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妖怪时，我们其实在谈论人

　　

　　2017年2月24日，北京。雍和宫上演传统“打鬼”表演。（图/视觉中国）

　　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至黄州，几年后，又动身前往岭南。

　　在黄州和岭表的日子犹生失意，但每天早晨起床后，子瞻不是招待来客倾谈，就是出门访客，不至于让自己落到孑然的情状。

　　交游的朋友不分鸿儒白丁，话题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浪，无有约束。

　　真碰上无话可谈的，苏轼便强令对方讲些鬼故事。

　　若是对方推辞，他便说：“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

　　如果一整天都没有客人聊天，苏轼便“歉然若有疾”。

　　一千年前，苏轼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听志怪故事的场面今天看来好生熟悉——这不正是许多中国人儿时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在互联网热搜和游戏机尚未普及的夏天，白蛇和青蛇的报恩，《聊斋志异》的人鬼殊途，鲛人、狐仙、山魈和无数个叫不上名字的精怪，分不清来由却在夜深人静的窗外窥探的两盏磷火，都是某个停电的夜晚最热闹的消暑话题。

　　现在，我们谈起的志怪传说和妖怪话题更多从属于流行文化范畴。

　　志怪虽然无法像上个世纪甚至苏轼的时代那样，成为侃侃而谈的起点或无话可谈的救星，聊得哄堂“尽欢”，但却变幻成更多的形式在今天流行——从电影《西游·伏妖篇》《捉妖记》到《白蛇传·情》，从图书《古本山海经图说》到《中国妖怪故事（全集）》，从《阴阳师》《百鬼夜行抄》到成体系的日本妖怪文化和衍生IP，及至最近出圈的《中国奇谭》，“离开浪浪山”和“大王叫我来巡山”成为口头禅，妖怪文化从过去的日常口述和谈风里走出，以更丰富的样貌出没在人类社会。

　　为什么“妖怪热”仍在这个信奉科学的世界风行？

　　除了被娱乐化、影视化、快消化，妖怪文化背后丰富深远的哲理与迷思、历史和现实意蕴，可能才是其真正的吸引力。

　　不思议，事出反常必有妖

　　唐代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云：“凡奇异非常皆曰怪。”即事出反常必有妖。“妖”的初义和“怪”相仿，所以常合称为“妖怪”。

　　《唐前志怪小说史》提到，雀生大鸟、兔舞于市、六鹢退飞、桑榖生朝等“群物失性”的怪事，以及预凶的歌谣、服饰、梦境等不吉征兆，都是妖。

　　战国小说《汲冢琐语》是所谓“卜梦妖怪相书”，记的多是此等事情。

　　秦汉以后“妖”“怪”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指的是动植物或无生命者的精灵，也就是怪物，如狐妖、狗怪等，或合称为“妖怪”。

　　王充《论衡·论死篇》：“六畜能变化象人之形者。”又《订鬼篇》：“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故妖怪之动，象人之形或象人之声为应。”《抱朴子·登涉》：“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

　　《搜神记》虽有妖怪篇，但所记皆为“天反时”“地反物”的异事，并无狐妖、狗精之类。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主要也还是指天灾地妖。

　　

　　2022年1月19日，上海。羊皮宫灯、海派灯饰、传统花灯、校场年画花灯被分别置于华宝楼、上海老街等点位，市民抬头便能遇见惊喜。（图/视觉中国）

　　与“妖”“怪”相近的名称还有“精”，“精”训为“精灵、精气”，人以外的事物获得灵魂、神力而能兴妖作怪，故而称作“精”。

　　精也常与妖、怪合称为“精怪”“妖精”。怪物又被称作“魅”，魅又作“鬽”，后世往往将其与鬼连称为“鬼魅”。

　　日本近代妖怪研究的创始者井上圆了在《妖怪学讲义录（总论）》里写到，妖怪是一切不思议之义，人智所不可测者是也。

　　但这个定义太广泛，连天神、宇宙都能被包容进去。

　　井上圆了于是说，凡世人于平生耳目所不惯接者，多谓之妖怪，“兼不思议与异常者也”。

　　“妖怪之有无，非在物而在人，非在于客观，而在于主观。妖怪之为物，实无一定之标准，妖怪之标准，则人之知识思想是也。夫下等人民之所以每多妖怪者，以知识浅而经验少，所见闻异常者多也，是蜀犬见日而吠之类耳。其人而智识进，经验富，则以其明事物之理，而所谓不思议者、异常者难得，妖怪亦从而少，是其所以随人与世而变也。”井上圆了点出了妖怪存在的土壤——人民知识浅而经验少。

