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书号：978-7-300-16120-4

　　著者：韩毓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毛术芳 霍殿林 李剑坤

　　成品：170×250  

　　页数：310

　　纸张：70克胶板纸

　　装祯：平装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定价：3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为主题，以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为主线，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历史发展，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核心地位。资本主义体制建立在信用机制之上，并且是对信用机制的滥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对于审视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对改革以国际金融秩序为核心的全球再生产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再次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教授（2005年）、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2008年）。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位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第一名、国家图书馆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执笔撰写的《人间正道》（与京港沪三地著名学者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纵论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干部和高校师生中产生强烈反响，担任编剧的《星火》、《毛岸英》获“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一等奖。

　　【目录】

　　序诗

　　上篇  批判旧世界

　　第一章 马克思与卢梭

　　引子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1．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

　　2．资产阶级与现代迷信

　　3．卢梭与中国

　　第二章 马克思与康德

　　引子 康德的两面

　　1．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

　　2．仰望星空

　　3．经济学与形而上学

　　4．“挤垮”

　　5．“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

　　第三章 马克思与美国

　　引子 四个历史阶段

　　1．崛起：利用“世界债主”获得世界霸权

　　2．颠倒：利用世界霸权驱动债务经济

　　3．危机：债务经济瓦解美元霸权

　　下篇  创造新世界

　　第一章 马克思与恩格斯

　　引子 现实资本、货币资本、虚拟资本

　　1．企业主与资本家

　　2．经理人与投资社会化

　　3．恩格斯自画像

　　第二章 马克思与列宁

　　引子 乌里扬诺夫传奇

　　1．过度积累与剥夺性积累

　　2．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章 马克思与毛泽东

　　引子 大地与革命

　　1．战略与战术

　　2．士大夫与政党

　　3．改造基层

　　【章节试读】

　　序诗

　　——献给卡尔·马克思

　　大胡子卡尔·马克思

　　22岁获得博士学位

　　官方档案记载说：他是普鲁士史上最年轻的博士

　　他娶了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小姐为妻

　　他的内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是普鲁士总理

　　而他却选择了离开家乡四处流亡

　　他一生著述浩瀚

　　但绝大多数手稿

　　至今仍没有出版

　　已经出版的，却基本上没有获得稿费

　　这位在西欧各地流亡

　　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

　　是知识分子中最辛勤的劳动者

　　也是劳动者中

　　最博学的知识巨人

　　他祖宗八代都是犹太教拉比

　　而他却成为了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先知

　　在布鲁塞尔

　　他一举揭穿了“资本”这个谜

　　资本就是

　　“买空卖空、票据投机

　　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资本的原意

　　是“头脑”（caput）

　　资本主义的实质

　　是脑袋支配躯干（corps）

　　它是个“头足倒置”的体制

　　所以

　　资本主义无可救药

　　这个开天辟地的发现

　　至今无人超越

　　在布鲁塞尔

　　他与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著作

　　作为流亡者，他使这个欧洲边陲小城永垂史册

　　但是，布鲁塞尔却把燕妮当作妓女关押

　　无耻地亵渎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女性

　　漫天星光

　　照彻布鲁塞尔寒冷的街道

　　也照彻了这样的真理

　　“让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成为兄弟，是不可能的”

　　像一切剥夺者一样

　　资产阶级滥用了劳动者的信任

　　并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

　　转化为对全世界的欺诈

　　“到处都是劳动者把信用交给了资本家”

　　于是，世界一分为二

　　信用成为欺诈者的特权

　　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

　　大胡子卡尔•马克思

　　无情地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法则踩在脚下

　　悲怆而自豪地向着

　　灿烂的星空伸出臂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巴黎公社的原则

　　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者伟大的自信与团结

　　公社可能失败

　　而公社的原则

　　将会永存

　　他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在拉雪兹公墓

　　与公社战士们共存亡

　　多年之后

　　他的一个铁杆粉丝选择了顶风冒雪

　　奔回伏尔加河畔革命的故乡

　　这位粉丝是乌里扬诺夫家的小弟弟

　　他的亚历山大哥哥

　　因为刺杀沙皇被判绞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推翻了自己中学时代恩师的儿子当权的

　　临时政府

　　《国际歌》声从此响彻全球

　　狂飙为你从天落

　　他曾经写信赞美林肯

　　甚至打算移居美国

　　但头脑简单的美国人民

　　却一直看不懂他的著作

　　直到昨天

　　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才刚刚发现

　　他们的美国梦

　　原来就是

　　“百分之一剥夺百分之九十九”

　　美国人

　　总是觉悟得最迟

　　在尼采眼里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那么，你就是“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

　　你为中国写的文章

　　比为自己的故乡普鲁士写的还要多

　　你四处传扬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

　　你预言：离开了中国的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

　　而一旦中国加入

　　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就将被撑破

　　你的话

　　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二万五千里的长跑

　　把你的名字镌刻在了

　　欧亚大陆的中心

　　长征时代的毛泽东

　　就像你一样

　　有着先知的双眸

　　枯槁的容颜

　　革命家的腿

　　历史已经证明

　　我们最大的愚蠢

　　就是没有读过《资本论》

　　却相信了这样的口号：

　　“告别卡尔·马克思”

