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期或彩陶期，也即是公元前二二〇〇到一七〇〇年间的这一个时代；在中国史上有其重要性。如历史时期的商代或小屯期，虽不是直接继续仰韶期的，然它的文化却与仰韶期有渊源关系。“殷商物质文化有若干成分是完全承袭仰韶期没有变化的，如陶弹、石粟鉴之类；有若干成分是仰韶原样略加改变者，如箭簇、陶鬲之类；有的是完全新有的，如治铜、文字之类”。在世界史上更有其重要性。中国彩陶的发见，虽是极短时间的事；然彩陶区域几乎与世界最大的彩陶区域完全相等。安特生在《中国人的史前期之研究中说：

　　远东方面，发见彩陶的地方，西起新疆的婼羌，东达辽东半岛，东西距离，跨有三十六经度，几乎与近东方面，西起东欧，东达西部印度及西部突厥斯坦，彩陶发见的最大区域，完全相等。然而这伟大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六年光阴中，便获得了：即自一九ニ一年，初发见彩陶的时候起，到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止，前后十六年中获得了！东欧与近东，彩陶的研究，已经有了半世纪以上的时间；远东彩陶的研究，与这些地方相较，直可以说还才开始。我们如谓远东各省的彩陶，实构成了一个文化丛，与近东彩文化同其复杂与丰富，亦决非过甚之词。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已进入了畜牧兼农耕阶段。谋食的方法，已脱离了采掘经济时代，进入了生产经济时代；换言之，当时的人民已不单靠天然现成食物以为生，而能利用人工培养食物以为生了。他们已知饲养动物，栽种植物。饲养的动物，有猪、有牛、有羊、有山羊、有绵羊等，栽种的植物，有谷物等。至于居处，则是村落；仰韶期的人民，多半成了有定居的农民。安特生《中国人的史前期之研究》第五、六、三一各章云：

　　从河南仰韶村与不召寨两个重要的发掘区域，达尔博士所获不多。这两个区域所发见的骨物，与河阴发据区之一的治沟寨所见者不同，极少鱼骨。治沟寨与另一河阴发掘区都在黄河沿岸，富有鱼骨。

　　治沟寡所发见的哺乳动物，则有下之各种：最普通的是猪与家狗。已成了家畜的牛也很多；但没有绵羊与山羊。至于野动物，则有鹿及若干野兔遗骨。

　　在甘肃马家窑，亦即仲韶期遗物最富的一区，家畜中以猪为最多。其他家畜，在这一区，则只有狗。马家窑所见的野动物，最值得注意，野牛野鹿的遗骨都很多。

　　齐家坪则是齐家期的一个典型区域；这区域可以视为甘肃文化之最古的代表。其地离马家窑不过二十公里，所有动物遗骨，最值得注意。这里的家畜遗骨，比其他任何发掘区为多：有狗、有猪、有山羊、有绵羊，每种的数量都很丰富。至于鹿的遗骨，也有一些。

　　在归德的罗汉堂，猪的遗骨，最为稀少，仅有两片。牛骨则很普通，山羊与绵羊的遗骨也很多。所有这些动物，大概都已成了家畜。至于野动物，则有廘，兔，羚羊等。罗汉堂的居民，最会猎取羚羊，同时也会喂牛、羊及山羊等；这与接近西藏高原的地理情形完全符合；西藏高原，至今仍以畜牧与猎狩为很有出息的事情。

　　至于史前遗址中关于栽种植物的痕迹，则以仰韶村所发见的一个陶瓶碎片为仅有的证据。这碎片非常厚，满布储藏植物种子的痕迹。瑞典有名的植物学家艾德曼氏与苏达保氏曾经予以鉴定；经他们的鉴定乃达到一个极重要的发见。碎片上植物种子的痕迹，可以确确实实断定为谷壳的痕迹。这一发见，在中国意义极大：因为这不独把栽种谷物的时代拉长了；而且指出谷种的来源不在干燥的华北，而在多雨的华南。

　　仰韶期的人民，以及后来寺瓦期的人民，多半是农民；这从他们的大规模的村落生活看来，非常可信。仰韶村现在居人的地方，面积不过六万二千平方公尺；然在史前，则有二十四万三千平方公尺，这是从其四周的杂乱遗物可以证明的。甘肃齐家坪，现在居人的地方，不过三万五千平方公尺；然在史前，则有一十五万四千平方公尺。

　　这两个地方现在已经耕种的土地面积，固然比古代为大，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史前民族分布在这两个地方的，其分布的范围必较现在村民分布的范围为宽。再者这两个地方已经耕种过的土层，厚达三公尺至五公尺，更可证明为曾经农民久居之处。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民已知饲养家畜了，已知栽种谷物了；但使用的工具，仍以磨制而成的石器为主，还没有金属器物。因此生产品一定是很有限的，不会有剩余。当时每个村落里的土地与牲畜一定是公共所有的，饲养牲畜与耕种土地的工作一定是共同担负的，所有生活资料一定是共同享受的。既没有私产，又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斗争。这样的情形，只有原始公社制下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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