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牛人牛事荟】辜鸿铭那些直扎人心的名言

栏目：小说资讯时间：2023-08-16

　　辜鸿铭，字汤生。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辜鸿铭手书

　　据说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两千五百年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谙熟欧洲文明而服膺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再次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东、西方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

　　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与“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

　　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祥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 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

　　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外研社，1999）

　　怎样精通9国语言？看看民国大家辜鸿铭的外语学习法杨柳红飞

　　辜鸿铭，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 个之多。他的思想影响跨越 20 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 10 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跳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 37 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一了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了。

　　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让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 1872 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时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论语·季氏》有云：“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兽而学之，又其次也。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至于“困”字的意思，旧注谓“有所不通”，钱穆先生解作“经历困境”，辜鸿铭则自谓“吃不消”。他晚年曾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的还是坚持'困兽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堂！”辜鸿铭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不禁慨叹道：“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则当时人们多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在于他的天赋聪明，辜鸿铭自己是不承认的。

　　1877 年 4 月，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仅 20 岁。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与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 22 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生可比。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他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

　　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

　　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若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阂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学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学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为什么民国之后中国就不出大家了》

　　凡鸟偏从末世来——论辜鸿铭其人

　　作者：姑苏包不同

　　清末民初是近世中国最动荡最尴尬的时代，而思想界在这动荡尴尬里偏又重演了一出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花似锦。当世人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时，北京街头却有个留灰白辫子、带瓜皮小帽、穿长袍马褂的身影固执的打扰着路人的视线。古怪狷狂的他不仅把少年留洋时所着的西装革履尽数锁进柜里任其尘封，还在赠张勋的对子里自鸣得意的题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指清朝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技（指辫子）。”此人自然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辜鸿铭。

　　常人了解辜鸿铭大约先从他的生平趣事入手，而世间流传的老辜轶闻也像阿凡提传说一样出人意表又逗人捧腹。其中最享盛名的当数他的纳妾论和杯壶论：“妾者，立女也。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老辜的意思是大丈夫在外劳苦奔波一日，回家理应有一小妾侍立在侧端茶送水、照顾饮食起居。当美利坚女权主义者上门兴师问罪时，老辜不动声色的调侃说：茶壶、茶杯好比男人、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就天经地义，而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则万万不可。一句话噎得那女士面色发白。老辜一贯的本事就是强词夺理偏能自圆其说。他尝振振有词言道：“中国的那些纳妾有群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

　　另有几则老辜与洋人打交道的趣闻也脍炙人口。一则曰老辜某次在伦敦电车上阅读洋报，却是双手倒执报纸，引得洋人讥笑他不懂装懂假充斯文，老辜立即回敬：英文这东西太简单，须倒着读才有点意思。二则曰北大任教时老辜在教师休息室遇一教授英国文学的洋先生。洋人见这留小辫、戴墨镜的小老头驻杖危坐、不言不动，就心生好奇问旁人此老来历。老辜闻之即以拉丁文与其对话，看对方反应木然即转用希腊文，见仍无应答才用英文斥道：枉你教授英国文学，如何不通拉丁、希腊二语？洋人大惭遁去。三则曰老辜早年在西洋留学，一回祭祀祖宗上供食物时，女房东笑其迷信就讥讽道：你们祖先什么时候来吃这些食物？老辜不假思索答道：在你们祖先闻到墓地花香的时候。

　　本来此等轶闻该令国人对老辜生出几分敬意，可他偏偏又是君主制的狂热拥护者、女性裹足的强力倡导者，而他大谈随地吐痰的好处更有过分往国人脸上贴金的嫌疑。所以学者们警惕的把老辜归入“奇人”、“怪才”、“狂儒”之类边缘性科目中，不客气的就直接称之为遗老或者守旧派了。

　　老辜曾对孙女用四句话总结自己一世，叫做：“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因此晚年也自号东西南北老人。他出生的一八五七年正是中国近代史耻辱动荡的开端，因为降生于南洋槟榔屿倒免受了战火离乱之苦。十岁随洋义父回苏格兰前，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无论身在何处莫忘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其实老辜父亲是福建移民的后裔，母亲却是葡萄牙人——货真价实的洋鬼子）。