　　历史还将证明

　　当永别了卡尔·马克思

　　我们就将与永无休止的危机相伴

　　卡尔·马克思

　　“他的英名与工作将数百年持续地存在下去”

　　而他的思想

　　将无情地照亮历史

　　这“满载愚人的船只

　　向着命运驶去

　　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

　　 

　　上篇  批判旧世界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章   马克思与卢梭

　　引子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我们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有用，是因为马克思是解释和改造我们身处的世界的指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的著作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简单、平常的问题，下述即是一例：

　　人们辛勤劳动，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织网、蜜蜂在忙碌着建筑蜂巢。那么，人类的劳动与忙碌的蜜蜂和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康德和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与蜜蜂和蜘蛛不同，人类总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从事劳动，而且，他们还要使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法则与社会价值标准。

　　因此，人类的劳动与蜘蛛和蜜蜂的活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创造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蜜蜂和蜘蛛只是生产，它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再生产；而人类的劳动，则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

　　上述这个观点，即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筑蜂巢”与人类的劳动加以比较的是康德。他说：蜂巢之所以不能叫做艺术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法则生产出来的，即它不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创造”：

　　尽管人们喜欢把蜜蜂的产品（合规则地建造的蜂巢）称为一个艺术作品，但这样称谓毕竟只是由于与艺术作品的类比；也就是说，一旦想一想蜜蜂并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自己的任何理性思考之上，人们马上就说，这是它们的本性（本能）的一个产品，而它作为艺术则只应归于艺术的创造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支配，即他们是在由“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标准”和“法则”的支配下进行劳动，而这就是织工的劳动与蜘蛛的活动的不同，是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巢的不同：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人们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却根据既定的社会标准，根据既定的社会法则和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劳动作出评价。人们劳动，他们挥汗如雨，这不仅仅是为了换取口粮，而且是为了赢得“社会评价”，并以这种社会评价来换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分配。只是他们总是忘了问一问：这个“社会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于是，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从而就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

　　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发现，它以无比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而当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试图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走近马克思了，你也就离《资本论》第一卷不太遥远了——或者说，你就开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生产—社会再生产原理，进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中国与世界，而从今往后，你或许会被人“攻击”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中国生产了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钢、一多半的水泥，中国的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电话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发达国家超市里日用品的70％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2008年“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果却是这样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中上收入国家为7878美元，高收入国家为39345美元，世界平均为8613美元。

　　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世界工厂”，375亿中国劳工（主要是农民工）作为支撑世界经济的群像，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和评价标准，中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穷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是以“美元汇率”来评价的。这就是因为，那个作为普世价值、普遍标准的“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外在于挥汗如雨的中国劳动者的荒谬尺度，而在这个外在的、荒谬的价值尺度的支配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

　　实际上，比“美元汇率计算法”更离谱（违背常识）的“观念”还多着呢。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是当今世界最具支配性的价值评价机构，它们将华尔街制造的垃圾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却将中国的金融机构、融资信用评为3B级，于是，今天就出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3A级的欧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机，竟然需要信用等级很低的“3B中国”来救助——而前者还绝不承认后者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其实是个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以吓人”的“观念”罢了。但是，由于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西方承认，按照“巴塞尔协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为零，而中国国债的风险则为100％——换句话说就是，那种认为美国国债是白条、两房债券是垃圾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因为许多精英人士坚持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的理由，绝非像“愤青”们指责的那样简单，即他们“不爱国”乃至是外国奸细，而是因为：按照“OECD们”制定的标准，中国国债的风险比美国的垃圾债券还高百倍呢！

　　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说过的那些话，包括：“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物质生产的领域”是怎样为“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所支配？实体经济为什么会被虚拟经济所支配？而这就是因为：既定的社会价值尺度和法则支配着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生产领域，而发达国家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恰恰是通过占领人类社会再生产领域、垄断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方才实现了对于人类劳动的剥夺，完成了对于世界的统治。

　　因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并不是由市场那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所决定、所能够轻易左右的，因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由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定者们来决定的。

　　但是，某种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说：市场是理性的，消费者是理性的，因为他会“用钞票来投票”，这迫使社会生产那些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产品，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一般观念。

　　而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一种学说只是达到了幼儿园的水平而已。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说的那种“抽象的消费者”也仅仅是个观念而已，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社会里。在现实社会里，消费和消费行为都是分裂的，富人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消费者，但他们的消费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即为了通过消费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劳斯莱斯、联排别墅不是社会的真实需求，但是，它们却反映了现实社会一小撮最具消费能力者的“品味”（商品社会中人表达信仰的特殊方式）和价值尺度，而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实质。

　　马克思说，商品并非简单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也并非劳动和劳动者所赋予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者即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造者们赋予的。所谓商品的“二重性”是指：一方面，商品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劳动的产物，它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商品又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表现为植入人们头脑中的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是人们头脑和精神的产物，是现代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依托，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

　　作为价值，作为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商品中并没有凝结着什么“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中所凝结着的，乃是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是指资本的支配地位。由于资本法则统治着社会、分裂着社会，并与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消费永远不可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它只能扭曲社会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种扭曲（异化）了的社会关系。

