次

　　古丝绸之路跨越了东西方文明，将不同文明、宗教、种族联系在一起，创造了共同繁荣。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精神。如今，我们要将古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6、“开放”23次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我们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扩大相互金融市场开放”、“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开放”作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系列讲话中提及23次。强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开放包容”是丝路精神的核心之一，“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

　　7、“金融”20次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提出，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这一举措再次彰显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也赢得了国际各界的喝彩。

　　8、“人民”19次

　　19次提到“人民”，体现了心系人民、情系人民的博大情怀。他谈到，“我们期待架设各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一带一路”将沿线各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释放出诸如经济、就业、教育、娱乐、环保、文化交流等多方面机遇，成为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在讲话中指出，中方倡议主办这次高峰论坛，目的就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9、“贸易”19次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要有‘向外看’的胸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了“贸易”一词。中国一直以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打开窗子，才能实现空气对流，新鲜空气才能进来。”在2013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如是说。此次高峰论坛上，再次表明了中国态度，“我们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10、“和平”17次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故事，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了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20XX年6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是说。在此次高峰论坛上再次强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3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作文【篇一】

　　孩子，这个春节注定让人终生难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让中国人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过年，本应车水马龙的街道空空荡荡，本应人山人海的景区门可罗雀，本应走亲访友的拜年也变成深居简出不相往来。

　　你们坐在家中，不能再外出玩耍。小区的情况，和这座城市的情况，你都只能大人的口中得知。你们虽年龄很小懂得不多，但对这件事情的关心不亚于我们。我们能感受到你急切、不安的心情，感受到你对家，对亲人朋友的牵挂和担忧。我们非常欣慰你现在的情感、责任和道德正日趋完善。这种完善其实也是一个人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的情感基础。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百态，也照出一个人内心最深沉的思索和最隐秘的真相。这种极端的疫情并不多见，并不是生活的常态，正因为不多见，非常态，更应成为反思生命、反思理性的典型情境。

　　病毒传染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在危机面前，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捍卫保护生命健康，限度减少生命的损失，疫情激发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人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我们突然发现，人类生命又是如此脆弱，在细菌面前都感觉不堪一击。生命的脆弱在于她的不可逆转性，一旦损害无法修复，一旦丧失不能起死回生，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就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们在维护人的生命高贵的同时，要始终保持一种谦卑和敬畏，敬畏那些看得见的动物、植物的生命，也要敬畏那些看不见的细菌生命。这次疫情据说是起源于蝙蝠身上寄生的一种病毒，本来寄生在蝙蝠身上的病毒并不妨碍人的生活，人的贪婪与口腹之欲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幸福的基础是自由和尊严。而我们发现，幸福的自由和尊严绝不是放纵和傲慢，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尊严不是目空一切。这次疫情让我们失去了任意行动的自由，也让我们丧失了自以为是的尊严。

　　当然，我们也不能失去信心，疫情使人进步，我们最终会找到应对疫情的办法。因为这个疫情，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希望对你我的思考和成长都有所帮助。现在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热点，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能侥幸，你们也要保护好自己。并且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守的云开，见月明。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作文【篇二】

　　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体现着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的胸襟气度。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外援助尽显大国风范。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多种形式感谢中方千里驰援，雪中送炭，多国民众也在网上点赞中国，在街头高呼“感谢中国”。

　　2020年初，在中国抗疫最困难的时刻，“千里同好、坚如金石”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政府不撤侨、不断航，并拿出了全国医院库存口罩捐给中国;日本伸出援手，随同“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等美好祝愿向中国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意大利第一个派出了医疗专家团队前往四川灾区援助，前期，中国处于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向中方提供了急需的物资援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疫情、灾情双重影响，巴基斯坦正面临数十年未有之严峻挑战。中国虽正处于举国抗疫的最吃劲阶段，但仍不忘“巴铁”兄弟情谊，提出综合治理蝗虫方案，无偿援助70多吨治蝗和抗疫“厚礼”;中国防疫物资也陆续抵韩国、日本;伊朗疫情加剧，中国第一时间向伊朗捐赠25万只口罩和5000份核酸检测试剂盒;在驰援意大利的物资包装上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印着古罗马时代哲学家赛内加的一句话：“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以及79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提供的抗疫物资援助。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在着力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同时，我国已向89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柬埔寨这5个国家伸出援手，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并积极分享防控经验，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积极主动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交流信息，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窗口”，彰显了“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般的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精神，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情怀和担当。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合作是最强武器，共克时艰是唯一正解。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当务之急是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抗击。此刻最应该做的是拿出胸襟和气度，用事实说话、以行动发声。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的中国效率和做派，说到底，是中国之治的恢弘力量，更是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积极宣示。

　　“青山一道，共担风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共同护佑世界各国人民的康宁，抵御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我们更坚信：经历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国和友好国家的感情会更深，关系会更牢固，合作会更活跃，未来会更美好。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作文【篇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千千万万的战疫英雄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在大战激战中践行初心、不辱使命，展现了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当前，一批批战疫英雄从湖北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日常工作岗位。各级党组织要积极挖掘讲好战疫故事，激励广大党员汲取英雄力量、传承中国精神、争做时代先锋。

　　挖掘战疫英雄故事。英雄就是旗帜，英雄代表方向。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有千千万万医护人员、基层干部、党员群众奋战在一线。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派出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支援武汉，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各条战线群体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奋战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普通但感人的战疫故事，涌现出许许多多平凡而伟大的战疫英雄。要善于从平凡的抗疫故事中，挖掘平凡人身上的不平凡担当，宣传普通人身上展现的中国精神，让英雄带着泥土气、沾着露珠湿，让群众感到可亲可敬可学。要在抗击疫情的各行各业广泛选树英雄榜样，让每个行业都能寻找到榜样坐标，都能感悟到本行业的最美中国精神。