　　辜洋义父布朗是个天才的语言教育家，他在辜鸿铭上文法学校课余亲自督促他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授方式与中国古代私塾不谋而合，用死背作为敲门砖。所谓死背就是对原文一字不加解释的背诵，只求背熟不求读懂。布朗的理论是“听懂再背心就乱了，不如倒背如流后弄懂来得好”（该理论与现在流行的“理解基础上记忆”的概念正好相反）。而且布朗老先生一出招就是重手，居然选了德国文学中最幽深晦涩的《浮士德》作入门教材。少年辜鸿铭花了大半年背完《浮士德》，又花了一年将之记熟理解，然后开始啃莎士比亚，按老辜话说，莎士比亚文字比浮士德浅显得多。他越背越顺手花了一年背完了莎翁三十七个剧本，转而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他后来在法国教房东学希腊文时用《伊利亚特》打头阵，就是这套死背心得的延续）。

　　此后老辜渐渐养成了凡书间读间背过目成诵的习惯，入爱丁堡修文学硕士时（导师就是著《论英雄崇拜》的卡莱尔）曾立志将图书馆文史哲书籍阅尽。后来在北大教英诗时，由学生求教学语言妙法，老辜言道：“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的就是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因为兼通英、法、德、日、俄、意、拉丁、希腊、马来亚九门外语，旁人誉老辜为语言天才，老辜却连连摇头、感叹今日之成果是以昔日之泪水换得。读完爱丁堡文学硕士，老辜又往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哲学（四十年后的林语堂惊奇的发现老辜的著作已成为莱比锡的指定教材），接着又去法、意诸国游历求学。老辜整个欧洲游学历程长达十四年，共获十三个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柏林大学的土木工程博士），可说是战果累累（那时读博士似乎为期也短）。

　　求学即毕、本拟往新加坡求职的老辜由朋友马建昌引荐入张之洞门下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幕僚生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国外文稿并襄助洋务事宜，也是自此时，他着手精研中华古典文化并为之心醉（那时自号“汉滨读易者”）。一九〇五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老辜被聘为督办。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一九一〇年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列第二、仅次严复。根据老辜所著的《张文襄幕府记闻》记载，他有过多次随同李鸿章、恭亲王参加涉外谈判斡旋的经历，并曾对八国联军总帅瓦德西晓以春秋大义将之降服（焉知不是老辜杜撰自吹？）。

　　天地可鉴，老辜对垂死的清政府忠心不贰，将清帝奉为正统君王，将满人捧为当世中国之贵族阶层。他大谈“王道”与“王八蛋之道”，撰有《尊王篇》留传千古。老辜对清室的从一而终妨害他追随任何新的王朝取代者，又印证了他毕生的言行如一、执迷不悔。他很有魏晋狂士的风骨，常常言辞无忌语出惊人。慈禧生辰时，他当着高朋满座朗声作《爱民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闻者相顾失色。袁世凯常得意洋洋自称“不讲学问，只办实事”，老辜冷冷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袁世凯为当选大总统送老辜两百大洋拉选票，老辜坦然受之，隔天逛妓院时恶作剧的点了所有妓女每人赠一个大洋，还嘻笑说此乃袁大总统所赠。老袁身亡、举国哀悼三日，他偏请戏班子来家里唱了三日大戏。大概在老辜眼中，老袁应当算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好比东汉的王莽、三国的曹孟德。

　　老辜有傲骨，因此说话往往不信邪不计后果。他曾当面讽刺某官僚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老辜也有侠气，据说他的日本夫人贞子本是汉口一家青楼的妓女，老辜逛窑子时闻其身世可怜，当即掏二百两银子为之赎身，又赠纹银五十两令其寻找失散的双亲。不料一月后二人再度街头邂逅，老辜见她走投无路才将之收留，终于促成了一段美满姻缘。