　　今天，中国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有3亿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热爱者，他们消费名牌，其实就是真正地在彰显“西方普世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来昭示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他们消费的只是观念。他们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圣物，名牌商品是他们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上的护身符，可惜，这些“虔诚的商品拜物教徒们”恰好都比较有钱、有消费能力，这3亿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费支出占全国人民消费支出比重的50％以上，即在每年13万亿多元的消费品零售中占了7万亿元，如果他们中30％的消费是买了国际名牌和服务，其中一多半的钱用于买了“牌子”，那么就有1.5万亿元被无形拿走了。而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的“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约有1万亿元。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元，也就是说，仅这两项，每年中国就贡献给西方“虚拟经济”、“普世价值”2.5万亿元。更不要说“成功人士”投资移民、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留学了，如果这两项再加起来，那么中国每年起码又贡献给发达国家7000亿元。

　　“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如果没有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凭借今天流行的那种经济学，我们恐怕也就永远不能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中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上，但实际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对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主要制造国中国与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它雄辩地印证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真理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社会阶段一样，由生产领域和社会—文化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法则。这正像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产物，受商品的价值法则所支配，而后者和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取决于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抽象法则。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是现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改造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胡锦涛主席指出：

　　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中方赞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提高其应对危机和紧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职责。我们应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使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使用并改善其货币篮子组成，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当代世界局势作出的有力回应。

　　 

　　1. 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

　　马克思是大知识分子，是无比杰出、深邃的学者，但是，人们却把他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以批判“旧世界”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为工作目标的马克思，终其一生很难说崇拜过什么，如果有的话，那么，他毕生崇拜的就是无产阶级。

　　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如此伟大的学者毕生竟然以无产阶级为服务对象，这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如果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经错乱”。

　　我们首先要知道：马克思毕生讴歌并为之战斗的无产阶级，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与现代欧洲文明一起产生的，它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既是劳动者，但更是知识者——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相统一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找到马克思所知道的那种“无产阶级”了，曾几何时，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同时，无产阶级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被资产阶级盗取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驱逐出来，两手空空地走向了黯哑的物质领域。

　　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以“行会”为依托的工匠阶级，而正是工匠们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他们所开创和引导的“自然的知识”大潮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内核与动力，也正是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会财富而萌生的那些日积月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大革命，并最终推动了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现代工业革命。

　　欧洲科学技术史表明：自16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劳动者就是欧洲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他们引导了文艺复兴、开辟了启蒙的自然知识领域，最终正是他们的后继者——产业无产阶级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16世纪以来直到工业革命的发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工匠和产业无产阶级一直就是欧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阶级，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与知识非但没有分离，而且，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只有思辨体现为行动，只有头脑被手的试验、劳作所证实，如此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动力，是欧洲“新文明”的实质，这个“新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唯物主义，它最终的代表者当然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首先是欧洲现代新文明的产物，因此，只有将马克思放置到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

　　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们现在就必须从启发了马克思的欧洲思想“先驱们”说起，而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首推卢梭。

　　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是卢梭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乃是与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卢梭目睹了城乡分化背后农民与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里巧夺天工的工匠与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之间的分化。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认为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本质上与神学家们一样，都不过是些靠煽动迷信，靠调动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以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种可疑的社会价值标准的“骗子”，他们与辛勤劳作的农人和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不同，正是这些“形而上学家”败坏了欧洲文明，也败坏了人类的“理解力”；一旦将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人类理解力”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古典物理学的祖宗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师傅。通过卢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卢梭的家世很不幸，钟表匠伊萨克·卢梭的太太苏珊娜因孕育伟大的雅克·卢梭难产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一辈子自然是对这个新生儿又爱又恨，因为这个孩子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钟表匠：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七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陀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乃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尔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愚蠢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

　　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下层石匠的行会组织（后来美国多名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所鄙视：

　　“技”艺和“文”艺的社会对立，脑体的对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智慧活动和职业活动。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钟意于对古代医书评头品足；而需要动手术和做解剖的外科医生则与理发师为伍，社会地位与助产士相差无几。文人学者与艺术家（指艺术性的技师——引者注）相比，人们更仰慕前者。14世纪，艺术家还没同刷墙工和石匠区分开来。

　　实际上，推动了包括哥伦布航海在内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人们，就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眼里是“下等人”：“在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下的是手工艺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铸造工和矿工。他们在技术进步和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和枪支；建造起造纸厂，钢丝厂和模具厂；他们创造了鼓风炉，16世纪把机器用于采矿业。他们冲破行会传统的限制，受到经济竞争下产生的发明的鼓舞。无疑，正是他们成为经验观察、试验操作和因果关系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还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工匠中也分高级工匠、艺术工匠和一般的手工业者。高级工匠，正如卢梭的老爹一样，正是一群热爱读书和善于学习的“文化人”——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的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樊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读塔西陀和莫里哀，通过读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有过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但他们的创造精神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尽管他们不能将这些实践知识理论化、体系化，但他们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先驱。正如齐塞尔所说，虽然“不能把这些高级工匠叫做科学家，他们是最贴近科学的先辈。他们理所当然成不了当时世人眼中可敬的学者。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智力的系统训练与实验观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层有学问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留给了下层平民劳动者”。

