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教育十篇

　　私塾教育篇1

　　在现代教育已经充分普及的今天，自创私塾教自家和朋友的孩子，目的无非是回避普通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而追求更个性化的教育。笔者认为，此法能否大面积推广暂且不说，即便是个例存在，也有违法背理之嫌，不值得提倡。这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要依法而行，而且个性化教育并非私塾所提倡的个别化教育，绝无离群索居之必要。

　　义务教育法确实没有明确规定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具体形式，但相关法律规定了学校建设标准和教师资格准入门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开学校办教育的。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也就是说，如果家长坚持“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应得到相关部门批准，否则就是违法。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依据，是义务教育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没有合格的校舍和合法的教师，任何类型教育机构的存在都是违法的。家长不将孩子送到合法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同属违法。“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必须遵循教育方针，必须执行法定的课程标准，要有科学的评价和监督体系。如果“私塾”泛滥，必致乱象丛生。

　　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要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切勿脱离时代。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仍然是唯一有效的形式。即使有能力按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孩子建一所专属学校，可以想见的是，这所学校也很难聘到优秀老师。在现有的用工制度下，很少有优秀教师愿意做私塾先生。而缺乏优秀教师，一切好的教育理念终会落空。那些知道一点国学皮毛、懂得两句洋文、会做两道题、自认为深谙教育之道的家长，自发而“勇敢”地担负起孩子的“全部”教育重担，正是不懂教育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在现代社会，将孩子送进深山的做法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综览全球学校教育，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足可实现现代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学校本是乐园，自然也不排斥教育的个性化和个别化，何需私塾来“拯救”？如果说当前的中国教育存在诸多弊端，问题显然不仅出在学校教育这个环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也存在一定问题。也就是说，教育问题不是现代的学校教育形式必然导致的。如果教育目标发生偏差，教育评价违背规律，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私塾。学生厌烦的不是数学而是变幻莫测的数学考试以及据此进行的甄别和排名；同理，当“射箭”出现过度竞争时，山中学习国学的女儿还会不会是“善良温和懂礼貌，心态好，欢乐多”就很难说了。

　　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形式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确定要成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难道还有比从小学就让学生融入社会更好的地方吗？故私塾教育并非不可为，但一定要遵守法律，尊重规律。

　　私塾教育篇2

　　关键词　经堂教育　私塾　教育模式　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在普及大众教育的过程中难得一见的私学——经堂教育，其在自我完善的同时仍不断寻找着与公学共存的方法，而对于公学与私学并存模式的探索也是现代教育改革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从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与特点，以及这种教育形式的存在对于接受国民教育的回族所起到的各方面的补充、帮助作用，我们可以看出私塾式的经堂教育对于教育改革存在着的巨大的隐性助力。本文就从阐述经堂教育的发展与特点开始，来寻找经堂教育对于教育改革的启发。

　　1 回族经堂教育概况

　　中国的经堂教育开始于明嘉靖元年，胡登洲太师在私塾模式上创立了以清真寺为基础，阿訇为中心的，由坊民捐助为经济支持的民办教育。回族重视教育，古兰经（96:1—5）中说：“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经堂教育在400多年间，在没有官方经费的情况下仍然确立了它在回族文化传承中的根本地位，囊括了回族的儿童教育、妇女教育、人才教育和宗教传承，积累形成了完整的办学模式，教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堂教育又发生了新的改变，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里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

　　1.1 传统经堂教育

　　清真寺中，以阿訇为中心组织教学。于是阿訇不仅仅是教师也是“校长”。在阿訇作为主讲师的同时，一些学问较好的海里凡会兼授“小学”，成为儿童教育的教员。在传统经堂教育中，阿訇和海里凡的低位较高，因此学员的招收也要求较高，非人才不收。人们以能够进清真寺学习为荣，一些家族更是世代都做阿訇，他们对于经堂教育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这时期经堂教育的教材，不断发展补充但主题还是围绕着教义学、认主学、教法学、经注学、圣训学、逻辑学以及天文地理学等几方面进行。经堂教学的语言在长期的音译汉化及过程形成了经堂语，这套语言系统的影响不只停留在清真寺内，对于回族语言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经堂教育的课堂设在清真寺内，上课时间由阿訇安排，一般结合每天五次的“拜功”分3次进行。阿訇的培养时间长，一般在15年到30年才传经，或者更长，也有海里凡在传经成为阿訇之后，又回到清真寺学习的。经堂教育对教育年限并没有明显的限制，审核的依据除了阿訇的评定之外，还需要坊民的肯定。

　　1.2 现代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展，虽然因为政治经济，发展上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但也因此在同一时期具备了两种模式。包括清真寺里的经堂教育和经学院，其中经学院为官办学校即公学。经学院的师资相对比较充足，套用国民教育的办学方式模式，基本可以说是把学校搬到了清真寺里面，这种模式的经堂教育主要集中在云南、宁夏。但更多的经堂教育，还是继承了传统式的私塾办学。

　　在经历了1958年到1978年，20年的劫难之后，回族的教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仰衰弱的情况下，回族人对于阿訇的态度，对于讲堂教育的热情跟着减弱，经堂教育的经济供养缺乏就是最明显的体现。教育经费的不足，成为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阻力，阿訇职能的减弱，地位的降低，使得海里凡的生源水平也跟着降低。经历了1958年的阿訇断层之后，现在的阿訇年龄大多数在40岁左右，而目前因为生源的问题可能会出现第二次断层。尽管这些阿訇的年龄较轻，但是他们面对的新时期的挑战却并没有变少。他们的职能从传统的教学、传教拓展到了协调坊民关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因为一些新的关系网的产生，譬如伊斯兰协会、网络资源、社交网络等，这些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以阿訇为中心的经堂教育跨清真寺的交流，使原本独立的以清真寺为单位的经堂教育产生了相互交流的平台。

　　生源缺乏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方面。在经济增长快速的现代社会，阿訇的收入却几十年如一日的没有变化，而原本热心于经堂教育的“人才”们在经济社会里追求起了经济，于是经堂教育的传承就出现了问题。目前清真寺里的海里凡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来自较为贫穷的山区，出于生活原因来到清真寺学习；第二种是无法适应一般的国民教育，海里凡的文化水平一般在初中水平，高中水平的不多。每个清真寺里的海里凡年龄差距很大，一般从13岁到35岁，还存在更小或者更老的，海里凡的水平也参差不齐。

　　私塾教育篇3

　　【关键词】 新型私塾 边远山区 义务教育 补充途径

　　一、虎形山瑶族乡的农村小学教育的现状调查

　　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地处我国地理分界线――雪峰山主脉之上，海拔800―1700米，海拔落差比较大，沟壑纵横，山岭陡峭，道路蜿蜒崎岖，属于典型的“看见屋，走到哭”的山区地貌，“隆回”指的是虎形山瑶族乡与其相邻的两个乡镇。全乡最偏远的岩儿塘村距乡政府25公里，面积最小的富寨村中最远的村民小组距村部4公里。全乡人口大约14000人，其中瑶族有5000多人，面积为92.29平方公里，管辖15个村，124个村民小组。虎形山瑶族乡是全县最偏远的少数民族特困乡，铜钱坪村、水栗凼村的贫困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70%以上，少数民族特困村岩儿塘村30%的家庭是特困户。根据乡中心学校的统计数据显示，随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逐年增加、人口出生率的持续降低、农村学龄人口的不断下降，经过调整和撤并后，全乡现有义务教育学校共9所：其中九年制义务制学校1所（初中6个班，小学12个班，学生900人），完小1所（茅坳完小6个班学生230人），小学2所（白水洞小学1―4年级学生约有120人，水栗凼小学1―3年级学生80人左右），教学点5个（崇木凼2个班学生29人，铜钱坪2个班学生59人，大托1个班学生30人，草原1个班学生18人，富寨1个班学生7人），然而在职教师却仅仅约70余人；全乡幼儿园6所（虎形山中心幼儿园72人，茅坳幼儿园49人，大托幼儿园32人，水栗凼幼儿园45人，铜钱坪幼儿园22人，富寨幼儿园21人）。

　　1、就近教育统筹难

　　我国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广大的边远山区农村不是用平方公里就可以描述的，农村学校服务半径的大与小也难以描述其义务教育的艰难困苦程度。我国义务教育是基于相同的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合为一体来统筹规划的，然而，却忽视了教育资源分布与教育环境差别悬殊的实际现状。从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两乡合并）义务教育调查情况来看，综合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地理环境与交通状况、教育投入、学生负担、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等多种因素，要想真正统筹满足边远山区农村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是难以实现的，也是不现实的。

　　2、家庭教育负担重

　　面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的大幅减少以及寄宿制学校不足的状况，例如，选择学校寄宿，除了定期接送探望之外，每月需要缴纳伙食费和住宿费，加重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如选择走读，在客运班线、学生专车等公共交通基本上空白的边远山区农村，接送学生车辆多为私家摩托车、三轮车、拖拉机、低速货车甚至车报废拼装车等，不仅交通安全隐患比较大，而且收费也很贵。在至今都没有公共交通的虎形山瑶族乡，相对贫困的农村家庭孩子大多选择跑读，每天赶在早晨7点50前到学校，放学再花同样多的时间赶回家，远的要翻山越岭10多公里路，起早赶黑，风来雨去。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农村富裕家庭，自愿或被迫以高代价来选择教育质量更高、条件更好的镇上或城里学校。虎形山瑶族乡是经济最富裕、瑶族人口最少（15人）、大学生最多、有“瑶山读书村”之称的富寨村，1100多人口，其教学点却只有1个班7个学生，幼儿园人数也最少，就是这种择校现象的结果。外出务工的农民孩子随着父母工作机会的四处漂流而跟着迁移就读，这些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不仅处处受歧视，而且代价高昂。在边远山区的农村，农家孩子接受的义务教育其实并不“义务”，儿童失学、辍学现象大多源于贫困家庭难以承受教育费用的重负。