　　讲好战疫中国精神。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形成了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一系列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图谱。抗击疫情展现出中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英雄凝聚力量，榜样引领未来。学习战疫英雄，就要学习他们身上展现的爱国精神、团结精神、奋斗精神、创造精神、担当精神。要通过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表彰大会、组织报告团巡回演讲等，让广大党员感悟英雄力量，掂量肩头责任，凝聚发展动力。要以拍摄微电影、创作小说歌曲、建设党性教育基地等形式，让战疫英雄体现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走进党员群众的精神生活。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新兴载体，打破时空界限，丰富方式渠道，扩大英雄的影响力、感染力，增进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弘扬战疫伟大力量。“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要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展现的榜样力量、中国精神，作为广大党员在未来前行路上新的精神食粮，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学习英雄，既要深学，更要笃行。对标学习英雄，要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干起，在点滴中提升、从小节上修炼，以实际行动学习先进，在本职岗位彰显担当。要做实干家，增强“四个意识”，勇于攻坚克难，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打好战疫下半场，抓实抓好新旧动能转换、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推动实现“双胜利”。要善于把战疫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运用到其他工作中，完善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全心全意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争做新时代干事创业先锋。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作文【篇四】

　　“疫”路上中华儿女发扬着团结一心、自强不息、守望相助、协和万邦的中国精神，是让疫情积极向好的重要法宝。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在中华家，谢谢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你们为抗疫做出的点点滴滴让中华中国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中华中国精神在历史的年轮中熠熠生辉，你们的平凡坚守与担当标注出闪亮的中国精神坐标。

　　万众一心，铸造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疫情发生后，从中央到各级党委，基层组织，全国上下，全民动员，全员参与，全民配合，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全国一盘棋，全国人民一条心。上下同欲者胜，万众一心者兴，经过大家的艰辛付出，今天疫情防控取得积极向好变化。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疫情无情，大爱无疆，战疫场上，有的出钱，有的出力，大家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中，大家齐心协力，无惧风雨，终见今日之彩虹，众志成城，必能一往无前，这种精神所汇聚起的磅礴力量必将是书写精彩华章的催化剂。

　　自强不息，激发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动力。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泱泱中华五千年，注定了她的不平凡，注定了中华中国精神的胸怀宽广博大，她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战疫场上，没有“基建狂魔”“白衣天使”，有的只是具有自强不息精神的“中国脊梁”。中华儿女能吃苦，不言败，与时间赛跑，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一件一件小事做实做细，创造了战疫的大国传奇。中华儿女敢担当善作为，尽心尽责尽力，甘于奉献，义无反顾向前冲，始终保持斗志昂扬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走实走深，尽全力与病毒赛跑，以“拼命劲”为疫情大考交出合格答卷，向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致敬。

　　守望相助，奠定抗击疫情的坚实基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传统成为我们抗击疫情的坚实基础。大灾显大爱，患难见真情，一次次火速集结的背后，是一个个动人的场景。“疫”路上无数中华儿女在“小家”与“大家”面前，在亲情与责任之间，作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展现了勇往直前的胆魄。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回首“疫”路上，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力量默默奉献着，他们用自己的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爱的力量亦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暖心聚力，迎来了今天的优异成绩，中国人好样的，中国精神，奥利给!

　　协和万邦，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中国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与救治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坚持公开透明，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其他国家共同抗疫。抗击疫情的中国行动、中国方案、中国精神，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与决心。面对疫情，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向国际社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积极与他国共享防疫经验，派遣专家奔赴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国防疫经验迅速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了大国的情怀，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风雨压不跨，苦难中开花。中华儿女用万众一心、自强不息、守望相助、协和万邦的干劲让中华中国精神熠熠生辉，中华儿女用担当与责任标注出了闪亮的中国精神坐标。谢谢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你们是如此伟大，要对自己说一声“感谢拼命的自己”。春天来了，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迎风奔跑，书写灿烂辉煌的中国新时代新篇章!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作文【篇五】

　　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在疫情防控中取得巨大成绩。无数勇士冲锋在前，各路人马齐头并进，亿万人民厕身其间，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英雄：中国精神不朽的丰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突击队”“急先锋”在抗疫一线同病毒展开殊死搏斗。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广大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科研专家、社区工作者、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迎难而上，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和尖刀利刃般的付出，书写了人类同病毒斗争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山东援鄂护士张静静在圆满完成工作任务、距离回家仅“一步之遥”时，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逝世，烈士谱上多了一位英雄的名字，而我们却永远失去了一位美丽的“白衣天使”。我们缅怀战疫中牺牲的英雄，也在为挺身而出、敢为人先的勇士们祈祷祝愿，这必将让中国精神更加恢弘、中国力量更为磅礴。

　　聚力：打造中国力量的“聚能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如果只靠某一个部门、某一方力量单打独斗，则如杯水车薪，最终事倍功半。打赢这场硬仗，需要各行业各部门在统一指挥下迅速行动、各司其职，牢牢守住各领域防线，耕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构建起上下协调、内外联动的工作机制，打出密切配合的“组合拳”。十天建成“火神山”，十九省市对口支援，重点行业加紧复工复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也让全体人民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进而获得更多的力量，保障“中国号”巨轮在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

　　团结：力量之源，精神之基。疫情发生之初，国家领导人就明确指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防控疫情斗争中，中国人民展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万众一心、守望相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最强音。团结，是中华民族尤为宝贵的精神品质，世代相传，从未间断。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群众的力量最基础、最雄厚。有的自觉响应“宅家”号召，不给国家添麻烦;有的志愿参加社区防控，为居民送米送菜;有的献出一份爱心，为疫区捐款捐物，生动诠释了人民最可亲、人民最可靠，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4