　　“工匠”与“学者”之间彼此隔绝的局面，在16世纪终于得以改变。这首先就是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宗教迫害”运动，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工匠们的力量在那些地区空前壮大了，工匠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工匠们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

　　卢梭生来就是“公民”，这是喜好读书钻研的父亲的另外一个遗产，于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这是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封面上郑重其事地印上：“日内瓦的一位公民作”。

　　实际上，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人民”，以及马克思所指称的“无产阶级”，都是受到了卢梭“公民”概念的启发。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发明了“人民”这个概念，他按照主权、人民、法律和共和国之间的相关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整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

　　无论公意、法律、主权还是共和国，它们的基石都是“人民”。我们要记住的是：法语“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词，它指的是被统治的“劳动阶级”，是有文化、有手艺的劳动者。而卢梭所谓“人民”的基础，其实就是工匠阶级。

　　要知道什么叫做日内瓦公民，首先就要了解日内瓦共和国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要了解16世纪以来欧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国要推广天主教，开始大规模迫害异教徒，这里的异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它的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杀。菲利普二世以来，西班牙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对荷兰、英国的战争，都是这种追杀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即划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流放和追杀，新教徒工匠的大部分跑到荷兰、英国、德意志，还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内瓦。不过，西班牙帝国有意识的迫害运动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鞭子”，它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导致了欧洲的工匠师傅由原本经济发达、贸易集中的南欧向当时相对闭塞的英格兰、北欧流散，这种“工匠”的大流动造成了手工业行会的大聚集，它最终为经由行会向工厂生产的大转变，即我们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条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国人不愿做法国人，特别是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为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业和私人银行业著称于世，但是，钟表业却并不是瑞士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导致了大批追随加尔文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这才带来了制造钟表的技术。至于私人银行业，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财产从南欧和法国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带兵出征的欧洲贵族将其财产和掠夺来的财物交给代理人经营，由此产生私人银行业务的萌芽。这个萌芽，随着欧洲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战争的扩大，随着国王们为了扩大战争而日益增加的筹款需要，而日益庞大起来。

　　卢梭出生的时代（即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因为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

　　日内瓦作为一个“行会师傅的逃难之乡”，作为“流亡者的避难所”，相较荷兰这种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兰那个孤岛而言，自然条件还算是好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起初是为日内瓦所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会”制度，《社会契约论》日后成为了美国《独立（大会）宣言》（即我们常说的《独立宣言》）的蓝本。而与后来的美国社会一样，日内瓦移民社会的前提是：作为有手艺的劳动者，共同体成员没有什么先天社会背景，即“起点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平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完成稿）中曾盛赞北美的移民社会，认为“移民社会”有利于摆脱旧世界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全新的交往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启示。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在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组织（指正义者同盟）而作。

　　欧洲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传入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播散到欧洲，而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则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业又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的知识，这一切都促成了知识与劳动的结合，而知识与劳动结合的动力是现实生产的需要，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种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情况，是在1500年之后方才发生的。而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却一方面是人文学者为宫廷提供知识，一方面则是工匠们的技术发明远远地把人文学者们甩在了后面，现实中仍是手脑分离的状况，经院哲学和神学传授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6世纪，这种分离的状况才终于随着欧洲封闭状态的打破而改变。从那时起，首先是统治者们开始更加关心“海外的财富”，关心那些能够使他们在彼此争战中掌握先机的武器制造技术，关心那些能为他们筹措战争和航海经费的货币操纵者。于是，从战争国债筹措者中产生了资产阶级，从海外贸易中产生了大贸易商，而从工匠中则产生了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在1550年前后，欧洲的“人文学者”们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关注起手工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了——工匠与人文学者的结合开始了，正是由于这种结合，我们后来所谓的“科学家”产生了：

　　到155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技术在经济上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编写的拉丁文和本国语的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发现、航海和制图、采矿和冶金、勘测、机械加工以及炮术。最终存在于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社会界限消失了，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们采纳。真正的科学终于诞生。大约1600年左右，这项工作由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埃德加·齐塞尔以伽利略为例，说明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技术、军事工程学和艺术家技师之间的关联性：“伽利略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把工匠用的试验方法和测量方法与精深的数学分析结合到一起，才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使用的两种方法后来成为近代科学的方法。”（参见［奥］埃德加·齐塞尔：《科学的社会学起源》，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88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来完成。

　　总之，16世纪末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动的不同层面中，上层贡献了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趣；下层贡献的是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

　　 

　　尽管在那个时期，工匠们的发明还停留在行会内部，还是一种“特权”，即还没有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战争、财富竞争还是海外贸易，都已经离不开技术发明，而技术发明则来自下层工匠、技师们的生产劳动实践。

　　卢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作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与自尊，他的特立独行和愤世嫉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上升时期的工匠阶级精神的表现——它传达的正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骄傲。