　　3、义务教育成本高

　　因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源问题等等因素，一些学校经过调整和撤并，未保留的学校原有的校舍早已处置，后来又重新恢复的教学点，如虎形山瑶族乡富寨村与草原村教学点，没有校舍而办在村委会，恢复这些教学点面临未来生源风险问题，生师比例不一样，也同样加大了教育成本。由于撤并矛盾，有些地方由政府出钱给上学超过5公里以上的学生以交通补贴。为留住教师，政府采取增大教育成本的特殊津贴办法，例如，江西省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标准每人每月210元，最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标准每人每月360元。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2012〕48号）要求，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以保证其正常的运转，导致边远山区村小学和教学点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开支远远大于城镇。许多穷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教师开不出工资，学校负债累累。

　　二、保障边远山区儿童受教育权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我国辽阔的地域上，山地占33%，丘陵占10%，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占12%，广大边远山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力实施，不仅使我国经济在区域上大致按东、中、西部呈梯度发展的态势，还使得我国两元社会结构呈现出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四大差别，如今中国边远山区农村的义务教育破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教育需要成本，教育也要求效益，教育价值的理想性必须要结合教育价值的实践性，教育的改革也不光是体制内的改革，更应是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作为人类社会进步核心动力和源泉的创新，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原有理论、观点的突破和对过去实践的超越。真正解决边远山区农村小学教育问题和保障边远山区农村儿童受教育权，让边远山区农村孩子就近接受良好的教育，关键就在于国家层面要以创新思维对长期以来铁板一块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三、私塾之于边远山区农村小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私塾有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私塾是东亚传统社会的教育机构，是私家学塾的简称，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也叫私学、民学、书馆、私塾或是学堂。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四类。义塾是具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主要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是依靠族产来支撑的，它属于宗族内部办学，而且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一般不招收外姓儿童；家塾即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家子女；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不拘姓氏招生的私塾。按照施教程度，私塾分为由儿童组成的蒙馆和以成年人为主的经馆两类。过去私塾多为蒙馆，以读书人、秀才等私人自设馆为最多，孔子、蒲松龄、郑板桥等都做过塾师。到了近代，社会化大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催生了现代教育，私塾教育与现代社会义务教育的普适性原则相背离，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私塾教育由于不适应社会近代新教育要求而逐渐走向衰亡。国民政府在1935年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上世纪50年代后期，私塾在社会上基本上绝迹了。但私塾从未完全绝迹，湖南平江“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朱执中2003年才封馆弃教。改革开放以后，在日益提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缓慢复苏，80年代初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近年来，伴随“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在社会上应时而生。人们把近年来社会上在小学教育缝隙中产生、试图补充小学教育不足、利用社会对传统文化好奇心的出现私塾叫现代私塾。现代私塾虽然是对现代教育的一次反思与检讨，尽管添加了不少现代教育元素，但其具体表现形式仍有所不同，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读书人是靠私塾、而非政府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作为中国有悠久历史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与官学相辅相成，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遍布全国各地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就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义务教育是受教育者的权利，也是未成年者其父母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教育选择权。从某个角度可以说，社会越进步，边远山区农村小学教育就越需要一种开放、多元、自由而宽容、给人提供了更多教育选择可能性的教育实践形态。边远山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教育资源分布与环境各有各自的独特性。解决困境中的边远山区农村义务教育问题，需要一种教育补充形式和一个灵活多元化的教育机会。私塾教育规模可大可小，机制灵活，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初期投资而减少办学风险，可延伸至穷乡僻壤，贴近边远山区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经过制度创新，赋予合法地位、设置准入条件、辅以政府扶持、加以有效监管的新型私塾教育，可以成为有效解决边远山区农村小学教育问题重要的补充途径。

　　四、发展新型私塾教育的思考

　　1、消除现有法律障碍

　　在当今公立学校体制完备、资金充足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也是公立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补充。英美国家“儿童在家上学”的现象被很多私塾学校视作发达国家的先进范例，美国的儿童在家上学现象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萌芽，1993年秋季最终在50个州实现合法化，作为合法的教育体制，美国法律规定符合任教资格、学生考试、政府监督和教育设施等条件，“在家上学”的学生通过规定考试就能获得相同文凭。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我国教育法的客观性与规范性”（D9STD82002）的研究者吴庆荣、李文认为，私塾应当是与义务教育法的目的并不冲突的一种补充教育形式，义务教育是受教育者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这也是未成年者父母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教育选择权，中国义务教育法应当为私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教育侵权行为法律调整研究”（SB06056）的研究者向前，基于失学儿童救助制度的法律探讨进而建议维护私塾教育合法权益。理论上新型私塾教育在法律上的认可是可行，现实上也是必要的。

　　2、政策鼓励资金扶持

　　地区发展差异客观上导致生产要素收益存在着差异，引发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向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汇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导致当地优秀人才纷纷流出。边远山区农村人才分两个层面流出：一部分优秀人才通过高考上大学毕业后去相对发达的地方工作创业，虎形山瑶族乡富寨村“近10年来，这个1000余人的小村庄共出了4位博士、23位硕士研究生、42位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瑶山读书村”；一部分优秀人才通过外出务工致富后，在交通和生活相对方便的城里或镇里置业居住。T.W.舒尔茨说过：“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困的关键。”所以鼓励知识回乡是农村发展问题的大课题。支教因其人员的不固定性而难以成为解决边远山区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事业单位改革、教师终身制打破为教育创业创造了条件。鼓励边远山区农村发展新型私塾教育，既是扶持边远山区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又是鼓励农村知识分子回乡创业的支点与平台。政策上可以按小微企业的创业来对待扶持。外包是指组织为维持核心竞争能力、解决组织中人力不足的困境，将组织的非核心业务委派给外部的专业组织，以降低营运成本、提高品质，进而提高顾客满意度。换个角度，新型私塾教育是特定情况与条件下的义务教育服务以外包形式通过外部购买来解决的模式。在遵循义务教育大原则的前提下，根据边远山区农村家庭的可支付能力，制定恰当的收费标准，允许新型私塾教育收取适当费用，同时，政府还应当为新型私塾教育支付一定的教育成本，即按学生人数实行补贴，使新型私塾教育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与发展空间。可以考虑将恢复边远山区农村小学教学点与校舍的预算资金及按法律政府每年超额投入义务教育的资金为基础建立边远山区小学教育基金，基金及基金的收益用于支付这种成本。

　　3、制定新型私塾教育准入资质与条件

　　作为一个灵活多元化的教育机会和一种新的义务教育补充形式，教育职能部门要依据教育规范对教学场地、教学设施、教学内容、教师队伍、培养目标等要求，建立新型私塾教育主体资格确立和审核与确认（主体资格的实体条件和取得主体资格的程序条件）、收费制度、负面清单与退出等方面的制度，以强化其教育责任与风险管理，促进其公平有序发展。

　　4、完善新型私塾教育监管制度

　　新型私塾教育既是一种传统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也是管与办职能分离的教育模式，可以将教育管理者解放出来以更专注于核心工作，从而改善教育相关者的参与性和提高教育的透明度。从管理的角度看，要以市场化原则建立健全灵活、透明、高效的教学考评考试、教育巡查督导、质量评估与奖惩、收费稽查等教育监管机制，切实保障新型私塾教育的有序发展和公平竞争。

　　【参考文献】

　　[1] 吴庆荣、李文：私塾：义务教育法律下的一种教育补充形式[J].河北学刊，2013（6）.

　　[2] 向前：新私塾教育的未来――从“失学儿童”救助制度谈起[J].行政与法，2012（4）.

　　[3] 吴松芝：传统私塾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4] 安希孟：从私塾与学校谈起[J].社会科学论坛，2006（3）.

　　[5] 蒋纯焦：论近现代中国教育转型对传统私塾的改造[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5）.

　　[6] 林祖铋：“入学“不是保障受教育前的唯一途径[J].教育论坛，2010（8）.