　　宗教认同；公民身份；从属型；匹配型；逻辑

　　B911A009707

　　自国家产生以来，关于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关系的讨论就一直是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因为政治是个体以公民的身份所从事的活动，其目的在于保障个体“独立、自由、平等和理性行事”的权利，而公民则是政治共同体中个体的抽象，是人们为了捍卫“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而组建共同体的理性设计的结果。①为此，“公民身份”取代了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教”成为连接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国家层次上，国家间边界的模糊与全球宗教的复兴正在动摇着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心理与归属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空间，例如，在本国求告无门者会通过国际社会以道德、宗教或价值观为核心的跨国倡议网络来“倒逼”本国政府。② 而在国内层次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加剧了国内社会的变迁，社会成员需求层次的分化造成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层流动，这就冲击着以公民身份为标准的基于权利与义务框架的制度分配。结果是，流动人口承担着国家义务却未必能享有对等的公民权利。③ 而且，上述情形在宗教和族群等亚文化群体的行为中表现得比较突出。④ 所以，作为传统意义上连结国家与社会的纽带，宗教认同尽管在法理上“失效”了，但是其影响力却仍然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内广泛存在，进而形成了与公民身份的“认同博弈”。

　　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变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互动方面便是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广大民众及其发展起来的各种民间力量通过运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资源，创造性地在社会领域开辟出新的空间，相应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价值取向也在共同体内得以建立和重塑。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受到宗教全球复兴的影响，跨国宗教开始通过国际互动“倒逼”国内社会，其方式包括社会化、组织化、公共化、政治化和多元化等特征。Peter Beyer， “Social Forms of Religion and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Society，” M. Dillon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060. 为此，本文认为，这种情形至少表明，中国同样面临着宗教因素通过国际互动介入非宗教领域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社会变迁与跨国宗教的影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建立和巩固国家认同，以抵消现代化进程对宗教领域的冲击，也在探索公民身份的新内涵以应对全球宗教复兴对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政治―法律”制度从属型关系和“文化―心理”归属匹配型关系的中国经验。

　　刘 骞：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认识及其逻辑

　　一、 中国认识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学理依据

　　中国关于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观点和思想主要蕴含于三种有代表性的学理观点中：民族国家独立发展论、多元一体格局论和政治一体―文化多元论。就民族国家独立发展论而言，该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民族的形成始终凝聚着这个群体特有的习惯、宗俗，而民族的发展造就了其习惯、宗俗的体系化和规范化，表现为宗教。所以，近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立过程总是无一例外地从宗教中寻求合法性，并通过宗教认同来构筑其共同体认同的基石。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发展，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国家，国家合法性问题的解决逐渐不再依靠宗教获得，而是通过积极有效的法制建设和国家建设来解决，但是，法制建设的滞后性与国家建设中的权力分配仍使国家认同空间面临诸多矛盾，这使得宗教力量仍能在“制度和权力”向度之外的“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对此，马克思主义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与“文化―社会”意义上的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主张通过将国内全部人口整合成为一个民族的方式来理解民族国家，坚持把实现民族独立与通过共同体内部整合的形式将小民族塑造为一个大整体的民族国家。[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独立发展论实质上是将宗教认同的载体纳入到公民身份体系内，信教群众首先是国家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并履行对应的义务，而后才是其群体内部权益的整合与分配。

　　就多元一体格局论而言，“多元一体”的表述源于费孝通先生关于“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的观点，认为“社会人”在社会活动中可以最简单地一分为二，一是自家人，一是陌生人。群体之间不仅可分，而且群体内部感情和外部感知都不相同。凡是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间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自家人的认同意识就产生了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的荣辱感。在此基础上，“多元”是指不同的群体都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一体”是指这些群体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彼此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一体性的存在表明实现多元一体化整合是可行且合理的，这不仅符合彼此的利益，也有助于彼此的良性互动。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出发，这种一体性表现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意味着共同关心与争取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所以，基于国家利益的“一体”，是国家范围内各个群体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费孝通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为此，在多元一体格局论者眼中，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关系属于一个整体中的两个部分，一个载体的两种身份，前者属于宗教领域，而后者属于政治话语，就像是一个主体在不同的语境下拥有两张“名片”。宗教自由、平等、团结的实现与公民权利、义务的统一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在现代化中走上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

　　与前面两种观点从学理展开到实践不同，政治一体―文化多元论者主要从中国的实践出发，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以文化方式应对宗教问题的传统，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中国政府主要采取照搬苏联的模式，对宗教实行了政治化和安全化的管理方式，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化与安全化的管理方式之弊端逐渐显现，与之相比，采取统战的方式处理宗教事务，将宗教问题制度化和文化化的应对模式的优势显著。徐以骅、刘骞：《统战与安全――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双重解读》，载《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 这种实践让中国意识到，作为一个统一却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公民能够共享的“共同文化”，并赋予其文化的公民身份，这样一来，至少在国家全体公民身上就存在了一种或几种“共同语”，促进了全体公民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同。对于次文化范畴的宗教信仰而言，中国则在赋予其平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的同时，还通过搭建“共同文化”使每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不同文化采取宽容并相互承认的态度，和谐共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当国民转变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整体，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国民才有了真正的公民权。只有这样，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宗族的天生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见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32页。 所以，在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问题上，政治一体―文化多元论的实质在于通过为公民身份赋予文化层次的意义来实现国家层面上的“文化的一体化及其认同”，进而抵消来自那些围绕次文化建立起来的认同。

　　二、 中国认识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历史轨迹

　　建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宗教政策呈现出一定差异，而这些政策在发展和调整过程中形成的差异体现了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认识的不同侧重。