　　真正大规模的变革是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和经济竞争要求适应新的经济情势的、更快运用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亦要求军事技术的现代革新。于是，在大学与行会、人文学者与工匠师傅的结合中产生的科学，就是这样开始被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于是，行会扩大为现代大工厂，工匠师傅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概括了从行会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加州史学派的戈德斯通认为，欧洲的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完成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发动机驱动实验科学到发动机驱动工业”［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18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而这里的关键是，当年的工匠阶级把生产技术带进了大学，并在那里与学院的知识相结合而诞生了科学，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把科学运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

　　（在18世纪——引者注）手艺工人、商人、仪表技师和上流人士（甚至神职人员）都开展了自己的实验工作并且小心、有条理地进行观测，以期能够获得自己的新发现和有用的先进知识，这种协作与关于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尽管罗伯特·波义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学会仪器馆长的丹尼斯·帕潘最早进行了活塞式蒸汽机的设计，但他未能成功制造出一个可操作的样本（不过他发明了另一种实用的产品——高压锅）。倒是一个手艺工人汤玛斯·纽科门制造出了实用的部件，并发明了一套复杂的蒸汽进出的阀门系统，这才使得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纽科门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和全国各地的公开讲演中，获悉了大气压力发动机的改进问题并了解了大气压力和压缩蒸汽产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采矿业经历和作为手艺工人的技术才使得他有可能制造出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来。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数十年以后，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鉴了约瑟夫·布莱克和其他人关于潜热的科学思想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能量效率思想，并以这些科学思想为指导制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机。瓦特可以自由地从手工艺匠人、仪器制造者和煤矿工程师（他们需要并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机）的世界，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的世界，以及像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他生产和销售蒸汽机的合伙人）这样的企业家们的世界之中。这里所提到的瓦特可以进出的“三个世界”，其实就是技术发明家、科学家和资本家的“三个世界”，它们是1850年以后产学研一体化体制的初步模型。正是各阶层人士的混合和流动，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机械技巧和了解市场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他们都热切地追随实验探索的过程以寻求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艺——从而使得蒸汽机的发明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

　　工业革命，完全是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结果，而促使科学技术得以发展的，一开始却无非就是无产阶级力图克服和解决生产活动中遭遇的难题与困境的智慧性努力，这些难题与困境包括：如何节约劳动时间；如何减轻劳动强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不过，推动工业革命并使其发生转变的还有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欧洲的资产阶级最初是作为国债的筹措者、作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投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当资产阶级发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转而去投资工业；当他们发现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以资本投资的方式，想方设法把科学技术垄断在自己手里。

　　恩格斯认为，卢梭是启蒙时代最为特殊的人物之一。卢梭的社会契约缔造了理性的王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不过，恩格斯却没有指出，卢梭的故乡瑞士是与意大利、荷兰并肩的欧洲私人银行摇篮，瑞士对于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社会契约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今天支配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尔协议”——这一体现当代资本主义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则，也是在卢梭的故乡诞生的。

　　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一贯看不起人文学者，这甚至也波及启蒙学者，卢梭甚至说，启蒙运动不过是以百科全书代替了圣经、不过是以学者来冒充教士罢了，因此，启蒙运动本身也需要启蒙。而那个时候，卢梭之所以还没有抨击银行家，乃是因为银行家的势力还没有压倒作威作福的贵族和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

　　后来的马克思则这样说，资本家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股票和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和金钱的力量，认识到“钱能通神”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确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钱，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权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家就能控制生产；而只要有钱，同样也可以买到并垄断科学技术。

　　金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对资本的运作使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霸权。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流入绅士阶层和商人手中，而国王的资金便主要依赖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众议院。在经济方面，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1696年大规模重铸货币，这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和公债市场的形成。而在科学知识方面，则是于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该学会尽管是“独立”社团（实际上是由财团出资），不对政府负责，但与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英国政府也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学会初期有会员100多名，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皇家学会的前身是格雷欣学院，它是由当时的银行家和皇家的财政代理托马斯·格雷欣在1579年资助成立的，即皇家学会的真正股东是大金融资本家，这个组织“以每天讲授不同专题的形式向外界公开提供高等教育。该学院特别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实用研究。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实验科学新成果的研讨中心”。

　　毫无疑问，皇家学会在成立的初期，确实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因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普通人，它没有规定一个入会的门槛。

　　而在欧洲大陆，科研机构的成立更是国家和大金融资本家主导的自觉行为。法国政府于1699年成立了科学院，并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成立了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而被哈耶克认定是“唯科学主义”发源地之一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德国、美国在18—19世纪也成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由银行家和国家资助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它迅速取代了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从事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工人自发组织，于是，一个独立于生产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便由此产生，并迅速地代替了技术工人从事发明工作。前者因为在充沛的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发明，从而有着后者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工人阶级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资助和垄断，以使得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劳动相脱离，这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剥夺工人的有意识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战略”，因为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资产阶级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一项发明可以代替许多工人的劳动，而被资本家垄断的技术发明不再帮助工人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并给技术工人带来好处和收益，恰恰相反，现在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发明与工人对立起来了，新兴的、被资本家雇佣的工程师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了，工人被迫与新发明竞争，这样一来，包括先进机器、仪器在内的新技术的发明，就不再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创造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负担、制造社会贫困的手段。

