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丨《唐诗接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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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星期三

　　朝鲜诗人的目的不在理论创新，主要致力于如何传达中国诗论以指导本国汉诗创作，满足诗赋外交、科举试诗和自我抒怀的需要。

　　—— 《唐诗接受史研究：以朝鲜宣祖时期为中心》

　　朝鲜宣祖时期唐诗接受特征

　　宣祖时期是朝鲜汉诗发展的黄金时期。

　　虽然被誉为古代朝鲜“四大诗人”的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和申纬并无一人在宣祖时，但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群星璀璨，诗体全面发展，以及诗歌风格的丰富性和创作群体的多样性。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唐宋诗风转关，由高丽末期专学苏轼、朝鲜时代初期兼宗黄陈，转向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诗。

　　这种由宋至唐的转关呈现出阶段性。首先，燕山君到明宗时首倡唐风，唐宋诗之争与勋旧派、士林派的党争相表里，李胄、郑希良、姜浑等宗唐诗人受到士祸清洗，其中湖南诗坛学唐风气最盛。到宣祖初年，元明格法著作、唐诗选本群《三体唐诗》《万首唐人绝句》等以及李东阳诗集经过多次刊印、抄写，流传范围扩大，对诗歌发展的作用持续发酵，同时文衡朴淳有鼓舞之功，由此以湖南诗坛培育的崔庆昌、白光勋与由宋转唐的李达为中坚，形成纯粹的中晚唐格调，号“三唐”诗人。他们树立了朝鲜诗人的学唐信心，形成全社会普遍学唐的风气。

　　这一时期宗唐诗人群体广泛。宣祖时及第的车天辂、权韠、李春英则转向作为唐诗别调的杜韩，且兼宗宋调。其后，光海君、仁祖时期的唐诗接受与宣祖时既相关联，又有区别，刘希庆、许筠等诗人在宣祖时登第或成长起来，跨越两个阶段。由于此前尹根寿等积极引进明代复古派文集，七年万历卫国战争也加速了中朝诗歌交流，许筠、申钦、李睟光等在明代复古派的进一步影响下，在理论建树和选本实践方面加深了唐诗接受。

　　唐风兴起之初，俞好仁、李胄等由于转变不彻底而兼有唐音宋调，宣祖后期车天辂、权韠、李春英因个人性情所近，转向杜韩诗，又回到唐宋兼宗的取法路径上，历史形成一个循环。“合取唐明”则代表了光海君、仁祖时期许筠、申钦、李睟光等人的唐诗接受特点。在王世贞、李攀龙等明代唐诗学的影响下，朝鲜汉诗的创作风貌和理论趋向都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再拘守中晚唐格调和亦步亦趋的摹拟，境界更开阔，同时有自觉的理论建构和丰富的选本编选实践。

　　与光海君、仁祖时期的学唐诗风相比，宣祖时的唐诗接受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宣祖时宗唐诗风的兴盛及其创作风貌主要受到元明以来唐诗选本和格法著作的影响。选本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态，具有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确立创作范式及文学史经典的多重意义；诗格诗法虽然不为精英诗学认可，却能满足朝鲜诗人学习创作的实际需求，适合朝鲜重创作不重理论的接受期待。因此二者成为朝鲜半岛接受唐诗的主要方式，其现实影响力远甚于诗话、笔记、序跋等诗学文献。中国传入的唐诗选本、格法著作作为创作范式，对朝鲜汉诗具有转移一代诗风的重要作用，在诗歌体式、风格、诗法、诗史观等方面深刻影响与全面塑造了朝鲜汉诗。虽然朝鲜未像日本呈现出单一选本交替主导诗坛的现象，但是一系列性质、诗学观相近的选本组合产生集成效应，推动了诗风嬗变。

　　南宋于济、蔡正孙编集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诗格、选本、评点三位一体，选七绝一千余首，分为三百四十余格，详细指导作诗技法，非常适合初学者。因此《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不仅在朝鲜流传很广，也传到日本。万历卫国战争后，即使明代一些著名唐诗选本如《唐诗品汇》等已经涌入朝鲜，《联珠诗格》仍被重新挖掘并赋予意义。