　　第一阶段（19491965年）是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形成基本认识的探索阶段。在此阶段，面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中国政府对宗教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新中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在执政条件下正确认识宗教及其相关问题”。由于缺乏作为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照搬“苏联模式”为主的指导思想，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来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首先，中国政府在《宪法》和许多官方文件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上，中国政府将宗教现象与“落后”相提并论，将上帝与神的问题视为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这实际上就已经把以科学规律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对立起来，将宗教摆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两本马列主义论宗教的书》，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8日。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因为国家刚刚解放，反动势力依然十分猖獗，反动分子借用宗教名义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且，由于受到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要消灭宗教”的谣言蒙蔽，许多国内信徒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和攻击态度，并由此引发社会动荡乃至动乱。龚学增、胡岩编：《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 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中国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总是利用宗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进行破坏，西方国家的传教运动和由宗教事业延伸的所谓“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其实质是力图从民族精神上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文化，这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极大破坏。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卷第629630页，第4卷第1506页。 面对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认为，新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是医治战争创伤、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因此，为了这个中心，中国政府强调，在宗教问题上，采取“慎重稳进的政策”，即，一方面坚决打击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大力宣传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以消除信众对新政权存在的疑虑，同时，尊重信教公民的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与既得利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44159、220227、246247、276277、408412、510511页。 基于此，作者认为，出于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对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对立”的认识，宗教被置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之中，这实质上就将宗教排除在国家公民权的范畴之外，而所谓的宗教认同更多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公民权的挑战。

　　第二阶段（19661978年），是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出现重大错误认识的曲折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一阶段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正确认识没有得到坚持，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领域遭到重大破坏，宗教被错误地当作完全反动的意识形态，成为被全面“攻击”的“敌人”。宗教迷信论、宗教残余论、宗教反动论等极端片面和错误的认识成为中国这一时期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指导思想。任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1页。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原则化信念”却得到了极端性的强化，尽管这种极端的强化不代表着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而是国内某些政治野心家极力炮制的“歪理邪说”。这在整个社会中，包括在政治领域内，造成的原则化潜意识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留下的“冤、假、错案”和“心灵创伤”也被证明是将来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龚学增、胡岩编：《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这一阶段实际上已经将宗教与社会主义公民权完全对立起来，建构了一套“你死我活”的关系。

　　第三阶段（19791989年），是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回归理性认识的复苏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对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认定：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可以在有助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中国政府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根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明确阐述的内容，而且，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某些做法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他们”只看到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宗教的“落后”和可以依靠无神论宣传而使其消亡。但是，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宗教状况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差异是次要的，相比之下，“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信徒和宗教人士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年]19号文件，通称19号文件），见《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373页。 这意味着塑造以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国家认同感被置于最高位置，而宗教因素则被纳入到国家认同的范畴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正通过制度性框架得以确定。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见《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7476页。 宗教认同的载体开始通过制度分配的形式被纳入到公民身份体系内。

　　第四阶段（19902001年），是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认识理性调整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还导致了许多因为冷战的军事对抗所掩盖并积累下来的宗教矛盾有了彻底释放的时机，与此同时，冷战结束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则为宗教发挥其影响提供了“便利”的空间，此外，美国更是携冷战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着自己“人权与民主”的“优越性”。而突然“变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也成为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重点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认为，苏联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及其宗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必须引起重视，某些宗教利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之机，扩大对华传教力度，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华的政治渗透逐步加剧，因此，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宗教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要重视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江泽民：《江泽民同志1993年11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告》，见《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这就必须将以宗教为政治工具和以宗教为个人信仰的行为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中国意识到，当前的核心利益仍然是发展经济，宗教领域人士以及相关组织和团体依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为此，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宗教是信徒的宗教身份，而公民是信徒的政治身份，信仰自由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那种认为“共产党的无神论世界观和有神论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就是对立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信教和不信教只能说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不能把这些归结为人与人的对立。李瑞环：《〈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的讲话》，转引自陈始发：《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公开发表，第106页。 在这个意义上，此一阶段，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认识就形成了建立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化认同，文本上亦用“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提法替代“让宗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表述，以及“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年]19号文件，通称19号文件），见《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373页。这些提法都显示了中国政府意图通过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共享目标”，使其与公民身份关联起来。就像1991年的中共中央6号文件所指出的，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就会发生冲突。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运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91年]6号文件，通称6号文件），见《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3221页。 为此，这一阶段，中国实际上已然将宗教认同置于社会主义公民权利与义务体系内，明确了两者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和宣扬社会公义伦理方面的一致性，从而在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里获得了“相适应”的基础。

　　第五阶段（2001年至今），是中国对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认识理性发展的阶段。“9?11”事件以后，宗教领域已经被视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内容而成为国家次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此背景下，宗教被重新视为一种文化载体，是中华文明与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遗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指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与唯物主义思想相适应，而是在不改变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上差异性的前提下，强调其存在的共有的政治合作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目标。江泽民：《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切实做好新世纪初的宗教工作》，见《新时期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文件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3233页。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直接将宗教认同纳入国家公民权体系“文化―心理”体系范畴之内，赋予了归属性的含义，即，宗教信众要把爱国与守法结合起来。在每个时代，爱国都有其特定的内容，今天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这是对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要求。任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0504页。 也就是说，宗教身份与公民身份以“政治―法律”为基础的制度性认同开始朝“文化―心理”的归属性认同发展。

　　在对中国关于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认识的历史分析中，作者发现，如何处理宗教身份与社会主义公民身份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从一开始照搬苏联模式而将两者加以对立，到结合国情的探索，中国政府意识到，选择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上合作要比突出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实需要，于是，宗教身份被置于公民身份从属的范畴，在一个“政治―法律”的制度化框架中加以建构，并塑造出制度化层次上围绕“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同。进入新世纪，随着意识形态之争的不断消解和淡化，宗教这个伴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事物开始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多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教徒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文化―心理”归属感得以建立。