　　翻开《太平广记钞》，你会发现，见诸书面的“不思议兼异常”家族是如此庞大，民间的惧怕、好奇、幻想与期望是如此旺盛。

　　其妖怪部载有人妖、鬼妖、蛊妖、草木、花卉、昆虫、羽族、六畜、野兽、狐精、水族、无名妖怪等诸怪，它们常常出没于人类世界。人和妖怪，并不殊途，还往往狭路相逢。

　　山魈是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妖怪之一。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在大树上做巢，有木屏风、帐幔，食物充足。

　　雄性被称为“山公”，必求金钱；雌性被唤作“山姑”，必求脂粉。山中行人多会备好黄脂铅粉和钱财献上。如能让它们称心，它们便可保护行人。

　　山魈和当地人的关系不止于此。每年，山魈会跟人借来田地和种子耕种，等到谷熟，就唤人来平分。它们性格耿直，与人分谷时从不多取。

　　而在浙南、闽北一带，山魈会潜入民居盗窃，但它们最怕被人辱骂——“浙有独脚鬼名山魈，福建浦城常有人见手曳帕子，乘片云飞过屋头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盗物，最畏骂人，知辄大骂，多掷还之。”

　　近年，浙南山区仍有骂山魈的习俗。顾希佳在《山魈故事的追踪研究：以浙江为例》提及，山民进山烧炭、种菇，安营扎寨后，都会先骂一通山魈，据说骂得越狠，山居安全越有保障。

　　“为虎作伥”这个成语至今仍在广泛通行，实际也是由妖怪奇谈衍生出来的用语。

　　据说，老虎可以迫使死于虎口的人的鬼魂为奴，也就是虎伥。

　　伥可以替虎试探猎户陷阱、引诱猎物，以及抓住猎物供老虎享用。

　　唐末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解释，伥只有找另一个人给老虎吃了，自己才能摆脱虎的奴役、获得自由。

　　但《中国妖怪志》观察到，“许多虎伥传说并未提到伥的解脱及其争取自由的意愿，相反，伥对它们的主人每每表现出特别依恋的亲切情感，心甘情愿‘为虎作伥’”。

　　在古人的生活里，老鼠、狸、蝇、鼠妇、守宫、蝙蝠、蚱蜢、蚯蚓、蛙、鸳鸯、柳树、龙蛇草都能幻化成精怪。

　　《酉阳杂俎》里，士人被大风一吹，便能被吹至“长须国”，当地的“王”让他做了司风长，还将其招为驸马，士人威势煊赫。

　　多年后，王向他哭诉，说国家有难，托他拜谒龙王求救。至于龙宫，查无此国，士人方才知道，“长须国”皆是一群虾精。

　　这样看来，古中国的百姓们奇遇的概率比现在高上许多倍，出门便能遇到一阵暴雨或一阵狂风，碰巧深入龙宫或者地府，午夜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头丑陋的怪兽或一只饥饿的水鬼，幸运的遇到报恩的妖，不幸的遇到寻仇的魅，娱乐活动极为丰富，总之——精怪遍地，有点儿浪漫绮丽。

　　妖怪，因时而变

　　古籍里的妖怪奇谈不在少数，若仔细钩沉，虽在历史层面无有依据，在文学和民俗层面倒还颇具生动意趣。

　　简短如《酉阳杂俎》其中一篇，“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怪异绮丽，真是可观的想象力。

　　还有一篇昭潭三美女的故事，出自《传奇》，讲一个叫高昱的隐士以钓鱼为业，夜半不寐，见昭潭上有三大芙蕖，三个美女各踞其上，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请言所好何道。”一云：“习释。”一云：“习道。”一云：“习儒。”各谈本教，理极精微。

　　三人原来是以释、道、儒弟子为食。听到她们说话的高昱劝阻前来的僧人、道士、书生，无果，三人殒命于水波中。

　　直到道行高深的祈阳山唐勾鳖经过，最终让三个美女现出大鱼真身，沿流而去。

　　用今天的说法，妖竟然也是“智性恋”，不光自己精通理教，吃的也是理教中人。

　　创作这个故事的人，究竟是对当时流行的释、道、儒嗤之以鼻，还是认为女性对理教拥有着破坏力，就不得而知了。

　　无论神话还是志怪、传奇，都根植于历史语境和真实的社会环境，妖怪也因时而变，因时人的好恶而重塑真身。

　　狐妖是妖怪族群里的典型代表，在历史早期曾作为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受到民众崇拜，但随着社会变革，竟加入到了妖精文化中。

　　《中国狐文化》提到，汉朝时期，狐瑞观念和狐妖观念同时流行，至少一部分狐已从图腾神、山神、瑞兽的神圣地位跌落下来，进入山精水怪的行列。

　　西汉昭帝时人焦延寿所作《易林》中，虽有狐兆福瑞的观念，狐为祟的描写却更多：妖狐惑人，家中“长女”已经嫁了三次，在娘家成日没羞没臊地忸怩作态，这是因为中了狐魅，被老狐精迷住了。