　　如果说《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意义主要在于诗歌启蒙教育，杨士弘《唐音》对创作风貌的影响则更为深刻全面。除自身编纂体例适合朝鲜外，明朝台阁李东阳、杨士奇、杨荣的标举也是重要原因。朝鲜时代中期《唐音》抄本、刻本较多，流传范围广。《唐音》有初步的审音辨体意识，不选李、杜、韩诗，绝句多选乐府体，标举盛唐而实际选诗以中晚唐居多，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宣祖时宗唐诗人的创作风貌。

　　唐诗选本资源对宣祖宗唐创作风貌的影响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宗唐思想主要渊源于唐诗选本，所以呈现出泛取唐代各家而不名一家的接受特点。李珥《精言妙选》唐诗部分入选九十位诗人，其中的中小诗人没有专门的别集，他们能入选，显然出自选本的影响。二是受元代唐诗学如《三体唐诗》《唐音》等影响，此时期不专主盛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虽然盛唐仍被公认为最高典范，但因其不可及而被悬置，唐诗范本《万首唐人绝句》《二泉绝句》《唐音》等实际选诗以中晚唐为主。影响之下，汉诗实际创作风貌也以中晚唐格调为主。三是《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专选七绝，《三体唐诗》《万首唐人绝句》《二泉绝句》都包括七言绝句，唐诗范本给朝鲜诗人最深的印象是绝句，也直接为宣祖时诗人提供了绝句范本，因此七绝能够成为此时期成就最高、最动人的诗体。一言以蔽之，从诗学渊源的意义上讲，当时流行的唐诗选本选诗以中晚唐为主，对宗唐诗风中晚唐倾向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其擅长绝句也有一定影响。

　　其次，与宗唐思潮渊源于唐诗选本相关，宣祖时唐诗接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创作方面，从创作（唐诗选本）到创作（朝鲜诗人摹拟），还没有自觉的理论建构。此时期的序跋、诗话笔记对唐诗的论述不多，即使论述也是具体的逸闻轶事、典故考证等细节。选本编纂和理论认识比创作滞后。虽然不名一家，不专主盛唐，但宣祖时的宗唐创作追求唐诗格调的纯粹，对宋诗的说理议论、堆砌典故有很高的警惕，尤其“三唐”诗人树立典范之后给其他诗人带来影响的焦虑。即使与“三唐”诗人同时的高敬命、许篈，因为由宋转唐，呈现过渡特征，也往往对自己不尽满意。

　　追求格调纯粹的背后是以宗唐得似为创作和批评标准。朝鲜诗人从语言、风格、意象、用典等各角度摹拟唐诗，追求酷似，后世诗论家在选本、诗话、序跋等评价诗作时也多以“逼唐”“近唐”“优入唐域”“极似唐人乐府”等作为最高评价，甚至有“置之唐人集中，辨之不易”的传奇叙事。

　　持此标准的诗论家许筠、李睟光、申钦、洪万宗并不限于宣祖时期，以酷似唐诗为评价标准是朝鲜时代中期唐诗接受共同存在的现象，他们在追溯宗唐系谱时，李达、郑澈以及朝鲜时代前期的郑之升、金净都曾获此殊荣。与中国诗无异也是李达、白光勋等诗人自身的主动追求。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对唐诗作为最高典范的认同。朝鲜时代中期如此追求宗唐得似的原因在于，在严辨华夷、钦慕中华的文化观念下，“雅”为朝鲜汉诗的最高价值准则。以中国文学为高雅，以朝鲜文学为鄙俗，学习中国、不断与中国诗歌同化是朝鲜化俗成雅的途径。宣祖时惟妙惟肖地摹拟唐诗正是追求文化意义上的文雅。与其后的宗唐诗论家以复古为创新不同，尤其朝鲜时代后期转而追求“真”，追求朝鲜诗风的自立，因此提倡“天机”与“真诗”的金昌协等人批评宣祖宗唐诗人蹈袭。由亦步亦趋地摹拟到自立，这是朝鲜汉诗接受唐诗必然要经历的历史过程。