　　私塾教育篇4

　　摘 要：明清以来，由于八股的盛行，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私塾的数量增加，塾师这一阶层也大大增加。此时文学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小说中的描写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小说；塾师；历史解读

　　塾师这一独特的群体出现在明清小说家的笔下，并非偶然。它与明清时候的社会变革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国家的统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对教育的注重，使得全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需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进而使得私塾教育兴盛，加之科举制度的变革，使得下层社会人民有机会向上流社会流动，读书人数量增多。同时，落榜的士子常常选择以教书为跳板，这也使得私塾猛增。

　　清代，私塾教育猛增，清代私塾教育的规模如何？因缺乏记载，不好妄加推测。从学者李琳琦根据县志做出的徽州府属四县私塾数和村庄数比较的一览表可知，歇县885个村庄，拥有私塾569个，休宁县400个村庄，拥有私塾306个.祁门县的246个村庄中，有私塾200个，黔县306个村庄，有私塾143个。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反映的己是民国初年的情况，但由教育的延续性，仍能看出清代徽州一带私塾教育规模之大、分布之广。而此项统计也成为清代私塾教育兴盛的有力佐证。

　　在原来的社会形态里，塾师的目标很单纯，一种是养家糊口，一种是以此为复习时间，准备科举。但是在清朝末期，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和清末新政的相继发生，使得社会在各方面产生剧烈的变动。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标志着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终结。科举废除之前，中国虽有新式学堂的存在，但是大多举步维艰。科举废除之后，各地官员开始积极筹办新学。一时间新学发展迅速。1903年新学堂只有769所，1904年4476所，但是到1905年，到达8277所，1906年为23863所。①可见废除科举之后学堂发展之迅猛。②

　　学堂的兴办和发展，也引发了人们对新式学堂是否适合新时代需要的长期思考。新式学堂的勃勃生机昭示着旧式教育的穷途末路，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新鲜事物表现则出现两种态度，一是赞同，一是彷徨。

　　赞同者认为，科举应当废除，学堂应该建立并且取代传统的塾师教育。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上书，首次提倡废除科举，之后又有张百熙等上书废除科举，袁世凯在1905年继续上书，兴办学堂，废除科举。

　　而彷徨者大多眷恋原来的科举制度。1905年，南昌举人胡其敬等仍然票大请设立孝廉存古学堂，胡抚在其批复中说到：“朝廷停罢科举，注重学堂，名为变法实则复古，且伦常礼教经史词章学堂中无不备具。”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学堂没有从旧学中转变过来，这与学子们对旧学情有独钟不无关系。

　　教育改良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北京地区为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学期，京内私塾能按简易小学课程办理者仅有12处，学生止300人，……三十四年上学期查的各处改良42处，学生1000余人，下学期增至89处，学生2200人。宣统元年（1909）末，京内私塾之改良者已有172处，学生达4300人。③私塾的改良，在一些地方还被一度的强制推行。

　　在私塾改良的大环境之下，使得塾师阶层流动出现了多样的流动。一部分塾师继续当塾师，不过没有呆在原来的地方，而是到偏远之地继续任教，有的仇视新学，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屈服于此。还有的则参加塾师改良。有部分则选择出国留学。塾师不在像传统的社会中的那样单一流动，呈现出多元化的流动。

　　科举的废除，使得塾师职业可有可无，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在未废除之前，塾师阶层可进可退，少有心理障碍。但科举废除之后，断送了塾师的美好前程，也降低了行业指数。许多塾师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精神上崩溃，产生幻灭感。科举废除之后，刘大鹏在其日记中写道：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已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1905年10月17日）④

　　“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为固而不通，党若辈众多不能合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1905年11月2日）⑤

　　这个时期的刘大鹏，由于年岁已大，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另一方面，科举废除之后，塾师行业可有可无，自己将面临失业。自己的人生梦想已经毁灭。“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心中充满无奈和迷茫。

　　刘大鹏直到1931年还记载到：

　　“予本清代遗民，国变以后，伏处畎亩，度此余生，于今二十年矣。……积愤成恨，无处发泄，惟藉吟咏以泻一时之感慨，虽笔之以册，不敢为外人道也。”

　　时间已经过了20年，但是刘大鹏仍然以清代遗民自居，感叹伦理纲常被破坏。将革命党人称之为贼。可见刘大鹏在这一时期的心理危机和不满。⑥

　　科举是法变，辛亥革命是国变。对于国变，上层知识分子比下层知识分子感受更深，如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于，于1918年沉湖自杀，王国维也与1927年自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⑦

　　而到1912年时，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教育上采取回归政策，与其在新政时候力图废除科举不同，反而有恢复科举的可能。《呜呼私塾》小说就是讽刺一位经历了各种折腾之后的老塾师，听到袁世凯欲恢复科举，喜不自禁的样子。李大鹏也记载到：“乱党灭祀吾道业经数年，今岁尊崇孔子，吾道可望一线之延。⑧”

　　但是随着袁氏复辟的失败，使得塾师不再对政府抱有希望，塾师的光辉时段已经成过眼云烟，不在可能出现。在中华民国政权稳固之后，塾师们只能退守。到乡间教小孩子学简单的算术、识字，视私塾为童蒙教育。另外就是为学生进入学堂打好基础，成为学堂的补充和辅助。放弃了士子的身份，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像一个教书匠。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系兰州大学创新性试验计划课题项目（091073001），关于小说中塾师形象的解读，可参见张航、马敏：《清末民初小说中塾师形象及其历史解读》，《教育教学论坛》2012年第四期，第134―135页。

　　注解：

　　① 王迪：《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第355页。

　　③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版，第82页。

　　④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⑤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⑥ 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⑦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参见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私塾教育篇5

　　因不满学校的应试教育，一些志在“从我做起”摆脱学校教育模式的家长，纷纷办私塾推行“读经教育”。他们不以高考为目标，不以考试为纲，只希望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在著名的“私塾村落”深圳梧桐山，方圆不足2.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十几家私塾，就读的孩子多达两三百个。网上的一项调查则显示，有正式名称并规范授课的全日制私塾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课程设置虽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要求孩子“读经”，语文教材为四书五经，英语教材多为《圣经》《莎士比亚文集》等英文经典。

　　我国早已明令取缔私塾，如今“现代私塾”大量出现，自然引起广泛关注，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更多的人观望怀疑。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又该如何在现行教育与私塾之间做出取舍呢？

　　不满学校教育，前卫家长纷纷办私塾

　　2011年6月中旬，全国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家长不满幼儿园“粗放式”教育联合办“家塾”。据报道，江西省南昌市四位幼儿家长，因“遍寻各种教育组织和机构却无法为孩子找到一个合适的教育机会”，最终选择了自己组织起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周女士是这四位幼儿家长中的一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我们办这个家塾，就是朋友之间互相照看孩子。平时上课主要是唱歌、跳舞、做游戏，没有语文课和算术课，家长就是老师。”

　　不让孩子去正规幼儿园或学校，而是自己办学堂来教育，周女士他们不是最先的尝试者，在他们之前，这种模式早已在全国各地出现，人们称这类学堂称为“现代私塾”。

　　47岁的杨北社是西安人，他也志在创办私塾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最初，他只是在家里教自己5岁多的儿子，别的家长知道后也想把孩子送到他那里，杨北社于是决定办私塾。为此他带着儿子进行了一番考察，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私塾取经。在这个过程中杨北社发现，先行者的足迹已遍布全国，他们大都对现行教育不满，主张孩子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未来——读儒释道，读黑格尔、康德、莎士比亚，甚至爬山、习武、弹琴、跳舞、赏画，凡济世之学统统都学。

　　在杨北社萌生创办私塾的念头之前，被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上海孟母堂，因“非法办学”已闻名全国。上海孟母堂的教学理念与模式，在这类私塾中颇具代表性：尊孔孟，读经典，重视传统文化；不给孩子布置作业，不考试，也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进行评比；主张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在上海孟母堂，孩子们每天早上6：00起床，穿衣、叠被、洗漱，整装后向老师行礼。6：20集体礼仪，老师向孔子像行三揖礼，学生观礼，然后是学生结伴行三揖礼。8：00～11：00为诵读时间。教材有《孟子》《论语》《弟子规》等国学经典，以及《圣经》《莎士比亚文集》等英文著作。11：00～12：00是综合课时间，内容为美术、音乐、瑜伽、科学、手工等。午休时间为1个半小时。下午的活动和上午基本类似。晚上的自习时间，孩子们因人而异，或阅读，或写日记，或画画。晚上就寝时间不是特别固定，一般在8：30到9：00之间，会根据具体情况略作调整。

　　上海孟母堂创办于2006年9月，刚开班时只有12名学生，到2011年，学生增加到60多名，年龄大多在6～15岁，最小的孩子仅4岁，最大的18岁。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最远的来自。孩子之中，有因父母反感学校教育主动送到学堂的，也有因孩子本身不适应学校教育，或者出现了厌学情绪，家长无奈才送过来的。

　　这类私塾除了主张读经，认同孩子应该快乐学习，在课程设置方面有着细微差别，或者说各具特色。比如北京日日新学堂，开设的课程涵盖更广泛，人文类有经典诵读、儿童文学、文字汇解等；科学类有博物通识、数学、趣味数学等；艺术类有美术、手工、音乐、合唱、戏剧、书法、茶道等；体育类有武术以及作为选修课的柔道、足球等，老师还会定期组织学生远足；社会实践类，有社会调查、科学考察、参观、劳动等课程。由于独具特色，这个学堂创办仅5年，学生人数便由最初的4名增加到现在的148名。

　　广州明德堂的孩子们也是晨起读经，但拒绝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及课外书，对学生的惩戒也很“古典”：用戒尺打手掌、面壁思过。

　　广州六月小学堂的教学内容则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但不是整体推进，而是每天给孩子制订一个学习目标。每天上午是知识类课程，下午则是美术、音乐课，所有课程都采取老师和孩子们分享的方式。

　　深圳苍山学堂由一位名叫陈阵的学生家长创办，只有5名学生，清一色全是男孩儿。之前这几个孩子都曾有过厌学经历。在这个学堂里，孩子们生活自理，包括做饭、起居，自主学习英文、国学、科学、书法等课程，还有机会学习种菜、采茶。周末孩子们又变成了学堂管理者，负责接待来山庄参观的客人，挣学费……陈阵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能为厌学的孩子探索一条出路。