　　三、 中国理解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的逻辑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在处理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的关系过程中揭示了公民身份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则倾向于一种对文化归属感的描述。这意味着需要区分两种公民身份：一种是公民面对国家政权系统或统治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这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或者说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另一种则是公民以了解自己并给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在由国家共同体组成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归属何在，它是公民在文化和心理上归属的汇聚，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公民身份”。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宗教认同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两层含义。首先，国家作为共同体，它不仅占有一定的领土，享有主权，而且总是由一定的人口和群体组成；作为由人口、人群组成的国家共同体，在个体层面是无数公民个体的集合，在群体层面则是由一定数量的族群整合而成。而宗教信徒和宗教团体就是这样一种个体的集合与基于信仰的群体，具有两面性：由公民组成的“信徒”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信徒”。前者是政治法律的共同体，受到来自政治和法律边界的约束；而后者则是历史命运的共同体，秉承的是一种文化和传统。[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因此，与国家共同体交织于一体的宗教群体可以区分为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公民―宗族”，以及作为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信众”。“宗教”的这种两面性不仅使“宗教”作为第一个现代集体认同形式“在民众宗教自由的自发性与公民宗教的合法结构之间摇摆不定”[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而且，这也为公民提供了宗教认同的选择性：有信仰的公民可以把自己视为“公民―宗族”的成员，或者把自己看成是“同胞―信众”的成员；前者是公民对“公民―宗族”共同体的认同，后者则是公民对“同胞―信仰”共同体的认同。尽管两者都可以被称为宗教认同，且都能与公民身份存在相互关系，但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公民对“公民―宗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而公民对“同胞―信徒”共同体的认同则富有较多的文化性。

　　图 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内涵关联性分析示意图

　　图片来源：本图为作者自制

　　在这个意义上，就前者与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而言，宗教认同可以通过在政治或法律上扩大公民身份的包容性，使之可以将宗教内容纳入公民身份的体系内，维持一种“从属型关系”。而就后者与宗教认同的关系而言，公民身份除了能够通过“条文”来界定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外，公民身份还凝结着一种对所属国或者所属文明特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前者不同的是，前者的关系依托于政治和法律，而后者的关系则基于历史与命运，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族群与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匹配型关系”，特定的宗教“土壤”培育出相应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文化与心理，并在此基础上与政治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为对应的公民意识，并与公民身份的内容相互匹配。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5

　　一、命题分析写作指导

　　对于半命题作文：“_______不_______”。考生应当先审清题意，去思考这个“不”字的前后填什么样的内容是合乎清理的。此题目是一个前填式和后填式并重的半命题作文，填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不”字，所填的内容前后可以形成正反对比，有强烈的冲突表现欲在文字中体现出来，前后的内容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可以形成一种疑问的语气，其实却已经指出了作者的观点。从这里分析，我们的题目就不难得出。比如，“有为有不为”、“知足不知足”等等，才能体现出将要描述的内容，面对某种社会现象，我们应当采取怎样一种明确的态度，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不会出现文不对题，跑题、偏题的现象。审清题意，填好题目是考生写好半命题作文的前提，既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亦能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展所学的知识。

　　二、思路点拨写作指导

　　（一）实际出发，量衣选裁

　　关于“_______不_______”，题目拟好以后，选择什么样体裁来进行写作，就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将想要表达的东西，以一种较为清晰、条理思路在文字中涌现出来。笔者建议考生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的综合语言能力，用一种自己擅长并具有优势的体裁去进行写作。“_______不_______”，在文体的选择上，这种题目可能更适合以议论文的形式，用合理的论点论据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用多角度、深层次的视角去分析“不”字前后内容的对比性，我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种现象，表达出自己独有的观点，使阅卷老师眼前一亮，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当然，考生也可以运用以记叙、描写以及及抒情的方式进行写作，通过描写自己身边的小故事，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以“我”的眼光，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事件的前后，以小见大，思考如今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让我们的灵魂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树立一种感恩、善良、热爱生活的现代精神。

　　总之，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有多种文体可以进行选择。你们可以用朴实深情的故事来感染读者；可以用敏锐深刻的哲理来警示读者；可以用形象丰富的事物来启迪读者。

　　（二）灵活思路，用活素材

　　无论是话题作文，还是半命题作文，写作素材的运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作文题目《知足不知足》为例，考生在选定体裁以后，在文章内容中如何适宜地加入平时所积累的素材，考生应当灵活思路，要把自己平时所积累的素材活学活用。

　　例如下面这段素材：“近年全球大灾难频发，于是“世界末日”之说又引发媒体关注与讨论。关于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乐观派与悲观派都有自己的理由和市场。我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是：只要全世界携起手来，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对待所发生的一切，人类的前途将一片光明。”考生可根据题目分别站在知足与不知足的角度来提取出自己所需要的有价值的内容：人类对目前的生存环境不知足，大力改造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面对伤痕累累的地球，仍旧不知疲倦的肆意破坏着大自然，知足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却不知道我们生存的地球已频频告急，这样将人类的不知足的掠夺与知足地享受辩证的统一起来，就是一篇很具有深度和思辨性的文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6

　　另一方面，在政治身份与经济身份都可以继承的封建社会，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非贵族出身的、外省的启蒙哲人只有通过接近贵族，取悦主办沙龙的贵妇人，或者接近政府高官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要启蒙哲人还对社会地位有所期盼，那么革新就必须在旧制度下得以进行。因此，这种变革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延缓了旧制度的生命。