　　从诗歌艺术角度看，宣祖时宗唐有以下艺术特征。

　　首先，秉持性情、兴象、声调三位一体的唐诗观。宗唐诗人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的性情，性情论或与宋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相反，或针对过分注重辞藻、声律等诗歌形式。理学家或者受理学影响的诗人强调性情之正，淡化对艺术形式的绝对追求。另一部分持纯文学观念的诗人强调性情之真，在诗中抒写感性的情思，如“三唐”诗人在诗中表达或低沉或孤寂的心绪，权韠书写党争时代的寒士悲歌。此外，宗唐诗人往往都创作过艳丽绮靡的乐府、宫词、游仙诗、香奁体等。性情是各时期宗唐诗人的共同诗歌理念。

　　宋诗以议论说理为主，多用直抒胸臆的赋法，用典也是其重要的表达方式，可以在与历史的互文关系中增加诗歌的意蕴内涵，而用典过多或过于偏僻则使诗歌晦涩难懂。朝鲜宗唐诗人反思海东江西诗派宗宋弊端，认为用典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宣祖宗唐诗人放弃以学问为诗，尤其崔白极少用典，而多使用自然意象，以建构意境为旨趣，恢复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的唐诗传统。宣祖时宗唐诗人也有审音辨体的诗法探求。杨士弘《唐诗正音》较早按照诗体编排，明代辨体之风盛，顾璘评点《唐音》时在各诗体卷首往往分述该体风格要求，不过顾璘评点本《唐音》在朝鲜流行较少。即便如此，《唐诗正音》各体风格差别明显，长时间的涵咏讽诵也能体悟并习得各体风格的差异。除诗话、选本之外，一些格法著作也能提供辨体观念。

　　其次，宣祖宗唐还对乐府和绝句进行专意摹拟。

　　宣祖时宗唐诗人擅长的诗体集中在七绝和五绝，五律、五古有权韠，七古有许篈、李达、权韠，七律则全部为宗宋诗人。李睟光云：“朴淳、崔庆昌、白光勋、李纯仁、李达皆学唐，其所为诗有可称诵者。但止于绝句或五言律，而七言律以上则不能佳。”乐府创作也是宣祖宗唐诗歌的一个亮点。乐府集中体现了唐诗不同于宋调的丰神情韵，抒情旖旎，语言浅近自然，格调清新明快。宫词、游仙词可以容纳华美的意象，形成清丽的诗境，《塞下曲》可以抒发壮怀，并且可以使用顶真、叠字等调声方法，又多出之以近体格律，有声韵流转之美。总之符合当时性情、兴象、声韵三位一体的唐诗观。朝鲜诗人或沿袭汉魏唐人旧题，或自拟新题，对乐府的摹拟成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学唐方式。

　　宣祖时唐诗接受的艺术特征还表现为学杜不等于学唐的价值判断。中宗时尹春年将杜诗归属于盛唐体，而许学夷《诗源辨体》则认为杜诗与盛唐诗风不同。宣祖时宗唐诗人也普遍认识到杜诗为唐诗别调，以意为主、重诗法，属于唐律中开宋。以“三唐”诗人为主的宗唐诗人认为学杜与学唐不同，正是出于学唐与学杜不同的诗歌观念。

　　宣祖时学杜的诗人往往与宋调有关联，如宣祖早期受宋诗风影响的卢守慎、黄廷彧以及后期唐宋兼宗的车天辂、权韠与李春英。

　　朝鲜时代初期理学家金宗直和李滉的学杜都有因朱熹推重杜诗的因素。朝鲜诗人南孝温云：“朱文公晩年，好读杜诗。……占毕斋金先生曰诗陶冶性情，吾从师说。”宣祖初期卢守慎的尊杜，就因研习理学受朱熹的影响。中宗、明宗以来，杜诗的典范作用主要在于消解苏轼诗对高丽中期至朝鲜时代初期诗坛的垄断，朝鲜诗人从艺术形式角度学其风格、格力、诗法等。