　　可以说，每位私塾创办者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也有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那么，他们的目标最终能否达成？离开体制内学校，孩子们又会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私塾真能“拯救”孩子吗？

　　支持反对众说纷纭，正反两方各执一词

　　私塾教育篇6

　　关键词:现代私塾;学校教育;传统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

　　2005年10月29日,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据悉,创办者创办私塾的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2006年11月29日教育部公布,根据新近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私塾”只要按程序申请获批就可以开办。这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首次允许开办“私塾”。这是对传统教育体制的一种挑战,还是一次教育改革的全新尝试?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现代私塾”却为何能重新兴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现行学校教育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呈现功利化倾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学校教育也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然而,教育既要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教育的发展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现行学校教育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

　　(一)重智、轻德。“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雕琢未来”、“知识就是一切”,关于知识的口号俯拾皆是。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无非是智育。看一个推理式就比较清楚功利的所在了:智育――成绩――升学率――学校荣誉。那么,德育呢,丢了?人们都在埋怨现在的孩子自我中心严重,不懂孝道礼仪,就连教师们也常讲现在的学生不好教。但我们只是一味地在批判,却没有真正地问过“为什么”。古有经典名言:“德者,本也。才者,末也。”也就是说,德是第一位的,才固然重要,也要屈居第二。并且,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理念也强调了“德、智、体、美、劳”的顺序,很显然,德也是排第一。无论两者是否是一种巧合,但都说明,我国的先哲后贤们都很重视德育,只是在现行学校教育中没有贯彻实施好罢了。

　　由此,现代私塾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德育”缺席的补充。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建东表示:“现在的学校教育在道德教育层面传播得较少,而私塾可以说是在德行教育方面的一个弥补。”此话当真?且听“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瑾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首先看一下教育内容,无一不是德育的影子,都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的。其次再考虑一下我国古代的经典教材,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经得起千年的大浪淘沙,在于它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更难能可贵的是,随着时间的冲洗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智慧启迪从而历久弥新。最后,可以检查一下现代私塾的教育效果。知识的学习不在话下,单看德育层面。许多家长送孩子进私塾就是希望通过私塾“重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懂事一点,知礼一点,学会做人。其实现代私塾本身也是秉承这一理念的。比如,北京香堂孔子学校,就很重视德育,尤其是重视老师在这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教化、帮厨、浇地和感恩等,让孩子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礼仪。

　　(二)重理、轻文。在学校教育中,重理轻文现象十分普遍。先看一下在中学的情况。文科生少,理科生多,而且成绩突出者大多选择理科;文科老师少,理科老师多,而且资深老师大多分给理科;文科受重视少,理科受重视多,甚至某些学校直接将理科的人数和成绩作为升学率的预测标准,可怜的文科生早已被置于遗忘的角落。再看高等院校的情况:一是院校种类上,专门的理工院校又多又吃香,文科专业则被纳入综合性大学;二是专业设置上,理工专业门类济济、人才济济,而文科专业要么是少之又少,要么是门可罗雀。深入思考一下,又是功利在作怪。理工实用易出效果,工作好找又赚钱,因此无论你是否适合理工科,先加入再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听到这句口号,有人笑了,我沉默,估计文史哲政都哭了。的确,自然科学重要,很重要,但是任何一个健全的学制,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一个健全的经济体制,都不是瘸着一条腿走路的。但在高考、考研中却还有这种说法:理跨文,此路自通,文跨理,绝对不通。除去学科知识和思维方式的阻碍,单就结果来看,理科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文科生却挤在了一根独木桥上。那么,学校为文科生设置的学科和技能是否在方向上就存在失误呢?试问,人们难道真的不需要从哲学中汲取睿智吗?不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吗?不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语言美、韵律美和情感美吗?现代人急功近利又浮躁不安,却苦于寻觅不到一个宁静的港湾。其实,那个蕴含着无数人生哲理,生命暇趣及人世智慧的东西就被扔在身边的垃圾袋里……

　　幸运的是,我们总算盼到了捡拾垃圾的鹤发童颜的老者――现代私塾!私塾,听起来是那么得遥远,遥远得不可捉摸。“现代”一词,又把它打扮得入时入理。无论如何,“文”这个可怜的孩子总算拥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家了。以菊斋私塾为例,开设的课程有《弟子规》、《三字经》、《赋礼》、《唐诗》等,古典文学知识较多。也许它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它确实把“文”拉上了教学轨道。包括北京的香堂孔子学校,上海的孟母堂,同样重视古典文学的教授。这些现代私塾很清楚“理”的重要和“文”的必要,也很重视文科知识对个人的修养、思想、人格、处世诸方面的作用。当文科无法在学校教育中正常生存并发展时,也只能到现代私塾里寻求些许安慰了。

　　(三)重两头、轻中间。虽然学校教育针对的是普通大众,是学生中的大多数,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是“重两头,轻中间”的局面。这有三句顺口溜:最好的学生是个宝,最差的学生惹不了,中间的学生是堆草。先看“宝”们,学习好,成绩好,为老师争光,为学校争光,种子选手,冲刺清华,老师们当然愿意对他们因材施教,真是宠爱有加。再看“惹不了”们,顽皮、捣蛋、没纪律,有时候越是强加约束,越是难以管教,而且他们还宣称:有压迫的地方就要有反抗。老师对他们也是小心谨慎,“因材对付”。最后看“草”们,由于是大班教学,很难兼顾到每个学生,所以因材施教,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神话。没办法,草们的基数太大了。不过队伍虽庞大,声势却很小,因为他们很普通,太普通了,普通到站在一起,只是一个升学率的模块。而且在老师眼里他们似乎也不需要关注,情绪稳定、成绩稳定,就连每天的言行举止都是复制,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模块的升学率是相当稳定的。就这样,草们组成了一个整齐划一、四角稳固的小型草原,沉默的不为人注意的草原。其实老师也无奈,有谁能站在草原上去亲吻每一棵小草呢,而且亲吻的方式还要因“草”制宜――不可能!人人都感叹于中国孩子写作文,都喜欢写捡到钱包交给警察叔叔或者搀扶老奶奶过马路。就像当年喜欢写“昏黄的油灯下妈妈为我缝衣服”一样,每代人都写着属于自己这一代的同一件事,难道是巧合?恐怕是一种悲哀。在孩子身上,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希望看到他们的个性,独特的一面,结果总令人失望。但我们又在无形中亲手培育了这块样板草原,谁的错?样板草原正是我们未来社会的主体,造成这种局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问题。

　　杜威强调小班教学,正如古代私塾的个别教育一样,都认识到了人与人的差异性,并力求解决差异性所带来的教育问题。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北京香堂孔子学校,老师深刻认识到了不同的孩子所具有的不同的学习背景、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并按照他们的个人特点,为每个人设定了特别的学习程序,尤其在数学教学上,综合采用让学生停学、续学、读经典、读课外书等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又引发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可谓是双丰收。

　　在小学阶段还有个普遍现象,教师充当了“父母的人”这一角色,小学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教师,并且期望教师也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爱护和理解他们,但当大多数孩子接受不到老师的针对性教学、辅导和关爱时,家长和孩子都会感到失落,而小班教学、个别指导的私塾教育自然会受到他们的欢迎。

　　(四)重应试、轻素质。中国的学生最善于考试,从小考到大,中考、高考、公务员考、研究生考还有各种资格证书考。因此,我们也学会了猜题、押题,像,更像买股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就是一种淘汰式的筛选教育,经过一层层的选拔,形成一个圆锥形的人才结构。这就涉及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自我国实行义务教育以来,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上。应试教育仅用成绩就为每个学生贴上了标签,划分了等级,也无情地淘汰了一大批梦想进入大学深造的莘莘学子。一考定终身,真的是震撼人心。此外,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学校教育盲目地追求升学率,过分重视必考知识和应考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了其他方面。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考啥教啥,学生完全成了学习机器、考试机器,难道这也适应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大生产”?素质教育喊了几年了,也只是象征性地在课程设置中增添一些绘画、音乐、舞蹈课而已。

　　反过来看一下现代私塾教育,比较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菊斋私塾的主讲先生张志义介绍,他们的教学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德、文、言、行,分别指道德操守、知识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综合能力。不仅教学生知识,更教他们做人的原则和方式方法,包括礼仪、待物、处世、交际,等等。而且某些现代私塾还把家务劳动,农活也引入课堂。有让学生学做饭的,还有去浇黄瓜的。这就更扩展了私塾教育的内容,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重传授、轻情感。传授的知识、取得的成绩以及显而易见的升学率,都会成为量化指标呈现出来。但在教学过程中培养的情感却是无形的,难以量化比较的。因此,学校教育就很自然地选择前一种指标教学模式。一项涉及全国13个省的约1.5万名学生的分析报告显示,中学生每5个人中就有1个曾考虑过自杀,学习压力是自杀原因之一。学生觉得学习没意思,学校没意思,一切都没意思,由此还产生了灰色童谣,如“我要炸学校,校长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学校都想炸掉,还谈什么对学校的情感,对学习的兴趣呢?厌学不是个小问题,它隐含着学生对学校、对学习、对教师、对一切学校的活动都持一种偏激的否定态度。这就是情感教育的缺失。学校单向的教学模式,填鸭式教育,把学生当作学习流水线上的机器,师生间互动沟通的缺乏,对理解尊重的忽视,都很深地伤害了学生。而且令学生产生了敌对情绪,没有形成正确的情感观。人们都在关心学生学到了多少知识,却很少有人关心学生学得快不快乐。至于快乐教育法,某些人认真地研究和探讨过,但一遇到升学和成绩的问题就束手无策。倒不是因为快乐教学就学习效率低下,而是不能像学校教育那样立竿见影,更难以满足家长对子女“速成”的要求和学校、教师的评优。