　　马克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抵制工人的罢工及提高工资的要求，因为只要有了新机器和新发明作为工人劳动的替代，就可以抵消工人罢工的力量，因此，所有那些机器和技术创新“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而资本家对新技术和新发明的要求，必然使其求助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并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使科学成为致富的手段并促使搞科学的人互相竞争，这便使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也成为资本的同伙，而同工人和劳动相对立。

　　资产阶级的胜利，在于它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各阶级、社会的各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不仅仅是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占有和吞并了“无产阶级的科学”，资本不创造科学，但却利用科学、占有科学。正是通过“占有科学”，资本家使得工人被异化为机器，使他们的劳动与知识彻底分离，从而变得在真正意义上“一无所有”：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家占有、吞并和盗取的关键时刻，从长时段的欧洲历史看去，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传统走向分裂解体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劳动被“异化”和片面化的时代，是马克思所谓“物质生产的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开始走向对立的时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资产阶级逐步垄断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无产阶级则两手空空，被驱逐进黯哑的物质生产领域。从那个时代开始，现代科学技术与劳动和劳动者分离了，包括蒸汽机在内的无产阶级曾经拥有的一切辉煌的发明都反过来成为剥夺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了。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的能工巧匠消失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历史上消失了，无产阶级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而以唯物主义为标志的新文明传统——思辨体现为行动、头脑被手的试验所证实这个创造性劳动的伟大传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宝贵遗产，已经开始失落了。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哲学战胜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时代，但马克思写作的时代的基本情况则是：资产阶级以其形而上学战胜了朴素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挫折，乃是与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作为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失败，是与他们的科学文化创造成果被盗取密切联系着的，是与资产阶级全面占领社会再生产领域，并以那个领域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密切联系着的，是与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裂和对立联系着的。它势必表现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生产者与社会法则制定者的对抗，而这就是现代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建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心壮志是再造一个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的无产阶级，即有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听任无产阶级沦为物质劳动的工具。

　　“马克思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马克思这个空前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这样，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2．资产阶级与现代迷信

　　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马克思

　　在很多人看来，资产阶级——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无产阶级则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持这种看法的人，要么是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彻底洗脑，要么就是对真实的欧洲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杰出知识分子，会把资产阶级看做最没文化的阶级，会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为落后文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变种，视为一种现代迷信。

　　正像占有和盗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占有和盗取了“别人的科学”。如果说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继承和发扬的就是欧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学文化，即使那些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神学和迷信换成了“形而上学”这种貌似新颖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质上，神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正如上帝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样，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信用”，而这就是信贷制度——投资放债制度的基础。资本也并不是财富，恰恰相反，资本要消灭一切现实世界里的财富，为的就是将其转变为投资——“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资本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转化为投资即“对财富的许诺”，转化为“有待实现的财富”，就此而言，资本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而对于投资或者投机失败，对于“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许诺”会在现实中落空这个残酷的问题，资本投资家的回答倒是极其简单、天真而有趣的，那就是：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的投机——“相信上帝与你同在”。而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是“新教”，马克思则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这其实都是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活动自行增殖这个简单的神话的基础上。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活动建立在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这个想象的基础上，所以，“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就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而所谓“一切经济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这句十分简单的话，却深刻地说到了问题要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现代迷信。而这里的“信心”，就是对资本永恒积累的信心。

　　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建立在“信用”这个“想象的沙滩”之上，而并非建立在真实世界里的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并非建立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清醒评估的基础上。于是，现代知识的使命也就是把信仰归于想象，而把观察和试验归于科学——最早提出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英国一位由于被控贪污受贿而赋闲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位大法官于王阳明（1472—1529年）去世31年后出生，于明朝灭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岁的时候因在严寒中做实验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实力走势的大转变——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依赖“想象力”，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知识就是如此。实际上，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这样一种知识活动无非是人们头脑中概念与范畴的推演。

　　另外一种知识依赖“理解力”。所谓理解力，就来自对于现实事物的观察、试验和归纳，它不能依赖头脑的“冒测”，不能依赖“信心”，而是依赖现实中手的劳作、眼睛的观察，只有当头脑被手的劳作所证实，当事实纠正了“人心的冒测”时，真正的知识才能形成。这种真正的知识，就是科学。

　　培根指出，神学和经院哲学长于语言论辩，这是因为：语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上的结构，而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转变，依赖的只能是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树，但是“树”这个概念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树”这个概念，我们只能依赖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图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解释现实，这本身就是虚妄。

　　因此，培根对于经院哲学的批判不是与之辩论，而是指出“想象力”与“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们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事物，与在现实中通过试验和观察“理解”一个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人心的冒测”，简单地说就是“独断论”；他把自己确立的新的认识方式称为“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前者仅仅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已，并不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培根表示，对于“真理”，应该求助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必须誓绝那些无谓的“党争”，而经院哲学和神学一样，无非是靠动员人的联想和想象去制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觉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象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