　　对于启蒙哲人的生存处境，启蒙哲人具有深切的自省。伏尔泰曾经将社会财富作为评价“文人”成功的标尺。在《哲学通信》第23封信“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中，伏尔泰对照了“文人”在英国与法国的不同处境。一开头，伏尔泰就认为法国对科学与艺术的物质“奖励”举世无双，但英国人民却能尊重“才能”，而大部分启蒙哲人拥有的就是这种“才能”，成绩斐然的人总能在英国发家致富。伏尔泰的话反映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启蒙时代的社会尊重“才能”，这对于出身非贵族的启蒙哲人是一个积极信号，他们也可依赖自己的“才能”获得社会承认，但前提是“才能”必须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启蒙哲人的世俗追求非常可能与自己的追求分裂。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进入现实体制的启蒙哲人中，很少有人能保持在发迹之前的独立与批判。而且，启蒙哲人不再被启蒙的社会所鄙弃与排斥。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人”条目中，伏尔泰积极地描述了“文人”的生存处境。伏尔泰眼中的“文人”不再是“语法家”，而是具有“哲学精神”特征的“完善的文人”。以前，“文人”被摒弃在社会之外，不属于社会必需的部分，只能拥有附属的地位，现在，他们入能做思想，当哲人，出能经国致世，做政治家，成一方“诸侯”。“时代精神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培养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会，也能入阁执政”，他们“变成了社会必需的一部分”。此外，伏尔泰还揭示了“文人”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文人”的生存意义是不能被质疑的，因为“文人”依靠“一种健全的哲学”，扫除了充斥社会的全部成见，他们比社会上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独立精神”，出身穷苦的“文人”也能很容易在路易十四创立的科学机构中“获得无求于人的条件”。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其乐融融，“他们是裁判者，别人是被裁判者”。

　　这是启蒙哲人在启蒙时代的生存处境的积极方面，但在与资产者的对照中，启蒙哲人还具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消极处境。在1765年《哲学辞典》的“文学、文人或士”条目中，伏尔泰这样描述了他们悲惨的生存境地，“一个资产者买了一个小小的事务所，他就为他的同行所支持，谁去碰他一下，立刻就要群起攻之。文人却全无援助，他就像飞鱼：飞得高些，他就要为飞鸟所啄；潜游水中则难免为大鱼所吞”。这意味着，在与资产者的对照中，“文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中。我们知道，“文人”的现实处境是现实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结果。而对这种处境的反应必然体现在启蒙哲人的思想中。要改变这种现实处境，首先必须在文字中作出反应，其次才有可能在社会运动中变革并型构政治制度。

　　作为启蒙哲人的卢梭不但分享了启蒙哲人的社会身位，而且在他与启蒙哲人之间自始就存在着隐微对抗。在《忏悔录》中，卢梭告诉世人，自己思想的发端及成长与启蒙哲人狄德罗关联在一起。但是到了后来，卢梭宣称将自己的思想与“当今思想”———启蒙思想———区别开来，称启蒙思想只是“分离观念的集合体”，一般的读者可以将自己的心灵栖居其上。相反，他的思想是“一个孤独者的沉思”，它与“民族”的口味不一致，但如果要把握它的线索，则必须“努力重读且不止一次地阅读”。这意味着卢梭从一开始就在自己与启蒙哲人之间设置了一个区分。

　　启蒙哲人也在不断回应卢梭。伏尔泰将卢梭称作“哲学家中的犬儒派”，卢梭的《科学与艺术》不过是“小学生的命题作文”，《论人类不平等》是“反人类”的作品；与卢梭决裂之后，狄德罗认为，卢梭是善辩、混乱、矛盾而不连贯的思想家：卢梭没有思想，没有哲学，如果有也不过是“碎片”；格里姆从一开始就将卢梭视为一种威胁，一位外来者。他对卢梭的唯一赞美是第一篇论文确实写得文笔流畅。而每一次卢梭的作品出现时，格里姆总会立刻挑出他的修辞来赞美一番，不遗余力地告诉读者，卢梭的作品除了风格之外，什么也没有。达朗贝尔则是与卢梭辩驳后唯一不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启蒙哲人。在“百科全书”的前言中，达朗贝尔很好地处理了启蒙哲人与卢梭的关系，称其“善辩而富有哲思”，尽管这个人指责艺术与科学败坏社会的道德，但他也曾“以一种颇为热心并相当成功的合作”表明他“赞许”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工作；。所有这些表明，卢梭与启蒙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铁板一块。

　　如前所述，启蒙思想是启蒙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产物。启蒙思想若要成为现实力量，参与并决定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凝成特定的社会力量，至少在思想上形成“共同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不但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与意义追求，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还必须发出同样的声音，分享同样的社会关怀，通过特定的中介影响、塑造社会舆论，从而改变现实的生存处境。启蒙哲人用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文人共同体”，尽管他们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但他们形成了一个“百科全书派”，一个统一的“一”，一个“党派”。但与这个“共同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卢梭反对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并且在1754年4月9日开始“隐居”。卢梭认为，有党派就会有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形成“普遍意志”，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就无法实现。在《社会契约论》的第1卷第7章、第2卷第3章、第3卷第1章第2章中，卢梭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私人意志、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之间关系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p#分页标题#e#

　　其次，启蒙哲人对理性启蒙的目标抱乐观态度，深信自己的工作必定会造福整个社会。“总有一天，对所有的读书人来说，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这部作品将足以代替一整座图书馆；而对一位专门的学者或科学家来说，在其本行以外的所有知识领域中，也将如此。它将解释事物的真正的原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将在人类知识的精确性和进步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培养出更多的真正的学者、杰出的艺人和各行各业的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通过这些，它将造福于整个社会。”启蒙哲人对理性、知识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它使人们认识、支配、主宰自然，为“人类知识的精确性和进步”做出贡献，它能造就一个普遍被启蒙了的社会。通过知识和理性，人们会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对知识的追求与普及提升了人类道德。

　　而在第一篇论文中，卢梭却持完全不同的“批判”观点。他认为，“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在缺乏社会交往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不但会使人与人之间日益冷漠，而整个社会的评判标准将更不利于人之德性的培育，“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是不是有用，而只问它是不是写得好。我们对于聪明才智就滥加犒赏，而对于德性则丝毫不加尊敬。漂亮的文章就有千百种奖赏，美好的行为则一种奖赏都没有”。