　　如何让学生爱学习、爱学校、爱教师,如何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观,从而能够愉悦、自由、积极地投入生活、投入学习,投入学习和教师的怀抱,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上外静安小学校长陈小文指出:“私塾孩子在取得好成绩的同时,竟然都学得很快乐――每天睡到自然醒,既学习课本知识,又培养兴趣。没有超负荷的课后作业,没有大大小小需要应付的考试,这让大家都羡慕不已。”的确如此,现代私塾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注意引起学生的兴趣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菊斋私塾讲《朱子劝学》一文,说到珍惜时间,就把学生带到院子里,以梧桐叶的春发秋落来比喻时间的短暂和宝贵,而且又以落叶化作春泥为喻来说明做人要做有用的人。这样以来,学生兴趣高,积极性高,又在轻松活泼的课堂教学中领悟到了惜时及做有用之人的道理。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是很重要的,积极愉悦的态度,对教师、学习的良好情愫,都对教学的正常有效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情感的作用是持续的、内在的、经久不变的,所以我们就更应该重视学生的情感教育。

　　二、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严峻挑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乎颠覆了所有的封建文化。后来,国家和政府虽然主张恢复了一些精华部分,但传统民族文化的丧失还是很严重的。看一下我们的周边生活,人人知道肯德基、麦当劳、沃尔玛和NBA,却没见过中国的阿福,不知道中国的唐宋家。人人都喜欢西方的摇滚乐、牛仔裤和街舞,却不懂得欣赏中国的琴瑟之音,汉服、唐装、旗袍和民族舞。西方掀起汉语热,我们却对国语相当冷漠,反而从牙牙学语之时就念ABC,究竟自己的汉语拼音怎样,汉字书写怎样,遣词造句用语又怎样?随着西化的严重,民族认同感下降,国学沦丧,传统文化真的“黄鹤一去不复返”了。那我们还有资格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吗?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需要一张明确的身份证,告诉全世界我们是中国人。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生生不息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民族特色。看韩国、日本,同样是二战后快速崛起的两个发达国家,也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民族文化。比如,看到韩服,听到他们尊儒尚孔明礼知义的言行举止,就知道是韩国人,没有其他理由,就因为那是他们的特色。而我们面对祖宗留下的宝贵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却不屑一顾,这才是真正的不肖子孙。人人都以顺畅阅读英语报刊为荣,都以通晓多国语言为荣,都以读过多少外国名著为荣,很不客气地问一句,读过《红楼梦》吗,懂得《论语》吗,读得通《世说新语》吗?再自豪地问一句,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语言比我们的汉语博大精深。

　　其实,日韩不仅重视本土文化,而且还重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从而令自己的民族文化常新而富有生命力。如我国的传统故事《花木兰》,代父从军,很有教育意义。防不胜防,日本来了,悄悄带走我们的文化资源,把我们中国的《花木兰》改装成了日本的动画片……这是相当值得我们沉思的一件事。

　　“弘扬国学”,这几乎是每个现代私塾的教学目的之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是他们的渴望。当社会大众被西化风吹昏了头脑时,所幸还有这批人在奔走呼号着弘扬国学,传承文明。菊斋私塾、孟母堂、香堂孔子学校等等,还有日益增多的童学馆,都把古典文化纳入课堂教学,以此用来教化培育学生的德智礼仪。某些私塾直接穿汉服或其他古代装束,挂孔子像,置矮凳桌椅,营造出古代私塾的环境,也让学生形成了一种对民族服饰、古代教学的初步认识。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在宣扬民族特色,文化特色。虽然国学的复兴不是依靠这些现代私塾就可以完成的,但它的确让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丧失、这种丧失的危险性,以及传承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且不管现代私塾究竟能走多远,究竟能够引起公众多大的注意,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最起码,“星星之火,可以点灯”吧?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盏灯。

　　孟母堂已经被叫停了,而兰州一所同样是全日制、同样以“读经”为特色的“大方经典”私塾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并且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江西、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江西、江苏、上海、深圳、沈阳等地都出现了现代私塾的影子。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代私塾的兴起与学校教育的若干问题和传统民族文化所受到的冲击有着深层的必然联系。罗素也曾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一面镜子,以及作为弘扬国学、传承文明的一种教学机构的现代私塾,在教育多元化的今天,为教育的“幸福”吹来了一股别样之风。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

　　私塾教育篇7

　　私塾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官学下移直接导致了私塾的产生，但私塾这一叫法成为社会常用词则是在近代以后。孔子作为古代的大塾师，学生三千人，被后世尊为先师而备受崇敬。古代的私塾可分为三类：一是富商显贵延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或亲属子弟的家塾；二是地方政府或家族倡议并出资兴办、免费向特定学童开放的义塾；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学童就读的私塾。按照施教程度的高低通常又把私塾分为蒙馆和经馆，前者主要为儿童识字，后者多为成人攻举业。通常所谓私塾多指前者，即启蒙教育。

　　大多数塾师家境贫寒，束又不稳定，即使像郑板桥那般也常常因为不能及时收到工钱而陷入窘境。选择塾师的首要标准是其所取得的科举功名，最好是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而取入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科举考试淘汰大量的童生、秀才，这些人日后一部分就成为了塾师，他们“将欲属身学界，无学术之可凭；将欲兼营别业，鲜运动之能力”，“欲为商而不能算，欲为工而肩不能挑”。因为没有高等功名，多数人只能出于谋生而从事私塾教学。同时古代的一些有名学者也常常到别人家里教授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理念的传承或者是学生家长的请托。

　　在过去，塾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存在着有趣的反差，一方面，塾师作为师的一员，与享有最高权威和尊崇地位的天地君亲并列，享有极高的名声威望，被人当做知识精英和道德表率来看待；另一方面，那些粗识文字的塾师对于书文往往臆测杜撰，曲解文意，念白字，读破句，留下了众多的笑柄。“凭三寸不烂舌，单讲诗云子曰，举动一步三摇，满口之乎者也”的举动，更成为人们讪笑的对象。即便是在今天，说起塾师来，大家也往往最先想到“酸腐”“呆板”这样的词汇。但是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今河北省）全省的私塾总数仍不少于3万所，到1928年，全省仍有私塾6277所，其中女塾237所，在塾学生72144人，全国的私塾数量和学生人数可见一斑。在官学没有普遍覆盖的古代社会，倘若没有这些迂腐的乡间塾师，我们的民族又何来道德、知识的继承和发扬呢？

　　过去学生入私塾不限定资格，只要交纳一定的束即可。梁启超介绍家乡私塾说：“乡有蒙馆三四所，大率借用各祠堂为教室。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的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几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传统私塾中，学童通常六岁入学，上学当天要有一定的程序，如“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

　　一般来说，儿童大多在邻近的私塾就读。私塾的教学时间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开馆与闭馆往往根据当地的习俗和农业季节等来决定。为方便务农，还出现了冬季农闲时开馆的冬学。 私塾教学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法规定，因此各个地方，甚至每个塾师使用的课本都是有所差别的。层次较高的私塾教授“四书五经”，层次较低的教学内容大致可分为识字、历史、道德、常识、作文，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例如学童初入学时使用的“上大人”等25字，笔画简单，每个字后面配合一小段历史寓言故事，使得整篇读起来趣味横生。如“八字写来似目眉，唱出山伯祝英台，二人同学有三年，未知英台是女娘。九字写来一脚翘，瓦岗好汉闹唐朝，敬德单鞭来救主，仁贵领军去平辽”。古代的蒙书通常与民间历史知识、俗文学联系在一起，简单易学，容易收到学习成效。像上面的“上大人”从唐代以来一直是学童习字的初始教材，宋代以后更是私塾教学童习书描红仿书所常用，直至民国，历久不衰。清代私塾教学大家唐彪总结经验说：“穷乡僻壤之人，能识数百字者，十人中无一人；能识而又能书者，数十人中无一人。岂果风水浅薄，资质鲁钝至是哉……惟教之认字与多写字，则实受其益。”建议不习举业的子弟与乡间学童应有各自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使其符合实际的生活条件和需求，即在认字写字上下工夫。

　　私塾的教学比较单一，写字、读书占据主要地位。要求严格的塾师规定，学生应经常坐在位置上，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位。若如厕，必须到先生桌上取“号签”，方能出去。学生若犯规，轻则斥责、罚站、打手心、罚跪；重则打屁股、斥退。当然也有懈怠可笑的塾师，他们可能胸无点墨也可能不屑于较真。周作人说：“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疯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戾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

　　今天，人们重新回顾私塾里发生过的故事，很容易联想到枯燥、呆板这样的字眼，但其实儿童寻找乐趣的方式亘古弥新，活泼的天性在私塾逼仄的空间里仍旧能量巨大。鲁迅回忆自己的私塾时光说：“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