　　在培根看来，文艺复兴也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人文学者”身上还带着教士的影子，他们争来争去，争的无非还是些抽象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培根把西方的“学术革命”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和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里说的“第三阶段或时期”指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神学和经院哲学有碍于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这就是因为它们把知识活动束缚在人的头脑之中，它们依赖的工具是不可靠的想象、联想和幻想，它们限制着人类的观察能力，而对经验的鄙视则阻碍了对自然的探索和了解：

　　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精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

　　因此，培根要求将“想象力”与“理解力”分开，将头脑与手的实践、眼睛的观察分开，同时将神学和经院哲学诉诸的“信仰”与解释自然的科学知识分开：

　　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

　　所谓“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把那属于科学的东西交给科学”。培根强调：不能用基督教信仰的思维方式研究或干涉自然科学，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培根先于康德涉及了信仰和科学的二元性问题，虽然他这里的“信仰”还是传统基督教的神启宗教，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

　　在培根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就是卢梭。培根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批判对象，卢梭则以人文学者和启蒙主义为批判对象，卢梭尖锐地揭示出启蒙思想中的幻想和神学因素，当然，也就是因为这种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卢梭把同时代的启蒙者全都得罪遍了。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文章中指出，欧洲和法国流行的科学与艺术，无非是建立在想象和幻想基础上的观念与语言的游戏，它与观察和试验相脱离，也与现实的生产活动相对立，这种科学与艺术越繁荣，文明也就越堕落。在欧洲，虽说上帝的权威被动摇了，但这不过是以无形的法则和观念代替了有形的神，不过是将神学的统治转变为形而上学的统治，而迷信依旧。

　　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这篇文章，来阐述卢梭的观点。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卢梭10岁的时候，钟表匠老爹也因为斗殴伤人而“跑路”了，他从此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饭吃，怎么办？只好去学手艺，日内瓦城里的各种手艺他几乎尝试了一遍，而工匠师傅们对他的评价则基本相同：这个孩子蠢得活像一头驴。

　　卢梭其实一点也不蠢，像一切天才那样，他这株奇葩只不过是开花比较晚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学的那些手艺，后来几乎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抄乐谱。卢梭一辈子全靠抄乐谱为生，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当卢梭成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明星之后，还是靠抄乐谱混饭吃，多少达官贵人、名媛淑女，就是为了一睹大思想家卢梭的风采，特意跑去请他抄乐谱。卢梭秉承了工匠世家的职业伦理，保质保量，一丝不苟。到了晚年，卢梭抄乐谱的手工费非常高，当然，他抄的乐谱也极其精美。卢梭一生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

　　但是，当伟大天才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大家对他却完全失去了耐心，而卢梭本人更是对学手艺这件事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被逼无奈，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听人家说，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钱管饭的，那就是天主教“圣灵收容院”。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加尔文教徒），如果想重新归化天主教，就有一个“灵魂培训班”等着他，去上这个“思想学习班”，到那儿反省，就会得到钱。这样，他为了吃饭，就这样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不得不把“灵魂”给出卖了。

　　卢梭这个苦儿于是流浪到了南欧，进了撒丁王国的都灵圣灵收容院，出卖自己的灵魂，改奉天主教。卢梭在那里洗心革面了三个月，但却大失所望地出来了，因为反省班出来之后还是没有工作；从“天国”里出来，还是没饭吃。出了“天国”的门，卢梭只好又回到了“人间”，于是，他就不得不去法国一个专门“改造灵魂”的人那儿当助手，他原本以为这个人是个老太太，但是去了一看，却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美少妇，这个美少妇就是华伦夫人。

　　那个时候，卢梭16岁，华伦夫人28岁，对无家可归的卢梭来说，华伦夫人的家就成了他的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和华伦夫人一起住在法国的乡间；在那里，他成为大自然的观察者、研究者（在大自然中旅行并收集标本，这是卢梭一生的最爱）；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法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的急遽分化，从而开始深入思考“人类不平等”的问题；在那里，他远离了欧洲城市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和无聊论辩，远离了那些“无用的知识”，从而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与劳动和手艺相比，一切以“人类灵魂”为说辞的营生都近乎欺骗。

　　奇葩总是很晚开花，卢梭成名其实也很晚。卢梭的出名，是由于他的一篇征文习作。1749年夏天，年近40岁的卢梭依然在法国城乡间游荡，默默无闻，而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属于当时欧洲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勃艮第公国）的1749年度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所谓机遇出自偶然，卢梭有个好朋友叫狄德罗（马克思在《自白》中曾经说，他毕生最喜爱的散文家就是狄德罗，而当时的狄德罗正在编一本百科全书，他拉卢梭入伙，不过只是请他写关于音乐的词条。百科全书的全名是《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这与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类似。

　　1749年，狄德罗因为编写《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触怒了教会，被判短期坐牢，编启蒙百科全书的事也只能停了下来。而狄德罗倒霉后，卢梭坚持每天都去探监。那时的卢梭特别穷，没钱坐车，每次都是走着去的。这天，卢梭手里拿着《法兰西信使报》边走边看，一下子就看到这个征文题目。据说看到征文题目的时候，卢梭就像触了电一样，感到天旋地转，7岁时候读过的那些罗马经典：塔西陀、西塞罗……这些人的教诲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他一路上念念有词，文章就如同乐章一样从心中流出，首先便把他自己感动了。卢梭就这样一路流着泪去了狄德罗那里，而铁窗里的狄德罗听了他的阐述后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哥俩隔着铁窗彼此讨论，于是，一篇震撼欧洲思想界的伟大文献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卢梭的这篇成名作中究竟发现了什么真理呢？