　　老辜自命风流的很，虽然常常栖身花街柳巷，与两位夫人感情倒是极好。他曾戏言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老辜极爱她的三寸金莲）；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十八年后，贞子病故，老辜失了“安眠药”，每日辗转难眠，后来想出办法，置死者一缕青丝于枕畔才勉强入梦。他作诗悼亡妻曰：“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民国建立后，为表示效忠清廷，老辜寡妇守节般辞去公职毅然北上。慧眼识人的蔡元培当即把老辜招揽到了旗下。当他梳着小辫走进北大课堂时，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老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众生静默。讲英诗时他高谈阔论说：“英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国风又可分为威尔士风、苏格兰风等七国风（只是没有萨克斯风）。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相信那时底下的学生听到“四夷之邦”这四个字，一定都在窃笑老辜的迂。

　　虽然不得不服膺于他的文学功底，北大师生多数对老辜还是心怀成见、视其为异类的，虽常暗中遭人“弹劾”，但老蔡表态说：但凭此人的英文水平已足够在此任教。对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老辜象对当年的张文襄公一般铭感五内。后来老蔡辞职、全校师生开大会挽留时，老辜也挺身而出上台发言。台下众人一时心中忐忑，不知这怪物又要作何奇论。老辜却只说了两句：国不可一日无君，蔡校长就是我们北大的君主，所以蔡校长不能走。众人不禁莞尔，倒也没与他计较。

　　如果说老辜的政治立场在王朝末世不合时宜，那么他的文化立场也是一脉相承的逆风千里。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时，老辜跳将出来用英语撰文反对白话文、尊王攘夷、倡导孔教，成了一只不自量力的撼树蚍蜉（还有一只是林纾）。老辜绝望了，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生命中将恶作剧进行到底，索性以一副千夫所指的遗老打扮来抗议滚滚的浊世洪流。故意与时代相悖的特立独行使他成了不合群的怪物，也许这正是他所求的——尽可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予这世界以最大的嘲讽和轻慢。

　　其实老辜最了解世界，比同时代的任何国人都了解得多。因为已学贯中西打通了文化的任督二脉，老辜所发议论俱是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说起来倒是洋人比国人信服老辜说的话，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叹道：“……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因如此，老辜抨击起西方文明来头头是道、一针见血。甘地称老辜为中国的圣哲；与老辜同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泰戈尔（后成为获奖者）也对之极推许；芥川龙之介赴华前有洋人对他告诫：可以不看三大殿，绝对要看辜鸿铭；毛姆上门求教被骂得狗血淋头也心甘情愿（这段极为有趣的对话记载在毛姆的《辜氏访谈记》中，从中亦可见毛氏雅量）；慕名而来的还有日本首相、俄国王储等达官贵人；而其时在德国老辜已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

　　老辜一生著作大约有七八种（其中半数是用英文所著，后来者有林语堂），最有名的要数《春秋大义》（也译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西文译作也约有七八部（包括三部儒家经典）；《字林西报》、《日本邮报》、《北京日报》、《密勒氏远东评论》、《华北正报》、《泰晤士报》等国际英文大报都是他批判西方、提倡孔孟的阵地。老辜一贯强调中国人深沉、博大和纯朴的三大美德，他评价说：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据他说，中国人永远不会喜欢制图表之类的工作也源于此）。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他又说中国人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宗教”，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套儒家哲学和伦理体系。儒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 他论证道：作生意如果没有廉耻感使商人履行契约，那么所有的贸易将立刻被迫停止。法律的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一段短暂的时间，暴力无法使一个社会长治久安。正象家庭宗教定下了对婚姻的誓约一样，孔子的国教里定下了关于忠诚的神圣誓约，忠诚之道给中国人安排的精神秩序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反对盲目崇洋、更反对全盘西化，在他心目中孔子的文章是中国社会理想的典范，也是近代中国自尊自强的唯一出路。