　　私塾教育篇8

　　关键词：吟诵；扬州吟诵；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扬州传统吟诵的土壤

　　（一）灿烂的历史文化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风景秀丽，富庶繁华，无数诗人骚客曾在此驻足，留下了无数的诗赋佳作。汉代的枚乘便在《七发》中提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隋唐时，无论是扬州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雨夜》，还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抑或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可以显见，扬州已然成为诗人竞相吟咏的主题；至于明清，王渔阳的红桥修禊，更成为继兰亭唱和之后又一次文坛盛会……这一切都让扬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扬州自古文化昌盛，无数大儒名贤也曾留下了足迹。西汉大儒董仲舒曾任江都相，六朝时萧统相传曾于此编修《文选》，宋代文章太守欧阳修和苏轼留下的平山堂、谷林堂供后人凭吊，清代曹寅开天宁寺诗局编印《全唐诗》……这都彰显了扬州重要文化中心的地位。

　　（二）重学的文教传统

　　扬州传统吟诵扎根于扬州繁丽的文化，更与扬州昌盛的文风息息相关。清代时经济极度繁荣，推动文教的勃兴。扬州府境内曾设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私塾，尤以书院著称，曾有“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得其三焉”之誉。《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上》就详细记载了扬州书院的情况：“扬州郡城，自明以来，府东有资政书院，府西门内有维扬书院，及是地之甘泉山书院。国朝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f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可见，除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外，扬州书院还形成了一定的体系。除了遍设书院学堂，延请名师的风气也蔚然成风。包括戴震、姚鼐、蒋士、赵翼等三十余位知名学者大家曾受邀来扬讲学或任山长。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诞生了汪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大家学者，使扬州成为乾嘉学术的中心。

　　书院是作为高阶教育学术机构存在的，而训蒙的初级教育任务则是由遍布全城的私塾学馆承担。据《广陵区志》，仅广陵一区，“解放初，尚有私塾60所，塾师64人，学生约千人……至1957年，还存33所，作为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补充。1958年后，随着小学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展，私塾遂被淘汰。”而根据调查，许多塾师后仍在开设社区私塾，或担任中小学教师以弥补教员的不足。他们中很多人仍用私塾的教育方法授课。可以说，扬州市区的私塾教育至少在60年代初还依然存在，郊县乡塾则消失得更晚。私塾依照办学形式，可分两类：“一是上层仕宦子弟延师在家授课，称为教馆或坐馆；二是塾师私人设馆授课，称家塾或私塾。”一般采用个别教授的方法，即私塾中学生年龄、学习进度不一，塾师根据情况逐个教授不同内容。课本一般先从童蒙课本如《三字经》、《千家诗》等开始，进而教授“四书”，再辅以习字块、写尺牍等。教学中通常只管吟诵而很少串讲文义，考试则考学生记诵文本，不问理解。由此，吟诵在传统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扬州传统吟诵的采录与研究

　　笔者历经一年多在扬州地区（清代扬州府地区，大致包括今扬州市、泰州市及盐城市部分地区）的田野调查，涵括今扬、泰二市大部分地区，共走访采录传统吟诵传人共计23人，加上收集到的已故先生的音响资料共计25人，其中，扬州市12人，泰州市12人，东台市1人；吟诵音频共计287首，其中古体诗71首，近体诗137首，词42首，文37首。

　　以下就所采录的吟诵音响资料和采录中所了解的相关情况，结合笔者自身的了解和体会，对扬州传统吟诵做初步的归纳与分析：

　　（一）扬州传统吟诵的语言

　　扬州传统吟诵其载体是扬州地区的方言。扬州地区位于吴语和官话交界，扬州和泰州大部分地区都是江淮官话区，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及泰如片；泰州沿江的靖江市方言则属于吴语太湖片。方言的驳杂导致吟诵风格呈现百花齐放的特点。扬州话是江淮官话的代表，扬州市区及周边的风格趋向一致；而距市区较远的高邮，方言与泰州趋近，风格也较接近；泰州沿江的靖江，语言与一江之隔的常州相类，故吟诵调的风格也同常州吟诵仿佛。实际上，虽然言语不同，由于彼此相互交流，各地吟诵风格上也呈现出交融的趋势。

　　扬州传统吟诵在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扬州地区的吟诵所运用的，是方言的文读音，即读书音。读书音是地方方言主动向通语靠拢的结果。关于“文白异读”，方言学书籍中已阐述得非常详尽，在此不作赘述。

　　（二）扬州传统吟诵的传承

　　根据调查的结果，扬州传统吟诵的传承主要有四种途径：

　　1.书院和私塾中的传承。根据调查结果，绝大部分吟诵传人都曾在某段时期内或系统完整地接受私塾教育。私塾中，吟诵作为一种读书背书的手段，而带有极强的功利性，被称为“读书调”或“背书调”。这种吟诵非常程式化，不断循环往复且不含情感，较为呆板、机械，审美价值欠缺。由于讲求效率，往往节奏较快。

　　2.诗社中的传承。扬州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许多颇具影响力的诗社或诗人创作团体如冶春诗社等。诗社中，吟诵成为斟字酌句的手段，体味诗情的工具，互相酬唱、怡情遣兴的方式。他们重视吟诵平仄的和谐，通过抑扬强弱、哼腔长短来表现诗情。往往具有鲜明的特色，属于个人化的吟诵，扬州谓之“哼诗”。这种吟诵源自私塾，但通过吟诵者个人的不断琢磨、发挥，在审美和表现上要远高于“读书调”。

　　3.学校课堂及书房中的传承。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教师有意无意地将吟诵运用于课堂，学生在课堂上接触并耳濡目染下也逐渐掌握了吟诵。家中接受过传统教育的长辈喜欢吟诵，在书房读书或是辅导后辈时运用吟诵的方法，子女也由此有了吟诵的记忆。通过这种途径传承的吟诵，既有规矩程式的“读书调”，也有声情摇曳的“哼诗调”，往往取决于教学者的吟诵水平及接受者的模仿能力，也与接受者的兴趣息息相关。

　　4.医馆中的传承。传统中医需要背记药方，便诞生了诗歌形式的“汤头歌”，学习医方者则通过吟诵的方式反复咏诵记忆。这种传承除学习内容与私塾相区别，其余并无二致，其吟诵也往往是反复机械的“读书调”。

　　（三）扬州传统吟诵的大致规则

　　虽然从风格、技巧等方面可以将吟诵大致分为“读书调”、“哼诗调”，但二者的大致规则是一致的。现将扬州传统吟诵的规则粗略归纳如下：

　　1.吟诵的拖腔往往位于固定的节奏点以及尾字。节奏点，一般位于偶字，这与格律上 “二四六分明”是一致的。如“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往往平声位于节奏点时拖腔较仄声时要长，但并不绝对。许多老先生吟咏至忘情处，往往一咏三叹而不拘泥于基本程式，这是表达诗情或自身抒怀的需要，属于个人的发挥处理。至于拖腔，往往“读书调”的拖腔较为平实，仅拖长音节，不强调过多的修饰；“哼诗调”则不同，拖腔长短与修饰音是表现诗情的重要方式，故讲究要“摇曳其声”。

　　2.吟诵平起和仄起区分并不十分严格。由于位于节奏点处都需哼拖，且拖腔长短依据实际表达的需要，所以尽管大致上还是有平起（“二四四二”）仄起（“四二二四”）之分，但都趋向于“二二二一”的节奏，这一点上，“哼诗调”体现得要比“读书调”更为明显。此外，除节奏上趋向一致，平起式和仄起式在吟诵的腔格上的区别也非常小。

　　3.对于仄声，尤其是入声的处理。扬州虽处于北方官话区，但保留了完整的入声，因此在吟诵时，对于入声的处理往往需要注意。上面提到，遇到仄声（这里除入声外）位于节奏点时，往往需要拖腔但较平声时短，可是仄声的特点是“短促急收藏”，尤其是吴语及江淮官话中入声失去了韵尾而变为短促的喉塞音，平拖显得十分困难。对此，目前有两种处理方法：1.借鉴戏曲的处理方式，即咬准字头，从而具有短促音的意味，进而以平声拖之；2.先以平声哼拖，最后以喉塞音结束。两种处理，在笔者调查中都能寻得例证。

　　三、结语

　　扬州传统吟诵是扎根在扬州历史文化这一沃土上的一朵奇葩，体现着扬州的人文底蕴和地域文化。尽管作为吟诵主要传承方式的私塾教育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吟诵却未曾因此成为绝响，而是薪尽火传，并对其他的艺术产生了影响。作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扬州清曲，便从吟诵中汲取了营养，产生了清曲中的重要曲调――《吟诗调》。无论是扬剧、还是扬州弹词，都不难发现个中所留有的传统吟诵的影子。

　　近年来，国学勃兴，传统吟诵的身影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自从常州吟诵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学界已经开始重新注意到传统吟诵的宝贵价值，对传统吟诵的调查整理工作也在不断开展。较诸常州吟诵，目前对扬州传统吟诵的关注及调查研究工作仍不充分，亟需后来者进行更加彻底、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关于吟诵的传承，喜见的是，不少学校已经开始了将吟诵引入教学的尝试。扬州市汶河小学和维扬实验小学率先跨出了脚步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随着对扬州传统吟诵研究和保护的不断深入完善，加之吟诵引入教学的尝试不断深化成熟，琅琅的吟诵之声必定会重新回荡在扬城的上空。