　　老妖狐弯曲着尾巴神出鬼没，潜入人家“为魅为妖”，把“长女”和“主母”迷惑住，弄得她们疯疯癫癫——这反映着汉人关于妖精变化的观念，即所谓“物老为怪”，年深日久，天地间某些精气便逐渐凝聚依凭于其中，皆能为魅为妖。

　　汉时的狐妖仅仅是一般作祟，“使人迷惑失智”，后期，狐妖作祟主要被规定为性蛊惑，即所谓“狐媚”。

　　魏晋南北朝的狐妖故事中，雄狐还是主要角色，狐妖诱淫女人是多部故事的主要走向。

　　六朝时期出现了新的狐妖观念——雌狐变女淫男。

　　《名山记》写：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也。这只叫阿紫的狐妖，便构成了后世对狐祟理解的重要来源之一。

　　不断被重塑的妖怪形象

　　《中国狐文化》的作者李剑国认为，把狐妖与美女、淫妇联系在一起，把至淫之物与妇人联系在一起，有着深层文化原因，即男性社会的性别歧视和女性偏见，女性观以“狐性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社会结束了母系制度后，女性便结束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和崇高地位，性别优势被男性所替代，男性成为社会的主体角色，女性成为男性的从属物，歧视女性的观念随之产生。

　　女性的生物功能和社会功能，便是充当男性的性玩偶——此之谓‘尤物’；家务承担者——此之谓贤妻；传宗接代者——此之谓良母。

　　就中女性的‘尤物’性尤被看重，而随之而来的男子的淫佚和由此产生的危害——国衰、家败、身亡，则都被归结为女性和女色的罪恶。

　　于是便有‘祸水’之说，于是便有‘伐性之斧’之说，于是便有‘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愚夫’的警世名言。

　　概括起来这是一种女色禁忌观念，是从女色赏玩观念——即‘尤物’观——的负面生发出的观念。

　　这样也就便有了淫狐变淫妇惑人害人的观念和淫狐禁忌观念”。

　　六朝时，狐妖所扮演的人类，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书生。

　　《搜神记》中的“胡博士”是“皓首书生”，是“教授诸生”的儒师。

　　《异苑》中的“胡道洽”，“好音乐医术之事”，是音乐家兼医学家。

　　《中国狐文化》写道：其他妖物的才多表现为文才、诗赋之才，精通学问如狐者则鲜见。

　　这里也反映着六朝士人崇尚知识、以博学为荣的文化心理。

　　与此同时，学狐都是雄狐。当人们从狐身上欣赏自己时，“被欣赏的是男人”。

　　到了唐代，狐妖中雌狐已占较大比例。

　　狐和娼妓的结合——媚珠之说，与当时的“尤物”妖人观、“祸水”亡国观等女色观大有关联，元稹《莺莺传》直抒：殷周时的殷纣王、周幽王，被妲己和褒姒——两个承受着千载骂名的坏女人——“败之”。

　　中唐人眼前则有更为切近的榜样，武则天、韦后、杨贵妃，不管历史如何评价她们，在唐人眼中，她们也都是惑乱君王、“必妖其人”的“天命尤物”。

　　在之后狐妖狐媚观念的发展中，唐人这种观念不断得到强调，以致“女狐媚人”成为全部狐妖故事的主体，而“狐狸精”一语几乎成为惑人女性的代名词。

　　直到今天，“学术妲己”和“学术纣王”的故事仍在上演。

　　与此同时，“兽质人心冰雪肤，名齐节妇古来无”的狐妖任氏被创造出来，这只千古第一情狐和美狐，具有时代理想女性的特质：良善和真诚。

　　李剑国指出，沈既济从审美视点重新审视狐妖，把作祟害人的狐转化为文学审美意象，是文学对宗教的反抗、审美观念对宗教观念的反抗、世俗情感对宗教情感的反抗。

　　任氏原型意象的隐喻意义排除了阿紫原型所谓“蛾眉有伐性之戒”的女色禁忌观，变为对情感和伦理的张扬。

　　及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面世，更多有恩有义的狐妖形象被创作出来。

　　这与清代人的狐仙崇拜一脉相承，因此，狐的人化和美化是必然的，情狐、仁狐、义狐的故事在这个时期被讲述得更多。

　　婴宁具备贤惠的美德；青梅能识英雄于尘埃；辛十四娘劝诫丈夫冯生克服轻脱纵酒、为其雪冤；狐秀才在旅途中充当书生的保护神，以友情相报；备受君子和庶民推崇的报恩美德，也被投射到狐身上……这是百姓对狐从厌恶、排斥到亲昵、和平共处的转变之一。