　　林语堂评价其人曰：“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也许是生不逢时，也许是怀才不遇，老辜空有报国大志、满腹学识，终沦落得佯狂避世、郁郁终年，就如同一只生于末世的五彩凤凰，只能在近代中华的血色黄昏里发出几声无奈的唳鸣。

　　附：《楚狂接舆歌》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尤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辜氏译文：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i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妾】

　　辜鸿铭当北大教授时，有一天，他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宇，说：“'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审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

　　【辫子】

　　辜鸿铭梳着小辫走进北京大学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辜续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当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是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

　　【皇权】

　　“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这是为人所诟病处。可有谁注意过，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的。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历史可能已经证明辜鸿铭主张皇权是错的。可在当时，他却足以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保留皇权，并不等于拒绝现代化。消灭皇权，也不等于就自动实现了民主。中国的皇帝被打倒了，可是那些参与打倒了皇权的人之后又干了些什么呢？复辟，内战，再复辟，再内战。没有了皇帝，中国就陷入了人人都想用枪杆子争当皇帝的混乱局面。人人争当皇帝，受苦的只有百姓。

　　【小脚】

　　“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辜鸿铭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读报】

　　辜鸿铭在英国街头故意倒着拿报纸看，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辜汤生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骂人】

　　辜鸿铭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枪】

　　“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惟我独尊的不以武力而用智慧管理国家，为什么现在会遭到你们这些白种人的轻视和欺凌呢?因为你们发明了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只知道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却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聪明的百姓。当黄种人会造和你们白种人一样的枪炮，而且和你们射的一样准时，你们将面临什么呢？你们喜欢枪弹，你们也将被枪弹判决！”

　　【文明】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

　　辜鸿铭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

　　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

　　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

　　【袁世凯】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老辜又不肯接受。

　　袁世凯一死，辜鸿铭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

　　【上课】

　　辜鸿铭对北大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

　　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辜鸿铭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

　　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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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辜鸿铭骂不惊人不罢休》

　　来源：凤凰网

　　他擅长骂人，他爱骂人，有人说他保守反动，但是他骂的许多人，要么懒、要么笨，要么人品不端。敢这样骂人的人，今天已经没有了。

　　 “洋鬼子”对辜鸿铭又敬又怕。他毫无顾及地称呼他们“洋鬼子”、“夷狄”。没有一个人敢于嘲笑这个干瘦、戴瓜皮帽、穿长袍、拖着小辫子的老头。如果你说中国不文明、不开化，那就糟糕了。他会拿出贵国文化中最阴暗最不光彩的一面，用熟练的贵国语言来消遣你。

　　对于本国的一些人来说，辜鸿铭则是一个笑话。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期间，有人看他孤僻古怪、行事出人意表，称为“ 辜疯子”，他也不介意，借这个称号遮着脸，继续进行着他的骂人事业。

　　辜鸿铭反对男女平等，号称效忠前清，却又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权势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北大校长蔡元培。并非是因为蔡元培给他饭碗——他的另一位上级张之洞也被他毫不客气地讽刺批评过。

　　这样一个神奇的骂人者，构成了北大精神中的一个截面——独立、批判，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名声。同事对辜鸿铭评价不一，李大钊曾经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同样善于骂人的陈独秀则斥之为“顽固”、“老古董”。

　　可以确定的是:辜鸿铭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爱国、精神上是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今天最缺少的。

　　善骂者是如何炼成的

　　辜鸿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据说先祖在福建误杀了人下南洋避祸，母亲是葡萄牙人。辜鸿铭生于1857年，原名汤生，从小聪明异常，和父亲一起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非常喜欢他，认为义子，带着10岁的他去英国求学。

　　当时的辜汤生很瘦矮，还拖着一条辫子，很受“夷狄”同学的欺负，西洋人管那条辫子叫“猪尾巴”，同学甚至把他推进女厕侮辱他拖辫子。他发奋读书，十几岁就能背下多半本德文《浮士德》。

　　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多次提到中国文明的好处，其实大家谁也没去过中国，认为中国比欧洲完美，一是鼓励西方人自强，二是文人对东方的意淫。但是辜汤生能看到这些著作心中十分惊喜。