　　【参考文献】

　　私塾教育篇9

　　关键词：爱奴；尊师重教；爱情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堪称独步。《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中，《爱奴》虽不似《莲香》、《婴宁》等体制恢宏，但分量不轻，值得探究。

　　《爱奴》篇写河间塾师徐生在年终停止授课回家的途中，遇到施姓老叟为其外甥“延求明师”的诚恳邀请。徐生到雇主蒋夫人家后，受到热情周到的款待，一个名为爱奴的婢女侍奉其起居饮食。徐生对爱奴一见钟情，一夜与爱奴同寝忘记了时间直到天明，被公子撞上了，徐生羞愧难当，惭怍不安。公子回屋告诉其母蒋夫人，夫人急掩儿子欲诉之口，生怕给徐生带来难堪。然而，公子不努力读书，受到徐生的责备。蒋夫人颇不高兴，并且每晚必问公子白天的学习情况，干预徐生对其子的教育。徐生无法忍受，出于教师的人格尊严，请辞而去，并归还其贽金。随后始知蒋夫人为鬼主。过了一年，徐生经过此处，又遇到施叟，施叟热情招呼徐生，并殷切邀请徐生到家中做客。在施叟家，徐生再次见到蒋夫人，夫人真诚感谢，并将所怜爱的婢女爱奴赠给徐生，以慰籍徐生寂寞的设馆生活。徐生至馆独处一室，与爱奴共同生活。爱奴善解人意，体贴周到，又会巫术，可医治小病。徐生回家，途经墓地，爱奴就回墓所，徐生让其代向蒋夫人致谢。徐生探亲归来，爱奴又与其一同前往馆舍生活，终年往返，以此为常。徐生也曾邀请爱奴一起回家，但她坚决拒绝。随后徐生撤馆回家，对爱奴思念颇苦，于是掘墓准备载骨厚葬，以寄托爱恋。谁知爱奴颜色如故，忽自外入，笑语一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见生人。年终徐生醉酒，执残沥强灌之，爱奴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终日而尸已变。徐生哀悔无及，于是厚葬爱奴。

　　小说以“爱奴”作为篇名，实际写鬼主人师的故事，文章集中展现了塾师和雇主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双方虽有不愉快的经历，但整个雇佣关系是相互尊重的，尤其是蒋夫人对徐生的尊重是令人动容的。关于子女的教育，这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问题。人类社会世代相延地向前发展，每一代都有继往开来的责任和义务。重视后代，并自然发展到重视教育，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其实，不但人类社会是这样，在“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聊斋”社会中亦如此。文中的鬼主蒋夫人为了给儿子延求明师，不惜重金；请到老师之后，对其极其仁厚体贴，支使雅洁大方的爱婢去敬侍徐生；夫人对其子教育的干预，排除溺爱孩子的私情外，也是重视教育的一种表现。当她得知婢女爱奴和徐生的私情，急掩儿子的欲诉之口，生怕给先生带来难堪。随后在先生离去之后，又赠爱奴来酬恩。蒋夫人对徐生的尊敬，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蒋夫人是因重视教育，而对儿子的塾师在所不惜。因此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极为动情地说：“夫人教子，无异人世；而所以待师者何厚也！不亦贤乎！”从徐生的角度来说，为“黄金一两为贽，暂留教之”，可以想见其生活并不富裕；但当雇主干预他的教育活动时，他返还贽金请求辞退，来捍卫自己的职业尊严。然而蒋夫人“使婢返金，启钥送之”，徐生发现其为鬼主时，他又“卖所赐金，封堆植树”，也可谓情深义重。正如但明伦所评：“掩泣返金，封堆植树，人师鬼主，各得其宜。”

　　二

　　中国的私塾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到底源于何时，教育界和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然其至唐宋以后已成盛事，却是事实。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加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丰足，有了进一步对文化教育的需要。私塾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在私塾教育中，塾师自然处于最核心、最重要的地位。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明清以前，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塾师形象出现。然自明代始，小说中开始出现塾师的身影，如《水浒传》中的吴用，“三言”中的吴洪、马德称，“二拍”中的贾秀才、韩子文、崔俊臣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像《歧路灯》中的娄潜斋、惠圣人、侯冠玉，《醒世姻缘传》中的程乐宇、汪为露，《儒林外史》中的周进，《红楼梦》中的贾代儒，《绿野仙踪》中的邹继苏等等。

　　在明清小说中，以塾师为主角的作品虽不多见，但关于塾师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描写。这些描写往往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塾师生活的清贫困窘。教师似乎历来即为清贫的代名词，受人尊敬的教师也常常被认为是“安贫乐道”的典范，无论是“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孔子，还是视教育英才为人生三乐之一的孟子，抑或“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蔬食或不继”（《二程集》中华书局）的程颢，以及贫至病逝时“囊中索然”的戴震等等，都为世人展示了一幅安贫乐道的图画。一代名师尚且如此，作为一般的塾师，其经济生活的困窘，更是不言而喻。像《鸳鸯针》卷一中的徐鹏子、《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还有《警世通言》卷十七中的马德称等，他们的生活都是苦不堪言，出来坐馆也常常是为生活所迫。二是教师地位的卑贱低微。在民间虽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受雇于人的塾师常常和家中的奴仆地位相当，卑贱低微并不为人所重视。纵观明清说部，教师受尊敬的不是全然没有。如《歧路灯》中娄潜斋，就得到雇主谭孝移的分外敬重。然而大多数塾师都处于被轻视的卑微地位，如《绿野仙踪》中的史监生对塾师王献述可以说是尖酸刻薄；《八洞天·明家训》中的财主晏敖对待儿子的老师更是悭吝至极；《醒世姻缘传》中的淘气学生狄希陈对先生程乐宇百般戏弄，连连制造恶作剧。

　　到了《聊斋志异》中的《爱奴》篇，蒲松龄一改塾师不为人重视的地位，以生动细腻之笔描写了尊师重教的篇章。《爱奴》篇写蒋夫人对徐生极其仁厚体贴，不光写她在经济上和生活起居中对徐生的周到照顾，尤其突出她对徐生人格上的尊重和感情生活上的体贴。当公子入告徐生与爱奴共寝之事时，蒋夫人“急掩其口”。“急掩其口”看似是一个平常的动作，在这儿却极合时宜地捍卫了徐生的人格尊严、为师尊严。蒋夫人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对徐生的真切理解和细微体贴。特别到后来，夫人又把爱奴赠给徐生酬恩。小说点明了蒋夫人赠送爱奴的用意：“今以相赠，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须，渠亦略能解意。”爱奴是徐生教书生活中的慰藉，她不仅雅洁貌美，体贴周到，并且“又善巫，一挼挲而疴立愈”。可见，爱奴不仅满足徐生感情世界的需求，还给他的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照顾。

　　三

　　纵观蒲松龄的一生，可以说贫穷与寂寞一直与之相伴。蒲松龄早年的科举之路颇为顺畅，但这种日子没持续多久，紧接着两次乡试败北，给其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从此，他在科举道路上的奋斗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直至年逾花甲。

　　对于一个只有满腹诗书的秀才来说，当私塾先生也许是他最好的谋生方式。然而，私塾先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蒲松龄在《闹馆》中详尽地描述了谋馆的艰辛和屈辱：“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 [1] （P2415）；又在《学究自嘲》中感叹塾师报酬的微薄和生活的贫困：“今日当了袄，明日当了裙”“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 [2] （P3343）。这种状况一直到他将近四十岁左右，蒲松龄受聘到当时的望族毕际有家做塾师才有所改观。毕家对他很友好，报酬还比较丰厚。然而，毕家是世家巨族，科甲相继，而蒲松龄则是穷愁孤苦、寄人篱下的落魄秀才，这一反差无时不在刺激着他敏感而又寂寞的心灵，其艰难与孤独可想而知。这种生活长达三十余年，七十岁那年，他谢绝东家的一再挽留，告老还家。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同作者的家世出身、社会地位、所受前代传统思想的影响和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关，更与他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活际遇有密切联系。蒲松龄经历了长期的坐馆生涯，对塾师生活的冷暖甘苦有着深切的体验。因此在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的塾师生活的描写，如《房文淑》篇中塾师邓成德感叹：“我思先生设帐，必无富有之期。”《浙东生》篇中的房生因“贫不能归”“教授生徒”，最终还是落个“非狐则贫不能归也。”《五通·又》篇感叹设馆生活“孤影彷徨，意绪良苦”。除了这些对教师清贫孤寂生活的感叹，坐馆过程中教师与雇主及学生的关系，也是蒲氏所着力描写的。如《褚生》中吕先生与陈生、褚生之间的情深义重，《娇娜》中孔雪笠和皇甫公子的生死之交。