　　在此，卢梭提出了一个比启蒙哲人更尖锐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知识真的会有助于促进人类德性的提升吗？以才能为获取社会身份的基础有益于社会风尚吗？它将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启蒙哲人给出正面的回答，而卢梭的回答则是否定的。在第二篇论文中，卢梭更是将这一视角拓展到整个人类历史图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卢梭的这些表述确实有“反进步”的嫌疑，他似乎在告诉整个社会：我的根本观点与你们不同，我的基础与目标与你们不同，这种对自我“唯一性”的追求势必会与启蒙“共同体”的统一性相抵牾。人为什么需要知识、思想、科学与艺术？在向文明迈进的道路上，是否同时也使人失去了某些更珍贵的东西？是否同时导致了人的自我分裂呢？在中间的某个段落中，卢梭认为，在脱离“真正的青年时代”之后，人类历史上“以后取得的所有进步，从表面上看是人类个体的日臻完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逐渐衰落”。

　　对启蒙哲人主张“学者”、“艺人”、“文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观点，卢梭更是不敢苟同，他以激进民主主义的姿态来面对“文人”、“艺人”、“学者”，将他们与劳动者（“农民”）对比，他们远不如后者。与知识分子相比，劳动者的社会意义要大得多。“与那些每星期六次去学士院闲聊、浪费民脂民膏的游手好闲者相比，蒙莫朗西的农民是对社会更有益的成员……为了公众利益，为了他们的利益，应该把他们统统打发到他们原来的省份去耕地。”这是古典式“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对抗，也就是民众与哲人之间、社会与哲学之间的对抗。它彰显了个体灵魂生活与共同生活即社会生活之间的张力。在古典共同体中，这种对抗以一方不在场方式得到了安置。而随着古典共同体的衰亡，如何安置力图摆脱“共同体”的“灵魂生活”是现代社会当务之急。

　　启蒙哲人与卢梭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宗教问题。在宗教问题上，卢梭比任何一个启蒙哲人都要保守，以至于牧师们都认为，卢梭更接近他们而非启蒙哲人。在卢梭眼里，启蒙哲人们依赖的理性足以解释世界运动的原因，但它无法为世界的原因找到绝对的、具有意志的原因。卢梭在追问德性问题上“后退”到了宗教，但那不是耶稣会士或詹森派人士的宗教。卢梭在重构属于自己的宗教。它不再是教会的宗教，而是自然宗教与公民宗教。而在启蒙哲人那里，信仰被从根底上清除了，它们不再在自己的视界之内。他们在信仰中只看到“黑暗”、“迷信”、“奴役”。而卢梭则在宗教中看到了不同于启蒙哲人的道德的绝对根基。

　　对于启蒙哲人唯物论的世界解释，卢梭宣称在“理性”上可以接受他们的论述，但在情感上无论如何却接受不了：他们能够解释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解释不了世界为什么要是这个样子。而且，启蒙哲人并未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确定无疑的、绝对的根据。他们是“独断主义者”，缺乏自由的宽容精神。他们就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在《漫步遐思录》第3封信中，卢梭这样写道，“我那时跟几位当代哲学家生活在一起，他们跟古代哲学家不大一样：他们不是消除我的怀疑，排除我的犹豫，而是动摇我自己认为是最有必要认识的观点的信念；他们是无神论的热诚的传道士，是无比专横的独断主义者，对别人敢于跟他们想得不一致的任何一点都暴跳如雷，绝不容忍的。……他们没有把我说服，却使我感到不安。他们的论点动摇了我的信心，却没有使我心悦诚服；我找不出话来争辩，然而我感到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找得出来的。我怨我太无能，而不是怨我有错误；就我对他们的论点进行抗辩的能力来说，我的感情要比我的理性强些。”

　　在回归心灵生活并完全在自我世界安定下来之后，卢梭对启蒙哲人的评判显得极为节制，他只提及了启蒙哲人的“专横”及他们理性力量的界限。但它同时告诉我们，对他而言，“感情”比“理性”更有力量，它意味着从一开始，卢梭就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做了抉择。卢梭是处于启蒙哲人与教会之间的第三方。他理解启蒙哲人的理性，但不能接受它的界限。他反对依赖教会的信仰，但不能彻底放弃信仰。他的信仰以情感、意志、德性为中介。他面对的是耶稣基督的宗教而不是教会或教士的宗教。他以自己的“良心”为中介来实现自己与上帝的交往。他克服了教士的利益与启蒙哲人的利益。在《爱弥儿》“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的一个注释中，他对启蒙哲人就远远没有这么克制了，他认为“哲学风气”比“宗教狂热”带来的社会后果还要恶劣。他选择了宗教而不是哲学。#p#分页标题#e#

　　“不相信宗教，以及一般的好辩的哲学风气，却在斫丧人的生命，使人的心灵变得十分脆弱，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于低级的个人利益和卑贱的自身，一点一点地败坏整个社会的真正基础，因为个人利益一致的地方是这样的稀少，所以不能同他们互相冲突的利益保持平衡。……从理论上说，哲学给人造成的好处，没有一样是宗教不能够更好地造成的；反之，在宗教给人类造成的好处中，有许多好处就是哲学所不能造成的。”我们知道，狄德罗曾在《拉摩的侄儿》中隐含地批判启蒙哲人、教会人士甚至“坏的法律”，照着他们的路子走下去，最终必定为沦为“物欲”的奴隶。但狄德罗再也没有返回到宗教，也没有提出一整套共和主义的政治纲领。与之相反，卢梭的姿态则激进而醒目，他提出了在后来世代中成为主流的政治原则，尽管他理想中的共和国是封闭而透明的，排斥代议制，缺乏商业，但他看中的是公民的德性而非利益原则。在狄德罗停止的地方，卢梭上路了。在狄德罗不能回到宗教的地方，卢梭回到了他自己的宗教。这种与道德问题相关的宗教的关注为卢梭开辟了启蒙哲人与天主教会之外的另外一条道路。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建构的公民宗教最终将宗教的神学内容驱除出了宗教理论，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国家理论中。宗教不再是个人信仰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政治问题。政治高于宗教。人们的共同生活高于个人的心灵生活。但这种论断的前提是这个共同体不是“恶”的共同体，而是能够防止“恶”进入人心的共同体，这种防止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其次，共同体中的成员不是“被腐化”的社会成员。如果人心已经腐化，那么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心灵生活也无能为力，它触动不了个人的真正信仰。表面上看来，卢梭强调共同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高于个人的心灵生活，这是对不参与、干预现实生活的斯多葛派哲学的一种反动。共同体意志决定个人意志，决定个人信仰。但要做到这点，教会的功能必须首先被国家或政府取代。个人心灵生活不再是“私人”事务，而是“公共”事务。实质上，卢梭通过这种方式取消了教会的社会功能，将之转移给“主权者”。它意味着卢梭力图在理性的时代安置信仰而不是彻底消除信仰。这种安置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卢梭选择的斯多葛式哲人生活方式，其次是卢梭政治理论中的宗教问题。它实际上削弱了宗教的社会根基，并使它失去了原有的超越性功能。