　　天才的辜汤生23岁那年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和一个德国博士学位，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游学进修。学识已经十分渊博，同时和“夷狄”斗嘴还练就了出色的辩论功夫。

　　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辜汤生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游学结束之后，辜汤生被马来西亚当局安排到新加坡做事，遇到了当时为清政府做事的马建忠，马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辜汤生和马畅谈三天，迷上了祖国文化，决定回国工作。这时他把名字改为“辜鸿铭”。

　　回国后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主要做翻译和百科顾问——他每天给张之洞讲“西洋那些事”，帮张做了许多重要工程，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又调入外务部办外教。这期间苦读儒家经典，从《康熙字典》开始，先把字认全，然后开始读经史子集。他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用歌德等西方名作家的话加注，不断向西方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桶当年袁世凯”

　　辜鸿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辜鸿铭就敢损她。1902年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当时感叹:“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于是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 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曾经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和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支持袁党。辜鸿铭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努力向政府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老辜又不肯接受。

　　袁世凯一死，辜鸿铭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冯国璋、张作霖都曾希望把辜鸿铭拉拢过来，“狗肉将军 ”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他都没有答应。

　　进了北大还要骂

　　 1917年，辜鸿铭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同时受到邀请的多数是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辜鸿铭和新派人物之间理念不同，经常打嘴仗。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进了北大就相当于候补官员，据说清末的体操课上，教员都要这样下口令说:“官爷请向前一步走。”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发出一阵爆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是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鸿铭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诽谤文章”文辞太差，没有真去打官司。

　　辜鸿铭对学生也开骂，曾经教过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说:“这是洋《大雅》，那是洋《离骚》。”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当时的北大有不少外国教授，一次在休息室辜鸿铭遇到一个英国人，辜鸿铭用英语问他教什么的，英国人说教文学的。辜鸿铭立刻改说拉丁文，英国人当场语无伦次，辜鸿铭批评说:“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1920 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毛姆本来口吃，听完这句后目瞪口呆。在辜鸿铭眼里，长者应该坐在家里等年少者拜访。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 ” 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 t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自译为《春秋大义》），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

　　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迫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性。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

　　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忧道的少，忧贫的多。打开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 ”一栏里，已经没有辜鸿铭了。

　　辜鸿铭是怎样一个人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１８４０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

　　转自《国学》网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法国梧桐

　　编者按 : 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

　　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厶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厶，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厶其礼貌的本质是什厶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厶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著那厶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厶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著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那厶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著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著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厶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著赤字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著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厶，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解读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称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贬相反的头衔，细数下来，竟有二三十个之多，集于一人之身，足见其受重视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

　　一、究竟有怎样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已同英国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之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后来，在林则徐手下为官，不久后又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营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颇得老板的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汤生（Tomson）。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东返，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1880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汤生向殖民当局辞职后不久，即来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对中国学术思想恍有所悟，写就平生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学》，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发展情况，严厉批评了西方汉学家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不足。此文在《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上连载后，他兴冲冲地赶到上海，请教马建忠，未遇，乃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四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里这句本是说洗澡问题的话，给汤生留下至深印象，他进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如此？联想基督教徒的每日忏悔，汤生决意要使自己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汤之盘铭”之句，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之意。商汤王在洗澡盆上刻写警语，汤生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二、究竟如何聪明、善辩、幽默

　　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辜鸿铭喜欢引用的孟子语录。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直追东方朔的能言善辩之士、一个为中外称道的讽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询问后，以温和的语气对该贵妇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车代步，汽车有四只轮胎，敢问府上备有几付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辜鸿铭机智善辩，虽然有时也狡辩，强词夺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圆其说，并以巧言制服论敌的那份能耐，却是中外莫如的。辜鸿铭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也是幽默的老前辈。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其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许正因为辜鸿铭聪明、幽默、有趣且有见识和深度，因此颇受学生们的喜欢。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样一个“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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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牛人牛事荟】辜鸿铭那些直扎人心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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