　　实际上，蒲松龄不但关注塾师生活中这些基本问题，更注重对其精神生活的关照。由于塾师教书在外，大部分都未能携有家室，教学活动之余，情感生活往往处于苍凉的空白之中。蒲松龄在他的小说中总是很自然地安排一些貌美可人、体贴周到的花妖狐魅去慰藉贫苦书生孤寂的心灵，使他们的生理、心理需求得到最大的满足。如《莲香》中的桑生孑然一人在异乡作塾师糊口，美丽勇敢的莲香寻找理由接近他，来慰藉其孤寂的灵魂；《红玉》中的书生冯相如过着“井臼自操之”的落拓生活，狐女红玉自荐枕席并无私帮助他，给其带来从精神到生活上的幸福。表面上看来，《爱奴》篇中的爱奴和红玉、莲香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自荐枕席去慰藉孤苦的书生。然而，《爱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是不容忽视的，爱奴是蒋夫人所恩重的一个婢女，她对徐生的照顾体贴是蒋夫人一手安排的；后来她又被蒋夫人作为谢礼送给徐生，才得以和徐生朝夕相处幸福生活。可以说，爱奴对徐生的情深意重、周到照顾都是蒋夫人花费代价换来的，她是蒋夫人送给徐生的一个特别的“尊师”礼物。

　　应该说，蒲松龄在《爱奴》篇中关于塾师生活的描写，投放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使小说中的塾师生活更加贴近现实社会中的真实生活、更加世俗化。他把塾师和鬼女的爱情故事放在“尊师重教”这个背景之中，给“尊师重教”这个主题涂上了绚丽的一笔。蒲松龄在长期的教书生涯中，感情生活的惨淡苍白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满腹才华却只有地位卑微的教师身份，他很在意能否得到雇主尊重。应该说爱奴是他的一个希望，也是一个幻想，他的这些精神需求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也可以说他自己生活中的缺憾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适度的补偿，从而使“尊师重教”这个主题得到了人性化的诠释：雇主对塾师的尊敬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人格和情感上的。

　　四

　　本篇以《爱奴》为题，“爱奴”作为行文的线索，贯穿始终。小说写徐生在蒋家设馆不久，就与爱奴燃起了私情。文章虽然主要写徐生和雇主蒋夫人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但后半部分还是以大量篇幅描写了爱奴与徐生之间的悲欢离合及徐生对爱奴的深厚感情，小说的结尾写徐生因鲁莽失去爱奴的痛心悔恨。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不无感慨地说：“余谓艳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莽，致灵物不享其年，惜哉！”纵观全篇，还是给人一种明显的文符其名的味道。

　　小说采用了对比手法，正文部分的内容与后面两则附录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写雇主和老师之间的互相体谅和尊重，虽有误会，但整个过程始终闪动着脉脉的人情。而后者则写雇主和塾师之间互相苛求、斤斤计较、剑拔弩张的矛盾，第一则结尾是塾师对雇主“自后横击臀股，锵然作皮肉声。”第二则的结局是雇主与塾师“操戈相向，两人破头烂额而赴公庭”。浓浓的火药味弥漫在师主之间。同时，小说中故事发生的空间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徐生是在阴间为师受到了鬼主仁厚体贴的尊重，而附录中的马生是在人世间受到雇主尖刻的对待。这些塾师在人间的悲惨经历，应该说有蒲松龄对教师生涯冷暖甘苦的深切感受。正如何垠所评：“待师之厚，人不如鬼”。也难怪王世祯在《聊斋志异·题辞》中猜想蒲松龄“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通观《爱奴》全篇，蒲松龄把书生与花妖狐魅的爱情故事和“尊师重教”这个主题结合起来，从而使“尊师重教”这个主题在另一个领域得到了诠释：雇主对塾师的尊敬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人格和情感上的。

　　注：本文出现的引文除注释外，均出自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

　　参考文献：

　　私塾教育篇10

　　【关键词】 延边地区；朝鲜族；学校教育；内容；特点

　　1883年，随着《吉林与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的签订，中朝边境解禁；1885年，清政府在图们江北岸设立专垦区、越垦局，并于1891年将越垦局改为抚垦居移至南岗（今延吉），为朝鲜垦民大量迁往延边和开发延边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1907年，延边的朝鲜垦民有14，700户，72，470人；1910年，日朝《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之后，破产的农民大批涌入，1910到1920年之间，迁入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族为93，883人，共计192，540人，他们之中有60%定居在延边四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辛勤劳作的同时，兴办教育是每个人心中的信念，因为这是传承文化纽带和反日民族斗争的基础。

　　一、延边地区朝鲜族早期传统的书堂教育

　　朝鲜人历来重视教育，凡是有朝鲜人聚居的地方，都要克服困难，开设书堂。延边朝鲜族的“书堂”教育开始于在1870前后，在1883年之后得到普及，到19世纪末，在朝鲜族居住的地方和村落，大多都有书堂。

　　书堂具有明显的简单性和原始性。一个书堂通常只用一间民房作为教室，有一名训长和十几个学生组成。教师的酬劳通常由家长分摊，或者由他人给教师代耕。书堂没有规章和制度，学生随时入学。其教育内容完全继承了朝鲜，以封建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学生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和“三纲五常”，具体包括《千字文》、《孟子》、《论语》、《明心宝鉴》、《通鉴》等。所设私塾大致有四种情形：第一种，是官宦人家为教育自己子女，聘请私塾先生所办；第二种是，私塾先生为生计而设，专门招收村里孩童学习；第三种是全村共同设立；第四种是由几个适龄儿童的人家合办一所私塾，聘请先生教授。

　　早期堂除了是青少年学习的地方之外，还是村落议事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村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村里的公共议事会请训长做顾问，村里的婚、丧、祭也请训长做主持。因此书堂不仅对下一代儒教启蒙和文化素质教育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是延边朝鲜族与祖国思想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延边地区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反日民族私立学校教育的兴起

　　1905年，反对《乙巳保护条约》的朝鲜人民抗争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爱国者和觉醒的知识界兴起了反日爱国启蒙运动，他们在谴责政府官僚的卖国行径和宣传爱国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内修外学”的主张，呼吁教育救国，要求“兄弟同胞，力求分发，一心重教育，激励新一代”，也遭到残酷镇压。这个运动被亡命在东北的爱国志士所继承。如此，延边迅速兴起了反日爱国教育运动。该运动在朝鲜移居延边的有识之士的领导下，以私立学校作为基本形式，来传播近代科学文化，唤起青年一代的反日民族意识。

　　1906年，延边龙井出现了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私立学堂，瑞甸书塾，它由朝鲜末代王族李相l在特殊的背景下创立。1905年，李相l在赴荷兰参加和平会议的途中，为创办学校，培养救国人才，特意在朝鲜人聚居的延边停留一年，联合爱国人士朴茂林、李东宁等创办了瑞甸义塾，进行新文化教育，它的成立标志着延边朝鲜族教育近代化的开始。但学校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统监部派出所的干预，不到八个月被迫关停。师生们搬迁到珲春县塔头沟进行重建，一年后有3个班74名学生毕业，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毕业学生和爱国志士继承母校传统，奔赴延边各地创办私立学校；1908年，延吉县局子街东西郊分别成立昌东书塾和光成书塾；同年10月和龙县子洞屯成立正东书塾；和龙县明东村创立明东书塾，后更名为明东学校，1910年增设三年制中学部，由金跃渊担任校长，之后学校为了新文化的传播，在学校附近的村社增开了六所夜校。明东学校很长时间内扮演着抗日斗争先锋角色，是反日运动的策源地。以上都说明延边地区朝鲜族反日民族私立学校蓬勃兴起。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更多人投入到学校教育事业中。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延边有私立学校19所，学生493人；1913年增至88所，学生1859人；1916年持续增长到156所，学生3879人；到1928年东北由朝鲜族反日志士和民众经办的学校已有388所，其中延边四县朝鲜族人民经办的反日私立学校208所，占东北朝鲜族人民办的反日私立学校总数的53.6%。

　　1、反日民族私立学校的类型

　　延边朝鲜地区的新兴文化教育运动与反日民族运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特别在朝鲜“三一三独立运动”和东北朝鲜族群众独立大示威运动之后，延边朝鲜族兴起了更大的办学热潮，普通学校基本上取代了私塾，按其隶属关系，大致分为：

　　（1）民族独立团体设立的学校。1920年北路军政署在汪治县十里河太平沟设立“士官养成所”；1920年北路都督府在延吉县设立“士官学校”；国民府自1921年至1924年，在安图县设立“军事训练所”、“士官养成所”；在和龙县设立“士官学校”、“剑成中学”，新民府于1925年3月在东宁县设立“成东士官学校”。1923年至1925年，延边朝鲜族独立团体大部分联合改组为“参议府”，该组织在每个行政区皆设有三所以上小学，实施中等教育，在中国中等学校设立“韩人科”。新兴武官学校在柳河县三源浦的原“新兴讲习所”的基础上建立，本校设在通化县哈泥河，分校设在通化县七道沟大块大帽子和孤山子河东两地。校长为创办耕学社的民族运动领导人李世荣，队长李青天、教官有吴光鲜、申八均、李范夜、李敬天等。学员分“下士官班”“将校班”和“特别训练班”。下士官班学习期限三个月，将校班6个月，特训班一个月。学校学员组织“新兴学友会”，并且创办《新兴学友报》，宣传革命理论，爱国思想来激励民众。从上述看，独立团体创立的学校主要分为初等学校和军事学校两类，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军政干部、战士及其后备力量，属于完全的民族反日学校。

　　（2）普通民众设立的学校。朝鲜族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创办的学校在这一时期大量增加，主要包括和龙县德新社营岩村F兴学校、清湖学校、龙井村大成中学校，延吉县勇新乡济东学校、维新村英实学校、尚义乡永生学校等。这些学校由当地农民捐款和捐粮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