　　卢梭发现了人类社会走向分裂、人类文明走向堕落的根源：科学和艺术日益与生产劳动的实践相分离。没有观察和实践能力的学者、缺乏对现实的理解能力的统治者们，只是依靠幻想和想象（用今天的话就是靠“拍脑袋”）来支配现实，这样一来，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域非但不被重视，而且还要受幻想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支配，于是，人类文明就在“独断”与“幻觉”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卢梭作品的一贯风格，那就是如同交响乐章一般的结构。卢梭是个音乐家，他的写作风格是音乐式的、宣言式的，而这种宣言式文体，这种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风格，在马克思那里最终达到了高峰，《共产党宣言》便是如此——“宣言”从一个“幽灵”的出场开始，随之转向辽阔恢弘的世界场景：新大陆的发现、运河的开拓、火车的奔驰；然后再伴着隆隆的机车轮声，转回到欧洲大工业时代的工厂：通红的火炉、轰鸣的机器、挥汗如雨的工人、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

　　卢梭的文章也正是有这种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大开大阖、由许多小和弦反复推向主题和高潮的结构。

　　全文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卢梭便以史诗般的风格分别考察了历史上三个伟大文明的兴盛与衰落：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当时的中华帝国还处于繁盛期，故卢梭只是预言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同时指出了造成伟大文明衰落的共同原因：对于虚幻之物的追求，毁坏了伟大文明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的艰苦奋斗精神。

　　也正是有鉴于此，卢梭对于希腊文明的评价是很低的，希腊人善于言辞辩论，但是，正是这些无聊的辩论，瓦解了希腊人的团结，使这些言辞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在外敌攻击下沦为奴隶：

　　希腊的学术虽愈来愈昌明，人民虽那么的快乐，但他们始终是奴隶。闹了几次革命，但闹来闹去，只不过是换了主人。德谟斯梯尼的辩才从来就没有使任何一个被奢侈和艺术弄得精神委靡的希腊人重新振作起来。

　　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卢梭对文艺复兴的评价则更差，卢梭认为：与其说文艺复兴是罗马文明的“复兴”，还不如说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文明的核心——公民政治道德、劳动工作伦理的无情摧毁，文艺复兴以一种可疑的“文艺生活”代替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和劳动生活，以一帮“文艺小青年”代替了刚健尚武的罗马武士和勤劳勇敢的劳动者，它与其说标志着欧洲的新生，不如说标志着欧洲文明的堕落。

　　 

　　卢梭说：

　　使文艺在我们这一地区复苏的，是那些愚昧的伊斯兰教徒，是那些肆意摧残文艺的暴徒。君士坦丁的宝座的倒塌，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法国也从这一堆珍贵的遗物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时隔不久，科学便接踵而来；出现了写作的艺术之后，又出现了思想的艺术。这种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现象，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但却是很自然的。人们开始感到与缪斯交往的巨大好处：用一些值得人们互相赞赏的作品，促使人们彼此争相取悦，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富于社会性。

　　在卢梭看来，欧洲从伊斯兰文明中引入的数学、天文学，实际上与从希腊的废墟中复活了的艺术一样，都将在罗马肌体里产生一种致命的“副作用”，即它们固然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但却有一项极大的坏处，就是如果人们一味沉溺于此，它们便会瓦解人民为了国家和共同体不惜牺牲生命的政治意志与埋头苦干的工作伦理——因为对希腊人或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来说，只要能“过好日子”，能够享受生活，当奴隶也无所谓。

　　而且，卢梭还预言说，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它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由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这其实是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着的事，是文明演进中的普遍规律——而且，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华文明也正在被腐败文化瓦解，而它的崩溃和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果以今天的“常识”看去，卢梭对于希腊文明、对于文艺复兴进行如此尖锐的批判，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而我们倘把他的意见简单地视为“反对科学和艺术的传播”，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卢梭这里所指斥的“科学”，就是指与劳动和生产技术相脱离的、为人文学者和启蒙学者所崇尚的那种夸夸其谈，而所谓“艺术”则是指那种好幻想的、半神学的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凭想象过日子，它威胁着人类的理解力，毁坏着“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从而使人不能真实地了解现实世界。

　　实际上，卢梭深刻揭示了：如果人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与政治和生产劳动无关的事业（包括“科学与艺术”）上去，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统治，就很容易沦为奴隶而不自知。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并总结了欧洲各帝国、各王国兴衰的历史，它直指立论的核心，提出了支配人类历史运动的“黄金周期律”：那些奢侈腐败的文明，一定会被艰苦奋斗的文明所击溃，而这就是因为，前者拥有的是金钱，丧失的却是公民们在劳动和战斗中掌握现实世界的能力，金钱不过是想象的财富，而劳动产品才是真实的财富。

　　卢梭滔滔雄辩地指出：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共和国，一个特富，一个很穷，结果是