　　宣祖八年（1575）东西党分立后，党派倾轧，士人动辄得咎，被贬谪遭受穷苦，或沉居下僚，仕途蹭蹬。尤其万历卫国战争经受家国之痛后，对杜诗中表现的乱离、穷愁、漂泊感同身受，士人普遍对杜甫诗有了更深刻的共鸣。

　　宣祖诗坛承上启下，既取得了与盛世相协调的丰雄高华的艺术成就，也具有很强的生发性，酝酿了其后汉诗发展的趋势。宗唐诗人积累的丰富创作经验，为光海君、仁祖时期李睟光、许筠、申钦进行理论总结和选本编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三唐”诗人、许兰雪轩的创作开始进入中国诗歌选本，为朝鲜汉诗获得了东亚声誉。

　　与中国的唐诗接受相比，朝鲜唐诗接受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诗学策略重创作轻理论。朝鲜对中国诗歌与诗论的接受采用学诗者的视角，传播、接受唐诗的根本目的是创作，唐诗接受史具有很强的实践属性。因此对唐诗文献的接受也重格法、选本与别集，诗话不是每个诗人必需的阅读文本，流传范围不如前者。二是依附中国诗学理论，承袭多，独创少。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以“事大”“慕华”之诚敬为主，独立、批判、反思的精神不如同时代的日本。朝鲜诗人的目的不在理论创新，主要致力于如何传达中国诗论以指导本国汉诗创作，满足诗赋外交、科举试诗和自我抒怀的需要。

　　图 书 推 荐

　　

　　唐诗接受史研究

　　——以朝鲜宣祖时期为中心

　　张景昆 著

　　2022年10月出版 / 148.00元

　　978-7-5228-0450-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朝鲜宣祖时期（1567-1608）类似于中国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既是汉诗发展群星璀璨的黄金时期，又因王朝经历壬辰倭乱由盛转衰而酝酿着创作思想的重大变化。其中“三唐”诗人标示了朝鲜半岛接受唐诗过程中的创作高峰，具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本书以“三唐”诗人为中心，创作与批评、选本相结合，文学与文化相结合，勾勒朝鲜宣祖时期的唐诗接受历程，尤其注重考察师法典范迁转对诗人诗风与诗坛风气嬗变的影响。

　　作 者 简 介

　　张景昆，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朝鲜汉诗与诗经学。

　　目 录

　　绪论 朝鲜宣祖时期文化语境与唐诗接受机制

　　第一章 宗唐文学思潮的发轫

　　第一节 朝鲜时代初期的由宋转唐与唐宋诗之争

　　第二节 卢守慎、黄廷彧、崔岦谪中尊杜

　　第三节 朴淳、尹根寿对宗唐思潮的引导

　　第四节 郑澈的意象经营

　　第五节 高敬命的学唐方式

　　第二章 “三唐”诗人的创作高峰

　　第一节 “三唐”诗人宗唐缘起及其与明代前后“七子”的比较

　　第二节 崔庆昌、白光勋的意境营造

　　第三节 李达的由宋转唐与沉着雅丽诗风

　　第四节 “三唐”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及其艺术局限

　　第三章 “三唐”诗人遗响与全社会宗唐

　　第一节 林悌的转益多师与许篈乐府的由唐入汉魏

　　第二节 理学诗人李珥的《精言妙选》及其唐诗观

　　第三节 台辅诗人李山海的诗风转变

　　第四节 许兰雪轩的诗境

　　第五节 诗僧与委巷诗人对唐诗的审美取向

　　第四章 万历卫国战争与中兴诗坛的唐宋兼宗

　　第一节 车天辂的杜韩接受与《乐府新声》

　　第二节 权韠诗的性情与比兴

　　第三节 李春英的多方取径与平铺富赡诗风

　　余论 宣祖时期唐诗接受特征

　　参考文献

　　后记

　　

　　

　　

　　策划：佟 譞

　　原标题：《新书速递丨《唐诗接受史研究——以朝鲜宣祖时期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