　　

　　《中国奇谭》海报。《中国奇谭》播出后，许多人自况是想走出浪浪山的小妖。

　　李剑国说，蒲松龄创造美狐的价值不在于他改变了传统狐妖的邪恶之性，不在于他对狐妖的评价具有真理性——狐妖本来就不是真实存在的，而在于当他对狐妖进行审美改造时，一批崭新的狐形象便纷纷出现了，这些形象凝聚着人情美和伦理美，足以唤起人的种种美好情感和美好愿望。

　　尽管现代人和妖怪精魅正面相逢的概率已经大大减少，但妖怪的形象和故事仍被创造、重塑，奇谈异闻仍在生活中隐隐“作祟”。

　　譬如杭州的雷峰塔倒掉时，鲁迅惦念起被压在塔下的白娘子——或许，雷峰塔的倒掉，正是为白蛇抱不平、想全其自由的民意所致？

　　鲁迅以此为喻：既是雷峰塔也有垮塌的一天，那彼时横行的封建压迫和权势，也终会有被推翻的一刻。

　　到了田沁鑫的话剧《青蛇》，白素贞幻化成万千个宋朝妇女相夫教子，为封建铁制困缚，繁衍不息，而雷峰塔岿然不动；许仙十年后纳妾生子，过起凡人的生活；青蛇在法海禅室的梁上等了五百年，民国十三年是她做妖的最后一天，修炼成人后将去急着过一个短命的人生。

　　心怀亿万斯年爱恋的青蛇和轮回多世的法海在同一天圆寂。

　　后逢雷峰塔被杭州百姓盗砖毁于一旦，舍利现世，召唤出了已经不想轮回的法海，他喊道：“小青，等我再与你传道解惑。”这显然已经加入了现代人的审美。

　　志怪小说，以志怪酒杯，浇向人间块垒

　　奇异丛生的志怪故事是古代人类社会最多的喻体之一，有警示育人的性质，也有折射社会现实的意味。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会把哲理和寓意写在故事中。

　　在《画皮》里，他写：“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在《娇娜》篇，他写道：“异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早期中国的鬼》作者蒲慕州假设，鬼故事代表了对现实中被限制或禁止的那些生活成分的渴望所想象出来的表达。

　　作家们有意无意地通过讲述鬼故事来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

　　这是因为在鬼的世界里，现实世界中的限制和禁忌可以被超越和超脱。

　　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思辨，认为这个想象出来的世界，若放在中国中世纪早期的现实脉络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阳间所欠缺的诚实、正义、不加掩饰的爱，可以在志怪所描绘的鬼世界找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构建出来的世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避难所，就像‘清谈’（魏晋南北朝及隋代，文人‘谈风’盛行，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哲学、文学和对世情人情的观察，历史作品和文学作品普遍繁荣，志怪小说也纷纷面世）的世界一样。在那里，陷入困境的文人墨客得以找到庇护。”

　　魏晋南北朝及隋代既是动荡时期，也是志怪小说的黄金时代。

　　现存和可考者达八九十种，作者队伍庞大，既有诸如魏文帝曹丕、宋临川王刘义庆等皇帝郡王，葛洪、王嘉、陶弘景等僧道士众，文学家如张华、陶渊明、颜之推，也有科学家如祖冲之，无所不包。

　　志怪小说层出不穷，拥趸众多。除了追求娱乐、刺激的心理需要以及宗教迷信的助推，大约也有“寻求精神庇护”的因由。

　　《古代志怪小说鉴赏辞典》里有句话也颇值得玩味：“按理说，社会愈进步，科学愈昌明，人类对鬼怪妖魅的存在愈不相信，何以会发生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呢？也许最早是因为对事物困惑不解，误以为‘怪’在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则因为秉笔直书某些事件易招致祸患，假托历史上某人某事，也难逃冤狱，于是采用谈狐说鬼等方式。既然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作者有激情亟待喷发的创作，那么在艺术加工上当然会有一些独具匠心的惊人之笔，写出了许多光彩夺目的名篇。”

　　如《中国奇谭》播出后，许多人自况是想走出浪浪山的小妖，志怪小说也在历史中被许多人聊作酒杯，浇去心中块垒。

　　回到一千年前的黄州，苏轼和宾客畅谈的那个下午。

　　他们讲了什么样的志怪故事，竟如此尽兴？

　　为哪只忠诚的精怪感伤，又为哪个蠢笨的鬼魅捧腹大笑？

　　宾客搜集来的故事，能否让失意的东坡，得到些许慰藉与欢乐？

　　参考资料：《中国早期的鬼》《古代志怪小说鉴赏辞典》《太平广记钞》《中国狐文化》《中国妖怪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酉阳杂俎》《聊斋志异》《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