　　卢梭的宗教观不再是与教会相关的宗教理论，而与实践中的德性、意志相关。在卢梭看来，实践中的德性问题并不是理性论证的问题，而是意志的问题。在《致伏尔泰论天意的信》中，他坚定地为天意辩护，区分了“自然之恶”与“道德之恶”，“道德之恶”而非“自然之恶”是导致苦难的根由。人性之恶的源泉不在上帝而在人自己，是人自身的社会建构导致了人世的苦难。当伏尔泰将1755年里斯本的地震归因于上帝，并批判莱布尼茨的神义论时，卢梭却提出了相反的论证：人类自身的聚居、人类的城市生活、人类对外在的财产的追逐才导致了苦难的结果。他提醒伏尔泰，“必须区分作者的意图与从其教义得出的结果”。在《爱弥儿》中，卢梭反对神迹与启示，民众需要神迹，真正的哲人不需要神迹。但卢梭在反对神迹时却是以疑惑、不确定的方式展开的。另一方面，卢梭却又重申，自己的宗教是一神教，而不是无神论／不信教的主张。他与启蒙哲人不同之处在于，启蒙哲人试图从根本上驱除上帝，人类生活不需要上帝。与启蒙哲人诉诸经验的理性，最终走向庸俗的唯物主义（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不同，卢梭保留了上帝，但这个上帝不依赖教会，上帝与信仰者之间的交往只在信仰者与上帝之间完成，因为在教会那里，在上帝与我之间隔的人太多了。因此，最终对上帝的确定是以个体良知来保证的。其次，信仰关乎意志决断，利益关于理性判断，卢梭的宗教核心是道德问题。对道德的关注使他远离启蒙哲人的理性论证而靠近教会的信仰，但又不同于教会的信仰，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摆脱利益－功利的自足的德性的可能性。

　　卢梭向信仰的回归实质上是向德性的回归。宗教在卢梭那里的唯一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在于能为道德提供绝对的意志支撑。“我确信作为一切好的道德基础的基督教的本质真理，而且还在我心中培育福音精神，而不用在我看来它里面模糊的东西来折磨我的心灵，最后，相信爱自己同于爱一切之上的上帝和他的邻人的任何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启蒙哲人对宗教的拒绝实质上关闭了通向道德的一切道路，“彻底根除人们心中对上帝的一切信念就是摧毁那里的一切德性”。而从现实生活来看，人性的自然之恶不可能克服殆尽，因此依靠自省的良知、道德意志来保证实践的道德性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恰当的制度建构尚未形成之前，仅仅依赖主观的自我良知势必在实践中遭遇困境。但无论如何，卢梭的这种“向内”回转的路径拒绝了“功利主义”的社会图景，为人们心灵境界的培育与提升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在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我们已经尝试从生存境况、知识与德性关联、宗教问题方面探讨了卢梭与启蒙之间的交汇与歧出。我们现在可以说，卢梭不仅是启蒙思想家，而且是反－启蒙的启蒙思想家，是启蒙思想的自我批判者，他在批判启蒙思想的同时建构自己的思想。通过对照性考察，我们发现启蒙哲人发起的启蒙运动的限度，它一方面以思想自由的方式解放人类心灵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放弃了或者以为克服了古典的宗教困境。这使它必然走向它的反面，走向无信仰，从而不断疏离自身，产生出庸俗唯物论。启蒙运动哲学上的经验论无法为卢梭提供德性的普遍地基。他力图为启蒙提供一个不同于启蒙哲人的基础，这个基础无法由利益社会提供，他“向后”返归宗教找到心灵的意志源泉，并将之作为德性的根基，但卢梭同时又必须面对现代社会的利益原则与交换原则的挑战。因此，在民众利益、哲人真理与宗教信仰之间，卢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自己建构的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文篇7

　　关键词：“一带一路” 和平 发展 中美俄战略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06-23

　　2015年年初，外交部长王毅指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即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两条主线”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

　　一、“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实施

　　基于对历史总体趋势以及对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长期趋势的评估，中国外交做出了重大转变，提升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让大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努力使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重点。

　　主席指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中国的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2015年3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聚焦“一带一路”。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是中国深度融人世界经济的重要战略。

　　“一带一路”是2015年中国外交的最大看点。中国完成“一带一路”构想规划，了愿景与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并启动实施，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态度，中国同20多个国家达成了合作协议。各方已经确立以经济走廊为重点的优先合作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已经签署，域内外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年底前正式成立，备选项目储备工作已经启动。丝路基金的项目运营业已启动，一批多边或双边大项目正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

　　中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抓关键工程争取早期收获这一关键，使之从倡议、布局走向落实，战略构想稳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